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再见，柏林》（一九三九年）
“哈－啰－唔，”她沉着嗓子，撅起小巧诱人的樱唇，看起来好像要亲吻话筒似的，说：“Ist dass Du, mein Liebling?(1)”她的嘴张出一个甜美的痴笑。弗里兹和我就坐着，看着她，仿佛是在戏院看一场演出似的。
毋庸怀疑，人物是小说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的叙述形式（例如史诗），其他的叙述媒介（例如影片），都能够讲述故事；但它们都比不上欧洲传统小说在刻画人性时那般丰富多样，那般细腻地呈现人物的心理深度。然而，人物或许是小说艺术的诸多复杂方面中，最难用技术词语来进行讨论的一点。这原因在于小说包含太多不同类型的人物，而且，展现人物角色的方法又不计其数：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有平板的或是丰圆的人物；有刻画其内心的人物，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有依据别人的视角、从外界观察的人物，例如，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的莎莉·鲍尔斯。
她在拨电话时，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涂成翠绿色；这个颜色选得真不好，因为它让人把目光投向她的手——她的手因为抽烟染上黄渍、脏得像小女孩的手。她肤色很黑，就跟弗里兹的同胞姐妹似的；她的脸蛋又细又长，粉擦得死白。她有一双圆滚滚的褐色眼珠，眼珠颜色应该要再深一点，好般配她头发以及眉笔的颜色。
莎莉·鲍尔斯是轻快的人物速写故事集《再见，柏林》里的女主角；这个故事曾成功地改编为舞台剧、电影（《我是一部相机》）、舞台音乐剧和音乐剧电影（《餐馆》），所以我们心中早已深深植根了莎莉·鲍尔斯的形象。乍一看，这个女主角会变得这么有名，倒有些不可思议。她的容貌并不出众，也不特别聪慧；作为歌唱艺人，她的才艺又不怎么精彩。虚荣、轻率、以男女性关系来交换钱财。尽管如此，莎莉·鲍尔斯还是保有一股令人怜惜的天真和脆弱；在她的炫耀自负与生活实况之间产生了一道鸿沟，滑稽的喜剧感也因而油然滋发。她的故事背景是魏玛德国时期的柏林，就在纳粹上台之前，这也更加引发读者的兴趣。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莎莉梦想着名声与财富，轮换着一个又一个品行不端的保护她的情人；她以直白露骨的方式来恭维、利用别人，还撒谎骗人。莎莉代表了那个即将灭亡的社会的自欺、愚蠢。
“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把我一个人留下、单独和这个男人在一起！”莎莉高声说道，“不然的话，他会由电话那头来引诱我的。他可是个热情澎湃、难以抗拒的家伙。”
介绍人物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旧小说里常见的）描述人物的外表，给出他的生平概要。乔治·艾略特写的《米德尔马契》一书里，对多萝西娅·布鲁克的介绍就是这个方法的极致表现：
“没问题。在这儿哪。”弗里兹望着我，说，“克里斯，咱们到另一间房去。我有事找你。”显然，他迫切地想知道我对莎莉——他的新女友——的第一印象。
布鲁克小姐的美，被她那质朴的衣衫衬得更加出色。她的手和手腕是那么地精致，就算她穿的服饰衣袖再怎么没有样式，她总显得像是意大利画家眼中的圣母那般端庄雅致。虽然她的衣服样式在简单中透着乡气，但是却把她的侧面、身高、仪态衬托出一股尊贵，给人一种古典优雅的印象，仿佛在报纸里读到一段圣经经文的引述或是经典诗歌的节选。人们都说她非常聪明，但是却还会补上一句，她姐姐西莉亚更懂得常识。
“介意我用一下电话吗，甜心？”
像这样的叙述还延续了好几页。这种方法不错，但它比较适合一种步调缓慢悠闲的文化，比较不适合我们现在的文化品味。现代小说家通常倾向让人物的细节信息慢慢地、通过多变的行为与话语浮现出来。不管怎样，小说里的所有叙述都是具有选择性的；所需的基本修辞法是提喻，以局部指代全体。乔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两人都通过聚焦女主人公的手和脸庞，来让读者想象她们其他的外表特征。巨细靡遗、毫发不差地描述莎莉或多萝西娅的外表、心理特征势必会占用好几页的空间，甚至耗掉一整本书的篇幅。
莎莉笑了出来。她穿着黑色丝质裙装，肩上披着一件小披风，头上还时髦地斜戴着一顶门童那样的帽子，她说：
服饰一向能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社会阶层和生活形态；尤其是在莎莉这个好夸耀自己的人身上更是如此。比如，她那黑色的丝质披风（轻便的午后访会时穿的）透露的是，她迫切地想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打扮夸张（披风）以及不乏挑逗调情的意味（这本书里还常提到她戴的门童高帽；那种高帽让人想到性别错乱、性别暧昧、变装癖等等）。这些特点马上都被她的言词行为再次强调出来。比如，借打电话为由，她把自己近来的艳遇讲给男性友人听；在这个场景里，叙述者顺势描绘了莎莉的手和脸庞。
“才不是呢，”我说，“弗里兹是我这辈子里，唯一叫我克里斯的人。”
亨利·詹姆斯所谓的“场景刻画方法”——他反复劝勉自己“戏剧刻画！戏剧刻画！”——力求达到的效果就是这样。不同的是，詹姆斯心里想的是以舞台为范本，而伊舍伍德则是属于与电影一起成长的第一代作家，电影的影响表现在作品里。《再见，柏林》的叙述者说“我是一部相机”，他想的是一部电影摄像机。如果说多萝西娅是静静地摆着姿态，好让别人用文字为她绘就画像，而且实际上也被比作油画中的人物；那么，莎莉则是通过行动来展示她自己。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一段分拆成一连串的电影画面：莎莉，身穿黑色丝质外衣，摆个姿势；两个男人很快地互换眼色；莎莉拨电话时，镜头拉近到她涂成翠绿色的指甲上；又一个近距离画面定在莎莉浓厚、拙劣的妆容上，她跟情人说话时，脸上表情矫揉做作；还有，两个镜头快速地带过这两个男人盯着看莎莉做戏的神情。
“才半个钟头吧，我猜，”弗里兹懒懒地故意拉长音调，以一派主人腔调中又藏不住高兴的声音回答。“请容我介绍，这是伊舍伍德先生；这是鲍尔斯小姐。大家都叫伊舍伍德先生为克里斯。”
无疑地，这或多或少说明了为什么莎莉·鲍尔斯的故事能够成功地搬上荧幕；然而，纸页之间还是有无法演绎出来的文学兴味。一提到莎莉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是一双污秽的手配着鲜艳翠绿的指甲。在影片里你可以展示这些鲜绿的指甲，但是你无法再现叙述者那句评语，“这个颜色选得真不好”。“选得真不好”讲的就是莎莉·鲍尔斯的命运；在影片里你还可以让镜头带出莎莉手上的烟渍和污垢；但是，也只有叙述者能告诉我们，那双手“脏得像小女孩的手”。在世故魅惑的表象之下，藏着孩童般的特质；这就是为什么莎莉·鲍尔斯是个让人难忘的角色。
“等我好一会儿了吧，弗里兹亲爱的？”
(1) 德语，是你吗，我最亲爱的？
几分钟后，莎莉总算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