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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世纪的中国，文化圈最牛的两拨人，一拨是四川眉山苏轼他们家，另一拨是江西人。
1045年，江西分宁（今修水）。黄氏家族迎来了一个男娃。尽管是家中的第二个男娃，父亲黄庶仍旧十分欣喜。
黄庭坚：江湖夜雨十年灯
分宁黄氏是进士世家。黄庶的父辈共有同族兄弟13人，个个以学问文章出名，其中有10人考中进士，当地人说是“十龙及第”。三年前，1042年，黄庶也考中进士，延续了家族荣光。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繁华的记录者、时代悲剧的承受者——柳永，一个在文字中活了一千年的天才词人！
在整个宋朝，以及明朝最初的100年，是江西文化人才辈出的两个时代。
人生已然凄楚，但请相信，岁月自有公论！
黄庶希望这个新降生的男孩，将来能给家族和家乡争光，争到什么程度呢？他给男孩取名“庭坚”，用的是上古传说中“八元八恺”16位贤臣之一的名字。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大概类似于现在的父亲给孩子取名“化腾”或“一鸣”。
——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这个叫黄庭坚的小男孩，确实不是一般人。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有一次，他的舅舅李常到他家里来，看到书架上许多书，随手抽了几本出来提问。黄庭坚竟然对答如流，无所不通。李常当场惊呆了，逢人就说，这个小孩“一日千里，必大有为”。至于在哪方面“大有为”，舅舅没有明说。大家都凭直觉理解成，在官场上“大有为”。然而，黄庭坚7岁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又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诗名叫《牧童》：
当然，这个送葬的情节不一定真实。可以确定真实的是，活了70岁的柳永，死前肯定真切地感受到，真挚的感情不在士大夫之间，而在最底层的小民之间（比如他和歌妓）。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群中，他才感觉自己活过了有意义的一生。
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
据说，他死时穷困潦倒，由歌妓凑钱安葬。送葬的队伍中，歌妓们缟衣素服，个个泪湿衣袖，哭声震天。她们的泪水中浸透了真诚的悲哀——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歌者，能如此为底层的女性代言；也从来没有一个老者的离去，能如此让城市的歌妓伤悲。这是对等的，也是柳永应得的。
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关于柳永的最后一个悲剧传奇，源于他的死。
“名利”二字，有些人活到70岁都挣脱不了，这个小孩，7岁就看透了。
一个真实的人，游离在主流之外，寂寞孤独，他的内心总归是痛苦的。尽管事后，人们会对他们的孤独进行美化，但仍不能回避，他们是痛苦中的过来人，谁也不比谁超脱。
思想早熟得可怕。
柳永被嫌弃的一生，让我想起了当代作家王小波。王小波生前为了作品出版，为了得到承认，曾配合出版社大规模删稿、起庸俗的书名等，但均于事无补，像极了柳永忙碌一生的干谒之旅。郁闷低落之时，王小波还考取了大货车驾照，说不行就干这个，像极了柳永曾痛苦而无奈地流连于市井圈层。
19岁时，黄庭坚入京科举，还未放榜，朋友们就哄传他得了省元。于是大办酒席，预先祝贺。喝着喝着，放榜消息传来，说真正考上的是孙升和另外两人，并没有黄庭坚。大家一听，失望透顶，一哄而散。有的人临走前，还擦着眼泪跟黄庭坚道别：“兄弟，保重，别想不开呀！”
据考证，直到65岁高龄，权小位卑的柳永还在四处干谒，希望得到朝廷重用。然而，他的天才再也未能带来任何奇迹，尽管他勉力歌功颂德，但投献出去的作品大多如泥牛入海，徒留嗟叹。
黄庭坚依旧喝着酒，哼着小曲，根本没往心里去。酒后，他还和孙升一起去看榜，神色跟平时没什么两样。3年后，再考。这次没人给他预办酒席，他却静悄悄考中了。
但即便考中进士，年过半百的柳永也未迎来命运的改观。他的余生，久为小吏，在各地流走，历任睦州推官、定海晓峰盐场盐监、泗州判官等职。他勤政爱民，政声很好，却难以升迁。最后出任太常博士、屯田员外郎等寄禄官，权小位卑，始终未能进入上层士大夫的文化圈子。
后来，有个跟他同姓的相面先生，硬拉着黄庭坚，要给他看相，边看，边叹：“哎呀呀！这是点翰林、当中书的命呀！”看完，相面先生不跟黄庭坚要钱，却跟他求一幅字，想做个广告。黄庭坚没有拒绝，想了一下，大笔一挥：“黄生相予，官为两制，寿至八十，是所谓大葫芦种也，一笑！”
时人记载，他是在改名后才被录取的，因为“柳三变”与“淫词艳曲”构成对应关系，长期被列入黑名单，所以他才改名“柳永”。
相面先生接过这一招牌，欢天喜地。人家问他，啥是“大葫芦种”，他却一脸茫然。为了显示自己无所不知，他也不好意思问黄庭坚。
终于，在他50岁的时候，命运稍微垂青于他一次。他考取了进士。
黄庭坚偷偷告诉同行的朋友说：“我曾在相国寺看见一个卖大葫芦种的人，背着一个葫芦，奇大无比。他从大葫芦中取籽出售，一粒就卖数百钱，贵死个人，但人们还是竞相购买。不料，买了高价葫芦种的人，种下去后，结出来的却是廉价的瓠瓜。”
深藏内心的功名之念，无时不对柳永的感情造成威胁。因为执着于科举功名，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处在漫游之中，羁旅行役，遍及开封、江南、关中……他不停地干谒，投献奉颂之词，希望获得举荐。
原来，黄庭坚给相面先生题写的招牌，是在暗讽其忽悠人。他才不相信自己是什么当大官的命。他压根儿就没兴趣。
——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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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072年，御史中丞孙觉的家里来了个大人物——苏轼。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孙觉事先把女婿黄庭坚的诗文，放在一个显眼的位置。苏轼一来，果然就看见了，随手抓起来，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我阅文无数，当今世上的人，真写不出这么超逸绝尘的文字呀。”
在他40岁的时候，经历多次科举失败，他忍痛离开开封，告别心爱的情人（疑为歌妓虫娘），南下谋生，并写下了那阕最负盛名的《雨霖铃》：
孙觉抓紧机会推销自己的女婿，请求说：“这个人，现在还不红，大学士可以为他扬名。”
当所有人都认定他是词坛风流浪子的时候，只有他还坚信，自己要做一个温柔敦厚的儒士，寄希望于并终生努力想成为一个兼济天下的士大夫。
苏轼笑着回答：“此人如美玉，不去接近别人，别人也会主动接近他。将来名声大到想逃名而不可得，又何须扬名呢？”
大宋词坛如此重要的一代宗师，却是体制的弃儿，这层转折发生在柳永身上，就是一幕活生生的悲剧。你可以说他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可问题是，他本人并不愿以扫地僧的身份度过一生。
数年后，苏轼见到黄庭坚的舅舅李常。李常也向苏轼力荐自己外甥的作品。黄庭坚13岁的时候，父亲黄庶就过世了。此后，全赖舅舅抚养。舅舅相当于半个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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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读到黄庭坚的诗文，苏轼又把他狠狠夸了一遍。李常趁机跟苏轼要了联系方式，让外甥与这位大文豪互加好友。黄庭坚遂战战兢兢给自己的偶像寄去诗文，请求指点。苏轼也经常回信，赋诗作词，不在话下。两人虽未曾谋面，却彼此神交已久。
用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的话说，柳永的影响笼罩着整个北宋词坛。
转眼到了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案发之初，早先与苏轼有过诗词唱和、信件往来的人，纷纷加入揭发队伍，撇清关系。黄庭坚当时人微言轻，却要站出来维护苏轼，说了一些“苏轼忠君爱国”之类的话。
北宋中后期，苏轼和周邦彦各开词坛一派，但追根溯源，他们都是从柳永词分化而出。可以说，没有柳永，就没有苏轼，也没有周邦彦。宋词能发展成与唐诗相媲美的文学高峰，柳永居功甚伟。
最终，苏轼被贬黄州，黄庭坚被处罚金。
柳永是史上第一个大量创制慢词的人，慢词因音韵和缓、篇幅较大，突破了小令的局限，从而扩大了词的内容含量。经过柳永之手，词的体式才算完备。自柳永之后，慢词成为大宋词坛主流。周邦彦正是在柳永大胆创新的基础上，受其文学恩泽，才成长起来的。
1086年，元祐元年。帝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失势，被归为“旧党”的苏轼、黄庭坚等人纷纷回京做官。
同样的长路跋涉，也发生在“慢词集大成者”周邦彦身上。周邦彦的慢词声誉甚高，但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因为他得到了柳永的真传，所谓“周词渊源，全自柳出”。
黄庭坚用一块石砚作为见面礼，以弟子身份登门拜见了苏轼，正式成为苏轼的学生。
苏轼当然高兴，通过豪放词的写作，他自认彻底摆脱了柳永的词风，而可以与柳永形成不同风格的双峰并峙。
这一年，黄庭坚42岁，苏轼50岁。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残风晓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苏轼为正式将这名老学生收入“苏门四学士”而欣喜不已，写诗说：
毫无疑问，柳永是苏轼在成长为伟大词人的路上，必须翻越过去的一座高峰。这个众所周知的段子，也很能说明问题：
我今独何幸，文字厌奇玩。
面对柳永词，苏轼的态度是矛盾的，既不屑，又赞赏，既想摆脱其影响，却又欲罢不能。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以自己的词终于脱离了柳永的词风而沾沾自喜，可见柳永词曾对苏轼造成多大的焦虑。
又得天下才，相从百忧散。
……
有了这样的弟子，我是病也好了，忧愁也解了，吃嘛嘛香。
柳永写“江山如画，云涛烟浪”，苏轼则写“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随后的三年左右，黄庭坚与苏轼及其他门人朝夕相伴，切磋诗文，鉴赏书画。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柳永写“想当年”，苏轼则写“遥想公瑾当年”；
有一回，师门聚会。黄庭坚拿出昨晚写的草书，请苏轼点评。
柳永写“嗟漫载、当日风流”，苏轼则写“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看后，捋须颔首，表示满意：“你的字，用一种现象来形容最贴切不过。”
这是柳永游览苏州时写出的怀古词，沉郁苍凉，寄寓深远。大家再默念一下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对比一下，是否有熟悉的味道？
黄庭坚很期待：“老师快说，什么现象？”
——柳永《双声子·晚天萧索》
苏轼口吐五字：“枯树挂死蛇。”
想当年，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江山如画，云涛烟浪，翻输范蠡扁舟。验前经旧史，嗟漫载、当日风流。斜阳暮草茫茫，尽成万古遗愁。
黄庭坚瞬间整个人黑线了，不带这么幽默的。他不甘示弱，说老师的字也好有一比。
晚天萧索，断蓬踪迹，乘兴兰棹东游。三吴风景，姑苏台榭，牢落暮霭初收。夫差旧国，香径没、徒有荒丘。繁华处，悄无睹，惟闻麋鹿呦呦。
苏轼：“你说，我受得了。”
而同题词作《八声甘州》，柳永对景融入人世无常的感慨，想必也给苏轼写出“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以相当的启示。因为苏轼曾称赞柳永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显然是十分欣赏这阕词的。
黄庭坚：“乱石压蛤蟆。”
从苏轼的一些著名词作中，不难看到柳永的影子。比如《江城子·记梦》中的“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转写。
在座的人，都笑得肚子疼。这俩书法大师，互相“恶心”，旁人却不敢当真，这分明就跟如今的首富们动辄说自己“一无所有”“普通家庭”是一样的，好吗！
苏轼调侃秦观学了柳词句法，而他自己也活在被柳永影响的焦虑里。
在这期间，黄庭坚的诗越写越好，世人开始将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书法也是，与苏轼共同入列“宋四家”。
这个故事信息量很大。秦观和苏轼的对话发生时，柳永已经故去三四十年，但他的影响力显然未减当年。从对话内容来看，被后世称为“婉约派一代词宗”的秦观，和“豪放派鼻祖”的苏轼，两人均对柳永的词作和词风相当熟稔。他们对柳永词都十分不屑，但吊诡的是，尽管他们都不愿承认，但在无形之中，却受到了柳永词深深的影响，抹都抹不掉。
多年后，人在贬途的黄庭坚，听闻苏轼去世的消息，失声痛哭。他在屋里悬挂苏轼的画像，每天穿戴整齐，毕恭毕敬地向画像焚香行礼。
秦观不承认，赶紧辩解说：“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先生不要空口无凭，毁我清誉呀。苏轼则当场举例质问道：“‘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观惭愧不已。
有人说起他与苏轼并称“苏黄”，难分伯仲，他即刻起身离席，赶紧回避说：“我是东坡先生的弟子，怎敢这么没大没小？”
宋人笔记有载，秦观和老师苏轼久别重逢，苏轼向秦观道贺说，你现在填词更厉害了，京城都在传唱你的“山抹微云”那阕词。秦观客气一番，说恩师谬奖。苏轼却接着说，但想不到我们分别后，你却开始学柳永作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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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词太经典了，尽管当时的士大夫对他的淫媟艳俗表示不屑，然而，背地里无不边骂边学。
苏轼不愧是最了解黄庭坚的人。当初，读了他的诗，人都没见着，就断定此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
但，任何一个写词的人，都无法忽视柳永的存在。
事实证明，黄庭坚正是一个看轻功名利禄，只重内心世界的人。这导致了他一生的仕途极为黯淡。他一生没做过大一点的官，基本都在县、镇一级兜兜转转。不是他能力不行，而是他官品太好，又遇上朝廷推行变法，一旦发现一些新政劳民伤财，他就坚决抵制，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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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江西泰和当知县的时候，朝廷颁布征收盐税的新政，地方官收上来的税额跟政绩直接挂钩。其他县都拼命在收税，他倒好，说“穷乡有米无食盐”，拒绝执行新政。结果，被降职到了山东德州德平镇。
整个宋代，柳永是所有著名词人中地位最低的，没有之一。
当时，德州通判是赵明诚（李清照丈夫）的父亲赵挺之。赵挺之遵照上级指示，强力推行“市易法”，黄庭坚却以所在的德平镇“镇小民贫”为由，多次提出反对意见。等到赵挺之后来步步高升，仍始终记恨黄庭坚，让他吃够了苦头。
士大夫阶层中有真诚的个体，但作为掌控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体，则一定是虚伪的。所以他们一方面沉迷甚至模仿柳永的词风，另一方面却必须公开排斥和否定柳永的词品，进而排斥和否定柳永的人品。
总之，黄庭坚仕途坎坷，主要原因是他坚持以民为本。他曾在官府前面刻上16个字，警示自己做官时屁股要摆正：
枪打出头鸟，人红是非多，他被上纲上线为儒家正统文化的对立面，并作为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遭到正统的鄙视和唾弃，也就顺理成章了。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而柳永最终被打入另册，也恰恰由于他的词太出名，使他无形中被当成了市井俗艳文化的代表人物。
别人当官都是空喊几声为国为民，自己该怎么往上爬还是怎么往上爬，你黄庭坚真的屁股都坐到老百姓那边去了，领导怎么会喜欢呢？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肯定是柳永的词更能反映时代的风貌，因为他的词是有生活气息的，带有时代的烟火气。而晏殊等士大夫的词，几乎看不到任何时代信息，有的只是传统意境的揣摩和复述，搭配私人化极强的情绪，放在唐宋元明清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成立的。也正因此，柳永的世俗化写作，在当时就打败了晏殊等人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在民间广为传唱，还悄悄传进了皇宫。当下的真实，永远最动人。
别人官越做越大，黄庭坚却官越做越小。
晏殊写思念，那必须是传统意境，雍容典雅，比如“斜阳独倚西楼，遥山恰对帘钩。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柳永那种庸俗化、日常化的场景，是他相当不屑的。所以抱歉，咱俩虽然都写词，但绝非一类人。
但他根本不在乎。
柳永以为，同样写词的晏殊大人，一定对自己心有戚戚焉，哪知道，在晏殊大人的思想里，词与词是有天壤之别的。柳永笔下“针线闲拈伴伊坐”——歌妓一边做针线活，一边与情郎相倚相挨——这样的句子，晏殊就说自己绝对不写。
元祐年间，“旧党”掌权。黄庭坚好不容易有点熬出头，被授予《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等职，负责修史。他却连连上疏要求辞官，实在辞不掉，才去赴任。
据说，柳永以词触怒宋仁宗之后，曾去拜谒宰相晏殊求通融。晏殊问：“贤俊作曲子么？”柳永答：“只如相公，亦作曲子。”晏殊冷冷地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神宗实录》修好了，来不及升官，他母亲病逝了。黄庭坚赶紧返乡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他是有名的大孝子，后来入了“二十四孝”。
传统士大夫阶层对文化的层级就是这么严苛，你可以说他们高傲，说他们虚伪，但就是改变不了他们的特性——他们容不下一个全身心代表民间文化的人。
守完母丧，回到朝廷，政治风向又变了。
换句话说，士大夫有士大夫的香艳书写模式，民间有民间的香艳书写模式，二者界限分明，被认为是“雅俗之别”。柳永一定要跨界，代沉沦的青楼女子立言，这是民间的姿态，士大夫阶层是不认的。
“新党”重新上台，开始清算“旧党”。尽管黄庭坚向来没有门户之见，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还曾公开说王是“一世之伟人”。但政治斗争总是那么残酷无情，人在官场，被波及时往往身不由己。
传统士大夫基于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认定俗艳词曲仅可以在帝国统治阶层内部把玩，因为他们读过圣贤书，有辨别力和把控力。但绝对不能在小民之间流传，否则，会导致社会道德的坍塌。带着这种道德优越感和恐惧感，他们固然会在私人场合吟唱士大夫阶层的“淫词艳曲”，但在公开场合绝对要排斥香艳绮靡之音，以维护儒家诗教的正统地位。
“新党”审查《神宗实录》的内容，从里面挑出了1000多条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记载，说黄庭坚诽谤了宋神宗1000多次。无论他们怎么威逼利诱，黄庭坚却始终不承认有诬蔑先帝之词。他的凛然正气，让整他的人都觉得无地自容。
宋朝士大夫发展出文学体裁的等级论，即“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虽然都是创作，但不同体裁的创作在道德上有高低之分，文章第一，诗第二，词曲最下。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柳永的同时代人，对这一准则的把握都很老到，戴上面具写载道文章，卸下面具写言情之词，毫不含糊。但柳永不懂这一套，别人把词当“余事”“末技”，他把词当成全部，与歌女乐工打成一片，率真而不加掩饰，难怪吃了大亏。
最终，史官们认定《神宗实录》有32处表述存在问题，其中黄庭坚所写“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成了首要问题，罪名是“大不敬”。所谓“铁龙爪”，是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名太监设计的一种疏浚河道工具。用它治河，劳民伤财，效果很差，所以黄庭坚才有此记述。
其他人都以双重人格在写词，只有柳永全身心投入，不加掩饰，成为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这使得柳永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靶子。
面对审讯，黄庭坚仍不低头认罪。他淡定地说：“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确实如同儿戏。”
为什么会这样？
“新党”们被他的胆气镇住。
但只有柳永，背负淫词之名，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付出了落榜的代价，一生仕途困顿，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既然事实查不出问题，那你的态度就是最大的问题。
和柳永同时代的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都是写作男女香艳情感乃至色情风味词作的老手。像欧阳修这阕《忆秦娥》：“十五六，脱罗裳，长恁黛眉蹙。红玉暖，入人怀，春困熟。展香裀，帐前明画烛。眼波长，斜浸鬓云绿。看不足。苦残宵、更漏促。”赤裸裸的程度丝毫不亚于柳永之词。而比柳永晚出生半个世纪以上的苏轼、秦观等人，也依然在写“笑倚人旁香喘喷”“玉纤嫩，酥胸白”等香艳词句。
于是，从1094年起，黄庭坚开始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一段越贬越远的生涯。
然而，那个年代的大词人，无一不是这种写法。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场面怎么写得含蓄一点，所谓“雅俗之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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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淫词”在柳永的作品集中特别扎眼，所以，尽管他还写过许多经典的羁旅词、怀古词、城市词，但通通被无视了，人们仅留给他一个标签——风流浪子词人。
贬谪的诏书颁下来的时候，左右的人都哭起来，当事人黄庭坚却跟没事人一样，倒头便睡，鼾声大作。睡醒了，竟然还面有喜色。
像这阕《昼夜乐》，写名妓秀香，上片写她的容貌、声音，用词已经颇为艳情，但下片更不得了，直接写男女交欢的场面，这就难怪要遭人诟病了。
大家在想，这个大叔莫不是被吓傻了？于是好心提醒他说，黔州（今重庆彭水）乃是蛮荒之地，少有人烟，凡遭贬此地者，皆水土不服，不病即亡。你不仅不担心，还很高兴，你是不是傻啊？
——柳永《昼夜乐·秀香家住桃花径》
黄庭坚回答说，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浮生若梦，来去无迹。凡有日月星辰明耀之地，无处不可寄此一生，又有何忧？
洞房饮散帘帏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嘉景。犹自怨邻鸡，道秋宵不永。
整人的人，最见不惯被整的人这副超然的心态。
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
过段时间，又把黄庭坚贬得更远，贬到了戎州（今四川宜宾）。
柳永的作品集《乐章集》中，确实有不少“淫词”，赠妓、咏妓、狎妓之词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直接写男女交媾之词（当然，相比明清情色小说的写法还是文雅多了），被李清照批评为“词语尘下”。
在戎州，黄庭坚给住的破地方起名“任运堂”，意思是人生好比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管他好运歹运，该来就来吧。
如果硬要说创作有原罪，那也是词的原罪，而不是柳永的原罪。
他可能还是喝着小酒，写着诗词，继续他的风流洒落。
词这种形式，是供教坊乐工、青楼女子歌唱的，从一诞生就带有俗艳俚语的特征。在苏轼特意强调词的豪放性之前，婉约词几乎一统天下，甚至连苏轼本人，绝大部分的词创作也都是婉约风。婉约，就必然多多少少带有闺门密语、浮艳虚薄，乃至淫媟鄙俗的调调。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问题是，整个时代写浮艳之词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偏偏是柳永成为被打击的出头鸟？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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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鹧鸪天·座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
宋仁宗在位时期，同样“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柳永的淫冶讴歌之曲，同样属于严厉打击的行列。尽管皇帝本人会以“内部批判”的名义循环播放他的曲子，但在公开场合恨不得搞一场烧毁柳永作品集的行动。
如此我歌我狂，吃吃喝喝，看破世情，整他的人真的拿他毫无办法。
宋真宗就曾降旨说：“读非圣之书，及属辞浮靡者，皆严谴之。”阅读范围超出儒家经典，写作带有浮靡文风的人，都要严肃处理。这是朝廷要振兴儒道，净化文化环境呀。柳永若是官场中人，肯定要被树立为反面典型进行打击。
1100年，黄庭坚被短暂放还。
在皇帝们看来，柳永的词唱起来很爽，但仅限于私人化的娱乐场合，而在国家治理层面，是万万不能让人怀疑帝国最高层是推崇这些淫词艳曲的，不然会引起道德人心的堕落。连带着，肯定也不能录用这个举国皆知的“淫词”作者当官，只能让他去填词，国家的道德体系才不会乱了套。
不到两年，蔡京拜相后，为打击政敌，命人刊刻元祐党籍碑。这时，黄庭坚早年得罪过的人，包括赵挺之等人又跳了出来，把黄庭坚的名字列入党籍碑。这次，57岁的黄庭坚被褫夺了编制，贬往更加偏远的宜州（今广西河池）。
没想到柳永会以这种形式被皇帝“照顾”，以后的路只能越走越窄。怪就怪自己的词太火了，每一首都会传到最高层的耳朵里。有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人向皇帝推荐柳永，皇帝问：“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推荐者答：“然。”皇帝说：“且去填词！”柳永“由是不得志，日与獧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并半带调侃地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朋友听了流泪不已，他却笑着说了一句：“宜州者，所以宜人也。”硬生生地替那个贬谪之地，做了一个最宜居的广告。
在接下来的科举旅程中，柳永考中了，但仍被当朝皇帝（有说是宋真宗，有说是宋仁宗）特意将名字拿掉，并说，这不就是那个“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三变吗？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在宜州，看到梅花开得很盛，黄庭坚写下了一生最好的词之一。
可是，在这阕词流传出去以后，来自高层的解读者却读出了满满的傲气。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这阕词细品，是八分落寞两分傲气。因为得不到官方承认，柳永才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白衣卿相”，不得不忍心割舍功名之心，偎红倚翠，浅斟低唱。这分明是一个末路穷途之人的悲歌，词人也表明自己到烟花巷陌寻访意中人，实乃是政治理想难酬的自我麻痹。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柳永《鹤冲天·黄金榜上》
——黄庭坚《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人生没有几个十年，但即便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他仍能把最深的感慨，献给最美好的事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黄庭坚上一次感慨“十年”，还是在40岁的时候。当时他在山东德平镇，好友黄几复在广东四会县，黄庭坚写了诗想寄过去。
应该是在他连续科举失败后，他填了一阕词表达得不到官方认可的郁闷：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
宋真宗时期，是柳永的青壮年时期，一辈子最好的时光。但他基本上都在考场上蹉跎了，在烟柳巷挥霍了。而这两者，在他身上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在青楼冶游的文字，给他盛名，但也成为他进入仕途的障碍；而他在科举仕途上的失意，反过来使他更加纵情于青楼柳巷。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他一生四五次参加科举，直到50岁时才中举。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
柳永的一生，比我们想象的漫长。他大概生于雍熙元年（984），卒于皇祐五年（1053），历经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三朝。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说起来，柳永的仕途悲剧，从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在位时就开始了。
——黄庭坚《寄黄几复》
2
黄庭坚为好友的怀才不遇，仕途沉沦而打抱不平，但他何尝对自己的人生悲剧在意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首诗是我最喜欢的宋诗之一。宋人以词传世，但词的辉煌掩盖了宋诗之名。个人认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是宋代最牛的两句诗，14个字道尽了朋友的深情：曾经的美好，如今的别离，各自的苦难和洒脱，都在诗里了。
然而，对于这样一名生活在自己治下的“人民艺术家”，作为粉丝的宋仁宗，不仅没有开启特殊照顾通道，反而成为其仕途不顺的拦路人。
晚年的黄庭坚，对人对己，“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
有意思的是，柳永的词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还登堂入室，在皇宫宴会上传唱。北宋陈师道记载：“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歌之再三”，有点开启循环播放模式的意思，可见宋仁宗对柳永的词是真爱。
在宜州最后的日子，他被迫搬到一处废弃的戍楼（军事瞭望楼）居住，冬冷夏热，隔壁就是屠宰场，市声喧嚣。但他读书作文，自得其乐，还给这个地方起了个雅致的名字——喧寂斋。
明朝冯梦龙说，宋代坊间有传言：“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中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虽是小说家言，却大抵符合柳永生前爆红的情况。
他把苦难看得淡如水，他说自己：“身屈于万夫之下，而心亨于江湖之上。”
据说，邢州（今河北邢台）开元寺有个嗜酒的僧人，每次喝醉就唱柳永的词，临终前还念道：“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别。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一直陪伴黄庭坚最后岁月的范寥，后来回忆说，有个大热天，太阳烤了很长时间，忽然倾盆大雨，黄庭坚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小孩一样，坐在椅子上，将双脚伸出去淋雨，还回头对范寥说：“吾平生无此快也！”
柳永的词通俗易懂有风致，深得民间喜爱。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1105年，黄庭坚病逝于宜州，享年61岁。
另一则史料记载，“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就是说，柳永靠填词，收入已经不错了，因为帝都的青楼女子都知道柳永名气大，让他有偿地给自己填个词，或在词里给自己曝曝光，分分钟就野鸡变凤凰。
临死前，他已有预感。一天，从潮湿的床榻上爬了起来，他要为朋友写他最喜爱的《后汉书·范滂传》。
他在进入开封后，还没参加科举，就凭借音乐禀赋和文艺天才，崛起为汴京流行文化圈的领导人物。当时，“教坊乐工，每年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搞音乐的人，谱了新曲子，一定要求柳永填词，否则这曲子铁定红不了。
范滂是东汉名士，为人清厉正直，但陷入党锢之祸而遭逮捕。地方官不忍抓他，想和他一起逃跑，范滂却拒绝说，如果杀了我能够结束残酷的党锢之祸，何尝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呢？
这么说吧，柳永堪称大宋第一代“流行天王”。
临刑前，范滂的母亲领着范滂的儿子来看他。范滂眼含热泪，对儿子说：“让你以后做坏事吗？我一生没有做过。让你以后做好事吗？我做了又落得如此下场。”
宋代有许多野史、笔记，都记载了柳永的逸闻。尽管这些记录真真假假，但正是这些记录，以及柳永本人的作品，才构成了后人了解这位词人的入口。
范滂这么一说，围观群众都哭成一片。
于是，没有传记的柳永创造了一项纪录：他可能是史上在正史中无传却名气最大的人。他的名气，不仅在他死后，在他生前也相当大。
写到这里，黄庭坚仿佛听到范滂的义愤与叹息，手中的毛笔霍然折断。东汉的党锢之祸，在黄庭坚的笔下，跟北宋的新旧党争又有何差异呢？
正史没有为柳永立传。没有原因，但不难想象原因——一定是修正史的宋元人，不屑于为他作传。
友人赶紧取来另一支毛笔，递到黄庭坚手上，让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都写进了《范滂传》里。这幅大气豪迈、笔力雄健的《范滂传》，成为他最后的传世书法，可谓“人书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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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没多久，黄庭坚就命绝了。
唯一幸运的是，人间不过是寄身之处，在他贫病老死之后，他的作品获得了永生，迄今仍被奉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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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天才词人柳永从一开始就是个俗人——遵从社会潜规则，渴望世俗功名，然而他的世俗和卑微，最终却无助于他被认同和接纳。而且，终其一生，直到晚年，他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不停地干谒，向有权势的人投献作品，希望获得举荐。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和辛酸的人生！这样一个柳永，才真正是最具悲剧性的，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黄庭坚死后，这个命途多舛的帝国边缘人，却让历史深深铭记了近千年。
虽然柳永在词中仅写了杭州的城市繁华，以及投赠之人孙何虽富贵而不忘山林的书生本色，并未像唐宋时期的其他干谒之作一样阿谀媚俗，但希望借助投赠之人的影响力而让自己在科举中有所斩获的意图，仍然十分明显。
他的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成为宋朝诗坛的双子星座。
这阕《望海潮》的诞生，背后就是一个干谒的过程。当时，20岁的柳永从家乡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往帝都开封应试，途经杭州，拜谒世谊前辈两浙转运使孙何，这阕词类似于求见的一块敲门砖。
一批年轻诗人受他的诗艺与人品感召，集结在他周围。比他小8岁的陈师道，在见到黄庭坚后，果断焚烧了自己以前的诗稿，诚心诚意跟他从头学习写诗。久而久之，以黄庭坚为中心，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江西诗派，雄踞两宋诗坛，影响十分深远。
人们也习惯于认定，这个“有才无行”的浪子词人，是社会秩序的局外人和破坏者，却不曾料到，一生怀才不遇的柳永一直都在努力向权威靠拢，争取官方与士大夫阶层的接纳，尽管这些努力均以悲情收尾。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不是主动抛弃了主流社会，而是被主流社会遗弃和伤害的人。
他的词，颇具争议。喜欢的人说他与秦观堪称北宋词坛的两座高峰，不喜欢的人则说他是词的门外汉。但不管喜不喜欢，所有人都不能否认，黄庭坚是宋词后花园中最特立独行的一个。
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间，这名才华横溢的词人，流荡多地，境遇窘迫，以个人的悲剧成就了11世纪最伟大的歌者。尽管那个时代的人们专注于给他打标签，认定他只是一个鄙薄、淫媟、俗艳的青楼词人，但，这只是对他的刻板偏见——事实上，他有四分之一的作品在展现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城市生活，是北宋盛世的一名忠实记录者。
他“以诗为词”“以俗为雅”的革新做法，对辛弃疾、姜白石等南宋一流词人均产生过影响。
这阕《望海潮》，被普遍认为是柳永20岁时的作品。一个初登历史舞台的年轻人，以一支铺叙点染、自然挥洒之笔，为11世纪大宋城市的繁华日常，留下了印象派式的经典描摹。
他的书法，名列“宋四家”，却也一度被理学大师朱熹批得一无是处。
我无数次想象过大宋词人柳永的出场，但从未想过是如此的惊艳，而又如此的宿命。
随着明朝中后期陆王心学的兴起，追求个性解放成为社会风潮，当时的书法家才像发现大神一样，发现了黄庭坚的价值。沈周、文徵明等当时最牛的书法家，无一不是黄庭坚的小迷弟。这些书法家个性鲜明，他们都受到了黄庭坚无法之法、自我创造的强烈影响。
——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
黄庭坚的书法信条——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终于让晚明以后的书法界，焕发了久违的生机。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其实，黄庭坚生得并不是时候。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他生得太晚了：
柳永：大宋第一浪子，整个时代边骂边学
他生之时，唐诗早已辉煌完了，并有了奠定各种风格的代表人物；
绝代传奇，到此为止。
他生之时，词也经过了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发展，经过了一拨一拨典范级别词人的书写，早已成熟；
纵观整部中国史，这样著名的父子三人组合，恐怕只有两对：公元1000年以前出过一对，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世称“三曹”；公元1000年以后，又出一对，就是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世称“三苏”。
他生之时，书法从魏晋的二王，到隋唐的颜柳，每一种写法都有了无可逾越的巅峰……
一千年来，“三苏”上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传奇，有人喜欢苏洵的豪健，有人喜欢苏轼的奇纵，有人喜欢苏辙的深沉。他们一起进入中国文学最具分量的榜单——“唐宋八大家”之列，一举占据三席。
但，即便如此，又有何妨？他依然凭借自己的极高天赋与耿介性情，在各个领域自成一家，始终不肯依傍他人门户。
苏洵死时，苏轼30岁，苏辙28岁。此后，兄弟俩宦海沉浮，却被父亲早年预测他们前途的《名二子说》一一说中：苏辙为人较稳，一度官至参知政事之位；而苏轼锋芒毕露，虽然仕途坎坷，但文名最盛，光耀千年。
最终开宗立派，抹平了时间的劣势，一跃而成大师的大师。
苏洵之死，震惊朝野，为他作挽词的士大夫达100多人，“自天子、辅臣至闾巷之士，皆闻而哀之”。
还记得他的舅舅李常，在他年少时说他“一日千里，必大有为”吗？原来，说的不是他在官场上“大有为”，而是在绵延千年的文化传承上“大有为”。
1066年，在带领两个儿子到京城发展的10年后，苏洵病逝了，年仅58岁。
这才是，他被历史铭记最主要的原因。
最后，朝廷还是给了苏洵一个县主簿的低级职位，留京参与编纂礼书。
在黄庭坚死后170年，南宋末年，有个朝臣上奏为黄庭坚请求“文节”的谥号，在奏疏中评价黄庭坚说：
整个北宋，读过这篇《六国论》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苏洵是在借古伤今，讽刺当时朝廷以岁币向契丹换和平的政策。但像苏洵这样的民间鹰派，在宋仁宗后期是不可能获得重用的。
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暾日之行天，终古不灭，非道德博闻不及此；公之气节，愈挫愈劲，如精金之在冶，百炼不磨，非能固守不及此。
结尾又写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六国和秦国都是诸侯，他们的势力比秦国弱，但还有不割地贿赂而战胜秦国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一统天下的大国，却自取下策，重蹈六国割地贿赂以致灭亡的覆辙，这就连六国都不如了。
这是一个无负于时代，无负于历史的中肯评价。
事实上，苏洵虽然常年偏居西南一隅，但他精通历史，早就注意到宋仁宗盛世背后的危机。在他最著名的政论文章《六国论》中，他提笔就写道：“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六国灭亡，不是武器不锐利，仗打得不好，弊病在于割地贿赂秦国。割地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亏损了，这是灭亡的根本原因。
致敬，黄庭坚，一个大写的宋朝人！
不过，由此可以看出，苏洵本质上跟王安石一样，是有雄心的改革家。只是，苏洵没有王安石那么幸运，他等不到锐意改革的宋神宗上位。否则，历史记住的，就不仅是文学家苏洵的大名，而是改革家苏洵的传奇。
周敦颐：那个写《爱莲说》的人
苏洵很有个性。他认为朝廷要他参加考试是不相信他平时作的文章，便称病拒绝赴试。与此同时，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近7000字的《上皇帝书》，就天下之事提出了他的十项改革主张。同一年，王安石也递交了给皇帝的万言书，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但宋仁宗对他们的改革方案均无回应。
我相信，每一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基本都能背诵一篇题为《爱莲说》的短文：
一直等了两年多，朝廷才下诏，让苏洵去参加考试。考试通过了，就能直接授官。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北宋“冗官”问题，人所皆知，所以苏洵用来调侃有司，说你们给我一个官职怎么了，天下之官难道因为多我苏洵一个人就变冗了吗？
此文仅有119个字，却成为千年来的传世经典，跟刘禹锡的《陋室铭》一样，都是中国文学传播史上的奇迹。
苏洵急了，直接给宰相韩琦写信抱怨说：“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夫！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邪？”
然而，很多人能对“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脱口而出，但对它的作者是谁却要好好想一想。
然而，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朝廷的委任状。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颐，却不知道周敦颐除了写过《爱莲说》还干过什么。
当自己名满天下，可与名公巨卿平起平坐之后，他早已消失的斗志又被点燃了。虽然多年无意仕途，但他骨子里是想做帝王师，给时代把脉开方子的。欧阳修等人也希望朝廷能将苏洵引进体制内，授予相应的官职。这给了苏洵很大的期待。
若生在当代，周敦颐绝对属于“歌红了人没红”的那种明星。
但苏洵却有了新的烦恼。
但周敦颐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学家，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开山宗师，他的思想至今潜移默化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
两个儿子已经出人头地，而苏洵自己也成为北宋最为传奇的布衣文人，历史再也抹不去他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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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是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出生时并无任何祥瑞异象。在他出生的年代，北宋已立国逾半个世纪了，亟需重建一套新的思想体系，以应对新的历史时期。
退朝回宫，宋仁宗掩不住内心的喜悦，颇为得意地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宋代之前是纷繁变乱的五代十国，那个乱世被宋人描述为人心离散，价值错乱，道德崩溃。而乱世的出现，除了现实的政治、经济等因素之外，思想坍塌并失去了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是更为根本的原因。
最终，虽然在策文中挨骂，宋仁宗还是亲自拍板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仁宗果然爱惜羽毛，于是降一等，以第四等录用了苏辙，对他进行升官。
宋朝立国后，几代士人都在寻找维持人心和社会平稳的思想资源。
考官司马光对二苏的策文十分欣赏，将苏轼、苏辙列为最高等——三等予以录取。而苏辙的策文写得很犀利，直言宋仁宗为政苟且，为人好色，好面子，赏赐无度，导致海内穷困。这引起了考官们的争议。另一名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言辞不逊，不应录取。司马光据理力争，说苏辙“于同科三人中，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
周敦颐长大后加入了寻找的行列，并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经过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发扬而成理学，成为此后近千年主导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这次考试，一共只录取三人。
但周敦颐的一生并不如意。
韩琦看到参加制科考试的人不少，还曾公开放话说，二苏在此，你们竟然还敢跟他们同场考试？据说，此话一出，弃考者“十盖八九矣”。
他最早显现出来跟别人不一样之处，是在14岁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许多书本，在一个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离家数十里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岩洞中读书思考。这件事，后来被称为“月岩悟道”，是周敦颐思想升华的滥觞。
1061年，苏轼和苏辙同时获得推荐，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临近考试时间，苏辙突然生病了。宰相韩琦听闻消息，专门向宋仁宗申请考试延期举行。他的理由是，今年的制科考试，苏轼和苏辙两人最有声望，现在听说苏辙病了，如果兄弟俩有一人不能参加考试，将难孚众望。宋仁宗同意了。朝廷于是宣布当年的制科考试延期20天举行。
一年后，周敦颐的父亲病逝。15岁的少年只能跟着母亲投奔在京城开封做高官的舅舅郑向。
除了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等人也是苏洵父子的贵人。
郑向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外甥，指点他攻读经史。后来，朝廷给予郑向一个恩荫子弟入仕的机会，郑向没有推荐自己的儿子，而是推荐了外甥周敦颐。
放榜后，欧阳修对苏轼兄弟一顿猛夸，说后浪凶猛，老夫当避此人（苏轼），放出一头地。后来，苏轼也确实成为欧阳修的继承者，取代曾巩，一跃而为北宋文坛盟主。
又五年后，舅舅和母亲相继病逝。
苏轼兄弟的文章确实好，这是大前提，但还不够，关键还得有人帮扶。所以还是欧阳修出马了。
在为母亲守丧期间，20岁出头的周敦颐已经颇有名气。比他大28岁的范仲淹专程到周敦颐读书的鹤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则三次慕名前往拜会周敦颐。
士人怎样变得服气的呢？
这些人，还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等，年龄跨度相差大约半个世纪，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面对时代的根本命题——如何重建一套安稳人心的思想体系，也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后却是官职最为卑微的周敦颐，最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
跟同时上榜的曾巩不同，苏轼兄弟此前并无名气，很多读书人表示不服，开始抗议。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后来回忆说：“二苏出于西川，人无知者，一旦拔在高第，榜出，士人纷然惊怒怨谤，其后稍稍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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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之后，关于苏轼兄弟上榜的争议很大。
在古代，人们评价一个官员的标准，在于他的德行和作为，而不在于官职大小。因此，周敦颐虽然官职不大，但政声很响。
苏轼兄弟的上榜，源于欧阳修对科举文风的改革，此前被推崇的虚浮华丽文风不吃香了，质朴平易、言之有物的文风开始占据有利地位。而苏洵早年教导儿子们作文，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他一生为官三十余载，辗转湖南、四川、江西、广东等十来个州县，留下为官的足迹。不过，跟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官至宰执、有机会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颐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职，也就是做到广东的提点刑狱而已。
主考官正是欧阳修。
这可能跟周敦颐不是科举出身，而是凭借恩荫入仕有关。
在1057年春天的科举中，苏轼和苏辙双双中第，脱颖而出。
尽管周敦颐在每个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极佳，但他的升迁极为困难。1040年，周敦颐服完母丧，被派往洪州分宁县（今江西修水）任主簿，做一个低级的事务官。一到分宁，年轻的周敦颐就解决了一起陈年旧案，当地人很惊讶，交口称赞：“老吏不如也。”
苏洵红了，他的两个儿子马上也红了。
很快，他被推荐做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司理参军。有个人犯了罪，但法不当死，转运使王逵是个酷吏，想将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争辩，只有周敦颐不怕，依法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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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逵不听，周敦颐当即决定弃官而去：“这样的官有什么可做的！杀人以媚上，我干不了。”王逵这才领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风，后来还推荐周敦颐做了郴县县令。
欧阳修把苏洵父子推荐给了当朝重臣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短短时间内，苏洵以一介布衣的身份，频频成为京城达官显宦的座上宾。而苏洵的文章也一夜成为“爆款”，引领了京城的写作风尚，“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
在南安，周敦颐有个上司叫程珦。程珦见周敦颐气貌非凡，一交谈，便知此人学问不得了，随即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其为师。这两兄弟便是后来的理学大儒程颢、程颐。
随后，欧阳修取代雷简夫和张方平，成为苏洵父子在朝廷上最有力的推荐者。
周敦颐每到一地，都勤勉为官，从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为官清廉得惊人。
他正式向朝廷上了《荐布衣苏洵状》，极力称赞苏洵的文章“辞辨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更重要的是，苏洵此人不是一个只会写文章的文士，而是一个对现实问题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大才。但他为人安贫乐道，不钻营仕途，如果没人引荐，就要被埋没在这盛世里了。
1054年，他任知州于洪州南昌，日夜操劳，终至大病一场，甚至“假死”过去。好友潘兴嗣赶来为他料理后事，看到他整个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清贫得让人掉泪。
欧阳修本来就是北宋文坛最著名的“星探”，听说有这么个人自带巨星潜质，赶紧取来文章一读。一读，果然很受用，当即就把苏洵捧为“当代荀子”。
好在周敦颐昏死了一日一夜后，又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不然宋代的理学要怎么发展还是个未知数，而我们也铁定读不到《爱莲说》了。
意思是，我雷简夫人微言轻，没有能力让苏洵成名，这也不是我的责任和罪过。但我既然知道苏洵这号奇人的存在，如果不说出来，那就是我的罪过了。而您（指欧阳修）是当今文坛盟主，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以前您不知道苏洵这号人，他就算寂寂无名至死，也跟您没关系。但现在不一样了，您读了我的推荐信，已经知道苏洵的存在了，况且苏洵也要当面拜见您，从今以后，苏洵有名无名，天下人都认为跟您有莫大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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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有意思，对欧阳修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
通常认为，《爱莲说》写于公元1063年初夏，莲花盛开之时。当时，47岁的周敦颐在虔州（今江西赣州）任通判。
起洵于贫贱之中，简夫不能也，然责之，亦不在简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人，则简夫为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闻左右。恭维执事职在翰林，以文章忠义为天下师，洵之穷达，宜在执事。向者，洵与执事不相闻，则天下不以责执事。今也读简夫之书，既达于前，而洵又将东见执事于京师，今而后，天下将以洵累执事矣。
《爱莲说》篇幅很短，仅有119个字，写出了莲花可爱可敬的七种品质，成为托物言志的小品名篇，传诵至今。不过，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敦颐在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纠结，并给出了他纠结之后的答案。
雷简夫在写给欧阳修的信中这样说道：
关于古代士人最经典的人生命题——“仕”与“隐”的矛盾冲突，该如何抉择？
到了开封，苏轼、苏辙兄弟积极准备来年春天的科举考试，苏洵则与京师的名公巨卿频繁接触。作为父亲兼经纪人，苏洵的任务是把两个儿子“推销”出去。当然，前提是他得先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样才有说服力。他拿着雷简夫、张方平的推荐信，精选了自己最得意的20篇代表作，去求见欧阳修。
在文章中，周敦颐以牡丹、菊花和莲花三种意象，来指代这对矛盾以及它们的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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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有一个在现实中遭遇磨难，却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会如此纠结于自己的选择。
苏洵父子带着雷简夫、张方平等贵人的推荐信，进京了。
1057年，在西南山区合州（今重庆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颐迎来了他的长子出生，这一年他已41岁。
张方平虽然与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有矛盾，但还是不计嫌隙，替苏洵父子写了一封给欧阳修的推荐信。当时人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坛最知名的“星探”，只有他才能够成全苏洵父子的文名，让“三苏”走红。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张方平拿出往年的制科考试真题，给苏轼和苏辙来了一次模拟考。阅卷毕，张方平大为惊叹，说两人都是天才，“长者（苏轼）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苏辙）谨重，成就或过之”。
1059年，后来负责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认识了周敦颐。两人畅谈了三天三夜后，蒲宗孟惊叹：“世间怎会有这般奇才？”
1056年春天，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赴帝都开封。但父子三人先到成都，再次拜会张方平。
次年，蒲宗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周敦颐。
苏洵表示，自己有名无名已经无所谓了，但不能让两个儿子重蹈他这个父亲的老路。
1062年，在写作《爱莲说》的前一年，周敦颐的次子出生，此时他的长子仅有6岁。
张方平同时鼓励苏洵到开封去，说僻处四川“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师乎”？
他一生清廉，家无余财，眼下还要抚养两个儿子。尽管他十分羡慕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的隐居生活，尽管他对自己卑微的官职并无留恋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现实，与生计问题达成妥协：
苏洵持雷简夫的推荐信，到成都拜谒了时任益州知州的张方平。他同时带上了苏轼。张方平第一次见到不到20岁的苏轼，即以国士之礼相待。
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
苏洵在九江结交的好友雷简夫，此时在雅州（今四川雅安）任知州。他盛赞苏洵虽为一介布衣，却是天下奇才——不仅有王佐之才，还是当代司马迁。于是帮苏洵写了几封推荐信，分别推荐给当朝名臣张方平、欧阳修和韩琦。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
在两个儿子成人之后，苏洵决心将他们送出四川。他在一封信中说，自己年近五十，人生基本废了，也没有进取之心，“惟此二子，不忍使之复为湮沦弃置之人”。这时候，他之前在全国浪荡认识的朋友，纷纷变成了苏氏家族的贵人。
——周敦颐《题酆都观》
明朝大才子杨慎说：“观此，老泉（苏洵）之所以逆料二子终身，不差毫厘，可谓深知二子矣。”
说白了，想过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是需要资本打底的。任何时代，这都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在唐代，“佛系诗人”王维也曾遭遇类似的困境，他厌倦官场，却只能勉强支撑，因为弟、妹等人的生计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颐也是如此，连他的亲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归隐，他的妻兄蒲宗孟说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无奈缺乏“买山钱”——隐居山林的资本，他只得继续干着流转的小官。
苏洵的这篇小文，就像是两个儿子未来命运的“谶语”，后来被苏轼和苏辙的人生所印证。
对于《爱莲说》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周敦颐对以菊花代表的陶渊明及其隐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态度。其实并非如此。
翻译过来就是说，车轮、车辐条、车顶盖、车厢，都是一辆车的重要构成部分，唯独作为扶手的横木（“轼”），却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去掉轼，那就不是一辆完整的车了。轼儿啊，我担心的是你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天下的车都是顺着车辙走的，但说到车的功劳，没有人会想到车辙。这样也好，就算车毁马亡，人们也不会责难到车辙上。车辙是能够在祸福之间优游自处的。辙儿啊，我知道你是能让我放心的。
周敦颐的亲友都曾在诗文中将他比作陶渊明，两人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处境不同。周敦颐的生计压力决定了他只能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只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而不能是“花之隐逸者也”的菊花。在周敦颐笔下，与其说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说是一种纠结的心态。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但周敦颐之所以是周敦颐，正是因为他在无奈的现实中寻找到了超脱之道。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在周敦颐笔下，菊、牡丹和莲都是观照人生的隐喻，分别暗指了隐逸之乐、富贵之乐和君子之乐。更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菊代表儒家所称的“内圣”，牡丹代指“外王”，而莲则是“内圣外王”的结合。这样，悲催的处境就变成了周敦颐的修炼之路，一方面做官是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面隐居是为了参悟哲理，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爱莲、似莲的周敦颐。
在著名的《名二子说》一文中，苏洵这样解释给两个儿子起名“轼”和“辙”的原因：
1071年冬天，周敦颐终于辞官，实现了归隐的夙愿。他定居在江西庐山的莲花峰下，将门前的小溪命名为家乡的“濂溪”，他的书堂就是濂溪书堂。虽然身体有病，生活亦不宽裕，但他心情愉悦。
不仅如此，苏洵还是两个儿子“正式出道”前的“经纪人”。他很早就认定两个儿子必成大器。
两年后，1073年，周敦颐病逝，终年5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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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自己不屑于考科举了，但他却成了那个年代的科举押题大师。
只有追溯周敦颐一生的经历与思想，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篇幅仅相当于一条微博的《爱莲说》，为什么是他最重要的传世文献之一？
难怪宋人编段子说，苏轼兄弟考试前，担心两人必有一人落榜，苏洵让他们别担心，到时一人和题，一人骂题，保证全中。
事实上，作为一名极具思想原创性的开山宗师，周敦颐留下来的文字极其有限，总共不过6000多字。后世研读他的思想，基本上离不开他的《太极图说》《通书》和《爱莲说》。《爱莲说》内涵深刻，但哪怕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读懂一二，至于其他两篇文章，对不起，一般人如读天书。
苏洵不仅预见了科举风气的转变，还押中了主考官。他在两个儿子同时考中进士的光辉事迹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后世构建理学体系，都离不开周敦颐在这些文章中运用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阴阳、动静、性命、善恶，等等。
多年后，苏轼兄弟参加科举。那一年，科举风向变了，由重诗赋改为重策论，而主考官正是欧阳修——苏轼兄弟背诵和模仿他的文章，对他的风格太熟悉了。
毫不夸张地说，儒学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颐开创的“濂学”赋予的。
他也不照科举大纲来教儿子们，而是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为范文，让他们学写古文。
唐代号称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贫乏的。整个唐代，儒家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产生的禅宗，诞生了不少哲学家，一开始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继而以“接地气”的理论，介入世俗人群。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识分子屡次主张灭佛的思想根源。
苏洵自己给两个儿子编了数千卷书，当作教材，并对儿子们说：“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就是说，读完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绰绰有余。
韩愈是一个坚定的排佛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深受佛学影响），但他所能做的，也只是抬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对抗佛教的“出世主义”，在思想深度上难以撼动佛教的地位。
刘巨听后说，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
到了宋代，被誉为“宋初三先生”的孙复、石介和胡瑗，继续以儒学排斥佛教。但他们仍然沿用韩愈的批判套路，无非是骂佛教为“夷狄之法”“悖乱王道”，这种只有偏见、没有力度的论调显然无法服众。
有一次，刘巨在课上赋诗咏鹭鸶，念到最后两句“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当即说，老师的诗好是好，但最后一句改成“雪片落蒹葭”如何呢？
宋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亟须构建一种更有力度的思想体系，夺回被占领的思想高地，并稳定人心和社会。
他曾送两个儿子到州学读书。州学教授刘巨是眉山当地的名士，教了苏轼兄弟俩声律、作对子等本领，这是当时科举注重诗赋文采，在地方教学内容上的落实。
周敦颐的出现适逢其时，与他同时或比他稍后的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这五人后来被称为“五星聚奎”，是儒学复兴的征兆。
他练成了一个本领，能够预见科举的潮流。但凡这种人，不是被当作神人就是被当作傻子。但他不在乎，他也无须自己去证明自己的预见是否正确。他的两个儿子，经过他的训练后，将代替他投身考场。
周敦颐首次提出要学颜回，“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样，自唐代以来就被推崇。但周敦颐专门强调，颜回也是士人学习的榜样，是“内圣”的典范。
经过多年苦读后，用苏洵自己的话说，胸中积攒的话越来越多，一提笔，化成文字自动流淌出来，每篇都是“有为而作”，经世致用之文，不再是以前那种空洞无用的应试文章。
在儒家经典中，颜回是生活极穷、内心极乐的形象。周敦颐说，富贵，人所爱也，为什么颜回却不爱不求而乐乎穷也？无欲则静。
他厌倦了为科举而读书作文，把自己早年写的数百篇科举时文，一把火烧掉了。然后，“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他只读孔孟、韩愈以及其他贤人之文。
由于宋明理学在后世的宣传中，刻板地认为人的欲望是应当被消灭的，导致理学被“污名化”至今。实际上，周敦颐提倡的颜回式的“无欲”，并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说，一个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制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际大儒黄宗羲在阐释周敦颐这一思想时，专门指出：“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晓，不是不动是静，不妄动方是静。”
那些年走过的路，遇见的人，都成了苏洵自我提升的参照物。
静不是不动，而是不妄动；无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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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贤，倡导圣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长的历史中，圣人的头衔仅授予尧、舜、孔子这些遥不可及的偶像，现实中的人与圣人似乎处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颐希望打破这种区隔，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普通人通往圣人的过程，共分为三层修炼阶梯：士—贤—圣。
从1047年到1056年，他有十年未出四川。后人说，这是苏洵闭门求索的十年。
具体的修炼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个字——诚。正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周子（周敦颐）之学，以诚为本”。
父亲苏序的死，改变了苏洵的人生。
周敦颐把“诚”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一个人通过内心的修炼，做到“惩忿窒欲”和“迁善改过”，就能达到圣人“诚”的境界。他把这个过程称作“立人极”。
在后世看来，苏涣的名声远远不如他的弟弟。但实际上，苏涣是整个家族气运转变的关键人。苏涣的中举，打破了苏家“三代皆不显”的局面，成为这个平民家族上升为官宦家族的第一人。苏轼后来在给苏涣写的祭文中说，伯父为官清廉，四海奔走，把家都忘在一旁，而今亡故，家中却一贫如洗。这就是眉山苏家的家风。
他不反对符合道义的富贵，正如他不想别人跟他一样，为了“买山钱”苦苦挣扎，但他在社会上标悬更高的价值。而这种价值跟世俗的财富和地位毫无关系，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对不起，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个超越外在身份、修炼成具有颜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资格进阶于贤人、圣人之列。
他有个二哥，叫苏涣。当地人都认为苏涣比苏洵有出息多了。苏涣24岁考中进士时，苏洵16岁，想追随哥哥的步伐，奋斗了两年后去参加科举，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也不是一个思想狭隘之人，相反，他能够构建起濂学体系，并成为“理学鼻祖”，正是源于他的开放与包容。不像前辈士人对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视态度，他不设藩篱，兼用三教，“太极”概念主要来自道教，“莲花”意象主要来自佛教……只有这种胸襟的人，才能真正为儒学开辟出一条新路。
苏洵一生中参加过三次科举，最早的一次是在18岁。
抛开我们对待理学的“成见”，周敦颐是把儒学拉回人间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贡献是恢复儒学中断了近千年的道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在当时，所有人都把苏洵当成了浪荡子。只有父亲苏序，在别人用怪异的眼光看待自己儿子的时候，始终笑而不语。别人也不知道苏序的笑而不语到底代表什么。
宋代四大学派——濂洛关闽，他开创的濂学是居于第一位的。
他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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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乘船出川，骑马去了当时的帝都开封。然后一路向南，去了江西。在九江，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雷简夫的人。整整3年后，他接到一封家书，被告知父亲苏序病逝，这才仓促归家。
今天，在理学被公众简单理解为“灭人欲”的“杀人之学”的时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颐作为理学宗师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学的常识，至少在它诞生的时候，并不像后世所理解的那么反动和狭隘。
最后一次出远门，37岁的苏洵撂下9岁的苏轼、7岁的苏辙，一个人逍遥去了。有人说他其实是参加科举去了。
作为理学的创立者之一，周敦颐本人也修炼成为人格几乎完美的“圣人”。他并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论要求自己。
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
他思想不保守，认同并同情王安石变法。反倒是他的两个学生，程颢和程颐，因为囿于“新旧党争”，竟然羞于承认周敦颐是他们的老师。
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
他影响了同时代的很多大人物，曾巩、王安石、苏轼等人，尽管立场不同，但均以周敦颐的私淑弟子自称。只是周敦颐胸怀洒落，不愿以师道自居，而只愿把他们当作朋友。
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称赞。北宋名臣、“铁面御史”赵抃一度认为周敦颐是奸恶之人，周敦颐并不申辩，直到两人共事，周敦颐在赵抃底下做事，赵抃才知道自己太糊涂，从此引为知己。另一个名臣吕公著听闻周敦颐之名，以身家性命担保推荐他：如果周敦颐日后收赃纳贿，“甘当同罪”。
苏洵很“摇滚”，经常一人打起背包，乘船或骑马，四处游玩，结交朋友。他写过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早年的生活：
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南宋朱熹是周敦颐的铁粉，吸纳了周敦颐的学说，而成理学大儒。明代王阳明是心学集大成者，但他曾写诗说自己其实也是私淑周敦颐。
1039年，生了苏辙。
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湖湘学派奠基者胡宏说，周敦颐“一回万古之光明”“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这一观点得到后世的认可，如今仍有许多学者提出，周敦颐是儒家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
1037年，生了苏轼；
不过，周敦颐的价值真正被发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后。
1035年，又生了个女儿（19岁出嫁后不久病逝）；
1220年，周敦颐死后约150年，朝廷追赐谥号“元”，后世称其为“元公”。
1034年，生了一个儿子（4岁夭折）；
1241年，周敦颐死后约170年，朝廷追封其为“汝南伯”，从祀孔庙。
1033年，苏洵25岁，他和程夫人又生了一个女儿（10岁夭折）；
至此，周敦颐作为“理学鼻祖”的地位得以确立。这就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直到新文化运动以后，这名儒学宗师的真正身份才被渐渐淡忘。
22岁那年，苏洵开始拜生育信仰界的男神——送子张仙，据说每天烧香很虔诚。3年后，子嗣接连不断，几乎一年生一个子女：
好在人们始终记得他的《爱莲说》。
苏洵19岁娶妻程氏，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可惜不满周岁就夭折。此后两年，程夫人都未能怀孕，苏洵很着急：年过二十了，还无后，压力山大。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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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
苏洵有两个儿子，一个叫苏轼，一个叫苏辙。
——周敦颐《任所寄乡关故旧》
他有个儿子叫苏洵，生于1009年。
1073年，周敦颐病逝前，他原来的上司兼好友赵抃得知他辞官归隐，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诏书到达时，周敦颐已经离开了人世。
苏序是宋朝人，世居四川眉山。
尽管他一生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纠结，但他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安顿自己的生命，安顿众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于他的格局和抱负。
这是明朝人讲的故事，听起来没头没尾，怪诞不经。但没关系，只要读者知道苏序是谁，这个故事就完整了。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传说的人们眼里，显得太过平淡——没有生死考验，没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构建起我们的精神底色。
后来，苏序将自己的母亲葬在那块墓地。
只是，我们不曾觉察。
那人便把苏序带上眉山，一起去看那块能保子孙显贵的墓地。点燃一盏灯放在地上，风吹不灭。
这或许才是“圣人”的力量：我们以为将他遗忘，他却不曾离开。
苏序说：“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要贵不要富。
张载：他的22字格言，影响千年
这个人懂风水，对苏序说，我发现了两块好墓地，“一富一贵”，您可以选一块。
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会发现多位领导人在不同的讲话中，都引用过同一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苏序是个大善人，乐于救助穷人。有个人经常受到他的施舍，就想报恩。
没记错的话，这短短22字名言并未进入义务教育的教材，但绝对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只要在某个场合听过一次，下次保准张口就能背出来。
苏洵：大宋最牛老爸
关于这22个字，学界有一个专称，叫“横渠四为”或“横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张载，“北宋五子”之一，生于1020年。因为长期在今陕西眉县横渠镇生活和讲学，故被后世称为“横渠先生”。
——曾巩《圣贤》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横渠四句”影响中国达千年。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被各个时代的牛人当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标准，并以一生践行之。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时刻，都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讲过，黄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际讲过，马一浮在抗战时期讲过……
只是，曾巩比我们更早看开了，看淡了，看透了。
有学者说，“横渠四句”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绝句。
——曾巩《戏书》
千年来，如果有哪一句话自始至终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国为民而努力奋斗，那一定是“横渠四句”。
妻孥意气宾客附，往往主人先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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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金满籯要心计，大印如斗为身仇。
张载的祖籍是开封。1020年，因为父亲张迪在长安做官，所以出生于长安。张载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彰显了父亲对他品格的一种期望。
交游断绝正当尔，眠饭安稳余何求。
15岁那年，父亲在涪州（今重庆涪陵一带）知州任上病逝。身为家中长子，张载带着5岁的弟弟张戬，与母亲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欲归葬祖籍开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陕西横渠镇，因盘缠用光了，又听说前方发生兵变，只好滞留此地。张载和母亲将父亲灵柩落葬于当地一个叫迷狐岭的地方。
家贫故不用筹算，官冷又能无外忧。
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横渠这个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后的历史中就将演变成中国版图上一个值得特别标记的原点。
曾巩和我们走着相同的道路，走着走着，就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
在三年守孝期间，张载做主卖掉了开封的祖宅，定居横渠镇。
曾巩就是文学加强版的我们，而我们就是文章总写不好的曾巩。
史载，张载“少喜谈兵”，是个热血军迷，跟着友人学习兵法，还一度想要组织民间武装去收复洮西（今甘肃临洮一带）失地。
历史上，现实中，99.99%的人注定要成为仰望英雄的人，而不是成为英雄。这是历史与时代的真相，也是英雄主义与英雄情结的底色。
北宋重文轻武之风举世闻名，武人没啥社会地位，但朝中一帮士大夫很热衷谈兵。谈来谈去，无非纸上谈兵，大多变成没有实战经验的空谈而已，而国家边患此起彼伏，通常只能花钱买平安。在时代风气和个人爱好的影响下，张载长大后要么变成一个武人，要么变成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士大夫。所幸，21岁那年，他遇上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物。
历史上不乏曾巩这样的人。曾巩代表了这一无声的群体，他们很重要，不应该被遗忘。如果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头衔之于曾巩有何意义，那就是，我们可以不理解他的文章有多牛，但至少应该理解他的背后站着一群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底色的人。
1040年，三川口之战，北宋败于西夏。52岁的范仲淹被紧急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无论人品还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可是，你必须承认，这层不显山不露水的底色，构成了历史进步与文化传承的基础力量。没有这层底色的铺垫与比对，再绚烂的颜色也凸显不出它的绚烂，再伟大的英雄也丧失了立足的土壤。
年轻的张载听说范仲淹来陕西了，立马带着他写的《边议九条》奔赴延州。
要不是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受追捧了800多年，他就像古往今来的无数读书人一样，淹没在历史的洪流里，化身为中国历史最基础的底色。那些时代的英雄，在这层底色上开花、结果，活成最亮眼的颜色，但这些都与默默无闻的底色无关。
范仲淹应该与张载进行过一次深入的对谈，只是具体的情形历史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年长30来岁的范仲淹最后语重心长地对小张说：“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你作为一个读书人，应该着力重振儒学，而不要想着从军博取功名。没说出来的一层意思可能是，唉，这已经过了建立军功的时代了，年轻人。
然而，大家仔细想想，曾巩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历代读书人的主流命运。
临别时，范仲淹送了张载一本《中庸》，勉励他说，要下苦功夫。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收拾行囊，回到横渠家中，从此潜心苦读儒家经典。
他虽然推崇和羡慕李白式的人物，但表现出来仍是一副不放纵、很克制的模样。这样的人，在崇尚个人主义、自由奔放的时代并不讨喜。也难怪新文化运动以来，曾巩逐渐沦为了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
两年后，刚在庆州（今甘肃庆阳）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张载这个年轻人，遂请他到庆州相见。张载应邀写了《庆州大顺城记》，范仲淹自掏腰包，给了张载一笔钱当作稿费。实际上，这是范仲淹对当时贫寒交加的张载的变相救济。
曾巩有点悲催，他生前的工作和职位，决定了他出头的机会甚少。他不依附人，不迎合人，为人，做官，写文章，温和务实，纯净端正。
张载把这笔钱存起来。10年后，他弟弟张戬进京考进士，用的是这笔钱。又5年后，张载本人进京考进士，还是用这笔钱。
……
大约600年后，明末大儒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不如他的同榜进士苏轼，人家潇洒恣意，文采风流，赢得全民喜爱；
张载确实幸运，遇到“千古完人”范仲淹，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终生志业选择，还在经济上获得体贴的救助。而儒学也是幸运的，在11世纪遇到了范仲淹。
不如他的密友王安石，人家诗文俱佳，两度为相，威震朝野；
很多人知道11世纪中国文坛最大的伯乐是欧阳修，却不知道当时思想界最大的伯乐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中，范仲淹不仅发掘并帮助了张载，还直接指导或关怀过“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孙复，以及理学开山宗师之一的周敦颐。这样一个善于发现人才、爱护人才的坦荡君子，举世罕见，难怪黄宗羲说范仲淹一生没有一点儿瑕疵。
不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人家既是文坛盟主，又是当朝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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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重温曾巩的一生，除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可以“媲美”，他的官名和如今的文名，远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大家：
在同时代的人看来，张载并不是天才。在11世纪璀璨的星空中，张载最终能够成为照亮千年的那颗星，有一大半的功劳源于他的勤学苦读——正如范仲淹当年叮嘱他要下苦功夫一样。
1083年，65岁的曾巩病逝时，京城盛传他与当时被贬在黄州的苏轼“同日化去”，连宋神宗都很震惊，叹息不已。后来才知道，苏轼还活得好好的，但曾巩是真的离开了。之所以有这个谣传，说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苏、曾二人是帝国文坛的两根擎天柱。
张载曾自撰一副对联，“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贴在书房两侧，时刻激励自己。他是苦读熬出来的一代宗师，因为苦读，还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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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比理学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年长十二三岁，是他们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辈，二程依旧批评张载有“苦心极力”之象，读书太用力了，堪称艰苦卓绝，跟其他理学家那种优游的读书方式不一样。
在最后的时刻，这一对昔年的好友，依然未把对方当成外人。
1057年，嘉祐二年，张载参加科举。考中了，登上了传说中的“千年科举龙虎榜”。那一榜中进士的人，除了张载，还有苏轼兄弟、曾巩兄弟、章惇、程颢等，一个个如雷贯耳，人中龙凤。那一年，张载已经38岁，在上榜的牛人中属于超大龄考生，仅比经历更苦的曾巩小一岁。
1083年，曾巩病危于江宁之时，王安石多次前往探望。一见面，王安石就对曾巩议论朝廷人事，说最近又有谁谁谁被任命为啥职位了，那谁谁谁只是一个屠夫，怎能胜任这职位呢。曾巩病重，无法说话，只有点头。
但苦读出身的张载，总算熬出头了。考完后，在宰相文彦博的支持下，张载在开封相国寺坐虎皮椅子，开坛讲易经，名动京城。
在举朝需要站队之时，曾巩不幸成了新党、旧党两面不讨好的人物。他曾说自己，“立朝无所阿附，有见嫉之积毁，无借誉之私援”。这一点像极了苏轼。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第一次见到了他的两个表侄——程颢、程颐兄弟。经过一番秉烛夜谈，第二天，张载对他的听众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辈可师之。”此言一出，二程声名大振。张载虚怀若谷，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人叶适说，曾巩“不附王安石，流落外补”。而这恰恰证明了曾巩是一个道德操守极高的人。在自己最好的朋友成为宰相的时候，他明明可以放下他的坚持，迎合而上，但他偏偏不愿如此，他宁可艰难地在外做他的小官。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轻皇帝宋神宗召见王安石，询问治国之道。王安石直接说，唐太宗这种级别的帝王就不要学了，咱要干就直接对标尧舜，“每事当以尧舜为法”。
王安石的执拗，以及变法内容的瑕疵，最终导致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失败。
第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宋神宗推荐了张载，推荐理由是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也就是说，在张载50岁这一年，他已在帝国思想界奠定了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程颐的说法，张载“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从接受范仲淹的劝告算起，至此时，历经整整30年的苦读，张载终于开山立派。他创立的门派，后来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二程的洛学、朱熹的闽学，一起并称为“濂洛关闽”，是宋代理学四大主流之一。
可惜，这时候，王安石已经罢相隐居江宁，曾巩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宋神宗听说国家还有这号人物，赶紧召见。像问王安石一样，皇帝也问了张载治国之道。
宋神宗问曾巩，你跟王安石的关系最好，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曾巩回答，王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宋神宗说，王安石视富贵如粪土，一点儿也不吝啬呀。曾巩解释，我所说的“吝”，是说王安石“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宋神宗连连点头。可见，不管怎么样，曾巩依然是最了解王安石性格的那个人。
没想到，张载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对标最高标准开始干。张载的原话是：“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皇帝听完，像打了鸡血一样，很兴奋。这说明当时国家最聪明的脑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客观地讲，曾巩压缩开支、量入为出的方案，比王安石增加收入、量出为入的方案，更为彻底。宋神宗在看了曾巩的方案后，也盛赞说，在节约开支这一块，没有人讲得像曾巩这么透彻，并把曾巩重新召回了朝廷。
一年后，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了大规模的变法运动。
举个例子，王安石主张，为了解决“三冗”问题，必须增加国家收入，所以变法内容基本以增加税收和朝廷控制社会财富为主。而曾巩后来给宋神宗提出来的变法方案，则把重点放在节约开支上，只有裁撤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才能压缩财政开支，在不加重百姓负担的前提下解决“三冗”问题。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请张载加入协助，但最终两人却未能走到一起。根据张载弟子吕大临的记述，王安石主动向张载发出邀请，张载答复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
曾巩并非一个保守派。他和王安石一样，都认为应当变法才能解决“三冗”问题挽救大宋。不同的是，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案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改善的空间，所以向王安石提出来，可是向来执拗的王安石不听。
啥意思？变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与人为善，大家商量着来就没问题；如果强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干，那可不行。
事实上，后世很多人夸大了曾巩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从曾巩在地方辗转为官，基本都执行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变法的认同者。他的两个弟弟，曾布和曾肇，都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但曾巩也未因此而批评或反对他们的选择。
可见，张载委婉地拒绝了王安石。
纵然老友对自己的变法有不同意见，但关键时候，能够一吐郁闷的人，在王安石眼里，除了曾巩也不会有第二人了。
从与宋神宗的问答来看，张载也属于变法派，但他为什么要拒绝加入王安石的队伍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张载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过于激进，这违背了他本人作为一个温和变法派的初衷。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觉秋风白发生。
最终两人“语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悦”。
高论几为衰俗废，壮怀难值故人倾。
没多久，张载突然被派去浙东审理一起贪污案。针对这次人事安排，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张载向来以道德学问见长，为何要安排他去处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经据典回答说，张载这么厉害的人，让他去断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却对张载含有讥讽和轻蔑。
后来，王安石在变法受阻之后，也曾给曾巩寄了一首诗倾吐，其中说：
等到张载办完案子回朝廷，新旧两党已经因为变法措施撕破了脸皮，旧党代表人物都被贬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张载的弟弟张戬。
知者尚复言，悠悠谁可语。
看到此种局面，张载辞官，返回横渠讲学。
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载和王安石都是范仲淹的“学生”，他们分别是范仲淹一部分“遗产”的优秀继承人。具体来说，王安石继承了范仲淹变法革新的部分，熙宁变法本质上是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的延续和深化；而张载更多的是继承了范仲淹复兴儒学的部分，思想的继承远远超过政治的继承。
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这跟张载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关系。王安石在大宋政坛摸爬滚打多年，一度是整个国家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握有实权的激进变法派，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实践他的改革主张。而张载虽然在学术上名气很大，两次获得皇帝召见，也做过一些地方的官员，但从未进入过国家的权力核心，属于没有权力的温和变法派。
……
王安石在变法的艰难推行与内讧中，最后罢相归隐南京钟山，绝口不谈国事，一心研究佛学。张载呢，尽管没有权力和舞台，仍然孜孜于自己的变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作“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辞官回到横渠后，他和学生买地数百亩，依照《周礼》的记载，划成井田，中间留一块公田，四周八块私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他还组织当地民众兴修水利，使近千亩田地得到灌溉。这些效仿三代、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改革试验，基本都没有取得成果，不过，张载的较真儿和实干精神还是值得敬佩。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3
曾巩写给王安石的两首诗，留下了两人这段分歧的实录：
看一个人的执着和毅力，不应看他顺风顺水的时候，而要看他饱受挫折之后的表现。
1069年，熙宁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开始实施新法，并引故交为己助。应该在这个时间点，王安石也请最好的朋友曾巩参与其中。但曾巩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有点操之过急，规劝他更慎重一些。王安石则对曾巩的苦口婆心不置可否。曾巩为此深感失望。因此，在老朋友上台之后，他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外放到地方为官。
张载在仕途上并不如意，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种只躲在书斋讲学传道之人，他的终极追求是他苦读、冥想、彻悟得来的东西，要有利于百姓。在他眼里，“利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对百姓有好处，这才是意义所在，对自己有好处，甚至对国家有好处，都意义不大。
很多人认为，曾巩和王安石至此已经友尽。实际上，他们的友情还在，只是双方的政见有了分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机会去实践和推行他的理念。只能在自己当官或者讲学的地方，一点一滴去做。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在重建社会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毕生力行的真传，陆续开始做乡规民约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士大夫。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整个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两次为相，在京主持新法，曾巩则辗转各地为官，颠沛流离，仕途坎坷。这期间，他们的书信往来明显减少，关系渐渐疏远。
张载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脚点很细微，格局高远，又很接地气。
可以说，曾巩和王安石是彼此生命中最亲密的朋友，没有之一。
听到他这些乡村治理的事迹，你可能很难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体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被誉为北宋诸儒中“对儒学真能登堂入室并能发展出一个新系统”（韦政通语）的大师。
曾巩对王安石也是如此。当王安石步入仕途，因为特立独行而被世俗讥谤时，曾巩同样竭力为之辩护：“介甫（王安石）者，彼其心固有自得，世以为矫不矫，彼不顾之，不足论也。”王安石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合流俗，那些说他目空一切的人，压根儿不必理会。
我在关于周敦颐的文章中，提到过“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以及整个北宋社会面临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别构建了一套解释世界和万物的系统，在中华文化圈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儒家在意识形态和哲学层面，则是遭到了巨大打击。所以当时的士大夫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用他们的说法叫“道丧千年不得传”，至晚在西汉以后，儒家的理论发展就停滞了，大量的学者在对儒家经典做训诂解释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断重复孔孟之说。好不容易到8世纪出了一个韩愈，在思想上“反佛”，结果，由于儒家思想资源有限，在辩论深度上连他的学生都坦言难以为老师护短。
曾巩长期考不上进士，人家讥讽他，曾巩不以为意，但王安石看不过去，写诗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挟才乘气不媚柔，群儿谤伤均一口。吾语群儿勿谤伤，岂有曾子终皇皇。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你们这群小子，不配诽谤曾巩，他即便终生不遇，处境低微，死后他的文章也有像班固和扬雄一样供人膜拜的一天，你们等着瞧吧。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学。说得直白点，就是在儒家指导国家和个人日常生活的实用功能之外，赋予它更高的格局。
两人曾在不同时间段遭受流言蜚语，但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替对方辩诬。
在这个大背景下，“北宋五子”，还有后来的朱熹、陆九渊等人，都在努力构建自己的儒家理论体系，不仅用于解释社会，还用于解释宇宙。他们的儒家理论体系，被统称为理学。
曾巩在痛苦和孤独的时候，也经常给王安石写信，排解忧愁：“一昼千万思，一夜千万愁。昼思复夜愁，昼夜千万秋。”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释，他们之间又有了气、理、心的哲学分野。
王安石的性格很怪，不通人情世故，但在曾巩面前，却能写出深情款款之句，说“吾少莫与合，爱我君为最”。他还无比担心曾巩的境遇：“州穷吉士少，谁可婿诸妹？仍闻病连月，医药谁可赖？家贫奉养狭，谁与通货贝？”——曾巩那么多妹妹，要怎样找到好女婿呀？曾巩又生病了，这医药费可怎么解决呀？曾巩要养一大家子，又那么穷，这钱从哪里来呀？真是替曾巩愁死了。
我们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张“理生万物”，这一派后来被官方接纳而成为正统，形成狭义的理学，影响到了近代，才被口诛笔伐；陆九渊和明代的王阳明主张“心即理也”，这一派形成心学，同样拥有一大批粉丝，直到现在依然很受推崇。
如今，我们读两人的文集，还可以读到他们写给对方的很多诗文、书信。
而张载，则是“气”的理论创始人。他以“太虚—气”为最高范畴，把万物的本原看作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气。用现在的话说，张载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的思想体系很严整，理学、心学的重要命题，在他那里已经都显现端倪。尤其是他阐发的“民胞物与”和“横渠四句”，达到了宋代理学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诸儒的集体膜拜。
曾巩比王安石大两岁，两人相识于科举考场，一见如故，结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惺惺相惜的程度，有点像杜甫遇见了李白；所不同的是，杜甫与李白是单向互动，一个崇拜另一个，而曾巩与王安石是双向频繁互动，相互推崇，情深义重。
但可惜的是，思想门派类似于武林江湖，有两点对于门派的发扬光大至为重要：一是开宗立派得生逢其时，还得能熬，要活得够久，不然打下半边天，最终全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门派要有源源不断的新人加入，显得师门热闹，声势壮大，万一门人中再出一个大牛人，这就更稳了。
当他宅在老家为生计奔忙的时候，他屡次以布衣身份向朝廷要员推荐王安石。在给蔡襄的书信中，他说：“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
所以说，张载跟周敦颐一样，都吃亏在生得早，走得早。他们开创的关学和濂学，为宋代理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然而，两人都只活了五十七八岁，还没等到理学的黄金时代到来就走了。相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们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颐活到了75岁，从11世纪熬到了12世纪，洛学在他手上就发扬光大了。
他的文章路子正，人品也正。虽然他对自己常年不得志不以为意，却见不得他眼中的人才被时代错过。
而因为张载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吕大临，在老师逝世后转投到了二程门下。此消彼长，门派的影响力差距，无形中又拉大了。
宋代的理学家是一帮很“吹毛求疵”的人，怼天怼地怼空气，前圣今贤大都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他们偏偏十分推崇曾巩的文章，为什么呢？除了我上面讲到的，曾巩的文章确实写得好，有“法”可依，可作范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曾巩的信仰和操守，是常人难及的。正如朱熹所说，曾巩是一个“醇儒”。放在人品与文品的标尺之下，曾巩以“文如其人”的统一性脱颖而出。
以至于后来出现什么情况？二程洛学声势浩大，程门弟子养成一个坏毛病，喜欢贬低其他门派，来神化洛学的正统地位。他们甚至要“吞并”其他门派，公开宣称张载之学源于二程，张载这个表叔都是跟他两个表侄学的。搞得一生自负的程颐都不好意思，要出来说一句：“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徒儿们，别过火了，都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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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实际上，二程师门倒是经常从张载这里汲取营养。
在曾巩担任馆阁校勘期间，苏轼推荐了两名四川老乡拜访他。这两人因为文风不合流俗，被乡里人讥笑为迂阔，很是苦恼，特向曾巩求教。曾巩读了他们的文章，却称赞有加。两人很高兴，临行便请曾巩为他们写点文字带回去，好堵住悠悠众口。没想到，曾巩劝他们说没必要，根本用不着为这些闲言碎语苦恼，“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不必随波逐流，也不必阿附世俗，更不必为冷眼所动。流言可以杀人，但永远杀不了将流言当作空气的人。
张载写有一篇奇文，叫《西铭》，全文仅253字，却被视为千古名篇。在《西铭》中，张载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乾称父，坤称母”，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以前说“君父君父”，以皇帝为父，张载在文中却说，皇帝只是这个大家庭的长子，即所有人无论贤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思想，也出自这篇文章。
无论是做地方官，还是校勘史籍，曾巩都是在从事基础性的工作，甘愿做一个默默奉献的人。但他的价值，不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可以随意褒贬的。
明朝人说：读《西铭》，有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之气象。
治学严谨的曾巩还有一个习惯，每整理完一书，他都认真作序，不仅记录和介绍该书情况，还将史评融入其中，对书中某一种偏向和缺失，进行论证和评议，让后世读书人有脉络可循。曾巩从事的这项工作，属于文科领域的底部工作。要不是他的用心用力，我们现在能读到多少李白的诗，能读到多少篇《战国策》，还是个未知数。虽然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历代都有人在做，但大家往往只看到书籍的成品，看不到流传背后的工作人员。这就好比现在理工科领域那些做基础研究的大师，他们永远不像做应用开发的人那么声名在外，也没有明星偶像光环，可能一辈子就是在逝世的时候被人说一句“一个大师走了”，仅此而已。但你必须承认，这些一点儿也不著名的人，才是人类文明传承与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
有学者分析，张载此文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整个世界，意味着赋予世界以普遍的伦理之序。这一观念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反复确认，从二程到王阳明，都一再肯定“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种一体，便可以视为“民胞物与”说的引申。
第二项是担任史馆馆职，从事史籍文献编校工作。大概有10年时间，曾巩考证、校勘、整理的史书古籍达数十种。比如《李白诗集》，经他搜罗、发掘，从776首增加到1001首；传世的《战国策》，散佚严重，经他广泛访求采录，从22篇增加到33篇……
二程兄弟很喜欢张载的《西铭》，认为此文所说“扩前圣所未发”。他们把此文列为洛学的基本教材，要求每个弟子必须研读。
曾巩本人却很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在送友人赴任柳州知州的文章中，专门驳斥了知州官小不足事的成见。他说，古时候的人做知县只负责一个乡、县，尚且能够用道德、仁义、恩惠、慈爱对辖区百姓进行熏陶和启发，现在的官员能够独掌一个州，怎么还能把官职看成低人一等，而不认真为政呢？他说，官无所谓大小，任职一方，就应该有造福一方的信念，更应该有久居之心，脚踏实地为当地百姓做实事，做善事。这是为官一方的本分。
由于关学本身的传承没有洛学强盛，张载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门派得以流传。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直到20世纪初，近代革命先驱在发展新人、培养志士时，还会将《西铭》当作训词。
地方官实际上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基础，但在中国的传统里，“治国”是一大本事，但从来没说“治州”“治县”的，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运气，一般获取广泛声名的人物都在朝廷上，而不在地方上。地方官在国家的治理框架和人们的传统认知中，都属于小官。
从这一意义上说，张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门派，超越了时代。
第一项是出任地方官，在12年间辗转七八个地方，从河北沧州到福建福州，从山东济南到江西南昌，每段任职的时间不长，但他确确实实做到了为官一任，振兴一方，在每个地方都留下了政声和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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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进入仕途后，主要有两项工作：
张载写过一首咏芭蕉的诗。28个字用了7个“新”字，很好玩，又饱含哲思：
曾巩志大才高，却未得到命运真正的眷顾。无论是科举，还是做官，始终是逆境多于顺境。但他始终心态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在曾家最困难的时候，曾巩受尽了同乡的嘲讽。当地人作了一首打油诗，戏谑曾家兄弟赶考只是去打酱油：“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曾巩不以为意，“力教诸弟不怠”。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在欧阳修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曾巩却“不非同进，不罪有司……思广其学而坚其守”——既没有嘲讽考中的人，也不对考官大放厥词，他首先想到的是自省，反思如何不改初心，并把学问做得更精深。
有人说，这是张载对改革变法的支持。也有人说，这是张载对创新的执念。他确实从未停止对新知的追寻。即便在他成名之后，仍“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读仰思。冥心妙契，虽中夜必取烛疾书”。
一般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确实会抱怨和指责外界，尤其是天才式的人物，更会将个人的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的滞后。但曾巩从不如此想。
张载教导学生说：“夜间自不合睡，只为无可应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当然，他夜里不睡，或说不想睡，不是想起来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读书悟道。朱熹很佩服张载终生用苦功，说他这是“勇”，没有勇气打底，谁也下不了这么大的苦功。
究其原因，他早年屡试不第，不是文章写得不行，而是写文章并不趋附当时的应试文风。连欧阳修都看不过去，责问说：“有司所操，果良法焉？”意思是，连曾巩这样的人才都未能被录取，考试部门的评审标准，真的科学吗？
他讲了很多道理，但从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来要求自己。面对问题，总是反躬自问，从不指责别人。包括他最为著名的“横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
在北宋人才辈出的年代，牛人普遍都在20来岁中举，像曾巩成名这么早、中举却这么晚的，着实少见。其实，曾巩从18岁就走上科举之路。除了上面讲的，他有10年时间为了赡养大家庭而放弃求取功名，另外的10年，他考了多次，却蹉跎其间，没能考上。
尽管我们在无数的场合听过“横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随时指向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10年后，1057年，嘉祐二年。曾巩带着弟弟曾牟、曾布，以及堂弟、妹婿等，一行六人进京赶考，终于，迎来了曾家的翻身仗。这一次，六人全部考中进士。曾巩本人则以39岁“高龄”，与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等人成为同榜进士。
马一浮说，张载为什么说“为万世开太平”，不说“为万世致太平”？很简单，“致”是实现的意思，“开”则是一种期待，张载“有德而无位”，他根本无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有机会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说“开太平”，垂法于后世，以待圣贤致太平。
尽管十分劳累，但他仍旧通宵达旦地苦读，并教弟弟们读诗书。他用勤劳、乐观和自信，化解了生活的暴击。
但从张载的“无力”，不正说明他讲的道理，都是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吗？
所勤半天下，所济一毫芒。
根据他的学生回忆，张载是听到灾荒、百姓没饭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饭的那种人。他无能为力的时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波涛动蛟龙，吾方进舟航。
张载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财富的有无和多少，从未影响他修炼成为一个颜回式的大儒。
落日号虎豹，吾未停车箱。
在公道大义面前，他从不畏惧。而对于自己，则了无所求。他愿意为理想献身，但当理想不能实现时，他也绝不苟且，辞官，回乡下，讲学，种地……富贵于他如浮云。
山川浩无涯，险怪靡不尝。
无论读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挥别人的人。千万记住了，一个人一旦要求别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着“横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张载听到了也会不高兴，真的。
一身如飞云，遇风任飘扬。
1077年，张载获推荐再次回京任礼部副职。因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来，很快，他再次辞官。
经营食众口，四方走遑遑。
同年冬天，在返回横渠的路上，行至临潼，58岁的张载安然辞世。
荏苒岁云几，家事已独当。
他去世时，身边仅有一个外甥。在长安的学生闻讯后赶来，筹资将老师的灵柩送回横渠安葬。
如今，我们仍可以通过曾巩的《读书》一诗，了解他这段负担沉重的耕读生活：
大雪纷飞，圣人无声离去。
此后的10年时间里，这名从小被视为神童、20岁就名闻四方的早熟才子，放弃了个人的功名追求，而把全部精力用于承担家庭生活的重压。他在窘迫的大家庭中，既要奉养继母，还要抚养、教育4个弟弟和9个妹妹。尤其是在哥哥曾晔病逝后，他同时要养育两个侄子和两个侄女。
但千百年来，他的理学思想，他的“横渠四句”，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座右铭，象征着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标：
曾巩的父亲曾易占晚年被诬告而丢了官，长年在家，将积蓄一点点耗尽。1041年，在曾巩23岁的时候，曾易占带着曾晔、曾巩兄弟俩赴京应举，这情景像极了15年后苏洵父子三人赴京应举、谋职。不过，结局却全然不同，曾易占父子全部失望而归。1047年，曾巩再次侍奉父亲进京，不料在途中父亲染病身亡，盘缠也已告尽。曾巩四处求助，才得以扶着父亲的灵柩踏上归途。
张载死后大约180年，一个江西人在殿试时，一字一画写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成为那一年的状元，最后也成为一个朝代最后的脊梁；
辉煌的背后，全是苦难。而这些苦难，基本上由曾巩替弟妹们承担了。
又大约400年后，一个浙江人在书中击赏张载，击赏“横渠四句”，他最终活成了榜样的模样，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鸿儒，抨击君主专制，成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曾巩有4个弟弟、9个妹妹，在他之上还有个哥哥曾晔。除了哥哥曾晔未中举而相对早逝之外，他们兄弟五人以及几个妹婿均中了进士。有一年，这个家族一次考中了6个进士，轰动全国。
又大约280年后，一个现代思想家在抗战烽火中，向大学生们普及了“横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战的胜利，国族的复兴……
现在说起江西南丰曾氏，是当地人的一大骄傲。这个家族在北宋文坛、政坛光芒四射，盛极一时。追根溯源，虽然曾巩的祖辈和父辈已经有了功名，但真正厉害的是曾巩这一代。
或许，张载并未真的离去。
曾巩不仅身后之名起落不定，生前也命途多舛。
本章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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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曾巩在800多年间受追捧，以及在近100年受冷落，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我们如果能站在更长时段的河流里去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声名的起起落落，就能理解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并非浪得虚名，更不是凑数。因为，我们眼下的观点和经历，并不能代表历史的全部。
［宋］张载：《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宋代文学研究大家王水照在《曾巩的历史命运》一文中说，文化和文明的嬗变发展，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任何时代的读者和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时代需要和文化发展的趋向来取舍传统，因而使传统文化有的盛誉不衰，有的遭冷落遗弃，或者是同一对象的某些部分光景常新，另一些部分却黯然失色。
［宋］柳永：《乐章集校注》（增订本），薛瑞生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直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曾巩的文学遗产才因为思想主题、审美趣味等出现转向而受到冷落。
［宋］苏洵：《嘉祐集笺注》，曾枣庄等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自茅坤以后，明清两代关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选本，多达二三十种。“唐宋八大家”这一概念，遂深入人心。而曾巩，则持续受到明代唐宋派、清代桐城派等主流文学派别的一致推崇，一直红到了民国。
［宋］苏轼：《苏轼文集》，孔凡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明代万历年间，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全书164卷，收文1450篇，多次再版，在明代后期文坛上引起了巨大轰动。《四库全书总目》称：“世传唐宋八家之目，肇始于是集。”“唐宋八大家”这一称号，就是从茅坤这里开始流传开来的。
［宋］曾巩：《曾巩集》，陈杏珍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后人对曾巩的评价深受朱熹的影响，认为曾巩的文章既明道理，又自然平近，且规范端正，可以作为范本学习和效仿。曾巩的经典地位，由此逐步确立起来。
［宋］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到了南宋，在理学家的推崇下，曾巩的名声已超越苏轼。朱熹对“宋古文六大家”中的其他五位并不感冒，唯独对曾巩推崇备至，并致力于学习曾巩的文法。朱熹在成名后，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将曾巩推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称他是自孟子以来的作文高手，说他的文笔“峻洁”“平正”“好懂”“简庄静重”。
［宋］黄庭坚：《山谷词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近代朝鲜文学家黄玹，把曾巩与苏轼的区别，说得十分到位：“北宋多大家，而法胜者莫如南丰（曾巩），以无法胜者莫如东坡（苏轼）。”用金庸武侠小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曾巩就像郭靖，一招一式都有师承，中规中矩，却无人能敌；而苏轼就像令狐冲，无招胜有招，不仅厉害，而且是武林中特立独行的异类。然而，也因为曾巩的文章“有法”，苏轼的文章“无法”，有法可学，无法难学，所以后世学曾巩的人多，学苏轼的人少。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不过，曾巩最终还是错过了文坛盟主之位。原因不是他不够格，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苏轼太过光彩照人了。既生瑜，何生亮。尽管曾巩的个人性情更接近欧阳修，但欧阳修在发现苏轼之后，经过权衡，还是明确地把文坛盟主之任，付与苏轼。
［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宋史》评价说，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在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时代，没有做过高官的曾巩，能够打出一片天地，确实不容易。
［明］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要知道，发出这些议论的人，都是自视甚高的文坛、政坛大咖。可见，曾巩真的是“无敌”，不然没有人会愿意为一个终生沉沦下僚的文人抬轿子。
［清］黄宗羲：《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王安石在给曾巩的诗中写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后来，王安石又对别人说，在我交往的人中，曾巩的文章“不见可敌”。
李震编：《曾巩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事实上，曾巩生前的文名确实很盛，获得的评价也相当高。连苏轼都把曾巩当作欧阳修门下最厉害的那个人，他写诗说：“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李震：《曾巩年谱》，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曾肇后来写文章纪念兄长曾巩，说欧阳修是文坛宗师，曾巩出道晚一些，但与欧阳修齐名，“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虽然是捧自己的哥哥，但曾肇这段话并无夸张。
王琦珍：《曾巩评传》，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年
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阅卷读到一篇好文，定为第一名，但转念一想，这肯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最终将此文降了一个名次。等到揭榜，才发现原来是苏轼的大作。
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那时候，曾巩并无功名，但他的文章深得欧阳修推崇。欧阳修曾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又说，“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欧阳修对曾巩的爱，那是超出一般的爱。只要是难得一遇的好文章，糊上作者名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认定是曾巩写的。他曾把苏轼的文章当成曾巩写的，也曾把王安石的文章错认为曾巩写的。
黄宝华：《黄庭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作为文坛盟主，欧阳修生前就在物色自己的继承人。在遇到苏轼之前，他实际上已经认定曾巩是最合适的人选。
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
欧阳修在世时，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北宋文坛盟主，地位很高，当时就被称为“今之韩愈”。唐宋八大家中，宋代的六个席位，即以欧阳修领衔，其他五人，要么是他的弟子，要么靠他的赏识才开始扬名。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曾巩出生在1019年，他生活的年代迄今近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光里，他的文章受到冷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透明人”，不过是最近一百年的事。也就是说，在民国以前的八百多年中，曾巩是古文写作领域大神级的人物。只是今人无法领略和感受罢了。
薛瑞生：《柳永别传》，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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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唐宋词名家论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这位曾先生，纯粹是由于中国人对于数字“八”的迷恋才来凑数的吗？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是的，想起曾巩，只剩下一个省略号。
梁绍辉：《周敦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曾巩……
龚杰：《张载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苏辙，我们会想起，他是苏轼的弟弟，“三苏”之一，“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中的“子由”……
李希运：《三苏与北宋进士科举改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苏洵，我们至少会想起，他是苏轼的父亲，“三苏”之一……
潘殊闲：《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苏轼，我们会想起的更多，想起他的千古名篇，想起他的豪迈豁达，甚至想起他的东坡肉……
陈岳芬：《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王安石，我们会想起古代继商鞅变法之后最大阵仗的“王安石变法”，想起他写过的一个神童如何“泯然众人矣”（《伤仲永》），想起他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过常宝：《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东方丛刊》1998年第3辑
欧阳修，我们会想起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醉翁亭记》），想起他那些婉约词……
陈燕妮：《中国11世纪城市书写中的“印象派”：柳永城市词与城市精神》，《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柳宗元，我们会想起他创造的成语“黔驴技穷”，想起他的《捕蛇者说》，想起他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
卢有才：《张载与王安石：熙宁变法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韩愈，我们自然会想起他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想起他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师说》），想起他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林乐昌：《张载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思想》，《地方文化研究》2015年第1期
几乎每个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都知道唐宋八大家，而八位大家分别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不同：
任俊华、彭丽瑶：《〈爱莲说〉——周敦颐欲隐未能的苦吟》，《湖湘论坛》1993年第6期
曾巩：一代大神沦为透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