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狡诈虚伪当做军事技巧、将彻底的谎言当做战争谋略的时代，坦率诚实，这一男子汉美德是熠熠生辉的宝石，受到最高颂扬。正直是另一种武德、勇猛的孪生兄弟。不过，在谈论勇猛之前，让我多花点时间说说“义”的一个派生词。起初它只是稍稍偏离词源，然后渐渐远离，直到在大众接受的过程中它的意义被改变——我说的是“义理”，字面意思是“正确的道理”，而随着时间改变，它的意思是公众舆论期待任职者应完成的一种笼统的责任。它原本、纯粹的意义就是单纯、简明的职责。以后，我们谈论义理，指的就是我们对双亲、对上级、对下属乃至对社会等所负的责任。所谓义理，就是职责；除了“正确的道理”要求并命令我们去做的，还会有什么是职责？难道“正确的道理”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绝对命令吗？
即便是在封建制末期，长久的和平给武士阶级带来闲适的生活，随之产生各种形式的挥霍与各种成就的文艺，“义士”（一个正直的人）这个词也依然被认为高于任何表明掌握学识或艺术的称谓。四十七位忠臣在我们的大众教育中是如此重要，用民间说法，他们就是四十七义士。
义理的根本意思莫过于职责。或许我可以说，它的词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行为规范中，比如对父母尽的孝，尽管爱应该是唯一的动机，但如果没有爱，就必须另有一些权威来施孝行；于是可以用“义理”制定这一权威。人们制定义理这个权威很正当，因为如果爱不能很快产生德行，那就必须有诉诸个人智力的素质，并且必须激发他的理智，说服他相信正确行事的必要性。其他道德义务也是同样道理。一旦“职责”遇到障碍，“正确的道理”就会介入，以防我们逃避责任。从这个意义而言，义理是一位严格的任务监督者，手执桦条（准备鞭笞惩罚），驱使懒惰者尽职。它处于道德的第二级力量。作为一种动机，它永远都次于基督教的爱的教义。爱应该是“律法”。我认为义理是人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在人为的社会里，出生的偶然及不当的偏袒构成了阶级差异，家庭成为社会单位，年长的人比有才的人更优越，而自然的情感必须屈从于专断的习俗。正因为这种人为性，义理渐渐退化为一种含糊的优先权，随时被招来解释这个、批准那个。正如，为什么母亲必要时为救长子而必须牺牲其他孩子，抑或为什么女儿必须出卖自己的贞操以获取资金供其父挥霍或还债，诸如此类。在我看来，义理从“正确的道理”出发，最终却经常堕落为诡辩，甚至堕落到怯懦地害怕声讨。我引用司各特所写的爱国主义来说明义理，“正因它是最美的情感，所以它经常是最可疑的，成为其他感情的假面具”。用过了头或达不到“正确的道理”，义理会变成可怕的错误名词，它的羽翼庇护了各类诡辩与虚伪。倘若武士道没有对勇气的敏锐而正确的认识，没有无畏坚忍的精神，义理会轻而易举地变成滋生懦弱的温床。
在此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武士行为规范里最令人信服的准则。对武士来说，没有什么比秘密交易和奸诈行事更令人憎恶了。用“正直”这个概念也许是错误的，它也许狭隘了。一位著名武士将其定义为下决心的能力：“正直是在某项行动中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的能力，该赴死时就赴死，该攻击时就攻击。”另一位武士作了如下谈论：“正直就是赋予人坚定品格和伟岸身形的骨骼。没有正直，正如同没有骨骼，头不能立于脊柱顶端，手不能动，脚不能站，因此，仅有才能与学识尚不能使人成为武士。有了正直，即使无所成就也没什么。”孟子说：“仁，人心也；义（或正直），人路也。”他感叹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难道我们不能从中，仿佛在一面深暗的镜子里，隐约看出300年后一位伟大导师在另一个地方所讲的寓言？他称自己的路为“义路”，通过他，迷路人能够找到归路。我是离题了。按照孟子的观点，义是人要重新获得所失乐园所必行的笔直而狭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