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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令表述得再明确不过。根据这条通告，任何不属于民族组织的人实际上都失去了法律保护。警察即使错杀，也不能放过任何开枪的机会。戈林亲自承担责任。如此一来，他使警察脱离了法律约束，把他们变成了内战部队。
下午，15名年轻人走进位于柏林舍讷贝格区格鲁内瓦尔德大街的国立艺术学校。一些人穿着冲锋队制服，另一些人戴着纳粹党党徽。不清楚他们是否已经知道戈林的枪击令。这所学校培训的是普鲁士未来的高中艺术教师。同时，它也是天赋超群的学生的跳板，他们会被教授推荐到市艺术学院继续求学。这一天，学校格外安静，因为正在进行国考。
尽可开枪。今天，赫尔曼·戈林以普鲁士临时内政部部长的身份，向所有普鲁士警察部队发出通告。他告诫军官，“不论何时，都不能对民族团体（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和民族党派表现出敌意，甚至要避免任何追踪的迹象”。相反，警察当局要全力支持这些团体。但戈林宣称，针对所有其他敌视国家的组织，警察应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他不给自己的话留任何歧义：“在履行这些职责时使用枪支的警察，不论用枪后果如何，均受我保护；相反，那些因错误的顾虑而渎职的警察，将面临公务员法规定的后果。”
四点半左右，冲锋队小队进入大楼，制造噪声，高吼口号，用铁钩子堵住所有的出口和电话间。任何人都不准离开或进入学校。几个冲锋队的人冲进考场，用枪口对准四位教授，逼他们离开。他们是校长海因里希·坎普斯和该校最杰出的三位艺术教师：菲利普·弗兰克、库尔特·拉斯、格奥尔格·塔珀特。坎普斯和弗兰克都是普鲁士艺术学院的成员。两天前，他们参加了讨论开除亨利希·曼的会议，但二人都没有发言。格奥尔格·塔珀特尤其受到入侵者的巨大威胁，直到坎普斯校长站出来保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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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教授最后都被带出大楼，正如他们被告知的那样，“被赶到街上”。与此同时，冲锋队钉死他们工作室的门，还在上面涂了锤子和镰刀的标志。分队其他成员爬到学校楼顶，挂起纳粹旗。被冲锋队认为是犹太人的男学生，必须去厕所接受检查，看是否受过割礼。反抗或试图帮助四名被赶走的教授的人，都被橡胶警棍打倒在地。在警方得到通知、救援队到达前，这些侵占者已经消失了。
于是，今天，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独自坐上了前往维也纳的早班车。米丽娅姆答应每天给他写信，紧急情况下会发电报。但她也告诉他，如果没收到消息，不要马上就大惊小怪。格拉夫很难做到，他是想保护妻子的男人。而米丽娅姆是有自己主见的女人。火车猛地一晃，开走了，离开了巴伐利亚，离开了格拉夫的文学之乡。选举之前，米丽娅姆面临着17个漫长的白昼和黑夜，让她感到威胁的白昼，以及恐惧汹涌来袭的黑夜。在这之后，她才会去维也纳找他。
很快查明，袭击的组织者和头目是艺术学校一个名叫奥托·安德烈亚斯·施赖伯的助理。2月11日，他曾写信给新任文化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告发某些教师是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学校因此开会讨论过解雇他的事，但还没有最终决定。
就连这次相遇也没能改变米丽娅姆的想法；即使两名共产党员让家里更危险，她也要留下来。第二天早上，格拉夫最后一次尝试说服她。但没有成功。“你知道的，”她说，“我们可不能，在不愉快或危险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躲避、逃跑。如果我们认可的东西真的有价值，如果我们坚信不疑，那就必须去证实它。别再劝我了！”
在突袭中受到攻击的四位教授求助于鲁斯特，要求严惩凶手。鲁斯特宣布，他将首先调查致使冲锋队采取行动的学校的情况。内政部部长戈林接见了纳粹党大学生联盟的领导人，了解到“艺术学校某些教师的可憎行为”，宣布也将展开调查。是调查教师，而不是冲锋队的人。
两个共产党朋友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惨遭追杀，看起来精疲力竭。他们已经好几天不敢回住所了，怕冲锋队等在那里。他们急需一处能休息几个小时的地方。格拉夫给了他们钱和家里的钥匙，但不得不警告他们自己也在纳粹的名单上，他的住处也不安全。两人点点头，他们明白，但别无选择。
就连两天前曾感谢学院院长马克斯·冯·席林斯在处理亨利希·曼事件时严格区分艺术和政治的汉斯·珀尔齐希，也被卷入此事。作为柏林所有国立艺术和设计院校的负责人，珀尔齐希也管辖格鲁内瓦尔德大街上的这所学校。突袭头目奥托·安德烈亚斯·施赖伯找到身兼此职的他，要求今后在所有国立艺术院校内，身着制服的冲锋队队员均有不受限的集会自由。
可他别无选择，必须离开，只能盼着希特勒的胡作非为很快就会过去。因为，即使留下来，不被冲锋队害死，写作也到头了：在纳粹的统治下，他的故事永远不能出版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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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米丽娅姆坚定不移，她很温柔，却和格拉夫一样倔强。她坚持要在选举时投票反对希特勒。为避免争吵，他们一起去城中逛了最后一圈。对于格拉夫，慕尼黑和巴伐利亚不仅仅是家乡，它们还是身为作家的他最重要的主题，是他赖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出国后他还能写什么呢？作为巴伐利亚的小说家，去书写一个只存在于他记忆里的巴伐利亚，他又能写多久？他笔下的故事会不会越来越苍白？写作是格拉夫唯一学过的职业。如果不写作，他该何以为生？
晚上，汉斯·萨尔去柏林哈勒门附近的一家酒馆参加德国作家保护协会的会议。萨尔才三十岁，已是著名的记者和评论家。他为许多编辑部写作，特别是左翼自由派的《柏林证券交易信报》和《世界舞台》等周刊。预告说今天有卡尔·冯·奥西茨基的演讲，萨尔不想错过，他很敬重奥西茨基。
“什么？你疯了吗？”格拉夫大吃一惊。“你还想投票？—你居然相信？去自取其辱吧！要我说，收拾东西，一起走，搞定！”他骂骂咧咧。
来了很多知名作家，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在场，还有鲁道夫·奥尔登和路德维希·雷恩。埃里希·米萨姆最后冲了进来，径直走到今晚演讲者的桌前，摊开一份刚印出来、才从街上买的晚报。该报刊登了节选的枪击令，戈林在其中承诺保护每一个向所谓国家敌人开枪的警察，宁可多一枪也不能少一枪。
现在，逃跑的机会来了，米丽娅姆却突然有了其他计划。她不想一起走，她想留到3月5日的帝国议会选举，以投票反对希特勒。如果还有机会把他选下台，现在就需要每个人的票。
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开会的酒馆前站着警察，他们像往常一样全副武装。但他们今天会像往常一样行事吗？如果有警察按字面意思执行戈林的通告，法律还能保护作家吗？突然间，视角变了。大厅里是不是太亮了？是不是点了太多的灯？他们坐在这里是不是太明目张胆？几乎是葬礼般的气氛蔓延开来，仿佛共和国即将入葬。
格拉夫的存在是对纳粹政治宣传核心的公开挑衅。刻不容缓，他必须在冲锋队让他消失之前躲起来。来自奥地利的邀请如同雪中送炭，为他们俩，米丽娅姆和他，提供了出国的正式理由和必不可少的钱。
路德维希·雷恩发言了，路德维希·马尔库塞和鲁道夫·奥尔登也讲了话。但汉斯·萨尔只记得卡尔·冯·奥西茨基说过什么。奥西茨基其实并不是大演说家，他扶着桌子，声音很细，垂下头，没有看观众。但他有大义凛然的勇气：“我们可能不会再见了，但在我们最后相聚的此刻，让我们为一件事发誓：始终忠于自己，用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生命担当起我们相信和捍卫的东西。”
格拉夫正走在民族作家的路上。他无需按那套老生常谈的说法去深入民间，他本人就是在这个民族的语言和精神气质中长大的。但他的故事里有一种博爱和享乐人生的无政府主义氛围。他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简单的人，粗俗，没受过教育，视野狭窄，但绝大多数都不是铁石心肠之辈。他们是老油条和自助者，不服从任何人。正是这一点，让格拉夫的文学成为纳粹的眼中钉。他们认为一切关于民族的事都只能由他们管，但他们理解的民族，首先是立正、并拢脚跟，还有仇恨异族和不听话的人。
萨尔盯着会议厅的门。它是玻璃的，后面站着两名警察。萨尔尝试读出门上的镜像文字：GNAGNIE。他想，现在我们还在自己人中间，但会议马上就结束了。警察可以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我们开枪，我们和他们，却只隔着一扇玻璃门。有些东西，像门上反写的字一样不可理解，我们与它们，只隔着一扇玻璃门。
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那几个月，他加入了革命审查机关，还因此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星期。让他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是一些放肆的巴伐利亚日历故事和一部小自传—《我们是囚犯》。这本讲述他在施塔恩贝格湖畔的痛苦童年的书，甚至让托马斯·曼提笔在《法兰克福日报》上写下赞词。
这是一个寒夜，正下着大雪。会后，萨尔与奥西茨基一起走去哈勒门赶地铁。奥西茨基竖起大衣领子，他在咳嗽，他病了。萨尔偷偷从侧面观察他。他棱角分明的脸和有力的下巴总让萨尔想到胡桃夹子。
格拉夫有自我表现的天赋。如果不是当了作家，他就该去当演员了。他在两次大战期间服兵役时，竟然因为装疯装得太像，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因“不适合服役”而退伍。后来，因出版反战报告而险遭逮捕时，他又成功地使警察相信，他根本不知道文章的内容。
“您必须逃走，”萨尔说，“您为什么还在这里？您会是第一批被带走的人之一。我们需要您，但不是作为殉道者。”
“哎，一起去吧！”格拉夫对米丽娅姆·萨克斯说。他松了口气，这是他们的机会。他们都很危险：米丽娅姆·萨克斯是犹太人，而格拉夫全市闻名，不仅是作家，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也是巴伐利亚的原住民。即使现在，作为36岁的成年人，他朗读时还是更喜欢穿皮短裤和传统短上衣，就像一个乡下小伙子。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哈勒门。奥西茨基停下来道别。“我要留下，”他说，萨尔似乎听到坚果咔嚓一声碎掉了，“就让他们来抓我吧。我考虑很久了。我要留下。”
发件方是维也纳教育中心。他们邀请格拉夫去奥地利参加早已预告的阅读之旅：“定于2月20日至3月中旬的巡游。”组织者请格拉夫尽快启程，以便在维也纳提前确定巡游的所有细节：“若可，2月18日来议。”
今日要闻
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和米丽娅姆·萨克斯并非一对胆小怕事的夫妻。他们在施瓦宾生活多年，是当地艺术家酒吧、剧院和咖啡馆里的名人。可现在，他们几乎不敢上街了。有时他俩一大早起床，决心收拾行李去国外某处，但接下来算算账，数数钱，手头还是那么紧，最终意识到，靠这点钱是走不远的。昨天午后，他们听到楼梯上沉重的脚步声，有人一直爬到三楼，直奔他们而来。门铃响了，就是他们家，两个人站在门后听着，大气都不敢出。门仿佛随时会被砸碎。铃又响了，外面有人敲着门，压低了声音喊道：“格拉夫先生，格拉夫先生—电报！”
●在内卡河畔奥伯恩多夫的德国国家党选举活动上，发言人、符腾堡自由邦经济部部长莱因霍尔德·迈尔不得不出手自卫以反抗纳粹党成员的袭击，最后他轻伤脱险。
昨天电报来了。一时间，两人如释重负。希特勒掌权已经19天了，19天里，他们对冲锋队、别动队的恐惧与日俱增。在慕尼黑，暴徒并不像在柏林那样肆无忌惮，可社民党和人民党的老朋友们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接走了他们，他们遭遇了什么。然而，可怕的传言四起。
●约四十名共产党员在柏林-夏洛滕堡的华尔街袭击了两名纳粹党成员，那是1月30日汉斯·迈科夫斯基和约瑟夫·佐里茨被枪杀的地方。在穿过威尔默斯多夫到席勒街的追杀过程中，共产党的队伍开了三枪，其中一名纳粹党成员颈部中枪而亡。
2月1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