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在日本的封建时代没有发展到自由秩序下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个行业的负面性，使得那些没有社会名望的群体汇聚进来。“把一个人称做贼，那他就会行窃。”一个行业被社会贬低，那么它的从业者会自然而然地调低他们的道德水准。正如休·布莱克所说：“正常的良心能够上升到对它所要求的高度，也很容易下滑到人们期待的它的底限。”无论商业或是其他行业，没有一套行业道德准则就不能进行交易，这无须多说。封建时代我们的商人之间也有一套道德准则，如果没有，处于胚胎状态的基础商业机构，如行会、银行、交易所、保险、支票、汇兑等，就不会得到发展；然而，在和他们行业以外的人们的关系上，商人的表现确实符合人们对他们这一阶层的看法。
现实社会中的行业大类中，没有比商业离武士更远的了。商人被置于行业阶层的最底层，武士、农民、技工、商人。武士从土地获得收入，如果他有兴趣，还能沉浸于业余农耕之乐，但是，柜台和算盘却受到武士的嫌恶。我们知道社会如此安排是富有智慧的。孟德斯鸠说得明白，禁止贵族从商是一项值得钦佩的社会政策，因为这样就防止财富聚积在当权者手中。权力和财富的分离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愈趋均衡。作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世纪的罗马社会》的作者，迪尔教授让我们重新认识，罗马帝国准许贵族从商，结果导致财富与权力被少数元老家族垄断，这正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下，当国家对外开放贸易时，只有那些最敢于冒险、最不择手段的商人才奔向港口，而相当一段时间内，那些有名望的商行即使在当局再三要求设立分店时也会拒绝。武士道精神不能制止商业中的这类不光彩行为吗？我们拭目以待。
我确信我正在谈论武士道的诚实观，如果顺便捎带几句国民的商业诚信，也不算不妥当。我听说国外书刊对我们的商业诚信有许多抱怨。松散的商业道德确实是我们国家声誉上的最坏的污点，不过，在对此表示谩骂或急于为此谴责整个日本民族之前，我们先冷静地研究一下，这样我们会对未来稍微安心些。
熟悉我们历史的话会记得，我们开放通商口岸进行对外贸易仅仅几年之后，封建制度就被废除了，随之取消了武士的采邑，以发给他们公债作为补偿，这时他们才能以公债自由投资商业贸易。现在你也许会问：“为什么他们没把自己引以为豪的诚实带到他们新从事的事业关系中，并以此改革旧有的受谴责的商业关系呢？”许多品德诚实的武士，由于在与狡猾的平民竞争对手打交道时缺心眼儿，在他们还未熟悉的工商领域不可挽回地走向惨败下场。凡亲眼目睹他们遭遇的人，或唏嘘不巳，或满怀同情地感叹。当我们得知在美国这样工业化的国家，80%的企业仍会亏困，那么100名从商的武士中几乎没有一个能在新行业取得成功，还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为了将武士道的道德应用于商业行为，不知招致多少财产毁灭，要弄清这笔账目得用掉很长时间；不过，明眼人很快就明白，财富之路不是荣誉之路。那么，它们的差别在哪里呢？
最近，一位美国作家得对他下面的声明承担责任。他说，假如你问一个普通的日本人，说谎和失礼哪个更可取，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谎！”皮里博士说对了一部分，也说错了一部分。对，是因为普通的日本人，甚至一些武士也会像他所说的那样作出回答；而错是错在，他用的自己翻译的词语“谎言”包含过多的内涵。这个词用来表示任何“非真实”或“非事实”。洛威尔告诉我们，华兹华斯分辨不清真实与事实，而普通日本人在这点上和华兹华斯一样。问一个日本人，或是一个有教养的美国人，他是否讨厌你或者他是否胃不舒服，他会不加迟疑地说谎，回答说“我很喜欢你”，或者“我没什么不舒服，谢谢”。仅仅出于礼貌而牺牲了真实，会被视为“虚礼”、“口是心非”。
莱基列举了诚实的三个动机：工业的、政治的和哲学的。其中，第一个正是武士道最为缺乏的。至于第二个，在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团体中也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在哲学这一块，如同莱基说的，在这个最高的领域，诚实被提升到我们的美德范畴中最为严肃的高度。我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所具有的高度商业道德满怀敬意，当我探寻这种商业诚信的根本基础是什么时，得到的回答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诚实是最有益的”。那么，这种美德本身不就是它的回报吗？假如诚实是因为能比谎言带来更多的现金才被遵循，那么，我想武士道宁肯活在谎言中。
注重诚实达到如此高度，以致最优秀的武士将发誓看做对自己尊严的侮辱，这有别于大多数基督徒，他们时常违反主的教导。我们知道，武士们会对不同的神灵或是他们的佩刀起誓，然而他们的誓言从不会堕落为空洞形式或者无关痛痒的感叹词。为了强化誓言的遵守，有时还要明确地采用献血的做法。有关这种做法的细节，读者可以到歌德的《浮士德》那里看看。
如果武士道拒绝这种交换式的回报主义，奸猾的商人却能够轻易接受这些。莱基的说法很正确，他认为诚实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商业和工厂的发展；如尼采所说，诚实是美德之中最年轻的。换句话，它是现代工业的产物。没有现代工业这位母亲，诚实就像个出身高贵的孤儿，他只能通过富有教养的心灵而得以成长。这样的心灵在武士中很普遍。不过，如果没有一位更民主、更实际的奶妈，这个稚弱的孩子是不能健康长大的。随着工业的发展，诚实被证明为是容易实践的，或者更正确地说，诚实是种有利可图的美德。试想，不久之前的1880年11月，俾斯麦向德意志帝国的领事曾发出训令，警告他们：“德国船载的货物在质量与数量上显然缺乏信用，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在，我们很少会听到人们批评德国人在商业方面的疏忽和不诚信了。因为20年来，德国商人已认识到，诚实是商业中最为合算的策略。我们国家的商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除此以外，我向读者推荐两位作者，最近他们在这一点上经仔细斟酌后作出了重要判断。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连商人在借债时签订书面协议，也以正直和荣誉作为最可知的保证。他们的保证书中，往往会特别注明这样一句话：“如果逾期未能还款，我将毫无怨言地接受众人的嘲笑。”或者“如我无法偿还借贷，你可以指责我是混蛋”，诸如此类，十分常见。
撒谎或者讲话含糊其辞被视为怯懦行径。武士的观点认为，较高的社会地位要求武士具备高于商人和农夫的诚信标准。武士一言，就是对言语的真实性的充分保证。武士要遵守诺言，甚至不需要书面保证也能履行，书面保证会被认为不够体面。有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记载了武士因食言而死。
我经常想，武士道的诚实的动机，是否高于勇气？由于没有不作伪证的法令，不能将撒谎视为一项罪名，仅仅是诉为懦弱以及不光彩。事实上，诚实观念和荣誉感是紧密相联的，“诚实”的拉丁语及德语词源和“荣誉”是同一个词。因此，我该花些时间来讨论武士道精神的荣誉观了。
如果没有诚实与真诚，礼便是场娱乐闹剧。伊达政宗说：“礼之过则谄。”古代一位诗人给予的劝诫超越了波洛涅斯：“忠实于自己一若内心不偏离真理，不需祈祷，天亦成全。”孔子在《中庸》中道出“诚”的典范，赋予它超验的力量，将它的作用几乎等同于天，“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后他还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诚”深远悠久的性质，不动而产生变化的力量，以及无为而成的存在。从表意的汉字“诚”来看，它是由“言”和“成”组成，不禁引人将它和新柏拉图主义的逻各斯比较，发觉二者相似。圣人们以其非同寻常的飞行，在这个高度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