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母和我父母都一样
乖乖地听我的吧
要好好待他们
别的事你就少插嘴
要跟婆婆小姑和睦相处
家里的事只有你来做了
只要有爱，这不难做到
是没能力守护家庭的
不要搬弄是非
工作做不好的男人
不要争风吃醋
你要记住：
我不会在外面拈花惹草的
——尽力而为就行
——可能不会吧
人要打扮得漂漂亮亮
不过，你最好还是有点心理准备
饭菜要做得香喷喷
幸福是由两个人共同创造的
也不能比我晚起床
而不是某一方吃苦就能得到
你不能比我早睡
既然你离开家来投奔我
但都是我的心里话：
就再也回不去啦
虽然不太中听
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家
我有话要对你说
当孩子长大
在你嫁给我之前
我俩老了的时候
然而，最让我反感的，还是佐田雅志⑲的《大丈夫宣言》。这首歌我听过很多次，每次听到时，都仿佛被那一句句歌词渗透全身，十分难受。整首歌词抄录如下：
你不能比我先死
《大丈夫宣言》
哪怕是一天
我尤其讨厌的是，那些家庭至上主义者往往觉得自己才是“正常”的。他们认为：既然自己是正常的，那不正常的人就必须“接受治疗”，至少也应该被同情——“没有家的人多可怜啊”。
也不能比我先死
感慨“家庭真好”的人，显然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上述规则，而且从不怀疑它所构建的排外型人际关系。我把这种不加批判的家庭主义称为“家庭至上主义”，并直斥其简单且麻木的暴力性。有人大爱家庭，当然没问题，但这绝不是人类的共同理想。有人不想拥有家庭，有人讨厌家庭，有人怨恨家庭……像这样的家庭批判论者随处可见，这是正常现象。
我死的时候
确实，当一个人生病或遭遇事故时，最关心自己的就是家里人。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能深切地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反过来说，这种时候，家里人就应该最关心自己，其次才轮到别人，这是心照不宣的规则。只有家里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表达关心，别人不能越俎代庖。这条规则简直可谓残酷。所以，如果有人说：“昨晚我妻子死了。”大家都会神情肃穆。但如果说：“昨晚我情妇死了。”大家就会表示不屑。如果有人说：“我丈夫遭遇车祸，伤势严重！”大家会为之震惊。但如果说：“我的情夫遭遇车祸，伤势严重！”即使声泪俱下，大家也只是面面相觑。在这场社会游戏中，大家都配合得十分巧妙。家庭是社会制度，同时也是一种自然形态。在这种认知的支撑下，家庭以其特殊的紧密性得到全社会认可。我只要一看见那些为家庭而忙碌的人，就能感觉到他们的骄傲之情。
什么都不需要
这种态度极其普遍。有个电视节目经常报道失足少女改过自新的真人真事，不知为什么，每次结尾都是千篇一律——女儿身披新娘服装，向父亲致谢，父女俩都当场放声大哭。“改过自新”的象征，就是那身新娘服装，随后就是生孩子吧。像这样，“家庭”的规矩将会一直束缚着她。在改过自新的道路上，“家庭”起着核心作用。我认为对于这种老一套的家庭观，从不怀疑、墨守成规，这样的态度是专横而粗暴的。
只要你握着我的手
我的疑惑，还表现在对水谷先生视如神圣的“家庭”观念的反感上。在他的演讲中，多次提到过这样的少年——由于家里贫困而被人欺负，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一直全力隐瞒。水谷先生对这样的做法持绝对肯定态度。我对此并无异议。然而，这种态度很容易导致出现误区：那些清醒地看待家庭的人，通常会遭受世间冷眼；而那些不太顾及父母的少年，自然也会受到批判。
流下至少两滴眼泪就行
家庭至上主义
我一定会对你说：
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这句牢骚话而投奔到我门下。即使在阳光下生活，终究还是过着无聊的日子，对于领悟到这一点的人，我不知该如何安慰。换言之：“即使鞭策自己回到阳光下、拼命努力地生活，人最后也会死掉的呀！”对于这样的呼声，水谷先生并没有给出答案。我知道，对于水谷先生来说，只要年轻人暂且能在阳光下积极地生活就行。但我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弄清楚的话，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是我心存疑惑的原因。
因为有你，我才过得这么幸福
因为我深知：即使回到阳光下的世界，也不见得就会有“精彩的人生在等待你们”。沉湎于吸毒、为了得到毒品而屡屡犯罪、遭受近乎强奸的虐待——与此相比，好好上学、做自己喜欢的事……这种“健康”的生活当然要幸福很多。但我立刻想问：“那接下来呢？”按照正常逻辑，接下来自然就是找工作、结婚、成家……极其“平庸”的生活。而且，最终结局是死亡。所以我难免要发牢骚：“其实这样的人生也挺没劲的。”
你要记住：
然而，事实上我却心存疑惑，虽然我并没有丝毫要指责他的意思。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鼓励少年们说：“只要摆脱黑夜，回归阳光下的世界，那里就有精彩的人生在等待你们。”其二，他认为：“你们逃往黑夜，沾上毒品，摧残身心……所有的这一切都应该归咎于大人，是他们没有紧紧拥抱你们，没有好好爱你们。你们是纯粹的受害者。”按第二点的逻辑，水谷先生深信：孩子们都是单纯的，应该得到爱护。虽然有些矫情，但“孩子们堕落的责任多半在于大人”的观点还是能理解的。不过，对于第一个观点，我却不敢苟同。
我爱的女人
其实我见过他两次。他相貌堂堂，浑身散发出真诚的气息（所以和我不是一路人）。他向来只说实话，从不说谎，也从不炫耀。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出于真心——希望少年们改过自新，从来没有别的私心杂念。结果他出名了。如果想要感召更多的少年及其父母、老师，当然是越出名越好。但对他来说，出名的意义也就仅此而已。大家都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都认为他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我爱的女人
如果让我再列举一位现代演讲名家，我会举出“巡夜老师”——水谷修⑱先生。在电视里看过几次他的演讲，确实厉害。我最怵演讲（也不擅长），所以很羡慕他，同时也知道自己永远无法企及。在他的精彩演讲背后，有一种对自己话语的绝对自信，而更深层处，是对自己思想的绝对自信。他认为：必须拯救那些被父母以及大人们抛弃、整夜流浪街头的吸毒少年。他的意志坚定不移，而基于这一信念的行动力，更是令我甘拜下风。
这辈子只有你一个
巡夜老师
你要记住：
看见小鸟，你也说“喵”
我爱的女人
看见大象，你说“喵”
我爱的女人
还抱着你去动物园
这辈子只有你一个
回想今年五月
这首歌故意以传统大男人的口吻说出心里话，但其实一点儿也不传统，反而通篇洋溢着近代西方的爱情观念和家庭观念。一般来说，男人总是在结婚前扮演新好男人，婚后则原形毕露地变回传统大男人。但歌里的这个男人却恰恰相反，假装扮演传统大男人，骨子里却是个新好男人。性格看似粗糙，实则纤细。看似拘泥于传统观念，其实很尊重女方的人格，也真心爱着她。
那孩子又不会再回来
这份宣言虽然都是常识性的内容，也正因如此，让对方觉得很真实。而且，对于女人最想听的话，就明确说出来，告诉她：“这辈子只爱你一个。”其他无关大局处则适当表现一下男人的霸道和坦诚。他要让对方明白：“虽然我不是模范男人，也不是模范丈夫，但我完全向你敞开心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从这个男人的撒娇之状可知，他早就计划着对方一定会接受这一切。而且，他的狡诈也表露无遗——他心里早已经打好小算盘：未婚妻以及整个社会都会微笑着欢迎自己的。
春天来了又如何
听过我的演讲后，有三个人精神异常？
而我却凄凉难耐
偶尔有人邀请我去做演讲，其中一半左右我会应邀前往。所以，一年演讲个四五次。
有人说，春天又来了
去年7月份，我在庆应义塾大学湘南藤泽校区的“福田和也⑳研讨班”上做了演讲。福田先生和我并不熟，也并非对我特别赞赏，那为什么会邀请我去呢？因为这学校有个叫T君的学生曾经参加过我主办的哲学道场“无用塾”（去年秋天关闭了），他后来去参加福田研讨班时，向福田先生推荐了我。福田研讨班有时会举办作家演讲，其中有一次活动就邀请了我去，虽然福田先生很不情愿（原因后文再说）。
前几天，我在成田机场买了筱田三郎⑯朗读的中原中也⑰诗集录音带，在飞机上听。那声音真是沉静优美。比起那首以“所爱既死，唯有自杀”开头的绝唱《春日狂想》，我反而觉得那首轻描淡写的《春天又来了……》更感人。听着听着，我被他痛失两岁幼子的心情所感染，不禁泪流不止。
我还是第一次去湘南藤泽校区。绿树环绕的平缓丘陵上，别致的灰色建筑物点缀其间，正中央有个水池，清澈如镜。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躺卧在斜坡上。这校园真美，简直跟天堂一样（虽然我从没去过）。不知为什么，这学校有很多学生曾参加我主办的“无用塾”，让我感慨良多。两年前自杀的K君就来自这里——关于K君后文再谈。听说这学校有挺多人自杀的，但是在这样优美的环境里，死了也甘心吧，我只能这么强解人意了。
听小说朗读录音也很有趣。天才作家写出的作品，即使用耳朵聆听也会觉得神清气爽，格外动人。我尤其喜欢宫泽贤治⑪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朗读者是我特别喜欢的岸田今日子⑫、市原悦子⑬，那些日本东北地区方言和儿童语言、拟声词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诗意盎然的世界。另外，太宰治⑭、芥川龙之介⑮的作品也是节奏铿锵，听起来十分入耳。
当天，有50多个学生来听演讲。演讲主要围绕我的著作《半隐遁的人生》展开。其间T君提了很多问题。
既然提到演讲录音的话题，就顺便说一下，我喜欢听名人演讲。即使在众多演讲录音当中，曾野绫子也是出类拔萃的。她的声音圆润、优雅、真诚。也许是因为我见过她的端庄面容吧，每次听演讲录音时，都会联想到她的美丽身姿。这是别人所没有的效果。至于小林秀雄⑩，我则觉得看文字要好得多，这可能跟我的个人喜好有关。他的声音像落语家一样尖着嗓子而且略显轻浮，虽然别有韵味，但我却不太喜欢。
在演讲过程中，有时我会口无遮拦地抛出一些偏激的言论，例如：“父母去世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悲伤。我还扬言要和所有亲戚都断绝关系，甚至不想见到老婆孩子。”每当这时，T君就会打断我，让我回到原来的话题。学生们都老老实实地听着。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一到提问环节，各种五花八门的问题都出来了。有个男生满脸失望地问道：“难道你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就没有任何感情吗？”我回答说：“我从不去扫墓。因为我知道，坟墓里只有一堆白骨……”演讲结束后，他们为我准备了慰劳会，在新宿举行。可是参加者竟然比原定人数少了10人。看来，我这样的人确实不受大家欢迎。（福田先生正因为早有预料，所以才不愿请我来做演讲吧。）
所谓“乐于助人”，其实只是在自己愿意的时候去帮助自己想帮助的人而已，只是一种自我满足。如果能意识到这一点倒也罢了，可是他们却往往向对方索取“感谢”。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如果知道对方并没有心怀“感谢”，难免会生气。但请注意：“乐于助人”是你的自由，但绝不能索取回报。有时这甚至会招来对方的无情对待，或蛮不讲理的误会。即便如此，你也心甘情愿地去帮助对方。这样，才算是真正的“乐于助人”吧。
那之后不久，我和福田先生一起出席某个聚会时，一见面他就向我汇报说：那次演讲之后，有三个女生出现了精神异常。
我希望她们能好好听一下曾野绫子⑨的演讲合集《从圣经学习人生》中关于援助难民的部分，并意识到：如果要真正地援助难民，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多愁善感地表示同情的阶段，那将是无比艰巨的任务。一提到难民，很多人就以为他们是“心地善良的受害者”，其实并非如此。曾野女士曾在演讲中问道：“为了生活，他们变得多么狡诈、多么会撒谎，大家知道吗？”又说：“如果各位成了难民，一定会比他们更无耻的。”说到此处，全场听众哄堂大笑。
但我无动于衷，于去年11月又开了两场演讲会：
“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人”会出现一个稍为粗野的变异——“乐于助人”的人，其中也是女性占绝大多数。我在以往的人生中遇见过很多这种人，简直让我不胜其烦。
一场在独协大学，题为“幸福与道德善的关系——从康德的根本恶谈起”，是为了纪念康德㉑逝世200周年而举办的。演讲内容即我后来为岩波新书写的《关于恶》一书。我强调说：“人无论如何努力，最终难免还是会沦为恶。”幸亏有康德这位伟大的权威做后盾，才能镇住大家；如果是我自己的观点，那听众一定会嘘声四起吧。
棘手的难民问题
另一场演讲在涩谷图书馆，题为“人生的荒谬性与工作”。这次纯属“自己的观点”，所以严厉的批评汹涌而来。演讲开始时，我首先表明自己对读者的一贯态度：“我当然要感谢读者，但我对任何一位读者都不感兴趣。所以，我既不愿私下约见，也不愿签名……”说到这里时，会场到处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大家纷纷把我的书收进了包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每当此时，我会渐渐沉浸在自己营造出的氛围中，突出自己的反社会形象，比湘南藤泽校区那次效果更佳。
您大概明白了吧。例如，《东京物语》里的原节子⑤、《请问芳名》里的岸惠子⑥、《二十四只眼睛》里的高峰秀子⑦（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人物，也很喜欢扮演者高峰秀子）、《冰点·续集》里的岛田阳子⑧等。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都属于这种类型。她是如此“心地善良”，而且还是绝世美女，所以，最终我们一定会屈服，而她则高奏凯歌——这是显而易见的结果。
到了提问环节，听众纷纷质疑。最后，一位70多岁的老人冲我嚷道：“你根本没有资格结婚！”我回答说：“嗯，我也有同感。”之后，他就生气地瞪着我。
她的关心绝不强加于人，所以你也可以拒绝。但如果被拒绝的话，她就会显得非常失落，虽然只是轻轻地嘀咕一声“哦”，但浑身都表现出失望之情。倘若对方感觉迟钝，自然不会把这当成一回事；但我却是敏感之人，不忍坐视不管，只好接受了她的好意。于是，她立刻容光焕发，变得快活起来。无论受到什么刁难和责骂，她都能保持忍耐，一直尊重对方，绝不还击。
既然是我做演讲，那内容必定是反社会或非社会性的。然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听（独协大学那场约200人，涩谷图书馆那场约60人），而又向我表示不满呢？不乐意的话，干脆在家睡觉得了，又何必来听呢？真是莫名其妙。
有时我会反省自己：为什么看“好人”不顺眼呢？其实，绝不是因为相比之下，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而是因为她不肯放弃“不幸的人”。她一旦觉察出别人有一点儿不幸，就立刻想要安慰对方，不仅想，而且立即行动，绝不会袖手旁观。当然，我并不是嫌她多管闲事。
①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朋子，你这人啊，老是为大家的事情操心，还是多考虑一下自己的幸福吧！”别人拍拍她后背劝说，她也只是恬静地微笑。不一会儿，又见她为了大家的事而奔走出力了：热心地给别人做媒；安慰失恋的人，甚至还亲手做了饭菜送去，以示鼓励……而自己却不求回报。NHK电视台有个晨间节目“小说连续剧”④（我对“晨间剧”这一简称有些抵触），以前我经常看，但最近没在看了，剧中主人公大都属于这种类型，可以说是一种全民理想人格吧。
②明治时期：1868—1912。
一直以来，我周围都有很多这样的人。与其说讨厌，更确切地说，是一见她们在旁边就觉得心烦。她们非常关心身边的人——如果这种关心仅限于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可能会被认为是自私的表现；但如果射程再远一些，对朋友、同事、远房亲戚，甚至不太熟的人也一样关心的话，那就是典型的“好人”了。当然，认识她的人都对她印象很好。
③江户时期：1603—1867。
经历过妇女解放运动等各种反对歧视的运动之后，现代日本人对歧视语言变得神经过敏，各种评判标准也不再像从前那么苛刻了。然而，关于“好人”的理想类型（借用马克斯·韦伯①的术语），却似乎没什么变化，无论是和我小时候相比，还是和二战前、明治时期②，甚至江户时期③相比。“好人”——从不固执己见，而是谨言慎行，注意体察周围人的心情，分清自己所处的立场（或身份）……女性可能更符合这种标准形象吧。
④NHK于1961年开始播放的日本电视剧系列。
尽管如此，传统的日本式“好人”并没有灭绝，而且还在到处生长。正因为现实社会骚乱不安，所以他们才更加强化理念，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作为一种理想（理念）延续下去。然而，关于这一点却颇有蹊跷。
⑤原节子（1920—）：日本女演员，曾出演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东京物语》。
先人后己的人
⑥岸惠子（1932—）：日本女演员，曾出演广播剧《请问芳名》。
10多年前，“想早点儿抱孙子”这样的话还被认为充满善意；如今再说这话，必定会被视为糊涂爹娘。如果问新婚夫妇：“还没生孩子吗？”则简直是罪大恶极。至少在我看来，日本社会正逐渐改观，变得更加适宜居住。
⑦高峰秀子（1924—2010）：日本女演员，曾出演木下惠介导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
当然，也有个别变化令人欣慰：最近，日本终于也实现“文明开化”了。和过去相比，大家对这些“不正常的人”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自由职业者、啃老族、宅男宅女、自杀者越来越多，家庭暴力、离婚、虐待儿童、吸毒的案例也呈直线上升。所以，大家都很难再随口说出“有工作才正常”“疼爱自家孩子才正常”之类的话。我觉得社会还是在进步的，虽然要付出代价。
⑧岛田阳子（1953—）：日本女演员，曾出演电视剧《冰点·续集》。
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很多，而且不容置疑地开始讨厌那些声称“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人。他们从未意识到对少数群体的迫害，简直是麻木不仁……哎呀，真是太讨厌了！但因为他们属于“好人”，所以即使控诉其暴力性，也无人理解。我是从小学、中学开始，经过50年，如今才总算能把这问题的病根表述清楚的。
⑨曾野绫子（1931—）：日本女作家、社会活动家。
我和同伴们执着地开展了抵制活动。可是无论如何努力，终究还是徒劳。我明白了：无论如何努力，这项活动也无法发展为市民运动。因为“大家”，即多数人，并不希望完全废除这“声音”，认为它不碍事，不，应该说有必要存在。于是，对这“声音”听之任之者被视为“正常人”；而被这“声音”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人，却被判定为不正常的人。“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这一愿望，从开始阶段就破灭了。
⑩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作家。
我对此深有体会，特别是在20年前开始抵制“日本式特殊噪音”的过程中。之前我曾多次写过（例如《我在喧嚣的日本》）：我非常讨厌充斥着整个日本的“声音”——在街上行走时，多管闲事的高音广播此起彼伏：“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车左转，请注意！”“请勿奔跑上车，以防发生危险。”银行取款机的语音信息：“欢迎光临！”“请取回银行卡，谢谢您的使用。”超市和百货商店里的介绍：“今天的特价商品是……”“今天有优惠活动……”在商业街行走时，传来广播的轰鸣声：“睡觉时请勿抽烟！”“本周是秋季交通安全周！”在住宅区散步时，听到一阵阵“烤白薯——”“冰激凌——”的叫卖声。在人群拥挤的地方，警察手持麦克风大声叫道：“请注意安全！不要挤！不要挤！”……总而言之，即便你不想听，各种铺天盖地的“声音”也会席卷而来。
⑪宫泽贤治（1896—1933）：日本诗人、童话作家。
如果经受不住考验，就会遭到排斥和迫害。所以，必须拼命压抑自己的真实情感，准确地表现出相反的表情，而且不得不把这痛苦的表演一直继续下去。
⑫岸田今日子（1930—2006）：日本女演员、配音演员、童话作家。
您也发现了吧，这种氛围残酷地压抑了少数派的情感。一般而言，人们在高兴时假装不高兴比较容易，但如果在不高兴时要假装高兴，那可就痛苦多了。正如对同性恋者来说，喜欢同性而装作不喜欢还比较容易，但不喜欢异性却偏要装作喜欢的话就会十分痛苦。又如，爱吃鸡肉而假装讨厌还比较容易，但如果不爱吃鸡肉却要装作喜欢，甚至要装作吃得津津有味，那就是一种考验了。
⑬市原悦子（1936—）：日本女演员、配音演员。
说到这里，有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大家”等同于“正常人”，所以无论在哪里，少数派都只得假装“高兴”，以免被视为不正常的人。这种痛苦是多数派绝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的。他们只会兴奋地嚷嚷：“大家高高兴兴的，真好！”
⑭太宰治（1909—1948）：日本作家。
若不为大家的高兴而高兴，就会遭受“迫害”
⑮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作家。
这套做法不仅针对“正常的孩子”，还可以扩大到“正常的年轻人”“正常的中年人”“正常的老人”“正常的男人”“正常的女人”。所谓的“大家”仅指“正常人”，对此从不质疑的人才会若无其事地说“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我并非想说这种态度不对。毕竟，要办什么社会活动时，也只能考虑“大家”吧。但很多人嘴上说“大家”时，心里却没有认识到其本质，这种麻木和虚伪才是我所讨厌的。
⑯筱田三郎（1948—）：日本演员。
当时，对于文部省、市政府、教育委员会、大多数老师、大多数家长、大多数孩子来说，这些确实是值得高兴的吧。校长看着津津有味地吃着学校伙食的孩子们，看着在游泳池大声喧闹的孩子们，看着“大家高高兴兴”，一定会感到心满意足。您大概明白了吧，所谓的“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人”，他们眼睛里只看得见多数人的快乐，却看不见少数人的痛苦。这里所说的“多数人”，并非指数量上的多数，而是指“正常人”——“正常的孩子”应该会为学校伙食、游泳池和林间夏令营感到高兴。因为这样才是“正确”的，所以只需要考虑这部分学生的意愿，其他的大可弃之不顾。
⑰中原中也（1907—1937）：日本诗人、翻译家。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反对这些活动，但我还记得自己从小学开始就和“大家”格格不入。每当校长在早会上微笑着宣布“下面有个值得大家高兴的好消息”，结果却无非是什么完善学校伙食制度、游泳池或体育馆竣工、六年级学生的林间夏令营即将开始之类的事，一点都不值得高兴。如果没有学校伙食制度、体育课、郊游，那才叫高兴呢！如果学校只是个学习的地方，那不知该有多快活啊！当然，我也知道，因为这些是值得“大家”高兴的好消息，所以，被问到时，我必须回答“高兴”。
⑱水谷修（1956—）：日本教育家，原高中教师。为了帮助吸毒、犯罪的失足少年，夜间常在繁华街市巡逻，因此被称为巡夜老师。
我本能地讨厌市民运动、志愿者活动、慈善事业，因为这些活动仅限于能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领域。例如：为非洲的新兴国家建造小学和医院、掘井、给予物资援助；为经历战乱的国家拆除地雷、保护难民；男人们在流氓出没的道路组织夜间巡逻；幼儿园的孩子去养老院为老人们唱歌、演舞台剧……这些全都是能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活动。
⑲佐田雅志（1952—）：日本创作型歌手、演员、小说家。
前文提到过的“我讨厌的人”，也都是些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但他们自己却意识不到。为什么意识不到呢？因为整个日本社会提供了一种保护色。另外，这些人还是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主义者。虽然表面上装作大公无私，全心为别人、为集体，但其实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会赢得口碑，从而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
⑳福田和也（1960—）：日本文艺评论家。
“只要能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就行。”“只要大家高兴，我就高兴。”……在日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套话。我对此别提有多讨厌了。因为他们没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根本的错觉——以为自己的愿望很谦虚。其实，“想看见大家高高兴兴”的愿望是多么狂妄自大啊！归根到底，是希望把周围的环境调整得对自己有利，是一种利己主义。当然，我也是个坚定的利己主义者。但至少我能意识到这一点，比他们强。
㉑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对近代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过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