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还有一位叫奥加的女教师，是俄罗斯人。她有着一头红色的卷发，戴着彩色的眼镜。每次开口讲话时，我都看得见她嘴里一左一右的两颗金牙。奥加看得出我在新环境里的紧张，于是安慰我说大家都如此，这让我很受用。
中心的工作大半由志愿者承担，这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很多志愿者都来自国外，跟我一起教授英语课程的叫奈尔，他70多岁了，被美国和平队[1]派遣到这里。休息的时候，他总喜欢讲过去的事情，讲他在美国安家，退休后和太太买了活动木板房，还游遍了美国的50个州。
我的工作就是站在讲台上教英语。除了几本教科书和作业本，中心没有其他的教学资源，很多时候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课程，我很喜欢这一点。班上的学生不超过12个人，来上课的妇女在年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上差异很大，但她们彼此间都很熟悉，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很紧张，但每个学生都很友善，她们亲切地鼓励我，于是我渐渐适应了我的新工作。
丽达的中心叫“社会创新基金会”，属于非政府组织，主要救助附近失业和贫穷的妇女。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社会动荡不安，失业人数骤增，丽达希望可以通过这个组织帮助女同胞在新的社会环境里自立自强。
我在班上结识了一位好朋友，她叫贝鲁特，是位做翻译工作的中年妇女。她的英文水平不错，但是缺乏自信，所以希望通过上课获得提高。下课的时候，她常找我闲聊，问我在立陶宛过得怎样，还说愿意给我当向导，带我到处逛逛。我一个人是不敢出门的，因此欣然接受了她的好意。
提前下了车，剩下的路程只好步行。我沿着一条长长的陡坡路一直走到尽头的一栋高大的水泥建筑前。我站在水泥台阶上按门铃，一个浓妆艳抹、戴着很多珠宝首饰的娇小女人给我开了门，她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欢迎你!是丹尼尔吧!请进。还喜欢立陶宛吗?”“刚到，还没来得及四处看看。”我回答。接着她做了自我介绍，她叫丽达，是中心的创办人兼主任。
贝鲁特带我去逛考纳斯市中心的步行街，这条街总长1.6公里。街的一头是圣米迦勒天使教堂，这是一栋有着蓝色圆顶和白色柱子的建筑，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苏联统治期间，教堂曾被改为艺术画廊，立陶宛独立后，重新恢复为教堂，接待人们做礼拜。街的另一头是旧城区，有鹅卵石街面和红硅城堡——立陶宛最早的城堡，建于13世纪。
上班第一天，我起得很早，洗漱完毕，穿上厚外套、围上围巾后才出门。尽管没到冬天，但这里已经很冷了。按照协调员留给我的指示图，我从公寓旁边的小路走上了大马路，然后去路边的报摊买公交车票。发给志愿者的资料里有关于怎样在立陶宛买东西的内容，我全都背下来了。于是我跟摊主说买一张车票，他递给我一张小小的方形车票，还找给我一些零钱。我坐的车子在一条又长又陡的路上颠簸着，几乎每分钟都会停下来载客。上车的乘客包括戴着帽子、身穿厚皮衣的男人，领着孩子的妈妈，还有带着围巾、脚边堆满塑料袋的矮小老太太。车内逐渐变得拥挤起来，我开始头晕，好像淹没在人海中。我迫切地想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于是在车子快停靠的时候，我猛地站起身来，低着头一路推挤着下了车。下车后，我浑身虚脱，几分钟后才缓过来。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贝鲁特和我会去市政厅吃午饭。这些按部就班的事情让我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我喜欢这样有秩序的生活，每天按照固定的程序前行。楼下的食杂部出售很多立陶宛的传统点心，虽然灯光有点儿昏暗，但食物很便宜。我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挑食了，对很多食物我都能做到来者不拒。如果下午没课，那么贝鲁特和我还会去步行街的餐馆用餐。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叫“齐格非飞船”，是立陶宛的国菜，因其样子像飞船而得此名。它是用碎马铃薯和肉馅做食材，煮好后配酸奶油吃，味道非常好。
整个周末我都在忙着安顿行李，试用公寓的设备。我打开了电视，里面大都是美国的节目，配有立陶宛字幕。冰箱里有乔纳留给我的牛奶、面包、早餐麦片等必需品。我从没自己动手做过饭，一旦冰箱里的食物吃完了，我就得鼓起勇气去市中心采购。
贝鲁特对我非常有耐心，她总是体谅我的难处，倾听我的诉说，给我很多建议和鼓励。我们的友谊日渐加深，在立陶宛如果没有她，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过。班上几个学生说想多学点儿英语，但却负担不起额外的学费，于是我就想到可以每周在我住的公寓开一堂免费的英语会话课，贝鲁特主动提出帮忙安排。来上课的女士自带饼干，还有人负责泡茶、煮咖啡，吃喝一应俱全后，大家坐下来用英语对话，内容无所不包。有一天晚上，贝鲁特还带来与家人假日游玩的幻灯片给大家看，然后大家提问题，交流各自的旅游心得。
公寓比我想象的宽敞。厨房、客厅、浴室、卧室，一应俱全，房间内挂着厚重的深色布幔，阴天的时候显得格外幽暗。厨房里有冰箱、橱柜和一个破旧的炉子，四面的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已经脱落。客厅里陈列着桌子、沙发、电视，有一面墙上还悬挂着乔纳家人的照片和一些装饰品。浴室里的淋浴设备很齐全，还有洗衣机，这对于当时的立陶宛来说，算是奢侈品了。卧室足够大，床、桌椅、电话，应有尽有。在未来的9个月里，这就是我的家了。
班上和中心的女士常问我有没有同龄的朋友。丽达的助手印嘉把她的侄子彼得介绍给我，希望我们成为朋友。彼得小我三岁，英语讲得非常好，害羞，有礼貌。我们一起去市区的电影院看最新上映的美国电影，如果电影的声音太嘈杂，我就会用手堵住耳朵，但是彼得好像从没注意过我这点。
我住在立陶宛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安置我的公寓是栋钢筋混凝土建筑，楼前有片菜地，都是公寓里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在经管。此处远离公路，所以很安静。我的房东叫乔纳，满头银发，他用蹩脚的英语向我介绍了公寓的规定，以及怎样使用公寓的设备，包括开关暖气等。他又将电话号码留给我，嘱咐我有事可以随时跟他联系。送我来的协调员给我一张手绘的路线指示图，上面有我前往工作的地点以及乘车路线。那天是星期五，开始工作前，我还有两天的时间让自己安顿下来。
立陶宛还有其他来自英国的志愿者，中心鼓励我们保持联系，互相帮助。有个叫维克兰姆的志愿者，念完法律才清楚自己不想当律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他常谈论的是足球、摇滚乐和其他我不感兴趣的东西。跟他在一起时，我总是无话可说。
等候入境的人并不多。穿着黑制服的警察巡视着通关的旅客，检查完护照后，会盖上“立陶宛共和国”的红色印章。我通过了检查并拿到行李后，被负责接待的志愿者协调员开车送到了住处。
一位叫丹妮斯的女志愿者，是一个30多岁的威尔士人，瘦瘦高高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精力充沛。她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工作，她邀请考纳斯的志愿者搭车去她那里。我们在路上颠簸了一个小时才抵达维尔纽斯的市中心。这里跟考纳斯不同，街上的行人都步伐匆匆，道路两边有很多镶嵌着闪亮玻璃和金属的现代建筑。丹妮斯的公寓很整洁，铺着光亮的木质地板，厨房的椅子也是木质的，椅背像起伏的山丘。我喜欢用手指摩挲椅背的曲线，感觉沙沙的、痒痒的。我们在她家里喝茶、吃饼干，看丹妮斯来这里以后拍摄的照片。每个志愿者的性格不同，但都彼此包容，相互友善。
乘出租车去机场的路上，我数着来往的车辆，一想着要到明年才能见到家里人，我就头疼欲裂，好像要生病一样，离家真的让我难过。临行前，我答应母亲，每周打电话向她汇报近况，并保证每顿饭都好好吃。机场的大厅很冷清，那时已是11月，暑假早已结束，我很快就托运好行李，然后过了安检，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我不停地踱来踱去，盯着大屏幕上的飞机班次，终于等到了登机时间，我顺利登机。机舱座位空着一半，我旁边座位也没人，这让我感到很放松。我埋头坐在座位里，阅读培训中心寄给我的资料，默念那些有着奇怪发音的人名和地名。一路无人打扰，班机在维尔纽斯国际机场降落时，我检查了一下随身带着的相机，这时的立陶宛已快入冬，我打算多拍几张雪景的照片。
古尔恰兰是我们当中最有经验的。她是一名印度裔英国人，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身上常裹着艳丽的纱丽。她在考纳斯工作，住的地方离我不远，有时会提着几袋衣服过来借用我的洗衣机。作为回报，古尔恰兰会邀请我下班后去她家吃晚饭、聊天。她房间的每面墙上都装饰有色彩缤纷的印度图片，客厅的桌上满是蜡烛和焚香。她很外向，讲了很多自己的私生活，还鼓励我也讲讲自己的事。我没有私生活，不知从何讲起。然后，她问我是否有女朋友，我摇头，又问是否有男朋友。我可能是脸红了，于是她问我是否是同性恋。她飞快的语速和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有点招架不住。我反应了好半天才开始回话。她大笑着，坚持着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又摇摇头。
立陶宛共和国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小国之一，北接拉脱维亚，东南与白俄罗斯接壤，南边是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而后又被德国占领，1945年重新被苏联占据。1990年3月11日，星期日，立陶宛独立，成为第一个宣布脱离苏联的共和国。当时苏联试图对其进行镇压，并由此引发了一起发生于立陶宛电视塔的著名事件，几个立陶宛人在事件中丧生。不过，镇压没有成功，2004年，立陶宛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国。
中心发给每人一份当地的电话号码簿，我一直把它放在公寓的电话旁边。跟古尔恰兰谈话后，我一时兴起，按照号码簿上的号码，拨通了立陶宛男同性恋组织的电话，还约好第二天下班后，去市政厅外与其中一个成员见面。我不想再刻意地掩饰自己某一方面的特点，因为我觉得只有正视它才能认清自己。打这个电话是我毕生的重大决定之一。
培训结束后，我回家等待去立陶宛的最后确认通知。我等到的是一个大包裹，里面放有很多印刷品，还有地图、人名、联络电话、住宿资料、工作细节和机票等。这意味着，我被录用了。父母开始担心，怕我离家那么久那么远会不习惯。但我却为此兴奋不已，感觉自己的人生迈出了一大步。我几乎不敢相信，在自己快20岁的时候终于要离开家了，去一个远在1 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第二天上课，我整天都心跳加快，饭也吃不下。下课后，在去往市政厅的路上，我一直不停地发抖，但又一再地告诫自己不要打退堂鼓。我老远地看见那个约好的人站在那里，我深吸一口气，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瘦瘦高高的，身穿一件跟肤色很配的黑色外套。
关于东欧各国的地理、社会和政治形式的讲授是培训的第三部分。有一次课上，大家都在做笔记，但我只是坐着听，一个字都没写。培训讲师问我为什么不做笔记，我说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记在脑海里了，不需要做笔记。我上学的时候就如此，一样有好成绩。讲师充满怀疑地问了我几个课堂上的问题，我全都答对了。
他叫维塔托，这个名字在立陶宛再平常不过了，他年纪跟我差不多，他很高兴能见到英国来的人。由于他常看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因此英语很好。他邀请我去他和伴侣基金塔的家做客，我答应了。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搭公交车，于是开车来接我去位于市区另一头的住处。他们家里有在当时立陶宛的家庭里相当少见的大屏幕电视和CD唱盘。基金塔喜欢英国音乐，他搜集了很多CD，还放了一些给我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讲了一些各自的事情。维塔托是学生，基金塔在牙医诊所上班，他们通过同性恋团体结识后，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
培训的第二部分是分组讨论不同的文化价值和风俗，目的在于通过彼此的辩论以消除个人心中的成见和误解，从而开拓眼界与心胸。有一次，大家看了一段描述世界各地饮食的片子，然后主持人问大家，如何看待一些国家大量食用动物油脂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皱起眉头，认为这种吃法很恶心。我想主持人说的应该是牛油，于是我回答说，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这种吃法。
之后的几周，我常去他们那里，大家一起聊天、吃饭、听音乐。每次我告别的时候，都差不多已经黑天了。基金塔因为担心我的安全，总是嚷着要开车送我回家，但我却更愿意自己走回去。街上空荡无人，我可以独自享受安静和月光。
培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培养团队的参与合作精神。受训者被分成几个小组，每组分到一个装满彩色塑胶球的箱子，任务是将塑胶球快速移出箱子。我想，如果能得到简单明了的指令，我就会有非常好的表现，而且还会为自己对团队所做的贡献而骄傲。这样的练习通常要做上几个小时，对我而言，自始至终地全身心投入确实有些困难。
古尔恰兰听说我跟维塔托和基金塔有交往，很为我高兴，也盼着结识他们。她提议到她家聚餐，由她掌勺，大家欣然接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天气寒冷得像冬天，大家进客厅前，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脱去大衣、帽子、围巾和手套。古尔恰兰在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客厅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让我们很有食欲。夜色吞没了夕阳的最后一点儿余晖，屋子里点起闪烁、温暖的烛光。客厅中央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餐盘和刀叉，玻璃杯在烛光中闪闪发亮。古尔恰兰给客人们斟满了酒，餐盘里堆满了拌了咖喱的蔬菜、肉块和多到吃不完的米饭。
培训不算紧张，有很多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多数人都到娱乐室聊天、玩游戏，我则愿意留在房间里看书，或者去大楼服务中心，那里有很多我喜欢的书和图表。每次去餐厅，我都来去匆匆，因为不想跟很多人在一起。每天的培训结束后，我就一个人坐到楼外的草坪上，看夕阳，看大树，想着自己的心事。对于出国，我还是充满顾虑，害怕此行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不过在同时也兴奋着，因为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生活和命运。
大家边吃边聊，古尔恰兰依然健谈，滔滔不绝地讲述和提问，维塔托和基金塔回应着她。我边吃边听，但多数话题我不感兴趣。吃完后，我随手从旁边的书架上拿了本书看，古尔恰兰大声抗议，说我这样没礼貌。我听后有点儿尴尬，我并不知道这样会冒犯他人。这时，基金塔突然放下刀叉嚷着：“老鼠，你家有老鼠！”他指着厨房的方向。古尔恰兰微微一笑，毫不在意地说：“我知道。”她解释说，只要老鼠不添乱，哪怕住在一起，也可以相安无事，她在英国的时候就曾跟一只老鼠共居一室。基金塔看到的那只老鼠转眼就不见了，我遗憾着自己错过了近距离看老鼠的机会。大家继续聊天的时候，我又拿起了书，不过这次好像没人注意到我。稍晚的时候，我们向古尔恰兰告辞，她走过来亲每个人的脸颊，走到我跟前时，我略显迟疑，她便紧握住我的手，还说她知道我跟别人不一样，她以我为荣，因为我敢于尝试，不怕冒险。
培训第一天，我知道了自己被分到立陶宛教英语。除了知道它的首都是维尔纽斯外，我对立陶宛可谓一无所知。培训中心发给我几本介绍立陶宛风土人情的书，以便让我对它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是团体说明会，参加者是十几个被分到东欧各国工作的青年志愿者。大家围坐在一起，首先是简短的自我介绍。我很紧张，暗暗地提示着自己，发言的时候眼睛一定要看着大家。其他志愿者中有我认识的人，其中一位是个爱尔兰男生，很长的卷发，他去俄罗斯；还有一个是女生，被分到匈牙利做儿童工作。
一周后，我在厨房做三明治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小团黑乎乎的东西在瓷砖墙上爬行。我把头凑近，才发现，是一只我从没见过的小昆虫。第二天，我问贝鲁特是否知道那是什么，她脱口而出立陶宛语，可是我听不懂，她又想了一会儿，再用英语告诉我“是蟑螂”。后来，我很快发现，这些小东西是立陶宛许多老旧建筑的常见问题。我打电话给乔纳，他表示很抱歉，并承诺一定会彻底根治蟑螂。要彻底根除，需要整栋楼都进行清除，可是我的邻居们大多是老人，要那么快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没那么容易。乔纳给了我一瓶杀虫喷剂，告诉我只要见到蟑螂，就喷无赦。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在意这些小家伙，只是有时在讲电话或看电视的时候看到的话，就会有些分心。在我和父母例行通电话报平安时，我讲了蟑螂带来的困扰，他们有点担心我，我还要反过来再解释，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方面都很好，我也很健康，房东很积极解决问题，父母这样才安心一些。几个星期之后，乔纳终于召集齐整栋大楼的住户，统一进行了清除。不过，偶尔还是能再看到蟑螂的身影。
我的房间在楼上，光线比楼下好，也显得没那么陈旧。房间角落里有个小洗手池，厕所和浴室都在走廊的尽头。我不喜欢在洗漱时卫生间里还有别人，因此我每天都尽量早起，赶在别人之前洗漱完毕。
我到这里后不久就迎来了立陶宛漫长的严冬，全国范围内风雪弥漫，天寒地冻，考纳斯夜间最低气温达到-30℃。我住的公寓是老房子，取暖设备差，不防寒，非常冷。中心的一个志愿者买了新的电热器，就把旧的借给我。晚上我看书或看电视的时候，就把电热器摆在客厅里，睡觉时再拖进卧室。我跟贝鲁特说起了我公寓的寒冷，于是她替我跟房东交涉，后来乔纳在门窗上加了挡风的塑胶条。尽管条件艰苦，但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里的冬天：我喜欢雪后的银装素裹，喜欢脚踩在积雪上的清脆感。落雪的夜晚，我会穿上大衣和靴子，走上寂静无人的雪地，任由雪花飘落在我身上。我还会站在路灯下，仰望落雪的天空，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旋转着迎接飘落的雪花。
火车终于到了目的地，我如释重负地下了车。由于我没有方向感，所以总是担心自己会迷路。还好刚出站就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我坐进车里，把地址交给司机。没多久，车子抵达一栋红白相间的大楼前。这栋楼的窗户很多，周围都是树，楼前的牌子上写着“哈波恩大楼——会议暨培训中心”。从大厅里的简介手册得知，这栋楼是18世纪的建筑，之前是女修道院。我来到报到处，棕色的木柱子直顶天花板，加上那些咖啡色的椅子让这里显得尤其昏暗，木头栏杆的楼梯正对着的是报到处的桌子。我领到培训期间必须佩带的胸卡，上面写有我的名字，还有房间号码、钥匙以及当周的培训日程表。
12月，圣诞节即将到来。中心的女生问我有什么安排。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过圣诞节，我知道这是一个需要和他人分享的特殊日子。一个叫奥卓恩的同事邀请我和她们一家共度圣诞节，我欣然接受了。在立陶宛，平安夜比圣诞节更受重视，人们会费尽心思准备当天的晚餐。奥卓恩跟她丈夫开车来接我，她家在一栋很大的公寓里。下车时，我才发现她丈夫非常高，将近两米。他让我想起了9这个数字。
夏天的火车闷热难耐。我迅速找了个旁边没人的靠窗位置坐下，把行李放在两脚之间，紧紧夹着。座位软塌塌的，怎么坐都不舒服。我不喜欢这列火车，因为它太脏了，车厢地板上黏着糖果纸，我前面的空座位上还有皱巴巴的报纸。列车行进时所发出的震耳噪声，使得我无法专心做任何事，就连数清车窗上的刮痕都做不到。停了几站后，车上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聚拢在我身边的或站或坐的人，让我越发焦躁不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翻杂志的声音、随身听的嗡嗡声、音乐的嘈杂声、咳嗽声、擤鼻涕声、吵闹的说话声，让我的脑袋快要在这些声音的轰炸下裂成上千片了，我只好用手指堵住了耳朵。
进屋后，奥卓恩的儿子和母亲都很热情地迎接我，好像因为我的到来而特别开心。走过一段长长、幽暗的走廊后，眼前出现了一片亮丽的光线和色彩。客厅中央摆着一张长桌，桌面铺着麻纱布，布底下有细稻草。他们说，这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耶稣是在铺满稻草的马厩里出生的。桌上满满地摆放着12道菜（象征十二门徒），包括腌鲱鱼、冬菜沙拉、马铃薯、酸白菜、面包、越橘布丁和罂粟籽汤等，没有家禽家畜类的菜。
通过面试让我很高兴，但想到要坐火车又让我焦虑，因为我从没独自坐过火车。答复的信件里附了指示路线图，我将里面的每一个字都背下来，才稍稍感到安心。启程的日子到了，父亲帮我整理好行装，又亲自送我到车站，陪我一起排队买票，然后看着我找到正确的站台，踏上火车，他才跟我挥手道别。
饭前，奥卓恩的丈夫将圣餐饼分发到每个人的餐盘中，然后把他的圣餐饼分一块给奥卓恩，奥卓恩也将自己的圣餐饼分一块给丈夫，接着每个人都跟别人互换一块圣餐饼吃。吃菜的顺序没有特别要求，但最好每道菜都尝尝，因为不同的菜象征含义不同，它们预示着你来年不同的方面，例如，面包象征着未来的富足，马铃薯代表谦卑。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罂粟籽汤，用面包蘸着吃，味道好极了。它的具体做法是：先用开水烫罂粟籽，然后绞碎加水、糖或蜂蜜，最后放入坚果。奥卓恩还跟我讲了一些当地跟圣诞节有关的风俗信仰。据说，平安夜12点整的时候，所有河流、湖泊和井里的水都会变成酒，但很快又恢复原状。还说，所有的动物都会在午夜12点开口讲话，但人类却听不懂。第二天，也就是12月25日，奥卓恩一家带我去一个白雪皑皑的公园，我们在宽阔的冰冻湖面上散步、聊天。这是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圣诞节。
面试结束了，那位女士站起来跟我握手道别，说很快会通知我结果。回家后，母亲问我面试得怎样，这样的事我无从把握，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几个星期后，我收到答复，说我通过了面试，要求我在下个月去中部接受为期一周的培训。
我在立陶宛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立陶宛语。当我说我要学立陶宛语时，周围的人都感到很不解，因为很多立陶宛人都会讲英语，我跟他们交流并不存在语言上的障碍，其他英国来的志愿者还有美国和平队的奈尔，也仅仅是能讲几句立陶宛语而已。况且，讲这门语言的人非常少，学起来又难。但我想，如果我能用立陶宛语跟当地的朋友们交流，能让沟通更顺畅，我也会更舒服自在些。
接着她又问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如果远离英国，我是否会想念自己的同伴（我没有同伴可想），以及我能否适应不同的国家和文化等（我能）。随后又问我在哪些事情上比较在行，以志愿者的身份，我希望从事何种工作。我回答说，上学期间我曾帮助低年级的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如果去国外，我希望可以从事教授英语的工作。那名女士笑着做了记录。她又问我对东欧有哪些了解。我说在学校学过苏联历史，知道所有东欧国家的国名和首都。她打断我，问是否介意去比较贫困的国家。我不喜欢被人打断，因此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介意。我会自己带上必需品，例如书本、衣服和音乐磁带等。
贝鲁特自告奋勇给我当老师，她以自己的母语为荣。我将学到的字都写出来，这样便于从视觉的角度记忆。贝鲁特还把她女儿小时候看过的儿童书借给我，还教了我一首立陶宛儿歌，大意是：“我有两只鞋，一只不见了，小鞋剩一只，哪也去不了！”
突然，门开了，有人喊我的名字。我站起身，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小心地绕过那张桌子，以免碰到桌上的那摞杂志。办公室里有扇窗，显得明亮多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女士手里拿着一叠纸，我猜那大概是我的申请表。在跟我握手后请我坐下，紧接着就问了一个我最有信心回答的问题：“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志愿者？”我深吸了一口气，低头想着母亲提醒我要多强调正面的话，然后说道：“我考虑事情很周密，能够理解不同人的差异并予以尊重，有较强的学习和接受能力。”
在贝鲁特的帮助下，我进步飞快，才几天时间就能造句子了，这让她吃惊不小。几周后，我就可以用立陶宛语跟当地人轻松对话了。我让身边的立陶宛朋友尽量用立陶宛语跟我交流，这个办法很管用，大家都称赞我立陶宛语讲得好，一个上了年纪的邻居尤为惊讶，竟然有个这么年轻的英国人能用当地语言跟她交谈。学会立陶宛语还是有好处的，有一次，我跟其他志愿者在餐厅吃饭，服务员听不懂英文，于是我给大家当翻译，既能锻炼自己，也可以学以致用。
等候区狭小幽暗，铺着褪色的地毯，我坐的椅子旁边有些黄色的饼干屑，我想之前在此等候的人应该在这吃过饼干。旁边还有张桌子，上面放着几本有折痕的杂志，但我不想看，我更愿意低头数地上的饼干屑。
曾经还有人误以为我是立陶宛人。有一天，我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一个迷路的人向我打听方向，我说不知道，他还是追着我问，我只好跟他说：“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立陶宛人，我来自英国。”他惊讶地睁大眼睛，跟我说了“对不起”才走开。
终于等到了回音，我被通知去伦敦中区参加面试。面试那天，我穿上新买的衬衫和长裤，父亲帮我系好领带，为了让我及时赶到，父母给我钱让我坐出租车去。一路上，新衬衫领口的商标磨得我后背又红又痒，我不停地抓。到了面试的那栋大楼，我站在电梯里面，眼睛一直盯着上方闪动着数字的小屏幕。然后到了接待处，我报上名字，一位负责接待的女士翻开资料，用紫色的墨水笔做好记号后，让我找个位子等着。我知道“找个位子”（take a seat）就是“请坐”的意思，而不是在等候区找张椅子带走，于是我去了等候区坐等。
春天的时候，我已经完全适应了立陶宛的生活。在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中，我找到了稳定安全的感觉。每天天没亮我就起床了，套上件宽松暖和的衣服，然后步行去一座很远的橡树公园。公园里有很多参天大树，树下是人们踩出来的小路。散步回来后洗漱，然后换上工作装，走路去上班，途中经过那条又长又陡的路。圣诞节后，奈尔的背痛愈发严重，看了医生也不见好，最后只得回美国治疗。他的课由我来代上，这意味着我几乎每天都得从早到晚地上课。此外，贝鲁特也因必须留在家中照顾重病的丈夫而不能来上课。午饭的时候，我常留在上课的地方吃自带的三明治，偶尔也会和基金塔去自助餐厅，他上班的地方离这里很近。下班后，我会买些冷冻鱼、面包之类的食物回家自己做，睡前再看看书或电视。虽然想念贝鲁特，但一个人的生活我也可以应付得来。
一想到要去遥远的地方开始新生活，我就满心焦虑，但我已经长大，只有勇往直前，才能为自己开辟新天地。我的德国朋友延斯也鼓励我，要像他一样，到外面的世界走走看看，可以让自己变得自信，也可以学会对他人敞开心扉。我更希望借助这次远游，来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夏天到了，学生们都跟家人去海边度假，几乎没有要上的课了。像大多数立陶宛人一样，基金塔也在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他邀我去那里玩。他让我先乘公车到那附近，然后开车来接我。公车很旧，一路颠簸得很厉害，开了没多久就出了市区，来到一条长长的土路上，路的两边是树木和田野。基金塔让我留意一个路牌，但我一直没看到，也不敢问，只能坐等。后来，车子停靠到一排木头房子旁边，这是半小时的行程里我看到的唯一一座建筑。我鼓起勇气用立陶宛语跟车上的人说，我迷路了。车上的三名乘客看着我，一言不发。没办法，我下了车，紧张到发抖，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开始数数字，让自己平复下来。司机随即走过来，一言不发地用手指了指路边的站牌。我抬头望，基金塔告诉我的地名并不在上面。我看了下手表，离与他约定的时间已经晚了一个小时。我走进旁边的木头房子，用立陶宛语跟柜台后一位女士说明我的情况，她只是摇头。我又重复，她还是摇头，于是我改用英语问：“这里有电话吗？”她听到“电话”时终于点点头，用手指着角落里的电话。我拨通了基金塔的号码，他焦急地问我在哪里，我告诉他刚刚在外面站牌上看到的地名。“你怎么到了那儿了呢？等着，我去接你。”半小时后，他开车来了。路上基金塔跟我解释，我到的那个地方讲俄罗斯语，我的立陶宛语当然没人能懂了。尽管迟到，还是见到了基金塔的家人，然后大家一起烤肉，又去附近的河里游泳。
我将这则广告拿给家人看，他们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让我打电话多要一些资料看看再说。几天后，材料寄来。刊登广告的是志愿者海外服务社团青年部，这是个协助各地发展的国际慈善组织，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服务团体。他们非常愿意帮助英国待业在家的年轻人，通过提供去海外当志愿者的机会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提出申请的人先要到他们在东欧的培训中心接受培训。得到家里人同意后，我提交了申请，然后就等待回音。
贝鲁特也邀我去她家的度假屋玩。贝鲁特带我去找她妹妹，她妹妹是个诗人，她边喝咖啡边给我们念她自己写的诗。然后，我们去湖边散步，碧空如洗，湛蓝的湖水在阳光的照耀下泛着粼粼的波光。我又和贝鲁特去附近的一个地方看日落。这是我们几周来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因为我的合约到期，马上就要回家了。贝鲁特说我们的友谊是她在逆境中的勇气和安慰，她会珍藏这段友谊。而我的进步与成长也被她看在眼里。是的，新的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让我蜕变成长，这是立陶宛带给我的收获与喜悦。
我每天都看报纸上的分类求职广告。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就跟职业辅导员说过，信件分拣员或图书管理员很适合我。信件分拣员只需要将信件摆放到正确的位置，图书管理员则终日跟文字和数字打交道，这类井然有序、可以安静独处的工作最适合我。不过，附近的图书馆，要么是不缺人手，要么就是我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后来，一则征求海外志愿者的广告吸引了我。我看过很多介绍世界各国的书，记住了欧洲所有国家的首都名称，对于能去远在国外的地方工作让我心中既充满向往，又有一些对未知的恐惧。不管怎样，这都是我想要的，因为我心里清楚，我不可能永远都留在父母的身边。
我和贝鲁特坐在夏日的余晖里，看夕阳西下，但我们的心不会沉落，因为一段旅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始，还有新的未知等着我们去探索。
父母为我在学校里的好成绩感到骄傲，他们没上过大学，家族里也没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如果我能考上大学就是了了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然而，多年的学校生活并没有让我真正地融入其中，虽然我努力地改变自己去适应，却还是游离于集体之外。我已经厌倦了学校，当然也就不想念大学了。我希望找到适合自己的新环境，尝试新的事物。这一点我倒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但我并不知道，这会带给我怎样的改变。我向父母说了我不上大学的决定，他们很失望，也为我担忧着，怕我不足以应付校园外的社会环境，毕竟我连刷牙、刮胡子这样的小事情都做得很艰难。
[1] 英文名为American Peace Corps。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为将美国的语言、历史、文化等传播到世界各地而创建的组织。——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