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好日本艺术的人肯定熟悉那幅描绘了和尚倒骑牛的画。那位和尚曾经是名叫熊谷的武士，当他是一名武士时，他的名字就是恐怖的代名词。在我们的历史上，1184年须磨浦之战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在那场战役中，他追上敌人，在一对一的格斗中以双臂擒住对方。按照当时战争的规则，败者如证明位阶比胜者高或能力与胜者相当，可以不必流血。脸色严峻的武士想知道手下败将的名字，可对方拒绝透露。武士把败将的头盔无情地挑开，看到了一张没有胡须、俊秀的少年脸庞，武士大吃一惊，松开了对方，并把年轻人扶起来，以父亲般的口吻让小伙子走。他说：“走吧，孩子，回到你母亲身旁！熊谷的刀决不能沾上哪怕一滴你的血。在敌人来临之前快快逃离过关吧！”少年却拒绝逃走，并请求武士为了双方的荣誉当场杀死他。武士冰冷的刀刃在久经沙场的花白的头上闪着光，之前他曾多次斩断敌人的生命之弦，而此时他坚强的心却颤抖了，脑海中闪现出自己儿子的形象——因为就在同一天，他的儿子也随号角前进，并且是初上战场。武士结实的手在颤抖，他再次命令对方逃命。当看到自己的恳求落空，又听见自己战友们的脚步正在逼近，他长叹说：“你若被俘，不免落入卑鄙者之手。无量上天，请接受他的灵魂吧！”瞬间刀光闪过，当刀挥落时，它已被青年的鲜血染红。战争结束，战士们凯旋了，而他却放弃荣誉和名望，并宣布结束军事生涯出家，剃度后穿上僧袍，将余生献给虔诚的朝圣。他从不背朝西方，那里既是降临救赎之神的极乐圣地，也是每天的太阳助他安息的方位。
不同国家的骑士荣誉准则是如此的一致，确实不同寻常；换言之，被滥用的东方道德观念，在欧洲最高尚的文学中也能发现与之对应的格言。如果把下面这句著名的诗句送给一位日本绅士：这是你的艺术，以法为桂冠，建立和平之道，败者安之，骄者挫之。这位绅士也许会立即指责写出这句格言的曼图亚诗人剽窃了日本文学。以此诗句颂扬对弱者、被践踏者、被征服者的仁慈，这对武士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读者也许会指出这个故事具有诡辩性的缺陷。批评就批评吧，不管怎样，这则故事表明，温柔、怜悯和仁爱是装扮武士残暴业绩的特质。武士们传诵着古老的格言：“捕鸟者不该杀害躲入怀中的小鸟儿。”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具有基督教救赎性质的“红十字会运动”何以能在我们这里轻易扎根。在我们听到《日内瓦公约》之前的几十年中，我们伟大的小说家马琴已告诉我们如何为负伤的敌人疗伤。
武士既为蛮力以及充分利用蛮力的特权自豪，也完全同意孟子所倡导的“仁”。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他还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因而仁者从来都想着那些受苦受难、绝望之人。亚当·斯密把他的伦理哲学建于同情心的基础上，孟子先于他，早就这样认为了。
萨摩藩是以尚武精神与教育著称的。那里盛行着青年人学习音乐的风气，学习的不是激发人们效仿猛虎行径的音乐，不是号角高鸣或战鼓齐擂的“鲜血与死亡的喧嚣前奏”，而是舒缓人们的愤怒之情、将人们的思绪带出血雨腥风的厮杀的，忧伤、柔和的琵琶曲调。波里比阿告诉我们，阿卡迪亚的宪法要求所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习乐，目的是借着柔和的艺术缓和这片严寒地区带给人们的艰苦。阿卡迪亚山区看不见残酷行为，他将这归功于音乐的影响。
所幸仁慈是美丽并且常见的，因为“至刚则至柔，爱即勇”的道理，众所周知。武士的柔情，堪称能即时唤醒我们身上一切高尚美德的声音。不是因为武士的仁慈与其他人的仁慈种类不同，而是因为它意味着这种仁慈并非盲目冲动，且需适当考虑公正。这种仁慈并不仅仅是某种心念，而是伴以拯救或杀戮权力的。经济学家可以“有效”或“无效”论及需求，我们同样可以让武士的仁慈成为“有效”，因为它意味着仁慈的承受者的利益，会危及武士自由行动的权利。
在武士阶级中灌输文雅习气的，不仅仅是萨摩藩这个地方。白河乐翁的随笔记下了他的所思所感，其中有一段说：“花香、远方钟声、霜夜虫鸣，它们在夜幕无声的注视下，偷偷靠近你枕边，莫驱赶，并且珍爱它们吧。”又及：“吹散花儿的轻风、遮蔽月亮的云朵、竭力找茬儿的人，尽管他们或许伤害了你的感情，可对这三者，你唯有宽宥。”
我们知道，仁慈是一种像母亲一般温和的美德。如果以耿直的诚实和严厉的正义来比喻男性，那么，仁慈就具有女性的温柔与说服力。我们不应耽于不加区别的宽容，应为仁慈加入正义和诚实的因素。在常被引用的格言中，伊达政宗说得好：“过分正直则僵，无度之仁则懦。”
武士阶层鼓励作诗，表面看是为表达某些事物，实则是为促进温文尔雅的情感修养。因此，我们的诗歌潜藏着一股伤感和柔美的暗流。一位乡野武士的轶事证明了这一点：有人教他学习诗词格律，习作第一篇，定题为“莺啼”。这使他暴跳如雷，他把这篇无聊的习作扔到老师脚下：勇敢的武士背过耳朵，不听黄莺的啼叫。
美德与绝对权力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印象里，或许是不可调和的两个名词。俄国政治家波别多诺斯采夫为我们清楚地阐述了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社会基础的差异，即后者是基于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而前者具有显著的高度发展的独立人格。这位俄国政治家还说，在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斯拉夫民族，依靠某些社会联盟，归根结底是依靠国家来塑造人的性格。这话对日本人而言，加倍正确。因此，我们非但不像欧洲那样不堪君主滥用权力的重压，还得到了君主对我们所给予的父亲般的关注。俾斯麦说：“专制主义首先要求统治者公正、诚实、恪职、有活力以及内心谦逊。”如果允许我就这个话题再进行阐述，我会引用德国皇帝科布伦茨的一句话，他说：“王权是上帝的恩赐，国王对造物主负有神圣的职责和艰巨的责任，任何人、任何大臣、任何国会都不能使君主从中解脱出来。”
他的老师并未在意武士的粗野宣泄，他继续教导年轻气盛的学生。直到有一天，武士灵魂深处的音乐被唤醒，应和着黄莺的甜美歌声，他写道：身着铠甲的武士伫立着，谛听美妙莺啼穿过林间。
我决不是要维护任何形式的专制制度，但把封建制简单等同于专制制度是错误的。当腓特烈大帝写下“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时，法学家有充分理由认为，自由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到来了。令人惊讶的是，恰在同一时间，在日本西北部的偏远地区米泽，鹰山发布了一模一样的宣言，表明封建制并非只是暴政和压迫。封建君主虽然不会与家臣负有相互义务，却能感到对祖先与上天有更高的责任。他是子民之父，上天委他照顾子民。古代中国的《诗经》上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而孔子在《大学》中教导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样，公众舆论和君主意志或者民主和专制就合而为一了。也正是如此，武士道接受了一种父权的——相对于“山姆大叔（美国）而言”——统治。专制政府与父权政府的区别在于，前者中，人民勉强服从政府；而后者中，人民也服从政府，并且怀着“那自豪的服从、那自尊的顺从、那内心的从属，内心即使处于劳役，也令高贵自由的精神保持生命力”。古代称英格兰国王是“魔鬼之王”，因为他的臣民经常起义、废黜君王，说法国国王是“驴子之王”，因为他的国家有无休无止的课税和禁令。然而，人们也把“人之王”送给西班牙君主，因为臣民乐于服从他。这就足矣！这些说法并非全错。
我们仰慕并欣赏克尔纳短暂一生中的英雄业绩。当负伤倒在战场上时，他匆匆写就了著名的诗篇《告别生命》。类似事迹在我们的战争史上绝非罕见。简明、隽语式的诗体，尤其适合即兴表达某种特定的情感。其实无论受过何种教育，每个人都是诗人，至少是蹩脚诗人。经常会见到行进中的战士突然停步，从腰间取出文具写诗一篇。之后当人们从了无生命的战士身上脱下头盔或胸甲时，就会发现这些诗稿。
封建制政府很容易向军国主义堕落，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应该感谢仁慈，是它把我们从最恶劣的专制主义中解救出来。被统治者要完全奉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而统治者除了放纵自己的意志就再没别的了，这自然就是独裁发展的结果。独裁常被称做“东方专制主义”，好像西方历史上没出过专制者似的！
在战争的恐怖中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在欧洲由基督教为之，在日本则是由武士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来完成的。温文尔雅的感情有助于对他人苦难的体认，而尊重他人的感情，由此产生出谦逊和殷勤，正是礼的根源。
爱、宽宏、仁爱、同情和怜悯，一直被视为至高美德，被标榜为人类灵魂所具有的最优特质。它还在两方面被认为是王者之德：王者应具有高贵精神的多种特质，这些特质可成就王者大业。我们本不必借莎士比亚的诗来表达，但是，也许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也需要用他的语言表达一一仁慈比王冠更适合君主，仁慈的统治高于权杖的力量。孔子和孟子多次重复，治人者的最高要求在于“仁”。孔子说：“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孟子紧随其后，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还说：“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孔子、孟子都将王者的必要条件定义为“仁者，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