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几乎所有围观者都在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被捕者。特别是施佩尔伯所在的最后一排，最接近围观者的这些人被打得遍体鳞伤。警察和冲锋队在一旁看着，没有干预。正躲着拳头的施佩尔伯，看到一对老夫妻从广场对面的通道出来，走向卡车。老人走得很困难，他拄着拐杖，时不时停下来，面红耳赤地大口喘着粗气。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加快脚步，赶来加入这群动用私刑的乌合之众。来到卡车前，他抡起拐杖砸向被捕的人，大吼着骂他们是罪犯，是骗子，要对毁了他的通货膨胀负责。
找到的文件足以让警察和冲锋队逮捕马内斯·施佩尔伯。护送队把他带出房子，押到一辆敞篷卡车上。卡车车厢上摆了几排长椅，他要坐到其他被捕者旁边，其中一些人流着血，嘴唇干裂或头上有伤。卡车快满了，他被迫坐在最后一排等待。三四十个好奇的人围住了卡车，冲锋队警卫向他们解释说，车上坐的是布尔什维克，是罪犯、纵火犯、国家的叛徒，是德国人民身上的毒瘤。围观的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开始破口大骂，并动手打一个囚犯，却滑倒弄疼了自己，尖叫起来。其他人立即冲向挨打者，开始对他拳打脚踢。一个男孩还太小，够不着，就跳上货台，往他脸上吐口水。
这时才有几个警察挤入囚犯和愤怒的人群之间。但阻止暴行没那么容易，殴打者肆无忌惮，继续从四面八方涌向卡车，试图接近受害者。直到两个冲锋队的人在囚犯前摆出一个大募捐箱，就像要为私刑收取入场费一样：“人民同志们，快动手吧，要想为冲锋队捐款，盒子就在这。”几乎没有人往里面扔东西，暴徒们放弃了囚犯，渐渐散去。
施佩尔伯的住所没有床，但有三个折叠沙发，白天被褥就放在沙发架里。其中一个藏了枪。他已经预料到，一旦搜查者发现它们，随时会再响起胜利的欢呼。然而，没有叫喊。
劳本海默广场的艺术家聚居地大搜捕，被捕者被关押在警用敞篷卡车上，1933年3月15日
然而，昨天晚上他在一位女性朋友家的避难所里待不下去了，决定破例，不顾一切回“红色街区”过上一夜。现在，一名便衣刑警、两名警察、四名冲锋队队员和一名戴纳粹袖标的年轻女子冲入他的房间。搜查队行动很彻底，找到了手稿、信件、照片，这些东西之所以留了下来，只是因为这套房子已经不怎么住了。冲锋队在翻找书架，其中一人发现了一本署名是俄国作家的书，兴奋地大喊大叫—但那个手臂上有纳粹标志的年轻女子让他搞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共产党。
与此同时，搜查队把文件、红旗、手稿、左翼报纸，尤其是书籍拖出公寓。不能作为证据的东西也要没收，被当作遗弃的战利品处理掉。这些人把所有东西都扔在劳本海默广场上，点上一把火，就这样私自组织了一场焚书。
对于马内斯·施佩尔伯，袭击者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这位生于加利西亚的年轻人在睡梦中被门铃惊醒，开了门。与布洛赫一样，施佩尔伯也是共产党员和犹太人，而且有强烈的文学抱负。他是心理医生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学生，目前在柏林个人心理学协会工作。19岁时，他写了第一部小说，这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传故事，他在维也纳寻找爱情和生活的意义，还想发起一场世界革命。但写完后，他觉得这部青涩之作善感而悲情，莫不如留在抽屉里。施佩尔伯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在“红色街区”睡了。共产党的同志们要求他藏两把军用手枪和几把左轮手枪在家，打算在反纳粹起义时用—他很清楚，一旦在他家里发现这些武器，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施佩尔伯和难友们在严寒中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卡车才载着他们离开。在柏林市中心的一个十字路口，他们又停下来，冲锋队的人下了车。施佩尔伯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可思议地走了运，被带到秩序井然的监狱，而非冲锋队或党卫队的“野”监狱。
警察和冲锋队突袭般冲进所有房子，尽可能防止邻居之间通风报信。一些居民设法堆起路障，以争取时间，在炉子里烧掉文件。但袭击者带了消防车，把旋转梯搭到了公寓阳台上，破窗而入。
到达警察监狱时，一些受到殴打的人已经下不来车了，寒冷和疼痛让他们僵硬、瘫软。警卫很不耐烦，但没有动用暴力。施佩尔伯与其他人一起走了常规流程：提供个人资料，清空口袋，签名。他在拥挤的集体牢房里待了五天，然后被转移到另一所监狱，在单人牢房里过了一个月。他最担心的是，一旦住处的枪支被人发现，他就会从相当无害的政治犯变成因预谋刺杀而受审的重罪犯。牢房里与世隔绝的几个星期，他的情绪在希望和恐惧之间大起大落，有时固执地期待获释，有时又怕因为愚蠢地选错过夜地点而被纳粹的司法系统碾得粉身碎骨。
今天，警察和冲锋队包围并封锁劳本海默广场后，采取了更凶狠的行动。这次大规模搜查表明，在希特勒掌权六个星期后，不论是对于那些其间已自动与希特勒的私军合作的公务员，还是那些认同纳粹的公民，法治的约束力均已荡然无存。
然而，施佩尔伯不可思议的运气尚未用尽。4月20日，也就是希特勒生日那天，他被当作外国人释放了。和之前的埃贡·埃尔温·基希一样，他被勒令立即离开德国。不久后，他在维也纳下了火车。
这些日子，“红色街区”的许多居民被捕。一些人想逃，却没有钱，只能试图在柏林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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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她打电话警告了丈夫，恩斯特·布洛赫于是逃去瑞士。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感激地写道：“圣母相助。”
柏林-勃兰登堡州的冲锋队总部位于克罗伊茨贝格，黑德曼大街31号一栋四层高的楼里。它是街角建筑，黑德曼大街与威廉大街在此交会。安哈尔特火车站的主入口离这个路口不到两百米，可以说近在咫尺。许多流亡者从这里离开了城市，包括海伦娜·魏格尔、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玛格丽特·斯特芬、阿尔弗雷德·克尔、安娜·西格斯、特奥多尔·沃尔夫和埃尔泽·拉斯克-许勒等。
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爬上通往储藏室的楼梯，仿佛是在赴死。她竭力克制住恐惧，试图找到出路。突然，她想起，这串钥匙不仅能打开自己的储藏室，也能打开她的邻居诗人彼得·胡赫尔的储藏室。恩斯特·布洛赫在胡赫尔那里存放了一个中世纪的木雕，一尊抱着圣婴的圣母—他自己拥挤的阁楼里已经塞不下了。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知道胡赫尔没有收藏任何可疑的东西，所以打开了他阁楼的挂锁，圣母对她幸福地微笑着，而冲锋队的人在阁楼上看了一眼就离开了。
克罗伊茨贝格，黑德曼大街31号，1931年12月
国会大厦火灾发生后，纳粹立刻开启了第一轮入室搜查和拘捕。大火当晚，约翰内斯·贝歇尔就从市中心赶来，挨家挨户警告，其中包括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生活伴侣，即后来的妻子卡罗拉·彼得科夫斯卡。布洛赫出门在外，所以她独自整理了他们共同的小型私人藏书，把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装进一个箱子，存放在“红色街区”外的朋友家中。正当她回来想把另两个装有泄密手稿的手提箱转移到安全地点时，冲锋队已经到了，别无选择，她只能把手提箱暂时藏入阁楼。然后，她穿得特别优雅，让突击队根本想不到她会是共产党员。果然，这些人仔仔细细地搜查了已经找不到任何毛病的书架，连她的衣柜和内衣也没放过。她本以为自己已经躲过了危险，这时一个冲锋队的人说：“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阁楼。”
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突击队就会时不时把政治对手带到他们的总部或其他地方，进行所谓的审讯。从1月30日开始，被任意带走或正式逮捕的人数量猛增，导致市内监狱全都不堪重负。几周之内，冲锋队兵营或据点中就出现了不受司法部门、警察或任何官方机构控制的“野”监狱。这些毫无正义和法治可言的牢房遍布全市，差不多有一百七十处。而且不仅是柏林或普鲁士，帝国所有较大的市县均有其存在。那些不如基希和施佩尔伯那样走运，或并非外国人或名流，也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能享受最后一丝保护的被捕者，还能指望什么呢？
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拮据的生活都难以为继，陷入身无分文的惨状。许多人甚至无法支付低廉的租金，随时可能被赶出去。他们发起抗议以自保，经常组织有街头戏剧和大众娱乐性质的游行。社区团结一心，最终大多数驱逐不了了之。不只是“饥饿堡”，该区还有“红色街区”的绰号。此处的居民，几乎人人自视为社民党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黑德曼大街31号的冲锋队总部周围有几个这样的监狱，尤其是斜对面黑德曼大街5号和6号的房子。一间拘留室同时关押15人甚至更多，除了地板上的一些稻草，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审讯”自有一套惩罚路数，常用的一系列拷问手段包括：“计数”击打被遮盖或裸露的臀部25到50下；从头到脚的“连续”击打；用拳头“按摩”，也可以带指节套环；“一体化”，此处是指囚犯们在警卫的注视下互相殴打；一把一把地薅掉头发，灌服致泻药物；把个别囚犯带走假装处决。被拘者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也没有医疗可言，卫生条件惨不忍睹。
几年前，德国舞台从业者保险联合会和德国作家保护协会为经济条件不好的戏剧界人士和作者建造了这些小区。房子很小，家具也很简陋。但低廉的租金和公园般的庭院绿化弥补了缺点，最重要的是，均从事相关自由职业的居民形成了紧密的社区：一个大都市的艺术家聚居地。
“审讯”绝不只在地下室悄悄展开，也发生在冲锋队办公室和黑德曼大街31号的总部。据居民说，能听到受刑者拼命叫喊，尖叫声一直传到街上，连那些为逃离德国匆匆赶往安哈尔特火车站的流亡者都能听到。为结束痛苦，共产党工人保尔·帕布斯特从黑德曼大街5号的四楼跳窗身亡。
早上，约三百名防暴警察、几十名刑警和冲锋队队员在柏林各区集合，开向威尔默斯多夫。一到达劳本海默广场，一些人就跳下敞开的卡车，封锁了周围所有通道。他们不仅带了左轮手枪，还配备了卡宾枪。他们在布赖滕巴赫广场和劳本海默大街之间封锁了三个大型住宅区。这些住宅区呈环状围绕着宽敞的庭院，共计五百多套住房。柏林人喜欢称此区域为“饥饿堡”。
普鲁士内务部政治警察长、戈林的亲密伙伴、4月起将成为盖世太保首任长官的鲁道夫·迪尔斯，对冲锋队的肆意妄为非常不满。二战后，他在一本书中声称自己曾数次劝说戈林和希特勒解散这些监狱。根据迪尔斯的供述，他遭到了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领导们的大规模抵抗，数周之后才得以清除黑德曼大街的多处刑讯点：“我们发现的受害者都快饿死了。为了‘逼供’，他们被锁在狭窄的柜子里，一整天一整天地站着。‘审讯’始于殴打，也以殴打结束：十几个壮汉，每隔几小时就用铁棒、橡胶棍或鞭子痛打受害者。被打碎的牙齿和断裂的骨头就是这些暴行的证据。我们进去时，那些活骷髅伤口流脓，一排排地躺在腐烂的稻草上。没有一个人不是遍体鳞伤，在惨无人道的殴打后，他们从头到脚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瘀斑。许多人的眼睛肿了起来，鼻孔下黏着凝固的血痂。已经没有了呻吟和抱怨，只是在麻木地等待死亡或新的殴打。每个人都只能被抬上准备好的手推车，因为他们已经无法行走了。他们就像一大块一大块的黏土，像诡异的木偶，眼睛死气沉沉，脑袋颤颤悠悠，被黏在一起，挂在警车的长椅上。警察们被这种地狱般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
3月1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