这个游戏很有趣，它考验一个人的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假如先抽出的4张牌相加没有得出质数，那么接下来应该怎样玩，就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已经得出的数值以及剩余牌的数值。例如前面计算过的4张牌：2+7+K+4=26，首先要考虑的是，剩余的牌里会有哪些质数。26之后的质数有29、31和37（最大点数的牌是K，即13点，所以结果不可能出现高于39的质数）。要是抽到3、5或J（11）就会输牌，抽到其他的牌就可以继续累积牌数。
我不像其他孩子那样，放学后到街上或公园里玩，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坐在地板上，玩自己发明的游戏。其中一个游戏是玩扑克牌。玩法很简单，每张扑克牌都给定一个数值：A是1点、J是11点、Q是12点、K是13点，其他牌的点数就是牌面的数字，如果能留住牌就算赢。具体玩法是先洗牌，然后抽出4张牌，将每张牌的点数相加，如果总和为质数，那么就要放弃这4张牌。和扑克牌的其他玩法一样，这种玩法要想赢，也得靠点儿运气。举个例子，如果这4张牌是：2、7、 K、4，那么就有可能赢，因为2+7=9，9不是质数，9+13=22，不是质数，22+4=26，也不是质数。这个时候，再玩下去就有两种选择：要么冒险再抽一张，如果与前面的得数相加为质数，那么这几张牌就被输掉了；要么连抽4张，重新计算数值，而前面得数不为质数的牌可以保留。整副牌都抽完之后，牌局结束，统计被保留下来的扑克的总点数，就是最后的得分。
计算剩余的牌也可以帮你做出选择。例如，你已经累积了10张牌，总点数达到了70，如果你知道剩余的三张牌分别是3、6、9点，要是与现有的70点相加，就有可能遇到质数73或79，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留这10张牌，然后再抽出新的一组，这样就会有较大的胜算。我用这样的方法来推算剩余牌的点数：同一副牌里，相同点数的牌有4张（4张A、4张2……依此类推），我把抽在一起的4张牌看成由小点组成的方形，每个方形因其数值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色彩和质地。例如，1在我眼里是一道明亮的光，4张A就组成鲜明、亮丽的方形。6是小黑点，因此4张6就是方形的黑洞。玩牌的时候，随着抽牌，我脑海中的那些方形也会跟着发生变化。如果出现第一张A，那个明亮的四方形就变成三角形；随着第二张A的出现，亮丽的三角形变成了一条线；第三张A出来后，明亮的线就变成了一个点，当4张A都出现后，在我脑海中与那组牌相关的图形就消失了。
现在回头去看才知道，安妮其实是我童年时孤单和寂寞的化身，她的存在，意味着我开始审视自己，并力求改变。让安妮消失是因为我想摆脱孤单和寂寞，去寻求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让自己好好地活下去。
扑克牌可以说明质数不规则分布的特殊属性。就拿这个游戏来说，有些点数的总和就比其他点数之和更有利于赢牌。例如，44要比34好，因为44后面可能碰到的质数只有两个——47和53，但34后面却可能碰到4个质数——37、41、43和47，数量比44后面的质数的数量多出了一倍。要是点数之和为100就不妙了，因为接着就有可能遇到5个质数——101、103、107、109、113（前提是你能在接下来拿到A、3、7、9或K）。
有一天，我还像往常那样在大树下踱来踱去，用鞋跟踢着粗厚的树皮，安妮静静地站在一旁，让我觉得有点儿陌生。她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让我抬头看着她。尽管我感到这很难，但我还是抬起头来，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紧抿着嘴，脸上泛着比以往更柔和、明亮的光泽。她沉默了几分钟，才缓缓地以温柔的声音告诉我说，她要离开了，而且是永远的离开。我难过极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快死了，来这里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然后，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再没出现过。我不停地哭，直到把泪水哭干。在这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沉浸在失去她的哀痛中。她深深地印在我生命成长的历程中，我会永远记得她。
父母担心我总是闷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不跟邻居的孩子玩。有一天，母亲带我去邻居家，她跟这家的太太喝茶聊天，这家人的女儿跟我年纪差不多，母亲要我跟这小女孩一起玩。我给那个小女孩讲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但总是被她打断，我真的很生气，因为要是我想说的话说不出，我就会感觉像要窒息一样。我的脸憋得通红，而那个小女孩还在笑我，我气得失去理智，站起来打了她，她大哭了起来，从此她们家再也没有邀请过我。
我们经常谈到生与死的人生大事，还讲到我喜欢的瓢虫、硬币塔、书本、数字、大树以及我最爱的童话书里的巨人与公主。有时候，我会问安妮一些问题，她却不回答。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我和其他孩子不一样，她摇着头说，她不能告诉我。我想大概是答案会伤害到我，她才为了保护我而不告诉我，因此我也就没再追问。不过她告诉我，不要在意那些嘲笑我的男生，我会生活得越来越好的。她鼓励我的那些话给了我很大安慰，每次与她告别时，我心里都感到充实和快乐。
于是母亲鼓励李伊，要他和朋友玩的时候带上我。李伊最要好的朋友是住在跟我们隔两条街的艾迪，他家玩具很多，李伊常去他家的院子玩。当他们打乒乓球、踢足球时，我会坐在院子的秋千上，有节奏地摆荡。
每到游戏时间，当其他同学在操场上嬉戏的时候，我都会在操场的大树下跟安妮长时间地深谈。她的声音听起来轻柔、亲切，没有距离感，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到平和安稳。安妮的经历很丰富：她曾跟一个叫约翰的铁匠结婚，婚后的生活很幸福，但没有孩子。后来约翰去世了，只剩下安妮一个人，她很感谢我能陪伴她。我喜欢和她在一起，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哪怕错了，她都不会厌弃我或者叫我走开。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诉说我的心里话，她总是包容、耐心地倾听，从不会打断我或认为我很奇怪。
李伊要跟艾迪一家在暑假里去海边度假一周，母亲动员我也跟着去，艾迪的妈妈也欢迎我同去。我有些犹豫，因为不想离开家。然而母亲坚持要我去，她希望我能借此机会增加与人相处的信心。在母亲三番五次地劝说之后，我终于答应了。
亚斯伯格症候群患者渴望与外界接触、交朋友，但却困难重重。我因深陷孤单而痛苦，当我一个人在操场边的大树下散步时，为了弥补没有朋友的空虚，我会想象出不同的朋友陪伴在我的身边。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她的脸——瘦瘦的、小小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觉得非常漂亮。她很高，大概1.8米，一袭蓝色的披风将她全身都罩住了，瘦削的脸上布满皱纹，她很老了，超过100岁。她的眼睛细长而水润，时常微闭着，像是在沉思。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这和我们的友谊没有关系，至于名字，她让我叫她安妮。
刚到海边的时候，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艾迪一家人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但我还是想家、想母亲。我们住处的附近有投币电话，我用口袋里的硬币打电话回家。母亲听到我在电话里哭泣，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说心里难受，想回家。就这样说着，硬币快要用完了，我让母亲再打过来，接着我挂断了电话，守在话机边等母亲的电话。我没有将这边的电话号码告诉她，我以为她是知道的，并认定她一定会打来。我在电话旁边一直等，差不多一个小时才离开。随后几天假期，我每天坐在艾迪家人房间的地板上，用手堵住耳朵，不停地哭。艾迪的母亲劝我跟他们一起出去活动，我也不听，她拿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艾迪一家一起度假。
一些男生会从操场上跑过来模仿我拍手的样子取笑我、辱骂我。我不愿意让他们太靠近我，如果距离近到我的皮肤能感触到他们的呼吸，我就会一屁股坐到硬水泥地上，双手堵住耳朵，直到他们走开。当我感到威胁和压力时，我就数2的乘方，即：2、4、8、16……2 048、4 096……131 072、262 144……1 048 576，数的时候，这些数字的图形会浮现在我心里，我就会逃离那个让我恐慌的世界而感觉到安全和秩序。由于我的反应总是不同于常人，以至于那些想嘲笑我的男生都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受到捉弄后大哭或跑掉，那些男生也就无从笑话我了，但还是会骂我脏话，我对此一概不予理睬，所以也就不会受到太多的困扰。
有时我会跟弟弟妹妹们一起玩。虽然他们在玩的方面要超过我，也比我更早结交朋友，但是他们爱我，因为我是他们的大哥，我常讲故事给他们听。他们渐渐地了解我的喜好，懂得我的心思。有一次，在母亲用完熨斗后，我把自己房间里的衣服拿到楼下的客厅来想自己熨。母亲允许我用熨斗，但前提是不能插电，不能让熨斗加热。于是我开始熨衣服，弟弟妹妹们觉得好玩，也想参与，我就给他们分配了工作。想着母亲熨衣服的程序，我让妹妹克莱尔负责在衣服上喷水，然后递给我，弟弟李伊站我的另一侧，将我熨好的衣服叠整齐。4岁的弟弟史蒂芬负责把叠好的衣服分类：T恤一叠、工装裤一叠、正装裤子一叠……所有的衣服都熨完了，我们就把叠好的衣服扯开，按照程序再重新来一遍：克莱尔喷水、我熨烫、李伊叠好、史蒂芬分类，我们经常这样玩上好几个小时。
我还时常自言自语。如果不能将正在考虑的事情说出来，我就很难继续思考下去。当我彻底封闭在自己的思绪里时，会觉得被压力笼罩，我的身体也会因不堪重负而变得有些僵硬。即使到现在，在我思考时也会因为身体的僵直而下意识地挥动手臂或拉扯嘴唇。自言自语能让我在紧张僵化的状态中获得些许的释放和缓解。
我和弟弟妹妹们玩的另一个游戏跟图书有关，游戏是这样的：先是把我房间里的几百本书全部搬到妹妹们住的大房间里；然后我会将这些书分成小说和非小说两大类；接着再细分为历史类、浪漫故事类、见闻类、冒险类等，我把每一类书按字母顺序排列，用方形的小纸片做索引卡，上面列出书名、作者、出版日期和类目；最后，我把书按次序放进书箱，将书箱摆在房间的四周，让弟弟妹妹们找书、读书。如果他们想借走一本书，我就把书里的索引卡抽出来放进一个罐子里，再给他们另外一张纸，要求他们写上归还的时间。暑假的时候，父母答应我们可以这样玩，但是假期结束，必须将书里的索引卡全部清理出来，再把书放回我房间的柜子里和桌子上。
一个人在操场边总是很孤单的，我学会了如何在孤单中与自己相处。除了在操场边的大树下散步外，我还会在那里数石子以及数跳房子游戏里的方格数字。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完全忘记了他人的存在。我兴奋的时候，会将双手合拢成杯状放在嘴边，手指紧紧压在嘴唇上，或双手击掌，拍出声音来。如果被母亲看到我这样，她就会责备我，禁止我做这样的动作。其实我并非有意如此，只是下意识地做出这样的举动，当别人提醒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动作。
跟弟弟妹妹们一起玩的时候，我偶尔会用食指触摸他们的脖子，这能让我感到温暖、舒适。然而，我那时并不知道被摸的人可不这样想，也不知道这个举动在人际交往之间是不恰当的，直到母亲跟我解释我才停止。然而在兴奋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去摸别人的脖子，因为我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向别人表达我内心的喜悦。我并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唐突的举动实际上是不尊重他人的表现。我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也没有考虑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是不可以贸然侵入的。因此当弟弟妹妹们为此而气恼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委屈，认为他们无理取闹。
这些学习对我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唯有通过这样的学习我才能融入正常的世界，像其他孩子那样交朋友。如果我掌握了一项新本领，例如学会注视别人的目光，我就会觉得欢欣鼓舞，因为这是我克服了重重障碍和困难才学来的，因此觉得很有成就感。
让我感觉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刷牙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害怕听到刷牙的摩擦声，每当听到有人在浴室里刷牙的声音，我就一定要堵上耳朵，直到声音停止，我才能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我太怕刷牙的声音，所以总是不肯刷牙，直到父母逼我才会迅速地刷一次。不过所幸我很少牙疼，大概是因为我常喝富含钙质的牛奶，又不吃甜食的缘故。父母为了让我刷牙，常把牙膏、牙刷拿到我的房间里，看着我刷完牙才肯走。进入青春期后，我才明白刷牙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弟弟妹妹们和同学们发现我牙齿发黄，并以此取笑我，我就更不愿意开口讲话了，免得一张嘴又让他们看笑话。为此，我不得不在刷牙的时候用棉花堵住耳朵，或是边刷牙边看房间里的小电视。这样既能消减刷牙的声音，也能分散我的注意力，免得我一想到刷牙这件事就要窒息。经过努力，我终于能坚持天天刷牙了。几年后我第一次看牙医，在诊治的时候，因为怕听到电钻和其他工具在我口腔里发出的声音，我又用棉花堵住了耳朵。现在我用的是电动牙刷，摩擦声小多了，我可以轻松确保每天刷两次牙了。
还有一件对我来说很困难的事情是，如果别人不以问句提问，我就不知道作答。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只接收字面信息，而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将说话者的说话内容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并加入自己的理解。据我所知，要是一个人跟你说“我今天不太好”，就表示这个人希望你回答像“是吗”之类的话，然后再问他为什么不好。如果在课堂上，被老师认为我是在拒绝回答问题，那就糟糕了，但实际情况是，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老师是在提问我。例如，老师看着我说：“7乘以9。”我当然知道答案是63，却并未意识到我必须大声地说出这个答案。直到老师重新提问：“7乘以9等于多少？”我才能将答案说出口。我没有办法领会别人希望我回应的意图，在一点一点的学习和观察中，我才逐渐学会了怎样与人对话。
系鞋带也是难题。父母教过我很多次，但我就是学不会。没办法，母亲买了一个玩具大靴子让我练习。靴子上的鞋带又大又糙，我练了好长时间，双手被鞋带弄得又红又痒。这期间，都是父亲替我系鞋带后才带我上学。我到8岁才终于学会自己系鞋带。
有时候，即便我留心听了别人讲述的细节，也还是没办法做出正确反馈。就好像有人跟我说：“我用电脑写文章，但不小心按错了键，把文章内容删掉了。”我就会理解成：他按了一个不该按的键，他是在写文章的时候按错的，但我无法将两个句子按照逻辑连起来，最终得出他想表达的结论：文章被删除了。这有点儿像儿童图画书里的连点成画，我找到了连接的点，却看不懂连起来的图形，我根本看不懂那些连在一起的线。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我分不清左右（即便是在今天，我也要集中精力才能分辨）。8岁之前，父亲不但要帮我系鞋带，还要先帮我穿鞋。有时我会试着自己穿，但结果却会一团糟，我还会为此而气恼得乱丢鞋子。父母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鞋上贴出“左”和“右”的标签，结果很奏效，我终于能穿对鞋了，也开始了解了简明指示的好处。
不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操场上，我都很难围绕同一个话题与别人交流。我的思绪是飘忽不定的，大概是由于看过了太多的东西，只要谈话中出现看过的内容，我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脑中浮现出一堆相关的联想。就像现在，要是我听到“伊恩”，脑中就会立刻闪现出我认识的一个叫伊恩的人，随后画面就跳跃到他开的那辆Mini，接着就是经典电影《偷天换日》里一些场面。这一系列的联想未必有逻辑，但它们彼此之间通常有画面方面的关联性。在学校的时候，我经常因为这样的浮想联翩而忽略别人的讲话，老师为此责备我不专心，不注意听讲。
走路也给我带来麻烦。我习惯于低头走路，眼睛盯着移动的双脚，在街上也如此。所以，我常在走路时撞上东西，而后就停下来不走。母亲陪我走的时候，就一路上提醒我抬起头，但抬起没多久，就不知不觉低下去了。母亲告诉我一个好办法：选定远处的一个目标，一道篱笆、一棵树或一幢建筑，然后盯着它向前走。通过这样的练习，我终于能抬起头走路了。几个月后，身体的各部位也能在活动中协调到一起，走路不再撞东西，我的自信心也因此增加不少。
专心听别人讲话对我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听别人讲话时，我就像一台因受到静电干扰而不得不随时调整频率的收音机，因为听到的话都是断断续续的，我必须不断收拢分散的注意力。渐渐地，我学会了捕捉信息，以获取别人讲话的大致内容。如果讲话者向我提问，而我恰好又漏掉了那段内容，那就很麻烦了。对方会因此生我的气，这让我觉得尴尬又难过。
9岁生日前的那个圣诞节，我和弟弟李伊都收到了圣诞礼物——脚踏车。父亲在两辆脚踏车上都安装了辅助平衡的小车轮。虽然弟弟比我小两岁，但他学得快，没多久就取下了辅助轮，而我的却一直装了好几个月。因为我的平衡和协调能力都很差，所以总是无法同时驾驭车把手和脚踏板。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练习，手握一把长的木汤匙，两腿搭在椅子两侧做踩踏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我终于能和弟弟一起在家附近的街上骑了。弟弟骑得很快，我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跌倒、手脚磕伤成了我骑车中的家常便饭。
与人交往时，我会显得很失礼，但那不是我的本意。谈话中，我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要是中间被人打断，我就会懊恼无比。我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喜欢的话题可能在别人听来是很乏味的，我只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不会留意听话者的反应，直到对方说出“我得走了”，我才会感觉不对劲。
我四肢的协调能力差，学游泳也同样是一波三折。即便是游泳池的浅水区，我也是班里最后一个能游过去的。我对水很恐惧，害怕沉入水底。为此，教练给我戴上臂环和浮板，让我安全地浮在水面上。不过，这更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特殊分子，因为其他同学都不费力气地很快学会了，而我在几年后才学会。10岁时，我终于克服了对水的恐惧，不必借助浮板就能漂浮在水中，还能向前游动。我当时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身体终于听我使唤了。
班里同学偶尔会尝试着跟我交流，但我却不太会回应他们。面对一个不熟悉的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就是因为不想跟别人对视。要是看对方，我就只是注视他的嘴。老师跟我谈话的时候要求我看他的眼睛，这对我来说需要一些勇气和意志力，因为迎接别人的目光让我觉得不舒服。我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想一口气讲完自己要说的，我不知道停顿，也不懂得谈话是个双方的互动过程。
小学的最后一年，班里来了一名新同学，是一个叫巴巴克的伊朗男孩。他的父母是为了逃离霍梅尼政权才来到这里的。巴巴克很聪明，他的英语和数学都很棒，他是我正式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也是第一个忽略我的怪异，只看重我们共同之处的人：我们都非常喜欢文字和数字。他的家人对我非常好，当我们在他家的院子里玩拼字游戏的时候，他的母亲总会倒茶给我们喝。
当我陷入深深的孤单而不能自拔时，我开始渴望交朋友了。我周围的同学至少都有一个朋友，多数人甚至有好几个朋友。每当夜幕降临，我就会躺在床上，连续几个小时地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象着有朋友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有了朋友，我大概就不会显得这样奇怪了，同学们也不会认为我是怪物了。弟弟妹妹们有时会在放学后带朋友来家里玩，可我就是不能跟他们打成一片。我独自一人坐在窗边，看着后院的小朋友，听着他们嬉戏的声音，我在纳闷他们为什么不聊聊那些好玩的东西，例如，硬币、栗子、数字或是瓢虫之类的。
巴巴克很自信，他跟班上的每个人相处得都很好，所以他能当选学校大戏《恶魔理发师》的主角就不足为奇了。这出恐怖戏主要讲的是一位理发师在杀人后把尸体做成馅饼的故事。连续几周，巴巴克每天都坚持彩排，而且每次他都邀我同去。他们在台上排练的时候，我就坐在角落里的戏服箱上，这样可以避开别人的视线。我坐在那里逐字对照着剧本，听他们的台词。
实际上，我从没跟树讲过话，我明白与那些不回应我的东西讲话是没有意义的。我跟猫讲话，那是因为它们至少还会“喵”一声，作为给我的回答。我喜欢逗留在操场旁的大树下，因为我可以在那走来走去地想事情，而不必担心被人推到或撞到。来回走动的时候，我脑中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如果我躲在树后，就能从此在这个世间消失了。我真的常常希望自己可以消失掉，因为我无法融入周围，好像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我一直在寻找自在与安稳，可总是找不到，总是觉得与世隔绝，因此我久久不能释怀。
正式演出那天，巴巴克因为生病而缺席了。老师很着急，问谁可以代替他演，我因为每次彩排都在，所以整部戏的台词都背得下来，于是我答应代替演出，但心里万分紧张。演出开始了，我站在台上，按照正确的顺序，将主角的台词全部背了出来，但还是有漏念的地方，因为别人的台词我不能充分理解，也分不清哪些台词要面向观众，哪些要说给剧中的其他角色。父母也来观看演出，散场后，他们认为我能把整出戏演完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在台上太过拘谨，眼睛一直盯着地板。
我依然记得在我10岁时，孤零零地站在学校操场旁边的大树下，看着其他孩子在操场上追逐、嬉戏的情景。那时我知道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但却说不清为什么。那些打闹的孩子总是吵吵嚷嚷、推来搡去的，动作也快。我很担心他们玩的球会砸到我，因此我宁愿站在操场的外面，离他们远远的。游戏时间我都是站在树下，因此我成了班级里的笑话，同学们说我是个跟树讲话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