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和奥尔登当然已经料到监视的问题。谨慎起见，他们在任何能中断活动的理由出现之前，一上来就通过了大会决议，要求无限制地恢复言论自由。然后才是那些博学但出奇冗长的报告。大厅里没有多少听众能跟得上。警方的两位监视者也不行。有人低声告诉格罗斯曼，那位刑警已中途离开大厅，给总部打电话请求支持。他怎么能禁止根本听不懂的东西呢？
从一开始，就有一位警察中尉和一位刑警在监视。他们威胁说，根据2月4日的紧急法令，只要有一句话被认为是危害国家的，他们就立即解散活动。格罗斯曼请他们坐在舞台上的一张桌子旁，这样一来，所有人—包括大厅里的观众，就都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了。但他们更愿意留在后台。
阿道夫·格里梅一走进大厅，奥尔登和格罗斯曼就打断了流程，把他请到讲台上。气氛瞬间变了，格里梅是名人，当他讲述纳粹如何卑劣地阻断了人民剧场的活动时，四下嘘声大作。然后，格里梅宣读了托马斯·曼的信，其中终于出现了几句能让观众兴奋起来的话。曼基本上是在重复他经常说的东西—民族主义是过去的想法，是19世纪的想法，未来属于各国的合作：“每一个有情感和理智的人，甚至每一位比较好的政治家都知道，欧洲人民如今不再能够孤立、隔绝地生活和繁荣了，他们相互依赖，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以某种民族的自然-浪漫主义为论据去反对这种生活的必然性，只会是逆行倒施。”
近午，格罗斯曼他被叫去大厅接电话。电话是阿道夫·格里梅打来的。格里梅简短地说了一下警察和冲锋队如何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同盟在人民剧场的集会，然后问格罗斯曼是否可以在会上宣读托马斯·曼的致辞信—《对社会主义的告白》。对此格罗斯曼激动不已。
格里梅刚离开讲台，下一位学究的报告就又让人昏昏欲睡。第一批听众起身准备回家了。格罗斯曼和奥尔登早有准备，安排了沃尔夫冈·海涅最后发言。海涅是社民党，也是很有天赋的论战者。他对新政府慷慨激昂又不失机智的抨击，让大厅里爆发出阵阵释怀的笑声—警察总部派来的新监督员跳了起来，厉声宣布活动解散。人们随即齐声高喊：“讲下去！讲下去！”“自由”和“红色阵线”的呼声不绝于耳。最后，离开大厅时，很大一部分观众唱起了《国际歌》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这使走出歌剧院的队伍有了一种强烈的、动人的悲壮之感。格罗斯曼和奥尔登应该能对活动感到满意。
与鲁道夫·奥尔登一起组织大会的格罗斯曼，最初安排流程时就试图用大人物的名字造势。他想让这次活动非同凡响，得到公众关注。但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里卡尔达·胡赫和亨利希·曼拒绝参加。预告中托马斯·曼的开幕演讲也未能落实。现在反倒成了一些可敬但并不怎么鼓舞人心的教授们开办的一系列友好的专题报告。观众中唯一的名人是凯绥·珂勒惠支。格罗斯曼的预告让人满怀期待—现在观众们一定要大失所望了。
回家的路上，哈里·凯斯勒伯爵预感到，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柏林公开为言论和意见自由发声的最后机会了。到家时，大会中断的消息已经传开。他从公寓窗户看到，门房的妻子—她的丈夫在冲锋队—在院子里对着他的楼层威胁着举起拳头，歇斯底里地喊道：“他们活该。必须用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帮一帮上面那个恶棍。”
明岑贝格从他的共产党出版基金中预付了大部分费用，但谨慎地没有让他的名字或他的政党公开亮相。共产党至今仍不愿与社民党共建人民阵线。明岑贝格现在却暗中支持言论自由这一经典自由主义主题的活动，这表明，在抵抗希特勒的过程中，他的心胸变得多么宽广，左派是怎样地深感无力。几个星期以来，共产党的示威、集会、游行不断遭到纳粹的破坏、攻击、暴力驱散，或被警察提前禁止。
城中热烈的气氛让凯斯勒很好奇。他再次离开家，下午去柏林大教堂前的卢斯特花园参加了黑红金国旗团的抗议大会。园内人满为患，凯斯勒估计来了三四万人，大多数都随身带着黑红金旗帜。集会过程表明，任何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尝试都已变得十分危险。示威者先在不同城区分批集合，再渐渐走到一起，这只是为了在去卢斯特花园的路上互相保护。其中一支游行队伍在途中遭到纳粹党成员枪击，有两人受伤。紧急包扎后，两人都留在了集会上。因为，他们即使想回家，也不能独自上路，那太危险了。常规致辞之后，示威者还一起穿过法兰西大街，走去了御林广场。在剧院楼梯前再次集合后，他们才分头结队回到各自的城区。
哈里·凯斯勒伯爵上午到达克罗尔歌剧院参加自由言论大会时，等待他的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大会组委会昨天晚上把他选为大会主席，却没有告知他。凯斯勒大吃一惊，但还是接受了。他知道，必须飞快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从库尔特·格罗斯曼和维利·明岑贝格在选帝侯大街咖啡馆萌生出变相选举的主意到现在，才刚刚两个星期—眼下有近千人坐在宴会厅里，其中约有一百名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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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福斯日报》的前主编格奥尔格·伯恩哈德在他的别墅里举办了一场包含家庭音乐会的大型聚会。客人包括哈里·凯斯勒伯爵和亨利希·曼。与凯斯勒和曼一样，伯恩哈德也是坚定提倡与法国和解的先导者之一。这是国内民族主义者对他进行攻击的原因—当然也因为他是犹太人。他把《福斯日报》办成了国内最有影响力的重要报纸之一。但1930年，他与出版方乌尔斯坦兄弟闹翻，不得不离开报社。此后他为一个商业协会担任说客，仍然拥有极好的政治人脉。他家里的晚会也总是消息的流通所。
文化同盟的集会不得不取消，仅仅因为观众无法抵达剧院。格里梅当然很愤怒。文化同盟向普鲁士提出了赔偿要求。但同时，这件事让格里梅极为尴尬，毕竟，托马斯·曼托付给他一封内容翔实的信—《对社会主义的告白》，格里梅本应在活动上宣读。即将选举的现在，若不把诺贝尔奖得主的这篇告白公之于众，是不可原谅的。格里梅不会就此罢休。他必须想办法。
亨利希·曼独自去了这次招待会，没带奈莉·克勒格尔。伯恩哈德邀请了几位外国外交官和一些最近被纳粹搞下台的自由派政治家。气氛压抑得可怕。许多客人都在三周前动物园大厅的新闻舞会上见过面，那时大家还能推杯换盏、谈天说地。当然，那个时候他们也因为施莱歇尔下台而感到不安。权力更迭可能影响他们的事业，这就是民主的游戏规则，有时在朝，有时在野，但说到底不会改变太多。他们自觉安全、自主，毕竟他们也算是国家的决策者。
普鲁士前文化部部长阿道夫·格里梅与社民党的社会主义文化同盟在柏林人民剧场组织了一次集会。他们几天前就已经按规定报备并获批。然而，当格里梅在活动开始前一小时出发去往剧院时，却发现所有通道和入口全都被堵死了。他得知，冲锋队将于12点在人民剧院旁边的广场上举办音乐会，因此，“为安全起见”，附近的街道均被封锁。4天前由戈林安排上任的柏林警察局新任局长马格努斯·冯·莱韦措亲自监督这些措施的落实。
然而今非昔比了。他们的立足之地如今已破碎不堪。对于在场的一些人来说，伯恩哈德的晚会将是他们近期在柏林的最后一场活动。他们已经收拾好行李、买好票。当然，他们认为出国只是暂时的，用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破产。只是目前形势难料，最好还是躲一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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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的主要话题是行政部门与警察对纳粹党的顺从和领导层人员变动的速度。最新的决定让许多人瞠目结舌。他们试图安慰自己说，戈林的枪击令大概主要针对共产党，而非资产阶级政党。可该法令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它无疑是违法的—令人震惊的是，这件事居然没有任何说法。
如果有毒药，他会毫不犹豫地喝下去—如果不是有埃丽卡和母亲。他不想让她们痛苦，是她们把他绑在生命上。但他越来越清楚，倘若埃丽卡死了，他也不可能活下去。他会立即随她而去。那个时候，工作也留不住他。他感觉不到死亡的恐惧。死只会是解脱。
前国务秘书威廉·阿贝格也在客人当中。两年前，亨利希·曼和威廉·赫尔佐格曾去普鲁士内政部拜访过他，强烈要求他对希特勒和冲锋队的街头恐怖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如今阿贝格已被免职，而被他训练和武装得如此出色的警察部队现在听命于戈林。但阿贝格在部里当然还有亲信，他们会暗中给他提供信息。这些消息令人震惊，甚至难以置信。他告诉哈里·凯斯勒伯爵和亨利希·曼，纳粹党正在谋划一场屠杀。他们列了一张黑名单并分发了下去，名单上都是他们准备逮捕或系统性谋杀的人。有人向阿贝格透露说，纳粹很可能在3月5日选举前后不久动手。对于这些提示，阿贝格不敢掉以轻心。他自己每晚都换住处，以免被捕，而且马上就要去瑞士了。他说，留在柏林任人宰割毫无意义。哈里·凯斯勒也应该小心。他还苦口婆心地警告了亨利希·曼。
克劳斯·曼和埃丽卡·曼
亨利希·曼被几位客人问及上周三学院的那场戏剧性会议。报纸详细评论了曼的辞职，这是全市热议的话题。
如今，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在文学上成名了。只要希特勒在位，德国的图书市场就没有他的位置，他不抱幻想。他已经好多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了，政治和个人的焦虑都太强烈。这使一切变得更加糟糕。平时他会像父亲一样，坚持上午坐在办公桌前。工作会让他的内心稍稍平衡，带给他一些稳定感。可现在，还写什么呢？
但亨利希·曼讲不出什么新东西，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参会。法国大使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也是他的听众。他的官邸位于巴黎广场，正对学院大楼。尽管曼试图把离职当成小事轻描淡写地略过，弗朗索瓦-蓬塞的反应却非常严肃。他对曼说：“如果您经过巴黎广场，我的房子对您敞开。”这种暗示明确无疑，弗朗索瓦-蓬塞认为亨利希·曼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所以提出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在享有治外法权的使馆避难。
他尽可能清醒地算着账，如果现在，此刻，立即顺从死亡的愿望，他会失去什么。他才26岁，但他预料到，真正幸福的结合对他而言希望渺茫。他太反复无常，受诱惑太多，太容易对其他人感到厌倦。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无法让他快乐。唯一能无所顾忌地相处、能想象一起生活的人，是他的姐姐埃丽卡。如果在日常忙忙碌碌的琐事外，还能有机会和她聊上一小会儿，哪怕只是几句话，他也会写到晚上的日记里，就像是记录喜讯。
今日要闻
克劳斯·曼早上在父母家中醒来时，只有一种想死的感觉。除了仆人，房子几乎空了。父母在巴黎，兄弟姐妹分散在全国各地，只有埃丽卡和他在慕尼黑，有时他们会一起散步。但埃丽卡脑子里有很多别的事，尤其是她在卡巴莱剧团的工作，当然还有她的新情人特蕾泽·吉泽，没给他留多少地方。
●在爱尔福特，午夜时分，两名冲锋队队员与两名共产党员发生争执并开火。其中一名共产党员当场死亡，另一名重伤入院。
2月19日，星期日
●在沃尔姆斯附近奥斯特霍芬，约250名纳粹党成员袭击了一个12-15人的黑红金国旗团。5人受重伤，一名儿童中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