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贝恩插话了。系部的被动让他受不了，他希望系部的转型最终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建议是：集体表忠，斩钉截铁，不给部长任何进一步干涉的理由。他已经准备了相应文本，明确性无可挑剔。每位成员都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在承认历史局势已变的前提下，您是否愿意继续听命于普鲁士艺术学院？肯定回答意味着，不参与任何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并承诺忠诚配合国家委派给学院的法定任务。”
会议始于强媒硬保：参会者被告知，部长已任命汉斯·约斯特为系部成员。此前，新成员通常是由老成员根据自己的想法选入学院的。但为了支持党内同僚约斯特，鲁斯特部长直接无视这种特权，很好地向在场者展现出他们的自主权已沦落到何种地步。
这是彻底的政治归顺：放弃所有言论自由，不再与政府保持关键距离。从这两句话，能明显看出贝恩对民主理想、自由主义、宽容和意见多样性的蔑视。他过度的政治行动主义同样显而易见。最终，签署此声明的成员就相当于宣布，他们不但认同政府当前的行动，也认同未来所有还无法预见的行动。
一所学院的自我牺牲。文学系晚上在巴黎广场开会，成员们似乎不知所措。只有戈特弗里德·贝恩有目标，并且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它。他为今天的会议做了充分准备。部里的一名官员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据说鲁斯特部长对该系的情况仍不满意，期待重组。然而，如何应对部长的政治期望，成员圈子里目前还没有人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果然，不出奥斯卡·勒尔克所料，外地成员中只有鲁道夫·宾丁来了柏林，其他人或因旅费望而却步，或已对学院不抱任何希望。
贝恩起草的问题简单粗暴，与此相应，他只允许非黑即白的回答。在这一点上没有怀疑或斟酌的余地，只有极端的同意或拒绝。就连不看好共和的鲁道夫·宾丁也觉得难以理喻。作为会议主席，宾丁没有让大家对贝恩的提议投票，而是一一询问在场的每个人，对草案是否有异议。但贝恩如此起草声明，就没有了商讨余地。哪怕稍有微词，也像是在暗示某种“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鉴于目前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所作所为，没有人愿意蒙受这种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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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全起见，贝恩的草案随后被带到院长办公室—需要争取院长的同意。但马克斯·冯·席林斯并不满意，他冲进会议室，要求问题要更果断、系部的自我牺牲要更彻底。第二句话要做一个小小的补充：“肯定回答意味着，不参与任何反政府的公共政治活动，并承诺顺应已变化的历史局势，忠诚配合国家委派给学院的法定的民族文化任务。”
从左至右：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亨利·彼得·马蒂斯、玛格丽特·斯特芬、布莱希特与魏格尔之子史蒂芬，瑞典，1939年。作家亨利·彼得·马蒂斯1939年起成为瑞典作家协会董事，1939年4月他帮助布莱希特一家获得瑞典签证
如此一来，放弃变为承诺，屈从变为宣誓效忠，不仅不违逆政府，未来还要唯政府马首是瞻。可这也吓不退参会者。没有一句抗议，他们全都同意自己被剥夺权利、任人摆布，还决定立即把声明寄给所有未参会的成员签字。
他想去苏黎世考察一下可能性。魏格尔暂时带着孩子们留在维也纳。格雷特（玛格丽特·斯特芬）的信已经在苏黎世旅馆里等着布莱希特了，他立即回了信。接下来的几周忙忙碌碌。他在苏黎世见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在卢加诺湖畔见了赫尔曼·黑塞、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玛格丽特·斯特芬等人。其间，他与库尔特·魏尔一起在巴黎改良了芭蕾舞剧《小市民的七宗罪》，这是香榭丽舍大街剧院的一个小型委托项目，由一位英国艺术爱好者出资，献给身为舞者的妻子。但在瑞士建立流亡者聚居地的想法难以成真，作家们各有所好，而且，这个国家物价太高了。安娜·西格斯和德布林去了巴黎，伯恩哈德·冯·布伦塔诺留在了瑞士。布莱希特带着魏格尔、孩子们和玛格丽特·斯特芬一起搬到了丹麦斯文堡附近楚尔。接下来的五年，他在那里过着拮据的生活，与他的工作习惯相反，尽可能与世隔绝。战争爆发后，由于德国国防军进逼而来，他和家人不得不经由瑞典、芬兰，逃去美国加利福尼亚。
贝恩以胜利者的身份离席，实现了他想要实现的目标：这次声明后，新统治者就没有关闭文学系的理由了。然而，贝恩很快就会明白自己的胜利无异于惨败。因为，学院失去了所有那些极富精神魅力的可敬作家。首先是托马斯·曼、阿尔方斯·帕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和里卡尔达·胡赫，他们自然不会在贝恩的忠诚宣言上签字。其次，犹太人或政治上不讨喜的成员，如莱昂哈德·弗兰克、格奥尔格·凯泽、勒内·席克勒、弗朗茨·韦尔弗、雅各布·瓦塞尔曼等人被逐出学院。留下的空位5月就已经被汉斯·弗里德里希·布隆克、汉斯·格林、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尔、威廉·舍费尔和埃米尔·施特劳斯等作家占据，他们除了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信念，智识上乏善可陈。这种结果让贝恩惊骇不已，从夏天起就不再去学院了。
布莱希特从维也纳再次启程。他听说几个自己欣赏的作家已经逃去了瑞士。以前谈论流亡时，他偶尔说起过流亡聚居地，也许，这个想法能在瑞士实现？
尽管如此，托马斯·曼和德布林退出时还是极力避免表现出对政府的公开抗议。他们不求对峙—至少现在还没有。曼保证说，他“没有丝毫反对政府的意图”，但今后想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因此放弃了学院的职位。德布林首先写道，他没有异议，愿意发布所需的政治声明。但在第二封信中，他收回自己的妥协，提出了辞职，因为“在今天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犹太裔”他大概会成为系部太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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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里卡尔达·胡赫毫不让步。她虽然没有流亡，后来也没有离开德国，却有勇气清清楚楚地说出她对学院自暴自弃的看法：她不准备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她认为学院没有资格强迫她表忠心，她坚决反对希特勒在许多方面的政策。令她惊讶的是，马克斯·冯·席林斯居然不接受她的辞职，反倒给足她面子，让这位保守而受欢迎的女作家留在学院。不过他也略施威胁，说她的行为可以被公开理解为对亨利希·曼和德布林的声援，而他们此时已经逃到国外。
他乘夜车去了巴黎。
为离开学院，里卡尔达·胡赫着实是在战斗，而且不卑不亢、宁折不屈。当席林斯称赞她的“德意志信念”时，她澄清了这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一个德国人有德意志情感，几乎天经地义；但对于什么是德意志、应该如何证明德意志的民族性，看法不一而足。现任政府所规定的民族信念，不是我的德意志性。我认为极权、胁迫、粗暴的手段，对异议者的污蔑，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都是非德意志的、伤天害理的。”不仅如此，她还严词驳回了席林斯拐弯抹角的威胁：“您提到了亨利希·曼先生和德布林博士。的确，我与亨利希·曼先生看法不同，也并不总是认可德布林博士的观点，但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不论如何，我希望所有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都能问心无愧地寻求正念和正行，如我素来所见的那样坦荡、真诚和正直。”
不消停的克劳斯·曼一直在外奔波，他习惯了马不停蹄。昨天，他给埃里希·艾伯迈尔写了一封长信，解释说他放弃了《夜航》，然后给巴黎的朋友发电报，告诉他们自己将会过去。初春明媚，趁着好天气，他又在慕尼黑散了一次步，与这座城市告别。今天处理的是最后一批信件和电话。中午，赫伯特·弗兰茨来波申格尔大街吃午饭。他说，慕尼黑广播电台最近已经不再雇用犹太人了。饭后，他们听了留声机里的音乐——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和马勒的《亡儿之歌》，然后坐在阳台上喝茶。天气仍然和煦。他们谈了很多，一派缱绻。然后赫伯特离开了，他得去参加下一场电台排练。分别后，克劳斯无事可做，只能收拾行李。他不愿意走，孤独感很强。很多年后，他仍然随身带着赫伯特·弗兰茨的一张有框照片。
里卡尔达·胡赫写这篇文章时已经68岁，是一位白发苍苍却依然风度翩翩的女士，也是一位极有原则的知识分子。她从柏林隐退到比较安静的海德堡，但在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的问题上，她绝对义无反顾、毫不胆怯。可惜，不论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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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熬过了独裁和轰炸。在耶拿，她的家成了希特勒反对者碰头论事的中心。战争结束两年后，她去了柏林，为写一本德国抵抗希特勒的书搜集素材。她在法萨恩大街的旅馆走廊上遇见了一个人，他认出了她，满心欢喜地迎上来问候。那是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埃丽卡的女朋友特蕾泽·吉泽还想坚守在慕尼黑。她有室内剧院的排练任务。中场休息时，她和同事聊天取笑希特勒，声称虽然她是犹太人，他却很欣赏自己这个演员。她说他是“精神错乱的雕鸮”，还讲了一个笑话：父亲和他的小儿子坐在一起吃饭，儿子问：“爸爸，谁烧了国会大厦？”父亲回答说：“吃吧，吃吧，我的孩子。”一个同事告发了她，另一个同事提醒她小心被告发。她转身就离开排练舞台，逃出剧院，身上只带了一个包。马格努斯·亨宁帮助她离开了城市。傍晚，她到了蒂罗尔州莱尔莫斯，第二天继续前往瑞士去找埃丽卡。直到16年后的1949年，她才在慕尼黑室内剧院的舞台上重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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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是唯一为声援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而退出学院的人，当晚，他被赫尔曼·戈林停职，即刻生效。柏林市政府的其他4名成员必须与他一起放弃职位。此后两年，瓦格纳基本处于失业状态。1935年，他去伊斯坦布尔任城市规划顾问。3年后，他接到哈佛大学的邀请，在那里任城市发展和区域规划教授，直到1950年退休。
上午，埃丽卡·曼出发去阿罗萨找父母。虽然道路积雪，她还是开了车，一辆敞篷车。坐火车去当然更暖和、更舒适，但她要运很多东西：应父亲的要求，她从他的书房取出了《约瑟夫在埃及》的半成品手稿，以及一捆草稿和笔记，他需要这些材料来继续加工这部小说。傍晚到达阿罗萨后，她向父母讲述了希特勒的反对者在慕尼黑遭遇的拘捕和虐待，这些消息令人毛骨悚然。托马斯·曼曾请求市长沙尔纳格尔和律师勒文施泰因判断局势，他们在回信中也强烈警告他不要回慕尼黑。于是事情定了下来，他暂时留在瑞士。
今日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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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联盟宣布解散，停止了在德国的所有活动。
一个告别和决断的日子。前天，古斯塔夫·哈通从达姆施塔特驱车前往苏黎世，想去那里听一位他可能要聘来剧院的男中音的演唱。但局面已经基本维持不下去了。星期五，达姆施塔特纳粹党的四人代表团又去了他那里，威胁说，如果晚上按原计划在犹太指挥家赫尔曼·阿德勒的指挥下演出《费德里奥》，冲锋队就会来搅场。昨天，冲锋队占据了剧院入口，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O侯爵夫人》因此无法上演。哈通心不甘情不愿，却不得不承认，他无法在这种条件下继续经营剧院。他在苏黎世的酒店里拨通国际长途，给他在达姆施塔特的行政主管打电话口述了辞职申请。
●在马格德堡附近舍内贝克，一名社民党市议员被枪杀。在基尔，一名竞选市议员的社民党律师被枪杀。
3月13日，星期一
●冲锋队在科隆市政厅前游行。纳粹党高官约瑟夫·格罗厄在市政厅的阳台上现身，宣布科隆市市长康拉德·阿登纳被撤职。在希特勒2月18日访问科隆期间，阿登纳曾禁止该市装饰旗帜，并拒绝与希特勒握手。纳粹党随后在竞选海报上写了“阿登纳上墙”的标语。阿登纳的一位老同学，位于艾费尔高原的玛丽亚-拉赫修道院的时任院长在阿登纳被撤职后收留了他，让他暂时担任修道院的康拉德修士。17天后的3月30日，根据市议会的决议，阿道夫·希特勒被授予科隆市荣誉市民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