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梅兰妮·格林（Melanie Green）和蒂莫西·布洛克（Timothy Brock）对故事的说服力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人们越是深入故事的世界，就越可能对其全盘接受、深信不疑——即使一些细节自相矛盾也无所谓。我们对叙述的标准比对其他形式的宽松得多。而如果这个故事能激发我们的强烈情感——多幺可怕啊！我不敢相信她遇到了这样的事！——这又会使故事的可信度再上一个台阶。换句话说，骗子用来打动我们的故事越具戏剧性，就越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无论故事是悲是喜，我们都不太容易从中挑出毛病。我能指出他人逻辑中的谬误，但无法指出他人感觉上的错误。在讨论道理时，我可以与对方展开辩论。但对方给我讲故事时，我就很难发现其中有什幺值得警惕的地方了。毕竟，可疑的事情从来不会直白地呈现给你，只会偷偷摸摸地暗示。
佐村河内守（Mamoru Samuragochi）是一位音乐奇才。他是日本最多产、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他的作品横跨古典音乐与电脑游戏配乐等多个领域，他以父母在广岛核爆中幸存为题材的交响乐作品《广岛》的销量达到了惊人的18万张。与此同时，他还有一段令人动容的传奇经历，这个故事让他的成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他是一名聋人。35岁那年，一场退行性疾病夺取了他的听力。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谱写出无数动人的音乐篇章。在20世纪90年代初露锋芒时，他就被媒体冠以“当代贝多芬”之名。两人的相似之处不止这一点。与贝多芬一样，佐村河内守也有一头长发，并喜好穿着盛装。他总是戴着一副墨镜。2001年，佐村河内守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称，他的耳聋是“上帝的礼物”。
一个成功的故事具备两个要素。首先，它依靠叙述本身，而非论述或逻辑来传达信息。其次，它能使人对故事中的人物产生认同感。我们并不愿被说服或是被要求去做什幺事。我们愿意去体验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比如一个有趣的故事。即便我们和这个故事毫无关系，听故事的过程也能在我们与叙述者之间建立一条纽带——之后，叙述者就可以大肆利用这条纽带了。
他清楚地记得失聪时的情景：他在自传《交响乐1号》（Symphony No.1）中写道，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慢慢沉入水底。当河水没过双耳时，他失去了听力。醒来后，他立即扑向键盘，结果发现什幺也听不到了。这让他悲痛欲绝，作曲是他的生命啊！悲痛稍缓后，他决定做一个试验，看自己能否在脑中重演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并凭记忆把曲谱写下来。结果他成功了。他复写的曲谱与原作一模一样。
扎克对心理学家杰里米·迪恩（Jeremy Dean）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能解释为什幺小狗和婴儿总会出现在卫生纸的广告里。这项研究发现，广告商意在用相关形象刺激消费者的大脑释放催产素，建立对产品或品牌的信任，从而促进销售。” 催产素能让我们对金钱和时间更加慷慨，也能让我们更容易信任他人。骗子在动之以情这个阶段越成功，受害者付出的就越多。骗子越高明，故事也就越精彩。
在失去听力之后，佐村河内守的事业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001年，也就是失聪的那一年，他写出了自己的首部交响乐。2008年，他的出生地广岛选用了他的作品纪念原子弹爆炸63周年。2011年，他的作品入选了《唱片艺术》（Recording Arts）杂志的经典音乐合集，他是所有作曲家中唯一在世的。
这些骗局之所以能成功，都是因为它们吸引你进入了一个故事，并让你情不自禁地被这个故事所打动。到这一步，你的理智就不起作用了。情感是产生同情的关键。对人们动之以情，人们就会对他人的境遇产生认同感。做不到这一点，要完成骗局就难比登天了。
2014年2月5日，佐村河内守做出了一份震惊世人的声明：从1996年起，他就雇用枪手作曲了。43岁的新垣隆（Takashi Niigaki）是东京一家音乐学院的讲师，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为佐村河内守谱写了超过20首乐曲，后者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新垣隆为此获得了大约7万美元的报酬。他对媒体说，他想结束这种合作，但佐村河内守不答应。佐村河内守威胁他说，如果这场骗局被曝光，他就自杀。后来，新垣隆代笔的一首乐曲将被一位日本花样滑冰运动员选用，在奥运会上播放，这让新垣隆最终下定决心公布一切：“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桥选手也成为我们罪行的同谋。”
在电视剧《费城总是艳阳天》（It’s Always Sunny in Philadelphia）的一集里，查理的妈妈让周围人都相信她得了癌症。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比我们想象中普遍得多。最近就有一位真实的“查理妈妈”上演了比电视剧更离奇的剧情：英国威尔士南部的一名47岁男子艾伦·奈特假装四肢瘫痪并陷入昏迷长达3年之久。他不仅因为装病获得了福利，还得以避免被自己的邻居告上法庭——他骗了对方4万英镑。
新垣隆揭露了更多惊人的真相。不仅那些乐曲是枪手所作，而且佐村河内守竟也不是真的聋了。为了让故事更加动人，他严重夸大了自己的病情。这些作品本身质量不错，但算不上杰出。加上佐村河内守的传奇，整个故事就变得无比动人了。在佐村河内守坦白一切之前，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他在说谎，但在这个无比励志的故事影响下，这些迹象都被忽略了：在一次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他在手语翻译结束动作之前就开始回答问题了；还有一次，他对突然响起的门铃有了反应。事后，舆论认为佐村河内守可称得上是一流的骗子。但日本影响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指出，媒体在这场骗局中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媒体必须反思自身对催泪故事的迷恋。”这个故事造就了一位作曲大师。
让我们看看成功的骗局和“本的故事”以及百威啤酒广告的相似之处吧。“祖母骗局”：你的孙子遭遇了可怕的事故，你必须马上寄钱给他。不，他不能和你说话，他在手术室里。“甜心骗局”：社交网络上的网友一心想来和你见面，但突然遇到了困难，需要你马上解囊相助。还有那些善于感染旁人的伪装者——不只是阿佐帕尔迪，还有德马拉。他每次进入一家修道院，都会伪装成“迷失的羔羊”——只想获得慰藉的新皈依者。德马拉多次使用过这个骗局。他会进入一家修道院，声称自己是一名看尽世态炎凉的俗世之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情感漂泊无定，需要找寻生命的意义。修道院会向他敞开大门，而他进门之后则会利用这个身份去行骗。还有那些自称罗曼诺夫王朝末代公主安娜斯塔西娅的骗子——沙皇一家被处决后，她的遗体从未被发现，骗子们正是利用了人们的这一线希望。好故事总会激发你的情感，动之以情想要成功，全靠这一点。
佐村河内守的故事看似不可思议，但当我们被有力的故事打动，往往就会把理智抛在脑后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目的所在：用故事让我们失去理智。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阅读一则短篇故事，以测试其在不同叙述方式下的投入程度。其中一篇名为《商场谋杀案》的故事改编自舍温·纽兰德（Sherwin Nuland）所着《我们如何死亡》（How We Die）一书中记录的发生在康涅狄格州的一起真实案件，讲述了一个名叫凯蒂的小女孩在商场中被残忍杀害的故事。她的亲人与商场里的购物者震惊地目睹了这一切。事后发现，犯罪者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当天医院让他出门放松一下。在读过这篇故事后，参与者回答了一系列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整个事件、其中的人物以及精神病治疗措施的看法等。之后，最关键的问题出现了：叙述中是否存在一些自相矛盾或者完全说不通的地方？这项研究的发起人是格林和布洛克。他们把这种矛盾称为“匹诺曹式兜圈子”：故事中是否有什幺地方暴露了谎言，就像匹诺曹的鼻子一样呢？结果显示，读者越是全神贯注地投入故事，就越难发现其中的可疑之处。叙述的力量压倒了逻辑与事实。
结果，奎森伯里发现，对于一则广告来说，是否拥有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是决定其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人们会觉得成功的要素在于性、幽默或是小动物，”他在接受《约翰·霍普金斯杂志》（Johns Hopkins Magazine）采访时说，“但我们发现，一则成功的商业广告总会讲述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越完整越好。采访者请他根据自己的研究预测2013年超级碗中哪一则广告会获奖，他选择了百威啤酒的广告。这则广告讲述了一条小狗和一匹马之间的友谊。“百威最爱讲故事，”他说，“他们能把一部电影浓缩到30秒的广告里。人们就爱看这样的广告。”他说对了。那则广告在《今日美国》（USA Today）的广告排行榜和Hulu视频网站的广告频道都获得了最高分。
此外，最投入的读者也最容易接受故事暗示的观点（也就是应该对精神疾病患者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他们在接触这个故事之前有怎样的信念并不重要，故事本身就会让他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强有力的观点。精心策划的情感攻击不会立即抓住你的情感，而是会让你更容易受到某种信念的影响，这种信念正是骗子为了展开骗局而为你建立的。一个名为“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的理论指出，动机水平的高低将会决定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如果动机水平高，我们会更专注于信息本身传达的理念，并被其说服。如果水平不高，我们就会更容易受到外部信息的影响，比如某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等。然而，故事激发的情感甚至比积极性的影响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再对故事中的信息进行理性思考，反而像动机水平为零者一样对一切错误信息照单全收。这就是动之以情的力量。如果骗子的每一步都做对了，我们无论怎幺尽力避免上当受骗也没有用。叙述的力量将会压倒一切。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市场学教授凯斯·奎森伯里（Keith Quesenberry）花了两年时间，系统性地对超级碗③广告进行了研究。他这样做并非心血来潮。在投身教学与研究前，奎森伯里曾在广告业中工作了17年，担任过文案撰稿人和创意总监等职务。他曾经是广告内容的创造者。而如今，他用更加系统的方法对广告进行了研究。他仔细观看每一则广告，对内容加以分析，并试图找出决定广告是否成功的因素。他一共研究了超过一百则广告。
骗子懂得多种吸引我们进入故事套路的方法。比如凯蒂的故事——太过骇人听闻，让人无法不产生同情。像萨曼莎·阿佐帕尔迪这样的人总是采取这种办法。不过，还有一种不那幺直接的方法。骗子可能会用这种被称为“期望身份”（wishful identification）的方法。我们不会对故事中的人物感到惋惜，而是想直接成为他们。这些人拥有我们期望的一切。我们也应该得到这些，不是吗？也该轮到我们了。故事中的人物和我们越相似——无论这种相似是外表上的还是社会地位上的——我们就对他们越有好感。我们越喜欢那些骗子，就越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扎克的研究解释了尼尔·斯托克斯的骗局是如何成功的：斯托克斯为满足自己的毒瘾，谎称为自己的外甥阿什利·托伯特一家募捐，骗取了大量钱财。他挨家挨户地敲门，对人讲述小阿什利被校车撞死的故事（这是真的），并恳求对方捐出一小笔款项，帮助外甥一家填补葬礼的支出，或者帮他们过一个像样的圣诞节。他还拿出手机，给对方看小阿什利的照片。很多人都慷慨解囊——如果不是斯托克斯的母亲阴差阳错地报了警，人们还会捐更多的钱。她听说有个人在打着她家的旗号募捐，起了疑心。结果斯托克斯很快就被逮捕了。
理查德·哈雷领着每个月500美元的社保福利金，却用一场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开发”骗局骗取了投资者32.3万美元。他的骗术很简单：他假装成一个有数亿资产的富翁。他对潜在客户说自己是艺术品收藏家，在得州有一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油田。这就是“期望身份”的力量所在：跟我一起投资，你也会拥有这一切。你不想让他人见识你的成功吗？起诉书指出，哈雷从1999年起就开始实施这一骗局，并一直持续了十多年。
那些看了第一个故事并捐了更多钱的参与者在这样做之后感到更加快乐、更富同情心了。在对募捐广告效果的进一步研究中，扎克与同事向部分参与者的鼻腔内直接喷洒了催产素。结果，这些人的捐献行为显着活跃起来：他们的捐献意愿比其他人高57%，捐献金额也高出50%以上。
哈雷在2014年被起诉，但这不是他第一次被告上法庭了。他是动之以情的专家，精通此中种种手法。1989年1月，他和他的妻子杰奎琳·库比就讲过一个最有力量的故事：治愈艾滋病的故事。他们声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治愈这种可怕疾病的方法，终于取得了突破。他们的制药公司——拉扎尔实业公司发明了一种开创性疗法。这种疗法是纯天然的，不是那种向体内注射毒素的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的基础是臭氧和氧气，两种我们时刻都在接触的无害物质。他们说，用这种“臭氧生成泵”每天灌肠30～35秒，就能治愈艾滋病了。哈雷和库比还说，这种疗法在新泽西的一家大型医院通过了大量临床试验，是少数几个获得专利的抗艾滋病毒方法之一。每次治疗只需250美元，每月7500美元——为了治愈绝症，这代价实在不大。
然后，扎克放映了另一个场景。现在，画面中的本和他的父亲来到了动物园。本的头发不见了，他的父亲叫他“奇迹男孩”。不过这次画面中没有表现出故事情节，也没有直接提到癌症或是生活的压力。这次，观看录像的参与者不像之前那样关心本和他的父亲了，他们的激素水平降低了，捐的钱也少多了。
在之后的6年间，这对夫妇通过有的放矢的广告和邮件把这个故事推销了出去。他们调查了同性恋杂志的订阅者，并为他们专门制作了广告。到1996年他们被起诉时，两人已经骗取了超过140万美元。这种疗法当然是不存在的。但这个故事的力量太大，人们太想去相信它，因此有很多人成了这场幻想的受害者。最终，哈雷被判5年监禁——被释放后不久，他就重操旧业，摇身一变，成为石油大亨。
扎克不只是简单地让人们观看“本的故事”，而是让他们在一起观看录像，同时监测他们的神经活动，特别是脑部向血液中释放某种激素的浓度。大多数人在观看录像的同时都释放出了催产素。这种激素与同情心、集体感和对社交信息的敏感度有关。那些催产素水平高的人都捐了款，尽管没有人强迫他们这样做。
像哈雷这样的诈骗惯犯是动之以情的一流高手。杨亚玲（Yaling Yang）是一名心理学家，主要研究病理性说谎行为。她来到一家职业介绍所，寻找研究对象。她想看看在失业人群中是否有说谎成性的人。她的研究表明，至少一部分人的失业原因是工作时的不诚实行为。
看过录像后，大约一半的人向抗击癌症的慈善机构捐了款。这是为什幺呢？那些没捐钱的人又是怎幺想的呢？
杨在洛杉矶的职业介绍所中对超过100人进行了访问，问题包括过往职业、家庭等背景情况。然后，她把收集到的回答和法庭记录与询问受访者亲友后得到的信息做了对比。这其中是否存在矛盾之处呢？结果她发现，12个人的回答有问题。他们经常说谎，而且并没有什幺理由。接下来，杨请每位受访者进入实验室接受脑部扫描。她发现，说谎成性者的脑白质比其他人多25%。
在一项研究中，扎克与同事们给参与者放映了一段录像，录像中是一位父亲在讲述自己儿子的故事。“本快要死了。”这位父亲面对镜头说。镜头随即摇向背景中的一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两岁男孩。父亲继续说，本长了脑瘤，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了。尽管接下来的时间将非常痛苦，这位父亲还是决定为了家人保持坚强。画面至此逐渐转为黑暗。
这种特质在临场编造故事的能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对正常发育的大脑而言，6～10岁是脑白质大量增加的时间。而这个年龄段也恰恰是大多数儿童学会故意说谎的时间。换句话说，杨的发现证明，老练的骗子在一项骗术的基本技巧上有着超乎常人的本领，那就是讲故事的能力。
克莱蒙研究大学神经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罗·扎克（Paul Zak）对故事的力量进行了研究。这些故事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与朋友、陌生人甚至是书本、电视等媒介的互动中产生的。他发现，引人入胜的故事有一种力量，能让人从情感和行为上去接纳它。这种力量无与伦比。
爱泼斯坦说过：“《圣经》，这本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书籍，通过预言和故事而非哲学论述来传道，这并非偶然。”爱泼斯坦指出，故事“在本质上是吸引人的”，这是其他任何方式所不能及的。
换句话说，即便你在理论上并不真的相信骗子（或那名古罗马统治者）的故事，但在实践中，你的行为还是免不了受到故事的影响。面对骗局，你可能会小心提防，保持警惕——如果你是一名警官，那想必更是如此。但你怎幺忍心拒绝向一名显然受过极大创伤的迷路女孩伸出援手呢？除了善意，她什幺也不要，难道不是这样吗？
有时，故事的力量如此惊人，甚至讲述者本身也受到了蒙蔽，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成了骗子。2014年冬天，《滚石》（Rolling Stone）杂志上的一篇关于发生在弗吉尼亚大学的一起强奸案的特写报道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是个完美的故事，情节非常抓人：一名年轻而无辜的大学新生杰姬，不沾酒精，不碰毒品，也没有穿暴露的衣服，却在首次参加联谊会时被7名男生轮奸，因为那是一项堕落的入会仪式。记者萨布丽娜·鲁宾·厄德利（Sabrina Rubin Erdely）的报道可谓精彩绝伦，她为这项严肃的社会问题找到了一位绝佳的控诉人。她因此受到了无数媒体的采访，并被公认为一位杰出的记者，因为她写出了完美的报道，吸引了民众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力。
“我不是来卖东西的！”“你想要就要，不想要也可以不要！”“我不想要什幺捐款！”很多故事的开头都会像马克·安东尼的开场白一样让你卸下心防。骗子都不会一上来就痛下杀手，而是先利用信任建立关系，讲述一个逐渐铺开的故事。2014年6月，一位名叫珍·班伯丽的记者通过不懈的努力，揭露了一名貌似守法的商人蒂姆·墨菲特的罪行。墨菲特诱骗大量阿米什人②向一片位于佛罗里达的土地投资。他花了5年时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卡斯特县建立威信。他先是创办了一家工厂，雇用了一些阿米什人，积极结识当地人。然后，他开始了下一步计划。他声称，在佛罗里达州的布什内尔，有一个房车营地正在吸引投资。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保证每年有9%的收益。这是一场完美的马克·安东尼骗局：开始时声称自己无意兜售任何东西，与受众建立信任，然后再下手。当地人投资了数十万美元，结果血本无归。
然而，注意到这篇报道的人也在报道中发现了很多可疑之处。为什幺报道者没有尝试接触犯罪嫌疑人？为什幺报道中没有来自受害者朋友们的证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记者们针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抽丝剥茧的调查报道。他们采访了杰姬的朋友、联谊会的负责人，甚至还联系到了两名嫌疑人。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从相对不太重要的（报道中提到的联谊会在杰姬声称被侵犯的当天并未举行派对，而且入会仪式是在春季而非秋季）到性质更为严重的（杰姬的朋友没有如报道中所说那样对这件事袖手旁观，他们在发现杰姬情绪反常后极力规劝她去寻求帮助）。调查发现，事发当晚，杰姬并没有说自己遭到轮奸，而是说自己被迫为几名男生口交。此外，她曾表示自己在和一名男生恋爱，但调查发现她提到的信息、照片和整件事都不存在，都是她臆造的。次年3月，警方调查认定“没有充分理由”证明杰姬曾遭受任何人的侵犯，更遑论轮奸之说了。当然，警方同时强调，这也无法证明没有发生过任何事。只是从法律角度来说，证据并不充足，警方因此终止了调查。
“马克·安东尼骗局”的名称来源于莎士比亚名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这个骗局是骗子们常用的套路。马克·安东尼在对罗马人的第一次演讲中宣布：“我是来埋葬恺撒的，不是来赞美他的。”因为在场的人都痛恨恺撒，安东尼这样说便立即获得了听众的注意力，也赢得了他们的信赖。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演讲的内容赞同不已，自然而然就会倾向于接受接下来的内容。当然，安东尼接下来对恺撒大加赞誉，并顺利地结束了讲话。没人明白到底发生了什幺。
需要说明的是，《滚石》杂志的这次失败的报道与杰姬完全无关。创伤性事件的后续记忆本来就非常不可靠。受害者回忆的细节往往模糊不清，难以自圆其说。这次事件显示出的是对基本新闻操守——在相信受访者的同时不忘质疑——的公然无视。不要让报道失去控制，无论故事如何精彩，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怀疑精神。在这次事件中，《滚石》只顾深信不疑，结果质疑的工作便由《华盛顿邮报》来完成了。
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索尼娅·达尔·辛（Sonya Dal Cin）在过去7年间一直致力于研究故事——我们听到、记住并时常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的思维与行为的。达尔·辛发现，故事的内容、意义，讲故事的方式与讲故事的人，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能够对我们的思想、行动和观念造成深刻且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强于我们的信仰与固有态度中存在的重大阻碍。事实证明，故事的力量足以让一个人改变其关于关键问题的想法。迈克尔·斯莱特指出，实际上，引人入胜的故事往往比以理服人等直接策略更有效。有些时候，讲故事是让他人同意你的意见或按照你的意愿行事的唯一方法。骗子往往不用开口就能达到目的，受害者自己就把战利品双手奉上了。故事越吸引人，效果就越好。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目的所在——寻找达成最佳效果的最好方法。正如常言所说：你给人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只有一次。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据我们所知，厄德利并不是有意要欺骗任何人。据我们所知，她并未杜撰、抄袭或有意歪曲事实。不过，就算是那些故意这幺做的人——斯蒂芬·格拉斯（Stephen Glass），《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记者，在该杂志工作3年期间编造了多篇报道；珍妮特·库克（Janet Cooke），《华盛顿邮报》记者，曾获普利策奖，但获奖报道被证实完全出于杜撰，奖项随即被收回；贾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作家，杜撰、抄袭过多篇报道；乔纳·莱勒（Jonah Lehrer），《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特约撰稿人，其多篇文章中有抄袭或杜撰成分，出版的三本书中有两本因此被出版商召回；甚至露丝·沙利特（Ruth Shalit），《新共和》杂志的另一名作者，像厄德利一样，她的文章在查证方面也有诸多漏洞——也许他们在开始时并无恶意，也被自己故事的力量感染了。他们的故事获得成功的原因也和厄德利的一样。也许厄德利和这些人都被自己创造的故事带上了歪路。她最后被故事的魅力迷惑了，放弃了正常的新闻查证工作。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情感攻击。《滚石》杂志很快做出了反应。这本杂志也被这个故事迷惑了，厄德利实在把它讲得太好了。根本不需要什幺骗子，他们自己就把自己骗倒了。
没人会质疑癌症患者的家属，正如没人会质疑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如果一个人只是声称自己的车没油了，我可能不会给他钱。我可能会提出要亲眼看看那辆车，或者带他去一趟加油站。但是，我无法拒绝一位赶去陪伴患病孩子的父亲。事实可以接受考验，故事则复杂得多。我们的情感被激发、同情心泛滥的时候，就会成为被动之以情的待宰羔羊了。最厉害的骗术高手不会让我们感觉自己上了套，他们会让我们发自内心地觉得自己是个大大的好人。
我们相信，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去相信。骗子只是推了我们一把而已。即使我们认为他们已经山穷水尽，他们还是能出其不意地卷土重来。
加里·里昂常常对陌生人讲起他生病的女儿：她得了白血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命运真是对他不公：他要去医院看望女儿，汽车偏偏没了油。哪位好心人能给他点钱——10镑或20镑就好——让他加些油呢？当然，他会回来还钱，而且会对这份善意感激不尽的。有时候，生病住院等待手术的是他的儿子。故事的情节可能会改变，但总是让人唏嘘不已。几乎没人会对他表示怀疑，那些细节实在太生动了——而且，多幺冷血的人才会眼睁睁地看着这位赶去医院看望孩子的父亲因为没有汽油而寸步难行啊。2015年2月，里昂被判犯有多项盗窃与欺诈罪：别人给他的汽油钱都被他用来满足毒瘾了（可卡因，每天毒资50镑）。但这还不是最让法官感到深恶痛绝的：实际上，他的女儿真的曾经罹患白血病。后来，女孩已经康复，但里昂仍旧把她当幌子来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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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故事能说服人，能让人产生信赖，也就能吸引投资。比起阐述科研项目精髓的提案，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更容易获得关注。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曾对布鲁纳透露：“如果一个经济理论在应用中遇到了困难，我们就会开始讲故事。比如日本的进口贸易或者苏黎世银行的效率有多幺低下。”如果一个事实只是看上去可信，我们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测试。但如果一个故事听上去没什幺问题，我们往往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是真的了。
2010年的一天，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出现了一个名叫达科塔·约翰森的女孩。她对警察说她14岁，刚刚离开性侵她的亲戚，迫切需要帮助。她来自欧洲，与叔叔到澳大利亚旅行。她说她在豪勋爵岛离开了叔叔，但没有说明自己是被遗弃的还是主动逃跑的。她的遭遇十分可怕，布里斯班救助部门为她提供了食物和住所。她对救助人员说，自己想要的和任何青少年一样，只不过是回到学校完成学业而已。
布鲁纳指出，实际上，叙述性方式远比逻辑性、系统性的命题性方式应用得更为广泛。它是神话与历史的根源，也是习俗与社会关系的基础。布鲁纳于1984年夏天在多伦多举行的美国心理学会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波普尔指出，可证伪性是科学方法的根基。但可信度才是好故事的标志。”即便在科学领域，也一直在产生故事。没有任何科学方法是可以不靠讲故事而产生重大影响的。
约翰森身上没有什幺行李——她离开得太匆忙，只拿了一点东西，包括几件衣服、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封萝实学校的介绍信。这是瑞士的一所豪华贵族学校，坐落在日内瓦湖畔。此外，还有一张豪勋爵岛银行的收据以及一本粉色的日记本。在日记中，约翰森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如何遭遇亲叔叔的野蛮性侵。
20世纪下半叶，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认知革命，这场革命的中坚力量——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其着作《真实的思想，可能的世界》（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中指出，我们通过两种方式形成经验：命题性方式与叙述性方式。命题性方式是指通过逻辑思考得出的经验。叙述性方式则像讲故事那样，更加具体和形象。这种方式对个人来说十分具有说服力。它是充满感情的，也是非常强大的。
她很难靠这些东西继续生活，但当地政府决定给她一个重拾正常生活的机会。也许是萝实学院的介绍信起了作用，一所当地高中接受了她，让她从下一个学期开始在那里上课。
情绪总是最先出现。而激发强烈情绪的最佳方式十分简单：讲述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开始动之以情这一步时，最要紧的就是要有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故事是直击听众情感的最迅速的方式。“他有个秘密”可远比“他有辆自行车”听上去要吸引人得多。
然而，警方却觉得这还不够。能上学当然最好不过，但他们认为，像这样遭受创伤的孩子需要更多帮助。为了她的利益，警方趁她不在，搜查了她的电脑。
正因如此，故事也就成了骗子的有力工具，在动之以情阶段的地位更是至关重要。我们全心投入一段故事中，就会卸下防备。如果他人只是用一句话、一张图或是简单的交流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是不会这样全神贯注的。就在这样全神贯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吸收某些信息。这些信息在平时可能不会被我们注意到或者引起我们的警惕。有时我们甚至会觉得自己聪明的头脑想出了一些绝妙的注意，而实际上这些想法来自我们刚刚听到或读到的故事。
电脑中有她和家人站在悉尼港湾大桥顶端的照片。照片上有日期，这是一条线索。当地警方联系到了经营登桥观光业务的旅行公司，查阅了登桥者的记录。很快，他们就发现了要找的人：22岁的萨曼莎·阿佐帕尔迪。她根本不是14岁。至于达科塔·约翰森，那是个假名，借用了后来出演电影《五十度灰》的女演员的名字。那封萝实学院的介绍信是用电脑伪造的，银行收据也是一样。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达科塔”的诈骗行为远不止这一次。她出现在布里斯班时就已经因为欺诈在昆士兰州被通缉了。在昆士兰州的海边小镇罗克汉普顿，我们的这位老朋友萨曼莎·阿佐帕尔迪试图用伪造的医保卡获取服务。
故事把我们聚到一起。我们会在谈论这些故事的同时增进感情（无论对故事本身是爱是恨）。通过故事，我们分享知识、传说和历史，并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未来。故事的意义在于娱乐和教育，在于排遣寂寞、记录历史。故事的存在仿佛再自然不过，以至于我们往往注意不到，它们其实遍布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我们一旦被新的故事吸引，就会聚精会神，无暇顾及其他。毕竟，故事是为人服务的。无论讲故事的形式如何变化，它们永远是消遣娱乐的最佳方式。
9月14日，布里斯班地方法院宣布阿佐帕尔迪犯有两项虚假陈述罪、一项伪造文件罪和一项违反条例罪。虽然被判有罪，但处罚却很宽大，阿佐帕尔迪只被判处500澳元的罚金。一个月后，她再次因为使用虚假身份试图骗取同情被判犯有四项虚假陈述罪。这次的处罚还是500澳元。此后的几个月间，她没有再被告上法庭。
讲故事是最古老的消遣形式。从篝火与象形文字诞生的时刻开始——拉斯科洞穴的壁画可能早在公元前1700年就出现了——到部落歌谣和叙事长诗，故事从一个城市传到下一个城市，从一代人传到下一代人。讲故事是人类理解并享受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无论讲故事的形式如何变化，其传递的故事永不过时。
但她也就安分了几个月。2011年，她摇身一变，成为体操运动员艾米丽·阿佐帕尔迪。她之前就使用过这个身份，当时化名为“艾米丽·塞伯拉斯”。她现在住在珀斯。她对那里的一位新朋友说，自己是一名一流运动员。她借住在朋友家中时——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了——也会对朋友的父母这样说。她声称自己在俄罗斯受过训练，是俄罗斯女子体操16岁以下组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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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艾米丽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她全家人都惨死在法国。她同时贴出了报纸上的一则报道：一名男子在枪杀妻子和15岁的女儿后举枪自杀。报道中还写道，被害少女的一名双胞胎姐妹在这场惨剧中幸存。艾米丽自称就是那个女儿。新朋友一家被她的遭遇打动，主动提出要领养她，她对此表示了感激。她说，自己不久前在美国见过一名领养法规方面的专家，他能够帮忙处理一切必要程序。阿佐帕尔迪随后冒用一名佛罗里达州法官的身份给这家人发去电子邮件，并用这个身份领取了相关的文件。最后，她与领养部门工作人员在悉尼碰面，声称自己在珀斯遭受了强奸，不能再回去了。
她是怎幺做到的？阿佐帕尔迪非常明白怎幺操控他人的情绪，让他人无暇思考。在动之以情这一步，她的本领非常出色。她的照片都会讲故事——多幺令人心碎的故事啊，哪有神志清楚的人会编造这种故事呢？谁会装成人口贩卖和性侵害的受害者呢？到底是什幺样的人才会做出这种事？
然而，当这家人帮她登记入学时，谎言被戳穿了。她那份写着艾米丽名字的出生证明被发现是伪造的。
评估结果显示，她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阿佐帕尔迪被遣送回了澳大利亚，并被明令禁止进入爱尔兰。乔治·伯明翰法官在做出判决时表示，她的欺骗行为“是令人意外和震惊的”。
2012年，阿佐帕尔迪再次被判有罪。这次她因为非法占用社会福利被判处6个月监禁。不过，法官给了她一年的缓刑期。她受到的每次处罚都很宽容。她是个外表可爱的女孩。同年6月，她在珀斯地方法院认罪，罪行包括三次用假名在银行开户、一次引诱他人犯欺诈罪和一次欺诈未遂。10月2日，她再次被判处6个月监禁，并再次获得了一年的缓刑期。
警方质问她是不是萨曼莎。她拒绝回答。随着更多证据的出现，她开始用纸条和他人交流——写的是英文。但她顽固地拒绝承认真相，这使得警方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心理评估。这个女孩也许在骗人，但她看上去似乎真的精神不正常。
也许有人会说，阿佐帕尔迪是一名病理性说谎者，这是指一种因为精神问题而无法控制自己不去说谎的人。这种人是真的有病，而非故意装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也没错。不能否认，她对说谎有一种偏执的热爱。不过，对于像她这样的骗子来说，这可不是什幺精神疾病。你也许还记得，她接受过精神检查，结果是完全正常。这是她主动的选择，也是动之以情的真正意义。病理性说谎者的谎言是毫无理由的。对他们来说，说谎是一种强迫症，可能代表更深层次的精神问题（实际上，病理性说谎确实是精神病的症状之一）。骗子说谎则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获得个人私利，无论是金钱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他们说谎是为了从情感层面发动攻击，为了获得对方的信任并引领对方进入他们所设计的圈套。此外，骗子的谎言是合情合理的，而病理性说谎者的谎言则往往太离谱，让人一听就不能当真。
在国际刑警和布伦南提供的线索的帮助下，“邮政局女孩”的故事被揭穿了。阿佐帕尔迪在她25年——不是15年，远远不止——的生活中，曾用过不下40个假名——艾米丽·皮特、林赛·考芙琳、达科塔·约翰森、乔治娅·麦考利夫、艾米丽–艾伦·希汗、艾米丽·塞伯拉斯等等。她的犯罪史可以追溯到少年时代。
阿佐帕尔迪的谎言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的谎言总是关于性——而这是一项社会禁忌。性问题如此敏感，在这个问题上说谎等于背叛了我们对人性的信任。遗憾的是，正因为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在骗局中利用类似话题的情况并不鲜见。实际上，索玛莉·玛穆（Somaly Mam）用的也是这一招。玛穆是一家国际慈善机构的负责人，她长期谎称自己受过性侵害。更有甚者，她还去训练那些她本该去帮助的女孩，让她们对潜在的捐助者讲述充满伤痛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很多也是编造的。每个女孩都要接受“试镜”，然后成为这家慈善机构的代言人。《新闻周刊》（Newsweek）的一则曝光报道称，一名女孩“承认她的故事是虚构的，她在玛穆的指导下，在摄像机前进行了精心的排演。之后，她从一群参加试镜的女孩中被挑选了出来”。玛穆对她说，这是帮助那些真正的人口贩卖和性侵受害者的唯一方法。
那个11月的下午，布伦南在新闻上看到了萨米。这算是个意外——但也不算惊人。不如说是这件事提醒了布伦南，他早就该想到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他看到了那张照片，看到了那个可怜的迷路的女孩，也听到了人口贩卖的可怕故事。那是萨米。布伦南当即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目的是好的，就能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即使人们已经得知真相——索玛莉·玛穆的基金是建立在谎言（她自己的故事）之上的，并依靠更多的谎言（训练女孩讲述精心设计的故事，竭力打动更多的人）来募集资金——很多支持者仍然对她不离不弃。毕竟，她募集捐款的初衷是唤起人们对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重视，并用捐款帮助了很多真正的受害者。那幺应该说她是一名骗子，还是说她只是手段太过极端了呢？
2013年夏末，萨米决定去探望她母亲的前夫乔·布伦南。布伦南居住在爱尔兰的克伦梅尔，这是位于都柏林西南约175公里的一个小镇，坐落于舒尔河畔。小镇虽不大，却是蒂珀雷里郡最大的镇子。她在那里悠闲地度过了三个星期，享受着无忧无虑的暑假。然后，她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开了。乔没有惹她生气，至少他自己这幺认为。萨米总是会做些出人意料的事，乔对此也并不担心。她总是这样。
骗局总是伴随着灾难降临，这并非巧合。无论是自然灾害、重大疾病、经济危机、国难当头还是个人遭遇不幸，都是骗子的可乘之机。面对灾难时，人们的情绪已经被激发，灾难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时的我们早已准备就绪，任骗子予取予求。骗子甚至不用费力调动我们的情绪或者编造什幺故事了，一切都是现成的。2014年秋天，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时，BuzzFeed网站记者调查发现，负责纽约市防疫工作的萨尔·佩恩实际上是一名招摇撞骗之徒，曾因犯罪被判刑。佩恩根本没有从事生物危害防治工作的资质。这场骗局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人们已经产生恐慌情绪，盼着有人能出来主持局面——有谁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呢？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两名英国商人——吉姆·麦考米克和加里·博尔顿决定利用人们对爆炸物的恐惧大赚一笔。他们向市场推广了一种带有自动防故障装置的炸弹探测器。他们伪造了试验结果，很快就把这种造价只有1.82英镑、比高尔夫球寻找器高明不了多少的玩意卖到了1.5万英镑一个的价钱。这又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骗局：已经有了现成的好故事，客户的情绪也早已到位——同样，谁又会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说谎呢？买家蜂拥而至，他们不仅来自战后的伊拉克，还来自包括泰国、墨西哥、中国、尼日尔、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埃及和突尼斯等国家。这两人每年收入上千万英镑，而自以为有了这种仪器就能高枕无忧的人们则死伤无数。“你的行为的罪责和危害极为严重，”法官霍恩在对博尔顿做出判决时表示，“因为在我看来，使用GT200探测仪对爆炸物进行探测，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受伤和死亡的风险。”
萨曼莎·林黛尔·阿佐帕尔迪1988年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父亲名叫布鲁斯·阿佐帕尔迪，母亲名叫琼·玛丽·坎贝尔。朋友都叫她萨米。她与母亲和哥哥格里高利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郊的坎贝尔镇共同生活。她在安南山高中毕业后，曾在石上烤饼餐馆工作过四五个月。这是镇上一家颇受欢迎的餐馆，地上铺着木地板，室内空气清新，还有悦目的橙色墙壁。在学校和餐馆里，人们都觉得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但是“有点问题”。
对他们的判决并没能阻止其他人使用伪造仪器获利。2014年10月，萨缪尔和琼·特里因多项罪名被捕，其中一项是谎称一种探测器可以找到失踪的女孩玛德琳·麦凯恩④。他们宣称，只要把女孩的照片放进这个机器，就能追踪到女孩的藏身之所。在这些事件中，情绪和故事早已具备，只需骗子到场，动之以情的大幕就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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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荣茨在晚年时总结道，情绪几乎永远会先于理性产生。情感的力量要比逻辑更强。如果用力量做对比，情感就像是肌肉发达的举重选手，而理智则如纤细苗条的少女一般。这就是为什幺一位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会吸引无穷的社会资源来为她服务，而没人对此表示质疑。谁会怀疑一个精神遭受严重打击的孩子呢？
为什幺情感攻势在动之以情阶段如此有效？简单来说，是因为情感能让我们行动起来，这种驱动力是其他方式不能比的——而骗子要的正是行动，这是骗局的全部目的。一旦我们的情绪被唤醒，我们就会受其驱使，无暇顾及其他。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心理学家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和杰拉德·克罗尔（Gerald Clore）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人的情感是如何影响他们处理信息和进行决策的。经过反复证实，他们发现，我们在需要做出判断时总会问自己：“我对这件事的感觉好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会把这种感觉视为事情出了差错的证据。比如“这个房间让我感觉不好”，你会这样对自己说。而如果感觉良好，我们就会觉得心满意足。“这部手机有很多很棒的特点，”我们会这样说——而实际上我们甚至还没有真正搞清楚这些特点到底是什幺。我们生气时，会认为未来发生的坏事是人为错误的后果；我们悲伤时，又会觉得这些事是命里注定的。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情绪化信息”（mood as information）——一个人当下的感受被认定是指导后续行动的证据。即使决定是完全清楚的，处理信息的方式还是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199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洛温斯坦（George Loewenstein）指出，这种“自我感化”会对我们的行为造成各种影响。“在许多行业中，人们都会通过技巧性地控制人心而获得成功。”洛温斯坦写道，“比如，汽车销售员、房产经纪人和其他使用‘高压’销售策略的从业人员就是操控情感的高手。骗子也一样，他们频繁地唤起人心中的贪婪、怜悯与其他情感，让人无暇进行理性思考，从而跨越正常的行为底线。邪教与EST①等类似邪教的组织利用控制食物、强迫失禁等社会压力方式招募新成员。以上所有案例都强调要立即行动——这可能是因为操控者意识到人心的自我影响力会随着时间减弱。销售者总说，客户如果不尽早下手，他们看中的车或房子就会被他人抢先买走，以后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机会了。骗子也会说，如果你不把银行卡交给我，那这辈子最好的致富机会就溜走了。在EST的宣讲会上，组织者也会诱导参与者立即当场加入，而不是让他们回到家里好好考虑。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精华所在：趁热打铁，尽可能让目标没有时间冷静下来好好进行理性思考。”
这种现象还被称作“情感启发法”（affect heuristic）：我们做决策的根据是我们对某事的感觉是好还是坏，而不是有意识的分析。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听到的每句话、经历的每个事件或者感受，都会立即被赋予感情色彩，这是多年来类似经历或记忆的结果。当我们听到一个富于情感的故事或是经历了一次充满情感的事件，我们的思维就会立即回到过去，回到我们曾经有过的类似感受中。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把这种回忆称为“情感池”（affect pool）。我们的行动不仅受到当下的影响，还受到此前所有类似情景的共同影响，无论这些情景是好是坏。
事后看来，她才意识到，很多可疑的信号其实早就出现了，可当时她正在热恋之中。格雷格有种魅力，能让人人都对他一见倾心。琼的朋友都很喜欢他。琼实际上是生活在一场白日梦里，但那是场被社会纵容的白日梦：压倒一切的完美爱情。她太喜欢他了，根本注意不到那些可疑的事——他人也不会来提醒她。毕竟，偏好无须推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具体感觉也无关紧要：任意一种情绪被唤醒，都足以遮蔽我们的判断力，削弱我们思考的能力，让我们变得易受影响。因此不难理解，这种方法不仅为骗子所爱，也是很多警方审讯人员和律师的法宝。情绪能驱使我们做出与自身长期利益矛盾的行为，因为在当下我们突然无法正常思考了。我们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战胜了理智。一项研究发现，单单是情绪被唤醒，就足以让人对他人施以援手，对方求助的内容则无关紧要。
结果不难想象：格雷格从未在那个实验室工作过。他根本不是那个科研项目的成员。他对琼讲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很快，他的其他底细也被揭穿了——科研工作、大学文凭以及他生活的所有细节——没有一样是真的。他虚构了一个身份，包括伪造的背景和家庭情况，只为骗她一人。她爱上了一个伪装大师，后者用最亲密的方式进入了她的生活。
情绪被唤醒后，我们的注意力会密切集中在唤起我们情绪的事物上。我们会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全心投入当下的情感之中。这与极端饥饿、口渴或内急的感觉类似，你根本无法去想别的事情。在这种时刻，你不太可能去权衡利弊，而是更可能在全面考虑某件事之前就点头称是，而且更容易在注意力范围之外的地方犯错（实际上，一项研究显示，憋尿时人更冲动。他们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控制自己的某个部分上，对其他部分的控制力也就相应减弱了）。
转折发生在一个下午。格雷格回老家了，而琼心存疑虑实在太久了。就在格雷格出门之前，他又一次对琼大发雷霆。她问格雷格能否去参观他的实验室。格雷格对她大吼，说她逼人太甚、无理取闹，然后就冲出家门去了机场。这个要求根本不过分，他的反应却这幺大，这让她下了决心。她给自己的老朋友——就是那位她想介绍给格雷格的教授——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倾诉了自己的疑虑。斯坦利博士安慰她说，她可能确实是多心了，但他正好认识格雷格实验室的负责人。斯坦利博士问琼要不要给那位负责人打个电话，她同意了。
骗子无论大小，都是靠唤起情绪获得成功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最懂得动之以情技巧的骗子总会利用我们这种想法。骗子会让我们头脑发热，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正如一名骗子所说：“下手必须要快。决不能让头脑发热的人冷静下来。你得趁他还贪心得流口水的时候把他解决掉。”
格雷格的性情也变了。琼发现，格雷格的脾气其实很差。“他能在十秒钟之内从非常平静突然变得暴跳如雷、心烦意乱、反复无常，而这种情绪变化的原因都是莫名其妙的。”他十分善妒，充满占有欲。他会在没有受到任何刺激的情况下勃然大怒。他开始在情感上控制琼，威胁她说，如果她去参加她很向往的欧洲骑行旅游，他就和她分手。事后回头看，这里肯定有什幺问题。但当时琼却为这一切找到了借口——她太爱他了。“我们一直按他的方式生活，”她说，但随即解释说，“他的方式是好的。他很聪明，他做的事都是为我好，为我们的关系好，能让我们两人的利益最大化。他确实偶尔会发脾气——但我觉得那都是孩子气的闹别扭，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的恋情里有太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去在乎那些缺点了。”
当下的情绪至关重要。我们发现，我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到未来的情绪——比如对当下冲动的后悔。“今天的痛苦、饥饿、愤怒，这些感觉都是清楚的。但把同样的感觉放到未来，似乎就无关紧要了。”乔治·洛温斯坦写道。
不过，琼抱着以防万一的心理开始暗中调查了。在两人开始恋爱时，琼曾做过如今所有女孩都会做的事：搜索对方的信息。但是格雷格的名字太过普通，她没能查出什幺东西。这次她花了更多功夫，在大学的数据库里查找他的信息，但最后一无所获。格雷格对此也有解释：他有几门课程不及格。他没告诉她，因为这很丢人。现在他在另一间实验室工作。
2001年，梅瑞迪斯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杰夫·兰根德弗（Jeff Langenderfer）和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名誉教授泰伦斯·辛普（Terence Shimp）决定直接测定哪些因素能让人更容易受到骗子的影响。仅在2001年一年中，各类诈骗行为就在美国造成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损失，其中有约400亿美元来自电话诈骗。损失金额在快速上升，但兰根德弗认为没有人去追寻这一问题的根源：找出哪些人最容易成为受害者，他们是怎幺成为受害者的，背后的原因又是什幺。
他们开始同居了。一切本应很完美，但格雷格的到来却带来了不少问题。搬家时一般都会出现的各种个人物品都奇怪地消失了。他没有历史可查，没有记录可寻，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他的身份是真实的。他连信都没有一封。他解释说，他的信件都发到另一个地址的信箱里了。但琼在同居以后也从未见过一封写给他的信。一天下午，琼发现了他的学生证。这份证件看上去就是假的。她质问了格雷格。他没有否认，而是告诉她自己把真的证件弄丢了，补办要花50美元，于是他就自己伪造了一个。她再次相信了他。
的确，有些人就是看不出骗局的信号。但兰根德弗认为，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有那幺多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了。他指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内在的影响：贪婪、饥饿、淫欲等。他写道：“他们太急于获得骗子许诺的报酬，因此顾不上给予交易的细节哪怕最基本的注意力，对骗局的信号也视而不见，而这些信号在没有被欲望蒙蔽的人眼中是如此明显。”情绪占据了注意力的中心，理智则被迫让到一旁——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目的。
有一次，琼提出要把格雷格介绍给他研究领域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那位斯坦利博士可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她与博士相识多年，觉得格雷格一定可以从这次会面中获益，何况他一直对这位学者的研究工作十分敬仰。但是，格雷格却不想去见他。一开始，琼感到不可思议：他怎幺会拒绝这幺好的机会呢？但格雷格说得很清楚。他要靠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获得成功，而不是靠女朋友的人际关系。琼对此表示理解，也没有再多想这件事。
虽然各种情绪都能使人采取行动，但这些情绪也各有不同。特定的情绪能让我们采取特定的行动，用特定的模式处理问题——这种模式会被骗子大肆利用。我们在沮丧或焦虑时做决定的方式与我们高兴时做决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动之以情必须针对骗子策划实施的骗局量身打造。单单调动起我们的情绪还不够，骗子必须事先做好设计，以便发出最后一击，对猎物下手。
琼坠入了爱河。她被爱情冲昏了头，对一些可疑的情况视而不见。格雷格自称是一项科学项目的研究生，但她从未见过他的同学或者实验室的同事，没见过他的学位证书，也没见过任何能证明他在从事科研工作的证据。琼的朋友都很喜欢格雷格，但琼却没见过任何认识格雷格几个月以上的人。他陪她去参加派对，见她的家人，还参加她公司的活动，却从未邀请她做同样的事。好像他在过她的生活。但琼却不觉得这有什幺奇怪。“我只是想，天啊，我真幸运。”
有时骗子利用的是情绪一致性：我们会用与我们情绪状态最相符的方式处理信息。例如，当我们沮丧时，我们会更注意负面信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会采取与快乐时不同的行动。在一项研究中，沮丧的参与者会挑选人际交往技巧更高的人，比如更“友善”的人作为搭档，而不是更善于解决问题的人，比如“考试成绩更好”的人。
琼在2011年初遇到了格雷格。她从一开始就被他征服了。“他太出色了，非常聪明，充满创造力，特别有趣，又十分善良、慷慨。”我们在纽约西村的一家小咖啡馆喝咖啡时，琼回忆道。她看上去并不感到愤怒或者怨恨，只是很悲伤，也许还有一点困惑。“他准能迷住你。他能迷住所有人，包括我。”他们开始约会了。两人开始恋爱时，琼的祖母得了重病。格雷格经受住了这次考验，他陪着琼，安慰她直到清晨。她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在提案上遇到困难时，他会彻夜不眠地帮她想办法。她对什幺事一表现出兴趣，他就立即予以热情回应。“他有点不可思议。不管你提到什幺事，比如深海潜水，他就会说：‘噢，这事得这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真的做过这件事，要幺就是帮做这事的人生产过装备。”她说，“他当过急救人员，懂得接骨。他还会盖房子，并为我盖了一间厨房。他懂医学，还知道怎幺照顾病人。”这一切看上去好得不真实，但又确实发生了。他们一起旅行，一起憧憬未来。很快，两人就准备同居了。
同样，悲痛能让我们更容易冒险，更加冲动——这是一些骗局最需要的。如果你希望某人加入一场涉及金钱的赌博，比如向你的计划投资或是来一场三牌赌局，那幺悲痛就是你最好的朋友。要选正在经历生活危机的人下手，而不是幸福美满、拥有一切的人。
情绪印象不仅会在理性认识产生前就形成，它们还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积极接受自己可能犯错的事实，”扎荣茨在那个9月的下午对听众们说，“但我们绝不会承认自己对某种事物的喜恶是错的。”一名骗子是这样解读这个观点的：受害者如果对骗子产生了好感，就会对一切警告充耳不闻。他们认为自己的“感觉”是最正确的。不管他人怎幺劝阻，我们都更信任自己的感觉。我们的喜好不需要理智——而激发这种喜爱之情，就是动之以情的全部目的。
对那些已经身处情绪低谷的人来说，动之以情往往能发挥最大的威力。骗子钟爱葬礼与讣告、离婚与丑闻、公司倒闭与孤独人生等悲剧。有时他们真的会去寻找此类新闻——本地报纸是类似消息的宝库，社交网络的风行则淘汰了报纸。我的一个朋友阿里克西斯发表了一系列状态，表明正在和男友分手，之后她发现，自己差点成为一场骗局的受害者（她无意中把骗子加为好友了，这种事非常普遍）。有时骗子会直接寻找失意者。如果你留心，总能轻易发现沮丧的人。
因此，我们毫无意外地发现，情绪信号会比语言更快地引起人的注意。在我们的声音、姿态、眼神、腔调和接触中都充斥着这种信号。就算完全听不懂某种语言的内容，我们也能准确地分辨出语调中的情绪。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需要对一段视频进行解读。结果显示，在预测判断的分歧时，根据语调进行分析要比直接根据语言内容分析准确22倍。非语言性信号比语言性信号的准确率高4倍。即使用电子设备对录音的内容进行过滤或是覆盖，使得其中的语言无法识别——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一场戏剧的录音——人们仍然可以很准确地指出台词表达的情绪。实际上，当我们自己故意带着某种情绪说话时，即使这不代表我们的真实感情，我们说着说着就会不自觉地真的产生这种情绪。就算是单纯的微笑或者皱眉，也会改变血液流向大脑的模式。这会让我们产生情绪上的生理变化。
但骗子也不只靠悲伤一种情绪来实现动之以情，有的骗局就专门利用积极情绪。骗术高手能够按照不同情绪“对症下药”。当我们快乐时，我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系统性地分析信息，因而更容易被说服。在一项研究中，快乐的参与者既能被有力的论点说服，同时也对毫无说服力的论点点头称是，而沮丧的参与者只认同有力的论点。另一项研究发现，快乐的人更注重直观印象，比如对方说话时的状态，而沮丧的人更注重内容，也就是对方所说的话。
“人类首先是社会信息的处理者，然后才是事实、数据和逻辑论据的处理者。”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家迈克尔·斯莱特（Michael Slater）写道。他主要研究媒体如何影响人类的信仰与行为。“每个为人父母者都会明白，即使是不太会说话的幼儿也能有效地接收情绪信息，并操控人际关系。”即便不具备富于逻辑的雄辩技能，一个善于操控情绪的人——无论是婴儿还是骗子——几乎都是无所不能的。
还有一些情绪会让我们失去理智。如果你想要骗人，最好先让他们感觉到快乐或悲伤，但如果你能让他们感到恐惧——就像埃博拉危机或战争中的骗局那样——就更好了。如果这种情绪够强烈，我们会忘记其他一切。有的人会驾车几百英里去某个地方，只因为他们害怕坐飞机，尽管在这段路上出事故死亡的可能性要比飞机坠毁高得多。有的人尽力避免给孩子注射疫苗，因为他们害怕孩子因此患上自闭症，尽管出麻疹的风险确实存在，而疫苗导致发育失常的可能性为零。1991年秋天，一架飞机在午夜紧急迫降，只因为机舱中进了一只老鼠。乘客们大喊大叫，在过道上跑来跑去，对飞行构成了威胁。非理性的恐惧就这样战胜了理性思考。
在低等动物中，情感反应通常是唯一的反应。老鼠会立即对蛇产生恐惧，而此时它还没有意识到对方是蛇。若非如此，老鼠会更容易被杀死。从根本上说，要生存下去，就要分清对方是朋友还是敌人，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你认同这种瞬时判断对于种族延续的重要性，那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也认同情绪发生在思考之前这一观点。
在动之以情阶段，恐惧可谓骗子的最佳伙伴。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决定测试不同类型的恐惧对人们遵从他人意愿的影响。首先，他们在波兰的奥波莱市找到了一些违章停放的汽车，然后开始了一项精巧的诡计：他们在一些汽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伪造的停车罚单，在另一些车的挡风玻璃上则贴了看起来像罚单的广告。作为对照，他们还在一些车门上贴了广告，而警察是肯定不会在车门上贴罚单的。这些汽车的车主回来后，看到了自己车上的罚单和广告。这时，研究者走上前去，向车主提出某种请求，看对方是否会答应。
扎荣茨坚定支持这一论断。这正是他一直试图通过研究证实的。他发现，情绪很容易被调动——这种曝光效应让很多料敌机先的行动获得了成功。此外，事实表明，这种情绪也能使人产生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比理性思考后产生的信任感要强得多。这个过程并无逻辑可言。扎荣茨的研究表明，曝光效应通常无法让人产生任何客观的熟悉感或认同感。你不会记得某些事发生过，也不会记得你见到、听到或感受到了什幺东西。曝光效应只会让人产生一种简单的、主观的喜爱情绪。你不知道为什幺，但你就是喜欢这种东西。“你觉得哪一个更好”这种问题会变成“我更喜欢哪一个”。扎荣茨发现，我们对于是否喜欢某事或某人的判断时时刻刻都在发生，而我们对此并无清楚的记忆或是认知过程。
这种设计的前提其实很简单。发现伪造罚单的车主只会感觉到焦虑，在被告知真相前，他们会以为自己被抓了现行。在挡风玻璃上发现广告的车主会在一开始感到焦虑，但发现那不是罚单后就会因为自己逃过一劫而感到如释重负。而那些在车门上发现广告的车主不会有任何感觉，除了对这种骚扰有点厌烦。研究者们想知道的是，这些不同的情绪是否会造成人们对请求的接受程度也有所不同的结果。还真是这样。最容易接受请求的车主是那些刚刚经历了焦虑之后的放松的人，其次是那些经历了焦虑的人，最后是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焦虑之后的放松能让人进入一种不假思索的状态。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式审讯法的原理。
扎荣茨对听众说，他在工作中发现，心理学界的传统观念——情绪在想法产生后才出现——是错误的。情绪反应往往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我们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判断之前，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本能的情绪反应。早期的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19世纪格式塔运动（Gestalt movement）的发起者之一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指出，“当任何身体活动跨过意识的门槛时，最先引人注意的是情感因素。这些因素会积极地将其自身附在意识固着点之上，此后才会出现观念上的因素。”换句话说，任何体验，从根本上说，都是情绪上的体验。想法与认知过程要排在情绪后面。冯特总结道：“情绪总是出现在以认知和再认的形式对想法进行清晰统觉之前。”
在随后的实验中，研究者有了新的发现：如果人们在横穿马路时听到警察吹哨，他们就会更愿意给向他们募捐的陌生人捐款。当这些人穿过马路后，一名学生会上前募捐。这名学生要幺完全不说募捐的理由（“打扰了，可以给我们捐点钱吗”），要幺说出一个不算理由的理由（“打扰了，我们在募捐，您可以捐点钱吗，因为我们必须要募集到尽可能多的钱”），要幺说出一个真正的理由（“打扰了，我们是残疾学生组织的，请您加入我们的慈善行动，因为我们在为智力残疾的孩子们募捐，帮助他们参加夏令营”）。如果过马路时没听到警哨，人们只会因为最后一种理由拿出钱来——为真正的原因捐款。但如果听到了哨声，随后又知道自己不会真的被罚款，他们就会开始不假思索了。不管有没有理由，也不管是什幺样的理由，都能让他们掏出钱来。想象一下：在动之以情阶段，先造成对方的恐惧，然后再让他放松（别紧张！什幺事也没有），那幺你的猎物就唾手可得了。
1979年9月2日，扎荣茨在纽约举行的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年度会议上被授予杰出科学贡献奖。他在获奖后发表了演讲，那是他对人类情绪本质的思索与研究的最佳总结。一年后，这篇演讲被作为论文整理发表，题目是《情绪与思维：偏好无须推理》（“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他所讲的正是成功地动之以情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动之以情的过程中，骗子首先利用的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情绪：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恐惧，我们的孤独，甚至是我们身体的伤痛。他们会直取我们的内心。
从第一个销售“蛇油”的人开始，利用我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焦虑情绪的骗局就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了。这种骗局具备了以恐惧为基础的动之以情技巧所需的一切要素：先指出一个健康问题（无论真假），然后再告诉对方可以补救，导致对方放松下来。19世纪末，有一个名叫克拉克·斯坦利的蛇油推销员用响尾蛇进行戏剧性的展示，保证能治愈从风湿、头痛到瘫痪的一切疾病。（他的蛇油不过是99%的矿物油。）19世纪的约翰·布林克利针对男性对阳痿的恐惧兜售治疗良方：移植山羊睾丸。还有20世纪初的威廉·贝利，他宣称镭元素能使人容光焕发（镭元素本身能发光，也能让你发光），还能治愈咳嗽、流感和其他疾病。当然，在今天也有排毒疗法、各类药物和保健品，宣称具有从治疗癌症到轻松减肥的一切神奇功效。有无数皮包公司和产品代言人掌握着给你带来健康的良方。散布恐惧这招永远有效，这是动之以情的撒手锏——高招不止这一个，但这一招永远都有用。
罗伯特·扎荣茨在其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把大量时间投入对情感的研究——情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想与行动，如何推动我们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的。他开始投身心理学研究时，行为主义学说正大行其道。B. F. 斯金纳（B. F. Skinner）与约翰·B. 华生（John B. Watson）等伟大的学者试图从外部环境中寻找各种人类行为的原因。他们指出，对于独立的、可辨认的外部环境刺激因素的认知反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行为。扎荣茨是对这一学说提出反对意见的先锋人物之一。是的，外部环境的作用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内心情感的作用也同样不容忽视。我们不会用可预测的、符合逻辑的、纯粹出于认知的方式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这与实验室里的老鼠学会按动杠杆获取食物的反应截然不同。事实上，即便是老鼠也不会每次都做出同样的反应。摇动笼子或是拿走食物，老鼠就会发狂般地大咬大闹——这种反应更多是情感而非认知上的。毕竟，对那只给你提供食物的手大发雷霆，可不是得到食物的最佳策略。
2014年9月16日，奥罗拉·赫本走进了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家诊所。她说自己14岁，曾被诱拐、性侵并遭受虐待。“很多参与调查的人士都被震惊了。”卡尔加里警察局少儿虐待组的凯莉·坎贝尔警官对媒体说，“我们当时认为真的有很多这样的受害者。”
心理学家西摩·爱泼斯坦（Seymour Epstein）指出，理性思维会带来“对的”选择、正当的影响和正确的行动，与之相反，情感则会让我们用“绝对的、个人的、具体的、不假思索的、以行动为导向的”方式进行思考。情感会让我们凭反应行事，而不是深思熟虑后再做打算。情感会让我们落入那些想利用我们的人设下的圈套中。
如果这样的场景让你备感熟悉，那是因为萨曼莎·阿佐帕尔迪又回来了。尽管刚刚被爱尔兰驱逐出境，她编造谎言的本领还是一如既往地出色。加拿大政府花了15.7万加元才把她的身份调查清楚——她又让一个外国政府花了大量资源来追查根本不存在的犯罪者。
我们靠两套系统来处理现实，一是情感，二是理智。这两套系统遵循着不同的规则。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其论文《兽性与人性智能》（“Brute and Human Intellect”）中用较富诗意的语言写道：“人类的所有思维都可归于两类——一方面是推理性的，而另一方面是叙述性、描绘性和冥想性的。每位读者的自身经历都会证实这一点。”
被驱逐出境、禁止旅行并受家人监视的阿佐帕尔迪是怎幺做到这一切的？和她之前的很多骗子一样，她似乎有种神奇的力量，每次被揭穿后都能立即重拾旧业。从爱尔兰回到澳大利亚还不到半年，阿佐帕尔迪就又给自己搞到一本护照。她回到了爱尔兰——上次离开得太快了，她还没玩够。她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筹备自己的回归，和爱尔兰中部的一家人取得了联系。这次她装成一个帮人做家务以换取食宿的旅客。
料敌机先的精华是对受害者的选择：了解受害者的背景，他们最珍惜什幺，会被什幺打动，最忌讳的又是什幺。选好猎物后，就到了正式启动骗局的时候：开始动之以情。这意味着受害者开始上钩，骗子开始获得信任。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是通过感情攻势。一旦我们的感情被控制，骗子了解了我们最想要的东西，我们就会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至少在这一时刻，情感压倒了理智。所有骗子都明白，感情用事的人都是不堪一击的。因此，在骗局正式开始之前，在骗子开始诱导受害者之前，在受害者发现有人想从他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之前，要先打开受害者的情感通道。在被情感冲昏头脑以后，我们就会抛弃理智，只能跟着感觉走了。
艾伦和伊丽丝·菲茨杰拉德夫妇正需要人帮忙照看他们的两个小儿子——4岁的杰克和2岁的哈利。于是，这对夫妇在网上寻找合适的人选，并立即找到了一个名叫英迪·奥希娅的年轻女孩。她18岁，本身就是爱尔兰后裔，正想来他们居住的德罗默德。双方一拍即合，开始通信。“我们和她在网上聊了好久，”伊丽丝后来说，“她看上去真的非常合适，而且她那幺可爱。我们在她来之前就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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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与哈利和杰克相处得非常好。伊丽丝和艾伦很快就把她当成了家庭的一分子。“她对孩子们很好，做家务也很勤快。”伊丽丝说。但这家人还是不了解她。她会有意无意地暗示一些线索——私人飞机啦，有权势的亲戚啦，必要时还会说出一些假名，但从未说过能确定身份的话。“她就好像汉塞尔和格雷特⑤，”艾伦回忆道，“会留下面包屑，让我们跟着线索发现她到底是谁。”很快，这些“面包屑”就指向了一个答案。英迪·奥希娅并不是她的真名。她是瑞典玛德琳公主⑥的私生女。她被自己的生父和玛德琳的表亲抚养长大。
为什幺是澳大利亚？这女孩不是来自东欧吗？媒体被搞糊涂了。但这个消息让爱尔兰警方振作起来。尽管他们还没发现真相，但这毕竟是他们找到的第一条真正的线索。
第二天，奥希娅想去银行开个账户，但被拒绝了：她递交的材料不合格。菲茨杰拉德夫妇发现她坐在地板上哭泣。她说，自己的母亲在迈阿密去世了。
公开照片10个小时后，线索出现了。线索的来源令人意想不到：是国际刑警组织。他们询问，澳大利亚方面是否能提供帮助？
又过了几天，她说自己的护照过期了。但不要紧，她之前曾为一名丹麦政治家詹斯·克里斯蒂安森做过帮佣。他会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她拿到了一本英国护照，上面有个假名和一张他人的照片。她对这家人说，这样做这没问题，她的“家人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媒体立即开始全方位报道此事。这是一起离奇的案件，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名少女很快获得了“邮政局女孩”的称呼，因为那是她首次被发现的地方。
六周后，奥希娅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开了。菲茨杰拉德夫妇在她留下的东西中找到了一些文件，上面的名字他们从未见过：萨曼莎·阿佐帕尔迪。他们完全一头雾水。“我们相处得那幺好，而且她人真的很好。”伊丽丝回忆道。她怎幺可能对自己的身份说谎？
女孩的照片在电视与报纸上公开后，爱尔兰警方对外公布了他们掌握的所有情况。“她只会说有限的英语。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她的国籍。”一名警官对媒体说。警方欢迎公众提供任何有关情况。“任何信息对于调查和女孩本身来说都很重要。”警方呼吁道，“当然，我们对收到的所有信息都会采取最严格的保密措施。”女孩的临时监护人奥尔拉·瑞安表示：“我对这位年轻人的状况极为关心。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如果能查出她的身份，对她将极为有利。我全力支持爱尔兰警方的调查工作。”
这时，阿佐帕尔迪已经动身前往加拿大。在那里，她摇身一变，成了奥罗拉·赫本。
11月5日，爱尔兰警方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公开了这名女孩的照片（照片是在女孩未察觉的情况下拍摄的。她拒绝拍照，并对身穿制服的人员唯恐避之不及）。女孩不仅年轻，而且精神高度敏感。公布照片的决定并无先例，但除此之外也别无良策。
2014年底，她被控犯有公共危害罪，当庭认罪后被判监禁两个月。由于她此前已经被拘押两个月，因此刑期已满。但法庭认定她是高危潜逃犯，因此她被继续羁押，直到被引渡回澳大利亚。在飞机上，她也受到了持续看守。“阿佐帕尔迪女士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伪装身份、说谎、欺诈等行为。”朗达·麦克林在阿佐帕尔迪的移民听证会上说。警方应该不遗余力地确保她被遣返回澳大利亚，并最好让她一直待在那里。
三个星期过去了，女孩还是不说话，至少说不出什幺有意义的东西。爱尔兰政府用尽一切办法为她提供帮助。她是谁？从哪里来？到11月初，政府已经花费了超过2000小时的工作时间，对115条可能的线索进行了调查。调查手段包括挨家挨户地询问，调阅监控录像，调查失踪人口记录，寻访飞机场、港口、火车站，查阅旅店登记等。是否有人登记了却没来，或是离开后没回来？调查耗资25万英镑，可谓花费不菲。但如果能帮这个女孩找到家，帮她恢复正常的心智，那幺这一切就都是值得的。这次调查被冠以“牧羊人行动”之名。最后，警方找到了15个可能的身份并系统性地逐一测试，却无一成功。
①全称为“爱海德训练课程”（Erhard Seminars Training），活跃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宣称可以激发人体潜能的组织。——译者注
但女孩会画画。她的画让照顾她的人惊叹不已。其中一个人看了画后倒吸了一口冷气，另一个则直接哭出了声。画上的她是一个四肢像火柴棍般的小人，被人用飞机带到了爱尔兰。下一幅画中，她躺在一张床上，周围有很多男人。她似乎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是少数逃出虎口的幸运儿之一。
②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译者注
她是个少女——最多14或15岁。她身高1.67米，体重却只有约40公斤，一头金色长发之下是瘦骨嶙峋、满是伤痕的躯体。几天后，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人们却发现她只懂最基本的英语，只会少数几个单词。她说不出自己是什幺人，为什幺会是这副模样。
③美国橄榄球大联盟年度决赛。因其收视率极高，广告也制作精良。——译者注
一名路人被她的样子吓到了，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沉默地看着他，仿佛不明白那个问题的意义。有人报了警。离这名女孩最近的商店街警察局的一名警官赶了过来。之所以叫她女孩，是因为她看上去是那幺瘦小、脆弱，称她为女人似乎并不合适。警官把她带到了医院，这似乎是最好的办法。
④轰动一时的4岁英国女童玛德琳·麦凯恩失踪案发生于2007年，至今仍未破案。——译者注
那是在2013年初秋，确切地说是10月10日。天气冷得出奇，只有4摄氏度上下，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寒意。都柏林市中心的大街小巷，游人络绎不绝。他们或出入于各类商店，或在都柏林尖塔下露出笑脸，拍照留念。街上还有早早下班或是匆匆到街上买杯咖啡的本地人。在这些人之中，一位年轻的女士显得与众不同。她徘徊在奥康奈尔大街上，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胆怯地四处张望，眼中露出无助的恐慌。当时是下午四点一刻。她在都柏林邮政总局大门前停了下来。在粗壮的罗马柱——至少要三个她这样身材的人才能环抱，高度更是她身高的十倍——之间，她显得更加孤立无援。她身穿紫色连帽衫，外罩灰色毛衣，下身穿深色紧身牛仔裤和黑色平底鞋。她面色苍白，一语不发，瑟瑟颤抖。
⑤《格林童话》中的一对兄妹，为找到回家的路而用面包屑做了记号。——译者注
——骗术大师维克多·拉斯蒂格（Victor Lustig）的“骗子首诫”（The First Commandment of the Con Man）
⑥瑞典现任国王的小女儿，出生于1982年。——编者注
做个耐心的听众（正是这一点而非夸夸其谈，让骗子成功骗到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