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还有更阴险的打击方法——丈夫一边默默地把碗递过来（意思是“给我添饭”），一边扭头去看稍远处电视里的棒球比赛时，妻子掀开电饭锅盖给他盛饭，自言自语地说：“今天我去找过你那位情人了！”
在这出戏里，从妻子让人着急的说话方式可以看出，她还爱着丈夫，不想破坏夫妻关系。其实，还有更狠的打击方法——丈夫嘿嘿地笑着说：“邻居太太回娘家去了。可能是发现她丈夫有外遇了吧。”一边说一边伸出筷子去夹大碗里的烧肉时，妻子忽然盯着他的脸，说：“今天我去找过你那位情人了！”
以上举了三个场景，打击效果应该是层层递进吧。
这时，妻子才狠狠地甩出一句：“今天我去找过你那位情人了！”仿佛一下掏出手枪抵在他背上，给予致命一击一样。
“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别说出去”
“不说就算了。我可没空陪你在这儿兜圈子。”丈夫说完，双手按着桌子，正要大摇大摆地站起来。
这句话简直就是耍无赖。我不知听过有多少次了！而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很不舒服，浑身起鸡皮疙瘩。例如下面这个场景。
“到底说还是不说好呢？”
某上司和我随意闲聊了一会儿，忽然变得一本正经，注视着我的双眼，上半身稍向这边倾斜，慢慢凑近我耳边，压低声音向我爆料——无非都是说同事（主要是领导）的坏话。这太卑鄙了。他知道我既然是他的下属，当然不可能拒绝说：“我不想听，别跟我说这些。”所以才对我说的。一旦他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意味着我必须投靠他，不能投靠“敌方”，没有别的退路。
见丈夫在桌旁坐下来，妻子轻轻微笑了一下，随即又变得一脸严肃，低头看着自己搁在桌上的双手，仿佛逐一检查着手指尖，并用右手拇指和中指骨碌碌地转动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然后举起右手托着腮，而眼睛一直呆呆地盯着屋里的某个角落，并不看对方。
而且，他所说的都是些超级无聊的八卦消息，多听无益。例如：“我知道，那家伙两年前曾因为耍流氓被警察抓住。”“那家伙和别人太太搞婚外恋。”……也有一些耸人听闻的重磅消息：“听说那家伙现在正在偷偷研制原子弹。一旦做出来，第一个就要先把这所大学炸掉。”“那家伙其实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正策划明日闯入皇宫。”……
“你别站在那儿呀，先坐下再说。”
而且，他还把这些无聊消息当作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如果是自得其乐那倒也罢了，但他却觉得这些独家猛料只有自己独享太可惜，于是一看见“信得过的同事”（大都是年轻下属），就低声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别说出去。”这样，逐渐形成一个共享“重大秘密”的圈子。
“不生气，不生气。你快说。”
这其实是一种曲线策略，或者说是耍女人心计（这不算歧视语言吧）——他知道和对手正面开战没有胜算，所以就逐渐拉拢人心，形成一个“讨厌某人”的圈子。他对你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别说出去。”如果你以为他只对你敞开心扉，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快你就会发现，和你一样被告知“秘密”的“牺牲者”还有好几人、好几十人……当然也就索然无味了。
“真的？”妻子盯着丈夫的脸说，“你嘴上这样说，其实老是生气。”
另外，这种人往往具有很高的警惕性——害怕别人说自己坏话。这态度颇为滑稽。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名声已经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且不是针对其个别行为，而是对他的整个不诚信人格已有定论。所以，对于他的种种行径，大家已经毫无兴趣。即便他的无耻行为被曝光，大家也已经见怪不怪：“唉，他又干这种勾当！”
“嗯，我不生气，你说吧。”
何为“清楚”
“喂，我说出来你不会生气的吧？”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要“表达清楚”。何为“清楚”，下面就来稍做分析。首先，当然是要把内心的想法如实说出来。觉得对方丑就说“丑”；见对方秃头就说“秃子”……像三岁小孩一样想到什么说什么。大家也许觉得我会否定这种单纯的做法吧。很遗憾，我提倡的正是从这种单纯的方法开始做起。当然，如果因此而遭受厄运，自己必须负责——这一点就和“三岁小孩”很不一样。用歧视语言称呼周围的人时，需做好心理准备：被对方杀死也无所谓，被社会排斥也在所不惜。真是勇气可嘉。
看看这段夫妻对话：
然而，这属于最低层次的“清楚”。我所提倡的是，从最低层次开始，逐步迈向更高层次的“准确”。歧视语言之所以卑鄙、粗暴，是因为它把每个人复杂而丰富的个性极其简单地标签化了。用“胖子”“基佬”“初中学历”称呼对方，一下子就给人烙上了负面的印记。其实每个人都有令人眼前一亮的丰富个性、性格、能力、表情，但却全部被抹杀，被笼统地归结为一句“他是个犹太人”或“他是个私生子”。最粗暴的一点就在于，人的个性特征完全被忽略了。
其实，在想给对方致命一击的时候，欲说还休也是一种策略。
日语里经常用“果然”这个副词。例如：“他果然是个生意人，这么会算计。”又如：“他果然没什么教养，一点礼貌都不懂。”“果然”一词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加深了消极观念。
用语言“打击”对方的各种方法
这种贴标签式的做法最为轻松愉快，所以我们必须极力抵制它的诱惑。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眼前的某个人看作集团中的一员，而要尽量把他看作个体，仔细地去观察、感受、思考，然后再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
对“弱者”来说，我的要求也许太苛刻了——我很讨厌那些一遇到困难就惊慌失措的人；讨厌那些大呼小叫、蹲在地上掩面痛哭的人；讨厌那些拉着别人衣袖、眼睛滴溜溜直转地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那些遇事吓晕过去的人就更讨厌了……
唉，开会！
“为什么不早说！”丈夫大声责骂道。他对妻子有两点不满：第一，遇到这点小事就惊慌失措；第二，现在应该尽快赶去超市了解情况，特别要问清楚是否已经报告给学校，而妻子的愚蠢反应却足足浪费了10分钟。于是，他冲着妻子怒吼一声：“哼，你就待在家里哭个够吧！”然后摔门而去。
开会时，那种拖拖拉拉的氛围总是让人着急。比起浪费时间，更让我受不了的是讲话人（特别是会议主持）的发言方式。本来可以更简洁明了，但如今却流行拐弯抹角、面面俱到的说话方式，让人十分反感。例如：围绕“吸烟区设在哪里”这种无聊问题，大家反复讨论了足足30分钟，才决定下来把它设在大楼西侧外的某个场所。系主任环顾会场，问道：“这样可以吗？”见众人纷纷点头，又再确认一遍：“这样可以吗？”这时，有个糊涂教授忽然提出异议：“那里的地面没铺混凝土。大家踩了满脚泥，又走进大楼的话……”于是，有人提议：“那就改设在对面那块铺了混凝土的地方？”但随即有人反对：“那个地方不好找。”“烟会从窗口飘进来。”……又开始没完没了地讨论。我几乎要冲他们发火：“这种问题有什么好讨论的！”但转念一想，又想看看他们是怎样在这种小问题上浪费宝贵时间的，于是拼命强忍怒火，继续冷眼旁观。又讨论了15分钟后，总算决定设在“原先位置对面的中间那块地方”。系主任又环顾会场，问道：“这样可以吗？”见众人纷纷点头，又再确认一遍：“这样可以吗？”最后才拍板说：“那就这样决定了。”在每月召开一次的系内会议上，讨论各个议题都要走这样的流程，所以每次开会都须重复10多次这样的场景。
像这样，她迟迟没有说出发生了什么“大事”。最后，她才抽抽搭搭地说：“惠子……惠子她在超市里偷东西被抓起来了！”
所有决议的效率都非常低下，令人失望。特别是有可能牵涉到批评某个人时，进展速度更是趋近于零——整个会场只有沉默和“这事不太好办呀”之类的叹息声。最近开会时，有个年轻的女讲师报告了这么一件事：她为我校⑥一名学生写了推荐信，让他参加东京大学研究生特别推荐录取考试（特别推荐的条件是：不能报考其他学校，并根据三年级之前的成绩和面试进行录取）。结果这个学生还真的考过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本来想马上表态说：“这显然违反规定，不能让他去东京大学。”但见到其他老师纷纷发言，于是暂且冷眼旁观。——“这事不太好办呀。”“那学生知道这条规定吧？”“你写推荐信之前先问一下我就好了。现在不太好办呀。”……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尤其令人惊讶的是那位女讲师的辩解，她说：“我看他很想报考……而且，我以为他反正也考不上……所以就给他写了推荐信。”于是，大家又纷纷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唉，怎么办呢？”“这事不太好办呀。”……
“嗯……嗯……”她一边抽泣，一边整理思绪。正准备说时，却又叫嚷着：“出大事了呀！”随即又哭倒在地。
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发言了（语调平静地）：“这事没必要讨论吧。很显然是违反规定，不能让他去东京大学。”大家一听，顿时都傻了眼。也许是感觉到了“危险”吧，主持会议的研究生院主任连忙出来打圆场：“那现在就暂且不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有机会再说……”我一时来气，追问道：“讨论这个问题不就等于浪费时间吗？”这时，那位女讲师的上级领导，一位教授回应道：“主任都说了下次有机会再说嘛。”我仍不依不饶：“刚才的时间也浪费了呀。”当然，对于这样的场面，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他轻轻地抱着她的肩膀，移开她的双手，看着她的眼睛，柔声问道：“怎么啦？”
我为什么没受到打压呢？
她眼神恍惚地愣了好一会儿，才忽然用双手捂住脸，“哇——”地大哭起来。
聪明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我经常如此“出言不逊”，为什么没受到打压、没招致同事反感、没受人欺侮、没有被孤立呢？下面我就稍做解释。我根本不“爱”我所在的大学，只是为了拿工资才在这里工作，对它并没有过多的期望。所以，我内心并没有任何企图，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什么事？快说！”
因此，我给自己设立了一条规则：发言时要忠于自己的信念、要彻底、要合理（并不是非要“讲分寸”）。也就是说，我几乎从没试过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发言。当然，这是因为我几乎从没有在大学里争取过个人利益。
她接过水，立刻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然后扔下杯子，一脸茫然。
既然不追求个人利益，那就能做相当多的事。大学是个经常开会的地方，而我们专业的教师人数又少，本来每个人的工作量就很多了。所以，在第一天开会时，我一定会质问：“为什么同一个专业非得出两个人来参加会议呢？”然后说明了我们专业的特殊情况，并对另一名同事说：“会议这边由我负责，你不用来了，回去搞研究吧。”（我这人很有大哥派头。）开会时如果有人交头接耳，即便对方是辈分很高的老先生，我也会大声制止……像这样追求“合理行为”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先给我来杯水，水……”
前文也提到过，我不太受学生欢迎，所以并没有承担很多指导学生的任务。（那些受欢迎的老师似乎任务特别繁重！）有些老师会因为不受学生欢迎而苦恼，我则毫不介意。然而，我的研究室却常常“收留”由于各种原因和指导教师闹翻的学生。前年，有个决定退学的学生来找我盖章（我是系主任），说是和指导教师的教育理念有分歧，所以长期受到刁难。“不能毕业，实在是不甘心。”他说着说着就大哭起来。这种情况下，具体原因是什么并不重要。总之，学生是弱者，教授是强者，所以我站在学生这边——这也属于“合理的判断”吧。于是我拒绝给他盖章办退学手续，并对他说：“你不要退学，来我研究室吧。”说来也真幸运——最后，他的毕业论文竟然被评为当年最优秀的毕业论文，荣获“校长奖”。
“怎么啦？”
去年也收留了一个学生，他原来的指导教师因病无暇顾及他；今年也收留了一个彷徨无依的学生，他原来的指导教师调到其他学校去了。就这样，我的研究室成了电通大学里的“难民庇护所”乃至“孤儿院”。我为此感到自豪。
“喂，出大事啦！”
那为什么我能指导各种各样的学生呢？对于这个质朴的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在同意学生加入我的研究室前，我必须先向他们说明，我不会手把手地教他们。我坚信，学生如果不能毕业，那一定是他自己的责任；如果找不到工作，也100%是他自己的责任，跟我毫不相干。所以，从我研究室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往往很低，只有50%左右。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不少人虽然刚毕业时找到了工作，但很快又辞职了。有个学生是这么说的：“如果我的指导教师不是中岛先生的话，可能我不会这么快辞职吧。”我想：“原来如此。”不由得觉得有些可笑。
妻子一进家门就冲着丈夫大声嚷嚷起来。
我虽然讨厌开会，但却很喜欢讲课。现在我一周讲8节课，并不觉得负担很重。（为了“平等地”分配各个教师的“课时负担”，经常要进行激烈讨论。）所以，有时候忽然缺人手，我也愿意去代课（只要自己力所能及）；愿意替别人承担研究生院入学考试出题工作（只要自己力所能及）。
例如，在电影和电视剧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下面的话可能会招来其他教师的忌恨：说得极端一点，我不需要研究经费，有就用，没有就自己想办法筹措；研究室有就行，没想过再多要几间。也就是说，学校开会时的议题大都集中在指导学生、负担课时、研究经费上。我本来就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只不过在大家面前假装稍为关心而已。
唉，父亲被人砍死，丈夫切腹自杀，要是对方知道了，一定会悲痛欲绝的。所以这当哥哥的暂时隐瞒也情有可原。但有的人连一些“琐屑小事”也总是支支吾吾。
再说一遍：我并不“爱”我所在的电通大学。我不愿意为了把它建设得更好而努力，甚至觉得让它垮掉也无所谓。所以，我对机构改革和人事没有一点儿兴趣。无论大学机构如何变化，谁上任、谁升迁，都跟我一概无关。
平右卫门：“勘……勘平……他也很好，很好。”
学校行政工作徒劳无益
阿轻：“嗯……，勘……勘平呢？”
就这样，我获得了“大公无私”的口碑，在两年前被委任为系主任，而且工作相当出色——真是一自夸就停不下来。当时的下一任校长（即现在的校长）听说了我的事迹，想让我在学校行政工作方面担当重任，但我却给他写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了。
平右卫门：“你想问什么？我不知道呀。”
……今年我被委任为系主任，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甚至还认真考虑过要辞职离开学校。就这样，一直怀揣着辞职信坚持至今。您也许想象不到，其实我认为，为任何组织付出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胜任工作，但我觉得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徒劳无益。
阿轻：“父亲身体也很好吗？那我就放心啦。父亲和母亲都平安无事。对了，那……勘……哥哥，你一定知道我想问什么吧？”
因此，今后除了最基本的义务之外，我不想跟大学改革以及学校的组织运营方面有任何瓜葛。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如果您不同意的话，那我只能辞职离开学校。
平右卫门：“父亲身体也很好。嗯，很好。”
对于我的请求，校长十分宽容地回复说：“只要你留下来就行。”从那以后，我一直处于“自由立场”，贯彻实行我的合理性原则。偶尔担任人事委员时，我也只遵循择优录取原则。平庸无能的副教授哪怕做到退休，也坚决不能让他升教授。大学里有个惯例：退休前一年，把副教授在形式上升为（名义上的）教授。但我却总是投反对票。
阿轻：“是吗。那……父亲呢？”
说到这里，顺便提起另一件事。今年春季召开的教授会议上，关于某位教授能否成为名誉教授（不符合年限条件）的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我自己无意当名誉教授，所以对这种“名誉”不抱任何同情。我想，所谓名誉教授，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于是就投了反对票。最后，工作人员宣布投票结果：“总投票数〇〇张。其中，赞成票〇〇张；反对票一张。根据投票结果，××教授担任名誉教授议案获得通过。”——只有我一个人投了反对票。
平右卫门：“母亲现在晚上干活儿都用不着戴眼镜呢，身体很好，很好。”
可见，无论我在组织里待了多久，还是对组织的氛围和惯例一无所知，常常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合群”。刚开始时，别人还拼命追查，以为我的行为背后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但其实根本就没有。所以，对于学校内和专业内的派系之争，我也能做到“超脱”其外。——这次我赞同A派，下次却赞同敌对的B派；这次我拼命反对执行部门，下次又完全拥护执行部门……对我来说，“是否合理”成了唯一的判断标准。而且，我重在表达自己的“合理”见解，至于结果如何，则并不关心。所以，我和谁的关系都不会恶化——确切地说，即使对方觉得关系恶化，我自己也浑然不觉。
阿轻：“……哥，好不容易见你一面，快跟我说说家里的情况吧。嗯……母亲身体可好？”
很久之前，我们专业人事选拔时，发生过争论——候选人F先生进入了最后一轮评审，然而有传言：“他虽然很能干，但有人格上的缺陷。”所以关于是否录用他存在争议。我一如既往地表明自己的观念：“能干就行了呗。总不能选那些八面玲珑却啥也不能干的人吧。”后来，有个反对录用F先生的教授来到我的研究室，提醒说：“你既然什么都不懂，关于人事方面，还是少插嘴吧。”我回答道：“哦，我知道了。”之后就不再多嘴。而F先生最终也没被录用。
例如，歌舞伎《假名手本忠臣藏》⑤第七幕“祇园一力茶屋”中有这样一场戏。四十七义士中的其中一人名叫勘平，其妻阿轻为了资助他而卖身当妓女。这天，阿轻的哥哥平右卫门从乡里来看她，想告诉她家里出事了——父亲被人砍死，丈夫勘平自杀。但又说不出口，便暂且向阿轻隐瞒。
我这种“质朴的态度”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信赖。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大家并不讨厌我。所以，我建议各位聪明的读者：不妨鼓起勇气，在自己所属的组织中尝试一下。（当然，如果稍有差错，也说不定会被扫地出门。）
有人知道了坏消息，却迟迟不说出来——电影和电视里竟然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看得我干着急。当然，“迟迟不说”也许是考虑到这坏消息会给别人带来不安，同时也害怕自己在传达过程中再次陷入不安。
①笠智众（1904—1993）：日本演员。
消息应该立刻传达
②小津安二郎（1903—1963）：日本电影导演。
因此，在日本社会，一旦被追究相关责任时，无论政治家、企业家、官僚，都不会信口开河地编造巧妙的谎言，而是纷纷表示：“我不知道。我不晓得。我不记得了。”就像奥姆真理教的上祐某某④一样。一旦明确地说出来，就一定会被追查。所以还是什么都不说为好，能隐瞒的尽量隐瞒，能躲过一时算一时。直到最后走投无路了，才忽然翻供说：“其实我什么都知道。”
③这里举的是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秋刀鱼之味》里的场景。
有时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话：“要是把它说出来就完蛋咯。”或者：“你想让我亲口把它说出来吗？”可见，知道“它”为何事，和把“它”说出来是两码事，相差着十万八千里呢。在日本，有两个层面的语言，一个是为了准确地把握对象而存在，另一个则是为了“含糊其词”。每个人都能在心里准确无误地把握对象，但在公共场合，却只用“它”来表示。通过这种方法，大家都能避免承担终极责任。
④这里指奥姆真理教前负责人上祐史浩，以擅长诡辩而闻名。
在这个场景里，沟通得很顺畅，那倒没关系。但在很多情况下，这样是会妨碍交流的。例如：“那件事你办得怎样了？”“呃，哪件事？”“就那件嘛，你懂的。”“噢，那件呀。”像这样，只是反复用“那件事”追问到底。我知道：这背后隐藏着大和民族的独特审美观——说话直白，会显得寒碜、野蛮、粗鲁、无礼。而且还牵涉到独特的伦理观——谁明说了，谁就要负责任。大家都知道这条严酷的规则，所以明知“那件事”指什么却不明说，而用“那件事”“它”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敷衍过去。这时，如果有个幼稚的人忽然跳出来说：“你们说的是老总私下捐款的事吧？”那他一定会遭受大家的冷眼。从此，在这个集体里，他一定会被视为又蠢又笨的危险人物。
⑤《假名手本忠臣藏》：日本歌舞伎的经典剧目，讲赤穗藩四十七义士为主公复仇后集体切腹自杀的故事。
我很喜欢笠智众①这个演员，他经常出演小津安二郎②的电影。但他的说话方式却总是让人着急。例如，在经常光顾的小酒吧里，想听《军舰进行曲》时，他绝不会明说：“给我放《军舰进行曲》。”而只是说：“就放那首，你懂的。”吧台中的老板娘（岸田今日子饰演）也只是说：“噢，那首呀？”于是就开始播放那首乐曲③。回避专有名词，而用指示代词“那首”就完成了交流。
⑥指作者任教的电通大学。
“就放那首，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