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挺好的。”
“你和幸子相处得还好吧？”
“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呀。”
“没事。”
“嗯，知道啦。”
“阿建，没事吧？看你好像没精打采的。”
“我说真的哟。”
再看另一个母子对话的场景：
母亲像只蚊子一样嗡嗡嗡地在耳边喋喋不休，儿子也没有去拍打这蚊子，而是随便敷衍过去。放下电话后，和妻子对望一眼，暗暗发笑地嘀咕道：“这老妈子真啰唆。”当然，心里还是很感激的。唉，他们都是“好人”嘛。
其实，正因为知道父母会胡思乱想，儿子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才什么也不说的。
有的父母只对儿子说：“别给警察添麻烦就行。”这样的父母也是头脑简单。在某种社会体制下，所谓“守法”和“违法”，其实只是相对而言。而警察只抓违反“这个社会”的规则的人。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20岁的儿子（注意，已经20岁了哟）离家外出，一连好几天都没有音讯。父母心想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但还是非常担心，担心得晚上睡不着觉。到第三天，正在犹豫要不要报警的时候，儿子忽然回来了。父亲大骂：“你这小子，上哪儿去了！也不打声招呼，你知道我们有多担心吗？”要打儿子时，母亲一把抓住他胳膊，大哭起来。这时，儿子的反应一定是：“谁让你们担心了！”或是：“你们爱担心就担心呗，生什么气呀！”父母听了不禁扼腕流泪：“你一点都不懂父母的心呀！”……
耶稣给警察添麻烦，被钉上了十字架；投身和平运动的伯特兰·罗素⑤给警察添麻烦，被关进了监狱；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不仅给警察添麻烦，还被警察打死了。
我从没想过不让父母以及别人担心。如果有人为我担心，那就让他一直担心到死好了。这是他的个人兴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父母已死，而我的妻子、儿子、姐妹……无论是谁、无论如何为我担心，我都毫不在意。然而，我的这一理念似乎和现代日本的大部分人存在很大分歧。绝大多数人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装作若无其事；而父母即使觉得事有蹊跷，也知道儿女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才故意隐瞒，所以也并不追问。大家就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交流。
无论法律多么不合理，一般父母只是恳切地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社会排斥”，但我却不敢苟同。在现代日本社会，应该没有荒谬得令人发指的法律，但说不定哪一天儿子忽然因涉嫌跟踪骚扰，或因为收藏凶器而被逮捕也不奇怪。即便儿子犯了抢劫、强奸、纵火等重大罪行，当父母的虽不至于表示赞赏，但也不必惊慌失措、哭得死去活来吧。应该如何对待儿子，如何对待被害人及其家属，当父母的应该如何做——这些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有些“心地善良”的年轻人，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时——例如被公司降职、和妻子吵架……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就对他们隐瞒。这让我很难理解。有什么事，只需像NHK新闻广播那样，一五一十地告诉父母就行了嘛。
我和小谷野敦先生的论战
尽管让父母担心好了
我很讨厌一发生争执就惊慌失措的人，但也并不喜欢那些一天到晚吵架的人。其实我很少和别人争吵，尤其是最近。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当我觉得不满时，也会冲对方大声叫骂、没完没了地抗议。但我的最大诉求是向对方传达我的不满。只要把“我很生气”这个信息传达给对方就行，即使对方不能理解其中缘由、不能消除令我生气的原因，也无所谓。这可能跟我从事哲学研究有关吧。我认为要让别人认真倾听、赞同我的观点，并且改变他自己原有的信念，实在是太难了，应该说几乎不可能。
所以，这次对谈是三岛的“以死抗争”——既是对当时政权的不满，也是对只知空谈、不懂实干的愚蠢知识分子做最后的诀别。
我经常看见各位先生在杂志上进行论战，但往往说不到一块儿，仅是曲解对方的观点、滔滔不绝地论证自己的正确之处。双方都在叹息说对方误解自己，互相指责对方缺乏“谦虚”的态度。这些来回来去的争论，只要看上两回合，就已觉得无聊透顶。
顺便一提，这次对谈时间是1970年11月18日，仅仅过了一周后，三岛由纪夫就自杀了。在对谈中，古林苦口婆心地劝说：“三岛先生赞颂天皇制，这很容易被人利用于政治目的，须慎重为好。”三岛却爽朗地笑道：“不，不会的。”古林仍喋喋不休：“三岛先生您觉得不会，但实际上还是会被利用呀。”对于这个愚笨的文艺评论家，三岛只是回答道：“不会。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不久，三岛就自杀了。
最近，我在杂志《新潮45》上和小谷野敦⑥先生展开了论战。小谷野先生此前写过很多关于我的文字。在2005年1月的期刊上，我做出了回应：“他好像对我是大学专职教师这点耿耿于怀，而我却不在乎他是专职还是兼职；他好像对我的粗制滥造颇为不满，但我对他写了这么多垃圾书却毫不介意。”于是，小谷野先生在他自己的2月期刊专栏上写了一篇题为“答中岛义道”的长文章。
我明白他的意思。当时（20世纪60—70年代），萨特③、大江健三郎④这些行动派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质问作家们：“有很多小孩忍饥挨饿，你们却还在写文章，这合适吗？”并因此掀起了一股“忧民”风潮。在当时的背景下，三岛由纪夫这种毅然舍弃“弱者”的态度是十分勇敢的。
这篇文章的论点到处跑，不太明白他到底想说什么。文章结尾处有这么一句：“作为康德研究者，中岛先生本人却是个和康德相去甚远的卑鄙小人！”我想，小谷野先生这么写真是太失败了。如果只是一些泛泛而谈的误解，那不去追究也罢。但关于我对哲学家的态度，却一向很明确——我在这份杂志上开了个题为“有一种无赖叫作哲学家”的连载专栏，第一篇（2004年10月刊）是这么结尾的：“哲学家是最狡猾、低贱、软弱的卑鄙小人。他们自己也承认，但就是死性不改，即所谓‘无赖’也。”在接下来的11月那期，我更是把目标对准了康德，以“丑陋、精明、狡猾的康德”为题，不厌其烦地写道：“典型的哲学家康德，就是典型的无赖。正因为他的做法巧妙而狡猾，所以愈发显得卑鄙。”但小谷野先生竟然用“和康德相去甚远的卑鄙小人”这样的话来攻击我，实在太可笑了。唉，他都不看我写的东西，所以犯错也不知道吧。我很久以前写过一本《康德的人类学》，从那时起，我心目中的康德形象就一直是这样的了。而小谷野先生却对此一无所知，仅仅凭着街谈巷议的印象就大肆批判我。于是，我在下一期专栏提出了如下的更正请求：
三岛由纪夫在和文艺评论家古林尚进行对谈时，曾这样说过：“如果我看见挨饿的小孩，也会去帮助他的。但这不是我的使命。”②
……我当然承认自己是个“卑鄙小人”，但其实康德也是如此。在去年11月那一期杂志上，我明明写了一篇题为“丑陋、精明、狡猾的康德”的文章，不厌其烦地揭露他的卑鄙！小谷野先生，对不起，烦请您更正为以下这句话：“作为康德研究者，中岛先生和康德一样是个卑鄙小人！”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
我很讨厌在杂志上进行争论，因为我几乎没有半点“要打败对方”的好胜心。再稍做分析：（1）关于我的康德观，和小谷野先生继续争论下去也是徒劳；（2）关于小谷野先生的质朴的康德观，不必做无谓的批评；（3）即使指责小谷野先生的轻率和愚蠢也无济于事。尤其是考虑到这第（3）点，我不愿在杂志上和他继续纠缠下去。而且，我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态度看似谦虚，实则傲慢。关于这一点，后来的经历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
然而，日本已进入21世纪，必须打破这种老一套的传统美学才行。世上有很多比男人还强悍的女人，如果男人一味忍耐，说不定哪天会被打死呢。当男人感觉到有生命危险时，可以把女人痛打一顿，然后逃跑。应该允许男人进行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难，即便对方是个女人。
我和小滨逸郎先生的梦幻书信集
野口是个瘦弱男人，而阿胜是个丰满女人，这使得殴打场面颇为滑稽。有人主张要遵循这一规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男人都不能打女人。其实这是不对的。电影、电视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画面：女人狠狠打了男人一个耳光，男人却只是闭上眼睛，忍痛揉一揉脸。可是男人无论被女人如何打骂也必须逆来顺受吗？并非如此。虽然一提到家庭暴力，几乎都是丈夫打妻子，几乎从没听说过妻子打死丈夫的。但这并不是伦理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人们一看到男人打女人就产生抗拒心理，就好像看见男人穿裙子时觉得反感一样。
小滨逸郎⑦先生也曾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我。去年9月至10月，我应邀去他主办的“人类学研究所”做了三次讲座。讲座最后安排了我和小滨先生的对谈环节，大约30分钟，学员们也踊跃提问，现场气氛非常热烈。之后，我提议出版对谈集，以便把讲座中的对谈继续下去。小滨先生说自己不擅长讲话，所以就改成书信集的形式，从今年3月至6月，我俩通过邮件进行了几次对谈。但最终我还是决定放弃——取消出版计划。其实，为了准备这次对谈，我几乎读完了小滨先生的所有著作（30多本），而且满怀热情地回信……但终于渐渐感到厌烦，最后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放弃。我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做了解释，并请他转告小滨先生。就这样，在我俩的对谈已基本完成的时候，出版计划却夭折了，就像已经看见机场跑道、准备降落的飞机忽然空中解体了！
他接着又往倒在地上的阿胜身上乱踹。但因为自己身体太轻，力量不足，每次踹到惨叫翻滚的阿胜身上，脚都被反弹回来。最后，他在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远远地看着阿胜趴在地上哀号。
为什么我要决定放弃呢？小滨先生可能不明白我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随着对谈次数增加，我确信我们无法“互相理解”；（2）明知如此还要勉强维持下去，我讨厌自己这种虚伪的态度；（3）在继续对谈的过程中，我根本就不期望得到小滨先生的“理解”，这一态度在我的字里行间清楚地表现出来，让我更加厌恶自己；（4）对于我的这种心理状态，小滨先生似乎没有丝毫觉察，他的迟钝令我反感……
“你给你丈夫脸上抹黑了！净干这种事。我一辈子都留下污点了。你真不要脸，不要脸！丈夫被大家笑话，你倒高兴了？！”
其实还可列出许多。总而言之，就是我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对小滨先生毫无兴趣，所以决定放弃。为了证明这并非虚言，下面就摘录几篇，来看看我“努力挣扎的痕迹”吧。
他一边骂着，一边拿起小册子来回扇她的脸……
（第4次）
“你知道吗，”野口气喘吁吁地说，“你这个无礼之人！”
现在坦白地说，其实上一次收到来信时，我已经开始产生这种想法：“没办法，还是放弃吧！”毕竟，我俩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不可能互相理解，不值得为此浪费精力。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过了几天，稍冷静下来，我又想：“这个书信集的计划当初是我提议的，不好出尔反尔。不如就当作一次‘试验’，看看两个互不理解的人到底能谈拢到什么程度。反正，这场论战何时停止都无所谓，输了也无所谓，本来就没想赢……”这么一想，反而觉得轻松了，又鼓起了继续坚持的“勇气”。
阿胜一边哭，一边轻轻摇头——这姿态不由自主地闪现出一丝妩媚。忽然，她脸颊上挨了一记耳光。她倒在地毯上大哭起来。
（第6次）
野口问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雪后庵吗？”
收到您内容简洁的来信，非常感谢。对谈至今，已经完全偏离了我的初衷，所以我反而不再焦躁，能够冷静地进行思考。我仍然想努力把书信集继续做下去，直至完成。所以，我在回信时将会注意以下几点：（1）避免没完没了的抬杠；（2）不吹毛求疵；（3）不岔开话题，不逃避。
三岛由纪夫①的小说《宴后》里描写了暴打妻子的场面。
（第7次）
我经常和别人发生争吵（包括互相对骂），但打架斗殴之类的肢体冲突却从没试过。因为我一定打不赢，而且没打过，也不知道怎么个打法。但我却曾经在和妻子吵架时打过她。
多谢您诚恳的来信。我这人虽然做事马虎，但对于“语言”还是很认真的。但坏就坏在我对别人也这样要求。至于这次的书信集，虽然在内容上有时令人郁闷，但小滨先生对语言的态度却从未让我感到不愉快。当然，我已经渐渐感到疲惫，这也是事实。也曾想过要放弃，但转念一想：不能这样懦弱，不能让之前的努力都化为泡影。说得夸张一点，为了今后的生活，现在也必须努力坚持下去。
打女人是十恶不赦的事吗？
（第8次）
大家明白了吧？将“避免对立”视为最高指令的人，不愿“改变”周围的状况，无论它多么不合理。所以，他们打心眼里讨厌我这种直言不讳地命令别人的无礼之徒。但因为他们讨厌“对立”，所以绝不会向我表达不满。而且，有趣的是，刚才那位母亲一定会认为我才是个自私的人。她觉得：“大家都遵循老规矩，而且一直以来都相安无事，这家伙却偏要打破规则，让客人和厨师感到不快。”所以，在她眼里，我是个自私的人，只会招人讨厌、令人反感。而像她这种人，正是在这个国家最常见的“讨厌对立的人”。
收到您的长信，非常感谢。不出我所料，现在这书信集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正如您也承认的那样，重复太多；而且双方都被自己的固定模式所束缚，很难去理解对方的本意。随着对谈次数增加，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根据我对日本人生活状况的多年研究，我已经明白了其中缘由——无论客人还是厨师，都想尽可能避免“对立”。首先，像我这种打抱不平的客人是不会出现的；而在店外等待的客人即使看见店内有很多空位，也会为了避免“对立”而保持沉默；厨师呢，如果贸然请求客人挪一下座位而被拒绝的话，反而会使“对立”趋向公开化。在日本，客人认为自己就是上帝，来到店里当然可以我行我素，不接受任何指示。所以，就算他勉强挪开座位，也会嘟囔一句“真麻烦”，或者默默地投来反抗的目光。这样一来，店内的气氛就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厨师绝不多嘴。
我和朋友讨论哲学问题时，常常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所以并没觉得小滨先生特别难缠。可是，虽然您的语言刚劲有力，但却始终误解我的观点、宣扬您自己的理念，这让我感到有些厌倦。并非因为纠缠不休，而显然是因为双方走岔路了，才导致彼此浪费精力。正因如此，所以我讨厌“思想辩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本来就注定了不可能有结果，只会增加彼此的误解和憎恨。
厨师呆呆地看着我，恍如梦中——因为他没想到现实中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他说了好几遍：“对不起。”在这过程中，其他客人却一直事不关己地吃着寿司。
为什么思想辩论会变得徒劳无益呢？具体地分析一下，可举出如下理由：（1）书信集中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双方使用同一个词（例如“信念”“存在”），但赋予词的含义却各不相同；（2）本来大家对世界的看法和关注点就各不相同；（3）价值观各不相同；（4）对什么感到愉快（或不愉快）也各不相同。
我跟这位厨师很熟，就责怪他说：“你也真是的，为什么不让客人挪一下座位呢？只要你开口，应该没人会拒绝的吧！上次也是，大冬天的晚上，这么冷，还让好几个客人在外面等着，明明店里挤一挤就能坐下的！”
如果不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而一直继续下去，结果只会变成互相攻击，变成毫无成果的无聊争论。
几天前，同样有三个客人进来了，但被告知“没座位”，不得不在店外等。我的座位旁边有两张空椅子，再往那边是一位母亲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正一起用餐，再过去又有一个空座位。如果这母子俩往那边挪一个座位的话，刚才那三个人就能坐得下了，但她却根本没有留意到。就这么过了5分钟，我用响彻店内的声音说道：“小朋友，你能坐到你妈妈旁边那个空位去吗？这样的话，刚才那几个阿姨就有座位坐了。”那个男孩吓了一跳，和他母亲面面相觑。过了10秒左右，那位母亲瞪了我一眼，仿佛怪我多事。然后慢吞吞地往那边挪了一个位子，她儿子也跟着挪了过去。然后两人继续默默地吃寿司。其间，厨师一直自顾自地做寿司，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哼，真让人恼火！
收到小滨先生的回信后，我就立即向责任编辑提出放弃。以前，我和永井均先生也试过互通书信，但一轮之后就半途而废了。但这次是我提议开始，又是我自己提议取消的。从今往后，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我似乎不该再做什么书信集，也不该再和别人争论。反正，从本质上来说，我对别人毫无兴趣——无论别人的想法多么荒谬、行为多么愚蠢，我都觉得无所谓。无论他对我有什么看法（包括误解），我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噢，原来如此。”
这家寿司连锁店很便宜（一个寿司120日元），味道也不错，所以星期天人特别多，经常有客人为了等座位而在店外排长龙，我还有很多次在店外等上半个小时呢。但有些现象却让人纳闷：坐在吧台前的客人之间经常隔着一两张空椅子；一个人大模大样地霸占了四人座的桌子……所以，如果有三个人结伴而来的话，很难找到连在一起的座位。我一直在观察，而且越看越生气。有客人推门进来说：“我们三个人。”女服务员大声回答：“好的，是三位吗？请稍等！”按说整个店内都能听见，但坐在吧台前的客人里却没人肯坐得稍靠紧一些！霸占四人桌的男人充耳不闻地继续吃着寿司！而店里的厨师也不发一言。这种情形我已经见过多次了。
①三岛由纪夫（1925—1970）：日本小说家、剧作家。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们
②出自《三岛由纪夫最后的话》。
我很想对她说：“既然你在车上睡觉，那么不如把观光座位让给孩子们？”但我还是忍住了。因为几天前，我刚在一家寿司店里发过火。
③萨特（1905—1980）：法国哲学家、作家。
例如，有这么一件事。小田急线上有一班浪漫号特快列车，车头部分是观光座位，很受带着小孩的父母和恋人们的欢迎，不过座位很难订。有一次，我偶然订到了观光座位。隔着通道坐在对面的是一位中年女士。我们旁边的座位都空着。离开藤泽没多久，后面传来了吵闹声。我回头一看，有三名小学低年级男孩正歪着脖子眺望前方的风景。我问他们：“你们想坐在这里吗？”他们惊讶地点了点头。于是，我把座位让给其中两个男孩，准备坐到后面的空位子上。而通道对面那位女士从出发时就闭着眼睛坐在座位上，但又不像是在熟睡，偶尔会睁开眼看看。当她看见我换了座位，两个男孩坐下而一个男孩站在旁边时，却默不作声地闭上了眼睛。其实，不让座也行，但至少应该问一声：“小朋友，要坐在这里吗？”然后让他坐旁边的空位子。如果她自己也想看风景，或是不愿给吵闹的小屁孩让座，那倒也罢了，但我觉得其实她是根本就“没注意到”！见她如此迟钝，我恨不得把她痛打一顿。不过，她大概会辩解说：“我是按照车票对号入座的，有何不可？”
④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
但大家可别误解，“讨厌对立的人”不一定能立即认清现状并采取关心体贴别人的行动。相反，大多数人根本不愿改变现状，而是把自己和外界隔绝开来，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日本的这种“文化”，我实在是看不惯。
⑤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
我在此前的人生中遇见过几十个这样的人。他们在生活（包括家庭环境）中一直尽力回避争吵，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首要原则是“避免对立”，这是他们的最大心愿。
⑥小谷野敦（1962—）：日本文学评论家、小说家。
在日本这个美丽的国度，生活着很多讨厌“对立”的人。他们一旦发现人们之间有些许对立的苗头，就立刻觉得不舒服。很多人会上前劝解道：“算了算了。”但更多的人却因为紧张的现场气氛而突然变得呼吸困难。如果再进一步升级为吵架的态势，他们就会坐立不安，想要找一个“紧急出口”逃走。他们的身体拒绝对立。因此，只要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一些，他们的头脑就一团混乱，无法思考，甚至还掉眼泪呢。
⑦小滨逸郎（1947— ）：日本评论家。
讨厌对立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