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他那里多次，他的店——领航盲人按摩——在临街二楼，电梯里的“2”字旁边粘贴了一个凸起的小胶块，方便师傅们触摸。理疗室旁边是厨房，除了开火做饭的时刻，所有厨具碗筷收拢在柜子里，台面上完全是空的。细铁丝拉了一块布，挡住碗碟。拉开来看，有三格，从上到下，碗碟依次从大到小，一点不乱，这收纳习惯比我利索。他的每一件东西使用完都必须放回原位，否则时间长了会找不到。他放过的东西，别人不能动，动了也就找不到了。一次性纸杯放在茶几下方，扫地的笤帚簸箕靠在南屋角落，给客人扎头的皮筋待在桌面小盒子里，晾干的床单立即四角对折再对折，叠放进消毒柜的第二层。我第一次来他店里就注意到，他取床单、转身、抖床单、铺床单的动作非常流畅，没有迟疑和抚摸。此刻，不看他的眼睛，你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盲人。
在很多事上，他都需要比我们正常人多做几遍。我惊讶于他店里卫生间的整洁程度，死角里也没有污渍和水渍。“很简单，你们普通人打扫房间如果需要三十分钟，那我就花九十分钟。”他用抹布一点一点擦卫生间地板，因为眼睛看不见，不确定哪里脏哪里不脏，他每个角落都擦一遍，不想让客人觉得这里环境不好。
他跟我说了好几次，他特别想念摸读盲文书的感觉。我说你每天都在听书啊，为什么还想摸书？他说，那太不一样了。听书，好像是怀里被人塞了一堆东西。而摸书，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那感觉太美妙了。
杜斌给我演示手机如何为他读新闻读书籍。语速飞快，我根本听不懂。三倍速是他平时听东西的正常速度。他用的是苹果手机，他也嫌贵换过别的品牌，可是其他品牌对视障人群的考虑没那么周到。“太感谢乔布斯的公司了，为盲人做的软件特别方便，界面操作步骤简单，一下子就学会。”他听乔布斯的传记，对乔布斯的喜欢又多了些。我们明眼人读书可以写笔记加深记忆，但他不方便记录，就多听几遍，给朋友们复述传记里的细节。
杜斌说话就是这样，突然文雅。他指出我的问题是“后纵韧带特别窄以及梨状肌痉挛”。他说他家技术最好的师傅从不刁难老板和顾客，从不“恃宠而骄”。他说现在的孩子过年时只抱着手机，“信息体太单一”，只从视觉来。他天生失明，小时候滚铁环、放鞭炮……还记得那些冰凉的触觉、铁丝摩擦铁环的脆声、爆炸的听觉以及空气中烟火的味道。他说他想看诗情画意的盲文书，要能大声读出来，音韵好听那种，不要什么养殖技术按摩技术。那些盲文书读出声来也不好听，太无趣了。
他还记得童年在盲校第一次摸到盲文书时指肚那种细微的感觉。那些小小的凸点和指尖碰触之后，立即变成了一个个的声音，还带着声调，马上就可以兴奋地读出来。离开盲校之后，很少再遇到盲文书，获取知识的渠道只能靠听。盲人听力都比普通人敏锐，杜斌的一个同学听力好到可怕。别的同学习惯拿手杖敲马路判断路况，这个同学不用手杖，他口里不停地打嘣儿，通过回音判断路面起伏，就像蝙蝠。在公交站台，唯独他能听清发动机声音的差异，车还没停稳，他就招呼大家：“听这声儿是177路，上吧，准没错。”
我带他走到视障阅览室，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个问题，仅凭盲人自己，根本无法挑选架上的盲文书。因为书脊梁上印制的标题是普通文字，而非凸起的盲文。同样，书的封面封底也都是普通文字。
杜斌说自己切土豆丝儿切得可好了，母亲老怕他切着手，不让他切。他家里有拆迁款，经济上不紧张。母亲觉得他经营店铺太累，劝他做点别的，或者歇着也行。他的哥哥身体健康，就不像他那么忙碌。杜斌说自己不能像哥哥那样，如果不忙碌起来，只是靠家产为生，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给杜斌一个挨一个地念出声，他说“停”，我就取给他看。
我和杜斌是前年认识的。他开了一家盲人按摩店，他的手法细腻准确，落手处恰是我的痛点。听说我是教文学的，他聊起毕飞宇的《推拿》。他曾把这本小说推荐给盲人朋友们，他们有个小小的读书团体，聚在一起讨论。有的盲人说毕飞宇写的盲人世界不完全准确。但杜斌说：“我们不能那样苛求作家，毕飞宇已经写得很细腻了。他是个明眼人，他能把我们盲人的感受还原百分之八九十，很了不起。我读了好几遍，真是感动。”他又跟我聊曾国藩，聊军统三剑客的日记，也聊澎湃新闻，他的观点清晰。从不在任何地方办理疗卡的我，立即办了一张。
他最想摸的是世界触觉地图。一个个国家，以前只是新闻里听见的名字，现在第一次在他的手底下形成了距离，落实了形状。领土面积大的国家很容易摸清楚，小国家就很不方便了。几个小国家拥挤在一起，而盲文字母太大，无法在国家内部做标注，只能用“1、2、3、4”的脚注依次在页面下方解释。就连我都要费力气寻找，才能一一对应，单凭他自己完全不可能辨识清楚。我迟疑着，要不要介意男女之别，要不要捉着他的手带他依次抚摸脚注和内容的对应关系。我这样做了，但他还是摸不清楚。我们只能放弃。
“面向我们的大门，左侧是你刚刚看到的红色，你闻到咖啡味儿了吗？你的右手是咖啡店。好，就是这样，你闻到咖啡味儿，就上两级台阶，往前走几步，又是两级，然后是玻璃门，推开，迎面来的是五颜六色的光，对吧？这是那个饭馆的花灯花饰和花树，别进去，右转，你又闻到咖啡味儿了吧，不要进咖啡店，然后左转，走五十米，摸，摸到电动扶梯，咱们一起下去。”
到“经度纬度”那一页，他摸得尤其久。他已经迷惑了三十年，究竟什么叫做“东经西经南纬北纬”。他完全无法想象：一个圆圆的地球上有这么多条线，那它们究竟是怎么交叉的？一团乱麻。现在这些线条全都凸起，在他的指肚里形成压痕，这些线条和从前脑子里的那些词汇连接起来，哦，原来如此。可是他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我让他的右手攥成太阳，左手攥成地球。然后我捉着他的手在空中移动，告诉他，春分和秋分，太阳怎样折返，四季为什么交替。他慢慢地明白了。
这里就是图书馆的地面入口，可是对他来说，走到地下室并不容易。
这一天，整个盲文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个读者，他自己找了一本《世界通史》，想读出声就可以读出声。他左手食指压住本行字母最左端，大概是在确定行距，右手食指匀速移动，即将移动到下一行时，左手食指挪到下一行左端，压住。右手食指迅速与左手食指碰一下，完成交接，确定无误没有串行，继续摸读：“银河系又只是宇宙几百万个星球中的一个，本书将在以后的章节中回溯人类的经历……最早的生命，即原生的单细胞生物。尽管人们历来认为这种原始生命与非生物有着实质的区别，但现在的科学家们，已不再接受这种，把生物和非生物截然分开的观点……”
杜斌站在“钟楼南”公交站台等我，我一叫他名字，他就准确地向我的方向走过来，步子大而稳，并不需要手杖。我拉着他的衣服角，跟他说：“咱们现在是在往南走，差不多一百米就到了。你能看到这个饭馆的大招牌吗？附近只有这家的招牌是大红的，还有几盏花灯笼。我们图书馆就紧挨着这个饭馆。”他有一点模糊的光感，他说：“是的是的，走到这个饭馆跟前能有红色的感觉，比较明显，下次我就知道怎么走了。”
就像他说的一样，这样的文字朗朗上口。浩渺的银河系和微末的单细胞生物，变成锥刺的凸点，被他一挪一挪地触摸，再转化成声音从他的口中走出来，我举着手机帮他录视频，突然有点难过。他的微信头像是在青岛照的，记录的是他难忘的一次体验——他背对镜头，面朝大海，海水漫过了他的小腿肚。他看不见大海，但是舍不得走，在水里站了好久。
潘月问我阅读器的厂家和品牌，她想买。我说采购价格是一万多元，她说那算了。她手头有一笔遗产，但那是母亲的辛苦钱。她要用自己赚的钱来买视障阅读器，而她的“巴学园”开张不久，得再等等。
我总觉得，他心里的大海，比我看见的更壮阔。
她急速对我说：“政府部门一定要多宣传！不仅仅在图书馆宣传，要通过别的渠道让更多盲人知道这些服务。想象一下，有多少盲人都困在家里，根本不知道这儿的设备可以帮我们读书上网啊！”
潘月因为住处遥远，不再到馆借书。她请我向图书馆转达一个事儿：视障阅览室离前台比较远，盲人如果听完一本书想换另一本书，身边没人可以帮助。那天她就是这样，走出视障室，眼前走来走去的人影分不清哪个是工作人员，不好意思开口。她想了个办法，不知可不可行：图书馆能不能像医院那样，在视障室桌子上安一个按钮，连着闹铃。有需求的时候，按一下，前台就听见了。
这一天潘月特别激动。她不仅听了书，还在软件辅助下成功使用电脑上网。这些事她好久没做了。她没有盲人朋友，没上过盲人学校也不懂盲文。她是这几年才失明，周围熟人圈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眼睛不好。她强烈地想要听书想要上网，跟别人倾诉这些需求，别人帮她解决不了。这些愿望久久盘踞在她心里，今天就像是一个硬壳被撬开缝隙，释放了。
她还邀请我去她老家日照的海边玩耍，我没时间。几天后，她问我能不能帮她寻找能放大五十倍以上的阅读器，不需要像图书馆那款那么高级，不用念出声，只要放大功能就行。她身边的人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机器，她只有求助于我，语气显得非常抱歉。
我们开馆之后，潘月是第一个想要“听书”的读者。韩洋帮她找到《正面管教》的不同版本，问她要听哪一本。她高兴极了，说：“哪一本都行啊，只要能听就行！”她把图书放在一键式智能阅读器的下面，戴上配套耳机。
我在网站找到一款远近两用助视器，百倍放大功能，操作便捷，价格不到五千元。潘月还是觉得贵，但她听说一个好消息，某社区要举办残障人士公益活动，可能会售卖助视器，有价格折扣，还有一个星期试用期。后来她去了，那是治疗白化病的公益机构，志愿者给她手机上安装一个免费软件，也能放大字体助她读书。通过这个志愿者，她认识一些病友，了解到北京上海的临床实验消息，准备去做基因检测和药物志愿者，争取改善自己的视力。
除了特殊碟片之外，工作人员又把其他便携视障设备摆在桌子上给我看，市面价格加起来要好几十万。她询问我们的经费情况，推荐了最实用的几个：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我和宁馆一一记在采购清单里，希望这些设备将来真的有读者来用，不要闲置。
潘月还和我聊起孩子教育的事，乐乐成绩波动，她却不焦虑。因为，那半年放大镜陪伴下的绘本阅读，让乐乐直到现在都特别爱读书。她相信乐乐只要爱读书，将来会慢慢好起来。而她的这个观点，却是和家人朋友的最大分歧。“读书有什么用啊？补习班才有用！”周围的人总是这么跟她说。
半年前为视障阅览室做预算时，我和宁馆不太清楚盲人的具体需求，就去陕西省图书馆咨询。省图进门右转有一个带玻璃门的大房间，即视障阅览室。那里的盲人影院播放一种特殊碟片，在正常的对话和配乐之外还有一条声轨讲解银幕画面：“远方出现一只棕熊，树上有鸟儿飞来飞去，树荫下的小孩睡着了……”定期的电影沙龙中，几个固定的盲人读者很愿意来，把手杖放在一边，仰脸朝向银幕，沉浸在多条声轨交织的故事中。
潘月描绘的这类争执，我很熟悉。在碑林区图书馆里，我有几次见到家长阻止孩子看“闲书”，他们把书从孩子手里夺下来，说：“这些故事书有什么用？快去看作文书，去看数学书！”在街头书店，我也见过一个家长，大声嚷嚷着不让孩子读漫画，强迫孩子把四大名著抱回家。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小孩只有六七岁的样子。
和我聊天时，潘月将“听书”描述为对自己人生的重大改变。《窗边的小豆豆》让她头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巴学园”这样的学校，学生竟然可以带饭盒到学校去，比拼“山的味道”和“海的味道”。她想起童年在海滩上捕捉寄居蟹和水母的欢乐，而自己的孩子在城市中没办法这样撒欢。她想：那我可不可以建一个类似“巴学园”这样的地方？几个月后她找到合适的房子，招聘厨师和教师，办起托管班，想试着推行“正面管教”的理念，把从书里听到的理论实施起来。可惜她在手机App里听到的育儿书只是节选，趁着女儿做志愿者的机会，她到图书馆来看看有没有设备能够从头到尾地念出这些书。在前台引导下，她走进了我们的视障阅览室。
潘月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书籍可以怎样地改变人。有一个小孩，父母都在工地刮腻子，小孩刚来她的托管班时，午睡把床摇得山响，嘴里叽里咕噜个不停。父母说这个孩子“很难管教”。可是她记得《正面管教》里分析过，这类问题的源头不在孩子身上，而是父母不常和孩子言语沟通导致的。潘月就多和这个孩子聊天，有一天这个孩子乖乖入睡，醒来喊了她一声“妈妈”，又害羞地掩饰过去。潘月说：“《正面管教》就是这么有用。”
听说周围孩子在看绘本，她请邻居捎着买回来，借助放大镜尽力读给女儿听。半年后，放大镜下的字也变得模糊。她让丈夫给女儿读，丈夫更愿意搂着女儿玩手机。女儿在学校调皮，潘月想读些育儿书提高自己，报名付费音频课程，听到了《窗边的小豆豆》和《正面管教》。
杜斌后来也告诉我，自己去借一次书太不容易，委托我帮他买几本盲文小说。我在购书网站和问答网站里上下搜索，一无所获，不禁感到郁闷，耳聪目明的健全人都买不到这种特殊书籍，盲人又能到哪去买？
后来她因为家庭变故哭泣多日，眼中桌椅沙发的轮廓变得歪歪扭扭，几次为女儿冲奶粉时热水溢出瓶外，公交站牌字迹弯曲根本认不出来。眼疾恶化的速度很快，首先侵犯视杆细胞，接着侵犯视锥细胞，一个眼睛彻底失明。从此她的世界急剧缩小，困在家中不能上班。
我请书商帮我联系盲文出版社索要书单，挑了一本茨威格和一本契诃夫。等我拿到包裹，尺寸不对，小小的。触摸凸点的盲文书应该都是大厚本才对啊。我拆开包裹才发现，的确是盲文出版社，但这两本书只是把字成倍放大，专供高度近视人群阅读，不是杜斌想要的那种。
另一个医生安慰她说，没那么可怕，以后不会加重也不会失明。她宁愿相信后一个医生，她考进大学读设计专业，分外珍惜眼睛，喜爱观察事物的明暗与轮廓，素描是班里的第一名，在设计师岗位上很快成为团队领头人。仅仅是夜间不便没关系，她早已摸索出办法：往空中看，如果空中比较亮，那里对应的应该是路，她可以自己行走。
几个月后，我终于获得一份正确的“现行盲文”和“通用盲文”书单，念给杜斌听。我为他简要介绍书籍内容，他挑选了九种：《人类简史》《未来简史》《罗生门》《乡土中国》《麦田守望者》《查令十字街84号》《纸牌屋》《活着》《三体》。
十岁时，她在山东日照的小渔村里和伙伴捉迷藏，发现自己夜里看不太清，会摔倒。白天她测过视力，可以轻松辨识“E字表”底部的小字，但她却好几次在无意中踢翻邻居桌底的暖瓶。她确实看不见那个暖瓶，大人却不信，她觉得尴尬，后来干脆不解释。仪器检查之后，镇上医生告诉她，她得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症，夜盲和视野变窄只是最初的症状，二十岁后将越来越严重，直至失明。
我知道盲文书特别占地方。单个盲文占用面积是单个汉字的两三倍，盲文纸张厚度也是普通书籍的三五倍。纸张厚，才能保证凸点足够高，易被辨识且不易磨损。还有，盲文书的正反面字迹必须错开行，不能重叠，否则无法雕刻。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很费纸张。碑林区图书馆的盲文《三国演义》是16开，八册，每册有五六厘米厚，放在架子上足有半米宽。
她还记得自己从前做家装设计师时在电脑前绘制的手稿，那些线条工整干净，边缘清晰，当时并不觉得多么稀罕，如今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图景。她渴望自己的视野里还能出现细细的线条，哪怕只有片刻。
但我低估了盲文书的重量，杜斌订购的九种书装满两个巨大的纸箱，大概三五十斤，我搬不动，找了人帮助，送到他的按摩店去。他连忙放下手中锅铲，从厨房出来，拆开纸箱，抱起《查令十字街84号》开始摸读：“纽约市东九十五大街14号，1949年10月5日。马克斯与科恩书店，英国，伦敦中西二区，查令十字街84号。”他问我，“开头就是一封信吗？我不懂，这是信封封面地址？”
潘月的眼睛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但她面对面认不出别人的脸，只能大致判断对方头发和面部的界限。买菜时，黄瓜芹菜和青椒在她的眼里是相似的绿色，难以分辨，枯叶烂疤得靠朋友提醒。做饭她摸索着做，看不清熟了没有，又不愿频繁去尝，于是开始留心其他感官的感觉。她的眼前一天天模糊，触觉和嗅觉却茁壮起来，锅里的蔬菜飘进鼻腔的味道是不同的，生的时候有点点发涩，熟起来就鲜甜，熟过头了是一种腻味。如今她站在灶旁可以闻出有几分生几分熟，出锅上桌，送进嘴里正好软硬适口。
他忽然返回柜台取出一块窄长的绿色塑料板，有两层，夹子一样开合。底层板完整无缺，上层板密密镂空，如同写字楼窗户。每个镂空的形状和大小相同，像骨刺，也像“王”字的外轮廓，伸出六个小棱角。他又拿来一柄金属锥，将一张广告招贴纸夹在绿色塑料板中央，开始在镂空处扎孔。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别人书写盲文，原来，六个小棱角的作用是为了固定孔位。扎孔这样危险，他却速度惊人，锥子像缝纫机针一般在纸上哒哒哒哒不停，从右往左，很快扎满一行，取下纸张，翻到反面，递给我，让我从左往右摸。我这才明白他刚才为什么从右往左，因为手指只能摸读凸起，不能摸读凹陷，我们要摸的是反面。
乐乐妈妈潘月告诉我，乐乐性格外向，只要动手动脚的事儿都喜欢参与。听朋友说这里有志愿者活动，潘月赶紧给孩子报名。可是丈夫并不支持这件事，认为可能对孩子没什么“用”。潘月坚持要来，尽管她们娘俩出门不容易，要换三次地铁，妈妈得靠女儿牵着才能找到我们的图书馆。
我摸到一排沉默的凸点。他说：“我写的是：收到杨老师的书很开心，句号，中间有个空格，你摸到那个空格了吗？”这张纸上已有好几行针孔，我问他写的什么。他说是歌词，今天听到一首动人的歌，顺手记在纸上。店里员工插话说杜总唱歌好听，杜斌笑：“还行吧。”这样的盲文歌词，他自制了厚厚一沓，闲来摸一摸背诵，去KTV就可以流畅地唱出来了。
乐乐八岁多，上三年级，是第二次来这里。早上的培训中，她学会了按照书脊上的索书号排序，现在她要做的工作是“整理上架”。她从移动还书拖车里捞出来几本书，轻声念着号码，绕着书架前后探看，脚尖踮起来，把书放到正确位置。过了会儿，她被拖车里的绘本吸引住了，忘了自己是“管理员”，倚着车看书，又把妈妈拉过来念给妈妈听。念完这本书，她走到阅览区，来回寻找忘戴口罩的读者，提醒他们戴上。她得意地跑到妈妈这里：“我刚一说，他们就戴了！”
他告诉我，他还有很多事想尝试。我送来的这几本书，他想读熟一些，读顺之后去喜马拉雅网站上播书给别人听。他也有点担心，像刚刚那本以寄件地址为开头的小说，读出声来会不会让读者迷惑。还有，有些括号内的文字不方便读，一旦磕绊了会不会让听众不舒服。他又不能像视力正常的人那样，一眼扫视到括号，提前做好准备。
假日里，馆里出现“小小志愿者”，都是小学生，红绶带从左肩垂到右腰，手掌翘翘地指向标识牌，请读者扫码测温。他们的表情努力靠近职场人，声音却藏不住脆嫩，被读者频频夸，就转头看向小伙伴，牙齿咬着嘴唇笑。
我离开时，他让我装一些他母亲自制的凉皮。一个大塑料袋里，微黄的面皮已经切成条，团在一起，有菜籽油的淡淡香气。他用另一个袋子帮我装了豆芽黄瓜和面筋，第三个袋子装上料汁。这么多，我大概要吃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