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作为一个独立的伦理准则可能会消失，但是它的威力不会从世间逝去；它的武略或文德的教诲作为体系也可能被拆毁，但是它的光辉和它的光荣将越过废墟而长存。正如象征它的樱花一样，被四面来风吹散之后，依然用那芬芳丰富生命、祝福人世。百世之后，它的习俗也许将被埋葬，连它的名字也被忘怀，但它的香气还将从远方，从那“路旁凝望远眺”而目力不及的山上飘然而至——这时，就像那位贵格会诗人用美丽的诗句所吟唱的那样：
基督教和物质主义（包括功利主义）——将来或许会被还原为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这种更古老的形式？一一将分治天下，较小的道德体系为了保持生存会和其中某一方联合吧。武士道将会加入哪一方？由于它没有起捍卫作用的固定教义和准则，作为一个整体很可能会消失，像樱花一样在清晨最早的一阵轻风中甘心死去。不过，它命中注定不会彻底灭绝——谁能说斯多葛主义已死？作为一种体系，它是死了；但是作为一种美德，它还活着：从生活的许多渠道仍可感受到它的精神和活力——在西方国家的哲学里、在所有文明世界的法律里都能找到。不会死，只要人们还在挣扎着超越自身，只要人们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使灵魂支配肉体，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芝诺的不朽训导在发挥影响力。
不知身旁芬芳来自何处，
功利主义者和物质主义者的盈亏哲学在仅有半个灵魂的强词夺理者之中得到支持。唯一具有足够强大力量能应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其他伦理体系，就是基督教。我们必须承认，与基督教相比，武士道就像“一根火星微弱的灯芯”。这根灯芯，救世主宣称不要熄灭它，而是扇出火焰。像救世主的希伯来先驱，尤其是像以赛亚、耶利米、阿莫斯和哈巴库这些先知们那样，武士道也特别强调统治者、公职人员及国民的道德行为；而基督的伦理几乎都是关于个人以及基督徒个人的，所以随着个人主义在道德因素方面的影响力增长，基督的伦理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实际应用。尼采所谓专横、独断的主人道德，在某些方面与武士道相似，但如果我没有太多误解的话，它是一种基于尼采的病态歪曲，是对于拿撒勒人的谦逊、自我否定和所谓的奴隶道德的过渡，'或者说是一种暂时的反动。
旅人怀着感恩的心，
有人预言，封建日本的道德体系会像它的城堡和兵器库一样，将倾颓并化做尘土——上半个世纪发生的事已经验证了这些预言；并预言，新伦理将如浴血凤凰般重生崛起，引领新日本走上进步之路。这样的预言当值得追求，实现它也是可能的，不过，我们不该忘记，凤凰只能从自己的灰烬中再生，还不该忘记，它不是迁徙的鸟，也不凭借从其他鸟类借来的翅膀飞翔。“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它不是从多么高远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它也不是从多么辽阔的海上航行而来的。《古兰经》说：“真主赐予每一个民族一位说着本族语言的先知。”天国的种子在日本人心中得到验证并受到认可，在武士道中开出花朵。悲哀的是，如今在武士道结出硕果之前，武士道却时日将尽。而我们向四方寻找别的美与光明、力量和慰藉之源，但尚未发现任何东西能取代它。
停住脚步，脱下帽子，
一直有人说，日本赢得最近同中国的战争靠的是村田枪和克虏伯炮；又说，这次胜利是现代学校制度在发挥作用。可是这些说法连半真半假都算不上。就像一架钢琴，即使是用埃尔巴或斯坦威的上等工艺精良制作，如果不经大师之手弹奏，它本身能爆发出李斯特的狂想曲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吗？再说，假如枪炮是能打胜仗的东西，那么，为什么路易·波拿巴没能用他的密特拉尔兹机枪打败普鲁士人，为什么西班牙人没有用毛瑟枪打败仅靠老掉牙的雷明顿枪武装起来的菲律宾人呢？无须重复这些老话，应是精神带来了活力，没有它，最好的器具也无益。最先进的枪炮不会自动发射，最现代的教育制度不会使懦夫变为英雄，不会！在鸭绿江、朝鲜和满洲里赢得战斗的是我们内心里祖先们的魂魄，是它们牵引我们的双手。这些英魂没有死，它们是我们骁勇的祖先的精神。对于那些心明眼亮的人们而言，这些灵魂是清晰可见的。揭开一个最具进步思想的日本人的外表，他骨子里显示的是一个武士的影子。正像克莱姆教授恰当表达的那样，荣誉、勇敢以及所有武德，这些伟大遗产“仅是我们托管的，是死者和将来的后代不可剥夺的领地”，而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保护好这份遗产，不要使古老的精神有丝毫减损；未来的使命则是拓宽它的领域，使其在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和关系中得以应用。
接受来自空中的祝福。
社会状况发展至此，非但不利于武士道，而且与之敌对，已经到了为武士道的光荣准备葬礼的时候了。如同难以确定它开始的确切时间，要指出骑士制度何时死亡也一样困难。米勒博士说，因法王亨利二世死于一场比武，骑士制度在1559年正式废除。于我们而言，1871年正式废除封建制度的法令，就是敲响武士道丧钟的信号。五年之后颁布的禁止佩带刀剑的法令，则是响亮地送走了旧有的、“生命的无价的恩典、国家的低廉的防卫、男子汉式的情操及英雄事业的保姆”，并响亮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新时代。
The End
如果历史能够给我们一些教导的话，那就是，建立在尚武美德之上的国家——不论是像斯巴达那样的城邦，还是像古罗马那样的帝国——永远都不能在世上创造一个“持久的城市”。尽管人类的战斗本能是普遍的、自然的，尽管它被有效地证明可以产生高尚情感和男子汉美德，但它并不是人性的全部。因为，在战斗的本能之下，隐藏着一种更神圣的本能——爱。我们已经看到，神道、孟子以及王阳明都清楚地用它来进行教导；然而武士道以及所有其他尚武类型的伦理，无疑都专注于眼前的、解决实际需要的问题，结果将爱的本能这一事实忘记了。当今时代，生活变得更加宽广。今天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一种比战士更崇高更宽广的使命。随着人生观的扩展，随着民主的增长，随着对其他人民其他国家了解的加深，孔子的仁爱思想，或许我还可以加入佛教的慈悲思想？将拓展到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人们已不只是臣民，而是发展为公民；不，他们不只是公民——而是超越公民的人了。虽然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可我们相信和平天使的翅膀能够将它驱散。世界的历史会证实“柔和的人将继承大地”的预言。出卖了和平这一须优先满足的权利、由工业主义的前沿倒退入侵略主义队伍的国民，完全是在做最差劲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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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啊，武士的美德！可叹啊，武士的骄傲！以号角与鼓声进入人世间的道德，也有和欧洲的“军士们和国王们逝去了”相同的命运，注定要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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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教育的普及，产业技术、文明、财富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使我们很容易看出，无论是武士刀最锋利的击刺，还是武士道最勇猛的弓弩射出的最锐利的箭，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建筑于荣誉基石之上且靠荣誉巩固的国家，我们该称之为荣誉之国，还是该以卡莱尔的方式称之为英雄国家？——正快速陷入被毫无逻辑的谬论武装起来的喋喋不休的法律家和胡说八道的政洽家之手。一位伟大思想家用来讲述特莱莎和安提贡的话语，也许可以在武士身上恰当地重现——“产生他们轰轰烈烈事迹的环境，已经永远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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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邑和权力等各种权威都摆开与武士道对抗的姿势。正如韦伯伦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阶级，他们中间礼仪规范的衰落，换句话说，即指生活的庸俗化，在所有多愁善感者的眼里，已经成为当代文明的祸害之一。”已然如此。民主主义的潮流难以抗拒，它不能容忍任何形式或形态的托拉斯。而武士道正是由那些垄断了知识、文化的储备资本，制定道德品质的等级和价值的人们组成的托拉斯。仅仅是民主就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吞噬武士道的残余。现代的社会化的力量是反对阶级精神的，而武士精神正如弗里曼所严厉批判的那样，就是一种阶级精神。现代社会假如标榜为某种统一的话，就不能容忍那种“为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纯粹的个人性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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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验和日本经验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在欧洲，当骑士精神从封建制度断奶而被教会收养时，骑士精神重新获得生机，在日本，却没有强大的宗教足以养育武士精神，因此，当母体——封建制度——消逝之时，武士道变成了遗留的孤儿，必须由自己去探寻生存之道。现行的精密的军事机构或许可以将武士道置于荫下庇护，但是我们知道，现代战争几乎不能为武士道的持续成长提供空间。神道，曾抚养过幼儿期的武士道，但如今神道也自身老朽。古代中国的白发圣贤正被边沁和弥尔之类的知识暴发户所取代。未加认真思考的道德理论应运而生，迎合着时代的沙文主义倾向，因而被看做更能适应当今需求；不过，我们现在也只是听到这些尖厉的声音在专事煽情的新闻专栏间响响而已。
拿欧洲的骑士精神和日本的武士道进行历史对比，这该是难得的比较了。假如历史重演，那么降临在前者身上的命运将在后者身上再现。圣·帕拉耶给出的骑士精神衰败所涉及的地理性因素当然对日本的情况并不适用；不过，中世纪以及其后的时期，使得骑士和骑士精神逐渐削弱的更大的、更具一般意义的原因，肯定也正作用于正在衰落的武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