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的论著成为青年的主要教科书、老者讨论的至高权威。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有句谚语讥讽一个只懂孔子理论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个文学的博学之士称做书虫，另一位则把学识比做散发着臭味的蔬菜，在适合食用之前必须一遍一遍地煮。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其实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当知识被吸收进学习者的头脑并在他性格里显现出来，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知识方面的专家被看做是一台机器。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认为宇宙变化过程是没有道德因素的。
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他所阐释的主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及朋友之间的五伦关系，进一步证实了在他的论著从中国传入之前，我们民族已经本能认可的这些伦理。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平静、宽厚、处世智慧，非常适用于构成统治阶级的武士。孔子贵族式的、保守的格调非常适合这些武士政治家的要求。孔子之后，孟子对武士道施加了权威性影响。他的既强有力又富民主色彩的理论吸引了那些有同情心的人。孟子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是有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长期受禁。虽然如此，这位大师的言论还是在武士们心中扎下了根。
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是被看做只会背出诗歌警句的便利机器，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王阳明毫不厌烦地重复着，要“知行合一”。
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一一爱国主义及忠诚。阿瑟·梅·克奈普所说千真万确：“希伯来文学里，我们常常难以分清作者是在表述上帝还是国家，是在表述天堂还是耶路撒冷，是在表述弥赛亚还是这个民族本身。”类似的困惑可以在我们国家对信仰的术语中被注意到。我说困惑，那是因为由于语言含混不清，逻辑性强的人们会如此认为，而作为民族本能和种族情感的一种框架，神道从不伪装成系统的哲学或一种合理的神学。这种宗教，或许称之为这种宗教所表现的种族情感更加正确，给武士道彻底灌注了忠君爱国主义。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动力；因为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接简单的行为准则。
在这个话题上，请允许我暂时偏离主题，因为有一些最高尚的武士深受这位先贤教诲的影响。西方读者很容易在王阳明的著作里辨认出多处与《新约》的相似之处。要是允许各自运用专门用语，像这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它所表达的思想几乎可以在王阳明著作的任何一页中找到。他的一位日本弟子说：“天地万物之主，寓于人心乃为智；故智有生机，光芒长在。”又说：“本体之灵光纯洁，不因人意而变。油然生发心智，揭示善恶，谓之良知，乃天神所降光明也。”这些话语听上去和艾萨克·潘宁顿或其他哲学神秘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何其相似！我认为，神道教以简洁教义所表达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接受阳明学说尤其开放。他将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挥到极端先验主义，认为良知不仅具有感知善恶的能力，还具有感知心理事实与物理现象的特性的能力。在唯心主义方面，他也和伯克利及费希特一样，否认人心之外一切事物的存在，甚至比他们走得更远。即使他的理论体系有唯我论而产生的一切逻辑错误，它仍具有一切坚定信仰所具备的作用，而且它在发展独立性格及沉静态度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容置疑。
佛教未能赋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刚好给予了充分补充。对君主如此忠诚，对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教过这些，而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神道教没有“原罪”教义。相反，它相信人类灵魂有与生俱来的善及神性的纯洁，并把它敬视为宣示神谕的圣殿密室。人们会注意到，神社毫无可供礼拜的器物。它最基本的设施、也是最引人注目之处，仅是内殿悬挂着一面普普通通的镜子。这个物件的出现很容易解释：它代表人心，当人心完全平静清澄时即显出神的形象。因此，当你站在神社前朝拜，你看到发光的镜子表面映出自己的形象，这朝拜的行为等同于古希腊的德尔斐训谕一一“认识你自己”。不过，古希腊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的肉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是道德类的，是我们道德本质的内省。蒙森在对比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时说，前者礼拜时仰望上天，因为他的祈祷是沉思；而后者则蒙住头，因为他的祈祷是凝视。我们的内省从根本上与古罗马宗教观念相同，相比个人道德，更多是对个人的民族意识的重视。对自然的崇拜使国家观念深入我们的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一个世系一个世系地追溯，最后使皇室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于我们而言，国家不单单是挖掘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和土壤，它是众神即我们先祖之灵的神圣居所。于我们而言，天皇不单单是法治国家的最高警察，或文明国家的赞助人，他还是上天在人间的肉身代表，身上融合了上天的权力和仁慈。如果布特密先生所言，英国皇室“不仅是权威的形象，还是国家统一的创始人和象征”是正确的话，我相信对日本皇室而言，这番话可以得到双倍以至三倍的肯定。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何种渊源，武士道从中吸取并融入自身的基本原则都少而简。尽管它们少而简，可即便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动荡危险的时期，它们也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之道。我们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淳朴，他们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径中，捡拾出一束由平凡、断片的教导组成的谷穗，由此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在时代要求的激发下，从中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类型独特的男子汉气概。敏锐的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这样总结他对16世纪日本的印象：“16世纪中期以后，政府、社会、寺庙，日本的一切都是混乱的。由于内战，人们的行为又回复到野蛮人时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公正的化身一一这些形成了能与16世纪那些意大利人相比的日本男子。泰纳赞美那些16世纪意大利人身上具有‘强大的独创力，一旦下定决心就不顾一切去实践承受的巨大能力’。与意大利一样，在日本，‘中世纪的粗鲁方式’使人成为一种超级动物，‘完全是好斗的，完全是反抗的’。这就是为什么16世纪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质、禀性与精神上的极大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男子的差异看起来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还有性格原创力的不同。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的标志，也是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使用尼采的话语来表达，也许可以说，谈及亚洲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谈及日本人时一一却如同谈及欧洲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山峰。”
我先从佛教说起。佛教赋予人平静地听凭命运的意识，对不可避免的一切安然顺从，在危险与灾难面前坚忍克己，轻生向死。有一位杰出的剑道教师看到学生掌握了自己的所有绝技时，说：“我对你的教导到此为止，往后能帮你的只有禅宗教义了。”“禅”的日文含义：“表示人类努力摆脱语言，借助冥想而达到的思想境地。”它的方式就是冥想。在我看来，它的主旨就是确信有一种构成一切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且，如果可能，还要确信有一种绝对的“本身”存在，并使自己与这种绝对相和谐。这样的定义，表明它超出了一个教派的教义。无论是谁，达到对绝对的理解，就使得自身超越世俗事务，悟到“一番新天地”。
至于德·拉·马泽里埃尔先生所说的人们普遍存在的一般性格特点，就让我来向大家讲述吧。我将从“正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