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锂离子电池管理系统》
《痘病毒学及痘苗病毒实验操作指南》
《Matlab在水资源优化与水库调度中的应用》
《细胞病理自动阅片关键技术》
《中国药用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图谱》
《电喷雾质谱分析法的原理及其在中药分析中的应用》
《粮食制品均衡营养产业化与FOP标签系统建设》
《某市法治建设2018年发展报告》
每本书名都得仔细看，如果一时疏忽采购了不符合规定的书籍，既不能上架也不能退货，白白浪费资金。比如下面这些“年历、地图、描红字帖”，按照公共图书馆采书条例，都不允许购买：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公开第三方评估》
《2018年年历》
面对陌生领域，我对照网上书评筛出经典书目和入门书目，舍弃过于窄小的论题，如：
《××县地图》
好了，现在我们量体裁衣，按需订货，通过书商联系知名出版社索要近年书单，叮嘱他们，要含有医学、法律和自然科学书籍。很快，我收到数百页文档。
《与唐伯虎一起写字（小学生描红字帖）》
……
还有些家伙照例藏在里面，题目颇为阔气，可以吓唬高校之外的人：
5. 少儿书借阅量超过全馆藏书一半。绘本最受欢迎，教育部推荐的阅读书目常常会被借空，建议增加一些复本。
《大数据时代下大学生道德教育探索》
4. 生活类书籍还需增加，这是老年读者刚需，如碑帖、摄影、食谱、养花、养生、乐器入门。
《新时代下高校舞蹈教育模式探索与实践》
3. 套装类图书缺漏不齐。比如《冰与火之歌》缺第1册，被书商告知断货。读者反映多次，意见很大。
几天之后我筛选出数千册，这远远不够。当我提出武侠、漫画、碑帖、摄影的需求时，没有出版社可以为我量身定做书单，我只能在私人交情里想办法。
2. 武侠类和漫画类呼声甚高，需要补充。
编书目费时间，前一年我只敢麻烦有限的几位师友。今年为了一份更好的书单，我想再多麻烦几个人，至少五十位吧。我在手机通讯录里寻找，挑几位精通专业的，再挑几位普通的爱书市民，还要兼顾高龄读者和年轻人。为了不占用朋友们太多时间，我只需要他们给我三项：书名、作者、出版社，其余数据例如ISBN号、定价、出版年份，太琐碎了，将来由我和小吕来做。
1. 医学、法律和自然科学书籍太少。
收到我邀请之后，朋友们全都欣然答应，少数几人迟疑：“你确信我的水平可以吗？我太荣幸了。”
小吕调出电脑数据，开馆至今，借阅比例之失调超出我此前预计。排在借阅次数前三百名的书籍，至少有二百五十种都是儿童书，尤其是漫画类。排在前列的其余几十种成人书籍也以小说为主。他又拿来前台手写登记的《读者意见册》，和我梳理现存问题：
我的邮箱会落满回信，我只需静静地等，五十位朋友的智慧即将汇聚在我们的书架上，开花散叶。
鉴于图书市场的起伏变化，选书方法很难提炼为统一标准和规范理论。而且这项技能无法速成，必须以足够的阅读量作为入门基础，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形成眼力。面对庞杂书目，嗅觉的灵敏绝非天生，它倚赖于个人长年阅读积淀、审美品位和对图书市场的持续关注。小吕说他想跟我学，其实我也并不具备教他的资格，只能带他一起摸索。
五月中旬，我们开始筹备图书馆的第一场文化讲座。头回弄讲座，我们手忙脚乱。馆里没有好看杯子招待客人，我去古道茶城借茶具。宁馆的主持词严肃正统，我得换成生活化语句。馆员做的海报，白底爬满黑字，过于肃穆。我托设计师朋友更换色彩，把讲座标题放大，竖版分行排列——“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再把人物衬在墨蓝底色上，拟了一条宣传语放在顶部：“盛夏的邀约——名家进碑图系列沙龙”。
我去找小吕商量，他答应得干脆，他正想学习如何挑书，如何甄别书的好坏。这对每个编目人员来说都十分重要，但是他参加过的图书馆上岗培训课里没有这一课，也不知道其他图书馆有没有。
做访谈沙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我的博导王尧曾经在苏州大学办过几年“小说家讲坛”。我在那读书时，莫言、余华、韩少功、贾平凹、毕飞宇……的身影都曾出现在阶梯教室里。莫言来的时候是个晚上，教室里人挤人，他高大的身板刚刚在门里闪现，学生站起来尖叫欢呼。毕飞宇在讲座结束后和我们在校园里走，晚霞里他的脸是逆光。我激动地跟他说：“您的《玉米》里的一些段落，我读起来好像牙齿间总有玉米汁液的味道。”
我并不能完全复制前一年的经验。这好比画油画，平铺第一层底，要用温和敦厚的颜色，第二层、第三层色彩则可以渐渐跃动。我馆已有前期基础，第二年采书得稍微换个思路，以近年出版的新书为主，且要突出特色。去年第一次购书，我凭主观推测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诉求，而建馆后与读者的交谈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人们兴趣差异之大让我感到自身的匮乏，编书目这件事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那时我们总有机会和崇拜的作家相聚，他们来一次，我们的心脏就剧烈跳动一阵儿。王尧先生当时四十多岁，每场都是他来主持，从不拿稿件，随时拿场上的新鲜事儿打趣，逗得台上台下笑。听着他们对谈，我们不知不觉往文学的树洞里钻得更深了一些。
选书确实是个难题，一个人的珍宝，对另个人来说也许是草芥。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选书的职位？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为公共图书馆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2021年度买书资金到位，宁馆再次把编书目之事委托给我，我未必能够胜任。
我也想在图书馆做类似的事，我挂职的时间还剩下三个多月，下个月省里应该会下发一部分资金，叫做“免费开放经费”，专门用于承办各类活动。有了钱，事儿就好办了。我大概可以通过“贞观”联系诗人陈年喜，说不定还能通过朋友联系诗人余秀华。就算这些都成功不了，还有王尧先生会帮我询问他的作家朋友，陕西师大的几位先生也一定会支持我。我打算列计划重读一些诗人和小说家的作品，在他们到来之前做好对话准备，主持时避免空洞言辞……这些沸腾的幻想在我脑袋里啵啵啵冒着气泡。
我读过这部小说，上世纪70年代，它曾作为地下手抄本在知青群体中秘密流传，后被列为禁书，作者入狱。1979年，这部长篇小说迎来平反，敞亮地登上《中国青年报》，每天四分之一个版面，日日连载，炙手可热。我能想象，印刷报纸的那一年，这位捐赠者正值壮年，大约刚刚从农村回到城市，激动地看到这部陪伴他知青岁月的秘密小说重获新生：“一辆蔚蓝色的海鸥牌小卧车，穿过繁华的前外大街，驶入了一条僻静的胡同……”他急切盼望着每天的连载，又细细把这些文字保存好，反复回味。可惜这样的剪贴册不能在公共图书馆上架，老人这么多纸箱子里，最终能留在馆内的书不到十分之一。
宁馆慌忙来找我，要去掉“系列”二字。她怕被这两字套牢了，万一今后没有其他名家到来，这两个字就成了虚假宣传，被上级抓住把柄批评怎么办。我让她别担心，我会想办法联系名人。我建议留着“系列”两字，年底汇总资料作为亮点上报。万一承办不了后续讲座，也没关系。“系列”二字不是正式文件，只是出现在一张海报里，上级不可能逮着不放，这又不是什么大是大非。宁馆勉强答应，但脸上还是担忧的神情。
七八个大纸箱子堆在编目办公室，小吕他们搬回来不容易。书比较破旧，大多是年代久远的通俗读物——《福尔摩斯探案集》我馆有更新更好版本，《计算机知识一百问》内容已过时，《怎样考清华》《怎样考北大》的书名颇具喜感，另有一本手工制作的剪贴册倒是留住我慢慢看了一会儿。看样子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做手工的这个人把将题目裁剪成条形，底色有汽车的剪影，又将含有作者“张扬”的那一行剪成三角形，特别贴在右侧。其余插图也单独依照轮廓剪下来，错开粘贴的位置。这么多年，边缘的胶水没有脱落，依旧服服帖帖地附着在纸册子上。
第二天，另一件事又诱发我和宁馆意见分歧。因为座位有限，馆内限制一百人报名预约讲座，很快就约满，后台不断收到留言：“能否加座？”“能否站着听讲座？”
宁馆打来电话，说有位读者捐赠了几大箱书籍，请我去甄别其中有哪些值得上架。读者是一位老人，主动提出捐赠。前几天，小吕和几个同事开车去他家，对方拉着小吕的手，颤抖着说：“碑林区一直都没有图书馆，你们真是给碑林区做了大好事啊！”老人因为书而这样激动，这让年轻的小吕有些动容。小吕以前不知道图书馆在一些老百姓心中有这么重的分量，也不知道自己的普通岗位竟然让群众这么信任。老人愿意把他所有的书都捐给我们，一本都不留。他说儿孙都不爱读书，这些书流通到公共区域才是最好的去处。
看到这样的留言，我很高兴，我拾柴生火，就怕火焰不旺，现在火焰熊熊燃烧，正合我意。我们还有五十个蒲团呢，搬过来坐在地上听讲座，围着多热闹。宁馆却非常紧张，她首先担心坐在地上不整齐，拍出宣传照会挨批评，接着担心坐椅子的人踢到蒲团上的人，发生口角场面大乱，搞不好要闹到派出所。
关于这个问题，教科书中答案类似，有三大传统功能：一是保留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二是宣传教育，三是满足和提升群众阅读需求，最大程度实现公益性和平等性……但这样抽象的答案也许难以改变省厅领导的想法，我希望我可以用实例做出证明。
我给宁馆分析：“这不是公务会议，不必那么整齐，照片里有坐有站热热闹闹反而好看。另外，积极报名的人一般不会因为蒲团的小事而争执，毕竟大家最关心的都是讲座本身。”
“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她仍旧不同意，她说出更深的忧虑：“你喜欢人多，我害怕人多。万一上级以疫情防控的理由处分我，我是法人，我需要担全责。”
这样的质疑不仅来自百米内的同侪，也来自更高层。省文旅厅刚刚上任的新领导之前不熟悉图书馆工作，他指出一个实际问题：“周一到周五，有些图书馆人比较少，说明这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作用可能没那么大，功能没那么重要。那么政府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和人力在这上面？”他希望负责公共文化服务的处长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处长来到我馆，问我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的西安已经很久没有新冠病例，公共场所不能超过二百人聚集的政策在一个月前解除。据我所知，陕西大剧院讲座预约二百人，实际到场三百人，平安无事。我郑重向宁馆表明：如果因为人数过多受到上级批评，我愿意替她担责。
宁馆遇到人就得解释，五百万并没有余裕，都是实打实的预算，样样必支：一百多万买书，一百多万房租物业，一百多万外包运营……可是她的解释防不住眼红，拦不住质疑：“图书馆有什么用？值得这样投入吗？”
讲座的前一天是周末，我休假在家，给宁馆打电话。我像以往一样说笑，让她别那么紧张。她还是很坚决：“不加座，严格按照预约人数进场。”
我馆2021年获拨资金在全局排名第一，五百万元，几倍于其他部门，此消息不仅让楼道里的同事啧啧不已，也传遍大院。这个局那个局都有人不服气，给上级提意见：“图书馆又不给政府创收，还花政府那么多钱？”
我能理解她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害怕风浪，但我又担心被拒绝在门外的读者会失望难堪。挂了电话，我思来想去，不愿强行命令她，我发了一条短信：“把蒲团摆上吧，相信我，不会有事的。”
宁馆最近来局里报账签字，同事们听说了风声，叫她“富婆”，她连连摆手：“哎呀呀再别胡说，都只看见钱多，没看见花钱地方多，我冤枉死了。”
她回复两个字：“不弄。”
批评也不是没有。有人说书太新了，他想找上个世纪出版的老书，找不到。有人说我们这里的书过于专业，名家名作高高在上，让人不敢靠近，他希望多一些通俗的励志类成功学和鸡汤类读物。反过来，也有读者说我们的书不够专业，他们需要医学类中的儿科妇科专业书，法律类中的刑法民法小册子。
这是我们成为上下级以来，她第一次强硬地回绝我。也许是我平常太随意，下属都不怕我。恩威并施里的“威”我始终学不会。我以私人感情跟她沟通，无法奏效，难道我要以文旅局的名义给图书馆发一张公函让图书馆“必须摆上蒲团”？这未免太滑稽了。可是，这么小的事我就是解决不了。
我的学生石腾腾问我：“你知不知道碑林区图书馆最出名的书是什么？”我不知道。她笑：“是《灌篮高手》。”顺手转发给我某点评网站链接，“出处在这里。”我这才关注到网络上的声音，少儿书得到好评最多：“快来啊，这里有好多立体书。”“相不相信，这是一座有全套《灌篮高手》的图书馆！”
星期天，我们提前来到馆里。小吕调试话筒、音响和投影仪，张小梅在前台检查健康码，韩洋在报告厅门口查验预约码。读者陆续进场，大概三五十人，暂时没什么意外状况。省厅的处长曾说自己也对这场讲座的话题很感兴趣，“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她想来听听大家怎么讨论。她说她会提前坐在观众中，不需要主持人介绍她的身份。但这一天，她没有来。
五十岁的谢永霞偏爱针灸类书籍。六十岁的王建民专门寻找“非典型”之作，如愿带走汪曾祺1940年代的现代派作品和民国时期林纾翻译的文言文小说。七十多岁的邓兴玉借的书全是同一类：碑帖。她对我说：“书法能有这么多种，而且都可好，各种样式把我简直……在这儿站着看，我都不知道弄啥。”她拎着一只帆布购物袋，挑了一大包，去办借书证的时候得知最多只能借四本。她选了又选，拿了两本小篆和两本楷书。
宁馆始终不笑。直到讲座开始前的十分钟，我拉着她站在南大街上等候演讲来宾时，她的眉头依然是皱的。
与读者交谈，我了解到他们各自的喜好。二十多岁的梁小锤喜欢文学和艺术，她说这座图书馆的选书风格有点像诚品书屋，好看的小说扎堆，电影史美术史的书籍质量也高。三十多岁的媒体人阿九和四十多岁的设计师柏航互不相识，但借走了同一套图书：《知日》。《知日》是一个系列，每一册集中讲述日本文化中的一个主题，比如猫、犬、茶道、花道、推理、手账、料理、森女、断舍离……书的定价比较贵，他们平时舍不得买。这套书出现在馆里让他们感到意外，图书馆选书也这么新潮。
我晃她：“高兴点啊，别让人家看见你这样。”
群众不了解，说明我们没有宣传到位。这是我工作失误，总以自己的经验来想象他者。碑林区有八个街办九十八个社区，我请宁馆印制一百多张海报，话语不要冗长要简练，点明地理位置、开馆时间、藏书种类、联系电话即可，其中“免费借阅”四字一定要大，用这四个字破除民众心理顾虑。我们将海报分发给各个社区，张贴在醒目位置。过了段时间，馆内客流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入口处屏幕上攀升。
她说：“我没法高兴，我怕今天出事儿，我把咱们这个片区派出所电话都提前存好了。”
他有些疑惑：“为什么会免费？”
嘉宾来了，我们一起走到地下室，报告厅外排着长队，报告厅内椅子坐满。读者在外面吵吵嚷嚷，嘉宾招手请读者进来，馆员拦着不允许读者进来，嘉宾的表情有些纳闷。
我说：“公共图书馆都是免费开放。”
我坐在与他对谈的椅子上，佯装平静，心里着急。我附耳对小吕说：“听我的，快去把蒲团取进来。”小吕快步出去，一直没有回来。应该是有人从中作梗，必须我出面了。
返回馆里，我见一个人在门口徘徊，盯着我们的门头仔细看。我问他怎么不进来，他担心这里按小时收费。
活动即将开始，我作为主持人却起身离开座位，读者困惑地看着我，也许他们从没见过秩序这么混乱的讲座现场。
他们问：“馆里的书卖不卖？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
手持蒲团的小吕果然被馆员拦在场外，我拉着他一起跑到儿童区多抱了几个蒲团，又请读者跟着我一起往报告厅里走。馆员一看是我领头，没敢阻拦。场外排队的人涌进来，后排过道瞬间站满，前排的人欢欢喜喜拎了蒲团插空坐下，脚丫子快挨着了讲台。一位母亲搂着小孩挤坐在最前面的蒲团上，很开心，像是要和嘉宾围坐在一个大炕上聊天。
我说：“欢迎你们来借阅。”
我们谈论了图书馆的三大传统功能，我又补充说，有人质疑，周一到周五读者人数较少，图书馆是否真的那么“有必要”？嘉宾说，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眼看嘉宾的航班时间迫近，台下还有很多举起的手。互动时间一再延长，直到所有提问的人都得到了回应。
这几天我深感自己和基层群众脱节。我原本以为，在这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市中心居民想必和我一样，早就知道图书馆是免费开放的。实地调查结果却出乎意料，许多老百姓不清楚图书馆是做什么的。我去了五家社区服务中心，遇到的人都没听说附近新开了图书馆。
宁馆始终没有坐，她站在最后一排，张望着我们。今日总算顺利，没有闹事，没有纷争，更不需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我看见她笑了几次，应该是放松了下来。
“‘免费借阅’，重点是这四个字，放大这四个字的字号。”我去社区走访了一圈，回来对宁馆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