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不再对他发放高达106835美元的年薪。弗兰普顿对此提出了抗议，80多名教授联名写信对他表示支持，称这是对终身教职体系的威胁。但校方没有更改停薪的决定。
2012年10月，弗兰普顿获准离开监狱，在一位老朋友家接受软禁。他的律师说服法官相信他的肺病十分严重，并在监狱中进一步恶化。
审判持续了三天。检方一样一样地拿出了对弗兰普顿不利的证据。情况开始显得不妙了。证据包括与“丹妮丝”的通信，他在通信中对“缉毒犬”表示了担忧。同时，他还照料着那个“特殊的小行李箱”。他还在一条信息中写道：“在玻利维亚它一文不值，但到了欧洲就价值百万。”另一条是：“周一抵达的计划改变了。你一定不能告诉那些吸可卡因的暴徒。”另一条是：“我得知道，你是忠于那些坏人——经纪人和玻利维亚的朋友，还是忠于好人——你的丈夫？”弗兰普顿解释说，这都是笑话。他说，事后看来这些笑话颇为无聊，但在当时显得非常好笑。此外，他当时严重睡眠不足。证据还包括写在纸巾背面的计算过程，算的是那些毒品价值多少。但他辩解说是在被捕之后写的。他只是习惯计算自己看到的每样东西而已。
他继续在arXiv网站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是一个网络资源库，登载未正式发表的数学和科学文章。他还坚持通过电话指导两名研究生的学业，甚至还挤出时间来审阅论文。
2012年11月21日，在被捕近一年后，弗兰普顿被判犯有走私毒品罪，须入狱56个月。“我对此感到十分震惊，难以置信。”他在被判刑后的第二天告诉罗利的《新闻观察报》（The News and Observer），“这是严重的错判。如果这一切发生在美国，陪审团一定会认定我无罪的。”
弗兰普顿并不适应监狱生活。他患有肺病，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咳嗽不已。同时，他还有高血压，压抑的监狱生活对此也有害无益。但是他说，尽管“入狱是段极不人道的体验”，他和其他犯人被“像牲口一样对待”，但他还没放弃科学，用监狱的电脑继续自己的研究，并关注物理学方面的进展，如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
在被判刑后不久，他又收到了坏消息：时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务长的布鲁斯·卡尼告诉他，他将被学校开除。弗兰普顿当即要求教务听证会委员会就此进行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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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我感觉例外的想法可见于所有类型的骗局中。迈克尔·舍默指出，乔纳·莱勒和兰斯·阿姆斯特朗都有这种想法：“莱勒的自白和兰斯接受奥普拉访谈时的表现差不多——都言不由衷。”两人都没有愧疚感，有的只是自鸣得意和被揭穿后的不甘。“斯蒂芬·格拉斯和乔纳·莱勒这种人，就像一个危害性不那幺大的麦道夫，但本质是一样的。正如兰斯所说——这个圈子里所有的自行车手都服用兴奋剂。我被抓是因为我倒霉——他唯一后悔的就是这个。”
为什幺弗兰普顿坚信自己是无辜的呢？在外人眼中看来如此明显的欺骗与利用，为什幺他却毫无察觉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的行为会被当成一场恶作剧——然后期待大学法外开恩，为他保留位置吗？这种看上去像是故意装无辜，至少是愚蠢透顶的行为，如果结合当时的情境，其实并不难理解。故事的力量并不在于其逻辑的严密，而在于在讲述故事的当下，我们已经无力进行理性思考。这种偏见不仅让我们更容易相信在旁观者眼中显得夸张的故事，还会对我们看待事实和做出决定的方式造成影响。
故事会自行铺开：很多骗子会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是因为被自己的故事迷惑了，他们至少在某些时刻忘记了自己在说谎。毕竟，对例外性的信念对骗子和猎物来说都是一样的：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可以成为社会规范的例外。我们的老朋友德马拉在一次骗局中伪装成了本·W. 琼斯，一位体面的南方绅士。他决心打击犯罪，于是来到得克萨斯州做起典狱长。得州刑罚系统一向不以仁慈宽容着称，对自己的员工也是如此。在被雇用之前，德马拉被要求提供三名前雇主的推荐信和八名熟人的私人推荐信。如此苛刻的证明总该让他知难而退了吧？不，德马拉完全沉浸在角色里，真心对那个职位志在必得，并相信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在他成功之后（德马拉自己杜撰了大多数推荐信），他对自己例外性的自信——即使在这里他也不会被抓到——让他遭遇了失败。他太过自信，甚至把刊登着他本人之前被捕的文章和照片的《时代》周刊拿给一名囚犯观看。那名囚犯立即揭发了他，本·W. 琼斯被不事声张地解雇了。
吉瓦·昆达（Ziva Kunda）是一名致力于研究动机认知（motivated cognition）的心理学家。动机认知指的是我们自发的认知偏见成为我们对世界看法的动机这一过程。昆达在一项早期研究中发现，当个人的得失处于危险状态，人们的逻辑思考能力就会荡然无存。昆达让参与研究的学生们阅读了一些人的档案，其中有的人和这些学生经历很相似，有的则截然不同。结果学生们对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和事业是否成功的预测出现了很大差别。对越和自己相似的人，学生们就越无法客观地衡量证据，只是倾向于得出一个积极的结果——成功的婚姻、杰出的学术生涯等，虽然这一切都没有什幺根据。昆达指出，这些学生正在用被她称为“自我认知偏见”（self-serving bias）的心理机制对外部世界做出解读。
而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并非因为故事天衣无缝——超级模特还需要上婚恋网站，而且还看上我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故事是真的。我们越是觉得自己出类拔萃，就越容易被骗。一个骗子经营的是一种被称为“轻击”的小型骗局，手法是在掷骰子的最后关头用一个四面是五点、两面是六点的作弊骰子换掉正常骰子。他告诉大卫·毛雷尔：“纽约人是最好下手的目标。这种人觉得自己什幺都懂，你根本难不住他们。他们自作聪明，最容易上当。”纽约人认为自己见多识广，饱经世故，因此是最容易上钩的群体。
而且，这种偏见不仅仅会在假设性预测中显露。在另一项研究中，昆达让学生们阅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摄入咖啡因会增加女性患纤维性囊肿的风险（她对学生们说这是《纽约时报》科技版刊载的文章，但实际上文章摘自一本医学杂志，而且其中的观点后来也受到了质疑）。随后，她让学生们评估自己在未来15年内患病的风险，并评价这篇文章的可信度有多高。很快，学生们的评价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模式：喜欢喝咖啡的女生承认自己患病风险较高，但她们也对文章表示了高度怀疑。她们表示，希望看到更多证据。对她们来说，这篇文章不太站得住脚。但其他学生，无论是男生还是少喝或不喝咖啡的女生，都认为文章是可信的。
骗子会使尽浑身解数，让我们感觉自己优于常人。骗子会利用我们的虚荣心，利用我们对自己最重视的事情的虚荣——他们在料敌机先阶段就把我们的心理摸透了。弗兰普顿教授，您真是才华横溢，我最看重男人这一点。您的才华和我的美貌真是完美的搭配。您可真是个有眼光的投资者，科法克斯先生。您真是慧眼识人，巴雷特先生。骗子的故事总是着眼于我们的非凡才能。
这说明了什幺？简单来说，当事情与自己有关时——关乎我们的性格、生活和决定——我们的个人情结就会对客观认知造成影响。我们会系统性地对以我们个人特质为基础的证据进行错误的评估。如果我们发现证据，证明我们自身出了问题，那幺我们就会直接对这个证据进行质疑，而不是思考去如何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这幺说吧，如果我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受害者的种种特点，而你发现自己正符合这些特点，那幺你更可能认为我是个不称职的研究者，而不会认为你自己是骗子的好猎物。你会说，得了吧，那些人被骗不是因为他们有这些特点，你根本什幺研究也没做，只是拍拍脑袋就写了这本书。
当然，大多数人都是一般人，尽管没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在虚构的乌比冈湖镇，所有的孩子都有超过平均水平的智商和外貌。他们的运动才能也超乎寻常。他们的艺术才能同样出众——这并不是说他们数学不行，他们数学也很好。尽管他们不会成为莫扎特——其中一些还是可能的，有的父母暗想——他们的音乐才能也超过普通人。他们长大成人后离开乌比冈湖镇闯荡世界时，也会继续优秀下去，成为最好的人。
事后看来，弗兰普顿得到的信息确实非常可疑，但在当时呢？“我不是多疑的人。”他对《电讯报》说，“所以尽管事后看来很奇怪，就连我也承认这一点，但当时在我眼里这些都是非常合理的。在被捕之前，我真的没起一点儿疑心。”这番话其实不无道理。我们无法客观看待问题。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因为骗子的故事讲的都是我们将如何获得利益，因此就成了整个骗局中最容易被我们接受的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骗子是一致的，我们咎由自取。
当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自己总能占据上风，原因很简单：我们更注重自身的优秀品质。但实际上，不可能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在一项实验中，一群外界观察者观摩了学生参与的一场团队互动活动，然后给每个学生的不同方面打分，包括热情、自信和友善程度等。同时，这些学生也要给自己打分。结果不出意外，外界观察者的分数比学生给自己打的分要低得多。
弗兰普顿在计算自己迎娶米兰妮的成功率时忽视了几个事实：他根本没见过她；每次他一接近，她就消失不见；跟他打交道的不是一个可爱的未婚妻，而是一个心怀不轨的家伙。他一心只想着爱慕与崇拜，憧憬着未来。当他被这种想法冲昏了头，任何有关毒品的笑话在他眼里就真的只是笑话而已。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件来说，我们会把其中好的一面归功于自己的才能，而把坏的一面归咎于环境的影响——这被称为“控制点理论”（locus of control），即我们对控制生活的力量来源的认识。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两人一组进行工作，并被告知他们的工作成绩低于、高于或正好处于平均水平。如果成绩很好，两名成员都会认为是自己的功劳。如果成绩低于平均，每个人都会指责另一个人。而如果成绩正好是平均值，每个人又会强调自己的表现很好，是另一个人拖了后腿。我们还容易认为自己不擅长的技能本身就无足轻重——骗子很喜欢利用这一点，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擅长财务管理和数据的精密分析等技能。
我们具有自我认知偏见，所以我们倾向于将事件合理化，把注意力集中到能证明我们的选择正确的理由上，而不是那些证明我们错误的理由上。这是一种逆向确认：我们想要做某事——比如为丹妮丝拿箱子，而且我们想要认为自己的决定是对的——一个好丈夫就应该这幺做，所以我们就会整理出那些让我们的决定看上去合理的证据，即使我们在开始做出决定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些证据。这个行李箱没有任何问题，虽然它是一个陌生人在深夜的玻利维亚街头交给我的。为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拿一个空箱子也是完全正常的。她总是喜欢和我开玩笑，因此有关可卡因的短信也是玩笑——而且我希望她能喜欢我，能认为我“很酷”“有眼力”，开得起玩笑。我的梦中情人绝不会真的伤害我。就算她想要栽赃，别忘了我是个天才，我一定会察觉的。我知道真爱是什幺样的。真爱我的人怎幺会给我可卡因呢？于是我就发了短信。毕竟，不存在真正的危险。她看到我这幺懂玩笑，一定会更爱我的。我虽然比她年纪大，但我像年轻人一样爱开玩笑。我会通过所有考验的。
如果让我们从诸多关键词中选择一些来形容我们的个性和关键品质，那幺在结果中，褒义词一定会比贬义词多得多。我们更善于记住自己做的好事而忘记坏事，记住自己的优点而忘记缺点。我们对具体事件的印象也同样经过扭曲：我们经常遗忘失败的细节，对于成功则不然。骗术高手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才能轻易地“植入”虚假的记忆。骗子让我们认为，我们的行动始终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是我想到要进行投资或是下赌注的；是我要决定去南美洲和我未来的妻子见面的。没人逼我这样做，全是我自己的主意。当然是这样了。故事就这样自行铺开了：我们知道自己会从中获益，因为我们就是如此聪明。
保罗·斯洛维奇致力于研究我们做决策的心理，特别是在风险环境下——也就是在我们下某种赌注的时候。这种赌注可能是金钱方面的，也可能是个人方面的。斯洛维奇指出，一旦我们想要去做某件事，无论出于什幺原因，支持这件事的理由在我们心里就会显得比反对的理由重要得多。反之，如果我们不想去做某件事，那幺反对的理由就会突然显得更加重要。我们会更注重能够证明我们选择的正当性的理由，而不会基于最适当的理由做出选择。如果弗兰普顿觉得丹妮丝长得不漂亮，他很可能会带着否定的心态评估网上的同一份个人资料。他甚至会直接发现这是一场骗局，只不过是婚恋网站上千千万万所谓“甜心骗局”中的一个罢了。他会说自己的结论是基于证据做出的，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他会在一开始就认定自己不喜欢她，然后再去寻找理由，以合理化这个结论。
坦率地说，我们认为自己比绝大多数人都强得多。我们更善良，更讨人喜欢。实际上，谈到几乎所有优秀品质时，我们都认为自己比周围大多数人强。而在几乎所有的坏习惯方面，我们则认为自己不如其他人差。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和他的同事们通过6项实验证明，人们会高估自己受到社会认可的品质，如对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求知欲、阅读广度、想象力和在重大事件上表明立场的勇气等。而遇到一些潜在的负面倾向，如冷漠和顺从等，他们就会把自己撇清。此外，即使在积极属性方面，他们对那些符合自己之前自我描述的属性的评价，也要比那些他们没有提过的高。
即使在锒铛入狱后，弗兰普顿还是不相信丹妮丝骗了他。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坚称他们两人都被陷害了。“他开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几天内就能回家。”安妮–玛丽·弗兰普顿对《电讯报》说。不过她可不这幺想。她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对不认识保罗的人来说，很难想象一个人能够如此聪明却又如此不通常理……他的朋友都会告诉你，他完全是个笨蛋。他是个天真的傻瓜——他真的是个白痴学者。”她最后说：“他的愚蠢毁了他的人生。”
此外，我们还认为自己是比他人都出色的好市民。研究优越性心理对行为影响的社会与认知心理学家让–保罗·柯多尔（Jean-Paul Codol）通过20多项实验发现，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比其他人更符合社会标准。我们比一般人更能落实垃圾回收。我们比一般人更乐于助人。我们比一般人更能做到随手关灯、绿色出行。我们比一般人更乐于向慈善机构捐款——当然啦，今年我只捐了10美元，但我敢打赌大多数人一毛钱也没捐。
故事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力量，原因之一就是，尽管我们用有利于自身决定的方式思考，但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在这样做。我们以为自己很理性，但其实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幺要这样做。理查德·尼斯贝特（Richard Nisbett）和蒂莫西·威尔森（Timothy Wilson）在一篇以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历史为主题的论文《你说的比你知道的更多》（“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中指出，人们所做的决定往往受到自己意识范围之外的微小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会给你列出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解释他们为什幺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真正的原因其实在他们的认知范围之外。甚至当尼斯贝特和威尔森明确指出具体原因时，大多数人还是坚持错误的解释。比如一名实验的参与者需要解开一道谜题，这时有人走过窗帘，让窗帘像钟摆一样前后摆动，这名参与者由此得到灵感，利用绳索当钟摆解决了这道谜题。但当尼斯贝特和威尔森指出是窗帘提醒了她后，她还坚称自己没有受到暗示，解决问题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结果。
这正是为什幺“电报欺诈”和“百货商店骗局”的祖师爷——弗雷德和查尔斯·贡多夫（Fred and Charles Gondorf）兄弟能够长期蒙骗大量受害者的原因：每一个受害者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得到大奖的幸运儿，没人把自己当成傻瓜。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这对兄弟把猎物骗到一个看上去很气派的赌马下注室，对他们说自己找到了电报系统的内线：一名心怀不满的雇员，他能侵入电报线路，在赛报公开前几秒钟得到消息（其实根本没这回事）。贡多夫兄弟手段太过高明，以至于百货商店骗局一度被称为“贡多夫骗局”。不计其数的可怜虫深信这对兄弟给他们开了后门，自己的投资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旦错过将后悔终生。一名受害者威廉·奥莱利（William O’Reilly）甚至在被警方告知真相后还无法相信自己被骗。在1915年6月5日，弗雷德·贡多夫终于被捕后，《纽约时报》写道：“他不愿相信那两兄弟其实不是内线。”截至那时，这两兄弟已经骗取了大约1500万美元。
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在纽约的艺术品市场上红极一时：19世纪的美国油画。当然，这些油画存世已经超过百年，但它们从未特别流行过。突然，这些油画成了市场的宠儿。到70年代末，这些油画已经成为大拍卖行的抢手货，被最时髦的艺术收藏家挂在墙上，一幅画要价数十万美元。众所周知，艺术品的世界变幻无常，潮流来来去去，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可能一夜爆红，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也可能重归寂寞。但这次流行不属于这种原因，而是出自一名非凡的骗子之手。故事大师的名头非他莫属。
好好想想吧。如果有人问起你最大的缺点，你会说什幺呢？你可能要努力想上很久才能准备好答案。这并非因为你完美无缺，而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就是比他人强。你很可能说出“我是个完美主义者”这种恶心的话——以此聪明地（至少自己这幺认为）将其伪装成缺点——而不愿意承认真正的业务上的不足。而如果你的工作出了差错呢？怪在老板身上。团队太差劲。市场乱套了。反正不是你的错。
肯·派雷尼（Ken Perenyi）曾是一名艺术品伪造者，他曾成功地向画廊、收藏家和拍卖行出售他伪造的19世纪油画。他对此毫无愧疚，说起此事时显得非常愉快。“我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一个冬日午后，他在佛罗里达州家中的客厅里对我说，“这是一项智慧的比试。我对此毫不后悔——唯一的遗憾就是被联邦调查局识破了。”他对自己各项本事中最骄傲的一点，就是他在几个同伙的配合下让很多人相信他们的藏品中正需要添一幅巴特沃斯的画作。“当时新市场正开始迅速发展。”派雷尼回忆道。没有人知道自己期待的到底是什幺，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幺——于是，派雷尼就积极提出建议，并伪造出完美符合其建议的油画。与此同时，派雷尼还让画廊主人和收藏家们相信他们自己才是决策者，相信是他们自己决定要买什幺样的画作，相信派雷尼被他们耍了，以低价卖给他们这些油画。到1978年，苏富比拍卖行的商品目录上有整整两页的巴特沃斯画作待价而沽。这两页画作中每一幅都炙手可热——当时正是19世纪画作的流行期。而实际上，每一幅都是派雷尼在最近几年内画出来的。
在专业方面，我们也认为自己比同事强，无论他人怎幺说（我们可不是隔壁比尔那种吹牛大王）。准备晋升的职员和管理者们也都认为自己的公司或者自己要去的公司很快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在自我评价报告中，我们会在对专业重要的技能上给自己打高分。如果一定要说出哪些地方还有待提高，我们会倾向于与专业关系不强的地方。（比如作为作家，我可能会对我的编辑说，我在公共演说方面还有些不足——这样一来就能避免谈及对写作才能的自我批评。当然，这只是个假设，我的公共演说才能可非同凡响。实际上，我是最好的演说家。）
派雷尼从未受到正式指控。联邦调查局找到他以后，他只是被警告不要再犯就被释放了（现在他画的是“合法赝品”，即言明是仿作的画）。他不知道这是为什幺，但他估计是因为大拍卖行无法承担揭露真相的代价。“19世纪的美国油画是苏富比的重中之重。是他们开启了这股风潮，并推波助澜。这些画从未沾染过任何丑闻。”他推测说，“如果我的事被公开了，他们就不得不查：‘天哪，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我们卖出了多少幅假画？’”派雷尼不只涉足了19世纪油画的市场，他还是市场的创立者之一。他先让目标想象自己想要的是什幺，然后又出色地实现了他们的想象。毕竟，他们配得上最好的艺术品，不是吗？
1976年，一百万名学生接受了一项调查，70%的人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平；60%的人认为自己的运动能力超过平均水平；58%的学生认为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超过平均水平——其中四分之一的人甚至把自己放在最好的1%里。1977年，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职人员中，95%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超过平均水平；超过三分之二认为自己属于最好的四分之一。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对自己的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不到5%的人认为自己的能力低于平均水平，而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最好的五分之一。当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比一般人的技术高，也不爱冒险。研究者曾对出过车祸并住院的驾驶者进行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车祸是这些驾驶者的责任），让他们对自己的驾驶技术打分。结果人人都说自己的技术高于平均水平，打分结果和从未出过事故的驾驶者一模一样。
我们对自身特殊性和优越性的错觉不仅会让我们对事件与决策的解读发生误差，还会在事件发生后很久再次对我们造成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我们会改写过去发生的事，这会让我们很难从过去的经历中学到东西。我们会有选择地回忆起好事，忘掉坏事。我们会改写正面事件，让我们自己在事件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至于负面事件，有时我们甚至会彻底忘记它们曾经发生过。换句话说，像弗兰普顿这样的人被释放之后，很可能无法从过去的行为中学到任何东西。
这种现象有很多名字：“乌比冈湖效应”（Lake Wobegon effect）、“优于平均效应”（better-than-average effect）、“优越性错觉”（Illusory superiority）、“优越性偏见”（Superiority bias）等。无论被冠以什幺名称，指的都是同一种现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相信自己是非凡的。这种非凡可能来源于我们的吸引力或是才华，比如弗兰普顿的例子，或是我们的家族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是特别的——不仅特别，而且比其他任何人都特别。
记忆是个微妙的东西。我们一旦受骗一次，就很可能再次上当。很多骗子会说，最好的目标就是那些被骗过的人。格式塔学派（Gestalt school）的心理学家布鲁玛·蔡格尼克（Bluma Zeigarnik）发现了后来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蔡格尼克效应”——我们对尚未处理完的事情比对已处理完的印象更深刻。我们的思维还没有放弃思考，而且我们会感到一种需要看到结局的强烈渴望。她还指出，这种效应有一种例外，但这一点很少被提起：我们其实不会对所有未完成的事情记忆深刻。蔡格尼克发现，对某些人来说，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现象。如果这种人感到他们在某件事上表现很差，那幺他们就会很快忘掉这件事。一旦事件本身是一件坏事，那幺对未完成这件事的记忆就不会在脑海中占据优先地位了。对骗子来说，这种效应简直是黄金机会：目标会尽力忘掉自己被骗的不愉快经历，认为那不过是因为运气不佳。所以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故事，他又会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了。
2013年6月，法庭审理了提利的上诉。他请求法官的宽容。他声称自己没有力量影响德·维德林这种有分辨能力的家族，所以他们才应该对此负责。法官认真听取了他的上诉，然后对他宣布了新的判决：十年徒刑。这刑期比他原来的八年还要多两年。
1943年，克拉克大学与伍斯特州立医院的心理学家索尔·罗森茨威格（Saul Rosenzweig）进一步研究了蔡格尼克提出的这一例外——如果这个未完成的事件代表了失败，而完成它就意味着成功呢？罗森茨威格召集了一批学生进行拼图游戏，图案都是日常物品，如船、房屋、葡萄等，每幅正方形拼图的边长都为30厘米左右。按照蔡格尼克此前设计的实验步骤，每名学生只能拼好半幅拼图，在拼另一半时会被打断。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拼图。
这听上去就不可信，但提利的口才实在太厉害了。他堪称洗脑大师，是操控人心的高手，对编造最具说服力的故事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觉。“我在广播里听到有人评论我们，说我们是有文化、受过教育、聪明的人，这理应让我们对提利有所防备。”克里斯汀·德·维德林在提利获刑后对《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表示，“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防备这样一个撒下弥天大谎的人。”
在一次实验中，罗森茨威格从学生职业介绍所中召集了一些学生，并按小时付给他们少量费用。他告诉这些学生，他们的职责是协助评估拼图在一项未来研究中的作用。研究者们希望发现这些拼图是否会对他们的研究目的起到良好作用。每位学生都被明确告知，拼图实验绝不是为了测试他们的能力或其他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不要着急，也不要感到受任何约束，”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在你完成之前就打断你，不要感到奇怪，”他说，“如果我在你完成之前就发现了我想从你那幅拼图中获得的信息，我肯定会这样做的。”
提利可谓老谋深算。他不是仅仅编造一个华丽的故事。在他编造的故事里，这个贵族家庭还成了一段珍贵历史的守护者。他知道，这家人以家族传统为傲——他们的朋友总是这幺说——于是他便将传统作为获取他们信任的敲门砖。他对他们说，他自己也出身贵族，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后代。因此，他掌握着这家人因为年代久远而不为人知的贵族秘闻：他们家族的名号是打开古代宝藏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正是共济会密谋夺取的目标。他们不仅是一个贵族家庭，还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贵族家庭，拥有一份旁人做梦也无法想到的遗产。这份遗产目前岌岌可危。他们的职责——不，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保护这份遗产。这样才能证明这一家人的与众不同，证明历史对他们的信任是值得的。
另一组学生则要进行一项完全不同的实验。这组学生并非招募而来，他们是门诊部负责人指导的学生，负责人亲自逐一邀请他们来参加实验。这次，拼图被当成了测试智力的考题。“你们每个人都要互相竞争。”最后计算总分的时候，每幅拼图的分值都一样，但由于不同的拼图难度各不相同，因此留给每幅拼图的时间也不一样。“如果你在时间限制之内没有拼出任何一幅图，我将不得不打断你，”更重要的是，“你的成绩会作为评判你工作能力的唯一标准，所以请努力拼好。”说得就好像他们还不够努力似的。
真相大白后，公众感到无比震惊。这些智力过人、受过教育的成功家族成员，怎幺会前赴后继地被这样一个听上去像天方夜谭的故事骗倒？他们怎幺会只因为这个毫无证据、完全站不住脚的故事，就让自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挨饿受穷？这就是骗子故事的力量：这是一个关于“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拼完最后一幅拼图后，参与研究的每名学生都要立即列出自己记得的所有拼图，不用说明顺序。罗森茨威格将两组学生列出的清单进行对比后，发现结果与预测的一模一样。第一组学生完美地展示了蔡格尼克效应：他们对被打断拼图的印象远比完成的拼图深刻。然而，在第二组学生中，这一效应完全反了过来。在这一组中，学生们对完成的拼图的印象远比未完成的深刻。罗森茨威格指出，两组学生分别体现了兴奋与自尊的作用：第一组体现的是进行工作带来的兴奋，第二组体现的是完成工作带来的自尊。（尽管在1943年，社会实验的道德标准并不高，但第二组的学生们在实验后被立即告知了实验的真正目的。他们并未因为这个实验而感到自己的智力下降。）
热斯莱娜∙德∙维德林（Ghislaine de Védrines）出身于法国的名门望族，是巴黎一所成功的私立学校的校长。她首次遇到蒂埃里·提利（Thierry Tilly）时，万万想不到在未来几年内，这个声称自己将要获得法学学位并具有一些专业资格认证的人将主宰她和她整个家族的生活。他的计谋之错综复杂，不逊于美国悬疑作家丹·布朗的小说中的情节。2012年11月，提利与一名同伙因“夺取”德·维德林家族财产并“使他们丧失了十年的生活”被判入狱。此时，德·维德林家族的祖孙三代11名成员已经将超过600万美元的财产、300年历史的家族地产和不计其数的个人物品拱手献给了这两名骗子。提利让德·维德林家族相信，他们是一个古老秘密的守护者，正在遭到共济会、犹太人和其他“邪恶力量”的追杀。他们就这样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生活交到了提利的手上。到最后，这家人移居到了英格兰，从事着卑微的工作，靠饼干和白水度日。他们的财富、接受的教育和贵族血统早就被抛诸脑后。
骗子的数量往往会被低估，因为很多受害者到最后都坚持自己没有受骗。我们的记忆是会进行选择的。当我们感到某件事意味着自身的失败，我们就更可能去忽视它，而不是从中学习。因此，很多受害者坚称自己不过是境遇不佳，而绝非被人蒙骗。2014年6月，一份记载着多次受骗者名字的所谓“笨蛋名单”在英格兰出现了。这份名单在非法组织中流传，被出售给别有用心的人。后来，执法部门掌握了名单的内容，里面有多达16万个名字。当局开始联系名单上的人时，却意外地遇到了阻力。受害者坚称自己从未被骗过，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种对准确感知的强调开始发生了动摇。事实证明，我们在认识自身时并不准确，而且这种准确性其实也并不利于我们自己：残酷的真相并不会让我们取得成功。我们最想要肯定的那个自己，和一个陌生人通过一小时甚至一分钟的观察后认识到的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肯定的是那个最好的、最应得到奖赏的自己：是那个经过扭曲的、理想化的自己，而不是完全真实、未经修饰的自己。因此，我们会有意以符合我们理想的方式描述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现实。在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上，在我们自视为自我身份的核心特质方面，我们会展现出最大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会成为弗兰普顿口中的“不到百分之一”。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我们总是与众不同的。而与众不同的人不会是笨蛋，与众不同的人是要发号施令的，他们不会受骗上当。这就是骗子的故事总能获得成功的原因。我们已经做好准备，甚至跃跃欲试地相信我们会获得好处。毕竟，与众不同的人理应得到好东西。
当然，回忆那些令我们的能力或品格蒙羞的时刻并不能让人感到愉快。我们更愿意假装那些事从未发生过。即便我们记得，我们也更倾向于去推卸部分责任。比如，那场考试是暗箱操作，并不公平；都是她的错；都怪他太凶了；她没给我机会；都是他自找的；我太累/太饿/压力太大/不堪重负/太渴/太无聊/太担心/太忙/运气太差了。不幸的是，由于这种忽视和推脱，我们也就无法吸取教训了——在骗局中，这意味着我们将不能正确地评估我们受骗的风险。我们被故事骗倒，就是因为我们想要相信骗局能为我们带来的收益，并不愿找任何理由去证明骗局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八年后，积极心理学与精神健康基础实证研究的先驱之一、纽约大学人类关系研究中心的创办者——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将健康心理定义为能够正确感知自身在现实中的定位，而不是扭曲这种感知、使其符合某种想象或欲望的心理状态。她为全面心理健康提出了六项标准，对现实的正确感知是其中之一。1967年，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我们如何为各种事件找出原因的理论的创立者之一、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指出，人类就如同执着的科学家，通过不带偏见的、系统性的研究追寻真理。他写道，准确地感知现实，是追寻真理的最有效的方式。
实际上，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决策机制的巴鲁克·费什霍夫（Baruch Fischhoff）为这种错误解读过去经历的心理起了一个名字：“早就知道”效应。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我早就知道上次是个骗局。所以我不认为这次的计划是骗局，这就更能证明这次的计划是正当的。到这一步，骗子甚至不用说服我们了，我们自己就把自己说服了。
我们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自我肯定：我们需要感到有价值，感到被需要，感到自己有意义。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在20世纪前半叶，心理学家认为人的自身是一个现实的整体。他们认为，对我们来说，准确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一件无比重要的事。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创立者、以提出需求层次理论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在其1950年发表的重要论文《自我实现的人：心理健康研究》（“Self-Actualizing People: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Health”）中指出，全面实现的，或者说“自我实现”的人必须“有效地”感知现实，并接受自身的一切不足，无论这种现实与其自身的理想相差多远。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
我们看不到证据体现的东西，我们只能看到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苏珊·费斯克（Susan Fiske）所说：“不同于科学家寻找真相的赤子之心，我们发现的却是这样一幅不堪的图景：一个江湖骗子试图让证据以最有利于其已有理论的形式出现。”这个江湖骗子指的不是那些欺骗我们的人，而是正在自我欺骗的我们。
欺诈游戏进行到这一步，猎物已选好，好戏已开演，圈套也已布下。我们不再进行抽象的、自己也并不在意的行动。我们已经投入了感情。圈套已经以极富说服力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似乎我们将以最好的形式得到最想要的东西。因此，当故事开始讲述——也就是我们被告知自己将如何从中获利——这时其实不是别人在讲故事了，我们成了讲故事的人。骗子一路走来都在等待这一时刻，让“好得不像真的”变成“其实这很正常”，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并理应得到奖赏。这不是飞来横“福”，而是命中注定。可能性也许不到百分之一，但我就是那个百里挑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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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的是，我们对自身优越性的信念，会在最具讽刺性也最为不幸的地方得到体现，那就是对这种信念根深蒂固程度的判断。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事看上去太好，所以一定不是真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老生常谈我们都明白。但我们会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对上面提到的各种偏见具有一种独特的免疫力，而这种错觉是很难打破的。我们压根就想不到，在一些具体情境下，我们也会产生这些偏见。1986年，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家琳达·佩洛夫（Linda Perloff）和芭芭拉·费茨尔（Barbara Fetzer）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我们对自身弱点的认识是否会与我们对其他人弱点的认识有所不同。研究结果反复证明，人们会低估自己在生活中受到伤害的程度。他们受伤害的风险要远低于“一般人”，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估计的。
他花了一段时间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自己和丹妮丝还是未婚夫妇。“保罗是个有魅力的男人，但他的情感太不成熟，像个小孩子。”这是前妻对他的评价。她在离婚后也一直是弗兰普顿的好友。弗兰普顿即便身陷囹圄，在电视上看到米兰妮登台时还是会开怀大笑。“这时，其他犯人会大声喝彩，把保罗当成英雄。”安妮–玛丽说。他还认为自己是犯人中的异类。他说，其他人都有罪，唯有他一人无辜。“有些人声称自己没犯罪，但我在和他们深入交谈后就发现他们其实都不清白。”他说，“我想，里面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到百分之一。”
佩洛夫和费茨尔让研究的参与者把与自己的比较对象从“一般人”换成他们熟悉的人，比如朋友或家人，希望能让参与者认识到自己的风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结果事与愿违。这完全没有让参与者感到自己更容易受到伤害，反而让他们认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一样不会受害。当然啦，这种事是会发生，但不会发生在我或者我的亲友身上。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调整对自己风险的评估，而是把自己的这种过度自信扩大到了亲友身上。两位学者得出结论：我们总是会低估自己和身边人的风险，无论这种风险是患心脏病还是犯罪。
广播里响起了他的名字。他后来对《纽约时报》说，他以为自己被升级到了头等舱。不是他还是谁呢？杰出的学者自然应该受到特别优待。结果等待他的不是头等舱，而是警察。那个平凡无奇的行李箱一点也不平凡：箱子的内衬里是足足两公斤的可卡因。在接受短暂审讯后，弗兰普顿被暂时羁押，关进了监狱。丹妮丝怎能如此背叛他？也许交给他箱子的男人才是背叛者。他满心妒火地在箱子里塞了毒品，让他们过不上好日子。事到如今，任何事都是可能的。弗兰普顿被投入了维拉德沃托监狱。
这一点对几乎所有优于平均效应来说都成立。当事情发生在我们的朋友、亲人、同事甚至是陌生人身上时，我们都可以准确地看出他们的偏见，却无法发现我们自身的。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和在旧金山机场随机挑选的旅客。他们能够在一系列主观评价方面准确地指出普通美国人或自己同学的弱点，但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却完全是盲目的，甚至看上去是有意为之的，就好像弗兰普顿或德·维德林家族一样。就连研究者向他们说明这种偏见，并指出人们倾向于夸大自己的优点、掩盖自己的缺点后，绝大多数人还坚持自己开始的评价是准确的——其中13%的人甚至表示自己的评价太谦虚了。他人都带着主观的有色眼镜看世界，但我自己的判断肯定没问题。不谦虚地说，我最客观了。
第二天，他乘飞机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丹妮丝向他保证，会帮他买好去布鲁塞尔的机票。在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弗兰普顿一直坐在埃塞伊萨国际机场，等着未来的妻子发来下一步指令（他在此期间计算过两人成婚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几乎是板上钉钉）。但说好的机票迟迟不来，倒是一位朋友帮他买了回家的机票。弗兰普顿虽然满心失望，但仍然肯定自己和丹妮丝一定能在北卡罗来纳相聚。他把行李托运到新航班上，等待登机。当时是1月23日，他在玻利维亚已经待了10天。
2014年夏天，我采访到了一个不寻常的家庭。这家的两兄妹是两桩相互独立的骗局的受害者。戴夫是在克雷格列表网站上交换演出票时被骗的。他原本买好了票要去看演出，结果有事去不了，于是刊登了一则广告，想换成另一天的票。几天之后，他收到了回复：一个名叫阿什莉的女人想要换票，但不巧的是，她买的是电子票（为防止被骗，戴夫声明只换纸质票）。戴夫有点担心，但没有其他人要和他换，而他又实在很想去看那场演出。再说，阿什莉看上去挺可靠。他用谷歌简单查询了一下，发现了她在领英（Linkedin）上的账户，她在上面有一份看上去很正当的职业。于是他们交换了演出票。一切似乎都挺顺利，但他和女朋友去看演出时出了问题：保安告诉他们，他们手里的电子票已经被使用过了。他们就这样成了常见的票务骗局的受害者。骗子通过正当途径购买了电子票，但转手卖给了很多人。
2012年1月13日，弗兰普顿抵达了玻利维亚。他在夏娃宫酒店等待爱人的到来。不巧的是，她必须去布鲁塞尔拍摄另一组照片。但匆忙之下，她忘记了自己的行李箱——这种快节奏的工作会让人晕头转向，这也是她想要抛开一切到北卡罗来纳的罗利开始新生活的原因之一。他能带着箱子去看她吗？弗兰普顿当然乐意效劳。当天晚上，在夏娃宫酒店外的昏暗街道上，一个男人给他送来了一个平凡无奇的黑色行李箱。弗兰普顿把箱子拿到房间里，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他往里塞了几件脏衣服，就上床睡觉了。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另一边，戴夫的妹妹黛比订了一份不存在的杂志，被骗了50美元。一个男人来到她家门前，对她讲了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他自称曾犯罪入狱，如今正努力改过自新。她本不想订什幺杂志——杂志已经够多了——但他的故事打动了她，而且他还提到，订这份杂志能帮她减税。她曾决心多行善事，而现在就是个好机会。结果，她上网查询这份杂志时，却发现网站消失了。当然，那份杂志也一直没有送来。
这已经不是弗兰普顿第一次被婚姻的诱惑吸引到国外了。他在与前妻安妮–玛丽离婚后，曾飞到中国与在网上认识的一名20多岁的女子见面。她曾说过愿和他结婚，但在见面后改变了主意。弗兰普顿说，那是因为两人没有缘分。不过丹妮丝可不一样——她也许就是他命中注定的另一半。
这两次都是无伤大雅的小骗局，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这两兄妹都能轻松地发现对方被骗了，但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们却当局者迷，确信自己是例外的。当然，戴夫明白克雷格列表网站上充斥着骗局，但他非常想去看演出，而且他那幺小心，让他上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黛比则绝不会从陌生人手里买电子票——多傻的人才会那幺做啊？另一方面，黛比知道有很多人会谎称自己历尽苦难只为骗取钱财，但她想为值得的理由献出一点爱心，而且那个男人的故事听上去挺真实的。对她个人来说，被那种人骗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但戴夫则会在掏钱之前先调查明白——小心一点总没错。事情落在对方身上时，他们看得一清二楚。而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他们只看得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弗兰普顿出生于英国伍斯特郡的基德明斯特。他来自一个中下层家庭，家人深以他的学术成就为傲，并在邻里间大力宣扬。他以两门学科优等的成绩毕业于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于1968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又远赴芝加哥，跟随学科领军人物、日本物理学家南部阳一郎进行博士后工作。1985年，他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授，并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近30年。
玛丽·雅霍达——人们叫她米琪——对偏见十分敏感。她是不得已的。雅霍达1907年冬天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936年，她被捕入狱——不是因为犹太人身份（当时奥地利尚未被希特勒占领），而是因为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身份。她后来越狱逃亡，来到伦敦。但她的第一部着作却被查抄，几乎全部被付之一炬。这一次，是因为作者是犹太人。
弗兰普顿和米兰妮在接下来的11周里互相通信。根据《纽约时报》一篇长文报道，他们通信频繁，内容亲密而富有激情。她对他说过很多次她爱他。他们虽然从未谋面，但爱情有时就是没来由的。不管爱以什幺形式来临，你都必须接受。他要给她打电话，她拒绝了。为什幺不干脆见面呢？她对他说，自己正要去玻利维亚拍摄一组照片。他可以到那儿和她见面。终于，这对有情人要团聚了。
后来，她来到美国，在纽约大学任教。她不仅研究精神健康，还研究社会性偏见。在那里，她取得了与自己早年观点差异很大的发现。她曾经认为，对现实的准确认识是精神健康的首要条件。她曾在一份针对研究人员的报告中写道：“歧视他人者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些研究人员用带有偏见的问题去检测他人是否有偏见。当时，她没能意识到，人们不愿意承认的不仅有反犹思想。如果你看不到一项缺点，那幺你很可能看不到任何缺点，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如果你说别人心怀偏见，他们会嘲笑你，并给出一堆理由来解释自己没有偏见。如果你对他们说，他们自以为在很多事情上都很优秀，但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他们并不客观，并不出众，他们的世界观充满了偏见——他们会立即对你的说法嗤之以鼻。或者换句话说，在读过这章以后，你虽然会对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事例感兴趣，但你仍然会坚信你个人早就想到了这些。你现在对自身和世界的了解是非常客观的，而其他人都可能受骗上当。
丹妮丝·米兰妮是个大美女。她是一名来自捷克的模特，32岁，比他小了近40岁。她曾在几年前获得世界比基尼小姐的桂冠。像她这样的人怎幺会爱上他呢？在弗兰普顿看来，这再自然不过，因为她对他说自己喜欢年纪大的男人。到处拍照的工作越来越无趣了，人们总对她品头论足，认为她是个花瓶。这一切让她受够了。她已经准备好，要做出改变。
骗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我们希望这样。我们想要相信骗子的故事，迫切想要相信那些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骗局与金钱无关，也与爱情无关。骗局关乎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自己是精明的投资者，相信自己能慧眼识人，相信自己德高望重。我们相信好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相信我们所在的世界充满了奇迹，而非不确定性和消极的事。在这个世界上，好事会发生在耐心等待的人身上。讲故事的骗子就是靠这些信念让我们上钩的。
保罗·弗兰普顿（Paul Frampton）在热门约会网站Matel.com上认识了丹妮丝·米兰妮。弗兰普顿当时68岁，离婚独居，是一位理论粒子物理学家。工作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他想要更多：孩子、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爱情。这时米兰妮出现了，真是天作之合。
1835年8月，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爵士之子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爵士公布了一项惊人的发现。他用最新的望远镜在月球上发现了前所未见的奇景。那是怎样一番景象啊：白色的沙滩、蓝色的湖水与海洋，形如水牛的野兽脚踏着光洁的石子路，漫步于茂密的森林之中。上面还有一种很像独角兽的生物，它们有一副如羊似马的外形和一只尖角，但通体湛蓝。还有一种像水獭的动物，和人一样用双脚行走。最棒的是，那上面还有一种和人类相似的生物——后背上长着半透明翅膀的蝙蝠人。这些蝙蝠人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也和我们差不多。赫歇尔看到，有些蝙蝠人在水中沐浴，还“像鸭子一样”扇动双翅。他还看到一些蝙蝠人从奇异的树木上摘取果实食用。这些生物的生活看起来非常快乐、繁荣、和平。理查德·亚当斯·洛克在《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上发表文章，报道了赫歇尔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2014年4月底，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做出了一项几乎史无前例的决定：开除一名终身教授。这名教授提出要退休，但校方拒绝了他。想体面地辞职？不行。校长卡罗尔·伏尔特强调，他是被开除的。“您的行为使您不再配得上本校教职人员的身份。”她在通知他校方听证委员会的决定的信中写道。这名教授当时在校内担任物理与天文学特聘教授。他发表过271篇学术论文，被引用高达7000余次，全美有近百位终身教授对他表示支持。到底是什幺让校方做出了这幺严厉的处理决定呢？
这个发现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整件事是一出精心策划的骗局，为的是给那些容易上当的读者提供刺激。结果比预想的还要成功。不仅读者完全相信了这个骗局，连其他媒体也信之不疑。《纽约时报》称这个故事“可能且可信”。耶鲁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也纷纷讨论起了这个新闻。当真相大白后，很多人还拒绝相信。他们说，这不是骗局，这是一场阴谋。那些蝙蝠人真的存在，但消息走漏后，政府就开始行动，企图掩盖真相。事件的走向并不令人陌生：耸人听闻的新闻被耸人听闻地报道，读者对骗局的接受程度也耸人听闻。但至少，这只是一出为博读者一笑的假消息，没有受害者，也没造成不良影响。但读者们不顾明显的破绽、对骗局坚信不疑的事实证明，讲得好的故事具有影响人心的巨大力量。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会发生奇妙的事情。
——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美国管理学家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写道：“统治的秘诀就是对自己一贯正确的坚信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教训的能力的结合。”骗术高手们都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应该好好领会这句话。
我们成功的全部秘诀在于骗自己，让我们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毕竟从统计学上讲，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不高。
保罗·弗兰普顿最后还真成了一个例外。2015年1月，在距刑期还有两年半时，他获准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伦敦——这种慷慨的条件可不是所有犯人都有。现在他在寻找另一份学术职位，你如果有资源，可以推荐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