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由于小说、戏曲，乃至当代的影视剧，受众要远远比史书多得多，真实的潘美，那个为大宋南征北战、建功立业的开国名将，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而被黑化的潘美，那个心胸狭隘、残忍狡诈、里通外国的奸佞之臣，却日渐深入人心。
但是，到了元代以后，时间久远，真相淡忘，潘美在虚构的历史创作中便成了一心害死杨业，“誓要杀尽杨家父子”的大奸臣。明代中后期，随着《杨家将演义》的成型，潘美被进一步丑化成勾结辽国的卖国贼。这对一生坚定抗辽的真实的潘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诋毁和讽刺。
明清两代，小说反过来影响正史。一些著名文人在写史书时，提到潘美，竟然会写作“潘仁美”，这很明显是受到了小说和戏曲的影响。清初，有御史上奏，提出罢免潘美从祀帝王庙的资格，获准执行，可见潘美的官方形象已经严重走低。
两宋时期，由于离这段历史还不远，官方和民间对潘美的实际形象和评价，基本上是公允的。991年，他死后，获谥号“武惠”。8年后，配飨太宗庙庭，这是很高的荣誉。宋真宗时，他又被追封为郑王。
这对潘美而言，当然是大冤案。历史的书写者，当然也有义务为潘美翻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功绩，有什么过错，都应该厘清。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凭着简单的情绪冲动，就给人家扣帽子，抹杀他的功绩，放大他的过错。
人不是不可以给自己留后路，但光想着给自己留后路，迟早会遭到历史的惩罚。潘美在后世被诋毁成宋朝的大奸臣，谗害忠良，里通辽国，虽然很冤，但或许正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曾被人冤枉过，都知道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更何况是以历史的名义，用时间之笔去冤枉一个忠臣为奸臣，这绝对是比窦娥还冤的冤案。
我相信他是为了保全晚节，留恋权位，而变得懦弱的。
只是，当我们意识到冤案会被不断制造出来，并持续得到传播的时候，或许才知道“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这几个字，真的很难写好。
雍熙三年的杨业之死，成了后世整体污名化潘美的起点。在这起事件中，潘美的确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敢站出来反对监军王侁，不敢站出来支持自己的副将杨业。在杨业兵败于陈家谷时，他也未能如约应援，而是追随王侁撤兵。这样一个南征北战的开国名将，在监军的面前，变得如此谨小慎微，亦步亦趋，实在难以想象。
置身历史的长时段之中，我们会发现潘美被黑化，其实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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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想想看，每个受到人们最广泛祭拜、获得最高知名度的英雄，是不是都是悲剧性人物？关羽死后成了神，岳飞死后有了庙，文天祥、陆秀夫、于谦、张煌言……每一个有纪念祠的人物，都有一个悲剧的人生结局。杨业之死，同样是一个悲情英雄的结局，他在后世的演义、戏曲中得到同情和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
尽管后来潘美官复原职，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或许是受杨业之死的影响，已经无所作为，直至老死。
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悲情英雄的塑造需要对立面的陪衬，有忠就有奸，有奸才有忠。所以，在杨业之死上负有责任、本人却得到善终的潘美，不管一生有多大的功业，注定不会获得同情，还会因此被无限丑化。
从朝廷的处置来看，北宋官方认定，王侁在杨业之死上负有主要责任，而潘美则负有领导责任。应该说，皇帝也知道，监军钳制主帅的制度设计，才是造成潘美眼睁睁看着杨业去送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处置潘美时特别从宽处理。
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极其膜拜道德完美主义者。这原本是好事，树立和塑造完美人物，彰显了我们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也有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我们对道德瑕疵的容忍度很低。尤其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上，容易用道德去代替其他一切价值尺度。
事后，赵光义追究酿成杨业之死的责任人，认定潘美的过错是“不能申明斥候，谨设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监军王侁、刘文裕二人的责任是“堕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最终潘美被降职三级，监军王侁被罢官，流放金州（今甘肃榆中），其他责任人也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置。
典型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曹操是东汉末年相当有作为的一个人物，对尽快结束战乱、恢复统一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由于其本人的一些道德瑕疵，导致在历史上长时间被诋毁和丑化。武则天也是如此。
众将士都不愿逃走，誓与之同生共死。最后一战，杨业负伤十余处，手刃多名辽兵，坠马被擒，其手下将士几乎全部战死。杨业没有投降辽朝，绝食三日而死。
潘美在杨业之死一事上，正好暴露了他为了自保而未出手相救的道德缺陷，而这一点足以招致他淹死于口水。至于他为宋朝一统天下做出的贡献，在道德面前已变得毫无分量。
当天傍晚，杨业战至陈家谷，看到原本约定在谷口设伏的宋军竟然没有留下一兵一卒，不禁“拊膺大恸”。杨业对手下将士说：“汝等各有父母妻子，无须与我一起战死，各自逃命去吧。等到敌军退后，还有人可上报天子此战经过。”
古人追求的理想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实际上，立德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旦被认为个人的道德立不起来，立言、立功就失去了支撑，人们可以因人废言，也可以因人废功。
在王侁带兵离开陈家谷后，传来了杨业战败的消息，此时，潘美又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也跟从王侁的步调，撤离了陈家谷。
这也导致了自古以来，我们的一切争论，都容易陷入道德争议的泥淖。我们要阻止一个人担任什么职务，很少说这个人能力不行，而是说这个人人品不行。反过来，我们要推崇一个人，也很少说这个人能力很强，而是说这个人品格高尚。
为了争功，王侁带着将士们纷纷离开陈家谷。身为一军主帅的潘美“不能制”。史书中潘美“不能制”几个字，道出了宋朝武将的无奈，在皇帝的代表——监军面前，主帅的话语权和控制力大打折扣。
一个社会不能没有道德，但道德如果凌驾于一切之上，社会就会陷入空谈的境地。
当日，潘美和王侁的确如约在陈家谷布阵，等待接应杨业。然而刚等到中午，王侁便等不及了。他派人登高眺望。不知道望者看到了什么，王侁就以为杨业已经打败了辽军。
潘美被后世无限苛责，正是道德完美主义盛行的结果。
杨业出兵前，含泪交代潘美，一定要在陈家谷布置步兵接应，否则将全军覆没。
希望将道德的还给道德，功业的还给功业，历史的还给历史，人性的还给人性。
62岁的潘美，一生征战抵达的权位，让他在监军王侁的面前患得患失，最终只能看着合作多年的副将杨业冒险出兵。
李元昊：他开创的王朝存在了190年
当然，潘美有他的苦衷。宋朝在军队中设监军，代表皇帝的意志，并被赋予极大的权限和尊贵的地位，使其可以钳制军中主帅。监军的最终目的是防止军中主帅裹挟兵力作乱，这是宋朝立国不正所以处处担忧的后遗症。酿成的结果就是，当监军和主帅的意见不一致时，主帅往往为了自保，或免除不必要的麻烦，而选择沉默或附和监军的意见。
北宋名将曹玮是个预言家。
诡异的是，在这场关乎全军战术的重要争论中，史书没有记下主帅潘美的表态。从结果来看，潘美并未阻止王侁逼迫杨业出兵，这是潘美犯下的一大错误。
他在陕西主持军事工作的时候，有人给他带来关于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政权首领李德明及其儿子的一个小故事：
众所周知，杨业是北汉降将，最怕别人怀疑他有二心。王侁故意激将他，说他有“他志”，暗指杨业可能要投降辽国。这就逼得杨业只得表态说：“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
李德明指派使者带着马匹跟大宋做贸易，但因为获利微薄而迁怒使者，要斩杀他。没有人敢出来劝阻，只有李德明年仅十多岁的儿子站出来说，我们用马匹资助邻国，已是失策，如今还要为钱杀守边人，那以后谁还肯为我们效力？李德明从此不再为边境贸易问题杀人。
王侁则幽幽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曹玮听完这个故事，认为李德明的儿子年纪不大，却很善用自己的族人，一定有不凡的心志。他很想见见这个少年，便一再派人去诱使他到集市上来，却都失败了。
王侁主张，宋军不但要直面辽军主力，还要“鼓行而往”，制造声势，唯恐不能与辽军决战。但在当时攻防形势转移、辽军兵力超过宋军三倍多的情况下，这一作战方案简直是飞蛾扑火。所以杨业说：“不可，此必败之势也。”
无奈之下，曹玮只好派人去把他的容貌画下来。当画像被呈献在曹玮面前时，曹玮盯着画上的少年惊叹道：“真英物也，若德明死，此子必为中国患！”
杨业刚说完，就遭到监军王侁的激烈反对：“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
多年后，画上的少年称帝建国，纵横西北，一度成为大宋戍边军队的噩梦。一切正如曹玮所预料的那样。
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后，率军掩护云、寰、应、朔四个州的百姓撤退。打仗时如何安全撤退本身就是难事，还要带着百姓一起撤退，就更是难上加难。杨业于是建议用调虎离山计，派兵佯攻，吸引辽军主力，然后在撤退路上预先埋伏精兵，掩护军民撤离。
这个少年，便是后来西夏王朝的开国者李元昊。
这次北伐是两宋300年里最有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一次机会。三路大军一开始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西路军出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然而，由于曹彬率领的主力突遭辽军重创，战局随即逆转，赵光义只得命令各路大军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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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辽国政局不稳，宋太宗赵光义想趁机收复燕云十六州，命三路大军北伐，分别由曹彬领东路军，田重进领中路军，潘美领西路军。北汉降将、人送外号“杨无敌”的杨业，则做潘美的副将。
西夏王朝的故事，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显得遥远而神秘。人们可能只有到宁夏银川旅游的时候，顺道去参观贺兰山脚下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的西夏王陵，才会对这个逝去的朝代有些许直观的印象。
公元986年的雍熙北伐，更具体来说，是那一年的杨业之死，使得潘美背负了生命与名声难以承受之重。
但在一千年前，西夏是中华大地上鼎足而立的三大政权之一。它的立国，以及不容小觑的实力，将中国历史带入了“三国时代”：前期，它与北宋、辽并立；后期，它与南宋、金鼎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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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辽／金、北宋／南宋，西夏算是一个“国小民寡”的政权，以至于蒙古人一统中国建立元朝后，在给前朝修史的时候，选择性地忽略了这个政权的存在。然而，不管是辽、宋还是蒙古，只要跟西夏较量过，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只强悍的、打不死的小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仁人战将，后来却被彻底黑化了。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是西羌族的一支，汉朝时就迁徙到河西走廊一带，以游牧为生。唐朝时，由于吐蕃的强势崛起，党项人被迫向东部内迁到陇东、宁夏和陕北一带。
虽然战功赫赫，但潘美在正史中几乎没有劣迹，没有飞扬跋扈、滥杀无辜或者奸诈凶狠等记载。相反，他是一个颇有仁义之心的战将。史载，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一些人主张把后周世宗柴荣的一个小儿子杀掉，只有潘美把那个可怜的孩子带回家，收为养子。在平定各地政权后，他也不曾妄杀一人，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买了酒肉给溃散的敌人吃，对他们进行安抚。
数百年间，党项人既与吐蕃、吐谷浑、回鹘等强族为邻，又不时与开疆拓土的隋唐帝国短兵相接，在夹缝求生中练就了彪悍尚武的民族气质。
难能可贵的是，潘美不仅打仗在行，治国也拿手。基本上宋朝每拿下一个地方，潘美都是当仁不让的地方“一把手”，充当了促进该地区秩序和生产恢复的重要官员。“上马治军，下马安民”，他是宋初难得一见的全能型人才。
尽管彪悍尚武是中国北方各族的共同标签，但其他尚武民族见了党项人，都不得不甘拜下风。党项人的民谚这样说：
在986年雍熙北伐之前，潘美为大宋南征北战二十多年。不论是平定南方各政权，还是抵抗辽军，他几乎没有败绩，被赵匡胤和赵光义两任皇帝称为“柱国太师”。他的职位，也随着一场场的胜仗而飙升，从最初的行营兵马都监（出征军队的副帅），一直做到雍熙北伐前的忠武军节度使，晋封韩国公。
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
……
与明相伴不会暗，与强相伴不会弱。
和手下副将杨业一起，两次击溃辽军南下的军队，取得雁门关大捷；
正是凭借这种尚武的民族特性，在晚唐以后的乱世中，党项人不但未被征服，还逐步壮大起来。
随宋太宗赵光义平定北汉，兵伐太原，完成中原统一大业；
壮大的契机源于唐末的黄巢起义。
作为副帅，平定南唐，整个南方至此基本纳入大宋版图；
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人拓跋思恭响应唐朝皇帝的号召，拉起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驰援长安勤王。唐僖宗很感动，在黄巢被灭后赐予拓跋思恭大唐国姓——李姓，改名李思恭，这样，一个党项人变成了“国姓爷”。不仅如此，唐僖宗还任命李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封为夏国公。
作为主帅，平定南汉，并在统一两广后兼任广州知州、两广转运使，干了3年，稳定了当地的社会和生产秩序，“岭表遂安”；
此后，李思恭和他的后代世袭节度使，成为陕北一带的藩镇势力。
又在湖南治理了8年，为后来平定南汉政权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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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副帅随赵匡胤征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并在平定淮南后，镇守扬州，用3年时间把淮南治理得井井有条；
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族群部落迎来跨越式发展，一定是有英雄人物出现了。
不带一兵一马，只身劝服了意欲起兵反宋的节度使袁彦，使袁彦归顺宋朝，赵匡胤为此十分高兴，曾说潘美“不杀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
李继迁便是这样的英雄人物。他出生在宋朝开国后3年，即963年。12岁时，就因才能出众被当时的党项首领李光睿任命主管部落事宜。
根据史书记载，潘美在宋初主要建立了以下功业：
982年，李光睿的儿子李继捧接任党项首领。即位后，李继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主动到宋朝国都开封觐见宋太宗，提出放弃世袭的夏州、绥州、静州、宥州、银州这五个州。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不愿归附宋朝的党项部落的愤怒。
为什么唯独潘美没被解除兵权？一方面是他当时尚未掌握重兵，另一方面则是赵匡胤对他充分信任。每次领兵打仗，潘美都把妻儿留在京城，以示忠心。这样，潘美的军权越来越大，在统一天下的数场硬仗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联合自己的弟弟李继冲和亲信张浦等人，假装抬棺葬母，成功逃出城去。数年后，李继迁集聚起一支军队，他成了党项人的新首领。
众所周知，赵匡胤得位后，为了防止黄袍加身的事情在自己的朝代重演，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首领的军权。后来，又罢去掌握重兵的节度使之权，加强中央对军队的直接控制。但史书说“诸节度皆解兵柄，独潘美不解”。
锋芒毕露的李继迁以诡计多端出名，在辽国的支持下，用几年时间就收复了原先的五个州，并夺取西北重镇灵州（今宁夏灵武），改名西平府，作为都城。
宋朝建立后，潘美成为宋朝两任皇帝打江山、统一天下的左膀右臂，是宋初数一数二的功勋名将。
1004年，李继迁受到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袭击，混战时中箭，不久去世。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为党项首领。历史上对李德明的评价是，他不像其父那么锋芒毕露，而是更加讲究权谋。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潘美确实是个人才。他没有辜负使命，稳定了朝局，协助赵匡胤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完成改朝换代。
北宋名将曹玮在李继迁死后，曾上疏奏请趁机攻灭李氏政权，但未获准许。以后宋朝只能看着这个西北边陲政权一步步坐大。
潘美与赵匡胤私交甚好，平时也以仁义出名，是“和平使者”的最佳人选。但对潘美而言，这件事情却颇有风险，万一朝中有人被赵匡胤“篡位”的做法激怒，大家一怂恿，第一个被开刀的人就是他潘美呀。
客观上，李德明继位的第二年，“国际形势”彻底变了。宋辽两个大国经过20多年的战争后，于1005年达成澶渊之盟，握手言和，此后双方在外交上发力多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逼迫李德明采取了向双方同时示弱的“依辽和宋”政策。
这个人就是潘美。
与此同时，李德明积极向西扩张，使夏州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为银、夏、绥、宥、灵、盐、甘、凉八州之地。北宋名臣韩琦、范仲淹在追述李德明开疆拓土事迹时指出：“从德明纳款之后，经谋不息，西击吐蕃、回鹘，拓疆数千里。”
公元960年，陈桥兵变后，赵匡胤虽黄袍加身，但仍需回兵开封，得到后周朝中文武百官，尤其是小皇帝柴宗训和太后的承认才行。他想要兵不血刃，平稳得位，于是派出一个得力的助手先行回朝，去传达他的命令。
现在对李德明的战功评价颇高，但实际上，大家忽视了一个问题：甘州和凉州这两处关键的城池，其实都是他的儿子、年少英雄的李元昊打下来的。
真实的潘美（925—991），是北宋开国的大功臣，也是宣布宋朝成立的第一人。
李德明攻取甘州（今甘肃张掖）历时20年，前后5次出兵，包括一次亲征，均无功而返。直到1028年，他派出李元昊，才“拔之”。攻取凉州（今甘肃武威）同样如此。1032年，李德明“命元昊将兵攻凉州，回鹘势孤不能拒，遂拔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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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明在辽宋两大国面前“扮猪吃老虎”，最终目的却是想称帝自立。只是在1032年年底，各项准备工作快完成之时，他突然病死。
然而，这样的历史，对于那个为了凸显英雄形象而被牺牲掉的反面典型，公平吗？
李元昊于是正式上场。
杨业是史上罕见的悲情英雄，那么，对他的战死负有责任的潘美，就必须是同样罕见的大奸臣。这就是典型的“英雄陪衬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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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传统向来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而在悲情英雄的对立面，一定要有一个衬托英雄形象的反面典型。这样的历史，黑白分明，爱憎分明，是非分明。没有人性的纠结，没有对错的两难，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尤其适合直来直去的人的口味。
纵观历史，只要三代人连续有作为，基本上什么事都能干成。这个定律适用于家族、族群乃至国家。
历史讲究盖棺论定，可是当人们将历史演义中的原型潘美附会为潘仁美的时候，讽刺的事情发生了：他的名字虽然多了个“仁”字，但关于他的评价却走向了“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极端。
从李继迁到李德明，再到李元昊，虽然祖孙三代的个性与手段不尽相同，但推动党项建立自己的国家却是不变的逻辑。
杨业之死300年后，一直到今天，随着杨家将系列小说、戏剧、影视的广泛流传，知道大宋开国名将潘美的人越来越少，而知道大奸臣潘仁美的人却越来越多。
李元昊年轻气盛，向来不满父亲李德明臣服宋朝的做法。李德明生前告诫他说：“吾族三十年衣锦绮衣，此圣宋天子恩，不可负也。”意思是，跟着大宋好吃好穿，还有什么不好呢？李元昊则反驳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用现在的话说，李元昊并不愿自己的族人整日锦衣玉食，而丢失了民族性。
历史上真实的“潘仁美”
虽然李元昊与其父李德明思想对立，但不得不承认，李德明在位时期执行的臣服宋辽政策，使得党项境内“有耕无战，禾黍如云”，这奠定了李元昊奋起反宋的物质基础。
尴尬的是，她去世后却被后世文人写进了杨家将的故事中，一生功绩无人问，那些虚构的恶名，倒是传得天下皆知。
据《宋史》记载，李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是个文武兼修的雄杰人物。上位后，李元昊将进攻的矛头对准了今青海西宁附近的以唃厮啰（997—1065）为首领的吐蕃政权。从1033年至1035年，李元昊数次出兵攻打唃厮啰政权，终因唃厮啰的抵抗而未能取胜。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元昊一无所获，在结束攻打唃厮啰之后，1036年，他一举拿下了瓜州、河州、肃州，随后“尽破兰州诸羌”。整个河西地区，已全部落入李元昊的掌控之中。这对李元昊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
这才叫真正的人生赢家。
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党项人控制了整个河西地区，使得西夏的统治地域“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而河西则成为西夏接下来立国的军事屏障和经济来源。
萧太后执掌辽朝权柄近四十年，与宋朝打了大半辈子仗，最后一次没赢，却也不亏，直接跟对手大捞了一笔，还留下了好名声。才华、爱情、权势，她一生样样俱全，不需要徒有虚名的皇位，也不需要默默做配角，每一次投资，都必定有回报，当时宋、辽最牛的帝王将相谁都玩不过她。
更重要的是，李元昊对河西的有效控制，打破了宋朝“以夷攻夷”的军事策略。唃厮啰政权、回鹘、吐谷浑等一直是宋朝牵制西夏的友好同盟，自从李元昊的势力深入兰州以南的马衔山，与宋朝隔山对峙，标志着宋朝与上述同盟的联通之路已经彻底断绝。而李元昊凭借对河西要道的控制，使其在政治、军事上胁迫宋朝成为可能，“恃此艰险，得以猖狂”。
晚年，萧太后留给辽朝最宝贵的“遗产”，是奠定宋辽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
尽占河西地区之后，李元昊的治理思路也被打开了。
有些史书，满纸尽是国仇家恨，萧太后也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实际上，她的宽松政策在当时甚至吸引了北宋边境的百姓，还有不少贫民前来归附。如统和元年（983）二月，北宋与辽朝沿边七十余村的百姓越过边境，投奔辽朝；同年五月，又有千余户百姓来投。
他的父祖辈对河西采取的是劫掠政策，对河西走廊过往的商人直接抢劫或课以重税。李元昊将这些地区纳入统治地域后，就必须修正以往竭泽而渔的做法，转而对这一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有一次，一个叫耶律勃古哲的契丹贵族知法犯法，残害百姓，萧太后得知后严格执法，命人调查。耶律勃古哲曾参与对抗宋将曹彬的战役，也算是一个功臣，但萧太后还是依法以“大杖决之”，把这个契丹贵族打得皮开肉绽。
史载，李元昊“每欲举兵，必率酋豪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已是集体议政的雏形。河西是一个多族群混居的地区，主要族群有回鹘、吐蕃、汉族，并夹杂少量粟特人、吐谷浑人等。比起打打杀杀，如何“治国安邦”或许才是李元昊真正的挑战。
萧太后还下诏，奴隶犯法，主人不得擅杀，全部交由政府处理；她对番汉法律不平等的现象也进行了改革，辽初契丹人殴打汉人致死，只需赔偿牛马，萧太后却规定，以后无论契丹、汉人，“一以汉法论”。
应该看到，河西地区常年饱受战乱，当地豪族和人民向往强势政治势力的庇护，最好是能实现一统局面。所以，当强势的李元昊对河西各州发动战事时，他实际上并未受到大规模的反抗。而当他征服河西以后，当地汉族士人纷纷以前秦苻坚、北魏拓跋珪的故事，“日夜游说元昊”，希望他建立一个国家，保一方安定。
萧太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这些贵族大臣的权力，下令州县官吏必须听令朝廷。她摄政时，辽朝与宋战火频仍，也俘获了大量人口，但大多不再编为奴隶，而是使其成为平民，保持原来的生活。
河西的民望和诉求，与李元昊的雄心不谋而合，称帝建国很快被他提上议程。
辽初，契丹贵族将所掠的州县、人口编为“头下军州”，这些地盘归王公贵戚所有，可建堡寨、安置奴隶，拥有一定独立性，赋税一部分交给国家，一部分交给头下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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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打宋军打得够狠，但她不是小说中的战争狂人，其治国方略一改辽初的极端民族政策与剥削暴政，旨在缓和内部矛盾，从中可见她仁慈的一面。
早在1032年，李元昊即位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反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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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上的边缘族群，在历史上很少“被看见”。即便“被看见”，也是以“汉化”为前提。因为汉族文明太强大，具有无穷的同化能力，任何族群与汉族文明遭遇，都会不自觉地成为后者的“俘虏”。这应该是历史上边缘族群最大的焦虑。
由此，萧太后彻底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并对宋军展开了歼灭性打击。史书说，“岐沟之蹶，终宋不振”，这一战改变了宋辽战争态势，成为宋朝对辽战略的拐点。
李元昊要“反宋”，要保持自身族群的独立性，就是要让党项这个族群被历史看见。
宋军来势汹汹时，她将举国兵力交给大将耶律休哥等全权统领，针对宋军分兵合击之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抵御曹彬东路主力，再抵挡进攻云州的潘美等。她本人与辽圣宗、韩德让亲临燕京前线督战，还特许将领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以此来统一军前号令。
在他继承父亲的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的号位后，他宣布放弃唐朝所赐的李姓以及宋朝所赐的赵姓，改姓“嵬名”，自称“吾祖”（意为“可汗”）。传说党项王族始祖曾娶吐蕃姑娘为妻，繁衍后代，这名吐蕃姑娘姓“嵬名”，是党项族的始祖母。李元昊改姓“嵬名”，表明他对逝去的吐蕃王朝的向往，以及建立党项国家的愿望。
与宋太宗居中指挥、派监军控制军队的做法相反，萧太后是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史书称她“有机谋，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
为了让自己的族群被看见，李元昊强制推行党项传统发式，禁用汉族发式。他自己先做榜样，自行秃发，随后发布秃发令，限时三日，否则杀之。于是，“民争秃发，耳垂重环”。此外，他还参与创制本民族文字，即西夏文。建立蕃学，培养党项统治人才。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理由。”这句话看起来很鸡汤，也有几分道理，但宋太宗赵光义可能不懂。
由于李元昊统治的区域是多族群混居地带，所以他的称帝建国计划，除了要争取党项人的支持，还要尽量扩大支持面。基于此，他时不时把自己打扮成吐蕃王朝的继承者，并在必要时穿上回鹘可汗的服装，以此来表明他是多族群的共同领袖。
监军是皇帝的代言人，监军说的就是对的，不对的也能解释成对的。杨业只能战死沙场，以报君恩了。这次背黑锅的是主将潘美，他在后世小说中，成了迫害杨家将的奸臣潘仁美。
但是，他慢慢陷入了一个悖论：他的建国大业，单纯依靠自己的族群是难以有效完成的；他必须引进汉族精英作为智囊团，而这又使得他的建国大业充满了浓重的汉化色彩。
杨业之死，也有宋太宗一份责任。东路军溃败后，杨业向主将潘美建议，应该避辽军锋锐，分兵诱开其主力，在谷口埋伏3000名弩手，以此来保护军民南撤。可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声东击西之策，还讥讽他避战畏敌：“你一个率领数万精兵的大将，竟怯懦至此。”
归根结底，李元昊一边“反宋”，一边“仿宋”。
曹彬失败后，却主动替皇帝承担了罪责。宋朝史书将罪责全部归于曹彬，实为宋太宗开脱，而宋太宗也毫不客气，说：“为戎人所袭而败，此责在主将也。”
他大力招徕汉族精英为自己服务，倍加优待，以至于宋朝有些读书人考不上科举，干脆西行投奔李元昊。李元昊来者不拒，或授以将帅，或任命公卿，倚为谋主，奉为座上宾。这些归附的汉人在李元昊建立勋业的过程中出力尤多。
这个“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本身就是件吊诡的事情。曹彬不得不出兵，是因为中央的指示变了。宋太宗看到北伐进展顺利，一改“持重而动”的战略，企图一战成功，这才有东路军冒进，曹彬“不能制”手下诸将的情况。
他还曾花重金买来宋朝皇宫放出来的宫女，让她们随侍左右，以便时时了解宋朝宫廷内部的运作。
曹彬实在是太冤了，为人稳重的他原本不愿轻敌冒进，进入涿州后一直与辽军周旋。可其手下诸将却纷纷请战，主张直取燕京，主将曹彬竟“不能制”，冒险进军之后，大败而归。
在制度建设、机构设置等方面，他更是处处模仿宋朝。正如北宋名臣富弼所说，李元昊“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
可宋太宗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呢？他坚持“将从中御”，打输了还要将士们给他背黑锅。东路军在岐沟关大战惨败后，宋太宗将败将羁押大牢，准备下狱处死，曹彬等元老也遭到贬官。
这种吊诡的处境，在急于变得强大的李元昊眼里，已经无暇顾及了。尽管他处处模仿宋朝的做法引起了党项贵族内部的争议，但正如同时代的辽国也是通过学习汉族制度才变得坚不可摧，李元昊显然不可能抵挡先进制度的诱惑。说白了，民族性是面子，而“宋朝化”才是里子。
面对宋军压境，契丹州郡长官一开始也无力抵抗，不是望风而降，就是弃城而走。
而从唐末李思恭成为夏州节度使以来，党项政权虽然时而悖逆，却一直依附中原王朝，如今，李元昊要称帝自立，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宋太宗当时就与大臣讨论过：“幽州四面平川，无险可守。他日收复燕、蓟，在古北口之隘据其要害，不过三五处，屯兵扎寨，自此绝契丹南牧之患。”之后，他借着辽朝主少国疑的时机发起北伐。
他最需要筹划的是，做好军事准备，迎接宋朝的打压。
在宋军轻取太原，消灭北汉后，宋辽的力量对比一度发生变化。宋朝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南征北讨，结束了晚唐以来藩镇割据、中原民不聊生的乱局，而辽朝自辽太宗去世后就陷入内乱，国力中衰，直到辽景宗、萧绰夫妇上台后才渐渐中兴。
在军事上，他构建了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编了50万党项部落兵。通过一系列优化重组，部落兵的整体作战能力得到全方位提升。他还根据战争需要，编练了战斗力爆棚的新式军队。闻名遐迩的铁鹞子军便是党项新军中最出色的代表，虽然只有三千人，但这支军队是李元昊手中最厉害的王牌，破阵摧敌，无坚不克。
宋太宗北伐，将百姓拖入了兵荒马乱之中，起初却并非迷之自信。
1038年10月，在做好军事部署后，36岁的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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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李元昊称帝的表文后，北宋举朝震怒。
这个女人，让北宋军民闻风丧胆。
宋夏之战，看来不可避免了。
萧太后人狠话不多，在短短四年间，以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为战略目标，致使宋朝“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有学者统计，萧太后南征，至少歼灭了宋军15万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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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总是比童话残酷，智勇双全的杨家将并未能阻止萧太后南下的步伐。在杨业兵败被俘后，契丹人在那年寒冬铺天盖地而来，对不久前得意扬扬的宋军进行了痛击，甚至深入宋境几百里，打到宋太宗放弃了收复燕云的念头。
西夏国的建立，引发了北宋君臣的不适。而这种“不适”，不在于领土的分裂，而在于所谓的“大逆不道”，拂了面子。按照惯例，他们将李元昊称帝称为“僭号”。
北宋中期，宋仁宗在位时，坊间已流传杨家将抗击契丹的悲壮故事，从那时起，萧太后就成了故事中英雄们的敌人，经过历代的艺术加工，她的形象也日益失真。
君臣们先在大宋朝廷上严厉谴责李元昊，群臣们开骂：“元昊小丑也，旋即诛灭矣。”骂爽了之后，宋仁宗决定启用政治和经济惩罚手段——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和赐姓，关闭所有边境榷场，开出高价悬赏捉拿或斩首李元昊。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李元昊预想的军事打压却迟迟没有到来。
很多人只记住了杨业的悲剧，却忽视了萧太后尊重对手的胸襟。她与杨家将的关系实际上仅限于此，后来却莫名其妙走进了《杨家将演义》的故事。
宋朝不喜欢用兵，在宋初，连兵书都被皇帝列为禁书。宋朝只相信道德、制度与经济优势，认定这三种优势足以碾轧一切敌对势力。反倒是李元昊坐不住了，在称帝一个月后，他率军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主动挑衅。
萧太后佩服这位素未谋面的敌国英烈，为表彰其忠君死节，下令修建庙宇纪念。此后，出使辽朝的宋人路过杨无敌庙，无不感慨万千，有“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之叹。
随后的三年中，李元昊向北宋边境发起三大战役，从三川口之战到好水川之战再到定川寨之战，一年一战，全部取得大胜。北宋被打得没脾气，而踌躇满志的李元昊却挟着三战三胜的余威，放言说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一时间，北宋朝廷大为惊恐，史载，“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宋庠请修潼关以备冲突”。
杨业却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说：“我本想期待杀敌报国，没想到被奸人所害，致使王师败绩，还有何理由求生！”他被俘之后，绝食三日，伤重而死，首级被耶律斜轸献给萧太后母子。
不过，对于李元昊来说，他还不至于有“蛇吞象”的野心。他发动举国兵力连打三仗，目的在于胁迫宋朝承认自己的政治地位。宋人在战后也发现，“贼（李元昊）举其国而来，其利不在城堡”。也就是说，党项人并不擅长攻城略地。三战过后，李元昊见好就收，把军事上的战绩转化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而宋朝既定的外交原则，从来不是以武力，而是以和平方式去控制周边政权，只要能谈，绝对不打。
耶律斜轸见到这位闻名边境数十年的“杨无敌”，说：“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
于是双方坐下来和谈。
东路军主力溃不成军后，西路军不得不后撤，号称“无敌”的名将杨业，在连下山西诸州后，为接应友军血战于陈家谷，最终因孤立无援，败给耶律斜轸。
这是一场漫长的和谈，双方谈了一年多，直到1044年年底才订立“庆历和议”。在谈判中，宋朝代表庞籍对西夏代表李文贵说：“汝归语汝主，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数必优于前。”
萧太后与杨家将的不解之缘也始于宋军这次北伐。
李文贵听闻此言，顿首说：“此固西人日夜之愿也。”
岐沟关一战，耶律休哥击败了东路曹彬的10万主力军，将数万名宋兵围困于孤城之中。宋军“弃戈甲若丘陵”，阵亡将士的尸体被辽军筑成“京观”。所谓“京观”，是指古代战争中用战败阵亡者尸体堆积而成，建在路边的土堆，以此来震慑对方。
李元昊听完李文贵的汇报后，亦“大喜”。比起宋朝，李元昊更像是现代理念上的外交家：只重利益，不重名分。
这场战争中，辽军先败后胜，萧太后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派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大将迎战由宋军名将曹彬、潘美、杨业等领衔的20万大军。随后她自己也祭告祖庙，率领军队亲临前线督战。
按照和约，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和茶叶3万斤；开放榷场，恢复宋夏贸易。
不仅辽朝宗室想欺负萧太后孤儿寡母，宋太宗也看准了时机，在高梁河之败7年后，发起了雍熙北伐，大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而来，意欲收复燕云十六州。割据于山西的北汉政权为宋所灭后，宋辽之间在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已经失去缓冲地区，双方剑拔弩张，宋军更是可出兵河北、河东，直逼燕云地区。
宋夏双方在“庆历和议”的解释权上各取所需，各自表述。宋朝认为这是外交的胜利，因为他们用经济利益压制住了西夏。西夏则认为这是党项人的胜利，因为他们名义上附宋，实际上已经自立，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而他们用名义上的臣服换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笔买卖太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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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夏和谈进入尾声时，辽国看不下去了。
这些人，共同组成萧太后的政治班底，在辅佐萧太后母子不久后，就迎来了一大挑战。
当时的中国棋盘上，宋、辽是两个大玩家，夏是个刚刚发迹的小玩家，因此成为大玩家拉拢的对象：宋夏和好，可以抗辽；辽夏和好，能够制宋。从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到李元昊本人，只要对宋朝强硬，辽国就与之和亲，借势拉拢，从而达到制衡宋朝的目的。如今，李元昊站到了宋朝一边，辽国十分不满，重兵压入夏境。
还有一个名将耶律休哥也得到重用。他负责镇守辽南京（今北京），防备宋军，素有威名。当时宋辽边境的百姓要哄小孩，不让他们哭，就会说别哭了，耶律休哥来了。他这人还出了名的人品好，能打仗，却不争功，“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一起做项目，分红都给员工。
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征夏，李元昊采取避其锋芒的策略，让辽军长驱直入夏境400里而见不到夏军。在贺兰山与辽军交战失利后，李元昊又退兵百里，坚壁清野，连沿途的野草都烧光，陷辽军于粮尽草绝的困境。然后，李元昊发起反攻，一举击溃辽军，辽兴宗差点成为党项人的俘虏。
耶律斜轸是辽朝开国功臣后代，年轻时不事生产，喜交游，是个大侠，名声不佳。后来国丈萧思温跟皇帝举荐其有“经国才”，耶律大侠才安下心来当官，成了耶律将军，他本人还是萧太后的侄女婿。萧太后对耶律斜轸委以重任，她有两只琥珀杯，每只可盛酒半升，每次赏赐有功大臣，别人只喝一杯，斜轸想喝几杯就喝几杯，“国人荣之”。
征夏失利后，辽夏也进行了和谈。
这段君臣恋，一直维持到了萧太后去世。韩德让得到辽圣宗允许，赐名耶律隆运，死后陪葬在萧太后陵墓之侧，继续守护着爱人。
从此，西夏与宋、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史上又一个“三国时代”来临。直到13世纪蒙古汗国崛起，才打破了这种三足鼎立的均势状态。
史书记载，萧太后摄政时，常出入韩德让帐中，与他共同参决军国大事，“同卧如夫妻，同案而食”。有人在打马球时误伤了韩德让，萧太后立马将那个无辜的马球手当场处死，她还曾在韩德让帐中大宴群臣，表明他们为宴会的男女主人，俨然是一场迟来的婚礼。
李元昊在与宋、辽两大国的对局中，依靠自身的能力，把国小民寡的西夏带到了牌桌上，此后两大国换成南宋和金，而西夏接近200年再未离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夹缝中的奇迹。
韩德让本就是辽朝名臣，还是萧太后的老情人，自然是她的股肱之臣。更具戏剧色彩的是，辽景宗死后，萧绰与韩德让旧情复燃，他们的情人关系还是公开的。当代出土的一件辽代文物上，铭文写有“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文忠”是韩德让死后的谥号，在文忠王府中设置萧太后神主的“太后殿”，几乎是毫不避讳地表明了二人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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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看年轻的太后哭得梨花带雨，立马拍胸脯保证，说，您相信我俩，何虑之有！于是，萧绰与二人达成政治交易，由耶律斜轸、韩德让出面主持朝中军政大局，防止宗室作乱，剥夺其兵权，保护了太后母子的安全。
以往，我们站在宋朝的视角去审视公元10—13世纪的中国史，认为辽、金和西夏属于叛逆的割据政权，因而对这些王朝及其开创者的评价都不高。但是，只要我们不带任何正统与族群的偏见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党项人为主体的西夏王朝崛起，实际上是并行于宋朝、辽朝的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萧绰抱着年少的皇帝，哭着对大将耶律斜轸和大臣韩德让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
河西地区自9世纪吐蕃衰弱后，河西豪族张议潮起义，并向唐朝献出河西十一州。但张议潮真正控制的仅有瓜、沙二州，其他各州由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各民族自立、攻伐和割据，导致河西、陇右地区陷入长久的混战之中，延续至唐末和五代。
一般到这种孤儿寡母独守宫廷的时候，就有权臣虎视眈眈，想要乘虚而入。当时，契丹宗室拥兵自重，在朝中划分势力。形势危急，萧绰却不怕，她反而利用大臣迅速平定了动荡的局面。
宋朝立国，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名义上统一全国，但在北方、西北等地，宋朝的势力并未能触及。党项人李元昊在河西所做的工作，正是宋朝想做而鞭长莫及的工作。让河西和河套地区复归统一，终结混乱的割据局面，这是10—13世纪中国历史从大分裂走向大一统的一个必要进程。包括宋、辽（金）、夏在内的局部统一，为13世纪元朝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边缘族群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李元昊理应得到历史的肯定，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宋朝的立场，把他当成僭号者。这或许才是我们读历史的一种正确姿态。
这个不到30岁的女人，政治手段极为老练。
最后交代一下李元昊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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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说，李元昊“结发用兵，凡二十年，无能折其强者”，我们也看到他在建立西夏后纵横捭阖，与宋、辽并立的智慧和才干，但饶是这样的一代雄主，却控制不住自己的下半身。
982年，萧绰在悲痛之中将11岁的长子耶律隆绪（辽圣宗）扶上了皇位，由此开始了长达27年临朝听政的生涯。
在他执政后期，好大喜功，沉湎酒色，以至于做出荒唐的举动。在他为太子李宁令哥娶媳妇的仪式上，他发现这个新儿媳姿色动人，遂强行纳为己妃，封号“新皇后”。而太子李宁令哥怒不敢言，后在党项权贵的怂恿下，于1048年的元宵夜趁着李元昊酒醉之际，持刀刺杀李元昊。李元昊受到惊吓，酒醒反抗，最终被割下鼻子，不久病重而死，时年46岁。
辽景宗不听，后来果然劳累过度，病死在了出猎途中，年仅35岁。
史载，李元昊临死前，给年仅两岁的幼子李谅祚留下遗嘱：“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
辽景宗就是一个贪玩的主，自己身体稍微康复，就迷恋于游猎运动。朝中大臣赶紧上书劝谏道，听说陛下近日畋猎之事频繁，万一哪天从马上摔下来，或者被猛兽所伤，将后悔莫及，况且南方还有强敌（宋朝）伺机而动。
在最后的时刻，他已经看见了他开创的王朝将难以再奋起，只能嘱托届时的退路——“附宋”。从当年年轻气盛的“反宋”者，到最后变成像他父亲李德明一样的“附宋”者，李元昊的态度转变恰恰说明，“汉化”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一个心智成熟的女人背后，可能是一个幼稚的男人。
开国皇帝李元昊去世后，西夏王朝又延续了180年。直到漠北崛起了强悍的蒙古汗国。但蒙古人面对西夏，却感受到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蒙古大军消灭西夏整整用了22年，这是他们横扫欧亚大陆遭遇的最顽强抵抗，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都中了西夏人的毒箭，染病而亡（史载说法之一）。
萧绰掌权后，推行一系列改革，“任人不疑，信用必赏”，契丹社会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年谷屡丰”。妻子实在太能干，到了976年，即位七年的辽景宗都想办理提前退休了，他干脆下诏，称今后皇后之言，写为“朕暨予”，并“著为定式”，即确立了萧绰摄政的地位，宫中二圣并尊。
1227年，在成吉思汗死后，蒙古人终于攻灭了西夏。
随着病情渐重，辽景宗常年卧病在床无法处理国事，只好由皇后萧绰主持朝政。史书说，“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萧皇后决之，辽景宗拱手于床榻而已”（《契丹国志》）。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一代女帝武则天一定很有发言权。
后来，元朝修前朝正史，一口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夏史》”。或许还是传统士人出于对偏居王朝的傲慢与偏见，让存在了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被正史无视了。
萧绰是一个大才女，而她的丈夫辽景宗，却是个病秧子。辽景宗4岁时就目睹其父在宫廷政变中被刺杀，受到了惊吓，留下了心理阴影，当上皇帝后更是积劳成疾，演变成了风痹之症。
若知道这个结局，李元昊定会长叹。
萧绰的颜值应该很高，她备受皇帝宠爱，短短十余年间，为辽景宗生下三子三女。宫廷生活并未禁锢这位年轻皇后的事业心，她想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希望自己的边缘族群“被看见”，到头来，只有自己的巍峨帝陵被看见。
入宫这一年，萧绰17岁。
本章参考文献
在内乱中即位后，辽景宗迅速控制了大局，并以联姻的方式与萧氏贵族结盟。政治利益高于一切，萧思温的女儿萧绰只好放弃与韩德让的婚约，被选为贵妃，随即册立为皇后。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但萧绰最初的未婚夫并不是皇帝，而是韩匡嗣的儿子，青年才俊韩德让。韩氏祖先原本是蓟州玉田一带（今属河北）的汉人，后来被虏为奴隶，并得到辽太祖阿保机重用，跻身辽朝权贵。
［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萧思温的三女儿萧绰，是契丹贵族中有名的才女。“绰”有轻盈柔美之意，她的名字，一说取自唐代诗人元稹“曾经绰立侍丹墀，绽蕊宫花拂面枝”的诗句，这两句诗暗含侍奉天子的意思。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辽景宗是个野心家，辽朝皇室内乱时，他一直在暗中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为日后夺权做准备。其中，契丹贵族萧思温与汉人重臣韩匡嗣是他的得力助手，这两人还差点儿成了亲家。
［明］熊大木：《杨家将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辽朝自从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征途中病逝，被挖空内脏塞满盐做成“帝羓”运回都城后，就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皇位之争。那些年，叔叔杀侄子，近侍杀主子，杀到最后，一个叫耶律贤的皇族趁乱登上了皇位，他就是辽景宗。
［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历史上的萧太后，没有一个叫铁镜公主的女儿，也没有一个叫木易（杨四郎）的驸马，她不仅不是大反派，还是偶像派，从小就是契丹贵族中最璀璨的明珠。
李丹林、李景屏：《萧太后评传》，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
因此，文人们虚构了杨家将抗辽大获全胜、萧太后兵败身亡等热血情节。这些故事就像给人打鸡血一样大快人心，引起社会广泛共鸣，却都是歪曲历史，反而掩盖不了明朝中后期江河日下的现实。
顾宏义：《辽宫英后：细说萧太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有学者认为，自明中叶以后外患频仍，《杨家将》作者所处的时代，远有明英宗时的土木堡之变，近有嘉靖年间俺答劫掠京畿，这些战乱强烈地打击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中原百姓再度想起了曾经被契丹、女真、蒙古族人支配的恐惧。
景爱：《历史上的萧太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现在流行的杨家将故事，脱胎于宋元话本、杂剧以及明清历史小说，尤其是刊行于明代的《杨家将演义》。民间文人根据历史，杜撰了北宋名将杨业一门男女老少抗击契丹的事迹，其中四郎探母、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等更是耳熟能详的经典戏码。作为大宋的对立面，辽国的幕后老板萧太后自然成了杨家将故事中的反派角色，被文人刻意丑化，背负阴狠毒辣的恶名。
汤开建：《党项西夏史探微》，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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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众多萧太后、萧皇后中，有一位女子，凭借一生功绩与名声，几乎霸道地垄断了这个称号。拜杨家将故事所赐，提到萧太后，绝大部分人会想到这个人，她就是辽景宗的妻子、辽圣宗的母亲承天皇太后萧绰，小名萧燕燕。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翻开《辽史》，很多人会发现，后妃中有多个萧皇后、萧太后，所谓“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这是因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汉高祖的小粉丝，他追慕刘邦与萧何的君臣之谊，于是将几个开国功臣赐姓为萧，并规定契丹“王族唯与后族通婚”，皇族是耶律氏，后族就是萧氏，小说《天龙八部》中萧峰也是出自这一家族。
薛正昌：《略论李元昊》，《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986年，宋太宗再次出兵，意欲收复燕云十六州。萧皇后已经成了萧太后，她调兵遣将，把宋军的几路大军全部击溃，之后带兵深入宋境数百里。
马旭俊：《西夏建国的历史动因考察》，《宋史研究论丛》2016年第1期
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后一鼓作气，兵进幽州（今北京），结果在高梁河一战惨败于辽军，自己乘坐着驴车百米加速往南逃，留下一个“大宋车神”的传说。当时，辽朝的皇帝是辽景宗，可他常年卧病在床，事实上的掌权者是他的皇后萧绰。
康保成：《从历史人物潘美到戏剧形象潘仁美——兼说口述历史的特征及其与文学的关系》，《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败给了同一个人。准确说，是同一个女人。
闻立鼎：《潘美陷害杨业考辨》，《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大宋两次北伐，都败给了一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