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院长，席林斯当然不能让辩论滑入私人口角。于是他试图再次突出这件事的核心。他强调说，自己只关心一个问题：他是否可以为两名成员牺牲整个学院。他相信，每位成员都必须基于其成员身份的事实，意识到自己在公众场合的言行举止所造成的后果。
瓦格纳还不到50岁，但早就是柏林市内抢眼的人物了。他属于社民党，为工会工作过，与布鲁诺·陶特一起在柏林布里茨规划了备受瞩目的马蹄形社区，后来作为城市规划委员聘任了米斯·范德罗厄、瓦尔特·格罗皮乌斯这些名声响当当的同事。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几乎所有生活领域都高度政治化了，城市规划也不例外。瓦格纳的项目，尤其是他为工人阶级建造的大型社区，被攻击为受到现代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侵蚀。他话音刚落，立即又有人发言，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前一年加入纳粹党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格斯纳。格斯纳没有用任何一个字来回应瓦格纳的论点，而是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格斯纳嘲讽地说，瓦格纳可不是学院选的，而是由鲁斯特的前任、社民党文化部部长格里梅钦定的成员。似乎瓦格纳低人一等，在被学院选出来的学院成员讨论时，他无权发言。
不清楚席林斯这些暗示性的表述是指什么，但显然，在他看来，加入学院后放弃《紧急呼吁！》这种决定性的政治表态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使这一难以成立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席林斯现在不再谈政治，转而说起了风度问题，他声称，珂勒惠支和曼的签名，违背了一种不可或缺的体面—毕竟，他们签署的呼吁书一定让鲁斯特部长觉得自己被公然侮辱成了野蛮人。
显然，多数人不想继续讨论下去，而是希望迅速而安静地了结此事。就在这时，第一个不是作家的人开口了，他是建筑师、城市规划委员马丁·瓦格纳。他以一种前所未闻的坚定态度争论说：这对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不公平。他们签字的呼吁书不犯法，他们只是行使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有宪法保障的，就像鲁斯特部长也是根据宪法宣誓就职的。席林斯根本就不应该答应鲁斯特负责两名成员的辞职。就算万不得已，席林斯也可以回应鲁斯特说：学院的全体会议将投票决定。瓦格纳最后说，会议结束前，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要继续留在一个能容忍这种事情的学院。
席林斯这样做不是在挽救讨论，而是让它彻底脱轨。在应该讨论危及学院生存和独立的粗暴政治攻击之时，退到风度问题上合适吗？马丁·瓦格纳忍不下去了。他先与格斯纳和席林斯在修辞上过了几招，然后提了一个问题，它定然会被理解为对院长的正面攻击：当席林斯建议珂勒惠支和曼辞职而不是为他们辩护时，难道不是体面更尽失？
然而，曼自愿辞职，席林斯已经达到了目的，他几乎连肩膀都没动一下：他只是不想让亨利希·曼在会上遭到尴尬的审讯，另外，曼还在院长办公室，当然做好了发言的准备。德布林随即要求，虽然曼已经辞职，还是要当众问一问他。但德布林的提请直接被会众驳回。
这是对席林斯公开的不信任表决。当学院成员受到一位政治家言辞蹊跷的攻击时，院长非但不挡在前面保护，反而逼他们主动辞职；不邀请亨利希·曼来参加审判他的会议，却要用可疑的风度问题来为自己辩护—这样的院长是领导学院的合适人选吗？
尽管如此，德布林还是跳起来发言，开始了针对席林斯行为的辩论—也就是第四幕。他同时抗议几件事：全体会议前没有与亨利希·曼谈话、席林斯关起门谈辞退的伎俩、50名学院成员中居然无人大声质疑席林斯的辞退程序的可怕事实。他要求文学系自己开会，决定曼的去留。
在这个情况很可能反转的爆炸性时刻，居然是一位作家出面帮了席林斯一把。戈特弗里德·贝恩说，瓦格纳正在用他的问题扭曲事实。唯一的问题是，席林斯是否采取了正确的行动来拯救学院—他做到了。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仿佛被当头一击。他认为亨利希·曼是一个信念绝对坚定、政治上警觉的共和国捍卫者，可曼却在为共和国的基本权利而战时退缩了。德布林感觉自己四面楚歌。歌德的一句话在他脑中闪过：“亨利希，你让我毛骨悚然。”
贝恩基本上没说什么新东西，只是重复了席林斯忠于上级的论点。但这足以打破马丁·瓦格纳的耐心。他无法谅解，一个机构的成员如此缺少正义感。他起身，宣布辞职，走向出口，摔门而去。
大约十分钟后，席林斯脸色苍白地回到会议室，亨利希·曼不见了。席林斯通知的事，让会议彻底成为多此一举的闹剧：曼放弃了文学系主任的职务，宣布退出，以免危及学院的生存。
然而—没人跟上去。只有瓦格纳一个人辞职示威了。再没有第二个人起身离开。路德维希·富尔达、阿尔弗雷德·德布林、莱昂哈德·弗兰克都义愤填膺，但他们把抗议忍到了几天后即将召开的文学系会议上。他们希望在此之前做足准备，与今天不在场的同事们一同决议。
接下来的第三幕最怪、最短。亨利希·曼在众人的沉默中进入会议室。莱昂哈德·弗兰克已按照约定，在楼下学院入口处与他简短谈过，提前通知他了。现在，席林斯立即走向曼，请他在讨论开始前与部门秘书勒尔克一起到他的院长办公室里说几句话。又是等待。
会议的结束词再次落到一位建筑师身上，他是学院的副院长汉斯·珀尔齐希。珀尔齐希和瓦格纳在所有专业问题上都看法相近。珀尔齐希是城市规划领域新客观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法兰克福、布雷斯劳和柏林建成了几座令人叫绝的建筑，并于今年年初接手管理柏林的艺术学校。他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清楚地知道，最近几年艺术问题如何被政治化了。尽管如此，珀尔齐希还是明确感谢席林斯院长没有在会上决议曼的成员资格。因为，珀尔齐希申明，学院只关注艺术，而不涉政治—因此在他看来，会议根本不可能为此投票。显然，珀尔齐希似乎也认为，学院的存亡比成员的基本权利更重要。
时间紧迫，富尔达、弗兰克和德布林商定：亨利希·曼一到学院大楼，弗兰克就拦住他，迫切请求他不要主动辞职。这样一来，席林斯就必须通过投票才能开除他。然而，投票的结果不可预测，如果确实是学院全体会议决定开除曼，其他人就有了宣布辞职以示抗议的理由—此事本来就应该有政治信号的效果和意义，这样就光明正大了。
现在还剩下的第五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发生在紧挨会议室的院长办公室里的绝望尾音。文学系的成员当然想知道，他们辞职的主任为什么还没开始战斗就放弃了。尤其是明确请求他坚守的德布林、弗兰克和富尔达，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亨利希·曼站起来，与所有人握手，也许是为了安慰他们，也许是为了道歉。但他给出的理由却出奇的单薄。曼说，规章中没有任何能把他踢出学院的合法理由，可他—此时他的话听起来简直就像论及体面问题的席林斯—不想让对手把学院内的一场夺位之争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不是他的风格。他不依赖职位。但对于其他人，比如勒尔克，学院的解散将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这些事情也需要考虑。
可席林斯已经无法阻止他一心想避免的事：会议中断了，文学系的秘书奥斯卡·勒尔克接下任务，追加电话通知亨利希·曼参会。因此，悲剧的第二幕是出人意料的停顿：等待被告。大厅里的骚动当然不会平息。在场的六位作家凑成小圈子，讨论如何攻击他们的院长。路德维希·富尔达尤其愤慨。他说，他一生都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审查制度，不想与一个因表达政治观点而开除成员的学院有任何关系，他要辞职。莱昂哈德·弗兰克和德布林也在斟酌离开学院的事。伊娜·赛德尔显然很紧张，她下不了决心该怎么办。贝恩和勒尔克反倒是有所保留。勒尔克的情况还掺杂着物质原因，他自认为是一个根本不掺和政治的作家，但作为系部的受薪秘书，辞职就会失去部分收入。
那么，哪怕席林斯漏洞百出，最终还是大获全胜？起码在一个点上，院长算错了。在对会议的保密性表决时，亨利希·曼不在场，严格说来他根本没参会，而是直接被席林斯带去了院长办公室。因此，他不必受制于普遍的封口要求，可以向媒体通报他离开学院的消息。虽然会议到夜里快11点才结束，但报纸次日就详详细细地报道了整个事件。对于亨利希·曼的辞职，自由派报纸深表惋惜，民族主义倾向的报纸则欢呼雀跃。但所有文章都表明，希特勒上台16天后，纳粹党的政治家是多么肆无忌惮地践踏基本权利的。
难以置信。席林斯不给亨利希·曼任何表态的机会，就决定开除他。这种让人无法接受的卑劣手段，正常情况下会让席林斯在学院威信扫地。为了给自己辩解，也为了强调情况的严重性，他立即向集会者提出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的备选方案：要么亨利希·曼离开学院，要么他席林斯辞职。
这些文章当然立即惊动了未能参加会议的文学系成员。德布林宣布后续会议将于2月20日星期一举行。在此期间，外界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尤其是系部秘书勒尔克受到了各种问题的狂轰滥炸。但可想而知，他目前状态很糟。近几年政治的两极化让他战战兢兢。他是一个需要和谐的人，喜欢把自己埋在艺术问题里。让他处理任何一种日常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他都认为是无耻的苛求。
剧作家路德维希·富尔达跳了出来，支持贝恩—他再次追问，亨利希·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席林斯不得不承认，目前待在柏林的学院成员中，唯有曼没收到会议邀请。
20年前的1913年，他取得了自己在文学上最大的胜利：克莱斯特文学奖。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很欣赏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和构思精巧的散文。但他在读者中并不成功，他的版税收入很低，不可能以此过活。因此，当S.菲舍尔出版社为他提供了一份编辑的工作，当学院请他当系部秘书时，他立即抓住了机会。两份工作共同为他提供了丰厚的收入，并让他成为文学界的重要角色。三年前，他才与女友和一个共同的朋友一起在柏林北部的弗罗瑙建了一栋房子，这里环境迷人，有宽阔的花园、小型艺术收藏室和一个女管家。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得到认同的满足感，但同时也在折磨着他，因为他发现，赚钱的工作把他的写作时间压缩得越来越少。
简短开场白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荒诞的五幕悲剧。第一幕展现了一位被迫防御、寻找借口的院长。戈特弗里德·贝恩此时四处张望，却没有在会议室里看到亨利希·曼。他提出两个一目了然的问题：曼是否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如果要责难签名的事儿，鲁斯特部长为什么只威胁解散文学系，却不打算动珂勒惠支所属的美术系？席林斯避而不谈第一个问题，只对第二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不是很有说服力的答复：身为文学系主任，亨利希·曼在学院里身份特殊。
学院里的争论真的让他陷入了恐慌。他担心会失去秘书的岗位，感到自己因夹在右翼和左翼的恐怖分子之间而心力交瘁—他根本不能正大光明地表达。他鄙视阿尔贝特·格斯纳等纳粹党成员，但德布林或莱昂哈德·弗兰克这类人也让他吃不消，他觉得他们好斗、不合作、爱出风头。他怀疑，就是德布林和弗兰克这两个在文学上比他成功得多的人，在学院会议后向媒体通风报信—虽然有些文章明确提到消息来源是亨利希·曼。
席林斯一进门就让人感觉气势汹汹。他把自己与鲁斯特部长的谈话以及后者对学院的威胁告知了参会者。席林斯希望尽可能静悄悄地解决此事，因此会议的保密性对他来说特别重要。要讨论的东西丝毫也不能泄露出去—包括他在此事中的角色。因此，在简短的介绍之后，他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宣誓保密。然后他解释说，亨利希·曼和珂勒惠支在《紧急呼吁！》上的签名不符合他们学院成员的身份，他还补充说，珂勒惠支在此期间意识到了这一点，傍晚时已经提出辞职。现在还需对亨利希·曼在学院的去留做个决定。
勒尔克不堪其苦。他觉得现在自己应付不了被卷入其中的冲突。托马斯·曼告诉他自己已经从纪念瓦格纳的巡回演讲中回来了，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哥哥辞职的情况，于是他回了一封混乱的信。在勒尔克看来，破坏言论自由的不是部长鲁斯特，而是《紧急呼吁！》，它指责所有不听从呼吁的人内心既懦弱，又野蛮。在他眼里，这就是恐怖。
席林斯发了电报，召集所有能联系上的学院成员参加特别会议—只有一个人例外。柏林的气动邮递网络非常发达，几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知到城内的每个人。会议将在当晚8点开始。不可思议的紧迫时限就足以表明，要讨论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因此，50位先生和一位女士（即文学系成员伊娜·赛德尔），冒着冬夜的风雨赶到巴黎广场，穿过学院装饰有立柱的侧门，聚集在大会议室里。
此外，其他系部成员表达怀疑的信件也大多送到了勒尔克这里。德布林申请召开的作家会议意义何在？计划抗议鲁斯特吗？这样的抗议难道不会让文学系或学院再次陷入被解散的危险吗？这将毫无意义。毕竟，亨利希·曼公开辞职，就是为了避免受到解散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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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两名未出席会议的成员决心承担严肃的后果：阿尔方斯·帕凯和里卡尔达·胡赫。帕凯是约瑟夫·罗特的同事，他也主要为《法兰克福日报》撰稿，曾作为通讯记者驻扎在斯德哥尔摩，1918年还在莫斯科写过关于俄国革命的报道。他最大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剧本和游记。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与哈里·凯斯勒伯爵、亨利希·曼一样，战后一直在宣传一个和谐、和平的欧洲的愿景。在时下这场争论中，他的论点非常简单：作家所属的学院最重要的目的是捍卫文学和作家的自由—包括政治方面。对于亨利希·曼的被迫辞职，如果所有作家一起抗议，他就加入；如果没有集体抗议，他就独自辞职。
她现在65岁，是全世界敬仰的艺术家，但与席林斯的冲突她实在消受不起。席林斯转达了部长的威胁，并明确告诉她，一旦被学院开除，她将立即失去进入大师工作室的资格。多年来，她不仅在那里教书，也在那里工作—目前有一个她很看重的大型陶土团队。对她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再没有什么其他合适的地方能让她做雕塑。席林斯提出，如果她自愿退出学院，就可以在10月1日之前全薪任教，还可以继续使用工作室。她很快做出了决定。凯绥·珂勒惠支从没把地位放在眼里，不论是教授头衔，还是学院的成员资格，最后她让步了，宣布辞职。
里卡尔达·胡赫，1934年
回到学院办公室，马克斯·冯·席林斯首先叫来了凯绥·珂勒惠支。1919年，她成为普鲁士学院一百多年来接纳的第一位女性成员。作为版画家和雕塑家，她天赋超群，在欧洲和美国享有盛誉，以至于学院固执的先生们无法再对她视而不见。但与一口柏林腔、喜欢以画家王子的身份出场、住在巴黎广场和万湖的两栋别墅里的马克斯·利伯曼不同，凯绥·珂勒惠支生活清简，住在柏林最贫穷的一个工人社区普伦茨劳贝格。对她来说，承担社会责任永远比获取账务自由更重要。虽然她不属于任何政党，但她对左翼思想及组织的认同不容置疑。
里卡尔达·胡赫持相似看法，也许更深入，触及根本。她相信，作家的工作需要一种与国家机构的成员身份不相容的、彻底的独立性。当时只是因为托马斯·曼好话说尽，她才同意加入学院。她是德国文学界无可争议的伟大的老夫人，同时也是国内最重要的文学学者和历史学家之一。年近古稀的她虽然给人一种稳重的中产阶级印象，但她一如既往是个倔强、好斗的女人。18岁时，她与姐姐的丈夫相爱了。她之所以追求文学和学术事业，是为了与她的家庭保持距离。她与姐夫的婚外情持续超过25年，其间她与另一个男人的婚姻也失败了，后来他们终于结了婚，又在三年后彻底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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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面，里卡尔达·胡赫也从不墨守成规。她写过感伤的中篇和长篇小说——洋洋洒洒的德国历史研究或是浪漫派生活及艺术的精彩著作，也写过侦探小说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或意大利自由战士加里波第的传记。她绝对不是循规蹈矩的沙龙作家。
如果席林斯在从文化部到巴黎广场学院大楼的路上花一点时间，从报摊上买一份《德意志文化守卫》，就能读到汉斯·约斯特的一篇短文。这份杂志是纳粹党首席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所领导的德意志文化战斗联盟的喉舌。该联盟是右翼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组织，他们喜欢针对犹太人发表仇恨言论，或因所谓的“反种族主义文化圈”和“此在的污化和奴化”感到愤怒。最近几天，约斯特与文化部部长鲁斯特谈过几次话，内容是任命约斯特为普鲁士国家剧院首席编剧的事。约斯特反应很快，马上就在文章中提到了两天前鲁斯特在大学里对普鲁士学院的作家们暗示的威胁，还指名道姓地说：“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凯勒曼、富尔达、德布林、弗里茨·冯·翁鲁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反动作家，绝无资格以官方身份触碰德意志概念的诗。我们建议解散这个已经彻底过气腐朽的团体，并根据民族的、真正的德意志观点重新组建。”
相反，她欣赏那些坚持自己信念的人，那些吓不退的反叛者。即使是纳粹党掌权后的现在，她依然不为所动。她给勒尔克写信说，她认为亨利希·曼主动辞职不对。等一等就好了，倒是要看看，鲁斯特是否真有胆量解散文学系。她宣布，一旦确切了解到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是怎么被逼走的，她就立刻退出学院。并不是因为她认为《紧急呼吁！》正确，而是因为，身为作家的她，不能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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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正中为马克斯·冯·席林斯（光头），赫尔曼·戈林站在他身后
布莱希特的《措施》1月28日在爱尔福特帝国剧院的首演中断后，帝国法院今天启动了对相关人员的刑事诉讼。他们被指控煽动叛国。该剧再次被指称“以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表现了引发全球革命的阶级斗争”。
可席林斯居然根本没想过为其学院的两名成员辩护。与许多觉得自己过去受了亏待或是输给犹太对手的人一样，他对新的反犹当权者颇有好感。在他眼里，只要投身于社民党和共产党的人民阵线，就是一种政治挑衅。席林斯只打算保护学院这个机构。他宣称，如果鲁斯特真的动手解散，他就立即辞职。辞职会闹得满城风雨，而且必须得到普鲁士国务大臣的批准，这样就会把鲁斯特的内阁领导弗朗茨·冯·巴本卷进来。但除此之外，席林斯接受了鲁斯特对珂勒惠支和曼的谴责，声称将负责他们的辞职，然后匆匆返回了学院。
晚上，在希尔德斯海姆的市立剧院，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演出被打断。一群观众向舞台扔臭鸡蛋和苹果，一个年轻人跳上乐池护栏，企图在喧嚣中演讲。被请来支援的警察逮捕了20人，并将他们带离剧院。该市纳粹党在《希尔德斯海姆观察家》上发文要求停演该剧。
当然，讨论如此细微的区别，像鲁斯特这种纳粹部长能不能听进去不好说。但鲁斯特也下了赌注。倘若在文化部上任仅仅十天，只因为两名成员在竞选期间的一份政治呼吁书上签了字，他就要关闭有着悠久传统、享有盛誉的普鲁士艺术学院，随之而来的风险将难以估量。这个决定势必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连他自己也可能会被赶下台。
今日要闻
席林斯没有被这个虚张声势的最后通牒唬住。毕竟，珂勒惠支和曼不是作为学院成员，而是作为拥有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的公民签署了《紧急呼吁！》。他们是国际知名艺术家，而不是有义务保持政治中立的学院雇员。
●南德意志广播电台转播了希特勒在斯图加特市政厅的演讲。21点17分，广播中断，无法恢复。原因是四个人用斧头切断了入口处的传输电缆。警方立即逮捕了许多人。但肇事者不在其中。
对于从帝国遗留下来的学院规章的积弊，以前马克斯·利伯曼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遮掩过去，现在这些规章却显现出强劲的破坏力。学院无法真正自主，其章程赋予了在职部长过多的权力。鲁斯特要求辞退或开除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而且要求立即执行，否则他就彻底解散学院或至少是文学系。
●广播局副局长瓦尔特·康拉德被免职。据传，电台今后将听命于纳粹党宣传部领导约瑟夫·戈培尔。
三个月前，席林斯从马克斯·利伯曼手中接过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之职。他算是精明的谈判者，但对自己的新职务还没什么经验。鲁斯特在部里当着他的面批评学院时，他几乎一声没吭。凯绥·珂勒惠支和亨利希·曼在广告柱上的《紧急呼吁！》海报上签名，要求社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和反野蛮的统一战线，这让鲁斯特勃然大怒。鲁斯特认为，这也是对他这个纳粹人士的直接攻击。他硬是说，身为学监的他是学院的主管领导，却被学院成员诋毁为野蛮人。
●普鲁士发生了大规模人事变动，斯德丁、布雷斯劳、多特蒙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汉诺威、哈雷、魏森费尔斯、哈尔堡-威廉斯堡、科布伦茨、奥伯豪森及波鸿等地属于社民党或中央党的警察局局长，被属于或亲近新执政党的官员取代。在柏林，纳粹党的国会议员马格努斯·冯·莱韦措被任命为警察局局长。若干县长和县议员同样遭到撤换。
然而席林斯已经今非昔比了，他感到精疲力竭，身体不适。作为作曲家，他曾希望能追随伟大的榜样理查德·瓦格纳的足迹，却从未实现过理想。多年来，他没有任何新作取得过成功，有时候他认为自己知道失败的原因：犹太人主导的音乐界不给他机会，不让他这个雅利安人、重视德意志音乐的代表展现才能。1931年，他的新歌剧《吹笛者之日》反响平平，对此他写道：“批评家先生们毁掉这部作品也不足为奇，对他们来说，任何源于心灵和情感活动的音乐都是可怕的。一部信奉德意志灵魂、德意志祖国甚至‘艺术严肃性’的剧—如瓦格纳展示给我们的那种可能，终究要遭受践踏。”
●英国《泰晤士报》称，普鲁士内政部正计划武装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团等右翼政治组织以辅助警方。赫尔曼·戈林对此进行辟谣。
马克斯·冯·席林斯被普鲁士临时文化部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传唤到部里。席林斯对这种传票并不陌生。20年代中期，当他还是柏林国立歌剧院总监时，就与当时的文化部部长、无党派的自由主义者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就钱的问题激烈争吵过。席林斯当时声称，“这年头不亏损的剧院简直就是乌托邦”。可柏林国立歌剧院的预算毕竟透支得太厉害，于是贝克尔没有通知就解雇了他。即使这样也吓不退席林斯，他对自己被解雇一事提起诉讼，并达成了和解。
●在多特蒙德，一名共产党员背后中刀而死，一名冲锋队队员遭五枪枪击，受重伤。
2月15日，星期三
●在波鸿和西里西亚地区洛伊特曼斯多夫的政治冲突中，共四名纳粹党成员被杀，三名成员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