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转型是举世皆知的事实。如此大规模的事业，自然有众多不同的动力参与进来，可是如果要指明其中的主导力量，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武士道。当我们整个国家开放对外贸易时，当我们将最新的改革引进生活的每个方面时，当我们开始学习西方政治和科学时，我们的指导性动力并不是物质资源的开发和财富的增长，更不是对西方习俗的盲目模仿。
伟大的政治家们为我们的国家之船掌舵，引领着我们经过复辟的飓风和国家维新的旋涡，他们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道别的道德教义。近来一些作家竭力证明基督教传教士对新日本的诞生作出了值得重视的贡献。我认为荣誉应归于应得荣誉之人，但是这项荣誉的确很难给予那些善良的传教士。与其提出一个没有证据证实的论断，不如恪守《圣经》训诫将荣誉归于他人，这样更符合他们的职责。就我自己而言，我相信基督教传教士正为日本做着了不起的事业——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只是，上帝的行为虽然确实很神秘，但仍藏于神圣的秘密中，其所为是间接的。或者说，迄今为止基督教传教在塑造新日本特征方面发挥的作用甚少，几乎看不到作用。无论何种困境，推动我们前行的是纯洁而简单的武士道。翻开新日本缔造者的传记，如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包括当今在世的杰出人物的回忆录，比如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所思所行乃是受到了武士道的激励。亨利·诺曼对远东地区进行研究和观察之后宣称，日本不同于其他东方专制主义的唯一一面在于“人类有史以来创制的最严谨、最崇高、最细致的荣誉信条，在它的人民之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的话触及到了新日本之所以形成，以及它将完成的未来命运的原动力。
汤森先生对东方的制度和人民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写道：“每天都有人告诉我们欧洲如何影响着日本，我们却忘记了那些岛屿上的变化完全是自发的，忘记了欧洲人并没有教日本，而是日本自己选择了向欧洲学习民用的、军事的组织方法，并且事实表明是成功的。就像几年前土耳其人从欧洲进口了大炮，日本从欧洲输入了机械科学，但确切地说，这些还谈不上是欧洲对日本的影响。”汤森先生继续写道：“除非我们说英国从中国购进茶叶，便是受了中国的影响。”他还问道：“那些重塑了日本的欧洲先驱或是哲学家或是政治家或是宣传家，都在哪里呢？”
兰森先生说：“当今有三个截然不同的日本并存：旧日本，还没有完全消失；新日本，尚未出生，但精神初具雏形；转型期的日本，正经历着最严峻的困境。”这话在许多方面是合适的，尤其是有形、具体的机构设置方面，但是应用到基本伦理观念上，这个观点就需要有所修改；作为旧日本的缔造者和产物，武士道仍然是转型期的指导准则，并将被证明为还是塑造新时代的决定力量。
汤森先生充分注意到使日本发生变革的原动力，完全存在于我们日本自身；如果他再深入探究我们的心理的话，他那敏锐的观察力会很容易使他确信这股源泉不是别的，正是武士道。那种无法容忍被污蔑为劣等民族的荣誉感——这就是最强的推动力。关于在转型过程中增货殖兴等工业方面的考虑，是在改革的后期才觉察到的。
虽然没有具体形式，武士道过去是、现在仍是我们国家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力。
武士道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显著，随处一看就有所发现。看一眼日本人的生活，自会明了。读一读赫恩的作品，他是对日本人思想最具说服力、最真实的阐释者，你会发现他所描写的内心实践都是武士道活动的例证。人民普遍注重礼节，就是武士道的遗风，这已众所周知，无须赘述。“矮小的日本人”全身充满耐力、坚忍和勇气，在中日甲午战争里得到充分验证。许多人会问：“还有比武士道更忠诚、更爱国的吗？”“没有。它举世无双！”能这么自豪地回答，我们必须感谢武士道。
是大和精神驱策我挑战命运。
另一方面，应该客观地承认，我们国民性格的错误和缺点，很大程度上也得由武士道负责。我们缺乏深邃的哲学，尽管我们的一些年轻人在科学研究领域已获得国际声誉，可尚无一人在哲学领域取得任何成绩，这可以追溯到武士道教育方法之下忽略了形而上学的训练。我们过于敏感易怒，这也该由武士道过分的荣誉感负责。假如我们有些人被外国人指责为自负，那也是由于荣誉心过度的病态结果。
我明知此番事业必以死亡为终点；
你在日本旅行时，会见到很多青年，他们留着乱蓬蓬的头发，身着寒酸的制服，手持大手杖或一本书，带着一副对尘世间置若罔闻的神情在街上大步穿行。那就是“书生”，在他们而言，地球太小，天不够高。他有着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他身居空中楼阁，以缥缈幽玄的智慧语言为食。他的眼中透射出功名之火，他的心中渴望着知识。贫困仅仅是激励他前行的动力，世俗财产在他眼里是品格的枷锁。他是忠诚和爱国精神的宝库，是自封的国家荣誉的卫士。列出他所有美德和缺陷，可见他就是武士道最后的孑遗。
武士道是一种不自觉的并且不可阻挡的力量，一直推动着国家和个人前进。新日本最杰出的先驱之一吉田松阴，在他被处决的前夜写了以下诗行，成为这个民族的真实自白：
武士道的影响至今依旧根深蒂固，但正如前文我所说的，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无声无息的。国民的心对自己所继承的精神，虽然不问原因，却能对其任何召唤都作出回应。因此，同样一种道德观念，用新的翻译名词表述和旧的武士道名词表述，在效力方面非常不同。一个背弃了信仰的基督徒，牧师的劝说对他的堕落无济于事，而对他的忠诚——他曾经对主发誓要忠诚的吁请，却能使他浪子回头、回心转意。“忠诚”一词可以唤起所有可能淡漠的崇高情感。一所学院里有群任性的年轻人，因为对某一位老师不满，于是参与了长期连续的“罢课”，院长问了两个简单的问题后，这群学生随即散去。“你们的教授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吗？如果是，你们就应该尊敬他，把他留在学校。他是个懦弱的人吗？如果是，推一个正倒下的人，更不是男子汉所为！”这位教师在科学方面能力的不足是此次罢课的原因，但它与校长所暗示的道德问题相比，就变得微不足道了。通过唤醒武士道所培育出的感情，伟大的道德维新就这样完成了。
虽然不能说武士道在我们国家尤其在武士身上留下的印记形成了“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但说到武士们从此保有活力却是毋庸置疑的。假如武士道仅仅是一种物理力量，那么过去700年间它取得的动力不可能戛然而止。假如它仅仅是通过遗传继承传播的，那么（过去700年间）它的影响必定十分广泛。试想，像法国经济学家谢松计算的那样，按一个世纪三代计，“我们每个人血管里至少流淌着2,000万生活在公元1000年的人的血液”。卑微的农民“背负几世纪的重荷弯下了腰”，他们挖土翻地，他们的血管里流着古老的血液，正如他和牛是兄弟一样，他和我们也是兄弟。
在日本，基督教传教工作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传教士大多完全忽视了我们的历史。有人会说：“我们在乎异教徒的历史干什么？”结果，他们的宗教背离了过去几个世纪我们和我们的祖先所继承的思想习惯。嘲弄一个国家的历史吗？似乎任何民族的经历，甚至毫无记载的最低等的非洲奴隶的历史，也都是上帝之手亲自书写的，是属于全人类历史的一页。即便已经消失的民族，也在期待着一双慧眼从古老的书卷中去辨识。对于有哲学思想且又虔诚的心灵而言，各个人种都是上帝在体肤上用黑色和白色留下的清晰符号。如果这个比喻恰当，那么黄色人种就是以金色象形文字镌刻于历史的宝贵的一页！传教士忽视一个民族的历史，声称基督教是新的宗教，在我看来，基督教乃是“古而又古的故事”，如果以通俗易懂的话来表达——也就是说用一个民族在其道德发展过程中最熟悉的词汇来表达，那么，无论哪个种族或国籍，基督教都会很容易在人们心里找到寄居之处。美国式基督教或英国式基督教一一与创始者耶稣的恩宠和纯粹相比，包含了更多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恣意妄想，是嫁接于武士道枝干上的脆弱幼枝。难道这种新信仰的宣传者应该连根拔除整个主干、根部和枝蔓，在荒废的土壤中播种福音的种子吗？这种英勇的做法一一也许在夏威夷可行吧，据称那里的教会激进分子只在积累财富、战利品以及消灭土著居民方面大获全胜。但这样的进程在日本却绝不可能一一绝对不能，这进程即使是耶稣本人在人世间建立自己的王国的过程中，也永远不会采用。
构成国民性的心理因素的总体是坚固的，就像“鱼类的鳍，鸟类的喙，食肉动物的牙齿，与其种属不可分离的要素”那样。勒朋先生在他满是肤浅断言和华丽概括的近作中说：“源于知识的发现是人类共有的遗产；性格的长处或短处构成了每个民族独有的遗产：它们就像坚硬的岩石，日复一日，即使世世代代经历水的冲刷，也不过是磨去了外部的棱角。”言辞激烈，然而，假如每个民族独有遗产均构成于性格的长处和短处，那么这话也值得深思。早在勒朋开始写这本书之前，已经有人提出此类概括性理论，而且早已被西奥多·魏茨和休·穆瑞推翻了。当我们研究武士道培育的多种美德之时，我们曾引用欧洲的一些资料进行比较并举例说明，我们没有发现哪种性格特质是武士道的独有遗产。诚然，道德的各个特质的总和呈现出非常独特的面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种总和被爱默生称做“所有伟大的力量作为要素参与进来的、综合产生的结果”。但是，这位康科德的哲学家并不像勒朋那样把这作为一个种族或民族独有的遗产，而是把它称做“联结每一个国家最强者，使他们互相理解达成一致的要素；它是如此明确以至于即使一个人不使用共济会式的暗号，也会被立刻识别出来”。
以下这段话我们应该牢记在心，它出自圣贤般虔诚的基督徒乔伊特之口，他还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说：“人们将世界分为异教徒的世界和基督徒的世界，并不考虑此世界也许隐藏着多少善或彼世界掺杂着多少恶。他们将自身最好的部分与邻人最坏的部分作比较，将基督教义的理想与古希腊或东方的败坏作比较。他们并非寻求公正，而是为满足于堆积一切能够说明自己宗教优点、一切能用以贬抑其他形式的宗教的事。”
假如一个国家的灵魂能够死得如此之快，那真是件可悲的事。灵魂假如如此轻易地屈从于外部影响，那也是可怜的灵魂。
然而，虽然个人可能会犯下各种错误，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基本信念，无疑是我们在考虑武士道的未来时必须考虑进去的一种力量。武士道的日子似乎已经屈指可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不祥之兆预示着它的未来。不仅是迹象，还有各种令人畏惧的力量正在威胁着它。
西方文明在我们国土上推进的过程中，是否已经彻底抹去了我们古老的思想训练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