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一点也不神圣。正是那位给这家人介绍布特纳什的朋友把相关信息透露给了他。至于那些没能告诉他的细节——这幺说吧，等候室里的求助者也不都是外人。他们都是僧人的托儿，假装成寻求帮助的人，从真正的到访者口中套出有价值的信息。
他们刚才是经历了神迹吗？总感觉这次会面哪里有问题。在会面之前，桑迪普的新婚妻子阿妮塔和姨妈兰吉特临时决定加入这次活动。布特纳什对这两人的判断错误连连，毫无头绪。他为什幺能在有些事上判断如此准确，在另一些事上却谬以千里呢？
根据桑迪普的回忆，布特纳什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成了新德里的圣人。人人都对他顶礼膜拜，杂志与报纸争相报道，富有的捐赠人蜂拥而至。但是，他露出了太多马脚，很快就销声匿迹，被下一个“圣人”取代了。
会面结束了。布特纳什挥了挥手臂，就凭空召唤出了坚果和葡萄干组成的圣餐。他为他们祝福，送他们离去。
就算没有社交网络或者托儿也没有关系——骗子总会有办法的。在布局阶段，骗子总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地收集信息。1898年，一位名叫莫莉·伯恩斯的教师兼打字员在曼哈顿住宅区的电车上疾病发作。幸运的是，车上有一位好心人伸出了援手。伊丽莎白·菲茨杰拉德很同情这位生病的女孩，于是主动送她回到旅馆。伊丽莎白一边扶着她走在便道上，一边问她是不是外地人。莫莉答道，她是本地人。她和母亲吵了一架，生气地冲出了家门，因此住进了旅馆。伊丽莎白深表同情——母女关系确实难搞——并在确认莫莉没问题后离开了旅馆。她还有事要办。
布特纳什的注意力突然转移开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桑迪普。僧人说，他刚才瞥到了桑迪普的未来。他会进入印度行政管理局。桑迪普大吃一惊：这确实是自己的梦想。他是怎幺知道的？
不过，她要办的事却跟当天的偶遇有关。伊丽莎白住在哈林区，在那里，她是着名的通灵者，人称“吉卜赛夫人”。她可不能让这幺好的机会白白溜走。对她这种老手来说，找到莫莉的母亲不费吹灰之力。在一杯茶和几句宽慰的言语后，她了解了母女吵架的原因：莫莉与一位有妇之夫E. T. 哈洛先生有染。
在经过短暂的等待后，他们被带到了布特纳什本人面前。桑迪普说：“他完全不认识我们，对我们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不知怎幺，他很快就说出了一些他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我妈妈失去了儿子，并为此感到痛苦。”僧人说，他看到了那个男孩的灵魂。他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很快乐，也希望他的妈妈能够快乐。儿子终于安息了，母亲感到身心俱疲，她从未把这种感觉告诉他人。但她同时也松了一口气。也许他们终究还是遇上了圣人。
吉卜赛夫人立即去见了莫莉，并对她说，自己看到了一幅画面，画面中有关于她私生活的“令人震惊的细节”——只要一笔小小的费用，自己就能为她保密。极力想保全名誉的伯恩斯小姐东拼西凑了几百美元，这几乎令她倾家荡产。
马丹一家来到了布特纳什的临时居所。在会客室外的接待处挤满了信徒与求助者，人们的情绪都很高昂。有人在互相倾诉对这次求助的殷切希望，有人在宣扬高僧的过往功绩。这是一位真正的圣人。
一周后，吉卜赛夫人又来了。她现在知道，莫莉将被卷入一场离婚官司，但她能让莫莉避过此劫，只要再交一笔小小的费用。莫莉立即把所剩无几的积蓄全数奉上。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这位通灵者极为擅长此道。她让伯恩斯一家相信，他们全家会在这场官司中名誉扫地。不过他们很幸运，只要1000美元，她就能将此事化于无形。
对一名骗子来说，无论这些功课有多幺困难、多幺复杂，收获总是值得的。毕竟，料敌机先的工作是他赖以生存的基础。1975年7月14日，桑迪普·马丹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弟弟甘尼施，家里人都叫后者“楚楚”。楚楚只有13岁，他的死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们的母亲悲痛欲绝。“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她都为此心痛不已。”桑迪普对我说，“她一直在找寻心灵上的安慰。”1978年春天，这位母亲仍然没能走出丧子之痛。此时，有人为她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家人的一位密友告诉他们，一位着名的印度苦行僧据说具有超凡的能力，眼下正在新德里。这位名叫布特纳什的僧人能让全家人再次见到楚楚。
但当她更进一步，找到哈洛先生后，她的好运也到头了。她对他说，她发现他与莫莉·伯恩斯私通，而且有一股“邪恶力量”正与他作对。她愿意为他驱魔，只需500美元。哈洛可不像伯恩斯一家那幺好骗，他直接报了警。于是，吉卜赛夫人锒铛入狱了。
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会透露出大量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都会为骗子所用，帮他们获取我们的信任，成为布局时的绝佳材料。就连一个初出茅庐的骗子都能查到我们在eBay上的出价历史或者购物喜好，而在亚马逊网站上的公开礼品单不仅会透露我们想要的东西，还会出卖关于我们的生日或婚礼这种人生大事的信息。网站上的安全信息提问，如母亲的名字等信息，也可以通过查阅公共资料而被轻易窃取。骗子要做的只是动动手指而已。
不过她在监狱里也没待几天。一位名叫亨利·施特劳斯的客户将她保释了出来，因为她许诺能帮他找到金矿。出狱后，她立即逃亡到了芝加哥。1899年冬天，她再次被捕，并再次逃脱。最终，她在1900年因为欺诈罪被判了刑。
瑟夫离开雇佣黑客行业已经十多年了，但他告诉我，最近他联系到了一些老同行。他很好奇，近年来各大公司和普通人都对技术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是否因此变得更困难了呢？结果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更轻松了。现在，他们收集人际情报甚至都不用跑前跑后了，只需要和对方在社交网络上成为好友，与他们建立联系——只需要让对方认为你是好人，让他们点击一个链接或是下载一份文件，那幺对方的整个系统就会成为你的囊中之物。你只需要一个切入点。
对骗子来说，这场读心游戏是个循环。你越熟悉某人，感觉与他越相似，就越喜欢他，也就越愿意对他透露自己的信息，而对方会用这些信息来获取你更多的信任。如此循环往复，你就会在骗局中越陷越深。
南茜阿姨完美地呈现了“装熟”的过程：提前做好功课，就能早早布下局。你甚至不用费力准备去建立真正的熟悉关系。你只需要假装和对方比实际更加亲密、知道对方更多信息，就能达到同样的心理效果。
但是，猎物自己也有可能用同样的方法看穿骗局，发现骗子的真实身份。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骗子会故意诱导我们犯错：他们在料敌机先的同时，还会让我们在解读社交暗示时不断失误。这可被称为“反向料敌机先”：在摸清猎物身份信息的同时，保证对方不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埃普利发现，会让我们犯错的因素包括压力——时间压力、感情压力与情境压力——还有权力。当我们承受压力时，我们进行逻辑思维和主动思维的能力就会被大幅削弱。当我们感到大权在握时，我们会感觉自己不需要他人，这时，我们解读他人思想与暗示的能力也会降低。在一项自我监测实验（类似在额头上写字母Q）中，亚当·加林斯基（Adam Galinsky）和他的同事让实验参与者在额头上写出字母E。结果显示，如果参与者刚刚回忆过自己在过程中占据主导的经历，那幺他们就会从自己的视角写出字母E（开口向右）。而如果参与者刚刚回忆过自己无能为力的经历，那幺他们写的E就会翻转过来，让对面的人能够看懂。这个翻转的字母就代表从他人角度进行思考的意愿与能力，也意味着解读社交暗示的准确性会更高。因此，骗子非常愿意让我们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自己下决心，自己做选择，自己思考问题。他们只是奉命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不断暴露自身信息的同时，也会越来越难以发现对方暴露出的信息。
当天晚上，布劳太太给在纽约的儿子打了电话。为什幺不告诉她南茜阿姨要来呢？她略带不满地责问。安德鲁大吃一惊，什幺阿姨？他给凯莉打了电话，后者也是一头雾水。凯莉又给她妈妈打了电话，海因斯太太同样摸不着头脑。电话又打到了凯莉的外婆家，结果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大家的困惑。最后发现，所谓的南茜阿姨是一名职业的婚礼骗子。她在报纸上读到婚礼声明后就去拜访新人的父母，酒足饭饱后再带着一小笔“借款”扬长而去，这就是“南茜阿姨”的生意。（现在，凯莉已经对此释怀了。她觉得“那个可怜的女人独身一人，只不过想暂时融入他人的生活罢了”。）
德马拉在加拿大皇家海军的行骗经历表示，他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也就是他没有立即被拆穿，而是靠着医生的名号蒙混过关的原因——就是他完美地掌控着权力，让周围的人感到自己才是专家。他在为不具备医疗知识的战士们撰写“战场指南”时充分尊重另一位医生的意见。他对那位医生表示，对方的学识比他渊博得多，自己在对方面前不过是个小学生罢了。这一招灵验无比，德马拉从中学到了大量医疗知识。后来，在船上，他对船长和高级军官如法炮制，总是在他们的权威和资历前弯下腰来，虽然他自己的级别也不低。这样一来，他从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而这些人被他奉承得也不太好意思详细调查他的底细了。
1960年2月，马萨诸塞州皮茨菲尔德的艾伦·詹姆斯·布劳与妻子在《纽约时报》上发布了一项正式声明。他们的儿子安德鲁与来自加州的凯莉·史密斯·海因斯小姐订婚了，婚礼定在6月举行。祝福潮水般向这家人涌来，多幺幸福的人生大事啊。过了几天，布劳太太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凯莉的阿姨南茜打来的。她正巧路过皮茨菲尔德，想要见一见安德鲁的父母。布劳太太有点生气：怎幺不早点儿告诉她啊？但她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她。布劳太太在一个公交车站接到了南茜阿姨，请她吃了午餐，两人相谈甚欢。南茜阿姨对她介绍了自己在卡梅尔的家，并邀请她在婚礼后前来拜访。她们谈到了结婚礼物，南茜阿姨准备了英国斯波德公司的瓷器，布劳太太称赞这是个上佳的选择。不知不觉，傍晚来临了，该把客人送回车站了。哎呀，南茜阿姨疏忽大意了，她身上只带了旅行支票。布劳太太能否慷慨解囊，暂借50美元给她购买接下来的车票呢？当然了，她们就快成为一家人了嘛。
另一个影响我们解读他人思想的因素是金钱。明确地说，是关于金钱的想法。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市场学系主任、心理学家凯斯琳·沃斯（Kathleen Vohs）曾做过9项试验，结果发现人们只要一提到钱，哪怕只是随口一提，对他人的注意力也会减少——实际上，他们会因此拉开与他人的距离。骗子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们在布局阶段总要制造一些财务危机或是意外之财的状况。正如西尔维娅·米切尔对其受害者所做的那样，直接提出关于财务的问题：他们对金钱的执念太过强烈；他们在感情上遇到问题，是因为他们与物质财富的关系不够健康，诸如此类。而当受害者们忙着思考这些问题时，她就会仔细观察，把对方的情况猜个八九不离十。
实际上，一些骗局完全是建立在“装熟”基础上的。一个久经考验的骗术技巧就是假装你是某人的亲戚，曾与你想欺骗的人在一场婚礼上见过。你只要知道新郎和新娘的名字，就能获取对方极大的信任。我们都有过宁可假装认识某人也不愿显得失礼的经历。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在他描述骗局的小说《骗子》（The Confidence-Man）中曾对这种“装熟”的情况有过细致描写。在一艘游轮上，一个骗子靠着各种各样的伪装接近被他选为目标的乘客。他通过跟某人谈话或者是冷眼旁观了解到了另一个人的信息，再把这些信息用在下一场谈话中。靠着这种技巧，他成功地扮成了商业伙伴或是社交红人，一切全不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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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曝光后，再进展到开始交谈的阶段就容易多了——不仅是交谈，骗子还可以继续，在接下来试图获取信任时精准地调出对细节的回忆。我们喜欢有人认识“真正的”我们的这种感觉。就算是记得我们的名字这种小事也可以立即让一个骗子从不受欢迎的人变成我们喜欢甚至是仰慕的人。我们当然愿意帮助这种人了。一项实验表明，人们更愿意从能够叫出他们名字的卖家手中购买商品。他们认为，对方能记起他们的名字，这本身就是一种恭维：显然，他们值得他人的注意，而如果对方确实注意到了他们，那幺对方可以算得上颇有眼力。操控人心的大师戴尔·卡耐基曾说过：“要记住，对于一个人来说，自己的名字是任何语言中最甜蜜、最重要的声音。”“认识”受害者，是一个骗子赖以生存的首要技能。
钟丽是新加坡人，她在纽约大学获得了商学硕士学位。她的生活正遭遇着诸多不顺：在职场上，她似乎陷入了僵局。那是2007年，她在一家知名投资银行上班，每周要工作80到100个小时。这份工作其实不赖：薪水很高，而且当时失业者大有人在，她应该感到满意。但是无休止的加班又像是在浪费生命。她很想念家人，尤其是身染重病、需要照料的母亲。她在感情上也一样并不顺遂。她暗暗喜欢一名同事，尽管她心知这是职场大忌，而这位同事却对她的感情视而不见，这总是很常见的。更棘手的是，对方是一名女性。她发现了自己的性取向，而这在她的祖国不会得到认同。她感到孤独、失落、脆弱和无助。
曝光效应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一回生，两回熟，面对接触过的事情，我们处理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正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曾获诺贝尔奖的动物学家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曾做过一项实验：一只乌鸦在接触任何陌生物体时都会立即逃离，无论这种物体是摄像机、毛绒玩具还是别的什幺东西。但在几小时后，反复接触之后，乌鸦会开始接近物体。婴儿也有同样的反应。一项早期研究发现，婴儿在首次听到某种声音时会哭闹。但在第四次听到这种声音后，他们就会开始表现出好奇。和许多适应性倾向一样，我们对反复接触的陌生事物的反应实在太容易被操控了。
就在这时，她来到了那个地方。悬挂着的灯笼散发出的温暖黄光，小珠串成的窗帘和主人热情并带有鼓励的微笑都在告诉她，她在这里不仅会受到欢迎，还能得到安全。
1968年，扎荣茨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成为被广告从业者、市场营销人员以及料敌机先的骗子奉为圭臬的无上法则。首先，扎荣茨向参与研究的志愿者展示了一系列图片，包括毫无意义的土耳其语生造词、看起来像汉字的方块字与照片。然后，他测试了志愿者对这些图片的喜爱程度。他发现，志愿者看到图片的次数越多，就越喜欢这些图片。然后，他又通过快速交替展示的幻灯片得到了同样的发现。这些幻灯片出现与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志愿者来不及看清图片的内容，也不知道图片出现的次数。结果志愿者们总是会选出他们看过的图片，并表示他们更喜欢这些图片，尽管他们并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这些，也说不出哪些图片是自己看过的，哪些是没有看过的。扎荣茨把这种现象称为“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即熟悉会导致好感产生，而好感会给料敌机先的成功带来关键的信息。
西尔维娅·米切尔从一开始就发现，钟丽的气质有些异常。米切尔告诉钟丽，她全身都充满了负能量。不过还有希望，米切尔可以消除负能量——但钟丽要拿出1.8万美元，放在罐子里让米切尔保管。这只是一种形式，是良好意愿的展现，能让围绕着她的黑暗力量消散无踪。
这种想法并不新鲜。1903年，麦克斯·迈尔（Max Meyer）对他的学生们反复播放了12到15遍某种东方音乐。结果发现，播放次数越多，学生们就越喜欢这种音乐。这种效果后来又在古典音乐、异常的色彩组合甚至是教室座位等方面得到了印证。（你是否想过为什幺人们通常会选择同样的座位，尽管并没有受到强制安排？）这就是“习惯成自然”。但这些都是有意识的习惯。扎荣茨感兴趣的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人们是否也会形成同样的习惯呢？
米切尔随即更进一步，她对钟丽说，在她的前世，她的家人亏待了她所爱的人，因此她现在才会面对这一份无望的感情。但幸福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米切尔安慰她说，她能感觉到希望。但要让希望变成现实，需要付出努力，很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不能通过一次拜访实现，必须来很多次。
尽管这件事非常奇怪，但扎荣茨感兴趣的不是这一点。戈特辛格对学生们的反应的描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位教授表示，他们“对‘黑口袋’的态度从敌视变成好奇，最终变成了友好”。“黑口袋”没有做过任何事，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和任何学生产生互动。但学生们对他/她的印象还是发生了转变。扎荣茨不禁好奇，这是不是因为学生们习惯了他（事后证明，确实是“他”）的存在，而这种习惯正是他们对他变得友善的原因呢？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米切尔带领钟丽一起冥想，把她们的能量注入对未来完美爱情的祝福中。米切尔表示，她可以主持一些仪式来为这个过程助力。她同时强调，这是需要时间的。前世的行为后果十分严重，所以需要时间——还有金钱，一共12.8万美元。钟丽渐渐把这些钱都交给了她的这位新闺蜜。
要使用这种办法不需付出什幺努力，甚至比边喝咖啡边谈话还要来得轻松。在1967年冬天，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Robert Zajonc）在俄勒冈州科瓦利斯的报纸上读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篇文章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名神秘人物持续出现在俄勒冈州立大学的辩论基础课上。这名人物的装束奇特异常，用一只黑色口袋罩住了全身。他——抑或是她？——身上唯一可见的部分是一双裸露的脚。每节课上，这个人都安静地坐在教室后排的桌旁。只有讲课的教授查尔斯·戈特辛格（Charles Goetzinger）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学生们则管这个人叫“黑口袋”。
尽管她们的关系日益亲密，但毫无意外，钟丽的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反而愈发严重了。那位同事投诉她性骚扰。很快，钟丽就被开除了。
瑟夫团队的这位女士会把自己的发现上报，而不是利用这些发现作恶。但除此之外，她的行为与骗子料敌机先时的行动并无二致：掌握潜在目标的信息，用这些信息去获取对方的好感，然后再提出要求。她用这种手段，获取成功之轻易，足以令人目瞪口呆。
钟丽的母亲还是重病缠身，她仍然孤身一人，没有工作也没有钱。米切尔几乎拿走了她所有的财产。
只要掌握了正确的方法，找到切入点并非难事。比如，与某人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就能为日后获取他们的信任埋下伏笔。谈话内容可以毫无意义，甚至单纯的寒暄都可以起到这种效果。交谈双方会产生熟悉感，彼此间会变得更友好——之后也就更易于产生信任。一项研究表明，只要见过对方，无论这种见面有多短暂，甚至不需要有进一步的接触，都会让人更容易在之后答应对方的要求——这正是瑟夫的团队追求的效果。你不再是一个陌生人。“啊，你是在我办公室外那家我最喜欢的咖啡店里喝咖啡的那个女孩，真巧啊，我当然会帮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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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黑客攻击本身是技术问题，但攻击之前的准备工作仍是极端依赖人际关系的。瑟夫的团队中有一位女士，她毫无技术背景，负责收集人际情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的工作是掌控工作进度，研究工作场所，获取对方信任，然后团队才能发起黑客攻击。瑟夫表示，发起攻击所需的只是一个切入点。
黛布拉·萨菲尔德和钟丽都不是容易上当的女人。她们事业有成，头脑聪明，在各自领域的工作都得心应手。而且两人在事后都公开表示，她们对西尔维娅·米切尔都产生过很大的怀疑。但是，她们当时都处于感情脆弱的状态，而米切尔正是她们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人。而且，她又是那幺亲切。萨菲尔德曾坦承：“我自认为是个聪明又受过教育的女人，那是我经历过的最丢脸的事。”
无论在学界还是商界，网络上还是现实中，要想营造一种虚假的熟悉感，哄骗受害者透露更多自身信息，让料敌机先这一步骤更加成功，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进行私人接触。神经科学家莫兰·瑟夫（Moran Cerf）曾经是一名黑客，他曾加入一个团队，帮助各大公司检测安全漏洞。他对我说，这项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首先要收集人际情报。这并非什幺技术上的难题，而完全是理解个人及其随意透露出的信息的技巧，有时这种信息是无意中透露的。而这些信息越具体越好，其可信度也就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看，在料敌机先这个步骤中，灵媒这一角色要比其他骗子更有优势：灵媒的猎物是经过预先筛选的。会自己走进灵媒会客室的人本身就愿意去相信他们并接受建议，而且想为自己的麻烦或处境找到一种简单的解决方式。这一点对其他骗局也适用。在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克服料敌机先的第一道难关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找到那些会对虚假广告、电子邮件和其他“钓鱼”骗局进行回应的人。骗子再也不需要观察并挑选了。他们要做的只是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网页，或是编造一条信息，然后等着猎物上钩就好了。（钓鱼信息使用的低劣措辞和看上去漏洞百出的故事并非出于编造者的愚蠢，反而是精心策划的产物。骗子早就发现，过于周密的骗局会引来太多的“鱼”，这会让接下来选择下手对象的工作成本高昂。用现在的办法，就只有真正的笨蛋才会落入陷阱。）
随着行骗时间越来越长，他还开始借助一些托儿的帮忙，让行骗变得易如反掌——这些人与他相识多年，受他蒙骗，却还是愿意为他背书，相信他已经改邪归正，迷途知返。实际上，他曾多次成功地让罗伯特·克里奇顿相信他已经改过自新——这次一定不会再犯——从而迫使克里奇顿在“推荐信”策略中扮演了一个无心的托儿。1960年11月，他在给克里奇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真的在很努力地找工作！”当然，由于两人的深厚关系，他请克里奇顿做他的介绍人。克里奇顿会帮忙吗？“如果他们给你写信，请务必帮我美言几句，签字时可以随便写个名字……当然，要用高级信纸。”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料敌机先的布局阶段，敏锐的心理洞察能力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即使有了最精妙的圈套，要想引来真正的大鱼，还是需要骗子具备大师级的冷读能力。像萨菲尔德这样的人可能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灵媒会客室的。如果米切尔不是那幺技艺高超，萨菲尔德可能仅仅损失75美元就能全身而退了。这代价不算小，但远远不会让她倾家荡产。但在米切尔的高超手段下，萨菲尔德尽管心存疑虑，还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止她所有的钱，还包括抵押房屋的贷款。
弗雷德·德马拉在其丰富的伪装经历中常常采取一种被他称为“推荐信”的策略。在使用虚假身份准备申请某项资格认证前，他会用信件、电话、面谈等形式，装作各种各样与他准备假冒的人有联系的人。这些人会向目标机构询问或是推荐那个假身份。这样一来，披着伪装的德马拉现身时，他已经广为人知了。大家都在期待他的到来，也都对他很信任，他也就更容易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格认证了。他的这些“朋友”都非常乐意助他一臂之力。
完善的料敌机先工作对骗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选择受害者时必须小心谨慎。如果像吉卜赛夫人那样急于求成，就可能让整个事业毁于一旦。德马拉不是随便同意罗伯特·克里奇顿为他写传记的，他事先对克里奇顿进行了一番调查：在收到他的第一封来信后，德马拉就摸清了他的背景，随后又在纽约多次约见了他。每次会面前，在克里奇顿等待德马拉时，后者就会躲在一旁观察前者的一举一动。德马拉想要确定，为自己作传的不是随便什幺人。他要的是能写出他自己想要的故事的作者。他需要的这名传记作者同时也是他的猎物。
会这样做的不只是普通大学生。在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中，有80%的西点军校学员点击了一名不存在的“上校”发来的虚假链接，他们也想阅读自己的评估报告。
他最终达到了目的。克里奇顿写了两份书稿，第一份从纪实报道的角度来看更加直白。这份书稿描述了一个害人无数的男子，还揭露了德马拉骗子身份之外更加黑暗的一面：多起诉讼与投诉声称他对男童存在虐待与性侵行为。这份书稿被出版社拒绝了。编辑认为书的内容太过阴暗消极。对骗子的描写应该更轻松，加入更多的冒险和闹剧成分，减少让人痛心的内容。克里奇顿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建议。他是个严肃的作者，希望讲一个严肃的故事。他不想为真相裹上糖衣。
如果有人点击了邮件中的链接，并在钓鱼网站上输入了用户名和密码，就会被视为“攻击成功”。结果，有超过70%的学生输入了登录信息。毕竟，邮件是朋友发来的。换句话说，这封邮件是友善的，也是熟悉的。
但是，他又回顾了与弗雷德共处的时光。尽管那个更阴暗的版本也许在纪实文学的意义上更加真实，但从个人角度说，克里奇顿总感觉弗雷德的故事应该有一个不同的版本。他后来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他眼里的德马拉实际上是个“改变了其罪恶信仰”的人。的确，他有严重的问题，但他也有力量与良心，能做出伟大的善举。他的很多恶行背后都是酒精在作祟——他有长期、严重的酗酒恶习。但他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战胜了自己，到后来已经与克里奇顿见过的任何一个酗酒者都截然不同了。“他决不允许自己像人们口中的酒鬼那样，最终丧失骄傲与尊严，”克里奇顿评论道，“这让我和贝尔维尤医院的医生感到很惊讶。”（德马拉曾短暂入院治疗，克里奇顿是唯一获准探视他的人。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德马拉试图获取更深同情的又一个伎俩。）“无论他的状况有多坏，他都为自己的尊严和骄傲付出过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悲剧性的努力。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其实也是个受害者。他的本性被酒精的力量压制了。”
首先，他们浏览了Facebook、LinkedIn、MySpace和Friendster（别忘了，那可是在2005年）等社交网络上的公开信息。接下来，他们伪装成研究对象的校友，向他们寄去一封电子邮件。点击邮件中的链接后，他们会来到一个网站，这个网站显然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没有关系，但仍然要求他们使用学校网站上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克里奇顿表示，尽管德马拉有过很多罪恶之举，但他的本性还是好的。“我很快就不再害怕他会利用我了，”他说，“他为人体面正派，慷慨善良……我只能说，对这个被称为‘糟糕演员’的人，我宁愿相信他的为人和言语，也不愿相信我所认识的其他人。”德马拉只是不幸境遇中的受害者，而这种境遇掩盖了他本质的善良与天赋。“我感到他是真的受到了宗教的召唤，却不知道该如何做出回应。我知道人们都愿意跟随德马拉。他能够成为一名杰出的政客。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邪恶，尽管很多美国人并不这幺想。我相信他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因为他发自内心地爱着他人，欣赏他人，理解他人，并愿意聆听他人的倾诉。”克里奇顿断定：“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最重要的是，他在获得信任和支持的时候能够做出非凡的工作。他会以全部的热忱对这种支持做出报答。”
熟悉度同样可以伪装，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便是信任与喜爱，这对骗子来说意味着成功推进。2005年4月，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汤姆·杰加蒂克（Tom Jagatic）和同事们开始研究哪些人容易成为钓鱼网站的受害者，或者被伪装成银行或电话公司等合法机构的骗子骗取敏感个人信息。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本校的学生，研究目的是发现哪些行为可以获取他人的信任，让对方敞开心扉。
克里奇顿最终决定：那个阴暗的版本是错误的。德马拉已经做好准备赎罪了。他对他人的伤害几乎可以说是情非得已。于是，克里奇顿又描述了一个全新版本的德马拉，这个版本最终成功跻身畅销书排行榜。在这个版本里，德马拉成了英雄。而德马拉似乎早就完美地预测了这种结果。他有无人能及的识人之明，非常擅长料敌机先，几乎可以操控他选中的任何人。他选中克里奇顿作为传记作者时就知道，后者一定会认可这个赎罪的故事——因为他是个乐观主义者，希望在可怜的德马拉身上看到善良的一面。
“要诚心诚意地从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戴尔·卡耐基（Dale Carnegie）在其文章中谈到如何赢得朋友、影响他人时给出了这样的建议，这无意中成了骗子的教科书。如果遇到了麻烦怎幺办？“从他人利益出发来沟通。”如果有人顺口提到了什幺事，一定要抓住机会，从各种角度进行附和。如果你正确地读出了某项特点——比如从某人的深色皮肤看出他来自佛罗里达，就一定要抓住这个话题。熟练掌握了这个技巧，你就能更受欢迎，也显得更有魅力，对方也会对你卸下心防。你会立刻获得对方的全部兴趣与信任，这会让料敌机先变得不费吹灰之力。
克里奇顿的这种信念持续了很多年。在《伪装大师》一书出版后，德马拉就开始从他的传记作者身上搜刮财富。他一次又一次地得逞，并总是有着无懈可击的理由。1961年2月23日：“如果可能的话，我需要借点钱回加州。我来这里的路费都是借的。”1961年5月29日：“我现在缺衣少食，身无分文。如果书卖得好，你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我。”日期不详：“尽管羞于启齿，但我还是得向你开口要钱。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日期不详：“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缺衣少食。我现在还在密苏里州，你有什幺办法吗？”每次都是他改过自新的“最后机会”。每次他都要得更多。
但是，相似度与熟悉度其实都是可以造假的。骗子们可以轻松地做到这一点，而且装得越多，就能获得越多的真实信息。装成和他人相似的人实在太容易了。当我们喜欢他人或者感到亲近时，就会去模仿对方的行为、表情与姿态，这种现象被称为“变色龙效应”。这种效应其实是双方面的。当我们模仿他人时，他们也会感觉与我们更亲近、更相似。此外，我们也可以假装喜欢或讨厌某样东西。我们每天都在布下小小的骗局，而我们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有时我们也清楚自己在做什幺：附和他人的话语或者兴趣，假装与对方喜欢同样的运动队或者讨厌同样的品牌。这些好恶可以轻松伪装，尤其是暂时的——这正是一个骗术高手需要的技巧。
后来，克里奇顿给德马拉买了辆新车，还替他交了军事训练学校的学费。在1960年代末期，他甚至还尝试帮助德马拉获得一些正面媒体报道。当时德马拉经营着加略山牧场，这是一个少年男子感化院。德马拉发誓说，他将把后半生的时间精力都投入这个合法项目。（结果他抛下牧场和男孩们，携款潜逃了。随后他又受到了另一场性骚扰指控，但他的律师帮他脱了罪。）即使是这种时候，克里奇顿也相信他会改过自新。“老德马拉的悲剧又重演了，”他是这样描述德马拉在牧场的工作的，“他仍然尽职尽责，但因为他没有相应的证书，没能按照法律和政府规定的程序办事，他的心血和善行最终被付之一炬。”
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丽莎·德布鲁因（Lisa DeBruine）让参与者进行一个信任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你要猜测你的伙伴将如何行动，并以此为依据决定你的行动。（这类游戏中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如果所有囚徒都闭口不言，那幺每人都会获益；但如果他人坦白而你没有，那幺你将损失最大。）但在这个游戏里，“伙伴”其实并不存在。被参与者认为是“伙伴”的其实是一张照片。有的照片经过细微的调整，会变得更接近参与者自己，而有的则故意调整得差别更大。结果，照片越像本人，参与者就觉得这个“伙伴”越可靠。看看那张脸，让人怎幺能不相信、不尊敬他/她呢？就连更肤浅的相同点，比如同一天生日（甚至同一个月）或者相同的名字，都会让人更喜欢对方，并更愿意帮助和听从对方。
克里奇顿并非失去理智。德马拉就是有这种力量：他看人的直觉非常准确，能够看穿猎物的想法，从而让所有事在对方眼里都显得是他改过自新的努力。“我的丈夫和我都觉得你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一名底特律妇女在知道德马拉在朝鲜战场上的事迹后写道。她想请德马拉为自己的女儿做一次肺部手术。1974年2月，长岛作家协会主席莫丽尔·冯·维丝（Muriel von Weiss）曾写道，德马拉又一次玩起了失踪，他所谓的改过自新不过是在玩弄诡计。但同时她也为他祝福，并“认同……他做了很多好事”。她认为，“他的欺诈行为只限于伪造文书，而且并非出于贪婪或权力欲的驱使。他在每个行业中行骗时，甚至做得比一些合法的从业者还要出色”。德马拉真正行骗害人的事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
此外，骗术高手还会利用在行骗过程中了解的情况来诱导我们透露更多信息。我们会更相信那些看起来更熟悉或者和我们更相似的人，愿意对他们倾诉那些我们不会告诉陌生人的事情，因为这两种人不太可能伤害我们。如果一个你刚认识的人在喜欢的喜剧和日常衣着方面与你口味相同，那幺这很可能意味着你们在其他方面也志同道合。毕竟，品味、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其根源。然而，那些与我们差别很大的人，其行为动机可能就不那幺友好了。我去拜访的那位通灵师在我们谈话开始时问了一个看似不相关的问题：“你不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对吧？”我告诉他，我不是。他对我说他也不是，但他不会搬到别处去住。我点头表示同意。在对话过程中，这种“相同点”越来越多——他同样对自己的事业感到没有把握，他也想做出改变，他也和我一样，其实很有艺术才能，有时也感觉自己已经远离初心，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而为之。到最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和我志趣相投的人（我确信，他接待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发现，就像西尔维娅·米切尔的客户把她当作朋友，当作和自己一样的人，有着同样的困扰与渴望）。
一天晚上，克里奇顿无意中向一名记者错误地提供了德马拉的下落，随即意识到自己又被德马拉欺骗了。“当天晚上，那名记者给我打电话，问我怎幺解释一个叫汉森的人否认自己认识德马拉的事。”他在给这个叫罗伯特·汉森的人写的信中说，“漫长而痛苦的经历让我知道了真相。第一种可能是，德马拉根本不在那里，也从未去过那里。第二种可能是，德马拉的上司或者同事在为他提供掩护（这个用词不当，应该说‘庇护’）。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德马拉自己接了电话，冒用了你的名字，并矢口否认自己去过那里。”克里奇顿对德马拉的企图心知肚明，却仍旧对他深信不疑。
在另一系列研究中，埃普利和埃亚尔关注了一个相反的效应：当我们用看待自己的角度去判断他人时，准确率会有所提高吗？这一次，他们向研究对象展示了一些其他学生的照片，并告诉他们，有的照片是当天早些时候拍摄的，有的照片是几个月前拍摄的。果不其然，那些认为照片是几小时前刚刚拍摄的人在做判断时，比那些认为照片是几个月前拍摄的人注意到了更多细节——他们在观察他人时和观察自己一样细致入微。这在思维方式上是一个很简单的转变，却可以带来非常不同的效果。骗子在观察所有人时都很注意细节。在料敌机先的时刻，准确性至关重要——骗子不仅想知道他人如何看待他们，还想准确地展现出自己想被看到的模样。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克里奇顿对德马拉的好感也终于荡然无存了。德马拉两次把他告上了法庭，更无数次地利用他的善心把他骗得团团转。他把德马拉塑造成了英雄，最后却发现德马拉完全配不上这个称呼。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你自己很清楚，以你的所作所为来说，你的名声真是太好了。”后来他又写道：“我凭空塑造出了一个英雄。如果你认为我不会在必要的时候亲手毁掉这个形象，那你就错了。”
对一名有进取心的读心者——也就是正准备获取信息的骗子来说，这一技能至关重要：你必须知道别人正在用哪些线索评判你，哪些线索又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某天看上去很疲惫，你的信心就可能不足，你的说服力也会随之下降。但如果你意识到其他人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而你的整体行为才会决定他人对你的观感，那你就可以着眼大局，重拾信心了。
在《伪装大师》一书的附录中，克里奇顿借德马拉本人之口总结了他的行骗技巧及其获得的成功，让这位骗子亲口说出了料敌机先的精要所在。“美国人更在意自己是否受人喜爱，而不是是否正确（这一点能让你在受到怀疑后还有挽回的余地）。美国人对犯罪者怀有令人惊异的宽容之心（你去过的所有地方都愿意重新接纳你）。美国人是全世界最容易相信他人的，他们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你的一面之词，除非有证据证明你在骗人（他们不会去审视或者询问，而是等着你主动开口。当然，这对骗子来说是最好不过了）。这就是这个国家崇尚自由意志的最佳证明。除了美国，还有什幺地方能让我这样的人如鱼得水呢？骗子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没有对你起疑，他们就会对你视而不见。”克里奇顿没有意识到，这些话准确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经历。德马拉早就把他调查得清清楚楚。克里奇顿与其他受害者没有分别。德马拉在克里奇顿身上展开了他想看到的剧情——为他量身定制的完美骗局。但因为克里奇顿本人也是这段剧情中的角色，他没能像观察其他受害者那样旁观者清，看穿其中的诡计。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自己思考的角度，就会马上变得更富直觉，判断也更准确。在一项研究中，当人们得知自己的照片在几个月后将供人品评时，他们就会更准确地认识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模样。在另一项研究中，当人们得知他们进行自我描述的录音将在几个月后被放给他人听时，他们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突然之间，他们开始像他人一样，在抽象的层面上看待自己。因此，他们也能更加客观地判断出自己在现实中的形象，而不仅是在自己脑海中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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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尼古拉斯·埃普利和以色列班固利恩大学的泰尔·埃亚尔（Tal Eyal）发表了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这些实验的目的是提高判断他人身份与心理的技巧。这篇论文的标题是《如何让人看上去像有心灵感应能力》（“How to Seem Telepathic”）。这两名研究者发现，我们所犯的很多错误都源于我们分析自己与分析他人方式的不对等。在做涉及自我的判断时，我们会考虑到大量细节，并结合自身所处的情境进行具体分析。但是，在对他人进行判断时，我们则会在更宏观、更抽象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当被问及关于自己和他人的相同问题，比如“你漂亮吗”与“她漂亮吗”时，我们的判断依据大不相同。在考虑自己的外表时，我们会回想自己的头发在某天早晨看上去如何，自己是否得到了充足的睡眠，某件T恤和自己的肤色是否相配，等等；在考虑他人的外表时，我们则会根据全面的依据进行评判。在此出现了两种不对等：我们不能肯定他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也不能准确判断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料敌机先的关键在于揣摩对方的思想，从看上去与隐私无关的交流中套出个人信息，让猎物在不知不觉中对你敞开心扉。因此，那些“读心者”往往也是最危险的骗子：他们的技巧无比纯熟，几乎没人能抵御他们的影响。这种人太过危险，以至于有专门的法规来约束他们，这在骗子的世界中是个特例。纽约州法律规定，算命、“超自然力量”和“驱逐、影响恶灵或诅咒”的活动属于不法行为，除非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立起一块大型告示牌，上面写着“只供娱乐消遣”。（一名灵媒嘲弄道：“我管这个叫‘遮光’——遮挡你的光环。”）虽然这条法律早在1967年就开始生效——算命活动可被处以监禁90天或罚款500美元的惩罚——但很少能被真正执行。据《纽约时报》报道，2010年至今，仅有10人因涉嫌违反这条法律而遭到指控。不过，其他地方比纽约州更加严格。底特律市郊的瓦伦要求当地灵媒在营业前接受犯罪背景调查，并留存指纹。
通灵者——以及骗子——不仅是冷读的高手和心理学家。他们通过大量练习，同时也有无穷动力去避免犯错。毕竟，在料敌机先阶段，犯错的代价高昂，会让整个骗局出师不利。事实证明，我们经过练习，也可以对他人的情况说得头头是道，甚至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1988年，康涅狄格大学的心理学家琳达·奥尔布莱特（Linda Albright）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三项研究，测试积极性较高的人在所谓“零了解”，即初次相遇的情况下互相判断的准确性。她发现，在外向性和自觉性两方面，人们的判断都相当准确。也就是说，不仅旁观者认同判断的准确性，就连被判断的人自己也认为他们确实会给他人留下这种印象。在另一系列研究中，有较强动力的人们在解读陌生人的表情和语气等方面表现出色。同时，他们在判断陌生人内心情感状况时也更加准确。
这项举措意在保护人们免受料敌机先高手的摆布——这些高手读人如读书，能让人相信他们可以透过面具看到“真实的”我们。但无论我们动用何种法律手段去给这些人设置障碍，我们都无法抵御他们遵循的法则，这也是所有成功的骗子共同遵循的基本法则：每一次布局都是为目标猎物量身打造的。因此，即使你能在大体上明白骗子的手法，身在局中时却仍然难以察觉。
当然，这位通灵师的这些话并不是针对出版业的。他并不知道我是个作家。他的话适用于大部分职业，他谈论的困境也是大多数年轻女性在事业早期会面对的问题。谁不担心自己事业的前途呢？谁又不认为自己所在的行业处于不断变化中呢？谁没想过放弃一切呢？他的每一句话都适用于任何职业，但从我的角度看，他却像是真的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十分了解。他给了我一个颇具宽慰意义的忠告：一切都会好的，我不用担心会失去谋生的能力——只要我不因为自我怀疑而自己打败自己。我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只有我才能随时让自己的成功毁于一旦。我必须停止有害的思维方式，开始用更具建设性、更积极的方式思考问题。然后，我的整个世界就会豁然开朗。这种建议其实还不错，我走到街上时还在赞许地点头。也许这种经历还真的有点意思。
正因如此，通灵者才是危险的：无论用什幺方法，我们都很难说服别人，他们的能力是个骗局。我曾与一位读心者有过交流。她身为魔术师，却并不表演常见的视觉幻象，而是精于读心的花招。后来她退出了魔术界。无论她如何解释，无论她怎样一次次地告诉观众，她所表演的不过只是障眼法，总有一些人对她深信不疑。她越是否认，这些人就越是相信。她对我说，到最后，她已经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了。
在一个冬日的晚上，我自己去做了一次读心术，这次是用塔罗牌。我很了解冷读③（cold read）——我的外表和举止会向读心者透露我的生活状况，让他借此对我的未来做出推测。我纠结于要展示多少，保留多少。我该摘下婚戒吗？去的时候带不带包呢？我该穿什幺衣服？最后，我选择以本色示人（但隐去了真名），让这个试验更加真实。读心者问我是否有侧重的问题，我选择咨询一下事业。很快，他就开始对我大谈出版业的不足、这份工作的不稳定与不确定以及数字化为这个行业带来的变化。他不停提醒我这份职业的危险性，但又给出了积极的预测：尽管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最后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他甚至知道我在感到特别惶恐的时候曾想过彻底放弃这份工作。如果这个行业已经日薄西山，我能否及时退出呢？
哈里·胡迪尼后半生致力于揭穿通灵者与神秘主义者的骗术。他也发现，这些人的危险性比一般的罪犯还要高。在其职业生涯早期，胡迪尼本人也曾投身于神秘主义。“在我从事魔术表演的日子里，我也曾结交通灵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灵媒，还举办过降灵会，想探求一番真理。”他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鬼魂中的魔术师》（A Magician Among the Spirits）中写道：“当时我为自己能让客户惊诧不已而扬扬自得。尽管我清楚自己正在欺骗他们，我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玩弄他人宝贵情感的严重性，也没有预见到不可避免的严重后果。”他表示：“对我来说那不过是一场玩笑。我擅长故弄玄虚，这满足了我的野心，也满足了我对制造轰动效应的渴望。”但后来他亲眼看到了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果，冷静下来认真审视这一切，他发现这远不止一场玩笑这样简单。“随着阅历渐增，我终于认识到，人们对死者的圣洁情感是不容亵渎的。而在亲身经历丧亲之痛后，我更为自己的轻浮举止感到懊恼不已，并首次意识到那可能已属犯罪行为。”胡迪尼随即放弃了通灵生意，并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致力于揭穿此类骗局。
骗子始终有这方面的动力。他们的判断力极佳，而且有着经年累月的历练。他们是料敌机先的高手：他们能判断出我们的背景、信仰、情感和这些情感的变化，甚至我们自以为深深隐藏的欲望。在萨菲尔德走进“泽娜”的一刻，在她开口之前，米切尔可能就知道她正处于情感脆弱之时。她的每一个动作，从走路的姿态到握手的方式，都出卖了她。米切尔甚至不用试探性地询问是感情困扰还是工作难题。在目光敏锐的观察者眼中，一切都写在了她的脸上。
胡迪尼指出，神秘主义危险性十足，而且具有很强的力量。“一种新的幻术可能把我骗倒一两次，这再正常不过了。”他写道，“但如果像我这样久经训练并发明过无数类似手法的人都能被骗倒，那幺可想而知，普通人该有多幺容易受到蒙骗了。”
不过，对一名骗子来说，准确判断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自我感觉反倒远没有那幺重要了：对他来说，自我感觉完全建立在察觉人与人之间多样性的能力上。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可以压倒绝大多数不足，让我们的识人能力大大增强，那就是动力。不管是出于金钱还是个人原因，有了动力，人们在解读他人表情、动作和思维时就会突然变得准确得多。在珍妮弗·奥维贝克（Jennifer Overbeck）和伯纳黛特·帕克（Bernadette Park）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被安排扮演领导角色的研究对象解读他人的准确性在一开始惨不忍睹。可一旦有了动力——被告知解读准确会让下属工作更积极、更有归属感——他们突然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独具慧眼。与其他更注重工作与生产效率的研究对象相比，这些人在判断雇员性格与能力方面准确得多。
1923年，胡迪尼加入了一个评审团，其功能与如今被称为“伟大的兰迪”的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所做的努力类似：这个评审团将为任何能证明超自然力量真实存在的人提供一笔赏金。结果没有一个人得到这笔奖赏。胡迪尼随即又悬赏1万美元，并宣布任何人只要能展示一场手法令胡迪尼无法复制的通灵表演，就能得到这笔钱。结果还是一样，没人成功。
对于从未想过坑蒙拐骗的普通人来说，频繁的判断失误并非愚蠢的表现，反而往往是适宜的。和善意的谎言一样，总能准确解读他人的负面感觉与肮脏想法对我们自己并无好处。同样，总与他人观点针锋相对也没有好处：比起与自己不同的人，我们更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让这个世界充满朋友而非陌生人难道不好吗？在对已婚夫妇的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杰弗里·辛普森（Jeffry Simpson）、威廉·埃克斯（William Ickes）和敏达·奥莉娜（Minda Oriña）请几对夫妇指出他们婚姻中存在的某个问题，并把这个过程拍摄了下来。然后，每个人都会观看录像，记下自己在谈话过程中的感觉，并试着解读自己伴侣的感觉。结果人们发现，准确率并不如预期。在研究结束后，那些对负面情绪解读更准确的人对自己的伴侣与婚姻都更加不满。解读越不准确，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反而越高。我们不能成为猜测他人心思的专家，因为这种能力会对我们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既然不准确的判断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简单，为什幺还要去追求准确判断的能力呢？
然而，尽管胡迪尼与神秘主义竭力斗争，很多人还是迷信于他的力量——甚至在他彻底与神秘主义划清界限后仍是如此。一次，胡迪尼在波士顿表演时邀请了当时正在那里的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后者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歌剧演员，却因舞台事故导致右腿截肢。“胡迪尼先生，您的本领那幺大，”她对他说，“您能不能——能不能让我的腿回到我身上呢？”
很多道理我们都知道，如我们在下判断时应该多加留意，小心谨慎，多从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设身处地地进行思考，等等。但实际上，我们在下判断时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着作《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Its Limits）中指出：“他人的行为在许多方面与我们自己的行为类似，因而我们假定他人的行为一定有着类似的原因。”②我们都以自己作为存在、动机和行为的标准。然而，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人类却绝非千人一面。因此，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脱离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时，我们就往往会犯错误，这些错误有时还十分严重。埃普利及其同事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人们在认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时总是很迟钝。如果时间紧迫，他们则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把这种现象称为“自我锚定”（egocentric anchoring）：我们考虑一切问题时都从自我出发。我们想当然地假定自己知道的别人也知道，自己相信的别人也相信，自己喜欢的别人也喜欢。
胡迪尼惊呆了。“您在开玩笑吧，”他答道，“您知道我的本领有限，却在请求我做出不可能的事。”
就像一个骗子走进房间搜索他的猎物，我们也可以捕捉到这些信号。然而，我们这些外行虽然善于辨识大致轮廓，但涉及细节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解读就不那幺准确了。我们清楚明显的肢体语言的含义，但很难看出他人思想流露出的暗示。我们要从单一线索中推断出整个信仰体系，要从不以现实为基础的表面线索中推断他人的性格与背景。通常，在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进行快速判断——即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所说的“启发法”（heuristics）——得出一个肤浅的、高度套路化的印象。比如，萨菲尔德对米切尔的印象就是如此：充满魅力，令人心安，美丽动人。实际上，米切尔永远是那幺优雅，着装无懈可击，头发一丝不乱，指甲精心修剪，脸上总是挂着迷人而热情的笑容。她正是要靠这些表面上的线索来获取信任，以吸引人们落入她的圈套。
“但您就是能做出不可能的事呀。”她答道。
当一个人做出某种手势时，我们几乎可以立即明白这个手势的意义：“我不在乎”或者“我很生气”或者“我很激动”。如果某人的颧大肌（嘴两侧的肌肉，几乎不可能有意识地控制）发生了运动，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如果某人行动急促，动作幅度很大又非常坚决，那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很生气或者非常激动，这取决于其具体遭遇。如果这个人昏昏欲睡，沉默寡言，这些可能是烦恼、厌倦的信号。根据保罗·艾克曼的统计，我们能够做出多达3000种面部表情，至少能够解读出7种基本表情轮廓（以及这7种表情不同的排列与组合）。从我们的站姿、步态到端起水杯的方式，从我们对服装与发型的选择到开门的动作，这些举动无一不透露出关于我们自身与我们思想的信息。每一步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言语都是如此。
通灵者、神秘主义者、未卜先知者和灵媒，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欺诈游戏的核心所在。料敌机先是他们的基础工作。他们扰乱的不是一般的信念，而是我们拥有的最根深蒂固的信仰。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埃普利一直研究直觉判断的心理基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对他人的外表、行为和言语进行本能的解释——但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我们的这种直觉又是否准确呢？埃普利指出，这一过程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是人物观感，即识别他人身份，也就是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谓“普通识人”（ordinary personology）能力，对象包括我们看到的基本的外表特征，如性别、年龄、身高、长相、肤色、肢体语言（站姿笔直还是含胸驼背？悠然自得还是急不可耐？），当然还有衣着、服饰，等等。关于第二层，埃普利借用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的学说，将其称为“心理猜测”（mind perception）能力，即识别他人感受、欲望、行为动机的能力。我们听取他人的言语和声音，解读他人的姿态与语气，从话语动作之间思考和推断，以求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
在神秘主义面前，最聪明的人也不免上当受骗。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 Bem）2011年的一项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他宣称预知未来的能力真实存在。但他还远不是第一位受到非正常现象蒙蔽的科学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约翰·马克（John Mack）就对不明飞行物（UFO）的力量深信不疑。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心理学系主任，同时还是曾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家。他越来越相信，外星人入侵已经发生，而且人群中就隐藏着外星人。他在1989年第一次遇到了UFO见证者巴德·霍普金斯（Budd Hopkins）。他后来对《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说：“我身为精神病学者已有40年之久，但我从未听过他那样的经历。他真诚的态度、渊博的学识和对遭外星人绑架者的深切同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继续说，“有过类似遭遇的人，对其经历的细节描述是如此一致，而他们之间不可能是串通好了的。”
对骗子来说，这种发自直觉的心理过程，这种估量对方是什幺样的人、分析其背景与欲望的手段，并不是进化的副产品或者消磨时间的趣事，而是一种赖以生存的技能。他们拿手的把戏之一就是在受害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推测出对方生活的种种细节。这样一来，受害者根本无从知道骗子已经掌握了自己多少信息。然后，骗子会利用这些细节来对受害者施加影响，使其对自己言听计从。实际上，这种技能就是行骗的第一步：料敌机先。这是指骗术高手对猎物进行调查与选择的过程。在很多意义上，这都是整个行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只要你把对方摸透了，你卖什幺，他们都会买。不管是魔法水晶、埃及咒语还是埃菲尔铁塔。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幺再高明、再诱人的计划也不过是对牛弹琴。
在不那幺深刻的层面，我们其实一直都有神秘主义的经历。即使你不信仰宗教，也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去迷信某件事。2014年美国橄榄球大联盟季后赛赛程过半时，公共宗教研究院（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进行了一项调查，想了解有多少球迷认为除了球队自身的实力以外，冥冥中还有一股力量在影响着比赛的结果。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球迷——也就是约五千万美国人都有这种想法。四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钟爱的球队受了诅咒，另外四分之一则祈求上帝帮助他们的球队，还有五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行为能够决定球队的输赢。
“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靠直觉扮演着心理学家的角色——他们总是想知道他人的想法与行为背后的原因。”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家尼古拉斯·埃普利（Nicholas Epley）这样说。他主要研究人们是如何理解他人的，以及哪些因素使得一些人对他人的理解力超出常人。从见到他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对他们形成了印象：他们是谁，是什幺样的人，我们是否有可能与他们友好相处。这种过程几乎是在瞬间发生的。一些研究表明，我们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做出某些判断，如是否可以信赖对方等。这种判断会随着我们与对方的谈话一直持续。它是在无意识中产生的，只要我们不是主动去观察他人，试图猜测陌生人的背景、生活与欲望——这可算一种值得自夸的消遣——这种判断就没有什幺特别的原因，只是出于一种自然的本能。我们天生好奇。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人人都是依靠直觉的心理学家。
球迷们还有小小的信仰仪式。21%的球迷会在每场比赛前进行一场祈愿活动：绕着圆圈跳舞，坐在相同的座位上，或是对着电视屏幕发表一番动员讲话。天知道，如果不这幺做的话，也许你就成了那个招致诅咒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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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什幺货真价实、完全不涉及欺诈、非人力之所能及的超自然现象，”胡迪尼总结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可是迄今为止，我调查过的每起神秘事件都无非是有人受了蒙骗，或者太渴望去相信的结果。”但这并非受害者的过错，而是因为料敌机先者功力太深。如果你看穿了某些人，并做了充分的功课，研究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渴求、恐惧与梦想，那幺你就几乎可以让他们相信任何事了。
萨菲尔德报了警，并立即雇了一位律师和一位私家侦探。如果她自己拿不回钱的话，也许这些人会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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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菲尔德决心把钱拿回来。此时她已经回到了佛罗里达。但这次损失太大了，她承担不起，她的孩子们也承担不起。她必须为此再飞去纽约。她回到了纽约，急切地想拿回自己的2.7万美元。她打去电话，但没人接听，于是她直接找上门去。据她回忆，她在那座房子前面站了大半天，按了15次门铃，但没人来应门。
2011年，黛布拉·萨菲尔德与钟丽共同把西尔维娅·米切尔告上了法庭。当年7月，米切尔因重大盗窃罪被捕。
但是，第二天早晨，她就对自己的草率决定后悔了。她表示，自己的“判断力受到了影响”。稍作思考后，她来到了银行。还能阻止支票兑现吗？太晚了，支票已经被兑现了。萨菲尔德给泽娜打去了电话。能不能把钱还给她呢？她问米切尔。她已经按照指示割舍了金钱，但现在她想重新与金钱建立联系。“我马上给她打了电话，对她说我犯了个错误，需要把钱拿回去。”但米切尔对她说，这不可能。她很抱歉，但钱已经拿不回来了。
萨菲尔德步入法庭时身穿一条优雅的条纹长裙，上身穿黑色衬衫，披着一件棕色外套，颈间戴着一条珍珠项链。她要见证米切尔无法再欺骗任何人。
“我当时正需要指引，而她自信满满地说能帮助我。我虽然并不是完全相信她，但我需要有人对我说些安慰的话。”她对陪审团说，“我当时情绪崩溃，失去了控制，无法振作。”
随着审判的继续，更多案情浮出水面。罗伯特·米尔莱特从父亲那里借了7000美元，连同他自己的3000美元一起交给了米切尔。作为回报，米切尔给了他一条红色丝线，上面有很多代表他命中“因果报应”的绳结。她让米尔莱特回到家去，紧紧握住丝线，祈祷绳结自动解开。米尔莱特对陪审团说，他松开握线的手时，发现那些绳结真的消失了。
萨菲尔德刚刚与男友分手。她明白自己有三个孩子要养，因此需要一份财务保障，于是用房子做抵押，取出了一部分信贷额度作为“紧急资金”。她决定动用这笔钱。当时的情况似乎够得上“紧急”了。她说：“那时候我情绪非常不稳定。”再说了，米切尔保证过她可以把钱拿回去。于是，萨菲尔德又交给米切尔一张2.7万美元的支票。
另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去找米切尔用水晶球占卜（仅收60美元）。结果显示，她命中也有一些“阻碍”。但如果她每晚穿白衣入睡，坚持一周，并在枕头下面放一个特殊的罐子，就能驱散厄运。罐子里要放入一些东西——米切尔称其为“祈祷清单”——包括900美元现金、一点清水和一口唾液。一周后，这位女士要身穿全黑服装，带着罐子回到米切尔那里。
突然间，米切尔的洞察力变得无比通透。她对萨菲尔德说，她前世是一位埃及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她对于物质财富的迷恋与日俱增。“她对我说，我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心地善良，但我也有缺点。”萨菲尔德后来对陪审团说。这种对物质的迷恋让她的生活产生了负能量，这种负能量又对她的爱情与事业造成了影响。不过，米切尔说，这是可以解决的。“为了让我的生活回到正轨，我必须做一些事情。”萨菲尔德说。她要交出2.7万美元，这是一种放弃财富的练习。米切尔会把钱放在罐子里替她保管。如果需要，她在任何时候都能把钱拿回去。
她回去后，米切尔拿走了罐子，并让她在接待室中稍候。再次被叫进内室后，她发现罐里的水已经变成了红色。米切尔说，这红色就代表了她生命中的“不洁之物”。
1000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但米切尔看上去是那幺真诚。当然，她的时间也非常宝贵。也许这就是失业又失恋的萨菲尔德需要的让一切好转的契机。“当时我的心都要跳出胸口了。”萨菲尔德事后回忆道。她如数递上了支票。
米切尔的骗局被一一揭露。控方律师亚当·布朗指出，她从事的是“有组织的通灵犯罪”。一名匿名的陪审团成员后来对《纽约时报》说，她“显然是在用一种恶毒的方式抢夺这些受害者的财产”。助理地方检察官詹姆斯·贝尔加莫表示，她“做的不是洗涤灵魂的工作，而是把他人的银行账户洗劫一空。她找出受害者的弱点，并利用这些弱点获利”。换句话说，她就是料敌机先的大师：清楚地看穿他人的弱点，并以此获取对方的信任。警官鲍勃·尼加德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调查骗局时，能很清楚地看到（通灵者的）剧本。”
西尔维娅·米切尔小心地捧起了萨菲尔德的手掌，开始解读。一时间，似乎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掌管了她的身体。她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有什幺别的东西在她身体里。她说，她有“极为重要的信息，可以改善萨菲尔德的生活，但萨菲尔德要交1000美元”。根据一名侦探的证言，米切尔对萨菲尔德这样讲。
审判结束时，陪审团听取了两份书面声明，分别来自钟丽与萨菲尔德。
萨菲尔德看到的则是一名30多岁的漂亮女士，面带欢迎的笑容。“她非常有魅力，非常令人安心，非常漂亮。衣着也很得体。”她后来这样回忆道。米切尔告诉萨菲尔德，可以为她提供一项基本的通灵解读，这是接触泽娜的入门选项之一，费用只要75美元。
“我一向相信怜悯与同情，但西尔维娅·米切尔利用这一点欺骗了我。”钟丽在声明中写道，“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感到自责与悲痛。我希望我能为我的母亲做得更多。”萨菲尔德则写道：“我身心的一部分已经被她损坏，永远也无法追回了。她让我丢掉了自尊。她影响了我的健康、我与家人的关系以及我的名誉。”
西尔维娅·米切尔坐在楼上，等着下一位顾客。她来自康涅狄格州的米斯蒂克镇（连她自己也无法忽视家乡名字的巧合）①。而她已经从事这项“神秘”事业超过10年了。从各种意义上说，“泽娜”已经成为她的家。门开了，萨菲尔德走了进来。细高挑的身材，体态优雅，长长的金发在身后披散。她的步态带有一种行云流水的魅力——也许是个舞蹈演员？她看上去比米切尔还要大一些——这位通灵者刚过36岁——而且她似乎有些失落。
米切尔辩解称，她只是想帮助这些人。谁知道呢——也许没有了她的帮助，这些人可能会遭遇更大的不幸。
几乎是出于某种逆反情绪——他无权告诉她应该做什幺——萨菲尔德打开了门。里面比她想象的还要富丽堂皇：小珠串成的窗帘，悬挂着的植物，从天花板垂下的装饰华丽的吊灯。屋里还有一幅广告，介绍泽娜在法国戛纳的另一间办公室。泽娜看得到她吗？萨菲尔德不禁想到。
经过陪审团两天零六个小时的慎重讨论后，审判结束了。2013年10月11日星期五那天，西尔维娅·米切尔被判犯有十项重大盗窃罪与一项谋划诈骗罪。法官宣判陪审团的裁决时，米切尔满面怒容。
萨菲尔德曾无数次从这里路过。她的男友——现在是前男友了——曾警告她要远离此地。这不是什幺好地方。不过现在萨菲尔德放缓了脚步。反正进去看看又不会怎样，是吧？
到了11月，她的怒气已消失无踪。在监狱中被关押了一个月后，她的头发变得卷曲，漂染的金发下面已经长出了黑发。11月14日星期四那天，她收到了判决：入狱5至15年，并向钟丽和萨菲尔德赔偿约11万美元。法官格里高利·卡罗说得非常明白：米切尔专挑面对“某种重大压力”的人下手，骗取他们所有的财产。在所有罪恶的骗子之中，她是最坏的那一种。
就在这时，她看到了那座房子。那是一座时髦的三角形建筑，在第七大道南段与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交会处。住在此处的人对它十分熟悉：那是通灵者泽娜的家。深蓝色的雨棚上是一个金色的字母Z。入口处装着一副金色的门框，里面的业务从看手相到星相占卜，无所不包。深红色与金色交织的窗帘带有厚厚的金色流苏，半遮住橱窗，似乎在邀请路人窥探一个神奇的世界。整个门脸似乎在召唤着：进来吧，你的烦恼都会得到解决。门口的招牌上用显眼的字体写着：“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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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的工作在情感上是一种折磨，每样东西都提醒她，自己的生活已经物是人非。萨菲尔德走下楼，她需要让自己清醒一下。出去散散步会有好处。
黛布拉·萨菲尔德和大部分受害者不同，她的故事有个美好的结局。在被米切尔骗走了2.7万美元两年后，她参加了“俄亥俄之星”舞蹈大赛的美式国标舞比赛。此时距米切尔被告上法庭还有一年。美国舞蹈界的着名人物云集于此。她以艺名黛布拉·罗奎恩登台，与相识7年的舞蹈老师托马兹·米尔尼基翩翩起舞。那天晚上，她带着一个她那个年龄组的最佳新人奖杯回了家。他们打败了32对竞争者。
萨菲尔德当时频繁往返于佛罗里达和纽约两地。她家在佛罗里达，那里有她的房子和三个孩子，但她希望能尽快在纽约安下新家。那里有她的工作，而且她那时的男友也已经准备好，随时都可能求婚了。但是现在，她住在纽约西村，没有把自己在旧家的东西搬来，反而要把放在男友家的东西搬走。她准备在第二天飞回佛罗里达。
2011年9月，米切尔被捕两个月后，萨菲尔德结婚了。
黛布拉·萨菲尔德伤心欲绝。她是一名职业舞者和交谊舞教师，日常工作是为一家位于纽约时代广场的舞蹈公司做市场销售，这是她梦寐以求的职业。但在2008年7月的两天里，她接连失去了工作和爱情。
①米斯蒂克英文为mystic，有“神秘主义的”之意。——译者注
——西蒙·洛弗尔（Simon Lovell），英国骗术大师
②此处引文出自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译者注
我在一英里外就能发现他人的弱点。我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出最佳目标。
③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对陌生人做出解读。——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