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33岁）
我还是明说了吧：是的，我并不爱妻子，也不爱孩子。我只爱自己。我曾扪心自问：“如果他们死了，我会有什么感觉呢？”——我没有任何感觉。至少，在我的预想中，我没有任何感觉。
9月30日
10月22日
我开始出名了。人们拍我的肩膀，向我打招呼。
1896年（32岁）
1898年（34岁）
我在书店待了太久，只为了看自己的作品有没被转载；我看了太多的报纸，只为了看看上面有没有出现自己的名字；我赠送了太多的书，写了太多的题词……
2月21日
1月1日
朋友，不能相识于成名之前。（注：因为如果只有其中一人出名了，那友情就会遭到破坏。）
1895年（31岁）
3月5日
我的自私心想要获得一切——既有登上凯旋门俯瞰天下的野心，又想故作清高假装不屑接受奖牌。试想一下，如果有人用托盘盛着法国荣誉军团勋章送到我面前，我一定会欣喜若狂。然后，我会忽然醒悟，怒喝一声：“这种东西，快给我拿走！”
如果某个演员演技拙劣而观众还鼓掌的话，他的缺点将会更加凸显出来。
11月29日
1899年（35岁）
我的书今天开始发售。我在书店里走来走去，斜眼偷看着那些堆积成山的书，引得店里的伙计不时对我投来轻蔑的目光。有的书店并没有这本书上架——也许只是还没到货，但我却为此而痛心疾首，把这些书店视为终生死敌。我竟然成了这样的人。
4月14日
10月23日
我赞同自己的观点。
我相信，别人只要见过我一面，就不会忘记我。待我的虚荣心发作过后，冷静一想，又陷入茫然之中。如果巴黎市政府提议要公开授予我桂冠称号——这是彼特拉克⑨曾获得的礼遇，我也不会感到丝毫惊讶，而且我还能理直气壮地列举出无数理由，证明我配得上这一殊荣。
1902年（38岁）
7月10日
4月27日
1894年（30岁）
莎拉（注：莎拉·贝恩哈特⑩）的态度：她聆听自己不懂的事情时，脸上总是露出一副聪明的表情。
另外，日记中对人的观察也机智诙谐，属于上品。有些语句甚至可以比肩拉罗什富科⑧的《箴言集》。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把它们全部抄录下来。但篇幅所限，只能节选其中一部分，引用如下。（其中的“注”是我加的。）
1903年（39岁）
我很喜欢看小说家和画家的日记。其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卡夫卡⑤和纪德⑥的日记。而比这更有趣的是列那尔⑦的日记，他从23岁（1887年）夏天开始一直写到46岁（1910年）临死之前。有趣在哪里呢？从年轻时起，他就渴望出名，结果靠《胡萝卜须》一炮而红，开始了小说家兼戏剧家的华丽人生。在日记里，他暴露出一个俗人的贪婪本性，并对此加以自嘲，而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人生之虚无。这种种人生态度，读来甚是有趣。
8月19日
列那尔的日记
我常常不肯原谅别人，这一点还请各位原谅。
这一点不太容易表达清楚——奥地利航空公司飞行员正确地履行飞行职务，让我感动；而圣埃克苏佩里非要塞进各种剧情，却很难打动我。他也许不肯承认：他把飞行当成了写作的手段，而且假装通过飞行追求某种“纯粹”的东西，但我却从中嗅出了不纯的动机。
11月2日
为什么我不喜欢圣埃克苏佩里的小说呢？他在《夜航》里也提过，用小型飞机运送邮件到南美边远地区确实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小说里总是散发着一股浓烈的自我陶醉气息。飞行员从高空中遥望“人类的大地”，所以，不光是对自己的工作，对所有人类的生活都会觉得可爱。如果在地面上每天和人相处，恐怕写不出这种东西来吧。再进一步从心理分析——圣埃克苏佩里是为了写“可爱的人类”，为了让自己信以为真，所以才故意在天空中飞来飞去的吧。也就是说，他知道人类的丑陋和渺小，所以选择了天空，这样才能眼不见为净。这么一想，就觉得小说的字里行间仿佛都透露出作者的这种愿望，让我难以卒读。
我行文简洁得到了他们的赞美。接下来，我一个字也不写的话，岂不是更应该得到赞美？
随后，他们被图卢兹机场告知燃料还可飞行两小时，可以顺利抵达锡兹内罗斯。于是大为振奋，重新燃起希望，不料最后还是紧急迫降……
1904年（40岁）
在这期间，一个个中途站开始苏醒过来，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都加入了我们的通话。因为各个城市的无线电台向机场发送了警报，机场的主任们又向同事们发送了紧急通报，于是他们渐渐聚集到我们周围，就像围拢在病人床边一样。他们的热情虽然无济于事，但毕竟热情可嘉。他们的建议虽然只是徒劳，却让我觉得无比温馨！
1月11日
我们是出于极其偶然的原因才最终脱险。当时，我们对返回锡兹内罗斯已经绝望，所以决定朝着海岸线一直飞去，绝不改变方向，直到耗尽最后一滴汽油。这样的话，也许还有一线生机，避免葬身大海。……这时，锡兹内罗斯赫然出现在左方，千真万确。但距离有多远呢？我和内里经过短暂交谈，形成了一致意见——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如果飞往锡兹内罗斯的话，反而会错过抵达海岸的机会。于是内里回电说：“所剩燃料只够维持一小时，继续93度航向飞行。”
他的画从没受到过批评。——根本就没有人评论他的画。
我很敬重飞行员，但却不太喜欢圣埃克苏佩里④。连《小王子》都不太喜欢，他的其他小说也读不下去。我20多岁时拿过他的《人类的大地》和《夜航》来看，但看不到10页就放弃了。最近，我又重下决心，在去往维也纳的飞机上（为了有身临其境之感）从头开始看《人类的大地》。咦，这次我竟然读得津津有味，甚至读到下面这部分时还潸然泪下。
12月16日
圣埃克苏佩里
女人是不会思想的芦苇。（注：在法语里，“人”和“男人”是同一个词“homme”，所以帕斯卡尔⑪的那句名言也可说成：“男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每次发生灾害时，我都会为出生入死的救灾队员而感动。中越地震③时，有一家人被埋在土里，其中年仅两岁的小男孩奇迹般地得救了。救灾队员紧紧抱着这个小男孩的大幅照片还被登上了奥地利的《信使报》（Kurier）。当时我刚好在维也纳，看见这则报道后感到十分自豪。另外，还有消防员、管道工人、电工、土木建筑工人、灯塔看守人、航空管制人员、海岸警卫队员、缉毒队员……他们不一定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也不一定能拿到很高的工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形象反而像英雄一样高大。
1905年（41岁）
从成田机场坐京王高速大巴去往调布市的途中，我就在想：这大巴司机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先不说返程，在去机场的途中，如果发生点什么事故或是受到事故影响，那么一整车人就可能坐不上飞机，有人甚至可能因此遭受人生变故。而司机总是那么镇定自若、精神抖擞地开着车。驾驶位上方醒目地写着司机的姓名——“庄司一郎”“吉泽弘贵”等。我想：他父母、恋人，甚至连我这个乘客都会为他感到自豪的。
3月15日
特别是当机体剧烈地摇晃之后，在雾中隐约看见机场跑道时，我不禁想大声欢呼。有好几十次坐飞机时我都担心：“莫非这次会掉下去？”所以，当飞机的后轮“咣当”一声接触到地面跑道时，我都格外感慨：“噢，又可以再多活一段日子了。”
“死神”的工作确实有趣，但老是来回来去做同一件事。
当然，世上除了哲学研究、文学研究、教外语这些无聊的工作之外，还有很多真正有意义的工作。我经常乘坐飞机，所以感触良多——每当飞机顺利降落在跑道上时，我都会为飞行员的精湛技术而感动。
7月27日
真正有意义的工作
王尔德⑫的《自深深处》让我们感觉到：没被关进监狱是一种遗憾。
总而言之，同人杂志有1000种也好，画展展出5000件油画作品也好，作家后备军、画家后备军达到几十万人也好，都需要明确一点：能否在社会上获得成功，完全取决于这件商品是否具备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却往往具有偶然性。既然选择走这条路，就需遵循这规则，不要发牢骚。否则，还不如放弃。
1906年（42岁）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现代日本社会存在无数浪费。无论哪家商店都堆满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商品。无论去药店买治肩膀酸痛的膏药，还是去电器店买咖啡机，几十种商品一起映入眼帘，让人目瞪口呆。特别是每次去书店，我都坚信，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书。
3月24日
去年秋天，我在东京美术馆看了两个画展：一个是据说水平特别高的“新创作展”；另一个是我们美术学校有很多学生参展的“东京展”。这么多画，认真地看下来，简直疲惫不堪——内心的“精神疲劳”比肉体疲劳更甚。算上当天举办的其他画展，总共有5000多件作品展出吧。我不禁问自己：“我们需要这么多画作，需要这么多画家吗？”我不得不回答：“显然不需要。”一种虚无感油然而生。但请不要误解，我并不是想劝他们放弃。只要自己想写小说、想画画，大可尽情地写、尽情地画。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敝帚自珍，这无数“作品”拿到社会上，大都只会被当作废品而已。
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只剩下发脾气的力气了。
想当画家就更难了。我在附近的美术学校学过12年油画，所以深知其中的艰辛。例如参加公开征集作品的有名画展，连续10年提交自己的大作（100幅），就算终于有一次入选，也没有任何反响——这种情况太普遍了。秋季，上野地区会接二连三地举行许多有名的画展，每次会场都有三层楼，展出作品多达上千件。在外行人眼里看来，每件作品都具有高超的技巧，都是倾注了心血的力作。
3月26日
说到浪费，有许多年轻人梦想当画家、小说家、演员，最终却无法实现，只能放弃。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打个奇怪的比方——看见他们，我仿佛看见无数鲑鱼产卵后的尸体（而且那些鱼卵还被天敌吃得一干二净！），让人产生一种虚无感。立志当作家的年轻人，连续5年参加某出版社的新人奖征文比赛（每年参加者多达一万人），才终于获得新人奖提名。但也仅此而已，并没有出版社来约稿。要继续往下写的话，需要强大的自信。就算碰巧摘得新人奖，也没法出书。就算出了一本书，也不一定能获得好评。就算这本书幸运地成为畅销书，但如果下一本不好卖，再下一本还不好卖，那他就会从此销声匿迹。可见，想要成为作家确实很难。
我变得比以前谦虚一些了。而“谦虚”却又成了我炫耀的资本。
大多数艺术创作都是浪费
7月1日
本来，教育这种东西嘛，想提高的人自己去提高即可。在大学里通过学分规定强迫学生提高修养，这实在很可笑。即便在“哲学”“伦理学”等课程中取得“优”，也不能证明这个学生弄懂了哲学，而且对社会毫无意义。唯一能证明的是，这个学生具有把无聊当有趣的禀赋，或具有迎合对方（教授）的特殊技能。大学的哲学课对社会毫无用处，这自不必说；如果稍有趣一些倒也罢了，但问题是它毫无乐趣可言。教哲学的老师也不争气，既然选择了哲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多少应该懂得一些哲学的乐趣吧，但他们却从没想过如何引导学生对哲学产生兴趣。他们只会滔滔不绝地讲述枯燥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本来只要自己看书就能掌握。如此严重的浪费，简直是罪过。
没名气的人逍遥自在。但没人向自己鞠躬，又颇为郁闷。
哲学、历史、文学等公共基础教育课也一样。现在的社会已经和100年前不同，只要你真的想提高修养，这样的场所就无处不在，甚至光看电视纪录片也能获得教育。所以，公共基础教育课应该全部废除，至少应该委托给朝日文化中心等机构，由其颁发合格证书，以此换学分。这样的话，据说多达12万人的大学专职教师中将有30%～40%被解雇，可谓卓有成效！尤其是90%的哲学教师将被赶出大学校门，真是大快人心！
7月17日
具体而言，体育、外语、公共基础教育——这些课程应该全部废除，至少应该委托“外部承包”，学生只要在体育协会和外语学校取得相关证书，就能获得学分。在一些不具备这些设施的地方大学，则可尽量宽容，保留体育课和外语课，聘请外部讲师，但绝不能设置专职讲师。
随着经验日渐丰富，我终于确信：我并不是为了成就某件事而生的。
如今，连国立大学也成为独立法人了。各大学为了生存发展，开始了激烈的竞争。虽然我不愿为此出力，但我想，有很多工作并不是非由大学来承担不可的，只要所有大学把这些多余部分都剔除掉，就一定能更合理地配置资源、精减人员，立竿见影地改善经营状况。进行改革时，必须牢牢记住两点：其一，从明治时期的《帝国大学令》至今，大学的社会职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二（与第一点相关联），大学已经不再是培养精英的机构（部分大学除外）。从这两点可以得出结论：除了精英大学之外，“一般大学”只需进行技术教育，让学生一走上社会就能胜任工作即可。换言之，明治时期以来大学所承担的“人的教育”，可以全部转移到大学外。
9月6日
下面还是关于大学的话题。大学真是一个离奇古怪的地方，其运作规则与社会规则截然不同，它被大量的浪费所制约着。
当作家，是唯一一项即使不赚钱也不会被人瞧不起的营生。
我的大学改革方案
列那尔出名以后，和父亲一样回到故乡当村长。对了，纪德晚年好像也当上了村长吧。我自己从没想过要当村长，所以实在不能理解他们的做法……
例如，关于夏目漱石②的研究多得数不清，其中像江藤淳、岛田雅彦这样的著名评论家、著名作家的著作当然是有市场价值的（内容姑且勿论）。但一个没名气的大学老师写的研究夏目漱石的著作，又有谁会买来看呢？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夏目漱石的小说很好看，这就够了。最多再补充一些关于“好看”的辅助信息，而不需要什么细致入微的“研究”。哪怕这是艰苦奋战10年才写成的博士论文，哪怕它开创了夏目漱石研究的新境界，对一般读者来说也毫无意义。而且，这些著作定价奇高（动辄上万日元），要有人买才怪呢。
①日本哲学会：日本哲学界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949年，会员均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学者和专家。
教材出版社和作者签订合约时，有时会向作者收取几十万日元，甚至还要求作者每年使用几百本教材（也就是让学生购买）。这样，凭借着作者自掏腰包和牺牲学生的利益，出版社发行区区两千册的研究著作并不会亏损。而对于希望进（更好的）大学任教或在大学里评职称的学者来说，出版著作实在是求之不得——一部著作大概相当于好几篇论文的“业绩”呢。而且，著作一旦出版，在狭小的圈子当中，一定会被大家看到，从而提高自己在学术界的知名度。基于以上原因，每年都会出现大量根本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著作。
②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近代文豪。
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一生中大概会出版两三本著作——大多是通过教材出版社发行的，根本不指望能卖出去。很不可思议吧。虽然也算商品，但从一开始就“保证”没人买的商品，居然还存在于时世维艰的现代日本社会。出版社又不是慈善机构（虽然有点类似），他们不怕做赔本生意吗？其实，出版社可厉害着呢！我因为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所以略知一二——在光怪陆离的出版现象背后，有一条简单的原则：“不亏本。”
③中越地震：2004年10月23日在日本新潟县中越地区发生了里氏6.8级地震。
其实不仅哲学研究如此，许多大学老师所从事的“文学研究”也是一种严重浪费。无论如何，我都觉得这项工作很多余，不值得浪费工资。为什么仅仅凭“研究”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如说某部作品受谁影响、某个作家何时出现转折点等），动动嘴皮子，写写文章，就能拿工资呢？真是不可思议。当然，我并不是说对社会无益的事不能做。但既然知道自己所做之事对社会无益，就应该像作家、画家、作曲家、漫画家、演员、运动员一样，把自己的作品拿到自由市场，以此来维持生计吧？那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很显然卖不出去。所以，他们不得不寄生在大学里，靠领工资过活！
④圣埃克苏佩里（1900—1944）：法国作家、飞行员。代表作有《小王子》《人类的大地》《夜航》等。
“文学研究”的严重浪费
⑤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
这么冷静地分析一下就知道，绝大部分（95%）哲学老师优哉游哉地从大学里拿工资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如果立即被解雇的话，恐怕大都活不下去（毕竟之前一直做着对其他行业毫无用处的事）。所以，希望他们至少要为此感到自责，并时刻为自己的不纯动机感到羞愧——自己除了教哲学之外一无是处，为了生活，只能从事这项工作。希望他们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和狡猾，从而变得谦虚起来。
⑥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
虽然完全没必要在大学开设哲学课，但培养下一代的基础研究者也许还是有必要的。要实现这一点，只需在一部分国立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开课就足够了。日本全国人口1.2765亿人中有100人从事这一行就已太多了。
⑦列那尔（1864—1910）：法国现代小说家。
同理，不能立刻体现出商品价值的基础研究也是必需的。但仅就哲学研究而言，像存在论、时间论、自我论、伦理论这种正儿八经的基础研究，其实只需要极少数人就足够了。目前，“日本哲学会”①的注册会员大约有2000人，基本上都是大学老师。但有资格凭这种基础研究而领取工资的人，最多只有其中的5%（即100人）左右。对于其余95%，根本不必支付工资给他们做“哲学研究”，应该立即解雇。
⑧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文学家。
当然，世上也有无人赏识的优秀作品，也有不具备商品价值的基础研究。但我们不要忘记，领先于时代的艺术作品不被人们接受，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些艺术家叹息道：“我比时代超前太多了，以至于大家都不能理解！”他们在创作时就已经深知这一点。既然不肯降低高度去迎合世俗，那当然不可能被市场接受了。社会没有这么简单，不可能毫无遗漏地认可所有的优秀作品，并且立即支付相应的报酬。
⑨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
我想对他们说：既然这么喜欢哲学的话，自己“在家里”研究不就得了。我绝不是开玩笑。想通过教哲学这种没用的东西来赚钱，这本来就是个错误。从公元前开始，教造船技术、辩论术可以收钱；但如果仅仅探究“真理是什么”，就应该像苏格拉底一样，不收钱才对。最多也只能像幕府末期时那样，在家开私塾，靠一点“施舍”糊口。如果这样还是难以维持生计，就在商业期刊上写些辛辣的杂文，或者写些简单得连傻瓜也能看懂的哲学入门书，靠稿费或版税养活自己。也就是说，按市场经济规律生产商品，获得相应的报酬。这个道理适用于作家、画家、音乐家等所有艺术家。要赚钱的话，就应该靠商品的市场价值，而不应该指望作品的艺术完美度或艺术热情。
⑩莎拉·贝恩哈特（1844—1923）：法国女演员。
看看我身边的例子。大概是因为我比较敏感，如果看见哪个哲学家（或哲学研究者）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话，我会觉得反感，甚至不愿意与他同处一室。按我的审美理念，搞哲学研究的人应该每天扪心自问：“我每天鼓捣这些就能领工资，这合适吗？”并为这个根本问题而受到良心谴责。然而，持这种想法的同行却很少。身为大学的哲学老师，他们非但没有丝毫疑惑，甚至还有人为此而感到“自豪”。
⑪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曾有名言：人是会思想的芦苇。
确切地说，一般为自己工作感到自豪的人并不在我的讨厌之列。真正让我觉得别扭而且反感的，是那些给自己工作赋予太多意义和感情，而又从不反省的人。所以我讨厌的“自豪”是加引号的。
⑫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
在大学“教”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