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天祥强烈的精神榜样，一直都是儒家“取义成仁”的典范。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忠君爱国”的范畴，而是一种超脱于生命之上，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自我期许和责任担当，进而内化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
一个张煌言死了，又一个“文天祥”活了。
对此，尽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满清皇裔，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评价说：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若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励，浩然之气，与日月争光。该志士仁人欲伸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
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好一个“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近现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价说，文天祥与陆秀夫、张世杰这“宋末三杰”，“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
而曾经与郑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带的张煌言，兵败被捕后，在监狱中，也是一遍遍抄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在杭州西湖边凤凰山就义前，行刑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呐喊道：
此后，在外敌入侵，中国再次遭遇国难的历史背景里，在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天下—华夷”观到“世界—民族”的涅槃重生中，蒋介石评价文天祥说：“文天祥忠君爱国的精诚和崇高伟大的人格，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荣，实堪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之精神与人格，并为整个民族万古不变的光荣。”
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庐陵，当时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文信国公祠，临死前，文乘呐喊，我的灵魂将皈依你啊，文信国公祠，公（文天祥）其许我！
作为一个民族永恒的榜样，文天祥跨越了时空，渗透进各个人群和阶层，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不断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早已超越了知识分子的局限，而转化成为民族魂的象征。
忠魂今夜归何处，明月滩头卧白云。
一个大写的宋人，他始终无愧于天，无愧于地。
阀阅名家旧姓文，一身报国九原闻。
陆秀夫：海国孤忠，惊世之死
明末，作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同样状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义著称。文震孟在世时直言上疏对抗阉党，被视为文天祥转世。文震孟死后，文震孟的儿子文乘又在明亡清兴之际起兵抗清。文乘临死前面不改色，先是朝着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然后又朝着南方苏州家乡的方向跪拜。他留下遗书：
这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一次贬谪。
“取义成仁”，自文天祥以后，一直在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
在南宋流亡朝廷最应该同心戮力的时候，陆秀夫仍难摆脱大宋言官的悠悠众口。
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与前辈文天祥的遗嘱“衣带赞”内涵相同，追求一致。
关于这次贬谪，史书已难找到确切的记载，我们只知道陆秀夫得罪了左丞相陈宜中。有的说是因为陆秀夫举荐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而陈宜中原本与文天祥就不对付；有的说陈宜中一人手握将相之权，表面上谦虚地向陆秀夫征求建议，实际上内心十分不满陆秀夫总是提出反对意见……
经严猾夏，义大复仇。民安弗获，主辱何求。生不负学，死不降志。取义存仁，庶毕吾事。
虽然是流亡到福建、广东的小朝廷，但从开封到临安的那套斗争方法，被完完整整地复制了过来。言官们出动了，众口一词弹劾陆秀夫。
在狱中，傅鼎铨还写下了《正命铭》：
张世杰实在看不下去，直接怼陈宜中：“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动不动就用言官害人！”（此何时？动以台谏论人耶！）
到了明亡清兴的鼎革之际，以文天祥为榜样的文人士大夫层出不穷。文天祥强烈的人格力量，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奋斗的文人士大夫们振奋不已。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铨就在明朝灭亡后，跟随同乡揭重熙募兵抗清，傅鼎铨兵败被捕后，被清廷要求作书招降揭重熙。傅鼎铨引用了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所写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进行拒绝。
抗议无效。
而在宋代理学的影响之下，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断塑造。在此后越来越重视纲常和人臣之义的封建王朝，文天祥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足以为万世“忠君爱国”的典范。殊不知，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强烈自省，以及对天下兴亡的忧患责任，内涵远远不止于此。
如果要给大宋之亡找原因，七成正是亡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内斗。
因为文天祥的榜样，还有无数像陆秀夫这样的忠烈选择殉国，元人对于宋人“养士三百年”，最终盖棺论定，予以了中肯的评价。
陆秀夫被贬了。当时流亡朝廷的地盘就那么一点儿大，所以他也无法被贬到哪里去，就贬到了潮州闲居。那个地方，现在被叫作“陆厝围”，在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港口村。在那里，陆秀夫度过了一生中最煎熬的半年至8个月时间。
观其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可不谓“仁”哉！宋三百余年，取士之科，莫盛于进士，进士莫盛于伦魁。自天祥死，世之好为高论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伟人，岂其然乎！
当听到闽广宣抚使陈文龙被人出卖，将被押赴已为元军占领的临安的消息时，陆秀夫给陈文龙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想身死不足惜，国事不可为，为可恨也。周粟虽佳，夷齐耻食，毋令首阳独孤寂。”
文天祥死后，元人针对谢太后于1276年在临安城怒斥文官贪生怕死一事写道：
用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经典典故，激励陈文龙为国而死，千万不要苟活。
5
而陆秀夫在信的落款写着“寓潮州罪人陆秀夫”。一个流亡朝廷的谪居“罪人”，还在顾念着那个时代的风骨，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南宋在1279年灭亡整整四年后，王朝的最后一位忠臣义士，最终选择了一条殉国之路。至此，宋史才算合上了无尽叹息的最后一页。
后来，陈文龙在临安果然绝食而死，其母也跟着绝食而死。
在办完文天祥的丧事后，妻子欧阳氏也选择了跟随文天祥，自尽殉亡。
那个时候，陆秀夫心中所想，也不过是“人生所欠唯一死”而已。只是，他还不甘心，他还念着成败，他还想为那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搏一搏。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那一年，40岁的陆秀夫，生命进入了为时仅两年的倒计时。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按照正史的写法，他的朝代此时已经亡了一年了，但我们接下来将看到，这个谪居潮州乡下的士大夫，才是最终为大宋王朝画上句号的那个人。
然后，他从容就义。他死后几天，妻子欧阳氏为他收尸，在他的衣带中发现了他的遗言：
1
写完最后的诗，他对着围观的上万市民呐喊：“吾事毕矣！”
时间回拨到40年前。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公元1238年（另一说1236年），南宋嘉熙二年，陆秀夫出生在楚州盐城长建里（今江苏建湖）。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这一年，文天祥3岁，18年后，他们将一起考中进士。然后一起守护一个王朝最后的尊严。
……
这一年，他们日后的劲敌张弘范，也出生了。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这一年，蒙古早已开始了征服世界的征程，而南宋人并不。蒙古大将察罕率领大军号称80万，围攻淮西重镇庐州（今安徽合肥），企图攻破庐州后，造舟巢湖进军江左。南宋名将杜杲组织庐州之战，打死打伤蒙军2.6万多人。察罕败退，辗转于滁州、天长、泗州多地，寻找突破口，均被当时的名将余玠、吴潜、吕文德等人一一击败，最后退出了宋境。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这一连串的战事，都发生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地带。陆秀夫的家乡盐城，亦地处江淮之间，早沦为南宋北疆、战争前线。张弘范的父亲、从金国投降了蒙古的将领张柔，跟察罕一样，也多次分兵出击，侵蚀南宋疆域。
然后，他要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绝命诗：
史载，当时，陆秀夫家乡的射阳湖“浮居者数万，家家有兵杖（兵器）”。这些人既是流民，也是水上盗匪。总之，盐城那时候社会环境恶劣，已经不适合人居了，所以陆秀夫3岁时，跟随父母南迁到了京口（今镇江）。
临刑前，他特地要求，向着南方故国大宋的方向郑重跪拜。
在京口，陆秀夫度过了早年的时光，他在那里成长，读书，交友，考试，并完成了人格塑造。
次日，他被引出就刑。
他拜在京口名儒“二孟”先生（孟逢大、孟逢原兄弟）门下，年纪轻轻，但“下笔有奇语”，深得“二孟”先生喜爱，称他是“非凡儿”，一个非同寻常的小孩。
文天祥显得非常淡然，只是说：“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官为宰相，安能投降二主！愿赐之一死足矣！”
15岁时，陆秀夫和同窗好友郭景星形影不离。两人就读于京口南郊鹤林寺，白天论赋，夜晚谈诗。这个时候，陆秀夫向往成为本朝范仲淹或朱熹一类的人物。
忽必烈仍然重视这位南宋的状元宰相，便问他说：“你有什么愿望？”
陆秀夫曾写有《题鹤林寺》一诗，回想那段难忘经历。而这首诗，也成为他一生中留存于世的唯一一首诗：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8日），忽必烈亲自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却说：“我文天祥作为大宋的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
岁月未可尽，朝昏屡不眠。
从1278年被俘，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战南宋的毁灭，中间两次自杀，始终坚持不屈的文天祥，最终在被关押四年后的1283年，迎来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审。
窗前多古木，床上半残编。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放犊饮溪水，助僧耕稻田。
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寺门久断扫，分食愧农贤。
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这是一个日夜勤奋苦读、不忘参加体力劳动、对劳动人民抱有同理心的少年陆秀夫的自画像。
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战事频发，国事日渐不堪，而每个时代都有为那个时代唱挽歌的英雄。属于南宋末世的英雄，慢慢长成了。
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
2
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
公元1256年，南宋宝祐四年，19岁的陆秀夫赴京城临安参加科举。
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
因为21岁的文天祥考中了这一年的状元，所以史称“文天祥榜”。这是一个至今看来仍然熠熠生辉的榜单，南宋末年最有骨气的几个人都榜上有名。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
除了一甲第一名（状元）文天祥，二甲第一名（传胪）是谢枋得。谢枋得后来率领义军抗元，失败后，长期流亡在福建建阳一带的荒山野岭之间。由于他的文名和威望，元朝强迫他到大都入仕，他不愿降为元臣，留下遗书说：“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最终在大都绝食五日而死。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陆秀夫的名次是二甲第二十七名，成为文天祥的同榜进士。
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放榜后，陆秀夫踌躇满志，在礼部贡院的同年聚会上，对来自同乡的同榜进士说：“今日皇恩渥重，吾侪当思报国，相勉为天下第一等人物，方不负此举。”主考官王应麟听到后，十分高兴，把陆秀夫叫到面前，跟他说：“阅卷得文天祥，予不胜喜，今闻贤论，何让天祥？可贺可喜！”王应麟果然眼光独到，他没有看错人，文天祥和陆秀夫日后都成为那个时代的“天下第一等人物”。
……
历史上，在每一个朝代的不同阶段，因应不同的时代危机和历史使命，当时第一流的人物都在做第一流的事业。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他们的使命是变法图强；而到了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这一代人，他们的使命是救亡图存。王朝末世，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不是用他们的华丽辞章，也不是用他们的革新洞见，而是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构筑起了供后人膜拜的精神长城。这就是，他们这一代士大夫的宿命。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从1260年起，陆秀夫投到南宋名将、淮南制置使李庭芝幕下，执掌机密文件。后来，李庭芝被扣上驰援襄阳不力的帽子，替“常败将军”范文虎背锅，蒙冤遭贬。没多久，元军围攻扬州，李庭芝被重新起用，陆秀夫从京城又回到李庭芝幕府。
对于生死，文天祥早已超脱看透。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夏，文天祥写下了《正气歌》：
1275年，元军大举进攻南宋，两淮告急，李庭芝的幕僚纷纷辞职走人。只有陆秀夫临难不惧，与李庭芝一起誓死抗敌。李庭芝为陆秀夫所感动，认定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忠义之士，遂忍痛割爱，将他推荐给朝廷。
当时已经投降元朝的王积翁等人上书忽必烈，请示说，文天祥坚持不降，或者就将他释放做道士好了。但同样为宋朝状元宰相出身的留梦炎却强烈反对，留梦炎说：“文天祥如果被释放，复出号召江南，那我们这些投降的人，将置于何地？”
陆秀夫重回朝廷，一开始担任司农寺丞，负责粮仓管理和百官禄米供应。不久升任宗正寺少卿兼起居舍人，再到礼部侍郎。当元朝丞相伯颜率军进攻临安的时候，陆秀夫曾作为代表前往元军大营议和。一些史书说，因为陆秀夫坚持南宋“只和不降”，伯颜大怒，陆秀夫无功而返。后来代表南宋去议和的文天祥，同样大义凛然而被伯颜扣押下来。
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慑服亡宋子民，元朝宰相孛罗亲自提审文天祥。文天祥坚持不肯下跪，强硬地说：“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
1276年，德祐二年，正月初五，谢太后和6岁的小皇帝赵㬎宣布，南宋朝廷向元军投降。在正史中，南宋在此时已经亡了。
在牢狱中，蒙古人又将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罚没为奴，并让他的女儿柳娘写信给他，并提示他说，只要他愿意投降，他的家人马上可以恢复自由身，他本人也可享受荣华富贵。但文天祥执意不肯，在回复自己妹妹的信中，文天祥写道：“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
然而，在此之前，陆秀夫与殿前指挥苏刘义等人保护杨、俞二淑妃和益王赵昰、广王赵昺逃出临安，直抵温州瓯江口的江心岛。他们拥立赵昰、赵昺为天下兵马正、副都元帅，并商定了建立海上行朝、到南方开辟抗元基地的大略方针。这意味着南宋的血脉还在，还有反攻与重起的机会。
当时宋恭帝已经懂事，也在文天祥面前失声痛哭。
另一边，京城临安沦陷后，李庭芝还在死守扬州城。使者手持已经降元的谢太后的诏命，前来劝降，李庭芝登上城楼，高声回答：“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随后，又有使者前来传诏令说：“今吾（指谢太后）与嗣君（指赵㬎）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不为所动，命人朝传达诏令的使者射箭。直到半年后，元军才拿下扬州城，而李庭芝被部下杀害。
当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装扮出现在牢狱中时，文天祥立马跪在宋恭帝身前泪流满面。他说：“臣不能保大宋，致使陛下今日，深愧。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但坚毅的李庭芝最后面临的问题，也是陆秀夫随后需要面对的：南宋君主已经投降了，你还在为谁守城？
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忽必烈让当时已经9岁的宋恭帝赵㬎出面劝降文天祥。
3
4
1276年，农历五月，陆秀夫等南宋流亡者一路南迁到了福州，8岁的益王赵昰被立为皇帝，是为宋端宗。朝政由杨太后主议，以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组成行朝内阁。
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
此前被伯颜拘押的文天祥，历经九死一生逃离出来，当他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宋端宗新立，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集大权于一身，实际上，权柄却掌握在陈宜中、张世杰手里。
……
虽然陆秀夫力荐文天祥，但由于陈、张的排挤，文天祥在福州被边缘化。文天祥不愿缠斗其间，于是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他居然奇迹般地拉起一支十万人的义军，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
杀身慷慨犹易免，取义从容未轻许。
文天祥的义军，吸引了元军主将张弘范的注意力，后者暂缓了对南宋流亡朝廷的追击，转而重兵围剿文天祥。而这时小朝廷又玩起了权术内斗。继文天祥之后，陆秀夫也被陈宜中排挤走了，谪居潮州乡下长达半年到8个月。
在《言志》诗中他写道：
在给被俘的闽广宣抚使陈文龙的信中，陆秀夫一面劝其宁可为国牺牲，也不能投降元朝，一面抒发了自己希望复出的强烈愿望：“北向长望，无寸土干净，秀夫岂敢游逸此土哉！”他在谪居地开办学馆，还建了练兵场，广招当地热血青年，讲授文韬武略，宣扬节气风骨。他也因此成为唐宋时期继韩愈之后，影响潮汕地区最深远的人物。
文天祥再次自杀求死。在路途中，他绝食八日，没想到仍然不死。于是他放弃绝食，决定与蒙古人周旋到底，最终以求一死，为大宋殉葬。
陆秀夫被贬后，南宋流亡朝廷在陈宜中“逃跑主义”思想的主导下，一路溃败，处境凶险。经过张世杰的严词追责，陈宜中才不得不召回陆秀夫。
一席话，说得张弘范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命人护送文天祥北上大都觐见忽必烈。
陆秀夫获诏还朝之时，流亡朝廷已经从福州败逃到了潮州外海的南澳岛，此后的两年，这个政权基本只在广东沿海的海岛上与元军周旋。
对此，文天祥泪流满面地说：“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又怎么能够背叛国家，不与之同生共死呢？”
当时漂泊在广东沿海的流亡朝廷，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直接出海，逃往越南南方，陈宜中后来走了这条路线，再也没有回来；二是流亡到海南岛，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海南岛极其荒凉，小朝廷中没人提出走这条路线；三是继续在广东沿海流亡，张世杰选择了这条路。
南宋已灭，元军统帅于是让人再次押来文天祥，引诱他说：“你的国家已经灭亡了，丞相您对宋朝的忠孝已经倾尽全力了。如果你能用对待宋朝的忠心，来对待当今的圣上（忽必烈），那么一定还可以当上宰相！”
在陈宜中离开流亡朝廷之后，陆秀夫与张世杰一起主持朝政。史载，每次朝会时，陆秀夫都束带持笏，认认真真地走完仪式。也许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他知道只有仪式和信念可以凝聚人心。而当他独处的时候，他则时常面朝大海，“凄然泣下，以朝衣拭泪，衣尽浥”。
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出师三年劳且苦，只尺长安不得睹。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蝟交沧溟。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如果当时有一张世界地图摆在陆秀夫的面前，他将看到，除了广东沿海孤悬的海岛和个别地方，以及西南地区最后的堡垒钓鱼城，偌大的欧亚大陆，基本都已是蒙古铁骑的天下。这是多么艰难而痛苦的坚守，难怪一个连死都不怕的英雄，会在没人的时候流泪。
当时，文天祥在被关押的海船上，目睹了这场南宋的亡国之战。后来，他写下了《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他是那个时代，一面独孤的旗帜。
崖山之战后，元军统帅张弘范非常得意，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刻下了“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字。元朝灭亡以后，当地人将张弘范的字全部铲掉，改刻上了“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个大字。
1278年，农历四月，10岁的宋端宗赵昰因为此前落水惊悸成疾，病逝在了广东雷州湾的硇洲岛。群臣见此多欲散去，陆秀夫痛心陈词：
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崖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度宗皇帝一子（指赵昺）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五百人）一成（十平方里）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耶？
整个崖山之战，史书记载，南宋最后残存的十多万军民，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或不甘受辱投海自尽，“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尽管首都临安已经于1276年沦陷，但这些残存的忠臣义士，仍然坚持奋战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
一番话重新燃起了众人的斗志。大家拥立7岁的赵昺登极，是为宋少帝，改元祥兴。作为最后精神支柱的陆秀夫，被任命为左丞相，总揽军国大事，张世杰为太傅，负责军事指挥。
面对重重包围的元兵，不愿屈服投降的陆秀夫，毅然背着8岁的宋帝昺投海自尽。在得知陆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尽的消息后，张世杰仰天长啸，泪流满面地说：“我为赵氏尽心尽力，一君亡，又立一君，如今又亡矣，不知天意为何？”飓风中，张世杰也跳入滚滚波涛之中，追随那个他为之奉献所有的王朝而去。
两个月后，流亡朝廷东移到了崖山（位于今广东新会）。在崖山，20万不甘亡国的南宋军民，将在陆秀夫和张世杰的带领下，迎来史上最惨烈的一战。
宋军最终惨败。
4
从福州退守广东后，在崖山，1279年2月，陆秀夫和张世杰率领残余的十多万南宋军民，与元兵展开了最后的战斗。
在崖山，陆秀夫内调工役，外筹军旅，任务繁重，但即便如此，他也不忘按时给小皇帝赵昺授课。在他心中，文化延续是最重要的事情，文化亡了，南宋就真亡了。在前后3年的漂泊中，他随时记录下两任小皇帝以及流亡朝廷的事情，并将这本“海上日记”交给礼部侍郎邓光荐，希望这些故事可以流传下来，可惜这本史书后来还是失传了。
文天祥在广东海丰被捕的当年，1278年，年仅10岁的宋端宗赵昰在流亡途中病逝。随后，陆秀夫又与张世杰一起，共同拥立当时年仅7岁的赵昺为帝，继续抗战。
南宋军民在崖山伐木建屋，并为小皇帝和杨太后修建了一座名为慈元殿的行宫。一时间，小小的崖山一带，三千余座房屋连绵起伏，形成集市，史学家后来将这一带称为“行朝草市”。
南宋宝祐四年（1256），21岁的文天祥荣膺当年科举状元。当时，19岁的陆秀夫也高中进士。作为同榜和同年，这两位南宋末世的知识分子，在穷途末日中坚持不懈地战斗着。
明代《崖山志》说：“崖山在大海中，两山对峙，势颇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藏舟，殆天险也，可扼以自固。”如今，经过700多年的变迁，崖山港因泥沙淤积，已成陆地，我们无法目睹当年的海港风貌。但从前人的记载来看，崖山是流亡朝廷一个相对理想的据点。
这已经不仅仅是家国兴亡，而是天下兴衰、匹夫有责了。
打陆战，南宋不是蒙元的对手，但打海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当时崖山的宋军，有大舶千余艘，而元军张弘范和李恒两部战船仅420艘。
早在北宋时，理学家张载就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并在此后切实影响了无数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终生。在宋代儒士们看来，“家国”是密不可分的。宋代以前的知识分子，一是没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庞大的群体，二是没有形成如此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而宋代“三百年养士”的结果和终篇，就是文天祥和陆秀夫的末世悲歌。
1279年，祥兴二年正月，历时20多天的崖山海战拉开序幕。此前一个月，在潮汕地区牵制元军的文天祥队伍被打散了，文天祥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随后，文天祥被张弘范扣押在船中，前往崖山，招降流亡朝廷。文天祥因此在船中目击了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根据文天祥的分析，北人不习海战，对崖山水道又生疏，如果流亡朝廷先期取得小捷，元军中的闽、浙籍水军很容易就倒戈，所以流亡朝廷是有胜算的。
在文天祥的时代，随着家国意识的强化，以及程朱理学的影响，知识分子心中“家、国、天下”已经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张世杰这边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临战之前，他放火烧了“行朝草市”，不留退路，誓要与元军决胜负。但战后复盘，张世杰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竟然没有坚守崖门，而是让所有战船排成一字长蛇，并用大索连起来对敌。为了防止对方用火攻，南宋战船还都涂上了泥。
3
张弘范抓住了张世杰的错误部署，从南、西、北三面包围住南宋舰队，同时切断了他们的陆上淡水供应通道。南宋舰队虽然筹备了足够半年的干粮，然而，在持续吃了十天干粮又缺淡水的情况下，军中已疲乏不能战。史书说，“兵茹干粮十余日，渴甚，下掬海水饮之，海咸，饮即呕泄，兵大困”。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决心。
双方一面战斗，一面和谈。张弘范想让文天祥写信劝降张世杰，被文天祥拒绝后，派出张世杰的外甥韩某去劝降。张世杰说，我知道我一投降就能活下来，还能享尽富贵，但我不能也不会投降。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79年，农历二月初六，宋元崖山海战迎来最后的大决战。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张弘范趁着潮起潮落，分路发起进攻，声震天海。而张世杰作茧自缚式的布阵，注定了南宋舰队毫无转圜的余地，表里受敌。战到当晚，南宋这边“士众伤残，俱无斗志”，看着战舰上的旗杆一根根倒下，张世杰知道大势已去，最后关头砍断大索，率领十余艘战舰突围而去。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由于宋少帝赵昺的坐船最大，被外面的船挡住，动弹不了，陆秀夫坚守到最后一刻，担心小皇帝被俘，他做出了一个惊世决定。他先仗剑驱赶妻子、三个儿女跳入海中，随后跪拜在小皇帝面前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指赵㬎）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说完，他将8岁的赵昺缚在自己背上，纵身跃入海中。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没有人会想到，42岁的南宋丞相陆秀夫，用负帝蹈海、以身殉国的方式，维持了大宋最后的风骨与气节。
他宁死不降，在被元军押解前往追击宋军时，写下了千古闻名的《过零丁洋》：
眼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史载，一时间，“贵官士女多腰金赴水自沉，死者数万人”。而逃出包围圈的张世杰，还想侍奉杨太后再图后举，但杨太后听闻赵昺的死讯后亦蹈海自杀，张世杰将其收葬海边。后来，张世杰在今广东阳江海陵岛海面上遇大风雨，拒绝登岸而溺毙。
元将张弘范要他跪拜，他坚持不拜。张弘范又要求他写信劝降陆秀夫和张世杰等人，文天祥却说：“我无法保卫自己的父母，又怎么可能教别人背叛自己的父母？”
崖山海战是南宋亡国的最后一战，文天祥在元军船中目睹宋军的败亡和惨死，痛苦不已，向南恸哭。史载，此战过后，“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
这是他第一次自杀。
4年后，文天祥求仁得仁，死于元大都。
他率领最后的残兵一路转战，在退到广东海丰时，被元朝将领张弘范部队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终被捕，仓促之中，他吞下脑子（龙脑）试图自杀，没想到自杀失败。
至此，南宋的两个丞相，当年的同榜进士，一南一北，为大宋画上了悲伤而有力的句号。
文天祥已然一无所有，可他仍然在坚持战斗。
5
与此同时，从元兵手中逃脱的文天祥也再次出发，从1276年7月到1278年11月，他先后组织义兵，一度收复了被元兵占领的江西赣州、吉州等地。然而在江西永丰，他再次遭遇败绩，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虏。而在进军广东潮州过程中，他的军队又开始流行瘟疫，并夺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儿子。
陆秀夫负帝蹈海自杀之后，文天祥最早写诗赞颂陆秀夫的气节永留天地间：
在重庆，张珏等人则一直孤军奋战。一直到临安沦陷两年后的1278年，从钓鱼城率兵转战重庆城的张珏才最终兵败被俘。他不愿投降元朝，用弓弦上吊，以身殉国。
文彩珊瑚钩，淑气含公鼎。
当时，南宋已经濒临末日，但在各个角落，仍然有忠臣义士在顽强抵抗元兵。在扬州，尽管得知首都临安已经沦陷，但驻守的李庭芝和姜才等人却始终坚持不降。在率兵转战泰州兵败被俘以后，李庭芝最终殉国。姜才临死前，仍然对元兵破口大骂，誓死不降。
炯炯一心在，天水相与永。
临安之降后3个月，1276年5月，陆秀夫和赶来护驾的张世杰一起，在福州拥立赵昰登基，是为宋端宗。此后，被元军押解北上的文天祥，也在途中逃脱南下，历经九死一生辗转来到福州，并被任命为右丞相知枢密院事。
陆秀夫早年的同窗好友郭景星，听闻噩耗后，也曾写了一联挽诗，平平淡淡，却十分动容：
但危难之际，谢太后仍然命令陆秀夫等人，在南宋朝廷于临安投降元朝之前，秘密护送着赵宋皇族最后的血脉——7岁的赵昰和4岁的赵昺，出走福州。
独忆城南秋雨夜，
与149年前经历靖康之耻（1127）灭亡的北宋一样，南宋，也已接近穷途末路。
一窗曾共读书灯。
文天祥公开怒斥伯颜并被拘押的这一天，是德祐二年（1276）农历正月二十四日。10天后，二月初五，南宋朝廷在临安向元军投降。
陆秀夫死后仅4年，元朝枢密院副使兼潮州路总管丁聚，因为敬重陆秀夫，为他在南澳岛（今广东汕头南澳县）修建了墓园（应为衣冠冢）。
妇人小儿无力挽救赵宋天下，无奈下，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再次出城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元军统帅伯颜，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缩，坚持与伯颜抗争辩论。伯颜怒了——一位即将亡国的南宋宰相，竟然敢如此当面顶撞他——于是下令，将文天祥拘押锁铐起来。
1531年，明嘉靖十年，也就是陆秀夫死后252年，他的故乡盐城建起了陆公祠，以纪念这位千年一见的英雄。
当时，文天祥等人主张依托临安城中的几万残兵和数十万百姓支持，与元兵进行攻守决战。然而66岁的谢太后和4岁的宋恭帝赵㬎束手无策，他们和更多的文官仍然痴痴梦想着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女真人一样，在得到更多的岁币和纳贡后可以退兵回朝。
又52年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从小对陆秀夫的事迹耳熟能详的广东南海人杨瑞云赴任盐城知县，他启动了陆公祠的重修工作，并撰碑文说：“宋亡死节之臣多矣，乃余则以陆丞相为称首。”为什么说陆秀夫是宋末第一死节者，杨瑞云解释道：
在文天祥看来，他状元出身，以赣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如今危难之际临时被任命为宰相，对于家国天下，更是承担着发自肺腑的崇高责任。
难莫难于从容就义，始终不渝；
在后世强调皇权独裁的明清时代，宋人和宋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自信，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尽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但宋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践行这种理念。
烈莫烈于举家沉海，尽葬鱼腹。
通过这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制，广大知识分子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实现阶层流动和上升。也因此，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国家兴亡的责任担当意识开始强烈膨胀，以致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敢于在宋神宗面前，公开阐述皇权必须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就是陆秀夫的勇气所在。陆秀夫历经宋末三帝（赵㬎、赵昰、赵昺），明知事不可为但仍坚持到底，“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把传统士大夫的理想追求与坚毅本性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妻子、三个儿女与他一起投海，仅有长子留在潮州陆厝围而幸存，堪称一门忠烈。
到了宋代，随着科举制的急剧扩大，平民阶层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参与朝政。北宋末期，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已达10万多人，而南宋时期的12世纪后期，尽管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但每年参与各级科举应试的学子，更增加到了40多万。
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追谥陆秀夫为“忠烈公”。
在宋代以前，封建王朝通过荐举制、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选拔人才。尽管唐代开始有了科举，但是由于人才选拔规模太小，加上多为贵族垄断，因此唐代并未能通过科举制培育出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从根本上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兴衰，更多是贵族间的斗争，而与知识分子群体无关。
1858年，清咸丰八年，全国各地孔庙皆配祀陆秀夫。
2
数百年来，在陆秀夫的故乡，在他生活过、战斗过的地方，在他殉难的地方，无论官府或民间都无限尊崇这位以“海国孤忠”名垂青史的英雄。衣冠冢、塑像、祠堂、纪念亭等，人们以种种形式纪念和缅怀陆秀夫。
宋朝养士三百年，这是最后的考验时刻。
如果要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伟大，那就看在他死后的100年、500年甚至1000年，是否还有人广泛地纪念和缅怀他。这就叫，公道自在人心。
当王朝即将覆灭，南宋皇族们放眼望去，才发现那些当初共富贵的人，都逃跑了。剩下那些他们看不入眼的人，却选择了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现在，我们可以代陆秀夫、代“宋末三杰”中另外两位、代李庭芝、代谢枋得、代许许多多不惜以身殉国的人回答之前的问题了：南宋已经亡了，他们为什么还要苦苦坚守与抗争？
无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只得颁发懿旨，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全权负责与城外元军主帅伯颜的谈判事宜。
有的人说是“愚忠”。但如果李庭芝愚忠，他就应该在接到谢太后的诏令后献城投降；如果陆秀夫愚忠，他就不应该凭自己的判断去决定一个小皇帝的生死……而这恰恰证明了他们不愚忠。在他们心中，有比君主的去留和生死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中国历史代代传承的信念与良知。
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协助拱卫京师。当时，元朝大军已经逼近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在敌兵的震慑之下，比文天祥早12年（1244）考中状元的左丞相留梦炎开溜了。然后，右丞相陈宜中也脚底抹油了。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说，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三人之奔波海陆，百折不回，尤为可歌可泣，可悲可慕。六合全覆而争之一隅，城守不能而争之海岛，明知无益事，翻作有情痴。后人或笑其迂拙，不知时局至此，已万无可存之理，文、张、陆三忠，亦不过吾尽吾心已耳。读诸葛武侯《后出师表》，结末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千古忠臣义士，大都如此，于文、张、陆何尤乎？
然而在临安城外，起初文天祥却被拒绝入城。在宰相陈宜中等人眼里，文天祥的勤王之举是“猖狂”和“儿戏”。因为在更多的文官看来，文天祥越忠诚，就越衬托其他文官武将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所以一直到当年十一月，蒙古兵已将临安城团团包围之时，文天祥才被召入临安城中。
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投湖自杀，当时人认为王国维是“殉清”，是“愚忠”，但史学家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国维其实是“殉文化”：
他散尽家财募兵，日夜疾驰奔赴临安。在江苏虞桥，他临时组织的毫无作战经验的勤王义军，被凶悍且久经战阵的元兵屠戮殆尽，他不得不率领残兵退保余杭。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面对虎狼之师的蒙古兵，有友人劝告他说，如今元兵三路直逼临安，而你却带着一万多人的乌合之众去以卵击石，这跟赶着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区别？这位状元出身的地方官员回答说，我又何尝不知，但国家危难，眼下征召天下勤王，却“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自有中华文明以来，每当时代变易、江河日下之时，那些生死以之的人，不正是捍卫文化、捍卫信念最坚定的那批人吗？
文天祥当年初入仕途，因为性格忠直得罪了权臣贾似道，而被贬出朝廷。尽管在地方“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但一到国家危难时刻，他却不畏艰难，“尽以家资为军费”。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不也正是靠着这批人的坚守与抗争，才一次次留下了传承与复燃的火种吗？
在这种情况下，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士卒前往临安拱卫京城。这位“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的美男子状元，捧着勤王诏书痛哭流涕。他对门客说：“以别人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忧虑别人忧虑的事情；以别人的衣食为衣食来源的人，应为别人的事而至死不辞。”
斯人已逝，唯精神不死。
自打1234年蒙古人灭亡金国，持续不断南侵以来，历经四十多年抵抗，南宋的耐心和国力已经日渐耗尽。很多人开始观望形势，首鼠两端，以致当蒙古人逼近临安城，南宋皇室向天下发出勤王诏书时，响应者竟然寥寥无几。
本章参考文献
他就是在南宋宝祐四年（1256），以21岁之身荣膺状元的文天祥（1236—1283）。眼下，这名40岁的昔日状元，正担任赣州知州。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南宋生死存亡关头，一位状元出身的官员挺身而出。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1
游彪：《宋史十五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冥冥之中，历史确实蕴含着某种诡异的宿命。
余蔚：《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从年仅7岁的后周皇帝柴宗训处夺得帝位建立宋朝，如今大宋似乎也将亡国于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
张绥：《中国人的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但蒙古人对此有另外一种解释。在逃窜前，南宋宰相陈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营谈判，以无比卑下的姿态摇尾乞怜说：“希望贵国能够怜悯我们、班师回朝，我们肯定会每年进贡，修好于大元。”蒙古军的统帅伯颜倒是回答得干净利落：“如果想让我军停止前进，你们是想效仿当初吴越国国君钱俶，向我们纳土称臣？还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当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天又失之于小儿之手，这是天意，不必多说了。”
修晓波：《文天祥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谢道清下令，在临安城中张榜痛斥公开逃窜的各级官员：“我朝三百多年，对士大夫以礼相待。现在我与新君遭蒙多难，你们这些大小臣子，不见一人出来救国。我们有什么对不起大家？你们内臣叛官离去，地方守令舍印弃城……平日读圣贤书，所许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生何面目对人，死何以见先帝？”
［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
自从靖康之变（1127）以来，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终处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冲击和高压之下，如今，女真人虽然亡国，但不断南下的蒙古人却更加精锐致命。望着临安城下的蒙古兵，66岁的太皇太后谢道清发现，她和年仅4岁的宋恭帝赵㬎，已经孤独无依。
安鹏：《“天下-华夷”到“世界-民族”——文天祥“民族英雄”形象的诞生及其意义》，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民族学专业，2018年
面对兵临城下的蒙古人，德祐元年（1275），临安城里乱成一团。以两位宰相陈宜中和留梦炎为首，南宋朝廷的大小官员们纷纷弃职逃命作鸟兽散。
孙炳元：《陆秀夫事迹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文天祥：大宋最后的风骨，死于1283年
王曾瑜：《南宋亡国的厓山海战述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