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布鲁克纳和他交情特殊。1926年，布鲁克纳还在用原名特奥多尔·塔格尔的时候，他经营的文艺复兴剧院濒临破产。虽然这是一家私人剧院，可也需要盈利维持运营。塔格尔不排演轻歌剧或通俗剧，而是让他的剧院成了抨击时弊的年轻剧作家的实验舞台—演出时观众席常常空着一半。很快他就交不起租金了，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躲避所有执法人员。
古斯塔夫·哈通，1930年
不久后，哈通接管了剧院。一开始手头也很紧，直到他看到一个剧本《残酷青春》，作者是一位几乎谁也不认识的费迪南德·布鲁克纳。哈通抓住了机会，他导演的这部作品一炮而红，连演数月。很快，全世界都想认识这位新秀，但他显然很腼腆，从不在任何地方露面，只透露说他是医生，住在兰斯，正在照顾一个有钱的病人。哈通也不知道假名背后到底是谁。然而，三年后，当布鲁克纳其他作品的表演权出现法律纠纷时，他的妻子在法庭上说漏了嘴，塔格尔只好承认自己就是作者。时至今日其后果令人遗憾：文艺复兴剧院破产后，他至今依然身负重债，不得不用他现在以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名字赚的版税来偿还。
他甚至在今晚安排了费迪南德·布鲁克纳的新剧首演。这部剧是对克莱斯特的小说《O侯爵夫人》的改编，但不是原样复述老故事，而是做出了某些肯定不符合纳粹世界观的改动。最重要的是，布鲁克纳也是犹太裔。他出生于索非亚，原名特奥多尔·塔格尔，父亲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母亲是法国人。他在维也纳、巴黎和柏林长大，当过记者，很早就开始写诗和剧本，还在1922年创建了由私人资助的柏林文艺复兴剧院。简言之，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企业家，也因此代表着被纳粹党深恶痛绝的很多东西。因此，哈通坚持按原计划首演更需要勇气。他冒着很大的风险。
他的大捷之作《残酷青春》与克劳斯·曼的丑闻剧《安雅和埃丝特》有几分相似。20年代中期，克劳斯和姐姐、帕梅拉·韦德金德、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一起，挑拨起观众的色情幻想，这让评论家们勃然大怒。布鲁克纳作品中的人物亦是如此，在战争、君主制崩溃和通货膨胀之后，他们不论是在道德、政治还是在情欲方面都无所适从。年轻的医科学生玛丽被她最好的朋友撬走了情人，于是开始在同性恋关系中寻求安慰。然而，当她的女友意识到玛丽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她的前男友时，便服安眠药自杀了。玛丽转而挑衅、折磨起一个自恋又愤世嫉俗的同学，直到被他所杀。
对总监古斯塔夫·哈通来说，达姆施塔特剧院的麻烦一点都没减少。自打市议会禁止布莱希特的《屠宰场的圣约翰娜》首演以来，纳粹就没有停止过对哈通和他的剧目，以及他手下犹太工作人员的攻击。该市的戏剧委员会受官方委托，仔细审查哈通的人事政策。纳粹党和民族自由主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要求他解雇犹太人。但哈通很固执，拒绝了。
布鲁克纳对《O侯爵夫人》的改编同样令人瞠目结舌。在克莱斯特的作品中，一个俄国贵族趁侯爵夫人昏迷之际强奸了她，但随后爱上她并娶了她。布鲁克纳反其道而行，把俄国贵族变成普鲁士骑兵军官，侯爵夫人则成了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年轻女子，尽管她已经怀孕，但绝不嫁给那个在她昏迷时强暴她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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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还看不到最终的演出，《黑森报》昨天已经对剧院和《O侯爵夫人》的首演发起了一轮新的攻击。几小时后，布鲁克纳从柏林乘火车抵达达姆施塔特，与哈通一起看彩排。布鲁克纳既不满意自己的剧本，也不满意哈通的导演。他们和演员坐在一起删改台词，精简、完善每一幕剧，一直忙到深夜一点半。
但她再也见不到奥西茨基了。
哈通知道，首演时一定会有人闹事。因此，为了以防不测，他为今晚的剧院安排了警力保护。布鲁克纳不太在意这些事。他白天在城市里转悠，拜访剧院的摄影师，让他为自己拍了照。最重要的是，他买了一张去维也纳的票，四天后那里将有《O侯爵夫人》的奥地利首演。可惜火车行程衔接不上，他不得不绕路经过法兰克福、维尔茨堡和帕绍，这将是一次漫长的夜行。但无论如何，他明天都要离开充满敌意的达姆施塔特。
校样出来了。加布里埃莱·特吉特起身告辞：“再见。”
所幸晚上闹得不太凶。有几支冲锋队在剧院前行进列队，但在黑森邦社民党内政部部长威廉·洛伊施纳的领导下，警察吓退了滋事者，没有让他们闯入门厅或礼堂。于是他们留在剧院前的街道上，没完没了地叫嚣“犹大去死”，这也够恶劣了。
“我也想呀！”奥西茨基说，但能从他的脸上读出怀疑—当真能旁观运行中的历史吗？
演出结束后，布鲁克纳和哈通与演员们一起待到凌晨5点。这不是情绪高涨的首演庆典，而是一场长达几个小时、关于德国未来前景的猜谜活动。然后报纸来了，评论冷淡，但比布鲁克纳预期的要好。中午，布鲁克纳坐上了开往维也纳的火车。他轻装上阵，并不想在奥地利久留，只想看过首演就回柏林。然而，这趟重返德国的旅程，花费了他二十年的光阴。
“我肯定留下来，”加布里埃莱·特吉特说，“我可是要见证历史的。”
今日要闻
152号驻扎着《世界舞台》的小编辑部。特吉特来交下一期的文章。老板卡尔·冯·奥西茨基马上就读了。在排版和等待校对期间，他们谈到许多已经越过边界、到达安全地带的同事、记者和作家。但奥西茨基认为，留下来更正确。
●在伍珀塔尔，一支纳粹党游行队伍在两处不同地点遭到枪击。两名冲锋队队员受到擦伤。游行解散后，警察搜查了据说是枪声来源的房子。共产党员抵抗时，警察动用武器，射杀了两名男子，并打伤另外两人。
今天，她在康德大街上走着，一名为失业者募捐的共产党员向她递来捐款箱，一个纳粹党成员也在为希特勒青年团筹钱。人行道上撒满了纳粹万字符的小纸片，那是内战的礼花碎屑。一个小贩在卖紫罗兰，可现在没人有钱买花。
●在弗伦斯堡附近哈里斯莱菲尔德，黑红金国旗团成员和纳粹党成员发生争斗。一名黑红金国旗团成员被击毙。在上西里西亚尼斯城，3名黑红金国旗团成员在夜间遭到枪击。其中一人身亡。
纳粹和它的反对者们不断相互屠杀，血染柏林街头。在屠杀成为日常之后，特吉特越来越频繁地报道起政治案件。她现在称刑事法庭为“战争法庭”，一个有太多民族主义法官的“内战法庭”—因此她不得不忍受被戈培尔公开叱骂为“低贱的犹太女人”。
●在奥登瓦尔德地区林登费尔斯，某工人社区的居民与冲锋队队员厮打起来。一名冲锋队队员被刺死，另一人重伤。
她的文章风趣、犀利，读者很多。她还写过小说，比如《凯瑟比尔征服选帝侯大街》—一幅快节奏的柏林画像，是在这座城市不同环境间的流转穿梭，更是对报业内幕的揭露。
●德累斯顿的一次社民党集会后，黑红金国旗团成员与想要逮捕某位参会者的警察发生争执。一名警官随后拔枪射杀了一名社民党党员。
加布里埃莱·特吉特快40岁了。她身材娇小，精力充沛，喜欢把黑发高高地盘起来，戴着一副抢眼的圆眼镜。她是法庭记者，为《柏林日报》、《柏林证券交易信报》和《世界舞台》等柏林最好的几家报纸工作。她几乎每天都要出入柏林的莫阿比特刑事法庭—如她所说，一个“男人的地方”。那里不能娇气，破碎时代的仇恨、苦难和悲剧都在此得到审判，所有案件共同为特吉特描绘出一幅比任何社会学研讨会探讨的都要准确的社会图景。
●在人民剧场附近，共产党的卡尔·李卜克内西之家被警方监控，两名监视此地的警察射杀了一名男子，据称他袭击了他们。
2月2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