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框架时间是一九五六年；故事的叙述者为老迈的史蒂文斯，他在英格兰某庄园大宅担任男管家一职；这产业曾经是达林顿勋爵的宅府，现在则沦为一个美国富翁的财产。在新雇主鼓励之下，史蒂文斯到英格兰西南角去度了个短假；其实，他心底真正的动机倒是去寻访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达林顿府上聘用的女管家肯顿小姐。那时，正值辉煌昌盛的达林顿府举办过不少私人宴会，来宴请欧洲政界名流，共商欧洲局势危机。史蒂文斯希望他能说服肯顿小姐（尽管她已经结婚了，可是史蒂文斯总改不了口）脱离退休状态，帮他解决目前大宅子里的人手聘用管理问题。他沿途旅游，往事漫上心头。
运用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一手法的目的在于，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来揭露表象和现实之间的鸿沟，来展示人们扭曲、隐藏现实的种种行径，尽管他们这么做并非出于恶意，也非有意识而为之。石黑一雄《长日留痕》里的叙述者并不是个坏蛋，可是他的生活是建立在压抑并避免诚实地面对自己与旁人的基础上的。出自他口吻的叙述带有忏悔录的味道，可是全文又充斥着拐弯抹角的自我辩白和有利于自己的诡辩；一直要到全文将尽时，他才终于明白自己——可惜，为时晚矣。
史蒂文斯说话、行笔的口气精准得有点挑剔，正式得有点生硬；简要地说，活脱脱是“管家语言”。客观来看，这种风格——全无机智、感性、新意——根本毫无文学优美可言。作为这部小说的语言媒介，这种文体之所以成功，原因便在于读者逐渐感知到这种语言辞不达意。慢慢地，读者推断出，昔日的达林顿勋爵不过是一位拙劣的业余外交官，他认为英国应该姑息希特勒，并支持法西斯、支持反犹思想。史蒂文斯从不曾对自己或别人承认，他的旧日雇主在后来的历史发展里被全盘否定；相反地，对于他能为那位衰弱、严峻的主子提供无懈可击的服务，他津津乐道、以此为荣。
“不可靠的叙述者”，无一例外总是故事的组成部分，是虚构出来的角色。不可信赖的“全知”叙述者，这种说法听起来颇为矛盾，这种叙述者通常只出现在充满怪异、实验性色彩的文本里；何况，就算是作为人物之一的叙述者，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全然不可信赖。如果一个角色所说的任何话都明显虚假的话，这只不过说明了读者心知肚明的事实：小说毕竟是虚构不实的创作。要让一部小说牢牢抓住读者的心，在小说想象的世界里，势必在真实与虚假之间可以有某种区分，就如同真实世界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样。
史蒂文斯一心向往当个典范仆佣，在这个念头驱使下，他同样也无法辨识——并进而回应——当时与他一起共事的肯顿小姐对他的好感。通过叙述回忆，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的交往轨迹逐渐以一种模糊不清、大量删减的方式浮现出来；读者也顿然明了，史蒂文斯现在想要寻访肯顿小姐的动机，其实不过是他想补救过往的无望之举。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一九八九年）
史蒂文斯多次提示自己的“丰功伟业”，然而读者却明白这些说法不但谬误连连，更多有虚假。亲手把一封宣告姑母逝世的信交给肯顿小姐的是他；没能亲自向她伸出慰问之手的也是他。他犹豫着该不该转回去补说些什么，这差一点就让读者忽略了，在之前的对话里他丝毫没有慰问表示，这失误是多么愚钝啊。他担心转回去的话，恐怕会侵犯肯顿小姐的感情隐私——这似乎表现出史蒂文斯是个敏感体贴的人，可是事实上，在他“等待”到“其他机会”可以向肯顿小姐表示“慰问同情”时，史蒂文斯不但没这么做，反而恶狠狠地批评她对两位新来女仆督导不力。当他想到门的另一边，肯顿小姐可能正哭着——除了以“奇怪”来形容那时他心中的感觉之外，他没有使用任何更有表现力的词语。这也正是他一贯的情感认知方式。史蒂文斯不无赞许地注意到肯顿小姐得知姑妈过世的消息后还能平静如常，那么，他居然还会想到她会不会正哭着，这可就让读者啧啧称奇了。事实是，许多页之后，史蒂文斯自称他记错了，把这件事误搭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我离开那个房间，可是，在我出来之后，我才想到，我忘了劝她节哀顺变。我想象得出这对她是多大的噩耗，就所有方面来看，她的姑妈待她就像亲生母亲一样好；我站在门廊里，心中挣扎着要不要转回去敲敲门，郑重弥补这个失误。但是我又想到，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很可能就这样随便地闯入她不想为人得知的哀痛中。真的，在那一刻，就那么咫尺距离，肯顿小姐很可能正啜泣着。这个念头让我心底涌起一股奇怪的感情，使得我站在门廊里久久徘徊。后来，我到底还是决定，最好等待其他机会再向她表示我的慰问同情；这么一想后，我就迈步走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呆呆地站在门廊里，我现在也记不清了。我倒记得，有一次，我在脑海里回想起这些过往云烟时，曾认为这件事是紧接在肯顿小姐得悉她姑妈去世的消息之后发生的……但是现在仔细一想，我倒觉得当时我可能把这件事搞糊涂了；事实上，我在门廊里呆立许久这个记忆，应该是跟另一件事有关，那起码已经是肯顿小姐的姑妈去世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当然，肯顿小姐。”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某日傍晚，他冷淡地拒绝了肯顿小姐向他羞怯但明确表达的倾慕之意，这可真让肯顿小姐难堪——这才是她关起门哭泣的原因。然而史蒂文斯一如既往地没有把这件事同这段私密感情插曲联系起来，而把它扯到达林顿勋爵举办的某次盛大的公众聚会上去。史蒂文斯那虚度了的一生，在这个悲哀的故事中，就这样把政治谬见与情感贫瘠这两个主题糅合为一。
“谢谢你，史蒂文斯先生。对不起，我想单独一个人静一静。”
就“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手法的运用，我们倒应该把石黑一雄的作品拿来与另一位个中高手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杰作《微暗的火》做个比较。《微暗的火》这部小说的形式十分特殊，它主要是以虚构的美国诗人约翰·谢德所作的一首长诗为主，附加上一篇由一位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谢德的邻居查尔斯·金波特所写的详细评论。这首自传体长诗讲述的是诗人女儿悲惨的自杀事件。我们慢慢得知，在金波特得到这首诗的手稿时，谢德刚被谋杀不久。很快我们又知道，金波特疯了，他认为自己是某个理想中的浪漫国家(1)（影射革命前的俄罗斯）被放逐的君主。他坚信谢德写的正是关于他个人历史的诗，而且谢德是被误杀的——杀手被派来暗杀的是金波特本人。金波特写那篇评论，目的在于证实他对事实的怪异阐释。读这部小说的乐趣之一便在于，通过对照谢德诗中的“可靠”叙述，读者如何觉察出金波特的错觉与自欺。与《长日留痕》相比，《微暗的火》里不可靠的叙述者要滑稽好笑得多；但这丝毫不减故事的震撼力。金波特把他那挚爱的王国——赞巴拉——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陶醉、久久无法忘怀。在这个角色中，纳博科夫倾注的，除了自己的滔滔口才，更有他流放经历中强烈的故国之思。与之相比，石黑一雄的小说创造了一个言语味如嚼蜡的叙述者；当然啦，如果这个叙述者博得读者信赖的话，这部小说的整体效果肯定是乏味无趣极了。
“我确定这是可以安排的，肯顿小姐。”
(1) Ruritania，鲁里坦尼亚王国，浪漫国，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 1863—1933）所作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中欧王国。
“信是我姑妈的陪伴约翰逊太太写来的。她说我姑妈前天过世了。”她停顿了一下，又说，“葬礼明天举行。我正想着，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一天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