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关于赵㬎被发遣到上都之后有关经历的记载，夹杂着传说与真实，显得扑朔迷离。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笔者将会不断引入这些记载，并考辨它们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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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在正史中消失了数年后，赵㬎突然被记载了一笔。这条史料是这样的：
迁往蒙古腹地后，赵㬎的命运进入了捉摸不定的状态。
（忽必烈）赐瀛国公赵㬎钞百锭。
不过，宋朝最后的皇帝赵㬎并未被杀。在杀死文天祥后，赵㬎母子以及他的老师、著名诗人汪元量等人，从大都被迁到了上都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中游一带）。元朝君臣认为，在蒙古人自己的腹地，他们能更好地监管和控制这名前朝末帝。
元世祖忽必烈赐给赵㬎一大笔钱。后来，明朝一些史学家据此推断，赵㬎之前的基本生活保障可能很成问题，估计吃不饱穿不暖。
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情势下，忽必烈听从了朝中杀文天祥的呼声，在最后见了文天祥一面后，于1283年1月下令杀死了南宋最后的傲骨。一些史学家从朝代精神的维度说，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但在赐钱10多天后，赵㬎被安排“学佛法于吐蕃”。也就是说，赵㬎要到西藏出家为僧了。这一年，他18岁，改名“合尊”，在藏传佛教著名寺院萨迦寺为僧。他的母亲全太后同时也被打发，出家为尼，后来悄然离世，几乎无人知晓。
1282年年底，元大都周边叛乱和谣言四起。先是传言真定路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市）有人拥兵千人，欲潜入大都营救赵㬎和文天祥。接着，大都城内发现匿名文书，声称某日以焚烧苇草为号，率兵入城为乱，“文丞相可以无忧矣”。
至于赵㬎为什么会出家，历史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赵㬎降元之后，忽必烈为笼络南宋汉人，将一名公主嫁与赵㬎为妻。在一次皇帝的宴会上，赵㬎因醉酒现出“真龙”之形，惊吓到忽必烈，元朝君臣遂密谋除掉赵㬎。公主听闻后，痛哭流涕向忽必烈求情，赵㬎为了免于杀身之祸，也自请出家为僧。
当年被元军送往大都后，忽必烈封赵㬎为瀛国公。元朝表面上对投降的南宋君臣礼遇有加，但实际上对赵㬎等人的猜忌、监视和羞辱从未间断。根据元朝文人陶宗仪的记载，当时跟随赵㬎、全氏母子北上的宋宫人，为保全贞节不被羞辱，在寓所内自缢身亡，忽必烈知道后，下令将宋宫人的首级悬挂在全太后的寓所前，借机羞辱全太后。
这个故事带有太多离奇色彩，当然不尽可信。忽必烈的几个女儿，根据史书记载，无一嫁与赵㬎。而且，元朝宗室制度，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不得娶公主为妻。赵㬎作为亡国之俘，绝无可能娶到蒙古公主。但这个故事透露出来的关于赵㬎的危险处境，则可以认定是真实的。
元世祖忽必烈曾让赵㬎去劝降文天祥。被关在土牢里的文天祥，一见到赵㬎就伏地痛哭，只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9岁的赵㬎看到这阵势，也跟着哭起来，来之前大人教的话全都忘光了。
在上都的5年时间里，赵㬎从少年成长为十七八岁的青年。这几年间，元朝的政治版图内，仍然不时有暴民造反、宗王叛乱的事件发生。特别是在南宋故土，聚众造反者往往伪称赵宋后人，并以宋朝年号号召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元朝统治者还是民间造反者，都会想到身在上都开平府的那位已经步入青年的南宋末帝。越来越多的奏折递到元朝皇帝忽必烈面前，这些奏折对如何重新处置赵㬎提出了建议，有的甚至建议直接诛杀，以绝后患。赵㬎肯定也有所耳闻，知道自身处境的险恶，因此“乞为僧，往吐蕃学佛法”，希望远离上都、远离政治以求自保。
在元大都，宋恭帝赵㬎和文天祥的命运，又交织在了一起。
忽必烈显露了他仁慈的一面，同意了赵㬎的请求，赐给他一大笔钱，并将他安置在萨迦寺修行。
1279年，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崖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羁押在元军的舟中。在文天祥被押解北上的途中，到处贴满了汉族儒生写给他的“生祭文”，大家都担心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到了北方以后会招架不住蒙古人的威逼利诱，所以想通过写“生祭文”来敦促他自杀。由于一直被关在船上，文天祥并不知道外部发生的这一切，但他此后的表现，显然没有令儒生们失望。
萨迦寺是藏传佛教中萨迦派的主寺，元朝统治者信仰藏传佛教，与萨迦派的关系尤其密切，历代皇帝都任命萨迦僧人为帝师，代表朝廷管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忽必烈将赵㬎送到萨迦寺，既便于继续对赵㬎进行监视和控制，防止南宋遗民以救主复国之名倡行起义，又能够向南人昭示，看你们的皇帝已经皈依藏传佛教了，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稳定大局。
当6岁的赵㬎和他的母亲全氏以及少数侍从，离开临安一路北上前往元大都的时候，南宋的流亡政权还在南方继续抗元。赵㬎的哥哥赵昰、弟弟赵昺先后被立为帝，象征着南宋血脉未亡，也成为一些忠臣烈士持续战斗的理由。从元军大营中逃跑出来的文天祥，成为南方抗元的一面旗帜，直到1278年年底，在广东海丰一带被元朝将领张弘范俘获。
诗人汪元量当年作为赵㬎的老师，一起北上大都，又一起被遣往上都。如今，赵㬎被送往西藏出家，汪元量也请求南下出家为道士，忽必烈同意了。于是在赵㬎出家的同一年，1288年，汪元量获准回到了杭州。关于赵㬎母子的出家，汪元量写了两首诗：
又20多天后，元世祖下诏，要伯颜押送南宋君臣北上觐见。
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
木老西天去，袈裟说梵文。
大约10天后，1276年，农历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向元军投降，赵㬎宣布退位。
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
随着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临安城的沦陷已成定局。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出使蒙古军营谈判。文天祥大义凛然，并不示弱，而是跟元军统帅伯颜争辩起来。伯颜一怒之下，将文天祥扣押下来。
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
最悲凉之时，临安城内的大宋皇宫，几乎无人来朝，只有文天祥和五六个官员，还伺立在太皇太后谢道清和小皇帝赵㬎的身边。
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
当南宋朝廷的精明人四散而去、自求保命的时候，地方官员文天祥却反向而行，组织起勤王义军，保卫江山，保卫临安，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逆行者。
全太后为尼
南国旧王母，西方新世尊。
这些凌乱的人影中，有一个人叫文天祥（1236—1283）。不知道赵㬎能不能记起来，但文天祥记住了这个小皇帝的面容，数年后，他们在元大都（今北京）重见，文天祥一抬眼就赶紧说：“圣驾请回。”
头颅归妙相，富贵悟空门。
4岁的孩子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应该仅能记得朝堂之上来来去去的人影。
传法优婆域，诵经孤独园。
宋恭帝赵㬎即位时，南宋已在风雨飘摇之中。蒙古铁骑打下了四川，基本控制了长江中上游，并开始进逼宋朝的政治核心区域。
夜阑清磐罢，趺坐雪花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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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无常，曾经贵为天子与太后，现在却剩下寂寞的命运。读来确实令人心生悲凉和同情。
南宋很快就亡了，但赵㬎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18岁的赵㬎，知道汪元量要南归杭州，也给他写了一首诗送别：
1274年，4岁的赵㬎被推上帝位，成为南宋王朝实际上的末代皇帝。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最终，朝廷上的“秦桧们”和荒诞皇帝作的孽，都让三个出身皇家的小孩子以及将被载入史册的英雄烈士承担了。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陆游在世时，南宋的敌人是金朝，而如今，南宋的敌人早已换成了蒙古人。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警告和批判，并未过时。
在一些史料的记载中，正是这首诗，最终导致了赵㬎被杀。这是真的吗？
朝廷上的这些大人物啊，只管个人仕途升迁，不管国家命运走向，每天在无穷无尽的权斗内耗中，消磨了国家实力，可见误国误民的人，何止是一个秦桧呢？
3
在南宋进入亡国倒计时的时候，不知道朝廷上那些争吵、内斗了大半辈子的衮衮诸公，是否会想起已故诗人陆游（1125—1210）的两句诗：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
根据记载，在萨迦寺出家后，赵㬎并未消极度日，而是积极学习藏语，苦修佛法，并显示了他的聪明与悟性。他后来翻译了佛教的逻辑学著作《因明正理论》等经典，还担任过萨迦寺总持，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有名的大师。
宋恭帝：大宋幸存者，出家为僧
作为藏传佛教的大师，赵㬎平安地度过了30余年，直到1323年，在他53岁的时候厄运降临。
人家贾似道好歹至死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主战派。
这一年是元英宗至治三年。根据元代名僧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所记：
忽必烈不以为然地说，就算如此，也是贾似道一人之过，你们的主子没有亏待你们，你们这样说话，难怪会被贾似道看不起。
至治三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
元军攻陷临安的第二年，忽必烈召集投降元朝的南宋将领，问道：“尔等为何投降得这么快啊？”降将们都把锅甩给了贾似道，说：“还不是因为贾似道擅权，重文轻武，臣等心中不平。”
是的，法号“合尊”的瀛国公赵㬎被元英宗赐死了。
贾似道和文天祥，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一个王朝灭亡，有人扮演奸臣，有人扮演忠臣；有人背负骂名，有人接受赞美；有人臭名昭著，有人流芳百世。最后，只有那些降元的士大夫活了下来，他们执笔记录这段历史时，可以赞叹文天祥做了许多人不敢为的大义之举，也可以将亡国责任全部推到掌权的贾似道一人身上。
在降元47年、出家35年，历经元朝4个皇帝之后，到了元英宗这里，赵㬎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呢？历史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只是呈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
然而，大部分士大夫在宋亡后就只管享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最多如当年反对贾似道执政时打打嘴炮，喊喊口号而已。
一种说法是，赵㬎因诗文贾祸。就是前面提到的赵㬎送别汪元量的那首诗，被人告到元英宗那里，认为赵㬎“意在讽动江南人心”，元英宗遂下旨将他赐死。但这种说法基本可以认定不成立。如前面所说，那首诗出自入西藏前的青年赵㬎，到他死时，已经过去了35年，再来追究这么久远的旧账，根本没有说服力。而且，元朝不像后来的明、清两朝，统治虽然残酷，但却不时兴文字狱。终元一朝，并无诗文贾祸的事件发生。
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文天祥。
另一种说法是，元英宗根据谍者的奏报，怀疑赵㬎卷入了吐蕃一带的叛乱，于是果断下令将他处死。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元英宗杀他的动机，却不符合一个修行数十年的大师的行事风格，因此也只能存疑。
钓鱼城被迫投降后，三十余名守将弃城后集体自刎殉国。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㬎在萨迦寺有一定地位后，由于他的出身和性格，因而遭到妒忌和排挤，他只得从西藏来到河西的甘州（今甘肃张掖）。但妒忌者仍未放过他，意欲置其于死地，于是不断向元英宗诬告赵㬎。估计用了谋乱一类的罪名进行诬陷，导致元英宗最终下令将其处死。
崖山海战，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海上浮尸无数。
这种推测虽然没有直接的史料支撑，但从藏文史书《红史》的记载来看，赵㬎被害确实是冤枉的。王尧在《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一文中，翻译了《红史》中赵㬎之死的相关史料：
池州陷落，知州赵卯发夫妇自尽，留下遗书：“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
至（元英宗）格坚皇帝之时，杀之，出白血焉。
樊城城破时，守将范天顺宁死不屈，自缢而死。其部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元兵甚多，最终饮血水解渴，头触火柱而死。
其中，“出白血”是佛教历史上常见的说法，被害者流出来的血是白色的，用来表示冤狱。可见，藏族史学家对赵㬎之死寄予同情，认为他是冤死的。
贾似道死了，南宋最后的主战派，无论是曾经反对他，还是支持他的人，仍然在绝境中奋战。
无论是何种死因，宋恭帝赵㬎的传奇一生到这里已经落幕了。
到了漳州木绵庵，郑虎臣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动手，将贾似道活活勒死，还说：“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然而，出乎当事人的想象，一段更加神奇的历史，在他死后才徐徐展开。
丁家洲之战后，士大夫纷纷要求，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赵宋皇室不忍杀三朝老臣，只是下诏将其罢官，贬到循州（在今广东）。会稽县尉郑虎臣与贾似道有仇，主动要求押解贾似道到贬所。一路上，他对贾似道百般羞辱，讽刺其为何不自杀。
4
贾似道不怕死，他在鄂州与忽必烈交战时说过：“死矣，惜不光明俊伟耳！”他怕的是死得不光彩，历史偏偏就和他开了个玩笑。
赵㬎被赐死10年后，1333年，14岁的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成为大元王朝的统治者。他也是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
反对贾似道擅权的文天祥感慨：“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当年鄂州的英雄，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这位元朝末代皇帝的身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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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叔父元文宗在位时，曾命翰林学士将妥懽帖睦尔的身世写在史书上，并昭告天下，说妥懽帖睦尔的父亲元明宗在世时，经常说妥懽帖睦尔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从此，南宋再难组织起抵抗蒙古的军队。
元朝内部对妥懽帖睦尔身世的质疑，使他继位后备受困扰。所以，在即位6年后，他不得不颁布一道诏书，痛斥自己的叔父元文宗与其臣图谋不轨，“又私图传子，乃构邪言，嫁祸于八不沙皇后（元明宗妻子），谓朕非明宗之子，遂俾出居遐陬（边远地区）。祖宗大业，几于不继”。
1275年，丁家洲之战，上下离心的南宋军队还未与蒙军交战就全部瓦解，兵败如山倒。南宋十三万大军大败而归，贾似道败走鲁港，在部下的掩护下逃走。
大意是说，元顺帝的父亲元明宗登基半年后暴卒，死得不明不白，叔父元文宗则趁机篡夺帝位，这简直是元朝版“斧声烛影”。元文宗当时为了使自己登基更有充足的理由，便下诏谎称时年8岁的妥懽帖睦尔并非元明宗的亲生子，并以此为借口，将妥懽帖睦尔迁往高丽、广西等边远地区。
此战，贾似道输光了一生的名声。
在元文宗死后，继位的是妥懽帖睦尔的弟弟元宁宗。因为元宁宗短命，两个月后就死了，14岁的妥懽帖睦尔这才被迎回大都继位。
在路上，贾似道再次写信回朝，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发布这道诏书，就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身份，指出元朝内部对于他身世的怀疑，不过是叔父元文宗当年为了巩固帝位、传位于自己的儿子而编造出来的政治谣言。
贾似道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出兵前特意嘱咐大臣，在江面上准备好出海船只，一旦发生变故，可请赵宋皇室逃到海上，再图复兴：“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
但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帝王身世这种事情越描越黑，澄清只会加重历史的悬疑。果然，从元朝末年开始，陆续有人将元顺帝的身世和已故的宋恭帝赵㬎联系起来，说元顺帝其实是赵㬎的儿子，并编出了许多故事作为论据，来支撑这个论点。
国难当头之际，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受命奔赴前线。
据元末隐士权衡《庚申外史》记载，瀛国公赵㬎出家为僧后，曾奉旨在甘州山寺修行。元朝赵王到甘州山寺游玩，看到瀛国公年老孤独，便留下一个回回女子服侍他（藏传佛教僧人可结婚生子）。到延祐七年（1320）的一个夜里，回回女子为赵㬎生了一个男孩。恰逢元明宗来到甘州山寺，看见寺院上方有龙纹五彩之气，便找瀛国公询问此处藏有何种宝物。瀛国公答道，没有宝物，只是刚诞下一个男孩。元明宗想到孩子出生时的异象，便索求为子，偕母子回到北方大漠。而这个男孩，便是后来的元顺帝。
1273年，襄阳兵尽粮绝，守城的吕文焕率军投降元朝。襄阳失利后不久，贾似道曾经拼死保卫的鄂州也随之陷落，长江沿岸主要防卫据点十二府州相继投降。
到了明朝初年，福建人余应写了一首长诗，把这件事以及赵㬎降元后的经历写得有鼻子有眼。这首诗在当时流传很广，明朝一些高层官员都读到过：
一些史书杜撰了贾似道蒙蔽皇帝，“朝中实无援襄事也”的谎言。实际上，襄阳之战历时六年，其间南宋朝廷所花费军资超过两千万，还多次派兵支援襄阳战事，下诏表彰前线将士，贾似道本人也多次请求到前线指挥。
皇宋第十六飞龙，元朝降封瀛国公。
蒙古大军为襄阳之战投入了过半的国库收入（“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筑起堑垒围困襄阳，用回回炮攻城，孱弱无力的南宋军队屡战屡败。
元君诏公尚公主，时蒙赐宴明光宫。
宋蒙再度展开大战。
酒酣舒指爬金柱，化为龙爪惊天容。
此前在鄂州之战吃过亏的忽必烈，正不知该对南宋从何处“下口”。刘整一来，就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他认为，蒙古要灭宋，先打襄阳，然后顺江而下，取鄂州，陷江淮，攻下临安。
元君含笑语群臣，凤雏宁与凡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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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臣献谋将见除，公主夜泣沾酥胸。
贾似道对地方武将的大清洗，最终逼反了南宋将领刘整。刘整越发感到难以自保，于是叛宋降蒙，点燃了襄阳之战的导火索。
瀛国晨驰见帝师，大雄门下参禅宗。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幸脱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
实际上，贾似道的亲信犯法也一样不被容赦，如史岩之是贾似道的恩人，还有亲戚关系，照样被判罪下狱（“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是时明宗在沙漠，缔交合尊情颇浓。
很多人认为，打算法是贾似道为打压手握兵权的异己，扶持亲信武将而采用的举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对贾似道不满，拒绝其调遣，就被处以“侵盗官钱”之罪贬谪。
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帐闻笙镛。
打算法，是对宋蒙战争过程中所用军费的特别会计监察，主要是针对武将。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将予以偿还，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乞归行宫养为嗣，皇考崩时年甫童。
他实施的另一项改革“打算法”，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南宋的命运。
文宗降诏移南海，五年乃归居九重。
贾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官僚、地主和武将，导致内部矛盾尖锐。这也是其被后世视为奸臣的原因之一。
壬癸枯乾丙丁发，西江月下生涯终。
3
至今儿孙主沙漠，吁嗟赵氏何其雄。
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自然对曾经得罪他们的贾似道口诛笔伐。国亡了，需要一个祸国的奸臣来承担罪名，你贾似道办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维昔祖宗受周禅，仁厚绰有三代风。
公田法具体实施时也出现不少弊端，可贾似道好歹勇于任事。那些只会打嘴炮的士大夫，未能为南宋危局建言献策，后来却抱上了蒙古统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经上疏论贾有十条可斩之罪的方虚谷，宋亡后就投降了元朝。
虽因浪子失中国，世为君长传无穷。
身居相位的最后一年，贾似道写道：“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
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期，被封为尚宝司少卿的术士袁忠彻晚年写回忆录说，永乐十年（1412）五月十八日，朱棣在武英门观看宋朝皇帝像，对袁忠彻说：“自宋太祖以下，虽是胡羊鼻，其气象清癯，都像太医。”第二天，又在看元朝皇帝像时说：“都是吃绵羊肉的，为什么唯独元顺帝长得像太医？”袁忠彻称自己当时未能应对，后来查到这首“皇宋第十六飞龙”诗，才知道元顺帝长得像宋朝皇帝的原因。
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
明初以后，“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的说法广为流传，一直到近代，包括万斯同、全祖望、赵翼、王国维在内的很多大学者，都相信这一说法。仅有少数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或采取中立态度，比如钱谦益说，这个传闻可能是“中原遗老伤故国，思少帝（指赵㬎），从而为之说以相快欤”。
举步维艰的贾似道曾上书宋度宗：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钱谦益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公田法难以抑制经济危机，贾似道几次提出辞职要求，但宋度宗都尽力挽回，以“师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谢”。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拿帝王的身世做文章，从而满足民间与统治阶层的精神安慰，求个内心痛快，这种事并不罕见。
贾似道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战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整个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举个与蒙古人相关的例子。明朝立国以后，丧失了统治权的蒙古人也开始传朱棣的身世之谜。根据明末成书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明朝攻下大都后，已有三个月身孕的元顺帝之妃弘吉剌哈屯被朱元璋收编入后宫。哈屯祈祷上苍，给她凑足十三个月再产子，这样朱元璋才能将新生儿视为己子。果然如愿。等到朱棣篡位成功，蒙古人都认为那是元顺帝之子坐了江山。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对，就当“键盘侠”，对公田法进行舆论攻击。有人写诗，四处流传，说：“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苍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来就是官僚、地主，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不愿让出自己的田地。
你们捋一下，如果这些阴谋论都成立的话，明成祖朱棣是元顺帝之子，元顺帝是宋恭帝赵㬎之子，这些个王朝兜兜转转，纷争乱战了这么多年，原来还是在赵家人手上啊。
有一天，东方出现了彗星。士大夫们就纷纷上书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请求废公田法。有人说：“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
针对这种族群意淫与精神胜利的阴谋论，最容易攻破的地方，就是从当事人的年龄考证入手。
公田法一经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获得军饷来源的南宋政府当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觉得政府买回公田，削减和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设法反对公田法。
明军攻陷大都时，朱棣已经9岁了，一个9岁的孩子还能再把他塞到元顺帝之妃的肚子里？元顺帝的情况也与此差不多。史学家考证指出，宋恭帝赵㬎与元明宗有可能碰面的唯一时间是1316年，但元顺帝出生于1320年，所以不管元明宗夺了赵㬎怀孕的妻子，还是要了已经生下来的儿子，这中间至少有4年的间隔对不上啊。
公田法实施后，贾似道以身作则，带头将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捐出来，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员赵孟奎等爱国好同志也都献出自己的土地。此后十四年间，公田法共为南宋回买田地350余万亩。
这类型的故事其实还有很多，比如宋徽宗是南唐后主李煜转世、金章宗是宋徽宗转世、乾隆是陈阁老之子，等等。说白了都有因果报应，或不满于异族统治，借此自我安慰的集体观念在作祟。而“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的说法之所以最具迷惑性，则是因为如上文所说，在元朝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元顺帝的身世就被当成了一个工具，这给了后来的故事编造者更多的“史实支撑”。
为查清隐藏田产，厘正赋税隐漏，贾似道又推出了与公田法相辅相成的“推排法”。
不管怎么样，在史书中虚构并满足于帝王江山始终为我所有的精神幻象，终究是不可取的。就算宋恭帝赵㬎听到这些传说，也不会引以为傲吧。他真正难忘和触动的，也许是自己小时候见过的故国最后的英雄。
公田法规定“买官户逾限之田”，也就是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租赁给农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额收取田租，以此解决军粮、物价、土地兼并等问题。一开始只选取盛产粮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阴、吉安、嘉兴、常州、镇江）作为试点。
因为，一切帝王的声名都是速朽的，而只有英雄文天祥，影响了此后800多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才是他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永恒的历史。
1262年，贾似道一党提出了“公田法”，认为这一改革“可免和籴，可以住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并严重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
赵孟：一个伟大的懦夫
当时，南宋军饷“皆仰和籴”，于是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楮币（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地方官借和籴之机层层剥削，常将上级要求的数额成倍增加，致使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所谓勇气，更多时候不是表现为“我敢”，而是“我不敢”。
所谓“和籴”，就是政府用现钱强制向民间收购粮食，所给的价格往往低于民间市价。如“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劵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
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当程钜夫（1249—1318）奉忽必烈之命访求江南才俊，并带回20多名汉族文人到大都时，33岁的赵孟身处其中，五味杂陈。以后，他的下半生也都在纠结、矛盾以及自我交锋中度过。
在蒙古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危机下，南宋主要是通过“和籴”征集粮饷。
在时人眼里，赵孟的身份很不一般。他是宋室王孙，且才高名重，此时宋元鼎革过了十年，不多不少。
宋度宗即位后，宋蒙战争进一步升级。有大臣说：“强敌临边，将士之费视昔百倍。”
他若出仕，将被树立为异族统治者收买汉人文化精英的典型。而他的名节，在为蒙古人背书的同时，将面临生前身后的损毁。
南宋后期，战事频繁，需要付出沉重的军费，财政压力巨大。时人曾指出，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惊人，“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
他熟读圣贤书，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不敢心存侥幸，以为自己能够逃过道德完美主义者的审判。
在回朝担任宰相的十五年中，贾似道大权独揽，排除异己。若说他是权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若说贾似道是奸臣，则有必要了解其执政十五年，为抗蒙实行的种种改革。
这个艰难的决定，他做了至少十年。十年前，他不敢像同宗的某些兄弟一样，激烈殉国。十年后，他不敢像江南文人圈的某些故交一样，终生不仕。
“鄂州大捷”后，宋理宗大为感动，说：“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之后，贾似道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入朝执政。
他也许是个懦夫，他什么都不敢。他只是把毕生的勇气，都给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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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史书中除了此次“请和”，贾似道的表现都不像是投降派。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到达大都后，赵孟获得单独觐见忽必烈的机会。
此事蹊跷之处在于，鄂州之围中处于劣势且急于议和的应该是忽必烈。有学者认为，鄂州议和的真实性有待商榷：“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尔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宋蒙（元）关系史》）
这次君臣相见，赵孟的文采风度征服了这名天下共主。史书记载，赵孟“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和他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以为“神仙中人”。
一个投降派的奸臣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前四个月，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亲率700精兵突围至黄州指挥作战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
忽必烈让他坐在右丞叶李的上席，给予了极大的礼遇。虽然有人提醒忽必烈，赵孟是亡宋王孙，不宜安排在皇帝身边工作。但忽必烈并不在意，或者说，他要的，正是赵孟的王孙身份，标榜他对前朝的开放接纳姿态。
第二年，忽必烈即汗位，派大臣使宋，贾似道二话不说就把蒙古使臣扣押下来，在真州军营中拘禁了16年。有人说，这是贾似道为了掩饰自己阵前屈辱求和。尽管所谓的鄂州议和并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那次会面，忽必烈给赵孟出了道面试题，要他为新设尚书省一事起草诏书。赵孟挥笔立就，忽必烈阅后大喜：啧啧，我想说的，都被你说了。
忽必烈同意，撤离鄂州城，回家和弟弟争夺汗位去了。
以后，赵孟被任命为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事。就是这个不起眼的闲差事，成了赵孟人生的分界线——前半生，他活得辛苦，但不心累；后半生，他荣辱交加，心累成狗。
宋、元史书都记载，贾似道在此时欺君卖国，私自遣使者向蒙军求和，以“割江为界，且岁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围。
他写过一首诗，剖陈心迹，怀念前半生，吐槽后半生：
战局在当年闰十一月发生转变。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
忽必烈听了破口大骂：“宋军守城的只有一个贾似道，你们带领十万之众不能胜，打了几个月也不能攻下这座城。这分明是你们的罪过，哪里是士人之罪？”最着急的还是忽必烈，他要回北方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时间在鄂州耗，后方拥护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写信催促他早日北还。
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
4个月内，蒙古十万大军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蒙古诸将心急如焚，士气低落，把气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说，如果不是他们向老大建议不可屠城，鄂州早就拿下了。
……
此后百余日，宋蒙攻防战异常激烈，鄂州城死伤13000人，却愈挫愈勇，将蒙古大军拒之门外。到了当年冬天，蒙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他赞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为何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
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
贾似道到达鄂州后，一夜之间就在城外修筑了一道木墙。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望着鄂州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时进退失据。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两个宋军俘虏，一打听，才知守城的是贾似道，且宋军“事起仓促，皆非精锐”，城中多为老弱之兵。
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
以他的聪明才智，他肯定早就预估到出仕蒙元之后的境遇与压力，那他为什么还要去蹚这趟浑水？
贾似道是名将孟珙推荐的军事人才。此前，贾似道担任地方官多年，曾在淮西筑城防御蒙古。晚年的孟珙得知其政绩，便向宋理宗推荐贾似道接任自己京湖制置使一职。贾似道正好也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姐姐贾贵妃生前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多少算是关系户。
是的，懦弱。
正在此时，贾似道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制置使，派往鄂州主持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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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朝廷很慌，召集各路军队、各地义勇支援，前后出军费“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有大臣请宋理宗迁都以避锋芒，打不过咱就跑呗，当年南宋立国时不也是这么干的。
如果不是懦弱，此时，他或许死去十年，墓木已拱。
鄂州是长江防线重镇，与襄樊同为南宋门户，事关全局。忽必烈十万大军“进围鄂州，中外大震”。
我平生最烦一种人——给人戴高帽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叫“捧杀”。赵孟的经历更悲催，南宋没亡之前，没人觉得他是什么皇族之后，应该享受什么特权。但南宋一亡，当时人就将“赵宋王孙”的帽子往他头上一扣，仿佛看着他去死才能遂了人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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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历经300年，到了赵孟这一代，与远祖赵匡胤已隔了整整十代人。这个番薯藤一样的关系，与刘备这个“中山靖王之后”跟刘胜的关系有一拼。
此人，是南宋最后的权相贾似道。
徐复观先生就说，赵孟这个“过气的王孙”，实与当地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但是，道德党们有他们另一套双重评价标准。用在赵孟这个王孙身上，就是：富贵，与他无关；殉难，强他所难。
此人带兵抵抗，坚守城池，不仅让忽必烈威风扫地，还差点儿让这个元朝开国皇帝错失汗位。有人说他是庸才，没有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也有人说他是奸臣，祸国殃民，罪无可恕。
宋元易代之际，确实有一堆赵宋宗室后人选择了以死相争的激烈抵抗，其中有四五位还与赵孟同为孟字辈，比如因参与宗室起兵事件被范文虎杀死的赵孟枀等。
可等待忽必烈的是与钓鱼城守将王坚一样难缠的对手。这一仗，一打就是一百多天。
赵孟“不敢”去死。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他必须要求自己好好活下去。
蒙哥一死，忽必烈就卷入汗位之争。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立刻班师，而是下令围攻鄂州，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也许在他眼中，鄂州不过是囊中之物，拿下此城轻而易举。
1254年，宋理宗宝祐二年，赵孟出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湖州）。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练习书法，每天抄写《千字文》，要写足500页纸。其间，十年不下楼，毅力惊人。
但蒙哥之死并没有阻挡蒙古军南下攻宋的脚步，由蒙哥四弟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来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城外。
神奇的是，入仕蒙元后，某年他回江南，一位叫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早年所书的《千字文》，专门找上门来请他题跋。从少年到青年，在湖州的老宅里，他写了千百遍《千字文》，都是写完即弃。不料竟有有心人保留了一卷，物是人非与名满天下的交错，均勾起他无限感慨。
1259年，钓鱼城一声炮响，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传遍世界各地。
12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去世，赵家家境每况愈下，在坎坷忧患中度日维艰。所幸，在母亲丘夫人的告诫下，赵孟坚持发奋苦读，几年工夫读遍了家中藏书。天赋，勤奋，磨难——这段早年经历，完全符合成才的定律，也奠定了赵孟一生要走的道路。
贾似道：被骂了700多年，细思恐极
1276年，蒙古人攻入临安，国乱如麻。
孟珙的仁义，成就了历史上一个吊诡的巧合。联蒙灭金时，孟珙在战场上不顾自身安危，对蒙军名将张柔有过救命之恩。四年后，张柔的第九子在蒙古与南宋的战争中出生。张柔的这个儿子，在多年后的崖山，亲手埋葬了孟珙一生守护的大宋。他，就是张弘范。
那是些激愤与耻辱并存，虚无与幻灭同在的年头。青年赵孟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不想成为一个愤青，以免作出无谓的牺牲。
难以想象，一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名将，他脑海里不是攻城、杀敌，而是《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重文轻武的宋人也说，孟珙的胸襟，“近世一人而已”。
这个早熟的青年学子，选择了中老年知识分子才会走的温柔抵抗之路——隐居不出。
为了安置因战乱而漂泊无依的楚、蜀士子，他分别在公安（今湖北公安）、武昌（今湖北鄂州）修建了两座书院，使“蜀士聚于公安，襄士聚于鄂渚”，以官田收入作为书院的支出。在与蒙军对垒的战火中，他只希望士子们能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百姓们不再居于瓦砾之上。荆襄军民见到孟珙入城时，欣喜地说：“吾父来矣。”
在德清县的山中，他一住十年。十年间，他自力于学，心无旁骛，每读书必思之再三始作罢。十年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方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十年间，他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俊”之一。十年间，有数次入仕蒙元的机会，均被他巧妙辞谢。
他当年拜见宋理宗，坚决主战，首先谈的却不是如何对敌，而是让百姓休养生息，为朝廷积蓄人才（“宽民力，蓄人材”）。
十年，塑造了一个赵孟。
在务德厚生的仁政下，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即便时光流逝千年，也犹如一日。
但现在看来，他要追求的东西，比搏命一死捞个名声，难得多。
使世人知暴其势力者，虽死不能安其宅，而务德厚生，虽千古犹一日也，可不鉴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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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是一名武将，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务德厚生”，即施行善政，保障民生。《全宋文》收录有孟珙的文章，他所作的《三嵎山勿剪亭磨崖碑》写道：
生亦何难，死亦何易。活着，有时候比死去更难。
孟珙去世后，朝廷对其备极哀荣，拨出银1000两、帛1000匹办理丧事，赠孟珙太师，赐谥号“忠襄”，庙赐名为“威爱”。“威”指的是其对金、蒙的威慑，“爱”说的是他对军民的仁爱。这个称号与其说是评价他一生的军事成就，倒不如说是孟珙人格的真实写照。
他要过得了舆论这一关。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大宋王孙赵孟成为蒙元之臣，在耻食周粟的遗民成为道德象征的语境中，未免让人侧目。天下的读书人，都在戳他的脊梁骨。
对于孟珙而言，最幸运的可能是，他没有成为下一个“岳飞”。
他自辩说：“我非天上士，人谓地上仙。”意思是，我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我生活极其难堪，你们不要对我进行道德绑架，行不行？
当年九月，52岁的孟珙病情加重，逝世于江陵。这位虔诚的佛教徒，临终颂诗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
当然不行。据说因为他的出仕，一些近亲对他的品格产生怀疑，断绝关系。一个叫姚桐寿的文人讲了个旧事，说赵孟做官后回到江南拜访族兄赵孟坚，赵孟坚不愿见他，见了面也是各种讽刺，走后还让人擦拭赵孟坐过的椅子。
当孟珙将此事向朝廷请示时，宋理宗却拒绝了他的建议。当时孟珙已身患重病，且多次请求告老还乡，自知朝廷对他已缺乏信任，不禁叹息：“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
但终究，人最难过的是自己这一关。
孟珙晚年，处处受到掣肘，逐渐萌生致仕之意，多次请求辞官。淳祐六年（1246），蒙古官员、原南宋镇北军将领范用吉秘密和孟珙取得联系，想要率军投降宋朝。孟珙认为，这些人当初投降蒙古，也是因襄阳失陷、宋军溃败，并不是其本身的过错，且招纳宋蒙边境降兵是他长期采取的策略，遂常以帛书、金币招降。
元朝皇帝越是对他礼遇，他越要保持卑微、疏离的状态。出仕30余年，他历经五任皇帝，人称“荣际五朝”。尤其是雅好文艺的元仁宗，对他抱着追星般的膜拜心理。
他明明是一名主战派，在前线兢兢业业，朝中的大儒魏了翁却认为：“孟珙亦素主和好者。”于是，为南宋构建抗蒙防线的孟珙还被一些人贴上了“阴主议和”的标签，背上恶名。
元仁宗评价他，出身高贵、长相帅气、博学多闻、操行纯正、书画一绝等，一连给了七个好评，最后还总结说，唐有李白，宋有苏轼，今朕有赵子昂（孟，字子昂），与古人何异？
作为宋朝名将，孟珙也遭遇了与他的前辈们相似的无端指责与猜忌。
正是在元仁宗任上，赵孟一路飙红，到延祐三年（1316），官拜从一品的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与程钜夫一样，成为元代前期仅有的两个能升到这一高职的“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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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只看到他表面的荣华，看不到他内心的煎熬。他的苦痛，只能寄寓诗中。在他官运达到顶点的那一年，他写了首诗，名为《自警》：
立下灭金、抗蒙的不世之功后，手握重兵、声名显赫的孟珙，会成为另一个“岳飞”吗？
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后来，朝廷又让孟珙派五千精兵开赴广西。孟珙再次不满枢密院思路清奇，写信反对道：“从大理（今云南大理）到邕州（今广西南宁），数千里之间人烟稀少。现在应该派合适的官员到各州去治理当地的少数民族，并在险要地段设置关卡，如此也可以提高国家威望。你们不从这些方面考虑，一点儿风吹草动就调遣军队，不过是空费粮饷，于事无补。”
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朝廷命他从黄州派兵支援齐安寨。孟珙看了下军情图，回复说：“黄州与齐安寨不过是一水之隔，有事随时派兵可到达，何必预先派兵？早出兵一天就会多耗费一天的军粮，且万一上游有敌情，两军相距较远，也难以互相驰援。恕我不能听从。”
这是他的自白书。他还没死，就给自己写悼词，总结一生。他不觉得自己官居高位牛气哄哄，相反，他有点讨厌自己，事事惭愧。在后两句中，他还是在做解释，绕不开那个死结——我为什么要出仕蒙元。
孟珙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防御大师，在保卫大宋半壁江山的战争中，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镇守荆襄时，他坚持从大局出发，甚至不为自己仕途考虑，敢于反对朝廷的错误指挥。
他没有直说，但意思足够明了：我是为了文化（笔砚）传承。我不忍见我所挚爱的文化衰落，是这股信念，给了我毕生的勇气。
整个川蜀防线，一直撑到了南宋灭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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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雅在重庆知府任上时，带军民巩固城防，修筑砖石城墙，并在嘉陵江上游的合州，建了一座小城，作为防御要塞。这座城，便是钓鱼城，蒙哥汗率领蒙古大军到此，也无法啃下这座依山傍水的弹丸小城。
他一生都在与自己较劲。外部压力及其形成的道德氛围，始终让他郁郁寡欢。
陈隆之后来在抗蒙时，举家数百口战死，他本人被生擒，押送到城下。蒙古军命他劝降守城的官员，陈隆之高声呼喊：“大丈夫死尔，毋降也。”最终被蒙古兵所杀。
传统士人的生命、忠节、人品，都跟他出仕的朝代捆绑在一起。所以，和平年代的士人，终生遇不到赵孟式的难题；而朝代更替的不幸，终将如数报复在赵孟们身上——要么道德人格升华，生命消亡；要么生命延续，道德人格负分。
四川官员也对孟珙深深佩服，并深受其主战思想影响。有一次，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闹矛盾，各自上书，互相指责。孟珙告诫他们说：“如今国事艰难，你们却把勇气用在个人争斗上，和廉颇、蔺相如的高风亮节相比，难道不觉得羞愧难当吗？”陈隆之与彭大雅听完孟珙所说，感到惭愧，从此言归于好。
不能鸡贼地走中间道路。赵孟必须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到四川后，孟珙考察地形、整军安民，他将当地赋税不均、赏罚不明、克扣军饷、官吏贪污等弊端全部写到公文上，下令当地各州县革除，严加惩处。孟珙说：“不选择险要地势建立营寨，将士就难以保护百姓；不让百姓安居耕种，就难以供养军队。”他采用兵民结合的方法，带领川蜀百姓屯田耕种。
当与他一同从乡里赴京的吴澄（1249—1333）弃官归去时，他去送别，表白心迹：“吴君之心，余之心也。”
嘉熙四年（1240），在打退进犯荆襄的蒙古军后，孟珙又被任命为四川安抚使，针对川蜀防线提出了“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理论。
后半生的宦海生涯，于他，压根儿不是享受，而是自戕、受虐。他却没有早早抽身而出，像吴澄一样，相反，违背内心，强忍而上。
苏联学者、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沃尔科戈诺夫，称赞孟珙为“13世纪的机动防御大师”。但事实上，这位南宋防御大师设计的防线，应该是利用地形优势、层层消耗敌人的纵深防御。如果要说孟珙与机动防御有点儿关系，那就是他本人在南宋对蒙防线上的位置十分灵活，甚至曾一人担负起南宋前线三分之二的防务。
连世人戳脊梁骨都不怕，他到底在怕什么？
从此，宋蒙两军在长江中游的防线上相持，直至三十多年后，襄阳失陷，宋朝也迅速走向覆灭。这也证明，孟珙的构想是对的。史书称，“屹然为东南砥柱者有年，珙亡而宋事遂不可支”。
怕失去，失去文化传统，失去艺术生命，失去世界舞台。
在任京湖安抚使时，孟珙征集了襄阳、郢州等地的壮丁，又招纳蔡州等地降兵，亲自绘图、组织军民修筑堡垒，加强荆襄地区防务，奠定了此后荆襄防线的基础。
他说：“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我是有大纲的人，出来干活惹一身骚，绝不是为了苟且活命。
孟珙对皇帝说，收复襄阳不难，守住才难。他上奏称：“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十万，不足分守。”
有些东西比生命重要，比如空气，比如水，比如文化。
襄阳失陷三年后，再次回归南宋，荆襄地区化险为夷。因此，清人魏源说：“不阅襄阳数载之围，不知孟珙保障之功。”
元代虽以残暴著称，但不得不肯定的是，正是草原民族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政策造就了“宗教混搭，天下一家”的壮观景象。蒙古人横扫全球，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至高无上的文化载体。
荆襄西通巴蜀，东连吴越，是南北要冲，也是南宋都城的门户。襄阳更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却已经落入敌手。当蒙古军分兵两淮后，孟珙主动出击，先攻克郢州（今湖北钟祥），打通粮道，再从荆门出奇兵应敌，一举拿下襄阳。
当时的大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会。官员使者、商人游客、僧侣传教士、艺术家和能工巧匠往来穿梭，络绎不绝，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民族和地域来源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与清静朴素的湖州、德清生活相比，繁华京城的活力在一点点拓展和改变赵孟的艺术视野。
当时，蒙古军见有机可乘，已接连进攻枣阳、襄阳、随州等州县，在蒙古铁骑的蹂躏下，无数居民流离失所。南宋襄阳主帅赵范整日饮酒作乐，荆襄重镇接连失守。幸好有孟珙，他驻守黄州（今湖北黄冈），奉命救援江陵，攻破蒙古军二十四座营寨，逆转了荆襄之地的危局。
如果赵孟选择继续留在江南小城，就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赵孟。
孟珙答道：“我是一介武夫，理当言战，不当言和。”
他结交异域僧人，画罗汉遂得了唐时古意。他也许见过操着波斯语的画匠，把他们的技艺偷了过来。他看到了其他南方文人见不到的宫廷珍藏，那些古典真迹“多绝品”。他画马画羊，灵感与经验均来自于北游经历。
宋理宗这才向他征询收复失地、匡复河山的意见，问他，对于咄咄逼人的蒙古，是该讲和还是应战？
不同背景的文化艺术，给他开了一扇窗，再也关不上。一个“国际赵”诞生了。
孟珙很低调，也说了几句客套话：“这都是宗庙社稷显灵，是陛下的圣德，以及三军将士的功劳，臣哪有什么功绩呢？”
研究赵孟的学者有一个说法：历史是复杂的，在这种超级百搭的特殊文化语境中，以赵孟为代表的汉儒文化异军突起，与其说是逆境中的反抗，倒不如说是纷繁之境的清晰自觉，是与异质文化艺术的互相成就。
金朝灭亡不久后，经过一场“端平入洛”的闹剧，宋蒙关系骤然紧张，蒙古军从巴蜀、荆襄、江淮三线大举进犯。为了防御蒙古南侵，宋理宗召见孟珙，先是好好慰问一番：“你是名将之子，忠勤体国，破蔡灭金，功绩昭著，我看好你哦。”
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懦弱是值得的，他的不敢死是对的。
当蒙古军步步紧逼时，这个一心做慈善的将军，却是一贯坚定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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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珙精研佛学，平时生活中是一个佛教徒，自号“无庵居士”。他镇守四方时筹建了不少寺庙，还曾经将自己的俸禄捐给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蒋山寺，以维持该寺的生计。
时代剧变中，有人负责死，有人负责生；有人负责骨气，有人负责文脉；有人负责壮烈，有人负责悲戚。而历史的残忍在于，它总是以生命的牺牲，作为伟大的衡量标准。殊不知，有一种伟大，叫忍辱负重地活下去。玉石俱焚，往往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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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以后半生的隐忍，换来了元朝文化的高峰。以一己之力，扛起元朝文艺圈的大旗。没有他，元朝时期汉文化传统的断裂是可怕的。有了他，元朝就有了门面，有了自己的李白，自己的苏轼。
历史是一个圈，金朝的命运，再过近半个世纪，就会在南宋重演。如果没有孟珙为其续命的话，这一天会来得更早一些。
他是一个时空旅行者。他的思想超越时代300多年。直到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我们才能更深刻理解赵孟的伟大。效忠一家一姓的君君臣臣思想，比起保护文化脉络，渺小得近乎可以忽略不计。
有一个叫张天纲的金朝大臣也让人印象深刻。蔡州城破，他被孟珙俘虏，押解到了临安。临安知府对张天纲进行审问，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当场就怼回去，怒斥道：“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之后，宋理宗亲自召见他，问：“天纲真不畏死耶？”张天纲仍然不屈不挠，说：“大丈夫患死之不中节尔，何畏之有！”
现在，我们可以盘点一下，这名隐忍半生的“贰臣”，有哪些伟大成就——
元代人还记载，孟珙班师后，路过秦桧墓，宋军将士屎溺秦桧墓上，乃至“六军溷秽积如山，千古行人呼粪冢”。
书法上，他师法古人，荟萃众长，并能够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得到的评价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楷书四大家”中，除了他，其他三个大咖都是唐朝人。
城中战火平息后，孟珙找到了金哀宗的尸体。宋、蒙将其尸体一分为二，金朝皇室的仪仗、玉带、印牌等宝物也都被瓜分。据蒙古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主编的《史集》载，蒙古军仅获得金哀宗的一只手，金哀宗大部分遗体被宋军带回临安献给太庙。宋理宗依照大臣建议处理了金哀宗遗体，藏于大理寺狱库。
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无所不能；写意、工笔、水墨、青绿无所不精。“元四家”中，时而有他，时而没他。但没关系，稳坐其中三家的，都与他有关系：王蒙是他外孙，黄公望一直向他执弟子礼，倪云林视他的画作为宝贝。
灭金后，最嗨的是宋军，他们终于一雪靖康之耻，完成了岳飞当年直捣黄龙的夙愿。
诗歌上，他对于改变元初诗风的影响尤为突出。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指出“赵的北上是改变元代诗的契机”。
完颜承麟没能带兵复兴，却成了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端平元年（1234）正月十日，他刚接受禅让，为金哀宗上谥号，仅仅过了一个时辰，城外的宋蒙联军就涌入城中，攻陷蔡州，完颜承麟死于乱军之中。至此，曾经称霸北方的金朝宣告灭亡。
总之，赵孟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艺术全才。
金哀宗说，自己太胖骑不了马，无法突围，但爱卿平时身手矫健有胆略，万一幸免于难，还能延续金朝国祚，这就是朕的愿望。
用四个字就能道尽他的重要性——元朝冠冕。
蔡州城中的金哀宗不想再逃了。他从汴京逃到归德（今河南商丘），之后又逃到了蔡州，不知到哪儿才是尽头。绝望的金哀宗不愿做亡国之君，决定以身殉国，在自缢之前将皇位传给了宗室大将完颜承麟。
他当年“鼓起勇气”不去死，“鼓起勇气”仕蒙元，恐怕早已料到了自己一生所能达到的文化高度。但是，这一决定的煎熬，这一过程的苦痛，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也只有他独自咀嚼吞咽了。他后半生向往佛法，一直在学参透。遇到人生变故，他就给中峰和尚写信，说我想看透，就是看不透，心还会痛。
正在此时，蒙古向宋朝发出了联合灭金的邀请。孟珙作为宋军主将之一，带着驻守荆襄的2万宋军，踏上灭金之路。宋朝与金朝，又一次上演107年前的亡国悲剧，不过这一次，双方互换了角色。
1311年，他的长子赵亮陪他进京，受寒病倒而逝，他已经痛过一回。他信里说：
孟珙以寡敌众，掐灭了金军南下的希望。
虽明知幻起幻灭，不足深悲，然见道未澈，念起便哀。
最后一战，战场上连下暴雨，孟珙面对7万金军，却说：“这不正是当年李愬雪夜擒吴元济的大好机会吗？”李愬是唐代名将，在讨伐淮西叛乱藩镇时雪夜袭蔡州，将叛将吴元济生擒。武仙临时拼凑的这个十万级别的“野战兵团”在数个时辰后就再次溃败，但他并没有被孟珙俘虏，而是狼狈地带着十余名士兵逃走，在途中被蒙古军所杀，剩下的几万金军纷纷向孟珙投降。
1318年冬，与他志同道合的妻子管道升在京脚气病发作时，他坚决要求辞官还乡。不幸的是，管道升次年病逝于他们离京返乡的旅途中。他在给中峰和尚的信中说：
之后，一如孟珙所料，武仙的十几万乌合之众反而不敌兵微将寡的宋军，连战连退，被打到怀疑人生。
孟自老妻之亡，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当是诸幻未离，理自应尔。虽畴昔蒙师教诲，到此亦打不过，盖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卅年，一旦丧之，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极，如何可言。
但孟珙却对领导说，只要8000人，我们就足以退敌。
哀痛的赵孟返回故乡，回到他熟悉的情境，终日呼朋唤友，流连诗酒。1322年，元英宗至治二年，他去世那天，犹在家中观书作字，谈笑如常，晚上倏然而逝。时年69岁。
孟宗政去世后，孟珙子承父业，带兵守着襄阳，与南迁的金廷对峙。孟珙手下主要是从父亲那里接手的2万忠顺军，而武仙兵力强盛，号称聚众20万，向襄阳东北进军。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参不参得透，已经不重要。
武仙，这个名字一听挺霸气，他野心也不小。金哀宗被围困于蔡州时，武仙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带兵南下，打开入蜀的通道，占据川蜀作为根据地。但这必须经过荆襄之地，孟珙可不答应。
他的一生，就为了一个表面怯懦的决定活着，把毕生勇气给了他的挚爱。
随着蒙古军攻陷汴京，金朝陷入了当年北宋灭亡的尴尬局面，只想一路向南，离开有蒙古人的地方。一个叫武仙的金军将领，跑到河南收拢溃兵，起兵勤王，一下子就聚集了十几万兵力。
现在，他可以放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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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参考文献
智勇双全的孟珙，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仿佛是为了战场而生。正如他后来拜见皇帝时说的，自己只是一介武夫。他注定无法在朝堂之上高谈阔论，只能在前线挥洒汗水，做一个干实事的人。
［元］赵孟：《赵孟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之后，孟宗政父子奉命出兵救援枣阳（今湖北枣阳）。万军之中，父子失散，孟珙远远望见一个白马白袍的宋军将领身陷敌阵，大呼：“吾父也！”接着孟珙二话不说，率领一支骑兵杀入敌阵，将父亲救了出来。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此战，宋军对金军“半渡伏发，歼其半”。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金军攻襄阳时，年轻的孟珙认为他们必定先从军事要地樊城下手，就跟他爸说，咱们先渡河布阵，等金兵来，半渡而击之。孟宗政所部在岸边布阵后，金军果然中了孟珙的计，匆匆而来，渡河到一半被宋军伏击，只好轻轻地去，不带走一片云彩。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孟珙的曾祖父、祖父都隶属于岳家军，而他的父亲孟宗政，在南宋权相韩侂胄发起的开禧北伐中崭露头角，曾以一介县令的身份率众打游击战，夺取金兵辎重，之后被委以重任，镇守襄阳。孟宗政任荆鄂都统制时，招收宋金边境三州壮士2万人，编为“忠顺军”，这支军队后来为其子孟珙接管，可说是与南宋初年的岳家军一脉相承。
徐永恩：《贾似道研究资料汇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
嘉定年间金人南侵时，孟珙年方弱冠，不过就是现在大学毕业生的年纪。他随父从军，活跃于抗金前线，一家人堪称将门世家，专治金人各种不服。
易中天：《风流南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金朝看宋朝不老实，大怒，打蒙古我打不过，把宋军打一顿还不是正常操作？金朝不顾两线作战的危机，在嘉定十年（1217）发动了南征，向南宋重镇襄阳大举进犯。
黄宽重：《南宋史研究集》，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
十多年来，蒙古军向华北、中原扩张，痛揍了金军好几次，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金人节节败退。宋朝原来向金朝称侄纳贡，知道金人快完蛋了，趁机百般推托，拒绝为金朝输送岁币。
胡昭曦：《宋蒙（元）关系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
看到这一段，不少人常会想到唇亡齿寒的典故。军事实力较弱的宋、金不联合起来对付最强的蒙古，却反目成仇，这个外交战略不是很让人着急吗？宋人当然没忘记当年“海上之盟”北宋联金灭辽的惨痛教训，但此时宋、金早就闹掰了。
何忠礼：《南宋全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宋、蒙双方商议之后，决定联手灭金，事成后，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河南一分为二，北部归蒙古，南部归宋朝。
赵维江：《赵孟与管道升》，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蒙古使者来到南宋都城临安，为宋朝带来了一个消息：蒙古军攻占汴京（开封）后，金哀宗完颜守绪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城，正躲在蔡州苟延残喘，蒙军围城数月还未攻克，想请宋朝出兵相助。
赵治乐：《从边疆将帅群体探索南宋能长期抗蒙的原因——以孟珙为重点》，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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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述尧：《历史的天空——略论贾似道及其与刘克庄的关系》，《兰州学刊》2004年第3期
南宋抗蒙防线的设计者之一，就是孟珙。他曾以一人之力，统御南宋边境三分之二的战线。
［日］寺地遵：《贾似道的对蒙防卫构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
当蒙古军摧枯拉朽地席卷欧亚大陆时，常被人以为军事孱弱的宋军，在横跨中国的钢铁防线上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在平原上作战，在山谷中作战，在长江上作战，甚至在海上作战，战到最后书写崖山的悲壮。
陈远明：《评鄂州之围中的贾似道》，《台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此后等待宋蒙两军的，却是近半个世纪的战火。
黄锦君：《南宋名将孟珙的佛教价值取向浅析》，《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4期
他们合作默契，交战中，蒙古军将领张柔的一支先锋部队陷入金兵包围。张柔身中数箭，跟刺猬似的。危急关头，正是孟珙所部冲入阵中，将这位蒙古军名将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王尧：《南宋少帝赵显遗事考辨》，《西藏研究》1981年
蒙古人性格豪爽，倴盏见到孟珙后，知他是个英雄，与他约为兄弟，一起射猎，同入帐中吃野味、喝马奶酒，一时惺惺相惜，就像是过命的交情。
车明怀：《南宋末代皇帝赵显在西藏活动的历史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17年第4期
这是1234年，金朝覆灭前夕，宋、蒙两军在这场战争中结下了短暂的“革命友谊”。
任崇岳：《元顺帝与宋恭帝关系考辨》，《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
孟珙统领的宋军，与成吉思汗侄孙那颜倴盏所率的蒙古军，会师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城下。旌旗猎猎，战马嘶啸，宋蒙联军将为他们共同的敌人——金，敲响丧钟。
邓淑兰：《赵孟仕元问题三论》，《学术探索》2012年第1期
孟珙：13世纪的防御大师，为南宋续命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