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没有什么意外变化或机缘能改变现实，一切都随造化。连理共枝或是同饮一江水，是前世注定。自从我们永结同心，已有两年，我的心如影随形追随于你，与你心心相系不可分离。然而近日听说，你需要与爱人告别以迎接一场生死恶战。我听说中国古代伟大的勇士项羽，不舍与心爱的虞姬告别，而战役失败。同样，木曾义仲事业罹难，却怯于与妻子巴殿离别。为什么我，活着已经不能给你希望或欢乐的人，为什么我还要苟且偷生，成为你的羁絆？为什么我不能在所有凡人终将踏上的黄泉路等你？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公秀赖曾给你的种种好处，永远不要忘了他的恩德如海深，如山高。
我国女性培养才能不是为了表演或扬名社会。那是一种家庭娱乐，即使在社交晚会上得以展示，也只是尽到女主人的职责。换言之，这是表示家庭好客的款待的一部分。家庭生活指引着她们的学习。或许可以这么说，旧时日本妇女的才能，无论武艺还是文艺，都主要是为了服务家庭；不管她们走得多远，她们从不让炉灶跑出自己的视线中心。她们做牛做马，辛苦劳作，奉献生命，保持家庭的荣誉和完整。她们以既坚毅又温柔、既勇敢又凄厉的音韵，日日夜夜为她们的小巢歌唱。作为女儿，她们为父亲牺牲自己；作为妻子，她们为丈夫牺牲自己；作为母亲，又要为儿子牺牲自己。因此，她从小就被教育要否定自己。她的一生不是独立的一生，而是附属性的。作为男子的附属，如果她的出现对他有所帮助，她就陪他留在舞台上；如果她妨碍了他的工作，她就退居幕后。一个年轻人倾心于一位少女，少女以同样的热情回报他的爱意，但是，当她意识到他对自己的迷恋令他忘却他的责任之时，她就毁伤自身丽质以消除自己的魅力。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武士少女心目中理想的妻子，发现自己被一位阴谋暗害她丈夫的男子所爱，她会假意参与那男子的阴谋，同时设法暗中与丈夫换过位置，那位情人刺客的刀便落在她忠贞于丈夫的头颅上。以下书信是一位年轻的大名的妻子自尽之前所写的，这封信大概不需要作什么解释吧：
女子为丈夫、家庭和家族的利益牺牲自己，是出于自愿、出于荣誉，这就像男子为藩主和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不舍弃自我，就无法解开生命之谜，这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调，就如男子对主公的忠义。她不是丈夫的奴隶，就像她的丈夫也不是君主的奴隶，她所扮演的角色被称为“内助”，她站在逐级奉献的阶梯上。她为男子牺牲自己，男子为君主牺牲自己，而君主服从天命。我知道这种教诲的弱点，也知道基督教义的优势表现在它要求每个人都直接对造物主负责。尽管如此，就服务的教义而言，就是牺牲自己奉献于高于自我的一项事业。这里我所说的服务的教义，是基督的教导中最崇高的、也是构成它使命基础的神圣要义。由此而言，武士道是基于永恒真理之上的。
给读者留下只有具备男性气质才是我国女性的最高理想的观念，不免有失偏颇。事实远非如此！她们还需要具备艺术和优雅生活的才能，她们不能忽视音乐、舞蹈和文学。我们文学中最美的若干部分就是女性情感的表达；事实上，女性在日本纯文学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学习舞蹈（我指的是武士的妻女，不是指艺伎）仅仅是为了消除她们行动中的生硬棱角，使动作轻柔起来。音乐是为了在父亲和丈夫疲惫之时带来愉悦，所以，学习音乐不是为了掌握技巧、艺术之类，最终目的是净化心灵。因为，表演者的心灵不平静，音乐也达不到和谐。我们前面谈到年轻人的教育时，曾说技能对于道德价值而言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只需有足够的音乐和舞蹈为生活增添雅致和光彩，绝不是为了培养虚荣和骄奢。一位波斯王子在伦敦被领到舞会跳舞娱乐，他却率直地说，在他们国家，会准备一群姑娘专门跳舞为人们表演。我真同情这位王子。
读者该不会指责我对奴隶般屈从于意志力有过分的偏好吧？我大体接受黑格尔以其学识广博的、深远的思想提出并捍卫的观点：历史就是自由逐渐发展和最终实现的过程。我想指出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义彻彻底底充满了自我牺牲精神，以致不仅要求女子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还要求男子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因此，除非完全摒弃武士道基本准则的影响，我们的社会将不会实施那位美国女权主义倡导者草率表述的观点，她曾呼吁：“日本所有女人们站起来，反抗古老的传统吧！”这样的反抗能成功吗？会改善女子地位吗？她们将失去传承至今的甜美性格、温柔举止，她们通过速决方式获取的权利会补偿她们的这种损失吗？古罗马主妇丧失家庭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的败坏，这样巨大的损失能不值得关注吗？这位美国女改革家能向我们保证，我国女子的反抗是历史发展的必经之路吗？这些都是严肃的问题。改变必定会实现，但不能通过反抗和起义的方法。现在，我们来看看武士道制度下的女性地位是否糟糕到非来一场起义不可。
飞速投身山峦。
我们听到很多欧洲骑士向“上帝和女士们”敬致的溢美之词。“上帝和女士们”这两个用词的不相称曾使吉朋为之脸红；哈莱姆也告诉我们，骑士精神的道德观是粗陋的，它对妇女的过分殷勤暗示着不正当的爱情。骑士精神对那个弱势性别的影响，为哲学家们提供了思维的营养。基左先生主张，封建制度和骑士精神带给道德有益的影响，而斯宾塞先生却告诉我们，在一个尚武的社会（如不尚武又是什么封建社会？妇女地位必然是低下的，只有当社会更为工业化才会改善。）对目前的日本，是基左的理论适用呢，还是斯宾塞先生的理论适用？我的回答可以断言：两者都对。日本的军人阶层仅限于武士群体，包括将近200万人。在他们之上是军事贵族大名和宫廷贵族公卿。这些更高层更骄奢的贵族仅仅是名义上的军人。他们之下是众多平民、工、商、农，这些人的生活是专门从事和平业务。因此，赫伯特·斯宾塞所述的一个军事型社会的特征也许只限于武士阶层，而工业型社会的特征适用于这个阶层之上和之下。这正好可以对女子的地位进行解释，因为在武士中，妇女享有最少的自由。奇怪的是，社会地位越低一一比如，在小手工业者中，丈夫和妻子的地位越平等。在更高身份的贵族中也一样，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主要原因是闲适贵族气质已变得女性化了，于是很少场合需要将性别差异置于显著地位。因此，斯宾塞的论断在旧日本有充分的例证。至于基左的理论，读过他写的关于封建社会报告的读者会记得，他着重考虑的是高层贵族，因而他的结论适用于大名和公卿。
新月高挂在天，
假如我的话使人们对武士道下的妇女地位评价过低，那我就会对历史犯下不公平的罪责。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女子并没有得到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但是，除非我们学会分辨差别与不平等之间的不同，否则会对这个问题一直产生误解。
不愿经历此番，
当我们想到男人之间只在区区几个方面是平等的，比如，法庭上或者选举投票时，那么，进行一场关于男女平等的辩论就只是徒劳的自我烦扰了。《美国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并未言明这是指精神上或躯体上的能力，它只是重申了乌尔比安所宣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罢了。假如法律是一个社会用以衡量女性地位的唯一标尺，那将很容易看出她的地位如何，这就像以多少磅多少盎司称量体重一样简单。可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正确的标准来衡量男女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银的价值同金的价值比照，可以得出数字比率，像这样去比照女子和男子的地位，是否正确，是否充分？这种计算式的方法排除考虑了一个人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价值，即内在本质。为了使男女完成各自在世间的使命，必然会有多方面的要求，鉴于此，衡量各自地位所采取的标准必定是具有综合性质的。或许可以借助经济学语言来说明，那必定是复本位的。武士道具有自己的标准，它的标准是双本位的，它竭力测算女子在战场、在炉台边两边的价值。女子在前者得到的评价很少，在后者却是完善的。对应这种双重标准，她也得到相应待遇：在社会政治方面不太多，但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受到最高的礼遇，得到最深的爱。在军事国家里，比如古罗马，为什么主妇深受尊敬？难道不是因为她们是母亲吗？古罗马男子在她们面前躬身，不是因为她们是战士或立法者，而是因为她们是母亲。我们也一样。当父亲和丈夫离家走向田间或军营时，一切家事的治理全部掌握在母亲和妻子手中。男人把对下一代的教育甚至包括对下一代的保护，都托付给了她们。女子的军事训练，之前我已提及，其中主要目的就是使她们能明智地指导、教育孩子。
前路层云黯淡，
我注意到，在一知半解的外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肤浅的观点。因为日语里一般称自己的妻子为“拙荆”，诸如此类，外国人于是认为她受到轻视、不被尊敬。如果告诉外国人，日语中还有类似“愚父”、“犬子”、“拙己”等谦辞，也都是日常使用，那么，结论不就很清楚了吗？
女子的刀术及其他武艺，即使在实际中很少运用，但却有助于女子在习惯久坐时保持平衡。不过，这些训练不光是以健康的目的而进行练习的，它们也可以备不时之需。当姑娘们步入成年时会被授予短刀（怀剑），用短刀可以直刺侵犯者的胸膛，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刺向她们自己。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后一种，在此我不想严厉评判她们。即使是将自焚视为恐怖的、反对自杀的基督教徒，看到裴拉吉亚和多米妮娜这两位因纯洁和信仰被奉为圣人的自杀者，也不会对她们过于苛刻。当一位日本处女发现自己的贞节遭受威胁，她不会等待父亲的匕首，她自己的武器总是放在胸前。在她必须行使自杀之时却不知道正确方式，于她是一种耻辱。尽管她几乎未受过解剖学教育，但她却必须知道切喉的准确部位；她必须知道怎样将她的下肢用皮带束起来，以便不管死亡过程如何痛苦，她的尸体被发现时仍是极其端庄、摆放得体的。类似这样的谨慎，难道不能和基督徒裴比图亚或是童贞女科妮莉桠相媲美吗？要不是因为一些人对我们的沐浴习惯和其他一些琐事抱有偏见，认为我们不懂得贞节，我也不会很快提这个疑问。事实恰恰相反，贞节是武士女人的突出美德，是被置于生命之上的。一位年轻女子被俘了，眼见自己在粗野士兵手下将有面临暴行的危险，她请求给她因战乱离散的姐妹写封短信，之后就将满足他们的欢欲。书信写完后，她会冲到最近的井边，以投井来维护她的名誉。她留下的书信会以这类诗行结束：
在我看来，我们对婚姻结合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比所谓的基督教观念更为深刻。“男女应合为一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个人主义不能消除丈夫和妻子是两个人的观念，因此，当他们产生分歧时，他们就承认各自的权利，而当他们和和睦睦时，他们用尽一切言辞想出各种昵称和甜言蜜语。如果丈夫或妻子向第三方说到自己的另一半，是好是坏且不论一一用的语言为可爱啊、聪明啊、温柔啊如何如何的，我们听起来会觉得非常不理智。以“聪明的我”、“我的可爱的性情”诸如此类的话自我称赞，难道这是有品位的表现吗？我们认为称赞自己的妻子就是称赞自身，而我们把自我称赞至少看做是不够有品位的——我希望，这在基督教国家中也一样！因为有礼貌地贬抑自己的配偶，是武士中的惯例，所以，我才在这些枝节上花费笔墨。
武士道主要是为男性制定的教义，它所珍视的女性美德自然是远远脱离女性的。温克尔曼指出，“古希腊艺术至上之美，与其说是女性的，不如说是男性的”。莱基补充说，这不仅适用于艺术，也适用于古希腊人的道德观念。同样，武士道非常称颂那些“将自己从自身性别的柔弱中解放出来并且展示男性般至强至勇的刚毅坚韧”的女性。因此，年轻姑娘受到的训诫是克制她们的感情，令她们的神经强韧，并且运用武器，特别是长柄刀，在困境中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训练这种性格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到战场上使用，它的目的是双重的一一既为个人也为家庭。妇女没有自己的主公，而是成为自己身体的卫士。妇女利用她的武器，怀着像她丈夫保卫主公那样的热情保卫自己的安全。她的武艺在家庭中的用途主要是在对儿子的教育上，下面我们就要提到。
条顿民族在他们部落生活之初对女性怀着近乎迷信的敬畏（尽管这在德国正逐渐消失），美国人在他们社会建立之初痛感女性数量的不足（她们现有人数在增加，而我担心，她们正快速失去殖民时期的母亲们享有的特权）。西方文明里，男子对女子的尊敬已成为衡量道德价值的主要标准。但是在武士道的尚武伦理中，善与恶的分水岭要在别的事上体现出来。它与职责并行，而职责将男子和他自身神圣的灵魂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的五伦中的其他灵魂紧紧相连。五伦中，我们请读者注意的是忠诚一一作为家臣的一个男子与作为领主的另一个男子之间的关系。其他方面，我只是略有涉及，因为这些并非武士道所特有。它们建立在自然情感基础之上，为人类所共有，虽然某些细节方面涉及武士道教导的影响可能特别强调。与此相关，我的论题是男子与男子之间的友谊所展现的罕有的力量和柔韧，这就给结盟为兄弟的关系增添了一份浪漫，这份浪漫无疑因为男女少年时授受不亲的缘故而变得更为强烈。那种相隔不允许男女有情感的自然交流，在日本少年男女的情感方面，西方骑士精神下的自然沟通或盎格鲁·撒克逊领土上的自由沟通都是不可能的。我可以用日本版达蒙和皮塞斯的故事或者阿基里斯和帕特罗克洛斯的故事充斥这本书，也可以在武士道精神中叙述不亚于大卫和约拿丹那样感人的友情。
然而，在武士道中理想的女性极少有神秘之处，即使自相矛盾也只是表面上的。我前文提过，那只是亚马逊悍妇式的强壮，但这不过是真理的一半。表示“妻子”之意的汉字“妇”，意味着一个女子持一把扫帚，当然不是为了挥舞着进攻或防卫她的婚姻，也不是为了施展魔法，仅仅是为了发挥出笤帚被发明出来的原始用途——当然是无害的，它涉及的观念并不比英文妻子（词源是“织布者”）和女儿（词源是“挤奶女工”）的词源意义更不寻常。不像现任德意志皇帝凯瑟说的要把妇女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厨房、教堂、孩子，武士道的理想妇女是绝对围绕家庭的。正如我们所见，这看似矛盾：家庭生活和亚马逊悍妇式的品质，可是在武士道中并不相悖。下面我们就论证一下。
然而，武士精神准则独具的美德和教义，并不局限于武士阶层，这不足为怪。这个事实使我们赶紧思考一下武士道带给整个国家的影响。
我们人类的女性那一半，有时被视为是自相矛盾的典范，因为她们的头脑往往凭直觉工作，其能力远在男性的“算术理解力”之上。表示“神奇的”、“不可知的”含义的汉字“妙”，由两部分组成，一边意为“年轻”，另一边意为“女子”，因为女性身体的魅力与思想的纤细，不是男性的粗犷心理所能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