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布林马上打断他，用一个简单的问题让院长陷入了尴尬，其实这也是席林斯应该预料到的：为什么他认为形势仍然很难？
贝恩几乎从不缺席会议，这也能看出学院对他多么重要。今天，席林斯院长一来到文学系，便声明要阻止对亨利希·曼事件的任何公开抗议。他说，形势一直很难，他请作家们为学院的未来达成和解。
席林斯的回答和以往一样含混。他喜欢遮遮掩掩。他认为，困难表现在大量的报纸评论中。
在文学系内部，他的入选并非一帆风顺。托马斯和亨利希兄弟支持接纳贝恩，因为他们认为他是级别很高的语言艺术家，也是一位从冷酷无情的准科学角度看待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分子。这非常符合近年来时代品位所标榜的时髦的客观性。贝恩的朋友奥斯卡·勒尔克也帮他说话。但里卡尔达·胡赫—毕竟她是该系的副主任—认为贝恩故作虚无主义的语气是一种廉价的姿态，而非清醒到骨子里的生活态度的表达：“我觉得戈特弗里德·贝恩不合适。生活中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但把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串在一起，并不能成为诗人。我们的语言确实陈腐老套，但单纯使用生僻、古怪、吸引人眼球的词语，并不能克服这种缺陷。”
这是个莫须有的奇怪说法。在场的每一个人当然都知道，决定学院存亡的不是报纸，而是新政府。可后者在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周三辞职后并未找上门来，席林斯也得承认这个事实。如果他仍然要求文学系不要发布抗议声明以免招致新的危险，那么这就间接证实了最重要的一点：任何对政府的公开批评—独立学院理应有这种权利—目前都可能导致被封杀。
因此，学院对贝恩来说更重要了。一年前的某个晚上，奥斯卡·勒尔克突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文学系选他为新成员。“可不要和我这个老头开玩笑啊！”他答道。现在，他终于得到了一直缺乏的官方认可，终于有人承认他在国内的文学精英中占有一席之地，这让他欣喜若狂。现在，他终于在代表时下最著名的德语作家的圆桌上坐了下来，而不再是一个给妓女看病的可怜医生，不再是除了得到的几句好评就一无是处的诗人了。
鲁斯特部长果真有权解散学院吗？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果有，哪一条？突然间，法律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反倒没有人再去关心一个被禁言的学院是否值得让人为其存亡而战。
几年前，他手头紧到无法按时交税，税务局马上威胁要扣押物资，这种羞辱把他气得发疯。他当时怒斥道，必须击碎这个破败堕落的国家。
可贝恩对死板的法律问题没兴趣，他推开这些事，更想让德布林告诉他，今天的会到底目的何在。德布林周三宣布了文学系的抗议。贝恩现在想知道，这是在向谁抗议，毕竟珂勒惠支和曼是自愿离开的。系部很难对此抗议。
对文学的伟大追求和匮乏的物质生活之间的反差让贝恩备受折磨。他是一个骄傲的、很容易感到屈辱的人。顶级杂志和出版社刊印他的诗和散文，但给的报酬很低。他曾经算过，文学工作平均每个月只能让他赚4.5马克，为此他恼羞成怒。按他自己的话说，那个倒胃口的微型诊所也没多少盈利，所以，快50岁的他，对于未来能否过上还算体面的生活，并不抱什么希望。一次看过剧后，他首次邀请蒂莉·韦德金德去自己的住处。他带着她穿过四个破破烂烂的房间，最后穿着晚礼服的她站在有妇科检查椅的诊室里，玻璃柜里的钢制器械闪闪发亮。贝恩甚至穿上了医生的白大褂—这是让他感觉最舒服的衣服。蒂莉暗想，现在他会宰了自己。他古怪的眼神让她毛骨悚然。但后来他把她领进客厅，墙边四平八稳的书架，以及他端来的小面包、水果和香槟，才让局面缓和下来。
他和德布林的论战就这样开始了，其他与会者虽然也偶尔发言，但基本上没什么贡献。德布林主要表明，鲁斯特无权通过最后通牒对学院和亨利希·曼施加压力，因为根据章程，学院是独立的，它无需容忍任何政治规定或干预。德布林总结当前形势说，席林斯顺从部长，也许保障了学院的生存，却丧失了它的尊严和独立性。
戈特弗里德·贝恩，1934年
贝恩认为这些论点大错特错。按照贝恩对学院章程的理解，身为文学系主任的亨利希·曼担任了一个职务，每年领取一笔津贴，所以他有义务作为文学方面的专家服务部长。曼却在选举海报上指责这位部长行径野蛮，呼吁共产党和社民党合作对抗其党派。亨利希·曼这样做就是在公然挑衅一个正当、合法的政府。贝恩尖锐地强调，此后，政府才开始自保。不是学院受到攻击，而是亨利希·曼攻击了政府。
虽然贝恩是一个相当矮、有点胖、还秃顶的男人，但他的女人缘却出人意料地好。贝恩身边的女人大多是作家、艺术家或演员。可他并不浪漫，是一位内心相当冷酷的情人。他写情书的技艺精湛，但几乎总是与女友保持距离，还常常同时脚踩几条船。并非每个女人都能应付得了。卡尔·施特恩海姆的女儿莫普莎爱上贝恩并因他自杀时才21岁—比贝恩小了快20岁。三年后，女演员莉莉·布雷达给贝恩打电话告别。挂断后，她立即从五楼公寓的窗子跳下。当时与贝恩相处的还有两位女演员—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遗孀蒂莉·韦德金德和埃莉诺·布勒。她们两个偶尔会在柏林的戏剧场合相遇，但贝恩谨慎至极，尽可能不让女人发现他还与其他人有染。
因此贝恩得出结论，抗议毫无根据。他越来越激动地叱骂道，这个学院的某些成员经常对学院的利益置若罔闻，对他们来说，魏玛宪法、工人党派的合并、肆无忌惮的政治煽动……学院利益之外的一切才更重要。但不论如何，他坚持认为，具有伟大传统的学院是一个辉煌的机构—是唯一能够彰显艺术上有代表性的作家并让他们卓然于世的机构。
但贝恩的生活与他崇高的自我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的皮肤病性病诊所位于克罗伊茨贝格一栋位置偏僻、没什么人气的建筑里，收入少得可怜，以至于他只能住在诊所里。四个房间中无情地堆着二手器具。忧郁的贫穷气息笼罩着一切，根本吸引不到有支付能力的病人。贝恩主要治疗那些在小巷里工作的妓女。如果有机会，他也愿意照顾自己的作家同事，比如卡尔·施特恩海姆，这位声色犬马的作家患有梅毒，但也是个不配合的、很难说服的病人；还有奥斯卡·勒尔克，几年前他曾因咽峡炎和高烧卧床不起，贝恩上门给他看过病。
德布林与贝恩争论的核心由此一目了然。德布林公开谴责纳粹对待学院的方式，最终是为了捍卫宪法和公民权利。反之，对于从不看好共和国的贝恩，共和国的宪法无足轻重。他想维护学院—不仅仅因为它对他个人极其重要。
相反，贝恩是为每个词、每个音节、每个声调而苦战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几本书都薄得可怜，这些书能接触到的读者也少得可怜。但一些评论家认为，他的诗是近几年发表的最好、最重要的作品。他为文学的食不厌精者写作，他们用赞美诗般的语气称颂他，不断强化着他为国内知识分子贵族而创作的地位。对贝恩来说，诗是要求最苛刻的领域，若想赢得尊重，就必须远远超越当下的流行时尚和反复无常。与自认为有政治思考、投身社会、仔细观察当下的作家德布林不同，贝恩认为自己是诗人，他想抛开一切政治和与时代相关的东西，与他的诗一起历久不衰，甚至直抵永恒。他很喜欢在尼采那里读到的一句话：一个巨人穿越空寂的时间间隔，向另一个巨人呼唤，任凭在他们脚下爬行的侏儒发出恶作剧般的鼓噪，从容地继续着崇高的精神对话。
两种立场不可调和。而且，德布林心知肚明，他和两位战友弗兰克与富尔达，将是投票中的少数派。因此，他们只剩下两个选择：通过示威性的辞职表达抗议，但如此一来，就拱手让出了他们对学院产生影响的一切机会，贝恩及其支持者则有可能自诩为论战的胜利者。或者不管三七二十一，尝试在公开声明中以委婉的方式夹带他们的批评，寄希望于公众能将其理解为一种抵抗的姿态。
德布林是极为纯粹的讲述者和叙事作家，他下笔洋洋洒洒，汹涌的语言流似乎永远不会枯竭，高速地出版着一本又一本书。三年前，他凭《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大获成功，这部小说讲述了平民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在大都市生活的漩涡中绝望挣扎和生存的故事。这是一部杰作，是少有的里程碑式的大都市小说，以大胆的蒙太奇手法写成，如此扣人心弦，同时又如此感人，如此生动，竟能让评论家和观众都为之叫好。当德国电影界的世界明星海因里希·乔治在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扮演了毕勃科普夫之后，这个角色就成长为一个现代的柏林神话。这一切虽然没有让德布林暴富，却让他手头宽裕起来，能让他把诊所从贫穷的城市东部搬到夏洛滕堡的帝王大道。
他们为这份小声明吵了很久，几乎持续了两个钟头。席林斯时间不多，还有其他日程，于是告辞离开，但没忘提醒在场的人，学院的每条公告都必须经过他这个院长的批准才能发布。不论如何，他要掌控此事，对此他毫不含糊。另外，如此关键的系部表态很可能还要征求不在场的成员的认可，那局面就更复杂了。上周三，德布林曾想过声援马丁·瓦格纳，和他一起辞职，但如今，这种快速应变的手段大概彻底行不通了。
上次会议演变成五幕剧，今天的会议则发展成两位证人的论战，两位有很多共同点但又大相径庭的作家的决斗：戈特弗里德·贝恩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两人都是职业医生，都痴迷于文学，都是热情的先锋派。一战前，两人都属于以埃尔泽·拉斯克-许勒为中心的柏林波希米亚艺术家圈子，那时的拉斯克-许勒总在选帝侯大街的西方咖啡馆接受游客们惊奇的注目。两人都在拉斯克-许勒当时的丈夫赫尔瓦特·瓦尔登主编的表现主义杂志《风暴》上发表了最初的文章。
最后，大家一致通过了一句感谢亨利希·曼的陈词滥调，还有两句本应表达自信、听起来却更像绝望妥协的尴尬套话：“文学系对伟大艺术家亨利希·曼的辞职深表遗憾，感谢他多年来作为主任以自己的名字和力量服务系部。纵然时局动荡，本系亦决不推卸保护艺术创作自由之责。我们自觉有必要发此声明，因为我们清楚，不论何时，是世界观的多样性造就了德国艺术的丰富性。”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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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还没开始，一种勒尔克从未经历过的沉闷气氛就蔓延开来。莱昂哈德·弗兰克气势汹汹地来回踱步，德布林阴森森地一言不发。人们的期待值很高，系部所有成员都得到参加座谈的邀请，但傍晚6点左右，到场的人却少得可怜，只来了7名作家。托马斯·曼结束瓦格纳巡回演讲后一直留在巴黎。副主任里卡尔达·胡赫无法从海德堡前来参会。周三亨利希·曼辞职时还在场的伊娜·赛德尔抱病请假。其他外地作家已写信致歉，只有鲁道夫·宾丁从黑森赶来。宾丁是学院最保守—有人说是最反动的—作家之一，他写的短篇小说情感丰富、结构精巧，被广泛阅读。但他的战争日记与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宣扬的几乎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他赞颂军人的战斗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考验，战火会锻造出男人性格中必不可少的坚韧。宾丁是那种喜欢谈论崇高理想的老派骑士，但本质上养成了一种精英式的傲慢。
晚上6点，在文学系成员聚集于学院开会的同时，另一场对国家未来颇具影响的会议在学院三百米外开始了。二十多位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来到国会大厦总统府，这是赫尔曼·戈林1932年以来的官邸。与会者中有德意志帝国工业协会主席古斯塔夫·克虏伯和法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还有弗里茨·施普林戈鲁姆、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和君特·匡特等企业家。希特勒为先生们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大谈独裁相对于民主的好处，信誓旦旦地保证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吹嘘纳粹党是让这个国家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唯一救星。然后希特勒离开了会议，戈林开口发言。他没有过多啰唆，只是简短表明，纳粹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竞选资金已经耗尽，3月5日的选举攸关国家的命运，然后他也离开了会场。组织会议的德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随即起身说：“现在，先生们，来付款吧！”他要求与会的商业领袖认捐三百万马克。戈林次日就向负责选举活动的戈培尔报喜：三百万马上就会为纳粹党和德国国家人民党准备好。戈培尔心花怒放，立刻召集他的宣传部门：“现在我们要大搞选举了。”
奥斯卡·勒尔克要崩溃了。昨天一整天他都焦虑不安，试图用工作分散注意力。今天，学院里安排了作家座谈，讨论亨利希·曼的辞职—或者更诚实地说，讨论开除他的事。勒尔克痛恨这类政治争论，这让他束手无策。他没有力量处理这些事，但有一点他心知肚明：意见不合的文学系仍处于危险之中。鲁斯特这种纳粹部长没什么耐心。如果座谈最后的结果是宣布亨利希·曼正直清白，甚至公开批评鲁斯特的行为，鲁斯特就会关闭或至少彻底重组这个系部，勒尔克则会很快，也许会马上失去学院秘书的职位。
今日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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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仍在调换政府部门的领导人员。柏林警察总局的四名警官和一名女专员被强制停职。其中一名警官隶属政治警察部，负责监察激进的右翼活动。
赫兹费尔德掌握的信息与哈里·凯斯勒昨天从前国务秘书阿贝格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非常吻合。一个冲锋队的线人告诉赫兹费尔德，纳粹计划伪造一起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这次袭击—希特勒当然会毫发无损地活下来—将会是一个信号，一个纳粹可以屠杀对手的理由。据说，冲锋队头领罗姆和希特勒确认此事的谈话也被偷听到了。赫兹费尔德认为，必须尽快把这个计划公之于众，还要在外国媒体上公布。在他看来，这是挫败阴谋最好的办法。哈里·凯斯勒应动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出手相助。纳粹的算盘一旦尽人皆知，他们再执行计划就没有意义了。
●在凯泽斯劳滕，德国前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在中央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的联合选举活动上发言。集会结束后，布吕宁不得不被警察护送出城，因为街上的人群与纳粹党成员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有人开了枪，13人受伤。
出版商威兰·赫兹费尔德催哈里·凯斯勒伯爵过来开会。两人在战时就认识了，赫兹费尔德当时还是非常年轻的士兵，是从未动摇过自己政治信仰的共产党员，但凯斯勒从未因此感到特别别扭。从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那天起，赫兹费尔德就不在自己的公寓过夜了。他是为数不多头脑清醒的人，纳粹一掌权，他就立即看透这些人能干出什么来。希特勒刚上台，冲锋队就突袭了赫兹费尔德出版社最重要的艺术家乔治·格罗兹的公寓和工作室，这证实了他的担忧。
●共产党员和纳粹党成员在法兰克福-博肯海姆发生冲突，一名共产党员因腹部中枪在医院身亡；另一名受重伤，生命垂危。
2月2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