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自闭症的人无法像常人那样沟通交流，他们在想象力方面存在障碍，例如，难以抽象思考、不懂变通、不能体会他人的感受等。这样的病不易诊断，因为无法通过验血或脑部扫描来发现，只能由医生来观察病人的行为，并根据其出生以来的心智发展来做出判断。
有学者症候群的人大都自闭，我也是。我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这是一种较轻微的高功能自闭症[2]。在英国，每300人中就有一个自闭症患者。全英自闭症协会200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近半数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的成人在16岁以后才能被诊断出来。我在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做了一连串测验和访谈，才终于确诊，那一年我25岁。
亚斯伯格症候群是先天性的，没人知道病因。不过，得这种病的病人通常都能用语言很好地表达自己，大多也能正常生活，而且他们中有很多人智商高于常人，最突出的是逻辑思维和视觉思维能力强。包括亚斯伯格症候群在内的众多自闭症类型中，男性均远远多于女性，达到80%～90%。自闭症的人会很专注，心无旁骛。他们常被细节吸引，并努力找出系统中的规律和模式，他们通常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数字和计算方面有着超人的能力。
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学者症候群的人是因为有了“联觉”才在某些方面表现杰出，因为他们大多有严重残障，就像雷蒙，他们能办得到那些常人无法实现的事情，但无法说出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幸运的是，这类在学者症候群中出现率很高的严重残障，我一样都没有。
从我记事起，数字就一直是可以看见并能感觉到的，我靠数字来思考、感觉，它是我特殊的语言。我不太能了解他人的感受，就算略知一二，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因此我会借助数字。如果有朋友说他很难过，我就想6，那是个阴暗的空洞，我坐在里面，便能体会他们的感受了。如果读文章，看到有人被吓到，我就想象高大的9正向我倾倒过来。如果有人对我说他去了一个多漂亮的地方，我就回想曾经在心里出现过的由数字幻化出的风景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快乐。就这样，我借助数字来体会他人。
以“联觉”去看待数字，或美或丑，都会引起我的情绪波动。如果在商店看板或汽车车牌上看到优美的数字，我就会觉得兴奋而快乐，但如果这些数字不是按照我心里的样子出现，比如，“99便士”在商店里的标签上被涂成红色或绿色，而不是蓝色，我就会烦躁不安。
有时候，当我跟某人第一次接触时，我会用特定的数字来定义他，以便和他更好地相处。高个子会让我想到9，胖子会让我想到3。每当我感觉难过、焦虑，或处在让我有压力的环境中，我就会在心里默数数字，那些数字会幻化成奇妙的图像，让我心安，并能坦然应对周遭的人与事。
不同的计算会在我心里投射出不同的图像，不仅如此，一些特定的数字还会引起我不同的感觉。例如，乘11的时候，我心里会有塌陷的感觉。在所有的数字里6最难记，因为它无法呈现出特定的形状，也没有质地，仅仅是一个小黑点，就像缝隙或小洞。每一个数字，只要在10 000以下，我就不仅看得到它们的形状，还会为它们高兴或难过。这些形象化的数字负载着我的情感，诗人们会用文字表达，而我用数字：有些数字组合起来会特别的优美，亮丽的1需要8或9这样暗色调的数字来搭配，跟6搭会很别扭，电话号码里连着有189这三个数字就是比116要好看得多。
日历总是让我愉快，因为那里面有数字和排列数字的模式。一周里的七天，每一天的颜色都不同，带给我的感觉也不同：星期二是温暖的，星期四是朦胧的。许多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都能准确地算出某日是星期几。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日历上的数字与月份、星期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例如，无论哪个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这个月的第13天肯定比第一天在星期上早两天。还有，某些月份的天数在排列上很接近，例如2月和3月，2月的第一天是星期几，3月的第一天一定也一样（闰年除外）。类似的还有1月和10月，9月和12月。所以，当某个2月的第一天让我觉得朦胧时，接下来的3月的第13天就一定是个温暖的星期二。
上图画的是我计算53×131的过程：两个数字被我看成特殊的图形，它们面对而立，中间有空白，那是第三个图形出现的地方，也就是相乘的答案：6 943。
作家兼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曾在《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一书中，向大家展示某些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是多么擅长计算日期。他以约翰和迈克这对双胞胎为例，他们患有严重的自闭症，从7岁开始就一直被不同的慈善机构收养，虽然生活不能自理，但他们却能准确说出40 000年内的某一天为星期几。
萨克斯还提到这兄弟俩经常会玩几个小时的交换质数游戏。我也喜欢质数。质数的曲线是平滑的，与合数（非质数）不同，合数粗糙又平常。每当看到质数时我都有说不出的感受，就像突然被针刺到似的，心里阵阵发紧。
我只靠心算，从不动笔，因为那些数字呈现在我心里的图像就是答案。这比按学校里教的进位法计算要容易得多。计算乘法时，我会看到两个代表着不同数字的图形，它们会发生改变，然后第三个图形出现了，这就是正确答案。奇妙的图形变换过程只需要几秒种，它在我心里自然而然地发生，不需要刻意去想。
有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让质数逐一在心中呈现，前30个、50个和100个。它们是那么的美丽，跟其他数字比起来，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正因为如此，我才会久久地凝视着它们，舍不得移开视线，在众多数字里，它们是那么落寞，也因此而显得特别和有趣。
两个数字相除会形成一个向下旋转的螺旋，而且转的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扭曲、变形。不同的数字相除，呈现出的螺旋大小与扭曲度都不同。就是靠着这样的图像，我可以很快得出13÷97这类除法的答案（0.134 020 6……），而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第一百位。
有时在晚上入睡前，我眼前会出现一道亮光，接着是成百上千的数字游来荡去，那感觉美极了，如同仙境。假如晚上有点儿失眠，我就会想着自己漫步在数字的风景里，安详又快乐。我从未在里面迷路，因为质数就像路标一样为我指引着方向。
对于计算，我有自己的偏好。我最喜欢乘方，就是将同一个数字自乘n次。数字乘以自己叫平方，比如72的平方是72×72=5 184。自乘两次的平方，在我看来，形状是对称的，优美而有规则。自乘三次的叫立方，51的立方是51×51×51=132 651。每个乘方得出的数字在我眼中都幻化成独特的视觉图像，计算的数字和所得的值越大，呈现在我眼前的图像和颜色就越复杂越绚烂。就像37的五次方——37×37×37×37×37=69 343 957，这些数字构成一个美丽的图案：一个大圆圈里跳跃着几个小圆圈，每个小圆圈都按顺时针方向由顶端开始转动。
数学家常会对质数着迷，部分原因是质数不可能通过简单快速的方法被一下子辨认出来。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方法叫做埃氏筛选法（The Sieve of Eratosthenes），源自古希腊学者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他这样筛选质数：先把被测的数字写出来，例如1到100，1既不是质数也不是合数，所以先从2开始算，凡是2的倍数4、6、8……到100全部剔除。接着算3，把余下数字中所有3的倍数9、15、21……都剔除。然后算5，把余下数字中5的倍数25、35、55……剔除，余下数字依此方法计算，最后剩下无法被剔除的2、3、5、7、11、13、 17、19、23、29、31……就是质数，也是构成我数字世界的基本元件。
结果他立刻给出答案：第十四盒（8 192）、第十八盒（131 072），第二十四盒（8 388 608），6秒内答出第四十八盒的答案（140 737 488 355 328），最后仅用45秒算出全部64盒的总粒数（18 446 744 073 709 551 616）。
有人问：在64个盒子中放进不同数量的玉米粒，第一个盒子放1粒，第二个放2粒，第三个放4粒，第四个放8粒，依此类推，剩下的盒子分别放了多少粒？
我不仅对数字能产生联觉，对文字和语言也如此。例如ladder（梯子）这个单词在我眼里是闪闪发光的蓝色，hoop（篮框）是柔软的白色。对于其他语种也如此：法文的jardin（花园）是模糊的黄色，冰岛语的hnugginn（悲伤）是带有蓝色斑点的白色。研究学者症候群的专家判断，文字呈现的颜色与该单词的首字母有关，我想是这样的。例如yoghurt（酸奶）与yellow（黄色）同是y开头，那么yoghurt（酸奶）就是黄色的，与violet（紫罗兰）有关的video （录像带）是紫色的，gate（门）是绿色的（green）。如果更换某个单词的首字母，那么这个单词的颜色也随之改变，例如at（在……）是红色的，加h在它前面成为hat（帽子），那么颜色就会由红色变成白色，如果在hat（帽子）前再加t成为that（那个），就会呈现橘色。不过在我眼里，并非所有的单词都适合这个首字母模式，比如a开头的单词，我会看成红色，w开头的一般是深蓝色。
这样的“联觉”我从小就有，就像《雨人》里的雷蒙，能轻而易举地心算大量数字。现实生活里，在几位患有学者症候群的人中，具有此能力的也不乏其人（有人形容他们为“闪电计算机”）。研究学者症候群的顶尖学者、威斯康星州的达罗德·特里弗特（Darold Treffert）博士在《非凡的人》（Extraordinary People）一书里提到了一个盲人，同样有着惊人的计算能力：
有些单词呈现的颜色与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很吻合：raspberry（覆盆子）呈现红色，它所代表的水果也是红色的；grass（草）和 glass（玻璃）呈现绿色，而这两个单词也常用来形容绿色的事物；以t为首字母的单词一般都呈现橘色，而它们的字义也多是橘色的，例如，tulip（郁金香）、tiger（老虎）和a tree in autumn（秋天的树）——秋天时，树叶会由绿色变成橘色。
最著名的“联觉”病例要算是一个名叫史洛歇夫斯基 （Shereshevsky）的记者。他记忆力惊人，俄罗斯心理学家鲁利亚（A. R. Luria）从20世纪20年代起对他进行了连续30年的观察。在《记忆大师的心灵》（The Mind of a Mnemonist）这本书里，鲁利亚称他为“S”， “S” 能在三分钟内记住有50个数字的矩阵，且经年不忘。鲁利亚认为史洛歇夫斯基惊人的记忆力源自他的“联觉”，即文字和数字在他眼里是有形有色的。
当然，也有些单词在我心里的颜色与它们所代表的字意并不相符。例如，geese（鹅）在我心中是绿色的，而它描述的却是白色家禽，若改写成heese可能会好些；white（白色）是蓝色的，却代表着白色；orange（橘色）却晶莹剔透得像一块冰；four（四）是蓝色词，作为数字在我心里会投射出尖尖的形状；wine（酒）是蓝色词，也许用代表着紫色的法文vin来表达这个字意会更恰如其分。
将文字看成不同的颜色和质地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记住一些事情和名字。例如，我记得环法自行车赛分赛段的冠军赢得的紧身衣是黄色的而不是绿色、红色或蓝色，因为jersey（紧身衣）对我而言是黄色词。同样，我能记住芬兰的国旗是白底蓝十字，是因为Finland（芬兰）就像所有以f开头的单词一样都是蓝色的。当我第一次遇到某人，我通常是靠颜色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的：Richard（理查德）是红色的、John（约翰）是黄色的， Henry（亨利）是白色的。
有一种罕见的心理现象，科学家称之为“联觉”，即把不同的五官感觉混杂在一起，最常见的就是把字母或数字看成颜色，但我的情况还要罕见、复杂得多。数字对我而言并非只是一个简单的笔画，它有声音、有颜色、有形状、有质地，代表着我的喜怒哀乐。例如，1是一道亮白色，就像手电筒光，晃得你睁不开眼；5会响起隆隆的雷声或惊涛拍岸的咆哮声；37像我早餐的燕麦粥一样黏黏糊糊；89则让我感到仿佛飘起了雪。
给文字附着上颜色和质地可以帮助我更快速、更容易地学习语言。目前我已掌握10种语言：英语（我的母语）、芬兰语、法语、德语、立陶宛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罗马尼亚语、冰岛语和威尔士语。把字义与字的颜色以及此字带给我的感受联想在一起，会让每个字词都充满生命力，例如，芬兰语的tuli字义为“火”，而它在我看来又恰恰是橘色词，所以只要一看到或想到这个词，我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橘色，相应地也能迅速知道它的字义。还有一个例子是威尔士语中的gweilgi一词，意思为“海”，它是泛着绿意的深蓝色，我想，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大海的颜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还有冰岛语单词rökkur，意为“黄昏” 或“薄暮”，是深红色词，这颜色会让我立刻想到血红色的夕阳。
无论我在何时何地、在做些什么，那些数字都一直在我心里。一次去纽约接受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访问时，我对他说，他长得像117——又瘦又高。之后我走到时代广场，广场名字同样让我想到数字[1]，抬头仰望高耸的摩天大楼，感觉周围有数不清的9在低头俯视着我——9在我眼里代表着高大。
小时候，我常去图书馆。记得有一次我花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一本一本地翻书，想找到一本印有我名字的书。我本以为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印着那么多不同的名字，其中一定有一本印着我的名字。那时我还不知道，书封面上的名字代表着书的作者。等到我26岁，终于知道了，要想在书的封面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我就得先自己写一本。
数字是一直伴我左右的密友，每个数字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都有自己的个性。11和善，5吵闹，4害羞又安静。我最喜欢4，因为觉得它像自己。有些数字像庞然大物——23、667、1 179；有些数字则显得小巧玲珑——6、13、581；有些数字优美，例如333；有些丑陋，例如289。每个数字在我眼里都是独一无二的。
写自传让我有机会时常回顾自己至今的人生历程，也让我有机会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如果10年前有人告诉我的父母，说我将来完全可以独立生活，拥有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我想他们是不会相信的，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不过今天不同了，这本书会告诉你，我这一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就像他扮演的角色一样，在日常的生活行为规律中，处处都有着强迫性行为。例如，我每天的早餐都是45克燕麦粥，我会用电子秤把这个数字精确到一克都不差。在出门之前，我必须数清楚自己身上穿了几件衣服。我每天喝茶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否则就会感到异常焦虑。过大的压力常常会让我有窒息的感觉，这时，我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一个一个数数字。
我的弟弟史蒂芬，19岁时也被诊断出患有跟我同类型的高功能自闭症。他正经历着我在成长过程中曾经面对的问题：焦虑、孤独，感觉前途渺茫。我小的时候，医生根本不知道有亚斯伯格症候群，直到1994年，它才被医学界界定为一种特殊疾病，因此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完全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跟身边的同龄人那么不同，为什么跟周围的世界那么疏离。通过书写在自闭症状态中的成长经历，我希望可以帮助那些像我弟弟史蒂芬一样患有高功能自闭症的年轻人，让他们远离孤单，让他们自信能够拥有快乐、丰富多彩的人生，我的经历就是最生动的证明。
我得了一种叫做学者症候群的罕见疾病。一开始大家对这种病知之甚少，后来人们慢慢对它有了了解，因为在1988年获得奥斯卡奖的电影《雨人》中，达斯汀·霍夫曼在片中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1] 时代广场的英文名为Time Square, square也有“平方”之意。——译者注
这些数字在我看来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31、19、197、97、79和1 979都是质数，这就意味着它们只能被1和它们本身整除。我可以通过这种质数在我脑海中以鹅卵石模样呈现的特性，很快地把9 973以内的所有质数都辨认出来，这就是我大脑的思考方式。
[2] 高功能自闭症是自闭症的特殊表现形式，此类患者的智商远高于其他自闭症患者，甚至远超正常人。——译者注
我出生于1979年1月31日，我清楚地知道那天是星期三，因为在我脑海中，那一天是蓝色的，而星期三对我而言始终都是蓝色的，就和我眼中数字9或吵架声的颜色一样。我很喜欢这几个数字，因为它们在我看来既光滑又圆润，就像海滩上那一颗颗鹅卵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