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玩家能把基本玩法应用得娴熟自如，但跟庄家相比，玩家赢的概率还是很小。渐渐地，我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但找到了玩牌的感觉，在赌桌上也越来越自在。于是，我决定按自己的方法来玩，即依靠数字在我脑海中形成的高低起伏的地形来制定策略，如果地形走高，我就加注。
摄制组跟赌场借来这张赌桌，让我成为跟庄家对赌的唯一玩家，而且要求我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赌完。刚开始的时候，为了熟悉赌牌的规则，我只是根据拿到手的牌做判断，例如，拿到一张10和一张8，我就不再要牌；如果拿到3和9，我就会继续要牌；但如果庄家现出的牌是4、5或6，我就不要，这些是大家在赌牌时的基本玩法。
牌局扭转了，我越赢越多，也渐渐地轻松自如，乐在其中。在关键的一局中，我拿到了一对七点，庄家朝上的牌是十点，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玩家会继续要牌，但我却将这两张牌分成两手，并且增加一倍赌金。庄家发牌给我，又是七点，我问这张牌是否可以再分，庄家很惊讶，因为很少有玩家以这样的牌来跟庄家的十点对抗。按照我的意愿，我手上的三张七点分成三手牌，赌金成三倍，庄家是一张十点。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一个人大声嚷着：“分七点跟十点对抗，太不合理了！”庄家继续给我发了三手牌，第一手累积到二十一点，第二手还是二十一点，第三手又是二十一点！接连三个二十一点，我赢的这局，不但将之前输的拿回来，而且又赢了一些。
对我而言，在赌场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做到不分心。我坐在庄家对面的高脚凳上，专注地看着开赌前怎样掀牌、洗牌和叠牌，我身旁的摄像机引来众多围观者，赌桌边很快围满了看我赌牌的人。
拉斯维加斯并不适合我，太热、太挤，还有太多闪亮的灯，唯一的愉悦就是那次赢牌。我越来越想家，回到旅馆房间后，我打电话给尼奥，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哭了。他安慰我说，我表现很好，要坚持，他以我为荣。那时我还不知道，行程中最重要、最特别的一站，正等着我呢。
算牌并不容易，就算是老手，也只能靠算牌提高1%的赢牌概率，通常在赌场是不允许算牌的。我们这张赌桌上的8副牌加起来有416张牌，牌数之多，如果靠算牌来赢取胜算，真是难乎其难。
第二天，我们飞到犹他州首府盐湖城。从旅馆出发没多久，就到了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一栋共六层的建筑，曲线型的透明外墙显得很特别。图书馆占地面积达22 297平方米，藏书超过50万册，一楼是商店和各种服务设施，阅览室在楼上，还有个可容纳300人的礼堂。以前，我曾天天去我家附近的小图书馆看几小时的书，这里对于喜爱看书的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玩二十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算牌。玩家会在心里默记出现过的牌，然后推算剩余的牌，看自己有多大胜算，如果觉得自己赢的概率大，就可以加注。牌可分为好坏两种，两点、三点这样点数低的牌算好牌，十点算坏牌。算牌的人根据出现过的牌，来推算剩余的牌里还有多少好牌、多少坏牌，以确定自己的策略。
在宽敞、明亮又安静的图书馆里，我找回了久违的安心。这里没有嘈杂的人群，只有少数人在看书或偶尔地走动。我从没见过或想象过这样的图书馆，它在我眼里就像童话故事里散发着魔力的宫殿。
发牌前，大家先下注，然后庄家替大家和他自己各发两张牌，庄家的其中一张牌面朝下。如果有人拿到一张A和一张人头牌，就立刻算赢，因为两张牌合计正好是二十一点。若是没有这样的牌，玩家则可以选择加牌或维持现有的牌，要是手中所有的牌超过二十一点就算爆牌了。当所有玩家都要好牌后，庄家掀开他朝下的那张牌，再决定是否加牌。如果他的点数低于17，就必须加牌，加到最少十七点，要是庄家爆牌，那么，所有玩家都算赢。
坐在凳子上等待的时候，我就数旁边书架上有几排书，也数有多少人安静地经过我身边，这样等上几个小时我也不会烦。导演走过来带我乘电梯到二楼，从这里放眼望过去，全是一排排的书。一位老先生走过来跟我握手，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弗兰·皮克，是金的父亲，他负责照顾金。
二十一点是最流行的扑克牌赌法之一。A算一点，也可以算十一点，人头牌J、Q、K都算十点，游戏的目标就是赌玩家手上的牌能否超过庄家的点数，但不能超过二十一点。
金·皮克堪称奇迹。他1951年出生，当时他头部肿大，里面长了个水泡，伤到左脑，那是跟人的语言有关的重要部位。医生跟金的父母说，最好把他送去疗养院，因为他一辈子也不可能学会走路、学会思考。1988年，神经学家扫描他的脑部后发现他没有胼胝体（连接大脑左右两侧半球的神经纤维束）。但金16个月的时候就会阅读，14岁时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第二天一早，拍摄小组就忙着在赌二十一点的牌桌区，隔出一块安静的区域，准备妥当后，才到房间接我过去。赌场提供大量赌钱用的筹码供我们拍摄使用，跟老板和庄家打过招呼后，庄家快速地为我解释了牌局的规则。
这些年来，金记住了十几个领域的大量信息，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体育、地理和音乐等方面的历史与日期。他看书过目不忘，可以同时看两页，一只眼看一页。金看过的书有9 000多本，他记得所有看过的内容。此外，他还有计算日历的天赋。
但是，打开房间门后，才发现里面竟然又宽敞、又舒适。夜色降临，拍摄小组带我坐上车，去拍摄拉斯维加斯最著名地段的夜景，到处都闪耀着赌场绚烂的灯光。刺眼的光线让我很不舒服，我紧握双手，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直。还好，没多久我们就去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回去后大家早早上床睡觉了。
1984年，金和他的父亲在得克萨斯州阿灵顿“智力障碍者协会”的会议上结识了制片人兼剧作家莫洛，电影《雨人》就此诞生。达斯汀·霍夫曼整天都跟金在一起，金的能力让他大为折服，于是他力劝金的父亲让更多的人知道金的奇迹。此后，金和父亲走遍了美国，与上百万人分享他们的经历。
不过，这里的状况却让我们大失所望，因为很难找到愿意与我们合作的赌场。虽然最终找到一家小规模的赌场，不但同意我们进去拍摄，还免费提供住宿，但环境实在很难让人满意，地毯很脏，大堂弥漫着发霉的味道。大堂经理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为大家分配好房间，这更让我们失落到极点。
这是我第一次跟同样有学者症候群的人见面交谈，我等待这一刻好久了。弗兰已经跟金提过我以及我们来访的目的，之所以把见面的地点定在图书馆，是因为金和我都喜欢图书馆，安静、明亮、宽敞，一切都井井有条。
内华达的炎热让人无法忍受，热浪扑面而来。等出租车的时候，我虽然只穿了薄T恤和短裤，但还是汗湿衣背。好在只走了不远的路，就到了。谢天谢地，终于能享受到宾馆大堂的冷气。
弗兰将我介绍给金，金站在他父亲身旁，中年人的模样，头发略见花白，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又充满好奇。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臂，跟我靠得很近。
对于制作单位的安排，我的感觉很复杂。将我的能力媚俗化，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重蹈“雨人”的覆辙也会让大家以为，所有的自闭症学者都是从“雨人”那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但同时，我也理解，电视节目在呈现严肃的科学内容时，必须融入一些娱乐性的因素。我喜欢跟朋友玩牌，但从没进过赌场，于是好奇心最终占了上风。
“告诉他你的出生日期。”弗兰问我。
下一站，赌城拉斯维加斯。制作单位希望能用“轻松”的娱乐形式来呈现我的能力，这一招学自“雨人”，而拉斯维加斯就是我施展的“舞台”。
“1979年1月31日。”
与科学家们的相处很快进入尾声，接下来的行程会更加紧张。夏伊开车带我去附近的悬崖看海、看降落伞在空中翱翔。他希望能有一个单独和我相处的机会，于是我们去海边散步。他继续询问着我对数字的感觉，还拿出纸笔做记录，我的描述让他再度痴迷。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知道吗？对于科学家来说，你是个千载难逢的研究对象。”这句略带恭维的话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我答应跟他保持联络，至今我们还经常互通邮件。
“你65岁生日那天是星期天。”金说。我点点头，然后问他的出生日期。
也许有人会问我，难道不介意自己成了科学家实验用的小白鼠？我的回答是“不”，因为这样的实验将有助于科学家们更进一步了解人类的大脑结构，造福人类。而我也特别感谢他们让我通过实验来知晓自己的心智运作方式，更清楚地认识自己。
“1951年11月11日。”他回答。
随后，他们又给我看电脑屏幕上显示出的圆周率数值，同时我的手指连接着直流电皮肤反应测量仪。研究人员随机改动了圆周率中的个别数字，例如把6改成9。当看到这些被改动过的数字时，我就开始不舒服，面部表情也随之变化，因为我熟悉的数字风景被破坏了。测量仪测到明显的起伏，反映了我对被改掉的数字有生理反应，几位科学家在旁啧啧称奇，夏伊尤为惊叹。
“那天也是星期天。”我笑着对他说。
第二天，在摄像机的跟随下，我又将对数字的感觉描画出来。我边在白纸板上勾勒我的数字风景，边解说如何利用数字的不同颜色、质地和形状进行心算。他们甚至要求我用橡皮泥捏出某些数字的形状。
金的脸一下子亮起来，我知道，那一刹我们的心连在了一起。
我的表现让科学家们大感兴趣，他们请求导演再多给他们一些时间，进一步了解我的特殊能力。导演打电话请示在伦敦的制片人，得到了批准。
弗兰给我看一个小金人，我很诧异。弗兰解释说，莫洛因为《雨人》这部影片获得奥斯卡最佳编剧奖，他慷慨地把奖杯送给皮克父子，让他们在巡回演讲时带在身边。我小心地将小金人接在手中，才知道它比看起来重得多。当弗兰给我讲金的童年时，金就拿了本书在旁边看。弗兰讲到医生建议他如何对待金时，略显激动地说：“医生竟然要我们把他送进疗养院，然后彻底忘掉他。”还有个脑外科医生甚至建议给金做脑叶切开手术，以便让他安分些。
午餐时间，教授的助手夏伊领我去研究中心的餐厅用餐。夏伊是个年轻人，跟教授一样有着深色的头发和圆圆大大的眼睛，他对我在数字方面的视觉化反应颇感兴趣。午餐后，他和研究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埃德对我的数字经验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所以我要了一支笔，将他们问到我的那些数字，用我的理解方式画出来。我的视觉化数字绚烂而复杂，而我又画得如此之详细，让他们叹为观止。
接着，弗兰又给我讲了金现在的生活状况，他说：“金每天早上都会跟母亲通电话，然后来这里看书。晚上，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位年长的邻居，金会念书给他听。”
他们给我出了心算题，教授的助手用计算机核对我的答案。因为时差，我的头还在疼，但这并不妨碍我计算。随后他们让我挑出给定的一组数字中的质数，我全部答对，还解说了数字在我心里怎样变化出来各种颜色、质地和形状。教授侧耳倾听，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
我问起金巡回演讲的情况，弗兰回答说：“我们一起去，从不收费，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和医院。观众们给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日期、姓名、统计数字、条码等等，几乎没有他答不出的问题，他竟然掌握了那么多知识，连我都不知道。金最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不等于智障，因为人人都是不同的。”
教授是个“大人物”，说话的声音很大，握手时我感觉到了他的手掌大而有力，就连圆圆的眼睛、浓密的黑色卷发和胡须好像都大大的。他很热情，这让我慢慢放松了下来。
与弗兰的谈话结束后，我终于有机会跟金单独相处。“丹尼尔，你跟我一样，也是自闭学者。”金兴奋地说着，还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拉着我在书架间走来走去。金常常会在某个书架前停留，然后抽出其中的一本书，翻看几页后又放回去，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偶尔他会在翻看到某页时，大声念出一个人名或一个日期。我注意到他拿出的书都是非虚构类的，看来我们又多了一个相同点。
一群科学家在门口迎接我们。经过一个阳光明媚的走廊，我们被领入拉马钱德兰教授的办公室。办公室很宽敞，光线比走廊暗些，靠墙的书架摆满了书，厚重的书桌上摆放着几个塑料脑部模型，还有几张散放的纸。他们要我坐在教授的对面，他旁边还有一个助手。
“金，来这里你最喜欢做什么？”我问。他没回答，而是拉着我来到一个书架前，上面摆放着几本红色皮面的厚书，那是盐湖城各地区的电话号码簿。金抽出其中一本，然后就近坐下，又拿出纸笔开始抄写电话号码簿上的人名和号码。我问他是不是喜欢数字，他以点头作答，心思全都在他的笔记本上。
一听到闹钟响起，我就立刻跳了起来，用手堵住耳朵，我不喜欢这个让我头疼的声音，然后腾出一只手按停闹铃，房间即刻恢复宁静。天还暗暗的，我用两分钟的时间刷牙，然后冲澡。房间里的每样东西都是陌生的，莲蓬头很大，水流冲在头上有重重的感觉，毛巾的质地也怪怪的。换上自己的衣服时，才找到些熟悉的感觉。我极不自在地踱出房门，走下楼梯，来到餐厅。一直等到托比那张熟悉的脸孔出现，我才坐下来用餐，早餐是松饼和茶。等到一行所有人都吃完，大家上车来到一个楼宇排列整齐、窗户闪闪发亮的地方。我们要拜会的是著名神经学专家拉马钱德兰教授和他领导的加州脑研究中心。
我坐在金旁边，想起他父亲说过，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历史，也喜欢别人问他历史日期和人物。
洛杉矶天气晴朗，温度也比伦敦高些。导演找好了车，工作人员将行李和装着摄影、录音器材的箱子搬上后车厢。我看着他们就像摆俄罗斯方块一样，试了好几次才将所有的东西放妥。司机将我们拉到圣地亚哥一家海边旅馆。虽然旅途劳顿，但我还是被告知明天一大早就得开工。在旅馆房间里，我有节奏地刷牙，洗脸也是按照惯例，从水池里舀五次水泼在脸上。上床前，我将闹铃设定在早上4点半，然后倒头睡去。
“维多利亚哪年成为英国女王？”我问。
夜幕低垂，我因为紧张而无法入眠，只好翻看飞机上的杂志，戴着耳机听音乐。飞机终于降落了，这次毫无差错的搭乘让我充满了成就感。虽然头疼并四肢僵硬，但我到了美国。
“1837年。”金立刻回答。
我不断地摸着左右两边的口袋，以确认手机、护照和钱夹还在原来的位置。耳畔传来推车的声音，我开始进入戒备状态，出乎意料的事情会让我措手不及，因此我仔细听着空中小姐与其他乘客的对话，并在心里演习着她走来时会出现的场景，我要选的是：鸡肉和烩饺。推车来了又走，我的选择完全正确。
“如果丘吉尔还活着，他现在多少岁了？”
做什么事情我都喜欢未雨绸缪，事先在心里想象可能遇到的情况以及该如何应对。我知道在飞机上，空中小姐会在某个时间走过来问我一些问题，例如吃什么之类的，于是我就会事先想象空中小姐站在我身边，我则轻松自如地点着我爱吃的东西。
“130岁。”
那是一个最常见的夏日，晴空万里。飞机升空时，可以从窗口望见机翼掠过薄薄的浮云。广播说，我们要飞往洛杉矶国际机场，航程11个小时。每当我被告知一个预计的时间，我的心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场景：一张桌子上放着一节面团，它的长度就是一小时，我可以根据它来判断时间的长短。它的一半长度就是半小时，那么我就可以理解散步30分钟有多久了。但我从没估算过11个小时有多久，因此也就无法在心底看到它的长度，我变得紧张起来。我闭上眼睛，随即睁开，注视着自己的脚，借此让自己慢慢平静下来。
“他今年的生日是星期几？”
尼奥开车送我到机场。这是我们结识三年半以来，第一次分隔两地。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拥抱，着实吓我一跳，我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候机厅人很多，周围都是提着行李走来走去的人，这让我焦虑起来，于是我开始数排队的人数，心绪才渐渐平复下来。
“星期二，11月最后一天。”
临行前一晚，我收拾好行李。尼奥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陪我同行，为了能和我随时保持联系，他给我买了手机。我把手机放在右边的口袋里，护照、机票和钱夹放在左边的口袋里。
要离开图书馆了，摄制组跟在后面，弗兰让金指给我，那一排排的书架，都摆放着哪些书。随后，我们一起走到室外，站在午后温暖、明亮的阳光里。金再度紧握我的手，靠近我说：
2004年7月，启程前一周，我跟拍摄小组成员见面。摄影师叫托比，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家都很友善，尽量让我觉得轻松随意。即将开始的拍摄，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奇遇，小组成员对于这个充满未知的行程，显得兴致勃勃。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也有些跃跃欲试，我的情绪总是会被周围的人所左右。
“有一天，你一定会很强大起来，像我一样。”他的双眸坚定地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恭维。
拍摄计划可谓气魄宏伟：两周内跑遍美国东西海岸，从加州的圣迭戈直到犹他州的盐湖城。节目名称暂定为《脑人》 （Brainman），起初我并不喜欢制作单位提出的这个名字，但后来也接受了。
傍晚，我跟弗兰和金一起到当地一家餐厅用餐。金谈起他跟达斯汀·霍夫曼见面的情况，达斯汀·霍夫曼对他不同寻常的能力和丰富的感情非常惊讶。这对父子于是决定，让更多的人了解金，也让大家理解并懂得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家人和尼奥都支持我去，但他们也担心我在外的奔波和面对新环境的无所适从，于是建议我跟制作单位事先做好协调和沟通。制作单位保证不会将我一个人留在陌生的公共场所，以防我迷路，还答应拍摄的时候不会对我进行干涉。
这对父子不仅以他们战胜困难的坚忍激励着人们，还以无私的爱和奉献感动着大家。我和摄制小组的成员都深受感动，我们依依不舍地与皮克父子告别。这次短暂的经历，将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跟金相比，我是幸运的，虽然我也经历坎坷，但还能独立生活，而金却无法做到。同时，金的经历也让我知道了这世上还有人像我一样，如此喜爱读书、渴望了解细节、对数据着迷，我为此而高兴。
我同意参加拍摄，但还是顾虑重重。我已有五年没离开过英国，甚至没离开过我居住的小镇，一想到漫长的旅途和即将面对的陌生环境，就让我心存恐惧。外出期间的行程会很紧，我平日规律化的生活将被打破，如宗教仪式般的数数字活动也都将难以践行，我担心自己会无法忍受。我没去过美国（尽管我背得出麦金利之后的历任美国总统的名字和其所属政党），我不知道自己将置身什么样的环境中，会不会又大又吵？会不会绚丽得让我眼花缭乱？在那个与我家隔了辽阔海洋的地方，如果我恐慌起来该怎么办？
归途漫漫，我一路上都在想着金。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心有灵犀，彼此理解。我们行驶在不同的人生轨迹上，却可以相逢相知，惺惺相惜，金和他的父亲欢迎我，坦诚地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这份热情让我深受感动。金不只智力超常，他的心、人性以及触动他人生命的独特方式，都是他的特殊天赋。跟金共处的短暂时光，值得我终生回味。
成功刷新圆周率的背诵纪录后，报纸与电台对我的采访接踵而至，英国一家大的电视台还提出要为我制作一小时的纪录片，并计划次年在英国和美国播出。节目制作单位对我在牛津的表现印象深刻，他们尤其惊讶于我在大众与媒体前的从容应对。制片单位计划于年底去美国拍摄自闭学者金·皮克（Kim Peek），他是电影《雨人》主角的原型。他们认为如果我能现身说法，在节目中讲述作为自闭学者的亲身经历，就会增加节目的看点。此行不但能见到皮克，还将有机会与英美两国研究学者症候群的世界级专家对话，对我而言实在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