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讲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在爱丁堡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的个性奇特、富有魅力的教师琼·布罗迪和一群深受她影响的女学生的故事。这群女学生里有：数学优异的莫妮卡，“性”名远播的罗丝，元音念得很特别、并以“小得不能再小的眼睛”闻名的珊蒂·斯特兰奇尔。这双眼睛虽小，却没有什么能逃出它们的注视，因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叙述就是通过珊蒂的视角来进行的。故事开始时，这些女孩子们已经是高中生了；故事很快地回溯到她们初中阶段，那时，布罗迪小姐对她们的影响最大；故事的叙述时间还不时地往前溯到未来，描绘这群女孩子长大成年后，关于这位非凡的老师的回忆仍常常萦绕于心的情况。
通过时间变化，叙述才不至于把生话呈现得好像只是一个接连一个的厄运，并让我们得以识别相隔遥远的事件之间的因果和讽刺关系。把叙述焦点移转回去，可以改变我们对于在故事情节后来才发生、可是作为读者我们早已经知晓的事件的看法。这也是电影里常见的手法，称为“闪回”。与之相对，“闪前”——把故事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以预见、预示的手法在叙述中先行点出来，古典修辞学里称为prolepsis——这个手法比较不容易在电影拍摄中施展开来，因为这个手法暗示了有一个知晓整个故事的叙述者存在，而电影通常没有所谓的叙述者可言。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的电影改编版本没有小说原著来得复杂、有创意。它的电影版本是以平铺直述、按照时间顺序的方法来开展故事；而原著小说之有名，是因为它流畅地处理时间，快速地在过去、未来的行动之间穿梭。
在初中部时，这些女孩子们痴迷、好奇地关心布罗迪小姐的性生活，尤其是她到底有没有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失去一只胳臂的英俊的美术老师罗伊德要好。莫妮卡声称曾看到他们两人在美术教室里拥吻，可是只有罗丝相信她，这让她很恼火。多年之后，莫妮卡对珊蒂说的话显示，她心里还是为了以前不被信任一事耿耿于怀。后来，当了修女、与世隔绝的珊蒂总算承认莫妮卡说的是真的。叙述者告诉我们，早在布罗迪小姐（那是战争结束后某天的事）亲口向珊蒂承认这件事之前，珊蒂就知道事情的真相。
讲故事最简单的方法——深受部落游吟诗人和给孩子讲睡前故事的父母青睐的方法——是由故事的开头讲起，直到故事结束，或是直到你的听众睡着为止。即使是在从前，说故事的人也知道变化时间先后顺序能带来精彩的效果。古典史诗都是由故事中间(1)开始的；例如，《奥德赛》是由主角从特洛伊战役归航一半行程处开始叙述的，再倒回去描写奥德赛先前的冒险，然后才接下来讲奥德赛最终回到伊萨卡的过程。
在本章选段里，读者随着叙述流程快速地前后跳换，在不同的时间节点里变化。故事主要叙述的事件发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那时的初中女生们喋喋私语布罗迪小姐的爱情生活。故事时间还转移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女生们升入高中，那时罗丝开始“性”名远播。叙事时间还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莫妮卡到修道院去拜访珊蒂之刻。叙述时间也带回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描述在布罗迪小姐被强迫退休后，珊蒂和她茶叙的经过。不仅如此，故事叙述也转移到不明确的时间节点，珊蒂发现布罗迪小姐真的曾在美术教室里和罗伊德先生拥吻。
缪丽尔·斯帕克《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一九六一年）
我们是在书的后半部分才知道珊蒂是在高中时发现这件事的。这一情景是描述一场对话，布罗迪小姐宣布，因为她已经把所有的心力奉献给她的学生，所以罗丝将替代她，成为罗伊德先生的情人。珊蒂觉得，布罗迪小姐猖狂的自大思想虽然令人振奋，却也有引致危险之虞。“她认为她是天意，珊蒂这么想，她自认是加尔文教派的上帝，她在一开始就能预知结果。”当然，小说家能在故事的开始就预见到它的结尾，可是，缪丽尔·斯帕克指出，在有益的虚构和危险的妄想之间势必有一个区别，就像允许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的天主教上帝和不允许自由意志的加尔文教派上帝是不一样的。在这部小说里，有一个例子栩栩如生地讨论加尔文教派的命运注定论教义，这信仰认为“在人们出生之前，上帝早已为每一个人安排了糟糕的死亡结果”。
“那是段美好的青春，”珊蒂回答。
后来，珊蒂成为罗伊德先生的情人证明了布罗迪小姐的预言是假的，并以此挑战了布罗迪小姐自言能控制他人命运的能力。后来，珊蒂又向学校当局揭发布罗迪小姐，说有一名学生受了布罗迪小姐的教唆去西班牙参加法西斯内战，却死了。这就是为什么本章选段里，布罗迪小姐被形容为“被出卖了似的”，而且，珊蒂一直也因此而对自己无法释怀，即便她后来当了修女，心底也还愧疚万分。这里，布罗迪小姐“畏缩着”，因为她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世，所以这一场景有些悲哀。但是这儿还不到小说篇幅的一半呢，所以这份哀戚的感叹会被随之而来的、更多关于布罗迪小姐盛年的描绘给稀释冲淡。
在布罗迪小姐亲口告诉她这件事之前，她早就知道真相了——那是战争结束后的某一天，她俩在布莱德丘旅馆会面，边吃三明治，边喝茶；凭布罗迪小姐家的食品配额是吃不到这些的。布罗迪小姐坐着，身上穿着一件保存了很久的深色麝鼠皮大衣，整个人畏缩着，像是被出卖了似的。她还不到年龄就被迫提早退休了。她说，“我青春已过。”
现代小说常用到时间变化，但是，通常以记忆的方式被“自然化”，或是以人物的意识流来呈现（如，摩莉·布卢姆的内心独白在女主角不同的生命阶段里跳跃变化，就像留声机的唱针在唱片上跳了针，前后摆动）。或者，更具体一点，成了作为叙述者的人物的回忆录，例如，福特的《好兵》里杜威尔的回忆再现。格雷厄姆·格林的《恋情的终结》（一九五一年）是后者手法的绝妙表现。《恋情的终结》的叙述者是名专业作家，名叫本德里克斯；他在故事开始时认识亨利——萨拉的丈夫；而在数年前，本德里克斯与萨拉曾有过一段感情。当时萨拉突然结束他们的感情纠葛，本德里克斯以为她另结新欢，因此一直心怀怨怼。亨利对本德里克斯坦白他怀疑萨拉感情不忠，本德里克斯居然雇用一个私家侦探来调查萨拉的秘密。这个侦探找到一本萨拉的日记，日记里记录了她和本德里克斯的交往，并透露了她和本德里克斯分手的原因，这个原因完全出人意料；日记里还记载萨拉不为人知的宗教皈依。这些发展都跳出时间先后顺序写出，因此更显得似是而非、更具有戏剧张力。
“我知道你看到过，”珊蒂说。
缪丽尔·斯帕克把频繁的时间变化和第三人称著者式叙述交错互衬，这是后现代小说写作的主要策略，这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文本的艺术架构中去，让读者避免“全神投入”到虚构故事的时间流动里，或是主要人物的心理深处去。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一九六九年）是另一个杰出的例子。故事一开始，作者就告诉我们，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的故事是根据他本人在一九四五年时身为战俘的经历虚构出来的（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生在德累斯顿最为可怖的空袭之一，盟军的轰炸机几乎摧毁了这个城市）。故事是这么开始的：“听着。比利·皮尔格林摆脱了时间的束缚，”故事叙述常常突兀地在比利未参军前的不同生活阶段——他那时是个验光师，住在美国中西部，也是个丈夫及父亲——以及他参军后到德累斯顿极度恐怖的军旅生活之间跳跃变焦。这不仅仅是回忆的手法，可以说比利是“在时光里旅行”。与其他饱受战争创伤的退役军人一起，比利想要借由科幻故事里轻松自在地穿越时间与星系空间的方法（那里是以光年计算距离的），来逃离当代历史令人无法忍受的实况。他声称，有段时间里，他曾被外星人诱拐到一个名为特拉法马多的星球，上面住着矮小、貌似搋子、头顶上长着一只眼睛的外星生物。这些片段读起来很有趣，因为它们不但仿写了科幻小说的模式，又具有哲学思考的严肃性。对这些“特拉法马多人”来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并存的，人们可以选择要置身何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生命是悲哀的，这完全是因为时间无情地流动、无法控制方向的缘故，除非你相信有所谓的“永恒”，“永恒”里时间被重新归位，时间流逝的结果被反转。《五号屠场》是一部激发读者思考的后基督教、后现代式小说。书里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意象，其中一个是关于一部比利·皮尔格林回倒着看的战争影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当莫妮卡到修道院探访珊蒂时，她说：“我真的曾看到泰迪·罗伊德先生在美术教室亲吻布罗迪小姐。”
弹痕累累、满载受伤的人和尸体的美国飞机由英格兰某机场倒退起飞。在法国上空，一些德国战斗机倒退向美国飞机飞过去，从美国飞机和机组人员身上把子弹、炮弹碎片都吸出来。它们又以同样的方式来攻击美国停在地面上的残破的轰炸机；那些破轰炸机倒退着起飞升空，加入到天空里的编队。
“罗丝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莫妮卡·道格拉斯说。
马丁·艾米斯（他承认受冯内古特的影响颇深）最近用这种手法写就一本书——《时光之箭》，故事倒叙一个纳粹战犯由死亡到出生的一生；全书乍看之下十分怪异有趣，但是，随着故事逼近种族大屠杀，故事愈发地怪诞乖张、令人焦虑。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故事诠释为某种炼狱——在这个炼狱里，主人公的灵魂被迫重新经历一次那恐怖的过去，以期洗涤罪孽；或者，我们也可以把这故事解读为一个关于忏悔消恶的神话，可是这么一个神话显得有点牵强。我所能想到的以叙事时间顺序做激进实验的小说里，大部分主题都是与罪行、品行失当以及罪恶有关。
罗丝·史丹利相信她，这是因为她根本无所谓。她是那群布罗迪帮伙中对布罗迪小姐的恋爱绯闻——或是任何人的感情关系——最不感兴趣的人。那时如此，后来也是。日后，当她“性”名远播之后，她那令人趋之若鹜的吸引力就在于，她对于性根本一点好奇心也没有，她从不花脑筋在这事上。以后，布罗迪小姐会说，罗丝有这方面的直觉。
(1) 原文为拉丁文，in medias res。
怒火冲上莫妮卡的脸。“明明是罗伊德先生用他仅有的那只胳膊抱着她，”她说，“我看见他们。我真后悔告诉了你。罗丝是唯一一个相信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