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还没走。他为自己和魏格尔找到了一个可以安全过夜的避难所。他认识彼得·苏尔坎普很久了。1920年，他们在汉斯·约斯特位于施塔恩贝格湖畔的房子里偶遇。当时他们两个都去拜访约斯特，一起讨论他的剧本《国王》。这部剧也让托马斯·曼印象深刻，还写信给约斯特表达他作为同行的喜爱。苏尔坎普当时还是老师，但已经在建立人脉，以站稳他作为文学评论家、编辑或审稿人的脚跟。从那时起，布莱希特这位聪明的社交专家就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有段时间，苏尔坎普在古斯塔夫·哈通的达姆施塔特剧院担任编剧，后来又在柏林的月刊《雕鸮》任编辑，时不时刊登几首布莱希特的诗。同时，他在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新观察》，没有人会怀疑，这本面向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保守文学杂志有任何左翼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野心。总之，苏尔坎普肯定不在警方的任何逮捕名单上，他愿意把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安顿在他的公寓里。他们俩可以在明天决定接下来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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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立即转身。他不想引人注目，所以走得很慢，远离咖啡馆的每一米都让他高兴。他一步一步地挪到安全地带。然后决定，现在就落实那位朋友通过母亲转达给他的建议。他去了火车站，坐上开往边境的下一班车。
晚上，社民党在体育馆筹办了一场大型的卡尔·马克思集会。虽然3月14日才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但该党迫切希望提前举行的活动能对其选举产生宣传效果。在开场几段朗诵之后，警察驱散了会议，理由是存在某些所谓批评政府的言论，大厅必须被清空。
越来越冷了。在医院与布莱希特告别后，瓦尔特·梅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一家咖啡馆，那是德国作家保护协会计划下午开会的地方。届时梅林会宣读他的文章，当然，他也要讲一讲外交部的朋友发出的警告。可还没等他走进咖啡馆，就有一个姑娘从街上向他走来。这位一头蓬松黑卷发的美女是玛莎·卡莱柯，今年25岁，是个机灵风趣的女人，她发人深省的讽刺诗让她成为国内重要的新诗人之一。许多报纸都刊登过她的诗，几周前，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集子，它有一个新客观主义的漂亮书名：《抒情速记本》。然而，卡莱柯现在不关心文学。“梅林！”她低声窃语道，“您必须马上走！上面有纳粹辅警，带着抓您的逮捕令！”
玛莎·卡莱柯，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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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周了。几乎没有哪一场社民党的活动不被冲锋队破坏或扰乱。会众走出体育馆时，迎面看到夜空中的灼灼红光，是火光。消息迅速在人群中炸开：国会大厦着火了！
贝恩不但自视为诗人，也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这源于他精神精英的理念，他把自己也算作其中一员。精英从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观察、判断着历史的进程。对政治日常的细枝末节，贝恩知之甚少。像前前后后的许多作家一样，他没有追问自己是否有可能混淆了文学宏大的世界历史图景与政治现实。他以一种颠覆一切、不论道德是非的笼统革命话语，打开了专断的大门，却没有看一看领导这场所谓革命的阴暗人物。贝恩如此胜券在握地谈论时代转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考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前提。他只看到了自己的历史哲学思想，如果现实与之不符，那就是现实更让人遗憾。
接到国会大厦火灾的报告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消防队出动了十五辆消防车。国会餐厅的第一个火源还能控制，可对于整幢大楼里其他20多处失火现场，消防员无能为力。在上覆穹顶的会议厅，大火好像在烟囱里燃烧，温度很快就上升至近千摄氏度。消防队到来后不久，政治警察部部长鲁道夫·迪尔斯也到了。在一片火海中，一个半裸的、明显精神错乱的荷兰人被捕，他结结巴巴地嚷着：“抗议！抗议！”
对与错的问题并未出现。如贝恩现时所见，这种规模的历史变革总是会越来越暴力。这当然令人扼腕，但毕竟不是关键。决定性的只有将建立的新秩序和将生成另一个民族的另一种人类。每场革命都需要牺牲，这不可避免—在某种意义上，贝恩也把自己算作一个牺牲品，毕竟，四十六岁的他已不再是年轻人了。“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在给塞耶伦的信中写道，“对我们来说很陌生的一代，但愿它能为自己创造出一段更幸运的历史，一个更快乐的时代，发展为比我们更体面的民族……我将决绝地与我自己、与我们所出自的一切、与我们曾认为美好和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告别。”
当天，希特勒与戈培尔夫妇在帝国总理广场共进晚餐。戈培尔没把第一个报告火灾的电话当回事儿，他以为是在开玩笑。直到第二个电话证实了报告，他才告诉希特勒。他们一路疾驰，经过笔直的夏洛滕堡大道，穿过蒂尔加滕，来到政府区。
所有这些都被他写进了给塞耶伦的信里。在贝恩看来，希特勒于四周前上台后，历史开始了新阶段。在这个时代，那些他向来认为更为强大的古老价值重获权力。为大局牺牲和自我牺牲的意愿取代了个人主义，有机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取代了民主制和艰难谈判所达成的妥协，神话集体和民族所体现的命运共同体取代了社会主义集体。
赫尔曼·戈林已先于他们到达火灾现场。他爬上了纵横交错的消防水龙带，看到用于灭火的水冻成了大水坑。希特勒和戈培尔到达后不久，巴本也赶来了。戈林怒吼着指控共产党纵火，认为这是他们试图在全国范围内颠覆政府的信号。他命令全体警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面对熊熊燃烧的大楼，希特勒暴跳如雷，迪尔斯听到他失控地大叫道：“现在要绝不留情，谁挡住我们的路，就弄死谁……不论在哪儿，共产党干部一律格杀勿论。今晚必须绞死共产党议员。和共产党相关的所有人都要关起来。社民党和黑红金国旗团的人也不能放过。”
但这场争斗有它自身的动力。贝恩笔诛墨伐，极尽夸张之能事，以至于走向了极端立场。左翼作家把理性和启蒙作为其文学的最高标准，贝恩对此嗤之以鼻。神话、迷醉和非理性难道不是自古以来艺术中更强大的力量？在他看来，争取进步和社会公义的斗争使文学沦为庸俗的宣传，更进一步说：斗争本身终究只证明了天真。作为尼采的读者，贝恩坚信，历史本质上对进步、道德、希望一无所知。它对千百万人的命运毫无怜悯，唯一遵循的法则是活着和活下去。正因如此，“培育”“种族”或“民族”这类概念对作为医生和自然科学家的贝恩来说越来越重要了。在他看来，魏玛共和国和它的民主制度导致了社会的崩溃、颓废、灭亡。贝恩认为，现在人民背离了这种国家形式，想在纳粹党的统治下重建更严格的秩序，由此把自己培育为统治者的种族，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历史必然的反应。在他看来，越来越不容争议的是，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自由、多元、法治，已经过时、完结了。有时，他的观点也着实让自己大吃一惊。有一次，他和蒂莉·韦德金德站在诊所的窗前，看到年轻的纳粹党成员列队沿百丽联盟大街向滕珀尔霍夫公园行军，他突然对她说：“现在我甚至喜欢褐色制服了。”
12点半左右，火势基本得到控制。迪尔斯和他的军官，还有冲锋队和党卫队小队，开始按照几周前开列的名单逮捕共产党干部和其他纳粹反对者。当夜，警察局局长向戈培尔报告说，逮捕行动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和他的副总理巴本共同做出第一轮决定，禁止社民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刊行。稍后，希特勒在凯撒霍夫酒店召集了他最重要的部下。场面盛大，人人精神抖擞。在大厦中被捕的荷兰人自称是共产党员。“我们正缺这个，”戈培尔喜不自禁，“现在我们放开手干吧。”
一开始无关痛痒，就像副刊上常见的小打小闹。作为以艺术永恒自主为唯一准则的抒情诗人，贝恩超拔的自我认知与那种将文学视作政治斗争武器的社会参与美学理念截然相反。批评家和诗人马克斯·赫尔曼-奈塞因此在1929年颂扬贝恩是勇敢的先锋派代表人物，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人在意识形态上收编，还把他与那些煽动性艺术的先驱区别开来—他们虽然受欢迎，却常常很肤浅。约翰内斯·贝歇尔、埃贡·埃尔温·基希等作家自觉受到赫尔曼-奈塞的攻击，于是把贝恩说成是一个厌世、古怪，甚至反社会的书呆子诗人的典型。太渴望得到认可的贝恩无法对这种污蔑视而不见，于是投入了时评界的意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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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除了诗歌，贝恩写的散文和广播稿越来越多。电台稿酬高，贝恩又总是缺钱。他写这些文章也不只是为了赚钱。虽然他宣称，作为诗人他不想与时事有任何瓜葛，但还是被卷入了文学与政治的论战。
恩斯特·罗沃尔特和鲁道夫·迪岑与他们的妻子坐在施利希特餐厅，感到非常心满意足。尤其是罗沃尔特，作为出版商，他在迪岑身上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他很早就意识到这位心理濒危的作家才华惊人，而且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迪岑创作的前两部小说不成功，而且他还因为贪污和诈骗两次入狱，罗沃尔特仍然坚定不移。出狱后，罗沃尔特甚至雇他在出版社兼职，毕竟这也能带来一点收入，这样他至少有了起码的经济保障，可以继续写第三部小说。
贝恩更详细地介绍了柏林文学界目前的动荡。他写道：惊恐万状，出版社把政治上不讨喜的书都送到了奥地利的驻外社，以防被纳粹没收。许多作家都逃去了布拉格或维也纳，想在国外等到希特勒政府倒台。对于这种希望，贝恩嗤之以鼻：“一群儿童！一群聋子！革命来了，历史在说话。看不到这一点的人是弱智。旧形式的个人主义，旧的真诚的社会主义，永远回不去了。这是会被载入史册的新时代，谈论其有没有价值都是废话，它就在这儿。在它二十年后结束时，将留下不同的人类，不同的民族。我说得磨破了嘴皮，左派却不想承认。见上文：儿童和聋子。”
去年初夏，时来运转。自称汉斯·法拉达的作家迪岑完成了新手稿，也就是他的第四部小说。《福斯日报》提前刊载了这部作品，书商、读者和评论家都为之痴迷，书名《小人物—现在怎么办》旋即蹿红成流行语，成为不知所措的时代暗号。这是一个普通雇员的故事，他与妻子和孩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混乱中跌跌撞撞，失去了工作、房子和对未来的所有信心，但在对自己小家庭的爱中找到了最后的救赎。这是一部有点伤感的时代小说，它的时效性和感人程度很难被超越。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其他国家的出版社在罗沃尔特排着队买翻译版权，电影制片人也立即扑向这个素材—书推出才几个月，现在就已经开始拍摄了。
贝恩的回答很简短。在他看来，塞耶伦的病无非就是神经衰弱。他建议塞耶伦去疗养院住上一周，彻底检查一下，还建议他进行—以友好、戏谑的口吻—自我教育和自由流动的性爱。
所以恩斯特·罗沃尔特今天邀请法拉达夫妇来施利希特餐厅，这是一家受许多作家和艺术家欢迎的高档餐厅。画家鲁道夫·施利希特是店主的弟弟，墙上总是挂着他的新画或素描，就像常设的销售展览。画家的朋友乔治·格罗兹和威兰·赫兹费尔德是常客，布莱希特和库尔特·魏尔在这里结识—1928年，布莱希特把刚写了一半的《三分钱歌剧》在这里交给了这位造船工人大街剧院的年轻导演，这部剧随后成为他们人生中的巅峰之作。
塞耶伦不久后就放弃了文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经理和企业顾问。现在，身为备受追捧的经济专家，他的事业正蒸蒸日上。他曾是贝恩在柏林巴伐利亚街区的近邻，那时两人的关系就相当密切，总是相谈甚欢，还交流情事或性问题。塞耶伦现在住在巴伐利亚，他写信给贝恩，征求医疗建议。
罗沃尔特想尽办法让法拉达高兴。他们吃得很好，喝了很多施泰因葡萄酒，还时不时续一杯覆盆子酒。罗沃尔特宠着他的新星作者，因为法拉达对电影的进展既焦虑又愤怒。他整天整天待在片场，总怕导演和编剧会把他的小说改成庸俗的下三烂。
戈特弗里德·贝恩今天也在忙着通信，他给老朋友埃格蒙特·塞耶伦写了一封信。两个人已经认识20年了。那还是在一战之前，两人都是梦想在柏林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在某些方面，塞耶伦起步更好：1913年，著名的S.菲舍尔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处女作《痛苦的耻辱》，这是一部关于学生的青春小说，很符合时代的口味。而贝恩的第一部诗集是1912年在威尔默斯多夫的一家个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小书《陈尸所》，像这样一本定价50芬尼、只有9首诗的小册子很容易被忽视。但恰恰相反，贝恩的处女作最后演变成了一桩颇有影响力的文学丑闻。他的诗以无情的冷酷目光审视着疾病、死亡和腐烂，这让习惯了新艺术主义感伤语调的脆弱读者恼羞成怒，甚至骇然大惊。他们认为贝恩是个怪物，一个惊吓到他们的语言野蛮人—他却因此撞开了现代文学的新大门。
作为出版商，罗沃尔特有理由担心，法拉达会搞砸整个电影项目，尽管这部电影是他能期待的对这本书最好的宣传。因为，跟这位作者有时候讲不通道理。法拉达的精神状态从小就极不稳定，至今仍难以预测。学生时他想和一个同学一起自杀。两个少年钻进了虚无主义厌世的牛角尖，试图把自杀排演成决斗。法拉达真的打死了朋友，自己的胸口也中了两枪，身受重伤却活了下来。法院随后宣布他无刑事责任能力，暂时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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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一出院，他就陷入了一段不幸的爱情：他认识了大他8岁的闺秀安妮·玛丽·塞耶伦，她是戈特弗里德·贝恩的朋友埃格蒙特·塞耶伦的前妻。这并不匹配的一对关系破裂后，法拉达吸毒、酗酒，险些丧命。几度在戒毒所住院，又几经监禁后，他才断了吗啡的瘾，但仍然是个酒鬼。他试图控制自己的酒精摄入量，有时却酩酊大醉，完全失控。
今天，他给席克勒写了另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在他看来，目前的最佳策略是无为：如果纳粹解散学院，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次暴露他们的专断和跋扈。如果他们让自由作家在文学系留任，就是公开承认有一小群正直的人在抵制他们。不论哪种情况，他们政治上都不好受，不是吗？
单是这样看，罗沃尔特现在就不应该如此慷慨地点葡萄酒和烈酒。可他不在乎这些事。罗沃尔特是个精力无限、充满干劲的人，一个马不停蹄的强者和自我表现者。这辈子他似乎只怕一件事：无聊。他喜欢自己的轶闻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且会随时随地搞出点事情来。他会在庆典和宴会上咬坏香槟杯，嚼碎玻璃后吞下去，让其他客人目瞪口呆。或者，他会把作者交给他的手稿卷成纸筒，敲打自己的后脑勺，声称能根据撞击声判断文章质量。
昨天，托马斯·曼先给德布林回了一封详细的信，其中用了一些战斗词汇。他说，他们绝不能正中新统治者下怀，主动解散系部。当然，听到哥哥辞职时，他也想辞职。可现在，他认为最好等待，让新的占领当局—他这样称呼纳粹—来强行解散。他相信，这将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事件，届时纳粹党必将公开承担责任。此外，他指出，现在还无法预见德国将发生什么。不可否认，他对下周日的选举还抱有微弱的希望。
他的出版社聚会也是一样：既受欢迎，又声名狼藉。罗沃尔特没有鲜明的政治信念，他不仅邀请左翼和自由派，也邀请右翼或极端右翼作家，并乐于看到两个阵营对峙时的剑拔弩张。他最好的一些作者和最亲密的合作者是犹太人，但这并不妨碍罗沃尔特也雇用恩斯特·冯·萨洛蒙之流。后者在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1922年因参加了刺杀瓦尔特·拉特瑙的反犹行动而被判处五年徒刑。
勒内·席克勒也来了信，他生于阿尔萨斯，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在散文和小说中促成法德两国的和解。他在信中提议，如果纳粹解散系部，大家难道不能私下成立一个作家学院吗？
相比之下，今晚很轻松。罗沃尔特想安抚法拉达，分散他对电影的担忧。四个人已经坐下来喝摩卡了，施利希特的摩卡是用桌子上的小型咖啡机做的。罗沃尔特和法拉达喝得醉醺醺，但很平静。他们的妻子不太关心丈夫在谈什么，正聊着天—突然，一个服务员冲进餐厅，大喊：“国会大厦着火了！国会大厦着火了！共产党放的火！”
曼把信件从慕尼黑转到了这里，这让他事后了解到学院文学系在柏林发生的争执。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最近的两次会议：一次他的哥哥亨利希·曼被迫辞职；另一次德布林试图发布抗议声明未果。这封信的结论听起来令人心灰意冷：德布林预料到，系部即将被解散，可能就在选举之后。也许在这之前主动退出更好，最好是大家一起辞职。但莱昂哈德·弗兰克不想自暴自弃，要继续战斗。可他们在学院里究竟要捍卫什么？德布林反正是满心怨气，因为如今在公众看来，他们几乎全都沉默而乖顺地接受了亨利希·曼的被迫辞职。
法拉达和罗沃尔克跳起来，对视一眼，好像触了电。他们大喊着买单，大喊他们需要一辆出租车：“我们要去国会大厦！我们要给戈林加把火！”
从这座七层高的城堡式酒店向外远眺，可以看到壮美的格劳宾登阿尔卑斯山。景色也许没有提契诺的“德国之家”那么壮观（玛格丽特·斯特芬目前正在那里治疗肺结核），却也摄人心魄。1912年留居此地时，托马斯·曼萌生了《魔山》的灵感。后来，他在小说中借鉴了这里的景色，以及酒店的许多细节。他特别喜欢那个纵深的长餐厅，山地壮阔的全景在餐厅窗前一览无余。酒店的装潢采用新客观主义风格，色彩明朗，墙壁下半包着木板条，上面贴有彩色的条纹墙纸，天花板上挂着亮闪闪的黄铜吊灯。
两个女人脸色苍白。纯粹是疯了！在如此敏感的紧张情况下，大吼大叫地谴责纳粹—纯粹是疯了！她们和声细语地安抚着醉酒的丈夫，连哄带劝地领他们走出餐厅，希望雪和冬天的空气能冷却他们的脾气，然后把他们拖进了最近的出租车。但不是去国会大厦，而是让司机先把罗沃尔特和他的妻子送回住处，再送法拉达和他的妻子安妮（法拉达喜欢叫她苏塞）回家。他们的路线经过不远处的国会大厦。法拉达看到火焰从大厦穹顶上方高高窜起。在黑色的冬日夜空中，如同一个刺眼的不祥之兆。
三天前，卡蒂娅和托马斯·曼从巴黎—瓦格纳之旅的最后一站—去了瑞士的阿罗萨。这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度假地点。卡蒂娅·曼来这里疗养过两次，因为医生诊断她患有肺尖卡他，担心可能是肺结核的前兆。托马斯和卡蒂娅很喜欢这里的风景，还有这里的新森林酒店，就算没有医疗需要，也愿意再来这里旅行。这一次是托马斯·曼有需要—瓦格纳的文章让他很疲惫。他想休整几天，然后再回到慕尼黑的办公桌前，《约瑟夫在埃及》的手稿还在等着他。这是他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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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作家亚历山大·罗达·罗达受《福斯日报》前总编格奥尔格·伯恩哈德之邀，参加了一场很受欢迎的晚会。客人们很晚才就座用餐。席间，一位荷兰大使被叫出去接了电话。一段时间后，其他人都感到惊讶，想知道这位外交官在哪里耽搁了这么久。事实上，打完电话他就不告而辞了。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原因。一个名叫马里努斯·范德卢贝的荷兰人声称自己放火烧了德国国会大厦。这是一场需要这位大使立刻出现的外交灾难。
像警告奥西茨基一样，梅林也对他说了同一番话，还告诉他，奥西茨基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国家。对于这种不屈不挠的示威性殉道行为，布莱希特不以为然。但梅林的话让他警觉起来。显然，现在不能再留恋病房里的舒适，是时候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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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和布莱希特一样，也是瘦子，不高，头很大，脸色苍白。他有一种冷静、刻薄的机智，他的香颂歌词和讽刺作品使他成为本市最受欢迎的卡巴莱作家之一。布莱希特还很年轻、默默无闻时，梅林把他介绍给了特露德·黑斯特贝格。布莱希特想在她的卡巴莱剧里作为民谣歌手登台，唱自己的诗歌和民谣。他表演给她看，他的歌声听起来很阴森，近乎恶魔的声音，她觉得不错。但布莱希特的表演是一场惨败，他记不住自己的歌词，时不时卡壳，然后无助地站在舞台上找提词卡。另外，观众对布莱希特尖细而嘶哑的声音毫无感觉。
维利·明岑贝格不仅是成功的共产党出版商，也是共产党的国会议员。他的选区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附近，所以选举前这几天他正在这里奔走竞选。今天，他在法兰克福以东的朗根塞尔博德做了一场演讲。他状态很好，听众也很热情，连本应监视活动、在可疑时刻打断他的官员也被他折服，并与他握了手。明岑贝格和司机离开10分钟后，一支冲锋队小队来到会场想要逮捕他。但明岑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他乘坐豪华轿车去了法兰克福的一个朋友家里，将在那里过夜。
这样一来，除了危险的政治问题，布莱希特现在又有了严重的经济麻烦。另一个坏消息是瓦尔特·梅林带来的。是那种眼下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讨论，而是要当面传达的信息。梅林和布莱希特认识很多年了，他们都加入了1925社，这是一个左翼作家的松散协会，有过几次聚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还有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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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两个坏消息，两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其一是一封信。布莱希特收到弗里茨·弗雷德的信，他是费利克斯·布洛赫·埃尔本戏剧出版社的老板。1929年，布莱希特与弗雷德签订了一份涉及未来几年合作的大合同，其中包含许多免责条款，但最终相当于，戏剧出版社获得了布莱希特新长剧的独家代理权。作为回报，它每月向布莱希特支付一千马克的预付款。这是一笔已被布莱希特纳入固定收入的款项。弗雷德在信中抱怨说，《屠宰场的圣约翰娜》交稿太迟，在改编莎士比亚的《恶有恶报》时布莱希特又没有遵守某些协议。信中的措辞带有令人不快的法律色彩，就像弗雷德想为当庭对峙想好论据似的。他写道，鉴于新的政治形势，这两部戏最终都不可能上演了。因此，弗雷德认为布莱希特无法继续按月付款。
火灾的消息传来时，编辑部和排字车间瞬间大乱。特奥多尔·沃尔夫是老主编了，知道会发生什么：蜂拥而至的信息、推测、暗示、谣言、记者的电话、警察和消防队的第一批通告、第一批照片、政治家第一时间的反应。消息没完没了，大部分都不重要，但总是表现得很轰动。哪些可以刊印？哪些是歇斯底里或凭空捏造？他和他最优秀的手下现在的任务是，区分开可靠的信息和夸张的宣传，区分开报道和杜撰，并在报纸上为今天的历史大事找准正确的语气。
中午，布莱希特病房的电话响了，是从维也纳打来的。汉斯·艾斯勒带来了好消息，他在音乐厅全程跟着《母亲》的彩排，昨天又看了首演。现场有2000名观众，掌声雷动，巨大的成功！艾斯勒很开心，但目前他说不好何时返德。他的计划暂时也不清楚。他还在犹豫。
人们在走廊里奔跑、咒骂、叫喊。64岁的沃尔夫已经在《柏林日报》当了27年主编，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壮汉，人们很少能看到他唇间不叼着香烟。他19岁就开始给表兄、莫瑟出版社的传奇老板鲁道夫·莫瑟打工，从头学习新闻手艺。在他的领导下，《柏林日报》成长为全国领先的自由派报纸之一。他把德国最聪明的内政评论家之一鲁道夫·奥尔登请进了编辑部；他把副刊全权交给戏剧教皇阿尔弗雷德·克尔，让这个难缠、骄傲的人安心留在了编辑部；他还发现了许多年轻的后起之秀，比如加布里埃莱·特吉特，她从1924年起就为他撰写非比寻常的、带有文学色彩的法庭报告。
有一点确定无疑：他必须离开柏林。他已经把装着手稿和其他材料的箱子搬出了公寓，存放在朋友那里。孩子们不好办。布莱希特请求住在奥格斯布格尔街的父亲暂时收留芭芭拉。但怎么带她过境呢？儿子史蒂芬现在9岁了，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先把他安顿在伊丽莎白·豪普特曼家里，她是布莱希特的众多前任情人之一，现在则是他最重要的一位合作者。1929年，在魏格尔和布莱希特的婚礼之后，她曾试图自杀，但获救了。幸运的是，布莱希特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她当时激动的情绪，再次让她成为自己戏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布莱希特的工作需要她，在他的生活里，她也必不可少。
再比如，年轻的沃尔夫冈·布雷特霍尔茨，这个风风火火的奥地利人还不到30岁，就被任命为国内政治新闻部的负责人。此刻他惊慌失措地闯进房间，打断了沃尔夫的工作。布雷特霍尔茨单刀直入地说，他在一个同事家里看到了纳粹的逮捕名单。最上面就是特奥多尔·沃尔夫的名字！警察或冲锋队随时都会来。他们知道在哪儿能找到沃尔夫，他必须立即离开编辑部，离开这栋房子，离开柏林。
但随后来了一份邀请，请布莱希特去维也纳参加朗诵会，他的剧本《母亲》将在那里上演，他本人也很想看一看。因此，他会先去奥地利。但什么时候呢？他又会在那里待上多久？
特奥多尔·沃尔夫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瑞士，1927年
没人清楚未来将会如何。当然，布莱希特偶尔也会与其他作家谈谈移民的事，尤其是讨论集体流亡的想法。但该计划有一个致命疏漏：魏格尔和他还没有为他们的小女儿芭芭拉办护照—她现在已经两岁了。因此他们无法合法地带她离开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经常讨论，是不是在乡下某处躲上几个星期就好，也许在巴伐利亚，总能等到希特勒下台的。巴伐利亚人民党党首海因里希·黑尔德似乎在那里稳坐了总理之位，某种程度上能制衡纳粹。
沃尔夫犹豫了。他是正派的公民，有必要怕警察吗？身为主编，他可不能在这种新闻局面下……布雷特霍尔茨抓起沃尔夫的外套和帽子，不理会老板的抗议，把他从桌边推开，走出房间，来到街上，将沃尔夫塞上了他的车。安哈尔特火车站离这里不远，但愿站台还没有被监控。到达车站时，沃尔夫认命了。也许布雷特霍尔茨是对的，也许最好离开柏林几天。在车站，他四下环顾，没看到特务—但他能认出他们来吗？随后他便乘夜车去了慕尼黑。
布莱希特的疝气手术进展顺利，他顺利渡过了难关，但现在仍在迈耶医生的私人诊所里，被照顾得很好。在当下的柏林，他很难找到更舒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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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曼正在享受着狂欢节。通常，赫伯特·弗兰茨在胡椒磨的演出结束后，克劳斯会去糖果盒接他，然后一起去舞会或私人聚会，有时候埃丽卡也在。今晚他们两个也在外面。相识以来，克劳斯还从未如此深爱过赫伯特。快天亮时，两人去了车站，在电车上共度了美好的时光。回程路上，电车在摄政王大街停了半个小时。六点半，他终于到了家。
梅林告别时，格拉赫还祝他“旅途愉快”。
莫瑟大楼，《柏林日报》所在地
“那我也留下来！”奥西茨基回答说。
今日要闻
正摆弄雨伞的格拉赫勃然大怒：“现在别在这儿制造恐慌了！我反正是要留下来。”
●汉堡的一家纳粹党酒馆遭到枪袭，一名18岁的男学生被射杀。
“梅林认为，”奥西茨基对他说，“我们现在全都得离开。”
●在伍珀塔尔，一名共产党员在枪战后重伤而亡。
奥西茨基带着微笑，认真而沉默地听着。这个消息没有让他吃惊。梅林恳求他尽快出境。奥西茨基犹犹豫豫，不置可否。当编辑部的人为他打电话预订了一张出国的机票时，他也没有反对。这时，赫尔穆特·冯·格拉赫走进房间，他67岁，是人权联盟的主席，几十年来一直是德国左翼自由主义和平运动的伟大领袖人物。奥西茨基非常敬重他，去年入狱时，曾委托他担任《世界舞台》的主编。
●在法兰克福-霍希斯特，凌晨4点左右，一名党卫队军官遭到枪击，受了致命伤。
中午，瓦尔特·梅林去了康德大街的《世界舞台》编辑部。他多年来一直为该杂志撰写小稿件。但这次，他不是去交稿，而是作为信使，带着坏消息来找奥西茨基。昨天是周日，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朋友拜访了梅林的母亲，主动建议她的儿子赶紧离开：“您的儿子在巴黎时的状态是最好的啊。他应该回巴黎去。”母亲立即明白了，问道：“应该出去多久？”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我想说，15年。”但这位热心人士不仅关心梅林，也关心其他作者。他预测，接下来的几天将有许多人被捕。
●在腓特烈斯海恩，共产党员向纳粹党游行队伍开火。四人受重伤，其中一人身亡。
2月27日，星期一
●在克罗伊茨贝格，离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诊所约500米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一名24岁的纳粹党大学生受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