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骗子满怀同情与悲悯。在2015年3月，莎拉·卡尔接到了美国国税局打来的电话，告知她有欠税待缴。莎拉哭了起来。她解释道，自己已经怀胎九个月，不知去哪里筹钱缴税。“别激动。”电话那头的人安慰道，听起来也甚为不安。他坦率地对莎拉说，这不过是个骗局。实际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每年春天，这种假冒国税局的伎俩都会盛行。人们总会惊慌失措，老老实实地交钱。但这次，猎物哭哭啼啼的故事让骗子放弃了计划。她因有孕在身而免受无妄之灾。她遇上了一位有良心的骗子。
但其他人似乎没有这幺阴险，在骗取利益的过程中也没有这幺冷血。研究评估称，这些犯罪者中三分之一的人性格外向，35%的人相当友好。大约40%的人受到同事的尊敬，不过只有五分之一的人被描述为“智慧过人”或是“杰出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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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到底什幺样的人才能被称作骗子呢？骗子会显示出受黑暗三角人格影响的行为，一旦机会来临就立刻行动。和其他不那幺阴险的人不同，这种人会把一切行为都合理化为情非得已。然而，尽管有这些共性，骗子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并常能让我们大吃一惊。有些人符合上面的描述，有些人则不那幺符合。不同研究对骗子的描述也可能大不相同。一项针对2011到2013年间全球78个国家近600起公司欺诈案的研究发现，部分犯罪者——不是全部——的性格特点符合黑暗三角人格的描述。的确，有些人完全符合。五分之一的人承认其欺诈行为的原因是“就因为我能这样做”。这可谓是最纯粹的黑暗三角人格的表现。超过40%的人行骗是出于贪欲，但更多的人——近50%是出于一种优越感，这是自恋情结的标志。他们自我感觉高人一等，因此理应得到更多。很多人声称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和认可，于是受到愤怒情绪的驱动而行骗：你算老几，竟然不懂欣赏我？我会给你点儿颜色看看。
事实上，骗子之所以难以被准确地识别，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具备欺骗的潜质。作为一种有感情的生物，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说谎骗人。从爬行动物到人类，动物王国充斥着骗子。一些蛇类甚至懂得装死，以完成其罪恶的目的。还有杜鹃，这种鸟会把自己的蛋生在其他正在孵蛋的不幸鸟类的巢中。如果只混进一个蛋，那样的骗局就太容易被拆穿了。但杜鹃实在是真正的骗术高手，它们会在同一个鸟巢中下好几个蛋。这样一来，其他鸟就无法分辨哪些是自己的孩子，哪些是混进来的异种了。
骗子就是这样诞生的。在道德的路上是不能抄近道的。一旦你决定踏上快车，翻过山头，再想刹车就太晚了。开始时总是一点小事：糖果店的虚假信用账户、财务报表中的几行假账，或是引用文献时稍加篡改，让你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没人注意到你的小动作。然而，尽管你因为情况特殊或是事态紧急，决心只做这一次，但不知怎幺，情况永远不会好转。你总是时间不够，资金不足，或是精力不济。要做的事情太多，然而资源太少。一旦你行骗得手，那种让你再次出手、骗取更多、花样翻新的诱惑就会与日俱增。这时骗术已经不再是抄近路的权宜之计，而是供你利用的有效工具了。这就好像是黑手党电影里常有的情节：第一次杀人是最难的。在那之后，杀再多人也不过是小菜一碟。
2009年，由弗朗西斯卡·巴尔贝罗（Francesca Barbero）率领的一组来自都灵大学的科学家发现，一种霸占蚁穴的毛虫会比蚁穴里的蚂蚁获得更多的食物，得到更好的照料与保护。这些毛虫会把自己伪装成蚁后。它们发现了工蚁与蚁后发出的声音之间的区别，于是它们的蛹和幼虫就通过进化，能够发出类似蚁后的声响。即使是在蚁穴内食物短缺的情况下，这些伪装者也能得到优先的待遇。毕竟，它们在蚂蚁眼里可是蚁后。从那时开始，研究者已经发现了至少12种蝴蝶的幼虫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获得给养。伪装成蚁后，就可以被舒舒服服地抬进蚁穴，连腿脚都不用动，翅膀都不用摇。
然而，这件案子恰恰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没有一个骗子像他们表现的那样无辜。那家公司彻查了此事的全部细节，以确定这名CFO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结果发现，他在第一次伪造财报后不久就开始盗用公司信用卡，挪用公款数额高达数十万美元。”那名律师说，“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在我眼中本来是一个竭力想挽回失误又不想弄丢工作的人。然而，在犯下第一个错误后，再犯接下来的错误就很容易了。”
在动物王国中，伪装者随处可见：竹节虫会装成不起眼的小树枝；枯叶虫则会装出有花植物的轮廓。竹节虫目昆虫被古希腊人称为“幽灵”——刚刚还在眼前，转眼消失无踪。这种隐身术与大自然本身一样古老。
他算是个骗子吗？大多数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他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走了霉运，一时失足而已。他确实做了坏事，但没有什幺坏心。像他的律师一样，很多人甚至会对他产生同情。他走了歪路，但本质上还是个好人。他只是想办好事而已。
在人类世界里，欺骗也同样普遍。从事相关研究长达四十多年的心理学家罗伯特·费尔德曼（Robert Feldman）指出，我们在与陌生人或仅有点头之交的人谈话时，平均每10分钟就要说谎3次。在这短短10分钟里，几乎没有人能够不说一句谎话，还有的人可能说谎多达12次。比如，我可能会提起与对方见面是多幺愉快——而实际上我根本不这样想。我可能会接着说，我是在波士顿长大的——这严格说来也是个谎话，因为我实际上是在距离波士顿大约40分钟车程的一座小镇长大的。我可能还会说，对方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吸引人，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要不然，我就会夸赞他的（死气沉沉的）领带或是（难看至极的）衬衫。如果对方提到自己很喜欢市中心的一家餐馆，而我在那里吃饭的经历却非常糟糕，我很可能会点头称是：啊，那家餐厅真不错。相信我吧：我们在说谎的时候往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用研究情感表达，特别是谎言的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的话说，“谎言无处不在”。
一名律师在开始私人执业后为一家小型电脑创业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辩护。当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有下滑的迹象。这位CFO决定要伪造一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他是个非常正派的人，甚至有点天真，”这位律师回忆道，“他是那种会去观看孩子棒球赛的好男人。在开始接受调查后，他会坐在会议室里——我为他感到痛心——看上去就像要哭出来一样。他真的非常难过。”这位CFO辩称自己只想做一次假账。下个季度情况一旦好转，他就打算回去更正自己的错误。“但下个季度并没有好转。再下个季度也没有。而此时他已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一次假账之后又是一次假账。这本非无可避免。但它就是这幺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我们会在几乎任何情况下说谎——费尔德曼的研究发现，从最亲密的关系（婚姻）到完全的陌生人之间都充满了频繁的谎言。一些谎言无关紧要（“你看上去瘦了一点儿”），一些谎言则相当严重（“我没和她上床”）。这些谎言有时是无害的，有时则不然。
对一些人来说，将欺诈合理化的行为甚至是善意的。有超过20%的行骗者声称，他们只是想掩盖坏消息。他们没有做出应有的表现，为此感到羞愧，并真心相信只要留出一些余地，他们就能回到正轨，他人根本不需要知道他们曾做过坏事。当然，他们描述的情况并不总会发生。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说谎。在一系列针对3岁儿童的研究中，发展心理学家们让每个孩子单独待在一个房间里，在他们背后放上一个新玩具，但不许孩子们回头看玩具是什幺样子的。很少有孩子能抵抗住诱惑，坚持不回头（在33个孩子中只有4个做到了），而超过一半的孩子谎称自己没有回头看。接下来的测试换上了年龄稍大的孩子。这些5岁孩子的表现更加糟糕：所有人都看了，所有人都撒谎了。
会导致自找理由与行动的不仅是机遇。在全球范围内，一些国家的文化对我们所理解的欺诈行为与理由也更加宽容。一项研究显示，无论出于什幺原因，一些国家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容易给出回扣。他们所成长的社会的准则不同，行为标准也不相同。在美国人眼中不甚道德的事在其他人看来也许只是世道如此。在俄罗斯，抄袭者不会受到谴责，就连伪造材料的人也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其行为的目的是正当的。
我们长大成人后，这些习惯被保留了下来。有些时候我们说的谎话比“你穿这件裙子真好看”恶劣得多。保险研究委员会指出，四分之一的成年人认为，为了补偿免赔额而提高索赔额是正当的。这看上去也许没什幺问题，但实际上也是一种欺诈——软性欺诈。在填写纳税申报单的时候耍一点花招算不算欺诈呢？你也许会说，这是对政府苛捐杂税的反抗，而且他人肯定做得更过分——瞧瞧那些大企业的逃税花招吧！但是，只要你故意瞒报，哪怕是一美元，也算是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
德马拉一次又一次地靠把自己的欺诈行为解释成好心办坏事而逃脱罪责。他否认自己是个骗子，声称自己只是运气不好，但本心是好的。他没有扮成一位寻找生命意义的得道高人去欺骗不幸的宗教团体成员，而只是想传播信仰的教义。以本·W. 琼斯之名冒充得克萨斯州的典狱长？那是因为囚犯需要他这样的人。冒充外科医生加入加拿大海军？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专业医疗人员，而他不过是想救死扶伤而已。他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的本领实在高超，以至于克里奇顿把他描绘得更像个受害者而不是个罪犯，骗局发生在他身上只是因为命运不公而已。
连一些正规职业都难以避免给人留下不诚信的印象。每年11月，英格兰坎布里亚的小镇桑顿布里奇（Santon Bridge）都会举办一项名为“世界吹牛大赛”的比赛。来自世界各地的吹牛高手在小镇中心的酒馆内齐聚一堂，要在五分钟内讲出最最荒诞离奇但又可信的故事，讲出最让人信服的故事的人将会获得冠军。但是这项比赛对参赛选手的身份有特殊规定：律师、政客、推销员、地产中介与新闻记者禁止参加比赛。这些人被认为具有优势，对其他人不公平。他们歪曲事实的本领太过熟练，与外行人比试吹牛实在胜之不武。
骗子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出的理由可以说是其犯罪倾向与机遇相辅相成的结果：一个有犯罪倾向的人在察觉到好机会后，就会找个理由采取行动。有大约半数诈骗犯表示，其所处竞争环境非常不公，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企业环境。他们只是想让游戏更加公平，并说服自己，进行欺诈是他们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你会成为一名骗子吗？可以试试这个小测验：举起你的食指，放在额头上，写一个字母Q。
这种情况在企业中并不鲜见。USIS公司曾为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情报机构提供安全调查工作，但这家公司被发现伪造了数千份调查报告。一开始，似乎只是一名行为不端的员工上报了1600份伪造的信用报告；一个坏苹果并不能代表整棵苹果树。但到了2014年1月，调查结果显示，坏苹果并非只有一个。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诉讼，这只是一桩巨大丑闻的冰山一角：整个公司在2008到2012年间伪造了超过50万份背景调查报告，超过全部背景调查报告的40%——这让加拿大皇家海军录用德马拉的失误显得微不足道。这不是一个坏苹果的问题，而是整棵苹果树的问题。有这样的树，才能长出这样的苹果。
做完了吗？你的字母Q是朝向哪边的——那个小尾巴是向右还是向左？着名无神论者、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详细描述了这项测试。他表示，这个测试可以测出一个人的“自我监视”倾向。如果你画的Q尾巴向左，也就是方便他人认出来，那就说明你是一个有高度自我监视意识的人。这意味着你更在意自己的形象与感知——在意他人如何看待你。为了达到目的，你可能会更愿意操控现实——哪怕只是轻度的——来给他人留下更好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骗术高手不过是在我们日常的无害谎言上更进了一步而已。剽窃者、谎话精、话术大师和伪装者会尽一切可能给他人留下好印象，展现出最有魅力的一面，然后利用这一点获取利益。
我们都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如果认为大多数人会对我们的行为感到不满，我们就不会去违反规则。与其说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倒不如说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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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公司的行为标准、文化或者说环境——什幺可以做，什幺不该做——必须用清楚明白、毫不含糊的方式传达给员工。否则，那些有欺骗倾向的人就会很容易把罪恶念头付诸行动。“高层的态度至关重要。”以处理欺诈案手段强硬着称的纽约南区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说，“虽然是老生常谈，但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在职业骗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会自己创造机会行骗，外部环境仍然是很重要的。在一个监管不严的基金公司中实施欺诈的交易员在其他地方却可能是正直清白、遵纪守法的。
你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认出骗子，把他从与你产生交集的人中分辨出来吗？是否有某种征兆，可以让骗子泄露身份，让人知道他品行败坏、试图欺骗他人？既然我们人人都有欺骗的潜质，也都有过欺骗他人的经历，你也许会认为我们都慧眼如炬，能轻易地识破他人的谎言，从人群中揪出骗子。就好像小时候，妈妈总是能知道我们何时在说谎——我确定我妈可以看透我的思想，于是就藏在家具或书本后面，以防她的“精神射线”穿透我的脑壳——因此我们长大以后，也相信自己很有把握能拆穿他人的谎言。
对于这种结果，实验早有预见。一项针对市场人士的研究发现，企业的道德体系会对其中具有较高行骗本领的人（特别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是否会真正采取行动造成影响。与那些结构松散、道德标准不明确的公司的员工相比，道德标准更高、组织结构更严谨、不轻易允许员工任意妄为的公司的员工进行欺诈活动的可能性要低得多。
多年以来，人们传说面部表情和身体上的小动作可以泄露内心的秘密。这个传言近年来已被实践检验。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的心理学家查尔斯·邦德（Charles Bond）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研究谎言心理学。他在2006年召集了一个研究团队，对来自75个国家的受访者进行了调查。这些受访者使用43种不同的语言。他的目标是要发现是否存在普适性的谎言特征——也就是能让无论文化背景如何的绝大多数人一致认为属于说谎者的特征。在其中一项以来自58个国家的受访者为对象的研究中，调查者对超过2300人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他人在说谎？”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人都提到了“回避注视”。说谎的人不敢看对方的双眼。28%的人提到说谎者神态紧张，四分之一的人提到说谎者前言不搭后语，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说谎者会做出让自己露馅的动作。略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认为面部表情与叙述不连贯出卖了说谎者。近五分之一的人则认为说谎者会使用“呃”“啊”这样的语气词，而且说话结结巴巴。同时，他们还会脸红，他们的不诚实会表现在脸上。
犯罪倾向与机遇同时出现时，骗子就诞生了。据一些消息人士透露，这就是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现在已经恶名昭着的对冲基金SAC资本顾问公司内长期充满内幕交易——金融人士变成骗子——的原因之一。“你会觉得那并不太坏，因为他人都试图分一杯羹。”一名熟悉这家基金公司的消息人士透露说，“我觉得不太可能案发，不然的话现在早就该有人被抓走了。”对于SAC公司，他说：“公司高层从未有人用小孩子都能明白的语言说过这样的话：‘别去犯法。别去骗，别去偷——我们不能这样做。’”“有传闻说，一名应聘者曾在其上一家公司进行内幕交易，但他还是被雇用了，尽管公司的合规官对此表示反对。结果被录用后没过几周，他就开始进行内幕交易了。”
另一项实验过程相反。在这项测试中，受试者要从一系列行为中找出他们认为与说谎有关的行为。结果，近四分之三的人选择了回避注视，三分之二的人选择了改变姿势，另有三分之二的人选择触碰自己身体或是搔痒。62%的人指出，说谎者会把故事讲得很长。参与这项测试的人来自63个国家。
对大多数人来说，要从合法营生发展到行骗，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先天条件，即由精神变态、自恋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等特质所决定的潜在犯罪倾向；其次是机遇；第三是一个貌似合理的原因。举例来说，在公司欺诈案中，极少有人会平白无故地实施诈骗。一项研究表明，大约三分之一的犯罪者并非单纯想去跨越法律的边界（犯罪倾向），他们会察觉到有竞争性的销售环境（机遇），并决定做些什幺让自己脱颖而出（理由）——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试图偷工减料抄近路，并把这种举动合理化、必要化的企业文化与氛围。
的确，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谎言有着普遍的认识。唯一的问题是，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莉安·滕·布林科（Leanne ten Brinke）主要研究欺诈行为。她指出：“实证文献无法证明这些认识的正确性。”这些认识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们对说谎者表现的预期。我们希望说谎者能表现出坐立不安、吞吞吐吐、支支吾吾、前言不搭后语、脸红心跳等等特征。我们希望说谎者眼神飘忽不定。他们理应感到羞耻，想拼命躲藏。5岁的儿童都知道，东张西望是说谎的标志。实际上，如果事先知道某人在说谎，我们会更容易发现这个人故意避免注视我们，但这种预期与说谎者的实际行为不符。我们希望他们感到羞耻，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有这种感觉，也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把这种感觉完美地隐藏起来。
我们现在知道，胎儿在子宫内的时期对于基因组表观遗传标记（即决定基因表达方式的甲基化模式）的发展至关重要。法隆认为，除了这个时期以外，从出生到三岁的时期对一个人在未来是否会成为精神变态者也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在这段时期，儿童会自然掌握所谓的复杂适应行为，如处理恐惧情绪、微笑、与周围的人和事物进行互动的能力。但有时这种发展过程会被打断，特别是在面对压力的时候。理论上，在家中或学校里发生的某个造成创伤或形成压力的事件可能在打断正常发育的同时，让一个人基因中先天带有的精神变态特征凸显出来。德马拉在家道中落、被迫搬出童年居所后就显现出了这种特征。但如果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一个本来会成为职业骗子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一名广受尊敬的神经科医生。
我们对说谎者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按滕·布林科的说法，“匹诺曹的鼻子”是不存在的。我们虽然很有信心，但分辨谎言的成功率其实跟掷硬币也差不了多少。这种差距显然就是造成我们辨别谎言能力不高的原因之一。
现在，法隆仍然认为基因确实起了作用，但一个人童年的某个重要时期——也许会显示出一些征兆但没有具备全部特征的时期——却能决定这个人是否会成为完全的、临床意义上的精神变态者。如果运气好，这个人就会像法隆或者这本书中提到的部分骗子那样，成为一名高功能精神变态者。而抽到了下下签的人则会成为一名暴力精神变态者，成为被关进监狱甚至坐上电椅的重犯。
保罗·艾克曼的研究不仅限于谎言的流行程度。他的工作更多地集中在研究辨别欺骗行为的能力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工作中，他向超过1.5万人播放过录像片段，录像中的人或在说真话，或在说假话，话题范围涵盖感情问题、对目击的盗窃行为的描述、政治看法和未来规划等方方面面。结果受试者辨别真假的成功率约为55%，而这些真话或谎言的内容对成功率几乎毫无影响。
法隆曾是精神变态基因决定论的坚定支持者。他曾声称，精神变态与否和其他众多身心条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运气决定的。如果你有个精神变态的大脑，只能说明你抽到了下下签。然而，在自己的大脑出现了这种问题后，他决定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事实是否像他一直以来认为的那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呢？
艾克曼发现，有一个特征确实对分辨谎言来说是有效的：微表情，即持续时间极短的面部表情运动。微表情的持续时间平均仅为二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秒。要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微表情是非常困难的。微表情背后的理论其实很简单：说谎比说真话更难。因此，在说假话时我们的思维会更紧张，因此可能出现“漏洞”，也就是这些不顾我们自身意志而瞬间暴露的表情。
后来，故事的结局被法隆写进了《天生变态狂》（The Psychopath Inside）一书。结果没有错，这份扫描图就是他本人的。
但是，微表情十分复杂，而且持续时间过短，未经训练的人难以发现。在艾克曼的1.5万名研究对象中，只有50个人能够持续发现微表情的存在。大约95%的普通人会完全忽略微表情。而在这个充满了网络虚拟骗局和电话骗局的世界里，微表情对识别骗子更是毫无助益。而且事实证明，就算我们能够解读每一个微小的特征，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更好地分辨出我们之中的说谎者——如果这些说谎者技艺精湛，具备伪装大师的资格，就更难以辨别了。
通常，实验室研究的结果都是匿名的，以防实验员知晓受试者的身份。但这次法隆决定破例行事。他需要知道这幅扫描图主人的身份，以便把这份资料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他请一位技术人员找出了扫描图主人的身份。
去年夏天，我与艾克曼研究中那50个“人类测谎仪”中的一人进行了交谈。这位女士名叫蕾妮，她表示自己的工作十分敏感，无法透露更多信息。现在，她在为执法部门做顾问，并为相关人员提供辨别谎言的培训。她承认，在面对经验丰富的骗子时，她也不是百战百胜。她现在要对付的人不是心理研究录像带上的说谎者，而是以说谎为生的人，这些人是真正的欺诈高手。“这些人并不容易看透。”她告诉我。他们可不是门外汉，而是行家里手。对他们来说，说谎并不会让他们不舒服或劳神，或者让他们感到任何不习惯。说谎是他们的本行，并逐渐成了他们的习性。以精神变态者为例，蕾妮表示：“聪明的精神变态者是说谎的大师。”比如泰德·邦迪⑤（Ted Bundy）。“他让我害怕，感到不舒服，”蕾妮耸耸肩说，“像他这样的人有一种令人信任的魔力，但其实冷酷无情。智慧过人的精神变态者是我真正的对手。”她还提到了其他几个人，包括绰号“冰人”的着名连环杀手理查德·库克林斯基（Richard Kuklinski）。“你看过他的采访就知道，他真是冷酷到了骨子里。”蕾妮说。通常，她对自己的判断力很有自信。但即使是对最敏锐的判断者来说，这些最厉害的说谎者也很难对付。
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无意中发现自己是一名精神变态者。当时他在同时进行两项研究：一项是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脑部扫描图的大型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把自己和家人的脑部扫描图片作为“正常”的对照组；另一项较小型的研究则是针对精神变态者的脑部扫描图片的。他在翻阅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扫描图片时，有一张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张图片中的大脑具备了精神变态者的全部特征。很显然，有人搞混了，把精神变态者的脑部扫描图放进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资料里。
蕾妮的技能并不容易学习。“我不认为自己的能力是可以通过培训教给他人的，”她承认，“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早就会这样做了。我能教给他人这方面的知识，但他们无法达到我的水平。”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举出上面这些事实只是进一步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政治家、律师、商人、广告人、市场销售人员不是和骗子差不多吗？但真相是，真正的骗子不是天生的，他们也是后天环境造就的。科学界流传着一句谚语：“基因装填子弹，环境扣下扳机。”这些人格特质其实可以被轻松地用在不那幺阴暗的地方。成为骗子并非命中注定。马基雅维利主义、精神变态或是自恋情结也不比领袖气质或铁石心肠等性格更容易造就一名骗子。
艾克曼还指出，不只是说谎，很多其他情况也可能造成精神负担。所以即使有微表情这个武器，也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一个人是否在说谎。我们能够发现对方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却无法确知这种压力从何而来。我们可能会因为其他事情而感到担心、紧张或者焦虑，这也正是测谎仪不可靠的原因之一。我们的生理机能与面部表情一样会被压力影响，但这种压力不一定来源于说谎。这种情况有时预示着谎言，有时则预示着其他方面的精神负担，比如紧张、疲劳或是情绪沮丧。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确定精神负担的来源。
具有黑暗三角人格者更容易走上操控他人的道路——克里斯蒂与盖斯发现，医生这一行中的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总是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这个领域的核心就是精神控制。而在另一项针对学生的研究中，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选择商业和法律专业的比例比其他专业都高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把对他人的控制行为发展到一般人无法接受的程度。
如果对象是一名欺诈高手，测谎工作就更困难了。艾克曼表示：“谎言是在不进行告知的前提下对目标的蓄意误导。”更何况，一个人说谎越多，就越不会表现出哪怕是最微小的破绽。
谢尔比·亨德（Shelby Hund）与劳伦斯·琼科（Lawrence Chonko）对一千名职业市场营销人员进行了马基雅维利量表测试，结果发现超过10%的人得分都在最高的范围之内，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平均值。换句话说，这些人是最易具备操控他人与欺骗等特质的。然而，他们所在的行业却是合法的。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罪犯，更遑论“犯罪界的贵族”了。
那些以测谎为职业的专业人士也并不总能胜任这份工作。2006年，斯蒂法诺·格拉齐奥利（Stefano Grazioli）、卡里姆·贾马尔（Karim Jamal）和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设计了一个电脑模型来审查财务报表的真伪——通常，这是审计员的工作。他们的软件对假账做出通报的正确率为85%。作为对比，审计员们只发现了不到一半（45%）的假账，尽管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水平颇具信心，而且对常见的假账特征也烂熟于胸。结果发现，审计员的感情成了阻碍他们做出正确判断的绊脚石。他们在发现一份可能的假账后，总会回想起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案例，而当时存在完全合理的解释，于是他们认为这次也是可以解释的。他们这种假设会给做假账者不应有的宽容。他们的逻辑是：大多数人不会行骗，因此这个人也不会。
但是，德马拉这样的人只是少数。事实证明，一个人可以具备全部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征，甚至有更多的性格缺陷，却不会走上诈骗的道路。在骗子中不乏精神变态者、自恋者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但这些人在很多合法行当中同样比比皆是。正如毛雷尔所说：“诈骗犯是法外之徒，但同样要记住，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身家清白的栋梁之材比起他们也相去不远。”在领导者与知名人士、华尔街高管、政治家、法律精英等群体中，如果进行测试，你会发现精神变态者与黑暗三角人格的拥有者所占比例之高，会让黑尔估计的1%显得天真。
实际上，即使你知道自己在找什幺，也可能会发现结果不尽如人意。2014年8月，康奈尔大学的戴维·马克维茨（David Markowitz）与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Hancock）对社会心理学家戴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的论文进行了分析。他们选择斯塔佩尔是有原因的。在三年前的2011年9月，斯塔佩尔被揭发存在大规模的学术造假行为。2012年11月调查结束后，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他的55篇论文存在造假行为。这些论文中，有的数据经过篡改，而在部分极端案例中，整篇论文都是捏造的。斯塔佩尔从未进行过他所声称的大量研究，他只是对自己的理论无比自信，并编造出了支持这些理论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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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维茨与汉考克对这些造假论文的语言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与正常论文相比，捏造的论文会用大量篇幅来描述研究工作本身——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的准确性。由于没有实质内容，作者就会努力让论文看起来像那幺回事：运用华丽的辞藻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试图转移他人对空洞内容的注意。（我们在大学写论文时可能都做过类似的事来掩盖自己读书不认真的证据。）不过，这种语言分析的方法虽然十分有效，但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在斯塔佩尔的论文中，有近三分之一不符合马克维茨和汉考克的分类方法。28%的正常论文被误认为是捏造的，另外29%的伪造论文没有被检测出来。一个真正的骗术高手，即使在论文中也能出色地掩盖造假的痕迹。即使我们对他造假的方法了如指掌，在利用这种方法搜索欺骗的证据时，也常常会感到力不从心。
实际上，真正的“艺术”体现在这里：就在这起不愉快事件发生后，朱蒂告诉罗伯特，不要再让弗雷德踏进他们的家门。但她的决心最终也被感化了。就在这位伪装大师离开他们家几年以后——这期间他还控告克里奇顿和兰登书屋拒绝向他支付稿酬——朱蒂竟然放心地把自己年幼的女儿交给德马拉照顾。
为什幺会这样呢？如果我们能更准确地识别骗子，无疑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让我们的信任被他人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了，难道不是吗？
德马拉并未因他在朝鲜战场上被揭穿的经历而气馁。恰恰相反，他变得越发胆大妄为。罗伯特·克里奇顿开始为他写作传记时，这位伪装者花了好几天时间说服克里奇顿让自己为其怀孕的妻子接生。他向克里奇顿担保，自己会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明明可以找到专业人士，为什幺还要靠一个骗子呢？当然，克里奇顿心知肚明，德马拉没有受过任何医学教育。但他也确实救了那些士兵的命，而且他还读了那幺多医书——可能比一般的医生读得还认真。德马拉越是花言巧语，克里奇顿禁止他接近自己妻子的决心就越是动摇。最后，是克里奇顿的妻子朱蒂拒绝了这个建议——德马拉诚心诚意地直接对她提出了由他接生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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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真相到底是什幺，骗子到底是精神变态者、自恋狂还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抑或三者都是呢？德马拉似乎同时具备这三种特性。常有人说医生扮演着上帝的角色，德马拉把这一说法发扬到了奇特的极致。一个人要多幺自负和自信，对他人的生命多幺漠不关心，才敢在毫无资质的情况下伪装成医生，进行多台手术，成为全船数百人唯一的医疗资源？这已不仅仅是自恋，而且是精神变态到极点的行为了：他手握无数人的生杀大权。这个人又具备多强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心态，才有本事欺骗整个国家的军队，操控其他医生、船长和士兵，让他们相信他是货真价实的医生？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大多数人是不会骗你的。我们不善于识别骗局，是因为信任他人对我们更有利。比起熟练地拆穿骗局，信任是更具进化优势的道路。人是天生容易相信他人的，我们必须如此。在婴儿时期，我们必须要相信，抱着我们的大人会照料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和欲望，直到我们长大，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为止。我们一生都不会放弃这种信任。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莱默（Roderick Kramer）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学生们玩一个信任游戏。一些学生直接参与游戏，另一些则被告知，他们的伙伴是不诚实的。结果克莱默发现，我们的本能是去相信他人。比起一无所知的学生，那些得到特别提醒的学生会对可能的不诚实行为予以更多的注意。实际上，游戏参与者的表现一直没变，但这种表现在不同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除非被特别提醒，不然大家都认为这种表现是诚实的。
由此或可见，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变态一样，使人们更倾向于做出骗子式的行为，并让他们精于此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德尔罗伊·保豪斯（Delroy Paulhus）专门研究黑暗三角人格。他指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概念比“精神变态者”更能准确描述骗子的特性。“显而易见，道德水平低下的股票经纪人，如伯尼·麦道夫之流，并非精神变态者。”他写道，“他们是一群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利用蓄意的、有策略的手段从他人身上攫取利益。”
这种本能是有好处的。研究表明，这种所谓的“普遍信任感”越高的人，身体一般也越健康，同时也越容易感到幸福。人民具有高度信任感的国家经济发展得更快，其政府机构也更加稳定。容易相信他人者更可能去创业或做志愿工作。此外，一个人越聪明，也就越容易相信他人。两名牛津大学的心理学家在201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普遍信任感、智力、健康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与一般人相比，语言能力较强的人相信他人的可能性要高34%；理解能力较强的人相信他人的可能性要高11%。具有较高信任感的人身体健康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高7%，感到“非常幸福”的可能性也要高6%。
一项早期研究以11名不同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样本，其中有学生、大学教师、父母、孩子、运动员、精神病院员工、商业公司雇员等。研究发现，这些人更喜欢虚张声势，欺诈哄骗，讨价还价，迎合他人。同时，这些人在做这种事时也更容易成功。在另一项研究中，具备马基雅维利主义思维方式的人比其他人所说的谎言更具说服力：人们观看受试者否认自己偷过东西（一半人确实没偷过，另一半人在撒谎）的录像，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获得信任的次数远远高于其他人。在第三项研究中，商学院的学生要决定是否要付给某人回扣。这种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他们会分别得到一个给出回扣的理由。当这个理由的成本效益较高时，在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人会更容易接受并给出回扣。
至少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对他人过于乐观的态度不失为一件好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比面对事实更好接受。你穿什幺都好看。你今天容光焕发，即使昨晚失眠。对方没有接受你的邀请真的是因为无法脱身。你的投稿或是想法遭到拒绝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够出色，而只是因为“不太合适”。还有很多类似的无害谎言，我们每天都要听几十遍而不会去过多琢磨。它们会起到“社交润滑剂”的作用。
在心理学语境中，“马基雅维利主义”指的是一系列特定的属性，具备这种属性的人会为达成其目的而操控他人——这几乎是对骗子教科书式的定义。北卡罗来纳大学市场学教授理查德·卡尔胡恩（Richard Calhoon）在1969年曾发表论文，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定义为“采用侵犯、操控、剥削他人等不正当手段以达到个人或组织目的”的人。1970年，为研究领导者操控人心的倾向，两名心理学家——理查德·克里斯蒂（Richard Christie）和弗洛伦斯·盖斯（Florence Geis）发明了一种名为“马基雅维利主义量表”的测试方法。在这份问卷中得到高分的人，即“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在社会中往往也是操控他人的高手。在一系列研究中，当一名高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与一名低危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处于相同环境下时，前者几乎在所有情境中都领先于后者。后者会受到感情的阻碍，而前者则不容易受到类似的困扰。
对谎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但能让我们感觉良好，还会让我们表现得更好。1991年，乔安娜·斯塔莱克（Joanna Starek）和卡洛琳·基廷（Caroline Keating）对纽约州北部的一支大学游泳队进行了跟踪观察。她们想知道，那些更善于自我欺骗、忽视负面刺激、把模棱两可的证据当成好消息的选手会不会比那些诚实敏感的人表现更好。她们让每位选手填写了关于自我欺骗的调查问卷。这份问卷是心理学家鲁本·古尔（Ruben Gur）和哈罗德·萨基姆（Harold Sackeim）在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填写问卷后，选手们要接受“双眼拮抗”（binocular rivalry）测试。在这项测试中，选手的两眼会同时看到不同的单词，他们要快速说出自己看到的词。最后，她们让教练公布了获得东海岸游泳与跳水比赛参赛资格的选手名单。两名研究者发现，那些擅长自我欺骗的选手更可能获得参赛资格。最成功的人不是把这个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人，而是那些善于把这个世界看成他们心里想要的样子的人。而这种符合心目中理想的世界正是骗子竭力想让我们相信的。
不过，也许能更准确描述他行为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这种人格几乎与欺骗画等号，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和最着名的骗术高手的故事中都能找到这种特征，两者都冷酷无情而极具成效。
这是多幺具有讽刺意味：有利于我们获得成功的特点也恰恰能让我们更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我们天生容易相信他人。越是容易相信他人的人就越容易成功，同时也越容易不自觉地成为欺诈游戏的理想参与者——也就是完美的猎物。
自恋会导致浮夸、自命不凡、自我膨胀、过高的价值感和操控他人等。简言之，这似乎说的就是弗雷德·德马拉。他不甘屈于人下，迫切需要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不惜一切代价去达到这个目的。自恋者会不择手段地维护自己的形象。正是因此，弗雷德才会去糖果店行骗，以避免在同学面前丢丑——这算不上什幺伟大的骗局，而是这种自我中心倾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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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精神变态只是所谓的“黑暗三角”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另外两个特征——自恋（narcissism）与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也能够解释我们在骗子身上所常见的很多特点。
人们常说，诚实的人不会受骗。但在精心策划的骗局面前，这句话没什幺道理。诚实与否和会不会受骗并无关联。毕竟，诚实的人也往往最容易相信他人。而我们已经知道，在骗局中，信任恰恰是受害者最大的弱点。
从某个层面上看，数据似乎显示骗子和精神变态者之间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如果一个人身上存在与精神变态相关的神经缺损，他们就会表现出显着的精神不正常行为——同时也会表现出显着的骗子式行为。在创伤研究中，早期受过额叶极皮层和腹内侧皮层——这两个区域与精神变态相关——损伤的人会表现出与精神变态者和骗子极为相似的行为和性格变化。比如，有两位此类患者在研究中出现了说谎、操控他人及破坏规则的行为。他人对他们的描述是“缺乏同情、内疚、悔恨、恐惧等……对其行为的违法性毫不关心”。如此看来，精神变态这种生物学上的病态体质可以导致很多骗子式行为的出现。
人们还常说，每分钟都有一个白痴出生。白痴、傻瓜、笨蛋、蠢货……人们给这种人起了各种各样的称呼，但到最后，只有一种称呼是最合适的：受害者。骗子的猎物并不比其他人更贪婪，也不比我们之中常常反躬自省的人更不诚实。他们只不过是普通人而已。
黑尔指出，精神变态者大约占男性人口的1%，而在女性中则极其少见（但并非为零）。这意味着在你遇到的每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个人可能在临床上被诊断为精神变态者。但这个人是否也会是天生的骗子呢？
罗宾·劳埃德并不想一夜暴富。她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大学生，认为自己一时交了好运。1982年，罗宾第一次来到纽约市。她自小在乡下长大，当时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史密斯学院念书。她从未憧憬过大都市的生活，不过一位在布朗克斯区长大的纽约同学邀请她到城市过周末时，她还是很兴奋的。虽然囊中羞涩，但她还是觉得值得去玩一趟。
罗伯特·黑尔的“精神病态症状清单（修订版）”（Robert Hare’s 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是鉴定反社会与精神变态行为时最常用的评估工具。这份清单对责任感、悔恨感、病理性说谎、控制欲、狡猾心理、性滥交、冲动情绪、外在魅力、浮夸外表等特点进行评估，如果得分很高，就说明受测者属于精神变态，或者具有“受苦的灵魂”——很多人会这样说。精神变态者的一个显着标志就是无法像其他人一样处理感情。对于一个真正的精神变态者来说，他人的痛苦毫无意义。他们没有同情，没有悔恨，没有内疚。面对会让大多数人感到震惊的事物，如可怕的图片时，精神变态者的脉搏保持平稳，汗腺分泌正常，心跳不会加速。在一项对临床精神变态的研究中，面对困难的道德抉择时——例如，假设掐死一个哭闹的婴儿就能拯救整个村庄，而不这样做的话，包括婴儿在内的全村人都会遭到不幸——精神变态者无法与非精神变态者产生相同的情感活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心力交瘁的选择。在寻求答案的思维过程中，大脑中负责感情的区域会与负责功利性思考的区域交战，而精神变态者的大脑中则不会有这种交战。他们会显示出极端的冷漠无情。
在这次旅行的头一天，罗宾和她的朋友从布朗克斯区走到了百老汇。这段旅程充满了喧嚣与吵闹，令她十分兴奋；同时还有一点危险，这也让她感到有点刺激。“要记住，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纽约还没成为像现在这样干净整洁的全球性大都会。”罗宾在与我共享纽约式咖啡时这样说，此时她早已成为一名纽约人。所有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希望，她从未发现还有这种生活方式。就在那时，她们发现人行道上有个大嗓门的男人坐在一个纸壳箱旁边。他用手中的三张纸牌玩着一套把戏，两手上下翻飞地把纸牌翻来覆去。这把戏还能赚钱，看上去是某种赌博，如果你眼力够好，似乎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让赌资翻倍。你只要看准纸牌，押对正确的那张——他们的说法是“跟着女士走”。“我记得自己就像看马戏的小女孩，被他的花言巧语迷住了。他向我们展示赢钱是多幺容易，只要下注20美元，就能轻松翻倍。”罗宾并没有轻易地下决定。她口袋里只有两张宝贵的20美元钞票，而这点钱是她两天旅行的全部预算。“当时我连冬天的大衣都没有。”她回忆道，“我甚至舍不得花3美元去买瓶可口可乐。”当时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她只穿了高领衫、卫衣和牛仔外套。“我当时还算过得去，但也只是勉强能生存而已，毕竟我还是个穷学生。”
有一个词被用来定义这种精心规划甚至是与生俱来的冷漠无情特质——精神变态（psychopathy），意味着从根本上缺乏对其他人的同情心。这是生物学上对极致的冷漠无情的定义。但是骗子真的符合这种描述吗？把德马拉这样的骗子说成医学上的精神病真的公平吗？还是说，他们只不过和我们一样，只是更加阴险狡诈一些罢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谎言与骗子所设的骗局之间有本质区别吗？还是说，两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然而，这个喋喋不休的男人显得十分真诚。他简直像是看到了罗宾的难处，想要给她点儿钱，帮她渡过难关。而且罗宾还目睹了一个幸运儿轻轻松松地让自己的钱翻了一番，兴高采烈地离去的情景。她决定赌一把。她十分紧张，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放下了一张20美元的钞票。“不出所料，我赢了。”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但正当她要拿走自己的收获时，那个男人叫住了她：难道不想再翻一倍吗？“当时我太兴奋了，浑身充满了力量。周围站满了人，我一心想要再赢一把，而且信心十足。”于是，她同意了男人的请求，把自己最后的20美元也拿了出来。
然而，有一种人是例外。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可能进化成了另一种生物，他们利用他人的善意攫取利益，凭借着冷漠无情的特质成了骗子。这些人对他人毫不关心，他们对自己造成的痛苦完全无动于衷，只要获利即可。这其实很合理：如果你身边的大多数人基本上都正派体面，那幺你就可以尽情说谎、欺骗、偷窃，并与他人和平相处。但这只在少数人采用这种手法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人人都这样做，社会就会自我毁灭，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在少数人具备精心规划的冷漠无情这种特质时，它才能算作一种生存策略。正如研究反社会行为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阿德里安·瑞恩（Adrian Raine）所说：“当在社会中占比重较低时，持续的不道德行为可被理解为一种可选的、有利于进化的策略。阻止不道德行为的情感体验的缺失，以及对欺骗和摆布等手段的运用，可以让一个人在一生中持续行骗而不被发现。”
钞票离手的刹那，她就后悔了。“我心想，不妙，我可输不起那幺多钱。”但在那一瞬间，她又真心相信自己能把所有的钱都赢回来。“结果就在那一局，我输了。”她没钱再加注了，因此尽管那个男人表示同情，劝她再来一次，转转赌运，已经身无分文的她也只能掉头走开了。那天晚上，她们去哥伦比亚大学拜访了一位朋友，几个女孩叫了中餐外卖。这本来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地道的纽约人都会这样做——但罗宾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件事：她该怎幺付她那份3美元的餐费呢？
在《欺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Diddling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Exact Sciences）中，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指出了骗子的特点：“谨小慎微、自私自利、不屈不挠、足智多谋、胆大包天、冷漠无情、别出心裁、傲慢无礼还有皮笑肉不笑。”④现代心理学尤其赞同其中一点，即冷漠无情。一般来说，人类已经进化成为相互协作的物种。我们互相信任，互相依赖，就算带着装满钞票的钱包走在街上也不必担心有陌生人会来行抢，上床睡觉时也十分笃定不会在梦中被人杀害。天长日久，我们的情感也随之进化，变得支持这种人际关系。我们对他人施以援手，自己也会感到温暖舒适。反之，如果我们说谎、欺骗或是伤害了他人，自己也会感到耻辱与内疚。当然，我们时不时也会脱离常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正派、体面——或者说，表现了冷漠无情的对立面。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心他人，也知道他人会给予我们相当程度的关心。若非如此，整个社会将分崩离析。
三牌赌局是历史上最长寿也最有效的骗局之一。在30多年后的今天，纽约的一些街区还在上演这种骗局。我们会把这种骗局的受害者看成一帮乡巴佬：哪有脑子正常的人会上这种当？就连罗宾自己也这样想。她说自己是个傻瓜，承认自己为如此容易受骗而感到羞愧。她还说：“我可能也是活该。”但这是事后诸葛亮的想法。在当时，事情可没有这幺简单。罗宾受过良好教育，也很聪明——她如今是《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的编辑。她看人也颇具眼光——她的专业是社会学。她生活节俭，并不会因为心血来潮而冲动行事。她不符合一个“白痴”的典型特征。但是，她所面对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和所有骗术高手一样，三牌赌局的庄家都有察言观色的能耐，同时也是演戏的行家。他们巧舌如簧，能让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甚至不可避免。他们知道对什幺样的人该说什幺样的话，知道这些话要如何出口，知道什幺时候该让对方赢一把，如何让这个骗局看上去像是考验技巧的游戏——关键在于正当的技巧，而非一场冒险的赌博。对于从未听说过贝壳游戏（与三牌赌局类似，不过你要盯住的不是纸牌而是贝壳，最后要猜小球在哪个贝壳下面）或者纸牌团伙（一伙人互相配合让骗局更逼真）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危险的圈套。我告诉罗宾，她看到的那个赢钱的幸运儿也是个骗子，是纸牌团伙故意安插的托儿，专门为了引诱旁观者上套。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时至今日，她还是没弄明白这个骗局的门道。“我心中理智的那一部分告诉自己我上当了，但还有一部分让我感觉我只是不走运。”
骗术高手都是邪恶之徒，他们心怀鬼胎，毫无道德——真是这样就好了，这会让世界变得简单得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坏人，然后就能无忧无虑地生活了。然而，现实却比这麻烦得多。
多年以来，很多研究者都试图找出骗子的理想猎物——容易上当的人——与不易受骗者之间的区别。人们希望准确地找出那些容易让人受骗的缺点，并一劳永逸地改掉它们。为一切形式的坑蒙拐骗注射预防针，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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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认为，容易受骗的人有一些鲜明特征。北美商业促进会的代表们曾接受一项调查，调查内容显示了诈骗案受害者与非受害者之间的区别。调查结果显示出了一些规律。容易上当、对他人天生信任、耽于幻想与贪婪被认为是受害者有别于与其他人的几项特质。此外，受害者还被认为不太聪明、受教育程度较低、较为贫穷、容易冲动、知识水平与逻辑思维能力较低。另外，年龄较大者也更容易受骗：老奶奶总比年轻人好愚弄。但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吗？
伪装者的生涯是否是他的命运？他是一个天生的骗子吗？
结果发现，一个顶级骗术高手能把上面所有的看法都推翻。我们自以为对受害者的特征了如指掌，自以为知道什幺样的人会成为骗子的目标——这些想法错得离谱。
从那时起，直到15岁辍学进入一系列宗教团体为止，弗雷德·德马拉都被人称为“糖果屠夫”。也正是在那时，他距离首个完善的骗局已经仅有一步之遥：盗用一个毫不知情的学生的证件，试图进入海军服役。
2014年，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向美国12个州的1.1万余名成年人发出了调查问卷，旨在发现容易成为网络诈骗受害者的人群具有哪些特点。结果发现，受害者的一些行为具有普遍性，在特定的生活环境下尤为如此。受害者的网络活动更加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会透露自己的更多信息——不光是出生日期、电话号码这种隐私，还有他们的日常活动、地理位置和日程安排，包括去餐厅或商店的签到与推特信息等。这让骗子很容易就能假装认识他们。在一些案例里，骗子甚至直接冒用了他们的身份。
这次没有搞错。这孩子有胆量下这幺大的订单，他家里人当然会为他付账。他必定后顾无忧，否则不可能如此自信地做出这种事。礼盒很快就送到了。一辆满载巧克力的大号手推车来到了圣奥古斯汀学校。当然，德马拉一家是没有办法付账的。
研究人员发现，大多数需要避免的行为都可以算是踩进了典型的网络陷阱：点击弹出的窗口（不要点），打开未知发送者发来的电子邮件（不要打开），使用在线拍卖网站（这有点复杂——有些网站是合法的），接受免费试用请求（不是个好主意），下载应用程序（除非你知道是什幺程序并且信任来源，否则不要下载），以及使用在线支付网站（这个也很复杂——很多支付网站是安全的，但安全链接一旦失效就要小心了）。
结果礼盒没来。也许是订单被弄丢了，也许是店主怀疑德马拉家已经付不起账。不管原因是什幺，如果还有比贫穷更让德马拉痛恨的，那就是被人称为“大话精”的耻辱。他夸口说要带来学校有史以来最大的礼物，但最后却两手空空。他发誓要挽回局面，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店里。这次，他不仅订了大礼盒，还为同年级的每个孩子都订了一份小礼盒。记在他的账上。
问题在于，这个清单只能代表一部分非常具体的骗术，而且这些活动的应用范围远比实际的骗局大得多。研究发现了15种与网络欺诈相关的行为，而每5个经常上网的美国人中就有1个——也就是大约3410万人——进行过其中的7种以上。不过，网络诈骗受害者的人数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如果全美国五分之一的人都成了网络诈骗的受害者，那尼日利亚王子可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⑥
在那个2月的清晨，德马拉想要一鸣惊人，让这些穷苦的天主教孩子看看真正的绅士是什幺样的。于是，他来到了杰克逊大街上的面包和糖果店。这里距离他以前的家不远。他知道，他家在店里还能记账。他订购了最大的心形礼盒，装满巧克力，让店员在3点钟准时送到学校去。
在判断哪些人容易受骗时，寻找其个性上的共同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是环境：关键不在于你是什幺样的人，而在于你的生活当时正处于一个什幺样的阶段。如果你正巧感到孤独或是无助，那幺你就相对容易受骗。同样，如果你正经历失业、离婚、伤病或是其他巨变，或者遇到了财务危机，背上了债务，你也就更容易成为骗局的猎物。实际上，负债者也更容易落入与财务状况完全无关的骗局，比如购买无效的减肥产品等。
德马拉无论如何也不想受穷。“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啊，”他祈祷道，“请不要让我们变穷。如果你实现了我的愿望，我这辈子每晚都会念一遍《玫瑰经》。”但他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
罗宾·劳埃德之所以会成为三牌赌局的受害者，原因之一就是她当时确实缺钱；更重要的是，她脱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如果这两个因素有一个没有出现，她很可能会带着钱包里的40美元直接离开。在当时的情况下，她“相信的意愿”比平时要强烈得多——我需要钱，因此我愿意相信那些钱是触手可及的。她心中的怀疑也比平时弱得多——在新环境下，重新调整对社交信号的解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你此前从未接触的环境之下更是如此。在另一天、另一座城市中，罗宾可能会一笑而过；而在那一天，在曼哈顿，她却落入了陷阱。
圣奥古斯汀学校有一项情人节传统活动。每个八年级学生都要给一名七年级的男孩准备一份小礼物。这是个简单的、仪式性的交换活动，象征着八年级生的成熟转变。然而，弗雷德上到八年级时，他家的财务状况开始急转直下。在他11岁生日后不久，图米–德马拉娱乐公司就倒闭了。再见了，杰克逊大街。取而代之的是市郊的一所老旧的住房。国家大街。
这有一定道理。通常，头脑冷静而富有耐心的人在经历生活巨变时会变得有点儿疯狂——我们会变得更情绪化，更冲动，更爱冒险。而我们之所以能够察觉骗局，靠的正是对自己的情绪与冒险欲望的控制。一项研究表明，爱冒险的人比在风险面前相对保守的人受骗的可能性要高6倍。而在特定环境下，任何人都可能会铤而走险。生活跌入谷底时，人人都想尽快摆脱窘境。在这种情况下，平日里看上去荒诞不经的计划与建议也会突然变得诱人起来。在怒气冲冲时，我们会想找个方式发泄脾气。于是，平日里看上去像是赌博的事情也突然变得值得一试。受害者不一定是愚蠢或贪婪的。只是在骗子出现时，受害者恰巧正处于感情上最脆弱的时候。冒险和冲动不一定是我们性格中的固定特点，它们可能在特定环境下支配我们的情绪。
他的行为很快就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于是父母就让他转到了一所天主教学校——圣奥古斯汀学校。正是在这里，他收敛了直接的暴力，改用了一种更加狡猾的行为方式。
总体上说，受害者比一般人更容易相信他人。一项针对诈骗案受害者的研究发现，情绪脆弱的人之所以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有两个主要原因：他们更加乐观，也更加虔诚。换句话说，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也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但话又说回来了，我们大家不是或多或少都会这样想吗？
弗雷德并不特别受人欢迎，因为他总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但他也没有特别招人讨厌，直到有一天，一个男孩认为他去向老师打了小报告。“我们会在午饭时逮住你。”这名男孩和一个新成立的小帮派对他保证。弗雷德在课间休息时迅速回了家。但在午饭前，他又回到了学校。被那些男孩包围后，他掏出了一把决斗用的手枪。“我要把你的肠子打出来。”他威胁道。后来老师从他的书包里又发现了两把枪。弗雷德被停学了。
你了解得越多，就越会感觉到，即使有生活巨变等特定事件和行为倾向等因素作为区分的标志，我们也未能发现一种能完美概括诈骗案受害者特点的可靠方法。猎物与骗子一样种类繁多，甚至更为多样化。在2011年进行的一项针对700多名诈骗案受害者与1500名非受害者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卡拉·帕克（Karla Pak）与道格·沙代尔（Doug Shadel）发现，不同类型的人会落入不同类型的圈套。不同骗局的理想猎物之间的差异相当大。伯尼·麦道夫的庞氏骗局或者投机机会骗局这种投资诈骗案的受害者一般是受过良好教育、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年龄较大的男性。而伪造彩票骗局的受害者则一般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的人。处方药骗局和冒用身份的典型对象是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单身女性。老年人更可能成为另一种骗局的受害者，欺骗他们的往往是其家人或者关系亲近的人。2012年，“反老年投资诈骗与金融剥削项目”（Elder Investment Fraud and Financial Exploitation Program）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老年人面临的犯罪风险之中，排名前两位的是家庭成员实施的盗窃与财产转移，以及护理人员的盗窃行为。陌生人犯罪排在第三位。
弗雷德可并非出生在国家大街上那所简陋的房子里。他出生于时髦的杰克逊大街。他在艾米丽·G. 韦瑟比学校的同学大多是磨坊工人之子，他因而显得与众不同。他比他人在社会阶层上高出一头，在身高上也一样。那时他就是个大个子了。
在特定的骗局面前，人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就连骗子自己也不例外。实际上，有一类骗子专门找眼高于顶、自命不凡的同行下手。骗术高手通常极为自负——谁能在我最擅长的游戏中打败我呢？——而他们往往会因为这种自负吃大亏。着名诈骗犯奥斯卡·哈策尔（Oscar Hartzell）曾在数十年间从上万人手中骗取了数百万美元，我们之后还会详细讲到他的故事。他在伦敦时，曾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有趣的广告——一个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降神会。这激起了他的兴趣，于是他去一探究竟。那里有一位圣约翰·蒙塔古小姐，她通过水晶球为哈策尔描述了美好的未来。很快，他就开始每周去拜访蒙塔古小姐3次，为她奉上数千美元的咨询费。蒙塔古意识到自己钓上了大鱼，于是雇了一名私家侦探跟踪哈策尔，结果很快发现了他的肮脏生意。在接下来的3年中，她利用侦探查明的信息又从他身上榨取了5万美元——这位见多识广的骗子就这样输给了他的女性同行。
费迪南德·沃尔多·德马拉二世——我们的老朋友，朝鲜战场上的海军军医西尔医生——于1921年12月12日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劳伦斯。他是当地一个富裕家庭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男孩。他的母亲玛丽·麦克奈利来自马萨诸塞州萨勒姆，是在最严格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中长大的。他的父亲老费迪南德是法裔加拿大人，也是南下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他来美国寻找财富，到小弗雷德③出生时，他已经在电影业挖到了第一桶金。开始时，他只是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一个小小的电影放映员。但几年以后，他就攒下了足够的钱，开始梦想能拥有自己的电影院。在劳伦斯，他遇到了一位愿意资助他的当地人。不久后，图米–德马拉娱乐公司（Toomey-Demara Amusement Company）的第一家电影院——皇宫电影院就开业了。这家影院大获成功，老弗雷德似乎天生就是成功人士。后来，德马拉的母亲回忆说，他是“少有的那种拄着手杖、穿着鞋套还不像个白痴的人”。
猎物与骗子之间也可能相互转变。2003年，一对西班牙兄弟购买了一幅美丽的油画，他们以为是戈雅的真迹。但交易完成后，他们却发现那是一幅19世纪的赝品。2006年，法院判决他们可以留下这幅油画，此前支付的2万欧元定金不予退还——这对那幅19世纪的画来说是个高价了。上当受骗后，两兄弟决定吸取教训，并再拿这幅画去骗别人。2014年12月，他们声称这幅画是戈雅的真迹，把画卖给了一位富有的阿拉伯酋长。一名意大利掮客自告奋勇，成了这笔交易的中间人，要为双方保管30万欧元的定金。两兄弟来到了都灵，把油画和佣金交给了中间人，换来了170万瑞士法郎的分期付款合同。两人兴高采烈地去银行收钱时才发现，合同是假的。中间人和“酋长”早已带着油画和真金白银的中介费消失了。猎物成了骗子，结果发现自己再次成了猎物。
国家大街18号是一座小小的、仅有两扇窗宽的奶油色房子，墙上有蓝白相间的百叶窗。嫩草从房子周围的水泥石板中冒出芽来。一个小小的蓝色与奶油色相间的车库，外墙上固定着一个篮球筐。这就是一位伪装大师居住过的地方，尽管他会尽力让你忘掉这一点。
骗子往往会成为最合适的猎物，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会受骗的。这种错觉也出现在很多受害者身上：你越是防备周全，觉得自己不会成为受害者，就越容易信任某个骗子，从而上当。这样的结果就是，在某个领域越是多知多懂，就越容易在这个领域落入骗子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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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州的退休人群在美国各州中受教育程度最高，对欺诈行为也最为了解。这里不像养老胜地佛罗里达那样风和日丽，在这里安度晚年的人都颇具主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常见骗局，包括防护软件与电子邮件过滤软件、信用卡欺诈报警系统，以及一些保护个人隐私的方法，如从不泄露电子邮件地址与手机号码等。实际上，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对科罗拉多州的会员进行调查后发现，欺诈案受害者的百分比只有个位数。大约7%的人曾被冒用身份，6.5%曾成为欺诈案的受害者——当然，这一比例也不算很低，但比起全美平均水平要好得多。不过，下面要说到重点了，那就是典型的投资欺诈案在科罗拉多州造成的损失远高于一般水平。在受害者中，有整整10%被骗取超过10万美元，还有21%损失的金额在1万到10万美元之间。另有25%损失不算太大，低于1万美元。有一半人甚至没有报告自己被骗的金额。他们承认自己受骗了，但不愿说出被骗了多少钱。
谁是受害者，谁又是骗子？这个世界上的伯尼·麦道夫与汉森机长都是什幺样的人？诺夫利特和彼得斯这样的人又有什幺共同的内在特点？是否有典型的骗子——与典型的猎物？
总体而言，这些人认为自己在投资方面所知甚广。超过60%的人涉足股票、债券等证券领域的投资。但这些人却恰恰落入了投资欺诈的陷阱。他们觉得能保护自己，但可想而知，他们的自我保护不堪一击。
19世纪的美国马戏团经理人P. T. 巴纳姆（P. T. Barnum）也许从未说过“每分钟都有一个白痴出生”这种话（他很可能真没说过），但在20世纪早期的骗子中确实流传着另一句箴言：“每分钟都有一个白痴出生，还有一个人去修理他们，一个人去敲打他们。”总有坑等着人去跳，也总有人掉进坑里。
即使是通灵巫师这种明显的骗局，上当的也不只是那些被我们认为好骗的人。“律师、职业运动员、大学教授，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来报案。”专门从事通灵欺诈调查的私人调查员、前警官鲍勃·尼加德（Bob Nygaard）在电视节目《20/20》中如是说。
故事讲到这里，除了彼得斯，人人都明白结局会怎样。三天过去了，里程还没到。四天，五天，六天过去了。没有里程，也没有邮件。彼得斯在一周内被同样的手法骗了两次。在这起案例中，有清楚的证据证明那是个骗局：没有里程。但在涉及概率的情况，像炒股、押注体育比赛或是金融投资中，谁能一口咬定受害者仅仅是不走运呢？
向通灵者寻求帮助的金融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更是如此。“以前人们来问的都是爱、爱、爱，如今则是钱、钱、钱。”在华尔街颇受欢迎的通灵者玛丽·T. 布朗妮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这样说。这位女士来头不小。她可不是那种利用人们恐惧的吉卜赛人。她从7岁起就成了通灵者，当时她看到一位已死的女人在摆放自己棺材周围的花朵。她声称自己劝阻了两名客户接受贝尔斯登公司开出的高薪职位，18个月后这家公司就倒闭了。2008年，和她进行一场对话的价码是400美元。
贝宝还是不能用，彼得斯把说好的650美元电汇了过去。
裘德·德弗鲁克斯是一名畅销浪漫小说作家。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她在罗丝·马克斯身上花了1700万美元。后者是一名活跃在佛罗里达和纽约两地的通灵者。马克斯声称自己能把德弗鲁克斯夭折的儿子的灵魂转入另一个男孩的身体，让母子得以重聚。“现在回头想想，简直太离谱了，”德弗鲁克斯后来承认，“我当时失去了理智。”
四天过去了，里程还没到账。彼得斯终于明白，自己可能上当了。但就在这时，失联的飞行员又出现了。他解释说自己出国了，无法收发电子邮件。但他还留着给彼得斯的里程。妥了，彼得斯当然还要——特别是在遭受了冷酷无情的诈骗之后。他向汉森倾诉了自己的遭遇，汉森对此深表同情。互联网上真是危机重重。为了让彼得斯安心，汉森还给他寄去了一份合同。他是诚实可靠的，彼得斯早就知道了。
这些受害者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他们都是人，而人是会犯错的。
彼得斯着急了。他预定的行程日期近在眼前，但他仍然没买到机票。于是他又开始了搜索。他找到了弗兰克·波尔加，待售里程卖家。波尔加很快回复了他的请求，还在回信中附上了驾照的照片。他证明自己确实真有其人，并不是什幺骗子。通过电话后——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两人开始交易了。在绿点卡（Green Dot card）里存上700美元，里程就是彼得斯的了。（绿点卡是骗子的最爱，这是一种礼品卡，随便在美国任何一个超市或是便利店都能买到。这种卡可以进行充值，任何知道账户的人都能使用卡上的额度。用这种方式转账可以省却电汇的麻烦。）
大卫·毛雷尔是这样总结的：“骗子会探查到人性中的弱点。因此，除非人性能够发生显着的改变，否则骗局的猎物就会源源不断地出现。”
然而，贝宝拒绝了交易申请。彼得斯想，这可真奇怪。他向汉森发邮件说明了错误情况，但机长却没有回应。
那幺，既然人人都是潜在的猎物，骗术高手要如何选出下手的目标呢？他们如何在这场欺诈游戏中选出最合适的猎物——那些上当最快、受骗最深的人呢？在茫茫人海中锁定最完美的猎物，这就是骗子最拿手的本领。这也是欺诈游戏的第一步：料敌机先。阿波罗·罗宾斯（Apollo Robbins）是精于此道的大师级人物。他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仍然手段娴熟，游刃有余，因此被人称为“绅士大盗”。他职业生涯的两大亮点，一是从美国特工处一名成员手中盗取属于最高机密的总统行程，二是在《佩恩与特勒秀》上偷走佩恩手中钢笔的笔芯。罗宾斯在一次晚餐中对我说，他在下手时从不犹豫。首先，他要观察、分析，然后，他才会开始行动。
2007年6月，《石板》（Slate）杂志的记者贾斯汀·彼得斯（Justin Peters）打算想个办法，买到去意大利的低价机票。他手头很紧，但仍然很想去国外休息几个月。然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打算从有意出售航空里程的人手里买点里程，然后用这些里程来获得优惠。他立即上网搜索，看是否有人愿意出售里程。他运气不错，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名叫克里斯·汉森的人。这名飞行员手里有大量里程数，放在网站克雷格列表（Craigslist）上出售。彼得斯很快就在他的帖子下面做出了回复——千万不能让他人抢先一步。他们通了电话。汉森机长听上去博学多闻，亲切友好。“我们的对话使我相信，他是诚实可靠的。”彼得斯后来写道。两人很快达成了交易：650美元，10万英里②，用贝宝（Paypal）支付。就这幺简单。
①纳斯达克前主席，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的制造者。——译者注
伯尼·麦道夫①（Bernie Madoff）行骗至少20年而未被察觉。骗局破产时，他已达70高龄。如果他在被抓住之前就死了怎幺办？不难想象，只要新的投资人不断加入，受害者就不会识破骗局。
②1英里约合1.6千米。——编者注
对骗局来说，同样的法则仍然适用。最高明的欺诈游戏是不会被拆穿的。或者像德马拉的骗局那样，虽然被察觉了，但受害者羞于声张。假设胡迪尼和弗农的故事发生在不那幺公开的场合，如果胡迪尼对他不能识破弗农手法的事保持沉默，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实际上，一个人反复落入同样的圈套并不稀奇。一位名叫詹姆斯·富兰克林·诺夫利特（James Franklin Norfleet）的得克萨斯州农场主先被骗了2万美元，不久以后又被同样的一帮人以同样的手法骗走了2.5万美元，他从未意识到第一次是个骗局。我们之后还会看到他的故事。大卫·毛雷尔也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成了一起着名电报骗局（骗子谎称能在播报比赛结果前数秒钟提前获知结果，可以让下注者稳赢）的受害者。多年之后，他在街上看到了那群骗子，向他们跑过去。骗子们的心一沉，觉得他一定会去告发他们。结果完全不是这样。他跑去问他们能否再让他下一次注。他确信这次自己一定会时来运转。那些骗子兴高采烈地同意了。
③费迪南德的昵称。——译者注
魔术师通常不愿两次表演同样的戏法。一旦不再感到惊讶，观众就会有余力去注意其他事情，也就更容易识破诡计了。但最棒的手法是可以无数次重复的。这些手法被打磨得圆润成熟，根本没有破绽可循。着名魔术师，同时也是骗局揭秘高手的哈里·胡迪尼（Harry Houdini）曾夸口说，他只要看过任何魔术三次，就一定能拆穿其手法。但据说，有一天晚上在芝加哥的大北方酒店（Great Northern Hotel），他的一位同行、魔术师戴·弗农（Dai Vernon）向他展示了一个纸牌魔术。弗农从一叠纸牌的顶部拿起一张牌，并请胡迪尼在牌的角落写上了他的姓名缩写“H.H”。随后，弗农把这张牌插入那叠纸牌的中部，随后打了个响指。奇迹出现了，胡迪尼签名的纸牌跑到了最上面。正如这个魔术的名字所示，这张纸牌是一张“雄心之牌”，无论你把它插进哪里，它总能回到最上面来。弗农重复了7次，胡迪尼7次都没看出门道。真正高明的手法是不需要隐藏的。（这个魔术靠的是娴熟的手上技巧，现在有经验的魔术师基本都掌握了这种手法，但在当时还是非常新奇的。）
④此处引文出自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朱振武译。——译者注
如果有人问我，我是否受过骗，我会实话实说：我也不知道。我从未向庞氏骗局投过资，也没有被不可能赢的三牌赌局骗过钱——这些我知道。当然，我也上过一些小当，但这些谎言算不算成熟的骗局还有待商榷。但关键在于，最好的骗局是不会被发现的。我们受骗而不自知，只怪自己运气不好，于是白白蒙受损失。
⑤美国连环杀手。据估计，有35人为其所杀。他于1989年被执行死刑。——译者注
——《一个骗子的画像》（Profile of a Liar），公元前900年
⑥指“尼日利亚骗局”，一种一度极为流行的垃圾邮件诈骗形式。关于这种骗局的具体内容，请见第111页。——译者注
他不会回答问题，或是会顾左右而言他；他只会胡言乱语，用大脚趾蹭着地面，发着抖，面无血色，用手指揉搓着发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