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
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唯一的牵挂是关中的父老乡亲，他为自己在任时未能给当地带来惠民之政感到惭愧，在《到任明年二月罢官有作》中写道：
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
司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辞官，决定到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继续到地方做些实事，经过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养老。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然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
他以修书的方式默默履行职责，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因此，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或只纳一斗二升。同时，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并指示其下属官员，不得执行朝廷文件，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心情却十分复杂。
司马光认为，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都常受饥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司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可即便如此，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青苗法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
另一方面，他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了一面旗帜。
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
司马光还在朝中时，吕诲就经常公开唱反调，弹劾王安石。两个朋友干架，司马光没有偏袒，只是对吕诲说，王安石现在众望所归，你弹劾他干吗？
到任后，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吕诲惊讶地说：“君实（司马光字）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名气虽大，却固执己见，喜欢听小人的吹捧，这样的人如果成为宰辅，一定会天下大乱啊。”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半退休生活，他离开京城后，最初是到陕西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司马光说，你说的可能属实，但目前没有明显迹象，为何不再等等？
4
吕诲自以为大义凛然，说：“今上年富力强，平时与他日夜谋划的不过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说罢，他再次进宫上奏。
不过，他或许也想亲眼看看，友人的变法到底对不对。
司马光默然不语。
司马光却说：“天下皆知此事的坏处，只有王安石一党认为他们是对的。”
吕诲当然斗不过王安石，他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吕诲在病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宋神宗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显著的成果。”
司马光记着这句话。
吕公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为“嘉祐四友”，在司马光辞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对变法派的吕惠卿任职，被王安石弹劾，贬为颍州知州。
5
司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说，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宋神宗去世后，新君赵煦（宋哲宗）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
宋神宗想过挽留司马光。他说，爱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吗？你与老王是好友，何必闹到这地步？
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将年迈多病的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此时，多年来遭受无数打击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
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这一年是熙宁三年（1070），此后十五年，司马光远离庙堂，成了帝国官场的边缘人。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她支持司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变法。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好忌惮的？因此，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
面对执着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马光不愿妥协，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继出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起初，司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广开言路，当年神宗推行新法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严禁“诽谤”，导致新法实际执行的弊端无人上报。司马光递上《乞开言路状》，请高太后下诏放开舆论，结果，诏书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
司马光原本提出的是“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去之”，这是说新法中有用的留下来，恶法才废除。可当真正大权独揽时，司马光却犯错误了。当年他指责王安石的那些话，如今像是在说自己。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借出余粮，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后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这一举措有很大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任命为给事中，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他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司马光却不听。范纯仁不禁感慨，这又来了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
司马光却反驳道，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同为旧党的邢恕劝说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邢恕还是担忧上司，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
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旧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写出了百余篇奏疏，先后废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贬黜宋神宗与王安石留下的新党重臣，一切推翻重来。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祐更化”。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从前文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司马光可能从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在这场酒席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们对待热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他们各自执意改革，都是为了大宋。当年王安石宁可与亲朋好友为敌，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马光在为相的最后岁月，也几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称“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
有一年暮春时节，三司衙门牡丹花开，包拯请这两个小老弟饮酒赏花。包拯举杯劝酒，司马光不胜酒力，碍于领导的面子，还是跟着他饮了几杯，表示退让，王安石却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劝，都坚持不喝，一点也不给面子。
在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的6天前，他强支病体，废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对此，司马光原本还很犹豫，尽管他在关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怀疑只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了差错。可当听到范纯仁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时，司马光气得从病床上爬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曾为三司使，司马光与王安石当时都是他的下属。
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王安石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俩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
司马光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家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床上空荡荡，唯有《役书》一卷，还有8页来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3
那时，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渐渐演变成了互相倾轧的党争。
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宋神宗老激动了。
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大行党禁，厉行思想禁锢，将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碑。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蔡京将元祐党籍碑立在全国各地。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官府听说后，要治石匠的罪。他说：“我不敢再推辞，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也许不全是正确的，但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至高的地位，就是他为官生涯最好的勋章，这无法轻易篡改。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司马光的改革与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她被捧为“女中尧舜”，却把大宋带入深渊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辞，就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四六骈文？”
宋朝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朝代。
司马光又说，本朝没有此惯例。
两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经历过皇太后（妃）垂帘听政。后妃参与政治的频率，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宋神宗说，按两汉旧制即可。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似乎并不嫌恶。
司马光只好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除了极个别权力欲旺盛的后妃曾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名化处理，比如宋真宗皇后刘娥，绝大部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均在历史上赢得了美名。官修史书《宋史》对宋代后妃这一群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宋神宗找他来问话，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二者兼得，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职位呢？”
9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摄政时间基本上都少于一年，仅有两人属于“超长待机”：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刘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后身份摄政长达11年；另一个则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9年。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地位显贵的清要官职。
也正是这两名皇太后，在宋朝垂帘听政者中留下了两极化的口碑：刘娥被认为口碑最坏，史书说她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誉为“女中尧舜”——翻阅史书，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此殊荣。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司马光没有为了换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这是他的原则。
那么，问题来了：高滔滔被捧得这么高，是因为她真的很有作为，还是另有隐情呢？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1
宋神宗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高滔滔是那种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司马光如实答道，不知。
她出生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1032年。大名高正仪，小名高滔滔。与刘娥出身极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显贵，父母两边都是当朝的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将高琼，曾在澶渊之役中立下战功；祖父是高继勋，被时人称为“神将”；父亲高遵甫，是高继勋的第三子。她的母系更显赫，其母是大宋第一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个大臣，说：“吴奎阿附宰相吗？”
这么说吧，高滔滔的人生起点就是刘娥奋斗了一辈子的终点。
第二轮谈话，也谈崩了。
宋真宗当年要立刘娥为皇后，被朝臣喷得满脸唾沫，所有人都讥讽她“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但高滔滔绝无此种烦恼。她自小跟随姨妈曹皇后，在宫中长大，与宋仁宗和曹皇后的养子赵曙青梅竹马。两个小孩子刚好同岁，宋仁宗见他们天生一对，曾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果然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司马光再次直言道：“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台谏却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1063年，赵曙即位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则被立为皇后。
宋神宗接着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这恐怕不是好事。
高滔滔先后为宋英宗诞下四子四女，而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没有他晋封嫔妃的记载，宋代私人笔记则曾提及宋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滔滔在夫妻关系中确实比较强悍，限制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于1067年病逝了。他与高滔滔的长子赵顼，随后继位，是为宋神宗。
当时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谨慎为好。
36岁的高皇后，变成了高太后。
罢免三朝老臣韩琦后，宋神宗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人，并与他就改革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宋神宗是个热血青年，即位时20岁，不久就大胆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场和站队开始出现撕裂。
宋神宗在位时，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暴露无遗。站在历史的拐点，他茫然四顾，于满朝文武中寻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马光一眼。
此时，以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向氏为核心的后宫，分别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压，反对变法。在她们的影响下，宋神宗压力巨大，一度向王安石诉苦：“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王安石说，后宫有异议，一定是向经（向皇后之父）、曹佾（曹太后胞弟）怂恿的结果。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后的庙号却被定为神宗。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折腾了那么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给他盖棺论定。
变法派认为，新法损害了豪商巨贾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企图使新法流产。外戚家族是阻挠变法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后宫成为他们施加影响的切入口。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不过，从王安石点名的外戚来看，并没有高滔滔的娘家人，可见高滔滔虽然站在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上，但她的私德确实不错，至少抑制了自己的娘家人进行政治关说活动。这是她生前死后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2
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带着未竟的雄心壮志，忧郁而逝。
司马光的早年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所为，反而尽显其锐意进取、不惧皇权的真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在这个关键节点，54岁的高滔滔正式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间传说中曹国舅的原型）为宰相，司马光就公开表示反对，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给宦官任守忠升职加薪，司马光骂得更狠，说任守忠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韩琦等宰相的支持下，任守忠遭到贬黜。
2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依旧不改愤青本色。
在宋神宗病情恶化之时，谁来接任皇帝，朝中各派开始了秘密酝酿。
正是因为司马光在立储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欧阳修将他推荐给宋神宗时还评价他“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由于宋神宗先前的几个儿子均早夭，眼下年纪最大的儿子是皇六子赵煦，但也只有9岁。假如由赵煦继位为幼主，则势必回到宋仁宗年幼继位后由皇太后刘娥摄政的“故事”，那么，此时升级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无疑是临朝听政的自然人选。
在韩琦等人的请求下，宋仁宗终于确定了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然而，高滔滔对新法的敌意，让宰相蔡确不得不谋取另一种可能性。蔡确是王安石去位后，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变法派颇为顾虑，一旦高滔滔真的开启垂帘听政，势必罢除新法，引起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
韩琦连连答应道：“好，怎敢不尽力！”
蔡确于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种继位模式，来排除这种最坏的结果。除了“父死子继”，宋朝还出现过“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先例。宋神宗临死时，他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都是30来岁，年富力强，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资格。蔡确联合另一个大臣邢恕，密谋选立其中一人为帝。
司马光的一席话打动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议立储君的批示送到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司马光给韩琦等宰相通风报信，说，诸公如今不与皇帝商议此事，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啦。
与此同时，宰相王珪在问疾时，抢先请宋神宗早日立赵煦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同意。
此时，司马光充当了引导舆论的排头兵，他连上数道奏章，并在仁宗面前说：“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说您春秋鼎盛，不要考虑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他们也是为了趁机拥立有利于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甚至君臣之间还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称呼，这些祸害说不尽啊。”
在这场皇位之争中，高滔滔的态度就显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自己的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宰相韩琦尤其关心立储之事。宋仁宗总是笑着跟韩琦说，后宫有嫔妃怀孕，不久就要临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宋仁宗身体日衰，大臣们也没等到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皇子。
不过，关于高滔滔最初的立场，史书的记载已经模糊不清了。因为记载这场皇位之争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实录》，在宋徽宗朝以后经过了数次重修，随着朝中政治斗争形势的转换而出现截然相反的书写。
宋仁宗年老无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几个月没上朝，吓得大臣们纷纷上书提议，官家该立储了。
最早的版本，说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赵颢）不立子（神宗子赵煦）”，因为她一直宠爱儿子、雍王赵颢，而赵颢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时频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当请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属意立幼主赵煦，而高滔滔与王珪“谋废立”。
宽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马光的批评，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让司马光在朝中赢得了不少声望。
到了南宋，《哲宗实录》经过大改，专门为高滔滔辩诬。大改后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弥留之际秘密请宫人缝制小孩子可穿的黄袍的细节，说明高滔滔一开始就遵从宋神宗的意愿决定立赵煦为帝。同时记载说，高滔滔勒令自己的两个儿子（神宗的两个弟弟）不得再来探问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和邢恕以观花之名，邀请高滔滔的侄子参与谋废立遭拒后，遂使了一记毒招——造谣和诬蔑高滔滔与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而他蔡确才是赵煦继位的真正支持者。
这一时期，司马光针对财政问题写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儿头。
对于卷入这场皇位之争的当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造真相，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冗官、冗兵带来的危害，是社会风气日渐奢侈，官员贪污中饱，小吏加重勒索，导致“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来，百姓所受剥削甚于以往，国家经费却依旧不够花。
最终，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四天后，宋神宗驾崩，宰相王珪宣读遗诏，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
皇位之争，暂时尘埃落定。但在多年后，当宋哲宗开始亲政时，围绕当初到底谁才是自己继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场风波。
对于经济改革，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认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两个途径，是节约开支与藏富于民。
3
这是他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处。
没有迹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动谋取摄政地位的意愿。幼主继位，按照历史惯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她没得选。
司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但在司马光看来，朝廷错在用人不当，大宋的制度并没有问题。他在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本朝第一个摄政太后刘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两三年间就深度参与处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时，刘娥已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顺利进入摄政太后的权术生涯。
有别于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司马光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当谏官期间上了多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
但与刘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态度流露，是在王安石变法后，跟随当时尚在世的姨妈曹太后，劝谏宋神宗废除新法。仅此而已。
年少的司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因此名扬京洛，而他考中进士时也是科场上的“小鲜肉”，只有20岁。
当她开启垂帘听政之后，必须面对的抉择，就是如何处理宋神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显，这些政治遗产，与她本人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而且确有其事，最早被记载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中，也被《宋史》等史书所收录。
为了快速上手，掌控国家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开启了路径依赖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间寻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选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时期的重臣，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事也是“旧事”，就是要废除神宗朝以来施行的新法，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司马光成名于仁宗朝，是一个少年早慧的人才。
最关键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个个都是新法的反对者、祖宗旧制的拥护者。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1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得偿夙愿。
司马光不支持变法，却不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此后，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一度名列元祐党人，被指斥为奸臣，后来又恢复名誉，从祀孔庙，获得与历代贤臣相等的地位，画像被悬挂于宫中。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从史书记载可知，司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颇有名望的官员。意外的是，司马光去世后不到十年，却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这场闹剧过去后，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新法尽数废改。一向反对变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偿夙愿。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司马光进京奔丧，却为眼前的大型“追星”现场惊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员进宫辞行的礼节，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闲居了十五年的洛阳。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鸡毛。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还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宫的道路，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人一条活路吧！”
4
京城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纷纷攀登到高处，屋顶上的瓦被踩碎了，树枝也被折断了，但无论怎样呵斥，他们都不愿下来。
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
宫中卫士见到他，一个个以手加额，表示庆幸，说：“这是司马相公啊！”
但更多时候，她的美德仅限于她能感知的范畴。一旦进入治国领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场去权衡利弊，施行利国利民的美德，她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失德者”。
时隔十五年，67岁的司马光回到了开封。他进京这一天，万人空巷，场面堪比一线明星演唱会。
必须承认，一个政治家的美德，跟作为个体的美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北宋政坛，几乎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仍然习惯用个体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结果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而高滔滔显然不具备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日常经验。她只能作为一面旗帜被一帮老臣扛着，宣传她的私德，进而美化她作为政治家的道德。
司马光毁了帝国中兴？
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然而，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变法之争中，所谓小人、君子大多不过如过眼烟云，即便是左右摇摆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为国的孤独改革家王安石，终将光耀千年。
高滔滔摄政时期，给北宋种下了三大恶果：第一，对宋神宗时期变法内容的全盘否定，将北宋经济推向了崩坏的边缘；第二，对西夏的割土示弱，不仅未能换得边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陇望蜀的野心；第三，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拉开了北宋末年翻来覆去的党争序幕。
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等文人笔记甚至讥笑他为獾子精下凡，是一个瞎折腾大宋的“妖人”。元代的《宋史》编撰成书后，变法派的得力干将们入了《奸臣传》，腐朽无能的顽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尤其第三点，是北宋末年政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彻底演化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斗争。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更是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变法派中有真心实意希望国家变好变强的人，有想借变法攀龙附凤谋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样有为国谋不为己谋的人，也有借废除新法维持官僚贵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识人的本事，那么，她应该采取的治国原则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
这一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却还未休止。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队和标签划成新旧两党，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体废除，毫无回旋的余地。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在被史书称为“元祐更化”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中，高滔滔表现出了对保守派老臣的绝对依赖性。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未能展现出超脱于党派之上的态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权谋，而仅仅沦为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一个工具。
元祐更化中，苏轼回朝，辅佐司马光改革新法，建议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大权在握、年已迟暮的司马光却不听劝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坚持废尽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宋神宗时期党争的历史，在高滔滔摄政时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遍。
真正的君子，从来不会让政治牵扯个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没有看错苏轼。
变法派领袖蔡确被贬出朝廷后，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高滔滔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后来，被贬的苏轼见到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位直言无忌的风流人物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更是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苏轼对变法提过反对意见，迅速上书宋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此举，将苏轼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
蔡确后来死于贬所，变法派也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连范纯仁都被扣上袒护蔡确的罪名贬出朝廷。
他结束了在洛阳十五年的隐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固执己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新法。这种武断的做法，就连一些反对变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当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时，高滔滔跟随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现在，她发起针对变法派的文字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司马光回来了。
这起牵连甚广的“车盖亭诗案”，影响比“乌台诗案”还要恶劣。它挑起了新、旧两党在此后的斗争中务求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情绪。日后，新党掌权，同样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立“奸党碑”。
5
自此以后直至北宋灭亡，朝局就在新旧党争之中反复重演了四五次，帝国掉入了权斗的黑洞。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5
在皇帝的动摇态度下，王安石也很无助。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写成如《千秋岁引》中的忧思离恨：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一心想变法的是皇帝，最终颠覆新法的也是皇权。
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9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从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到高太后垂帘时期的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再到绍圣绍述，亲政后的宋哲宗恢复宋神宗各项新法。朝政有如棋局几度翻覆，最后的决策者仅神宗、高太后与哲宗三人而已，其实全是赵家人说了算。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地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太皇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与太皇太后座位左右相对，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太皇太后，背对宋哲宗。
宋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宋哲宗亲政后，曾提及当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场景，说自己个子小，只能看见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祁王吓得哭泣道：“一家人何必到这地步呢？”一番谈话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有时候，高滔滔会问宋哲宗，你为什么一直沉默，不发表你的看法呢？
宋神宗当场大发雷霆，说：“你是说我败坏天下吗？那这个皇帝你来当！”
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皇帝的弟弟祁王赵颢在一旁，连忙顺着曹太后的话，说：“太皇太后所言甚是，陛下不可不三思。”
有一次，高滔滔命人将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张旧桌子抬走换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旧桌子搬回来。高太后大惑不解。
当初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仁宗皇后、太皇太后曹氏与英宗皇后、皇太后高太后经常跟皇帝诉苦，说：“我们听说民间被青苗、助役钱害苦了，还是将其废除吧。”宋神宗当时还信任王安石，说这都是利民之法，绝对不会危害百姓。曹太后接着说，王安石这个人确实有才学，然而很多人怨恨他，皇帝如果爱惜他，不如先让他到地方为官，过一段时间再召回。
宋哲宗回答：“这是先帝用过的。”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高滔滔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年轻的皇帝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尽头。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对新法表现出了厌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
垂帘太后与年轻皇帝的对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以称为“垂帘听政后遗症”。皇帝一旦成年亲政，轻则一反前政，消除摄政太后的影响，比如宋仁宗；重则必下狠手，要把摄政太后搞臭，比如宋哲宗。
王安石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结束，爱子王雱去世后，王安石辞去相位，退居江宁长达九年，至死未曾回京，而他的新法，还吊着半口气。
高滔滔病重之时，已经意识到宋哲宗对她的极度不满。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祥的征兆，特意将吕大防、范纯仁召来，进行临终嘱托：“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拜相后，宋神宗不再重视他的意见，经常自作主张，甚至对王安石表现出厌烦。王安石后来也对别人说：“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是说，要是皇帝能听从我一半建议也好啊。
吕大防奉承说：“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互相牵制，正是宋神宗的安排。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当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惮。
一直到临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无亏，不曾利用权力额外照顾娘家人。但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长期被无视的皇帝来说，重要吗？
但自从王安石初拜相时，宋神宗就一直对其权力进行制衡。熙丰新政的第一套执政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称，除了王安石，其余人都不支持变法。
高滔滔接着叮嘱范纯仁：“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意思是要范纯仁学习他的父亲范仲淹，当年刘太后刘娥死后，宋仁宗一度要报复刘娥，范仲淹劝说宋仁宗要尽儿子的责任。
宋神宗心情那叫一个激动，对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说出了一句，“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爱卿用心地辅佐朕，我们一同来实现这个理想。
最后，高滔滔还告诫吕大防和范纯仁说，我死之后，皇帝是不会重用你们的，你们应主动退避，免得遭祸。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高滔滔对宋哲宗亲政后可能采取的举动，已经预见得清清楚楚。
王安石却说，唐太宗不过是利用隋末乱局得以称雄一时，后世子孙更是昏庸不堪，有什么好学的？陛下岂止要做唐太宗，您应该效法尧舜，成为后世帝王治理天下的典范。
1093年的秋天，62岁的高滔滔病逝，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
宋神宗问，唐太宗如何成为几百年来的一代明君？
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对于高滔滔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脑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被贬到岭南一带。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与宋神宗第一次长谈。
这时候，朝廷上已经有人斥骂高滔滔为“老奸擅国”。或许是出于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废高滔滔，并拟好了诏书。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劝后，宋哲宗骂了章惇和蔡卞一场，此事翻篇。
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
亲政4年后，当年高滔滔倚重的已故老臣，一个个被追贬和剥夺恩封。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作罢。
对于变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从高滔滔摄政起，一直到宋哲宗亲政后，整个大宋充斥着怨恨与报复的情绪，以及在此情绪控制下的国家治理方式，国事是好不了了。
4
6
王安石刚刚从江宁出发，就已经想着何时回家。他也许已经察觉到，新政变味了，皇帝也变了。
可是，尽管国家和朝政都向坏的方向发展，而高滔滔却在北宋灭亡后，迎来了个人口碑的彻底逆转。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从高滔滔摄政的整个过程来看，宋哲宗的权力是被完全架空的，难怪后者亲政后对其抱有如此深的恨意。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从实际采取的垂帘制度来看，高滔滔也比刘娥更大胆。刘娥当年只在后殿听政，不接受百官朝拜；而高滔滔摄政时期，官员需要先参拜高太后，然后才拜宋哲宗。
罢相后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对自己的复出十分忧虑，在途经瓜洲时（在今江苏邗江）写下了《泊船瓜洲》：
然而，与刘娥摄政时期建纲立制、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相比，高滔滔的执政却是一种顽固保守、路径依赖的姿态，加剧了北宋末年的衰亡。
吕嘉问、曾布与吕惠卿这几个人都是变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后辈，却因各自利益在变法过程中互相争斗，最终溃不成军。此时的变法，已经显现出党争的迹象。
虽然权力大、作为小，高滔滔却被捧为“女中尧舜”，她摄政的那几年，也被史书粉饰为“朝廷清明，华夏绥定”，甚至“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这已经把高滔滔捧上天了。
吕惠卿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吕惠卿最终为自己一时的贪欲付出代价，后来被排挤出朝，被新、旧两党共同打压。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背离事实的历史定论呢？
可王安石罢相后，作为变法二把手的吕惠卿却在执掌朝政后瞬间自我膨胀，千方百计阻止老师王安石东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让老师继续在外为官。
从根本上讲，高滔滔摄政时虽然权力大，但她显然更懂得如何配合复兴祖宗成法，不去挑战男权社会的准则，因而在长期以来偏保守的皇权时代，她更容易得到写史者的肯定。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史书称他与年长他11岁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像侍奉双亲一样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特别是，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局基本是由保守派掌控。宋高宗时，曾对高滔滔摄政时期的历史记录进行修订改写，突出以高滔滔为代表的保守派与变法派的政争，是忠党与奸党两条线的斗争。以简单的忠奸论，模糊了宋神宗、宋哲宗两朝复杂的历史真相。
王安石暂时离开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吕惠卿动了歪念头。
后来的史书，包括元代官修《宋史》，均在仓促间修撰，而以南宋的史书为底本，导致这段被模糊、被改写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正确的审视。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只好辞职，第一次被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变法运动由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协同其他宰相主持。
高滔滔是“女中尧舜”的既定说法，就这样被《宋史》继承下来，代代流传。
但皇帝这次没给王安石面子，当晚下了批示，说市易务一事是吕嘉问欺君罔上。
后世不断地重复书写，事实上塑造并强化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尽管这种历史真相，与历史事实可能是全然相反的，但没关系，重要的是历史书写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有起有落，但他们最终占据了历史书写权，于是，后人看到的历史就变成了这样——凡是支持新法的，都被打成奸臣；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塑造成忠臣。而反对新法的总舵主高滔滔，则是历代贤德女主第一人，这都不带谦虚的，就得这么写。
宋神宗下诏，命另一个变法派曾布对吕嘉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吕嘉问确实利用市易司强买强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气，以此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只好解释说，这是吕嘉问与曾布的个人恩怨。
从来都是人，而不仅仅是事实，在构建历史。
与此同时，郑侠为宋神宗献上了《流民图》，皇帝不得不对王安石心生怀疑。
可以确定，不是高滔滔利用了保守派，而是保守派利用了她，利用她被建构起来的地位和口碑，为他们心中的理想人格和事业进行扶持，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
王安石却固执地说，宫中哪知民间疾苦？
作为历史上男权社会的一个女人，她有没有作为，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他们有没有用。
可其负责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民政机构，变成了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剥削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民怨再次沸腾。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一连三次与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说，近臣都说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为此流泪控诉。
仅此而已。
王安石在开封设立市易司，实行市易法，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市易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这无疑也是极具先进性的改革措施。
章惇：史上最该平反的奸臣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给王安石带来了大麻烦。
宋朝出“奸臣”。但有的是“真奸臣”，有的是“被奸臣”。
王安石的这场危机因不久后天降大雨而化解，却成了他第一次罢相的前兆。
官修正史《宋史》中，《奸臣传》4卷共21人，蔡确、邢恕、吕惠卿、章惇、曾布、安惇等人榜上有名。
郑侠还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学生。他反对变法，完全是因观念不同，而非为了私仇。这个与老师闹矛盾，却一样执拗的小官，后来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靠皇帝保护才免于一死。
针对这份奸臣名单，历史学者喻朝刚曾撰文发出三个疑问：第一，在蔡确之前的100余年中，宋朝统治集团内部难道就没有一个奸臣吗？第二，两宋300多年，一共出了21个奸臣，而王安石的支持者和追随者竟然占了三分之一，《宋史》的编撰者究竟企图说明什么问题？第三，这几个人，果真都是奸臣吗？
郑侠上疏时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职务是安上门监，平时给皇帝看大门，深入基层，声称图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楼上亲眼所见，但也正因为官职低微，他无法向皇帝直接上书，只好通过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情报，这才快递给皇帝，这是冒险的违法行为。
其他人暂且不论，本文专门来说一说章惇，一个最该获得平反的“奸臣”。
在古代，自然灾害经常被认为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因此，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变法。
1
宋神宗看后满面愁容。变法五年来，国力日渐强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惨状。
福建人章惇有个好友，名叫苏轼。
图中景象触目惊心：由于连续八个月的旱情，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在开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个个面如菜色，甚至要卖儿鬻女才能换来一口粮食，缴纳新法规定的税款。面对天灾人祸，纵使是王安石也无能为力。
两人是嘉祐二年（1057）科举同榜进士，这一榜后来被认为是光耀千古的“龙虎榜”。除了苏轼、章惇，还有苏辙、曾巩、张载、程颢、曾布、吕惠卿，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一榜的状元叫章衡，是章惇的侄子。章惇“因耻出侄章衡下，委敕而出”。这是一个极其好胜的人，觉得名次在侄子后面是一种耻辱，所以扔掉录取通知书走了。
熙宁七年（1074），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将一幅描绘民间疾苦的《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并上了一道奏折，反对王安石变法。
两年后，25岁的章惇再考进士，又考中了。有才而好胜的个性，伴随了章惇一生，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反对派竭尽所能地搜集变法弊端，对王安石进行抨击，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学生，甚至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年轻的苏轼与章惇，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3
两人在陕西做官的时候，曾多次互访，相约出游。迄今仍有关于他们交往的许多段子流传，真真假假，但都能窥见他们的性情差异。
青年皇帝对这位“师臣”推崇备至，可在反对派看来，位高权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类的权奸，骂他“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有一次，两人在山寺中饮酒，刚好附近有老虎出没。二人酒狂，骑马同往观之。离老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苏轼说：“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于是掉头离去。章惇独鞭马向前去，说：“我自有道理。”靠近老虎后，取铜沙锣于石上攧响，老虎惊窜而去。回来后，章惇对苏轼说：“子定不如我。”
宋军收复河西之地后，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带，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章惇的好胜和勇谋，由此可见一斑。
熙宁六年（1073），宋军扭转了长久以来西北战线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
后来，两人因为政见不同，各自的命运和共同的友谊都经受了考验，在时代党争的风浪中沉浮。
现代史学家通过数量分析，发现熙丰变法的确增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项就每年增收2300多万贯。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变法派得势，苏轼遭外放、贬谪，而章惇出将入相，仕途相对顺遂。
王安石以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国之法，以及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之法作为后盾，迅速改变了宋朝中央财政空虚的局面。
这一时期，“乌台诗案”爆发，章惇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章惇的表现，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
在宋神宗支持下，新法的推行顺风顺水，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王安石变法办得热火朝天，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沦为半退休状态。
在流放的日子里，苏轼给章惇写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追捧我的人，“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只有你章惇，“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从苏轼的话可以看出，章惇当时虽已高居参知政事职位，但为人处世仍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十分难得。
可是，司马光根本不在意其观念超前的积极作用。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对变法的人都极力阻止，但他不以为然。
宋哲宗元祐时期，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变法派遭到全面清洗。苏轼“三入承明，四至九卿”，章惇则处于贬谪、闲置状态。
这一项改革可谓两全其美，农民出钱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也多了一条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雇用，成为专业化的差役，这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从现有史料看，在章惇遭贬黜的过程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充当保守派攻击章惇的炮弹，而苏轼没有弹劾或营救章惇的文字留下来，我们无法确知这一时期他本人对待章惇的态度。
王安石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
章惇最初被罢黜到汝州，身心备受打击，他一再乞求到扬州，方便就近照顾人在杭州的87岁老父，但均遭到拒绝。9个月后，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章惇终于可以回杭州，苏轼这时给他写了一封信：“归安丘园，早岁共有此意，公独先获其渐，岂胜企羡。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无缘一见，少道宿昔为恨……”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苏轼在信中提起他们早年一起归隐田园的约定，然而，“但恐世缘已深，未知果脱否耳”一语，表明在苏轼看来，章惇追求变法，是汲汲于功名的表现，“世缘已深”，希望章惇能够超脱功名。
但在司马光等反对派看来，国家公然放贷收息，乘人之危，这不就跟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吗？
由于章惇后来被打成“奸臣”，他的文字被保留下来的极少。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苏轼的“指控”，章惇本人作何回应。但两人仍有书信往来，至少说明，虽然他们的政见分歧很深，但友情还在，并未完全破裂。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从“国家农业银行”中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民，让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之后夏秋粮食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
不久，章惇又被弹劾，重回汝州。两年后，他等到离杭州颇近的知苏州任命时，父亲已经去世。他辞去苏州知府之职，在不尽的弹劾中沉默。
为此，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争斗，闹到二人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长久以来论战不断。
等到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时期，章惇独相，达到个人仕途的最高峰，而苏轼则远谪岭南。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营救苏轼，修复两人的友情，但他没有这个肚量。元祐年间苏轼兄弟对自己的指摘和见死不救，一定在章惇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痕。
司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于民，国家不与民争利，以“节流”为主；王安石是以“开源”为主，变法措施皆为富国强兵，摧抑兼并，也就是“国富”优先于“民富”。
此时的他对苏轼，应该是有怨恨的。
司马光也反对老朋友王安石的变法。
但后来的史书笔记说，章惇是远谪苏轼的幕后黑手，这就言过其实了。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在宋哲宗亲政后，均遭到连续贬谪，是宋哲宗为了尽反高滔滔之政，实施了发泄式的报复行动。当时有大臣询问宋哲宗，能否将元祐党人从岭南调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宋哲宗明确表示，绝不可以。
皇帝态度明确，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吕诲在这场辩论中惨败，被贬出京，两年后就悲愤去世。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章惇对不起苏轼，仅仅因为他没有出手营救苏轼，而这，就像苏轼在元祐期间也未出手营救自己一样。他们彼此或许还有友情，但政治的介入，已让他们越走越远了。
王安石听说后，坦然表示，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心不自安呢？
宋徽宗时期，两人的遭遇更加耐人寻味。
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把球踢给了宋神宗，表示要称病辞职，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年轻的皇帝对于是否要处置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也很纠结，他对大臣说：“朕如果贬斥了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啊！”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劫后余生，获准北归，这次轮到章惇被贬到岭南。章惇的儿子章援向苏轼写信求助，此时距离苏轼病逝仅一个半月。苏轼收到章援的信“大喜”，抱病写长文作答。他虽然对章惇的被贬无能为力，但让章援转告其父要保重身体。
这十条罪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动摇天下”。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的国家体改委，包揽财政大权。台谏势力认为，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宗家法。吕诲直斥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他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党争倾轧，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他们的交情比起来，都不重要。
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他挺立于大殿之上，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主要任务是监察弹劾，这些人最先对王安石发起进攻。
吊诡的是，崇宁三年（1104），他们殊途同归，一起被徽宗朝权相蔡京列入“元祐党籍”，成了所谓的“元祐奸党”。
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
第二年，71岁的章惇在贬所病逝。章惇死后数年，他才得到朝廷追认，被追封为魏国公，而苏轼则被打入另册。
2
但北宋灭亡后，两人身后的命运再次反转。章惇被当成了奸臣，宋高宗追贬章惇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苏轼则成了宋高宗、宋孝宗十分喜爱的“苏文忠公”。这种历史定位一直延续到现在。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开始主持变法，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2
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说，好。
章惇和苏轼都是一代奇才，两人操守和才情相似，但对政治的理解有差异，导致他们的政见和立场不同。
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理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
苏轼更注重人文情怀和精神层面。他对王安石变法不热衷，是因为相信儒家传统的治理方式，认为君王只要做好表率，加强修养，就可以解决一切现实问题，迎来治世。这在北宋中期的统治困境面前，显然过于理想主义了。
这样一个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寻觅的。
而章惇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才会好，国家必须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进行治理，才不会乱。他服膺王安石变法，本质上是推崇王安石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改变，才能让国家更好。
在鄞县任上，王安石曾试行在春季农田青黄不接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待收获后让他们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这就是青苗法的雏形。由于在鄞县实行时颇有成效，王安石后来主持变法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思想根基，决定了两人的成就各有侧重。苏轼在地方治理上有政绩，但在朝廷治国方面有不足，他的名声主要来源于他的诗词文章和道德人格。章惇则擅长治国用兵，一生虽然坎坷，但仍出将入相，是北宋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王安石年轻时当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曾在十三天内走数百里路，亲自调研这一水源充足的地区为何会发生旱灾，并进行根治。
章惇的政治才干是反对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所以反对者只能在他的品行上做文章。但他究竟有什么品行上的问题，史书上也没有记载。只是一出场，就给他一个定语——“有才无行”。
在地方为官时，王安石开始探索变法的途径。
南宋人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向王安石推荐了在政坛上刚崭露头角的章惇，王安石说：“听说章惇极其无行。”推荐者说：“我推荐的是他的才，只要他有才可用，品行又算什么呢？您可以跟他见见面，一定会喜欢他的。”
司马光辞了五次，最终只好接受，修史这方面他很专业。王安石却死活不肯，为了不让诏书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信使只好把诏书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来后，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状。
《续资治通鉴长编》接着写，“安石见惇，惇素辩，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
有一次，宋仁宗同时指派王安石与司马光给他修起居注，两个人都不愿干，一起辞官。
这就是宋代史学家的笔法，写章惇被王安石看中，并加入变法派的队伍，但从头到尾却一直强调章惇品行不好，“素辩”“善迎合”，都指向章惇是一个小人。由此，进一步说明王安石变法的队伍里都是些小人，借以贬低11世纪的那场改革。
正因如此，在主持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表现出出色的实干精神，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请求调到地方为官。他给出的理由还有几分无厘头，说举家在京城居住花费太高，而且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他家中贫困，实在住不起，请朝廷收回成命。
事实上，王安石后来也看出，章惇不过是被世俗之人中伤诋毁而已。
周汝昌先生曾评价此词：“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王安石感叹的是六朝亡覆的历史，眼前却是危机重重的现实，他最担忧的，是大宋的未来。
从章惇一生的行迹来看，他不仅不是小人，还是一个无私无畏、坚持立场、忠于职守，并时常发出不合时宜之论的孤胆英雄。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熙宁五年（1072），章惇被任命为荆湖北路察访使，经制梅山蛮夷。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梅山开边是熙宁年间的三次战争活动之一，章惇也凭借此次经略拿到了进入朝廷中枢部门的敲门砖。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章惇制定了怀柔与强硬的双重政策，最终当地蛮夷首领“相继纳土，愿为王民”。
王安石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时，曾登上金陵故都，凭高吊古，写下其代表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
后来，在章惇被贬湖州之后，荆南发生叛乱，朝廷能想起的最佳平叛人选还是章惇。章惇受命，二话不说，“疾赴荆南，道中坠马伤足”。真是一个不要命的“拼命三郎”。
王安石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每天晚上读书、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经常来不及梳洗就去上班。韩琦看到后还以为这小伙子整日寻花问柳、不务正业，特意嘱咐他，年轻人要有上进心，不能自暴自弃啊！王安石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辩解，反而惹得韩琦很不高兴。韩琦眼中这个不求上进的年轻下属，却在日后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帝国官员。
然而，历史的不公在于，后来的史书提起章惇经略荆湖北路的事迹，刻意删去了他要求怀柔和宽大处理的言论，却把别人诬蔑他在梅山大肆杀戮，“以至浮尸蔽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的谣言大书特书。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22岁的江西临川人王安石考中进士，第一份工作是去扬州担任淮南节度判官，当时他的上司是名臣韩琦。
这就是反对者的手段——你做得不好，我可以指摘你；你做得好，我依然能够诋毁你。
这位倔强的变法派，一向特立独行。
由于章惇治理荆湖北路有功，后被提拔为判军器监。一天，北宋财政部三司发生大火，章惇率领军器监众人救火，奋不顾身，刚好被站在御楼上的宋神宗看到。第二天，宋神宗直接提拔章惇为三司使。
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跟他朋友司马光一样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己的理财主张，认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王安石看来，财政问题完全是理财无方、不知法度造成的。那该咋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解决根本问题。
尽职、拼命的章惇“阴差阳错”成为北宋的“计相”“财爷”，这算是命运对他的一丝眷顾吧。但章惇在三司使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整理账目，设会计司，重新登记天下的户口、人口、租额、年课等，把账本做得清清楚楚。就算是上天眷顾来的职位，他依然凭借才干和务实精神，把工作做到极致。
此时，宋神宗对王安石一见倾心。
几年后，元丰三年（1080），章惇已升任参知政事，成为朝廷重臣。
当初，宋神宗即位不过数日，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其实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
元丰八年（1085）后，宋神宗病逝，年幼的宋哲宗继位，由太皇太后高滔滔摄政，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吕公著等相继拜相。此时，朝廷风向骤转，原本依附变法派的一些人，出于自保，开始重新站队。
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危机中，繁荣的大宋正在进入“衰世”，国库都快没钱了。
但章惇不为所动，他仍然在朝堂上与保守派据理力争，指责司马光引进官员破坏程序正当性，与司马光就免役法当不当废的问题展开辩论。他最终像坚守变法的蔡确等人一样，被贬出朝廷，在元祐八年间，无缘重返朝廷。
20岁的他曾向富弼等三朝老臣请教富国强兵之道，这些老人都告诉他：“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这对于年轻气盛的皇帝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宋哲宗亲政后，绍圣元年（1094）四月，召章惇为相。重返朝廷核心的章惇，第一件事就是追究已故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向西夏割地求和的罪责，同时停掉每年给西夏的岁赐，命章楶修筑城寨，加固边防。5年后，章楶在平夏城大败西夏人，使得西夏“不复能军，屡请命求和”。
刚即位的宋神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
而此时，章惇主要的任务是，恢复了被司马光废除的熙宁、元丰新法，重新举起了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的旗帜。虽然最终不能救大宋于危亡，但他的努力，让北宋有了一次炫目的回光返照。
尽管王安石否认自己说过此话，“三不足”却可代表他的变法精神，那就是不顾一切、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这三句话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自始至终，章惇都是变法革新的坚定人物，不改初衷，得失坦然，在北宋摇摆和纷乱的政局中显得尤其可贵。
王安石在听到这三句话后说，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反问宋神宗道：“陛下躬亲听政，怎么能说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如何是不恤人言？至于说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章惇为相的7年间，他没有像司马光当年对新法赶尽杀绝一样，对元祐时期的做法进行一刀切的否定。相反，他能够稍微放下党争和报复的不理性，实事求是地保留了元祐时期一些切实可行的法令。
什么叫“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这三句话是否为王安石所说，至今仍是历史疑案，极有可能是当时政敌强加给他的“罪名”。
当时，章惇向宋哲宗进呈新修订的法令。宋哲宗听到有些法令是元祐时期颁布的，大惑不解：“难道元祐敕令也有可取的吗？”
熙宁三年（1070）的一天，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召见王安石时说，如今朝野议论纷纷，朕听闻有“三不足”之说，爱卿知道吗？
章惇回答说：“取其善者。”
在东明县农民大闹京城的一年前，朝廷出现了著名的“三不足”之说。
这一刻，章惇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格局。
1
3
他的这份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也是一种无奈。
很多人知道，苏轼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其实，作为苏轼的好友，章惇同样以“不合时宜”出名。
王安石想为大宋力挽狂澜。可是，在熙丰变法（即王安石变法）这场历史大戏中，他始终面对着汹涌的反对浪潮，这些声音来自民间百姓、朝中大臣、地方官员，甚至是宫中的皇帝。
章惇在世时，无论是反对他的人，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敢言、直率、绝不见风使舵的人。
钱这玩意儿不是凭空变出来的，东明县的农民手里没钱，被逼到卖粮卖房，日子过不下去，当然要闹。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
免役钱要交多少钱，县里按照当地GDP定出等级，而中央的司农寺又有自己的标准，经常从中干预，如果中间出了差错，老百姓要交的钱就超出了可接受范围。
一日，宋神宗盛怒，批令斩杀一名漕官。
新法是好法，但在实践中出了问题。
第二天上朝，宋神宗问宰相蔡确：“昨日朕批示要杀的人，已经执行了吗？”
免役法，顾名思义就是免除官府派给老百姓的劳役，改成交钱。这是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的差役货币化政策。
蔡确回奏：“臣等正准备报告此事。”
御史中丞杨绘查明情况后得知，这些农民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在推行新法时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地方官员不予受理，只好进城找宰相当面理论，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一次冲突确实是新法惹的祸，问题就出在王安石的得意之作——免役法。
宋神宗追问：“杀个人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史载，东明县（今河南兰考）上千名农民进京，先上开封府衙门告状，之后又去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还有一些愤怒的民众闯进了王安石的住宅闹事，这下子让京城官员们都很慌。
蔡确于是说，自宋太祖开国以来，我朝不曾杀过士人，臣等不愿看到陛下破例。
王安石实施新法两年后，熙宁四年（1071）五月，发生了一起群众大闹京城的事件。
宋神宗沉吟许久才说：“那就将他刺面发配吧。”
王安石：孤独的改革家，被妖魔化了
这时，门下侍郎章惇忽然站出来，说：“陛下，这样还不如把他杀掉算了。”
这名被诽谤击垮的大宋文宗，再也不喜欢热闹，只喜欢群芳过后、人散春空的独处。也许，他至死都没能从恶毒的人身攻击中走出来。
宋神宗反问：“这是何故？”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章惇上前回奏：“古人言，士可杀不可辱。依臣看，杀头比刺面流放要好受得多。”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籍残红。飞絮濛濛。垂柳阑干尽日风。
宋神宗一听，火冒三丈：“朕乃天子，难道连一件快意的事都做不成？”
一年后，1072年，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病逝，享年66岁。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很喜欢逛颍州西湖，病逝前不久还写了一阕词，描绘西湖的暮春景象：
章惇连忙对宋神宗说：“陛下，像这种快意的事，臣以为还是做不成的好。”
宋朝的制度，官员是70岁退休。欧阳修身在高位，却毫不恋栈，一再乞求提前退休，门生问他，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唯有早退以全晚节。”
宋神宗默然不语，冷静后，怒气渐消，对蔡确、章惇等人说：“这件事就由你们酌情处理吧。”
在乱伦传闻暂时平息后，欧阳修连章累牍地乞求退休，终于在1071年65岁之时获准退休。
从来奸臣只有溜须拍马、逢迎皇帝作恶的，哪有如章惇、蔡确这般，当面顶撞，给皇帝制造不痛快的奸臣？
尽管我们知道，不管是欧阳修，还是朱熹，抑或苏东坡和王安石，他们都不是事实上名节有亏的人，但从这些传闻野说现在还时不时在民间流传，需要有人不断地出来辟谣，就可知他们生前被黑得有多惨了。这些刺激眼球的传闻，就跟用了区块链技术一样，一旦被记载，再也抹不掉了。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
总体来看，欧阳修是所有这些乱伦传闻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个。其他人都不像他这样，20余年间被传两次乱伦，每次都闹得举朝皆知。
高滔滔临朝，司马光拜相，新法陆续被废，但此时免疫、青苗等法尚存，司马光抱病上疏，请求5日之内罢除免役法，否则“死不瞑目”。
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饱受诽谤纠缠。你不是口口声声“存天理，灭人欲”吗，那就在人欲上做文章弹劾你。于是，关于朱熹纳尼姑为妾、与守寡的儿媳乱伦等传闻就被持续制造出来。目的正是要摧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
对此，章惇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日更张政事，所系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极须详审，不可轻易。”若真在5日内改免役法为差役法，“更张草草，反更为害”。
对立的双方，在同一事件中，用同一个诬告模板去攻击对方。可见，宋朝政治斗争的下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恶是多么没底线。
免役法的推行，使得百姓不需要向朝廷服役，只要交免役钱，由朝廷雇人服役就行了。这项制度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虽然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如果因噎废食，彻底否定，开倒车返回差役法，则显然是不理智的。所以，不仅章惇，连保守派阵营内的人，都劝司马光要慎重。
欧阳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同样的命运也曾落到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头上。所谓“爬灰”的由来，就是源于那个时候变法阵营中的人对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诬告，以及反对变法阵营中的人对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诬告。虽然没有形成案件，但还是让苏东坡和王安石狼狈不堪。
但司马光一意孤行，为了反对而反对，此事做得不像一个理智的政治家。
宋代文化盛极一时，但士大夫之间结党互掐之风，也盛极一时。一方想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就要把另一方踩在脚下，在他们看来，最致命的一招就是揭发对方的混乱私生活。乱伦传闻因此成为当时人的一把匕首，时不时就掏出来捅两下。
章惇清楚地知道时移势易，保守派要干的事容不得他一个变法派的人说三道四。他若保持沉默，或许还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但他不管不顾，就是要捍卫王安石变法的心血。保守派轮番弹劾他，他却“不贬不去”，不顾名声和安危，宁愿被贬也不自请外放，要换取时间来捍卫王安石最为看重的免役法。
5
史书说，章惇在高太后帘前与保守派争论，多有不逊之词，“太皇太后怒其无礼，乃黜之”。
在莫须有的传闻攻击下，欧阳修实际上彻底败了下来。
罪名的认定大有学问，高太后等人当然不能以坚守新法的理由罢黜章惇，尽管这是根本原因。于是，章惇便被加上“轻薄无礼”之类的罪名，被轰出了朝廷。
当政治斗争变成谣言攻击的时候，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正直之人。因为，越是正直的人，越是在乎自己的名节。
从来奸臣只有审时度势、迎风而上的，哪有如章惇这般，逆势而行，给自己制造麻烦的奸臣？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以彭思永丢了官，蒋之奇被贬谪，宋神宗“敕榜朝堂”，替欧阳修辨明了诬枉而落幕，但61岁的欧阳修，在20余年间两次被诬以乱伦案，此时已经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被绯闻攻击得精神崩溃的欧阳修，一连给宋神宗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皇帝彻查。宋神宗最终批示要查，蒋之奇随后供出彭思永，彭思永却死活不供出他从谁那里听来的传闻，只是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欧阳修）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原来只是想利用传闻，驱逐和击垮在濮议之争中激起众怒的欧阳修而已。
宋哲宗去世，向太后在事先选定端王赵佶为皇位继承人的情况下，假意征求宰执的意见。章惇又不合时宜地站出来，说按照程序应当立谁谁谁。向太后反对。章惇还是不知迎合，又说那应该立谁谁谁。向太后又反对。
蒋之奇因为在濮议之争中附和欧阳修之论，被反对者视为“奸邪”，这时他为了“自解”，为了被士人群体接纳，必须与欧阳修划清界限，于是上疏揭发欧阳修的乱伦传闻。一场攻击欧阳修犯下“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的风暴就此展开。
见章惇两次都不上路子，向太后只好以先帝宋神宗的名义说，端王赵佶“有福寿，且仁孝”，可以立为君。
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此前因为私事对欧阳修怀恨在心，此时开始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此事后，觉得可以利用，就告诉了御史蒋之奇。
说得这么明显了，章惇依然执拗地坦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反对派的机会来了。
话没说完，与章惇同朝的曾布怕受牵连，对着章惇吼了一句：“章惇听太后处分！”端王赵佶由此继位为宋徽宗。
事件刚一结束，欧阳修就前前后后上了11道奏折，请求自贬外放。宋英宗还没同意就突然辞世，宋神宗登基，这下，欧阳修更加难以安全退出了。
其他大臣揣摩上意，一味附和，章惇却一再力争，不管不顾。要知道，这时候的章惇可不是一个政坛愣头青，而是一个曾掌朝政七八年、富有政治经验的66岁老臣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会危及自身的地位。但他知道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天下社稷苍生计，他不能不力争。
濮议之争表面上以欧阳修这一派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在士人权力巅峰的宋朝，欧阳修既然站到了士人群体的对立面，他的个人悲剧也就注定了。
可悲的是，这次力争的失败，最终造成了北宋的沦亡，证明了章惇的远见卓识，而章惇和他的家族则彻底葬送了政治前程。
宋英宗犹豫了许久，在曹太后转变态度后，终于下令贬黜言官，最后还补充了一句，劝宰相们下处分不要太重。
从来奸臣只有攀龙附凤、投机取巧的，哪有如章惇这般，不识好歹，押上个人和家族前程尽说大实话的奸臣？
最后，宋英宗问宰相们该如何结束纷争，宰相韩琦委婉地表白，我们是忠是邪，陛下心知肚明。欧阳修则直接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听陛下处置。
尽管传统的正史把章惇诋毁成一个奸臣，但在历史的叙事中，仍然掩不住他作为一个直臣的光辉品格。
欧阳修于是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他的奏折不断递到宋英宗面前。他们上疏说“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意思是要皇帝严惩整个事件的“首恶之人”欧阳修。至此，濮议之争演变为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挑战天下士人，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天下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公敌。
由元祐党人后人执写的史书，因为反对变法派而抹黑章惇的人品，但他们除了空口无凭说他“有才无行”，却举不出具体的例子来论证他们的判断。恰恰相反，他们写下来的关于章惇的事迹，反过来证明了章惇是一个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的人：
话头最早是由宰相韩琦挑起来的，但文书、奏折等基本是由欧阳修操刀。欧阳修从人情角度，论证宋英宗应当封生父为皇考，在整个濮议事件中，他前前后后写了十几万字，都在谈这个事情，显示了一代文宗的笔头有多硬。但是，古代人在这种事情上，普遍认同礼法，而不认同人情，所以欧阳修这一派其实是少数派，坚持到后来几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了。
他曾大权独揽七八年，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个儿子都考上进士，但除了一个入朝当校书郎的低级官员，其他三子都在州县为官，没有一个显达。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徇私的奸臣吗？
水很深。
他终生信奉、发扬和改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却在另一名变法派领袖蔡卞极力推行王安石个人崇拜的时候，头脑清醒地站出来反对搞偶像崇拜，说自己不曾唤王安石作“真人、至人、圣人”。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谄媚的奸臣吗？
在濮议之争中，以韩琦、欧阳修为主的政府系统（中书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为首的言官系统（台谏派），意见对立，争执日趋白热化。政府系统支持宋英宗称生父为皇考，言官系统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称皇伯，这是人情与礼制之争。背后还夹杂着皇帝（宋英宗）和太后（曹太后）的权力之争。
他为官清廉，据说死后家贫难以下葬，手指都被老鼠啃掉一个。连诬陷他的人，都不敢说他贪污受贿。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贪污的奸臣吗？
我们试着理解一下，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爱叫啥叫啥的一个称呼，在古代则关涉到皇权的延续和礼法的维系，是被他们看得比天还大的事情。所以宋朝和后来的明朝，才会为了一个称呼发生长达数年的朝臣分派与互殴。
他坚守国土，寸土不让，在司马光等人提议向西夏割地换和平的时候，他怒不可遏，说提议的人“可斩”。在他掌握朝政后，他强势地断绝了给西夏的岁赐，并积极发起收复失地运动。若他是奸臣，请问有不卖国的奸臣吗？
宋仁宗无子，死后以其兄濮王之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一年后，1062年，发生了宋朝版的“大礼议”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濮议”事件。简单来说，就跟后来的明朝嘉靖皇帝一样，宋英宗想尊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父亲），而朝臣只允许他称自己的生父为“皇伯”（伯父）。
不徇私，不谄媚，不贪污，不卖国，作为一个奸臣，他章惇到底图什么？
针对欧阳修与儿媳乱伦的指控，背景同样是源于政治斗争。
难道，作为一个奸臣，他图的是有原则、有底线、有良知和有胆气吗？
要扳倒一个人，最好是拿道德说事；拿道德说事，最好就用绯闻；在绯闻里头，乱伦传闻最惊悚，最难证实，也最难证伪。哪怕子虚乌有，被指控者已声名败坏。这就是宋朝人的斗争哲学。
4
4
如上所述，正史中关于章惇是奸臣的指控，可以断定通通不成立。
谁知道22年后，他又被一起更耸人听闻的乱伦绯闻缠身了。
按照宋朝的历史现实，《宋史》（虽是元朝官修，但采用的底本均为宋人所作）将章惇列入《奸臣传》，基本理由跟蔡确、吕惠卿这些人入《奸臣传》一样，都是基于他们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和继承者。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平息了，但对欧阳修造成的伤害已经不可逆。
史书写得很明白，章惇的罪证之一，就是“绍圣而后，章惇倡绍述之谋，秕政复作”。所谓“秕政”，是写史者对王安石新法的蔑称。
著名的《醉翁亭记》，就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期间写的。别看他在文章中写太守之乐无穷什么的，其实心里苦得很。他给宋仁宗上表说，我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多权贵，这些权贵不把我贬黜出朝廷是不会停止攻击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攻击我的借口竟然如此不堪啊！
近代以后，王安石变法，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变法，才得到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但在此之前的漫长时间里，王安石变法因为变乱祖宗家法、着重理财而一直受到社会主流思想的鄙夷。宋代以后占据主流的程朱理学，讲求“道德治国”，而鄙薄“技术治国”，对于强调法律、财务、经济等实操的王安石新法，自然没有好感。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传统史书，于是更容易将王朝的衰亡归咎于变法，归咎于主张和支持变法之人。
最终，被派去负责监察此案的宦官王昭明，不认同朝廷中某些人如此给欧阳修罗织罪名。朝廷中人只好不提乱伦，重新弄了个罪名，把欧阳修贬到了滁州。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危机，朝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检讨北宋灭亡的原因，并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对手们不愿作罢，举出欧阳修诗词中的句子，“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你们听听，这么暧昧的句子，不就是写给小外甥女的吗？这不就是证据吗？
宋高宗替父兄开脱历史罪责，将国事危亡由蔡京祸国，上推至王安石变法，让一群推行变法的“误国奸臣”来承担骂名。这样，赵家人是没有过错的，有过错的是底下的奸臣。
欧阳修的反对者得到张甥的供词，就跟捡到宝一样。欧阳修遂被传讯到开封府，上堂接受审理。因为张甥的供词无法验证，审了数月，都没有结果。
时人杨时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这说明，南宋人批评蔡京误国，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变法，认为变法乱了祖宗家法终酿靖康之难，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据宋人王铚《默记》记载，“张（甥）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欧阳修）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当时张甥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欧阳修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话。“丑异”，是乱伦的一种委婉表述。
历史学者方志远曾指出，自从在正史中立《奸臣传》，中国历史上便大抵只有奸臣而无昏君、暴君。
在审理过程中，不排除受人指使，张甥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
所谓的“奸臣”，成了昏君、暴君的替罪羊。
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的前妻生有一女，张龟正死后，这个女儿才7岁，就跟着继母，即欧阳修的妹妹，投奔了欧阳修。这个外甥女（张甥）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后来跟堂侄家的仆人私通。奸情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
王安石未被正史列入《奸臣传》，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声太大，做派太正，写史者也怕引起非议。但王安石以下，蔡确、吕惠卿、章惇等人，要么做派有问题，要么名声不太显，拿来欺负一下，让他们为北宋亡国顶罪，那是最好不过了。
1045年，欧阳修39岁。那年，他参与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欧阳修上疏为范仲淹辩解，遭到忌恨。恰在此时，发生了“张甥案”，反对者攻击和搞臭欧阳修的机会来了。
有奸必有忠，正史否定变法派的连带结果，就是肯定了以高太后、司马光等人为首的保守派。北宋政坛上基于变法与反变法的政见之争，因此被史书描述成忠奸对立的道德之争。
在61岁被御史蒋之奇举报与儿媳乱伦之前，欧阳修就已经遭遇过一次乱伦传闻。
当道德凌驾于政治之上，历史事实便进一步被遮蔽和扭曲。
当时有很多人在这一方面就看不惯欧阳修，说他修身的功夫没做好。而他曾经的风流，就成了对手从私生活上攻击他的一个入口。
元祐时期，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对变法派的清洗和贬谪，从本质上来说，跟后来宋哲宗亲政时期，宋哲宗、章惇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清洗和贬谪是一模一样的，是权力斗争的血腥和无情。在这场轮回反复的斗争中，双方都犯了错误，应该受到同等的批判和谴责。
偏偏欧阳修个性风流放逸，特别是年轻时，狎妓，写艳词，人生丰富多彩。虽然亲近歌妓、宴饮游乐、不拘小节、写写艳词，这些在宋代都是一时风气，算不上多大的黑料。但是，得看什么人做，人家柳永做这些事，大家都觉得太正常了，可你欧阳修是士大夫的精神偶像，当代韩愈啊，大家都希望你谨言慎行，做一个板着脸的正人君子啊，你怎么能够内心住着一个柳永呢？
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敌人一多，每天就有一堆人拿着放大镜在他身上找虱子做文章。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后来，欧阳修自己做了朝廷谏官，用现在的话说，叫“动真碰硬”，参倒了70多个官员，也树立了无数敌人。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他为人富于正义激情，说话特别直，很容易得罪人。1036年，在他30岁的时候，因为范仲淹上疏针砭时政被宰相吕夷简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斥责谏官高若讷在这种时候不仅不仗义执言，竟然还私下诋毁范仲淹，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欧阳修自己也被贬到偏远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去了。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欧阳修本人，在当时人看来，就有一些瑕疵。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污名化英雄和偶像的手法很多，本人有瑕疵的、不完美的，就整他本人；本人完美、无瑕疵的，就整他的亲属。这些手段，我们天天见得到，不陌生。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3
本章参考文献
但是，当一个人成为英雄，成为偶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在酝酿着负面信息，大家都想看到英雄和偶像的倒掉。
［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欧阳修凭借崇高的声望，抵达当时政坛、文章、道德各个领域的顶点，古今罕见。
［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苏辙在给恩师欧阳修的贺词中说，古人才位难并，建立一流事功者如陈平、裴度，“不文”，能写一流文章者如韩愈、贾谊，则“不遇”，只有欧公名位双全，“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夫复何加”。
［宋］司马光：《传家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
宋仁宗向来爱惜名声，听完心头一惊，当场就点头，起用欧阳修为参知政事。
［宋］王安石：《临川文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年
史书记载，宰相韩琦曾多次向宋仁宗推荐欧阳修，但宋仁宗都不用。直到有一次，韩琦这样对宋仁宗说：“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意思是，韩愈在世时声望很高，但唐朝不用他为相，导致皇帝被骂到现在；欧阳修是“当代韩愈”，如果不用他，我怕陛下也会被当代和后世责骂啊。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苏轼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句话没有吹捧的成分，欧阳修在世时，确实被当成了“当代韩愈”和“一代宗师”。欧阳修在1060年官拜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官居高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他作为“当代韩愈”的崇高声望。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欧阳修以宽大的容人之量，对公不对私，对事不对人，抱着为国家选拔一流人才的初衷，举荐过很多跟他本人不对付的人才。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也因此赢得士大夫群体的认可。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欧阳修通过提拔、举荐人才，成为宋代最知名的伯乐，经过他的荐才，影响了仁宗朝以后整个北宋的政治、文化格局。比如：司马光、吕公著后来是旧党领袖，都官居宰辅；王安石、吕惠卿是新党领袖，是宋神宗朝新法的两任主导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是政坛、文坛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人尽管政见不一，甚至对立，后来围绕变法还掐得死去活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都是欧阳修举荐过的人。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我们知道，范仲淹是宋初士大夫的一个精神榜样。欧阳修比范仲淹大概小18岁，起初跟着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很认同范仲淹的为人，由于范仲淹在1052年去世，慢慢地，欧阳修逐渐成长为新的精神领袖。
顾宏义等编：《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
这起绯闻，不仅对欧阳修，对整个北宋的影响都很大。
邓广铭：《宋史十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2
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看来，举报者不仅要终结欧阳修的政治生命，更要剥夺他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领袖的地位啊。
梁启超：《王安石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看到欧阳修这些撕心裂肺、泣血哀告的文字，你就知道，一个以名节为立身之本的士大夫，面对人神共愤的乱伦传闻，他的内心基本已经崩溃了。这种事情，不论真假，一经传播，被举报人的名节已经遭受到了不可逆的严重侮辱。
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易中天：《王安石变法》，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就怕背着污名苟且偷生；
游彪：《宋史十五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
“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廷，必不能含胡而自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大恶之名，整个家族一定死谏到底，请求朝廷彻查此事，绝对不能含混了事；
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这事一定要查清楚啊，坐实了，请公开处决我。如不实，请即刻恢复我的名誉；
漆侠：《王安石变法》，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横被小人诬以禽兽不为之恶”——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竟然被人诬告禽兽不为之事；
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蒋）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我被诬告的这个罪名，它不是人干的事啊，人神共愤啊；
［韩］朴志焄：《北宋时期宣仁太后的摄政》，《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欧阳修身居高位，时任参知政事。面对意欲让自己身败名裂的举报，他一刻都不能忍，连续给宋神宗上了几道奏折，请求皇帝一定要彻查清楚。他的奏折，言辞悲愤，痛彻肺腑。随手摘几个句子，供读者意会：
黄锦君：《章惇传论——从章惇的宦海沉浮看北宋中后期政治风云》，《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
当时，宋神宗刚继位，对这件朝廷上议论纷纷的乱伦案迟迟没有表态。毕竟涉及闺门隐私，朝中也没有人出来替欧阳修申辩。大家都在观望。
李昌舒：《濮议之争与欧阳修之死》，《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御史蒋之奇上疏，揭发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蒋之奇的用词是“帷薄不修”。古代称帐幔为帷，竹帘为薄，以帷薄分隔内外，由此引申，将家庭男女乱伦委婉地称为“帷薄不修”。但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北宋政坛炸开了，一时中外骇然。
谢谦：《欧阳修艳词绯闻辨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067年，61岁的欧阳修，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绯闻。
刘广丰：《宋代后妃与帝位传承》，《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
张明华：《北宋宣仁太后垂帘时期的心理分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在历史与现实中，打击对手最好用也最阴险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并传播绯闻。
喻朝刚：《章惇论》，《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
欧阳修：一代精神领袖，被乱伦传闻击垮
方志远：《历史上的奸臣与“奸臣传”》，《文史知识》199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