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杰出子嗣的匮乏
外国女子对慈禧太后的描述则绚烂多彩，她们认为太后作为个人和女性统治者都着实令人惊艳，即便她们理想的政权体制是民主制。慈禧太后比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位女性更有权力，我的故事也将以她收尾，而非清朝末帝溥仪，因为他在清朝灭亡时还太年轻，尚未大婚。慈禧太后与隆裕皇后之后再没有像她们那样突出的皇室女性，尽管后来一些太妃在溥仪年龄适当时为其匹配了主妻及妃嫔，就像所有之前的皇帝一样，甚至还赐予她们前朝的头衔。那时，一夫多妻制距离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法律禁止只有几年的时间了。41溥仪没有孩子。
纵观宋以降的王朝，清朝皇后的地位有何独特之处？曾经统治中原的游牧及半游牧民族的精英阶层女性比汉族女性享有更多的军事及政治权利。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能会认为女性在清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她们在北魏、辽和元朝时那样。然而，除了布木布泰和慈禧太后，清朝的皇室女子几乎没有谁让人印象深刻。清朝延续了明朝便已开始的削弱皇后权势的趋势，不过做法更为缓和、精妙。例如，明朝因为皇后没有生子而被废黜有五次之多，而清朝只有一位皇帝废黜了皇后，另一位皇帝则只是将皇后拒而远之。明朝不断有包括保姆在内的卑微女性侵夺皇后的威仪及权力，清朝则对此类女性严加控制。清朝的后妃出身名门，社会地位高于明朝的后妃，她们多数来自蒙古贵族和为人尊敬的旗人家庭。清朝还允许外戚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另一方面，16%的后妃则是从宫女做起，有两人还成了皇后和继承人的生母，其中一位在死后被追封为皇后，另一位则是清朝唯一生育了继承人的皇后。42这两位皇后和其他一些妃嫔出身上三旗包衣家庭，并经过了严格筛选。来自奴仆阶层的她们并未因为出身低贱而受到歧视，不像歌妓汉后赵飞燕抑或宋朝出身乐籍的刘、杨两位皇后那样——正史还将她们的出身抹去，亦与明朝两位保姆万贵妃及客氏有所不同。43
蔡东藩生活的年代已经有传言透露光绪帝死于谋杀。一则逸闻中，光绪帝听闻慈禧太后生病非常高兴，太后因此震怒，并发誓“不会死在他前面”。她召集大臣秘密会议，几天后，光绪帝驾崩。濮兰德与贝克豪在一个脚注中提及光绪帝的被谋杀：“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光绪帝是被枕头闷死的，是老佛爷的命令。”德莫朗则写道，慈禧太后命宦官勒死光绪帝。其他人却说光绪帝是被毒死的，正如上文所述，最近对光绪帝尸骨的检验印证了这一说法，因为其骨殖中的砷含量很高。至于慈禧太后之死，濮兰德与贝克豪错误地认为是袁世凯将她枪毙，还说她的临终遗言是“不要再让另一个女人执掌国家大权”。蔡东藩的小说也几乎以相同的话收尾。小说中，慈禧太后临死前终于意识到女子不应该尝试统治中国。40
皇后权势的削弱
蔡东藩的《慈禧太后演义》读起来如史书一般，对晚清事件可谓叙写甚详。但纵观全书，作者掺入了幻想的成分，从第一回慈禧太后为本家叶赫那拉氏报仇而降生便是如此。蔡东藩的小说称，努尔哈赤在清朝建国之前屠戮过叶赫一族，慈禧太后的一位先祖发誓要铲除努尔哈赤的爱新觉罗氏，后来清朝诏令禁止叶赫那拉氏的女子嫁给皇族（第1回）。但到了慈禧太后时，这一规矩已被遗忘。事实上，这条规矩并不存在，叶赫那拉氏的女子常常嫁入皇族。蔡东藩继续讲述，年轻的慈禧做过一个梦，梦中她被称为“将来的国母”。这个梦让她觉得，如果汉朝赵飞燕那样的女子都可以从奴仆变为皇后，她自己为什么不可以（第3回）？她被选为妃子之后，皇帝着迷于缠足的汉人女子，从而冷落了“兰儿”，她则尽力讨好皇后，希图能够亲近皇上。一天，皇帝终于传她侍寝，她便赤身穿上一领袍子，由宦官将其送至皇帝寝宫，之后她便爬上了皇帝的龙床（第4回）。兰儿产下两位公主，但因为不是皇子，所以她非常沮丧，甚至置第一位公主于不顾，致使其死去。最终，她生下皇子，这使得她与皇帝更为亲近，可是他已爱上了一名缠足的汉人女子。然而，只要有麻烦，皇帝便会寻求慈禧的意见，并开始让她掌管宫中政事。其他章节中，德龄教导慈禧太后西方科学技术与治理方式，促使她实行革新（第33—34回）；卡尔为慈禧太后作画（第36—37回）；悲惨绝望又一蹶不振的皇帝徒然恳请慈禧太后饶过受到斥责的珍妃。整部小说中，慈禧太后都欢欣雀跃，充满生命力。
清朝对于皇后权势的削弱最明显地体现在继承者的选择和生子问题上。皇后与妃嫔在选择继承者问题上似乎都没有起到重要作用。皇帝负责选择继承人，女性有可能在幕后施加了一定影响，不过我们无从得知。由于满人并不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生下长子未必会像过去朝代那样带来特权。尽管生育继承人的皇后的确很少见，但清朝以前的理想状态都是由皇后产下嫡长子，嫡长子成为继承人。在明朝，尽管只有两位皇帝的生母是皇后，但有六位皇后产下了太子，只不过四位太子在继位之前便夭折了。十五位明朝皇帝中有十一位是皇长子。清朝唯一生育继承人的皇后只是碰巧如此，而非实现了理想状态。清朝没有皇帝是皇长子，乾隆朝时，大臣们曾试图劝皇帝立皇长子为继承人。但乾隆帝拒不采纳，并追溯上古尧舜之君，说他们重能力，而非出生先后。44另一个例子中，康熙帝的首位太子的确由皇后诞下，但这位太子不幸夭亡。乾隆帝的第一位皇后也产下了皇子，据说皇帝也想立其为太子，但皇子亦不幸夭亡。汉人的制度仍有影响，但并未产生实际效果。
一部1916年小说中的慈禧太后
皇后地位的降低亦可用后妃之间差距的缩小来证明，尤其是皇后与上四品妃子之间的差距。她们来自相同的社会阶层，且都收到聘礼，虽然丰厚程度递减。此外，尽管自古妾妇不可升为主妻，但清朝则有五位妃子成为皇后（不包括死后追封的，因为这种情况明朝亦有）。45下葬规格亦表明了这一差距的缩小。明朝已经开始在皇陵中埋葬身为皇帝生母的妃嫔，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此起彼伏，异常激烈。但这种下葬方式在清朝并无争议。康熙帝之后出现了些微变化，即如果前任皇帝驾崩在前，下一任皇帝生母去世在后，则她与前任皇帝分开下葬，并不合葬皇陵。这是因为重新开启皇帝陵墓犯了禁忌，而非生母地位降低。另一项变化亦并未引起争议，即只要宠妃在皇帝之前去世，她便可下葬皇陵，无论其是否是下任皇帝的生母。正如罗友枝设想的，满人多位主妻的一夫多妻制习俗——即与多位地位基本相同的主妻而非一位与众不同的主妻形成一夫多妻关系，对整个清朝产生了微妙影响。46诚然，皇后仍然享有最高地位，生前生后都是如此。她的衣饰与众不同，受到的服侍与供奉都优于她人，并在典礼中享有特权。大婚之时，只有皇后从午门入宫，死后则供于太庙，一位皇帝只有一位皇后相陪，不过，康熙帝为其祖母开了特例。只有皇后既有庙号又有谥号，如果与皇帝分开下葬，只有她们的墓葬能够像皇帝的那样称为“陵”。唯一未葬于“陵”的皇后是乾隆朝的乌拉那拉氏，皇帝为此屡受谴责。
宫女何荣儿对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私密性生活的故事嗤之以鼻。她和其他每天侍奉太后的人对她生活的每一刻都了如指掌。与其他君主一样，慈禧太后从来不会自己独处。至于李莲英的长相，何荣儿描述“李莲英是个丑八怪，驴脸，长下巴，大鲶鱼嘴”。有关李莲英为慈禧太后按摩的传言纯属胡说八道，只有刘姓待诏被允许入宫为太后整理头发。没有一个普通男子能够触碰太后。卡尔从某种意义上肯定了何荣儿的说法，李莲英“又高又瘦”， “鼻子像罗马人那样高，下巴又大又尖，下唇突出，眼神锐利且充满智慧，从他下陷的眸子中闪耀出来”。卡尔记载，李莲英的皮肤皱巴巴的，“仿佛陈年羊皮纸一般”，这让我们想到世界各地其他人口中老宦官的模样。38贝克豪与德莫朗都声称慈禧太后吸食鸦片，在那时的中国，吸鸦片是普遍现象。不过，何荣儿对此则予以否定，而她的职责之一便是掌管太后的烟草。对于贝克豪、德莫朗及一众外国人而言，紫禁城中的生活是个谜。他们将清朝描绘成一个堕落的王朝，鸦片吸食现象比比皆是，但更为精确的估计则是，只有不到10%的人口吸食鸦片。据贝克豪说，尽管慈禧太后只是适量吸食鸦片，但她会“在一天事务完毕后，美美地抽上一杆”。德莫朗的描述更为细致，慈禧太后吸食鸦片是因为闲来无事，需要舒缓一下，但“鸦片的毒性成分刺激了她的欲望”。李莲英精心为她准备烟管，卷好鸦片，加热后置于碗中。一天傍晚，李莲英将准备好的鸦片递给慈禧太后时，后者斥责他作为“乐事总管”，却缺乏想象力。就在当夜晚些时候，李莲英将第一名年轻男子送到了慈禧太后的床上。39
清朝皇室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系统之间的制衡，不论是一群人制衡另一群人，抑或通过官僚法规实行制衡。宫中的包衣监督宦官，由外戚及满洲、蒙古旗人主导的皇帝内廷顾问制衡官僚体系。另一例证则是上文提到的清朝对于皇室及贵族成员数量的控制。出身的特权在几代之后便终止，皇族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仅靠出身则无法坐享富贵。后妃待遇中亦有制衡。向入宫女性的家庭提供聘礼意味着皇室拥有这些女性，并赐予她们新的身份，而后妃们则切断与娘家的联系。正如罗友枝注意到的，其结果是有权势的女性不再与她们的亲族联盟，只依靠其夫君的兄弟，而后者与比外戚相比，跟皇室的利益关系更为紧密。47
乔治·苏利·德莫朗亦受到林文庆等人作品的影响，并融入了自己的想象。他记载，有一次李莲英将一名年轻男子领到慈禧太后床上，而李莲英自己则侍立一旁，在二人高潮之时将匕首插入年轻男子背上。“死亡初体验的痉挛与交欢将尽的快感相交织”，年轻男子便在慈禧太后身上流血而亡，太后则“欣喜若狂”。从那时起，李莲英便常常夜乘黑轿遍访京城，从贫穷无助的家庭中带走年轻男子。后来，慈禧太后变了规矩，开始亲手将刀插入男子的喉咙，“溅到脸上的血使她发出尖叫，一阵眩晕”37。
举行典礼的方式进一步制约、规范了皇室女性的行为。皇帝每天都会向年长的女性问安，不论她们在世与否。皇帝以拜访母亲、祖母、太后、前任皇帝的妃嫔开始一天的活动，向她们问安，并赠予礼物。皇帝每日都要祭祀男女先祖（尽管他有时会让其他皇室男性代劳）。新年及其他节日场合，皇帝“跪于其母面前，后者则安坐宝座之上”。那一刻，根据传统孝道，皇帝将自己置于女性长辈之下，而后者在其他时候则仍是皇帝的臣属。然而，皇帝是典礼的最终司仪，掌管先蚕礼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大典，先蚕礼则由皇后负责。在明朝，这种典礼在世宗朝之外处于废止状态，清朝则将其恢复。正如罗友枝指出的，皇帝的主要特权之一在于每年制定礼仪日历，这赋予了他在现实世界与象征性宇宙中掌控时空的角色。尽管女性长辈受赐封赏，但除了先蚕礼，皇帝将她们限制在宫中及内室私下举行的典礼仪式之中。有一次乾隆帝让其母陪同自己参与国家性的祈雨典礼，但这一典礼是在皇室园林中举行的，而不是在宫外的寺庙中。尽管权势煊赫，慈禧太后也要遵循这项规矩，并且从未坐上龙椅。与宋朝刘太后不同，即便慈禧太后曾经祭祖，她也从未在太庙中进行，而刘太后甚至黄袍加身。与辽朝承天皇后举行的重生仪式相比，慈禧太后举行典礼的规模亦不可同日而语。1885年的除夕，慈禧太后曾主持过一次仪典，率领高级妃嫔前往内宫的大殿叩拜苍天。她在婆婆（即其皇帝夫君的养母）、夫君咸丰帝和儿子的画像前焚香，却不能在天坛操办这一典礼。48
贝克豪完全不顾记录的可信度，曝光自己与慈禧太后有染，李莲英则为他俩跑腿，具体故事如下：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联军盗取宫中珍宝，贝克豪说自己救下了很多宝贝，并将它们还给了太后。作为回报，慈禧太后决定御赐一面。1902年二人首次见面，太后将自己下令把珍妃投入井中一事告诉了他。同年晚些时候，李莲英突然召见贝克豪入宫，他意识到太后想与自己发生关系，便焦虑地自问：“我的床上功夫能满足娘娘横流的肉欲么？”李莲英将慈禧太后的偏好提前告诉了他，例如太后好品箫。贝克豪觉得自己成了另一个波将金，即沙俄叶卡捷琳娜大帝的臣子兼情人。据说他们的情事一直持续至慈禧太后驾崩。还有一次，太后和他一起去了北京有名的男风场所，因为她想亲眼看看“放荡的青年男子”如何消遣娱乐。36
优秀皇子的匮乏
林文庆在其书中专辟一章描写李莲英。他以世界宦官简史开篇，并错误地断定中国直至汉朝才出现宦官。林文庆将李莲英描绘成慈禧太后肚子里的蛔虫，“可能世上没有谁比李莲英更了解慈禧太后了”，还补充道，“挥霍的慈禧太后将一切事务委任李莲英处理，紫禁城中没有一个人的处罚、去职、贬谪或砍头不经过李莲英的批准”。慈禧太后变得越来越依赖李莲英，直至后来“所有的掩饰都抛开了”。事实上，尽管李莲英的确是内宫的重要一员，但其主要职责仍是为太后试尝食物，而非决定谁应受罚。贝克豪描述李莲英是主要的“压榨者”及“宫中许多惨剧的罪魁祸首”，尽管他“相貌英俊，举止庄重”。李莲英在慈禧太后那里享有特殊的自由，甚至可以在太后面前入座闲聊，并为太后按摩。受濮兰德与贝克豪的影响，蔡东藩在其1916年的畅销小说《慈禧太后演义》中描写了这样一幕：在慈禧太后与李莲英窃窃私语时有人误入，并看到太后的脚搭在李莲英的膝上，李正在轻揉。看到外人进来，他们马上恢复了更为合乎礼法的姿势。35
清朝皇室中能力卓越的男性统治者治期极长，不过，关于优秀皇子匮乏和继承人筛选的焦虑早在康熙朝便已出现。有传言记载，乾隆帝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继承人而备感挫折，传言还说他曾对自己最宠爱的女儿和孝公主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按满洲风俗，和孝公主穿着男子服饰，与乾隆帝一起打猎，亦能射箭。不论乾隆帝是否对女儿说过这番话，这都让旁观者联想到“男主角软弱或缺失时，女主角取而代之”的母题，这一母题在中国历史悠久。有一类反复出现的故事讲述的是，父亲含冤而死，女儿由于没有优秀的兄弟，自己女扮男装，开始实施复仇，并杀掉害死父亲的凶手。49雍正帝死于女侠之手的传言便属于这种故事类型。在王朝危机时，这类母题尤为突出，如明末及清末的文学作品表现的那样。这些作品谴责男性没能拯救帝国，颂扬女性具备男性所缺乏的美德与勇气。
“罪魁祸首”李莲英
清朝最著名的小说《红楼梦》以女娲补天救世的古老传说开篇。女性的卓尔不凡是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与男性的污浊及优秀子孙的缺失等主题并列，正如小说里提到的，贾家苦于儿孙“一代不如一代”。501905年的一部小说《女娲石》则以男子无能作为前提，认为是时候由女子取而代之。这部作品将女娲的传说借清末女性革命重新演绎，叙述女性刺杀男性领袖，参与运动改革性别关系，例如废除缠足，迫使男子释放小妾，从而隐喻补天。一位女主角试图刺杀太后胡氏，这无疑指代慈禧太后，“胡”则是对长城之外非汉族人的惯称。与此同时，诸如小说、报道和城市指南等作品中出现了另一类女主角，即上海妓女。她们精明狡猾，充满媚惑，工于心计，那些富有的嫖客争相与她们交际，但妓女们总是使他们身败名裂。那时，许多人将妓女丑化为冷漠、不贞的形象，但也有人视其为女英雄，其中便包括《女娲石》的作者。该作品中的女主角身处上海妓院之中，那里不仅是女子学校，更是推动性别平等、取消婚姻及与男性性交改革的大本营，女性未来可以通过人工授精受孕。
慈禧太后与宦官过从甚密是另一项非议的焦点。一则逸闻说安德海死后，人们发现他根本没被净身。新加坡人林文庆记载，慈禧太后还是咸丰帝妃子的时候便“固执，易怒且暴戾”，以粗鲁无礼著称，并在“满厅宦官面前搔首弄姿”！他还写道，慈禧太后征用英俊男子，把他们打扮成宦官，与其做爱，然后将他们杀死。林文庆的灵感有可能来源于长久以来流传的有关西晋皇后贾南风的故事。贾南风下令将男子秘密运入宫中，做爱后杀害。另一则故事记载，慈禧太后曾用装食品的箱子将一名男子运入自己的卧房，这有可能是受《金史》中一段记述的启发。史书记载，金海陵王的妃子定哥曾用衣服箱将自己的情人运入宫中。与此类似，贝克豪提到宫中的性事狂欢与骄奢淫逸，还说慈禧太后与安德海育有一子。德莫朗写道，慈禧太后对宦官怀有“奇特的情愫”，还说有一年农历十一月的一天，一位年轻妃子入宫，安德海奉命验身以确保她并无残疾，且为处子。他帮这位妃子脱衣时“双手颤抖，眼中欲壑难填”。这种事情事实上不可能发生，因为只有宫女才能奉命为新入宫的女子验身。德莫朗笔下的安德海仍有性欲，怪诞不经，作者则说慈禧太后欣赏这种微妙情愫与男性特质的混搭。34
慈禧太后治下出现这样一部小说是对时事的大胆反应。对于革命的呼吁直截了当，不过慈禧太后并非领导革命，而是革命推翻的对象。《女娲石》出现的几十年前，一部不为人知的十八世纪小说《野叟曝言》首次出版，在那之前，它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通。其对性别的定位亦是保守的，聚焦于优秀子孙的显荣，而非缺失，还巩固了这些子孙的优越地位。小说主角是儒家意义上的超人，完美的一夫多妻者，生养了许多富有天赋、成就非凡的儿子，床上功夫了得，学识渊博，还具有战略才能，不但内敌，连外敌也加以征服，甚至设法让欧洲也信奉了儒教。最后这让欧洲转投儒教的细节在明清小说中独一无二。然而，这位作者如此设想是顺承小说前文的文脉一以贯之而来，并不意外。考虑到《野叟曝言》最初为人所知的年代，我们很难不把男主角视为清朝皇帝的理想副本，他也将使清朝回归本初的完整状态。但这一理想实为汉人的，而非满人的。《野叟曝言》信心满满地想象了一个男性统治者仍然掌权的世界，这与小说写作时的社会情况吻合。小说中的世界也是海外国家与清朝无涉的世界，这却与小说首次出版时的社会现实相背离。《女娲石》宣告了君主统治时代的终结，尽管小说并未点明，但它也意味着女性统治的终结，因为在以往的王朝中，女性统治者的地位自然而然得到默认的保障。换言之，尽管过去规定女性不应统治，但总有一些情况使女性实际上可以行使统治权，但这种情形现在终止了。清朝灭亡之后，接下来的新制度并没有为女性预留统治空间，所以不得不为女性创造新的条件及预期，从而使她们能够再次扮演统治者的角色。
慈禧太后与宦官的亲密关系
1见［美］柯娇燕（Pamela Crossley）：《摇摆不定的中心——1800年后的中国：一部阐释史》（The Wobbling Pivot, China since 1800: An Interpretive History），第89页，第93页，第107页，第118—119页，第142页；柯娇燕：《马蜂窝之内》（“In the Hornet’s Nest”），张戎（Jung Chang）《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以下简作《慈禧太后》）书评，载《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2014年4月17日，第9—10页。
在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中，虽然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警急战况日日传入宫中，但咸丰帝仍纵情声色。一天，他与妃子在宫中闲步，突然听到一人优美的歌喉，咸丰帝后来获悉歌者名曰“兰儿”，即慈禧太后那时的称呼。咸丰帝让兰儿为自己表演，后来便将侍从遣走，自己与兰儿独处一室。另一个版本则记载他们初夜时，咸丰帝下令用毯子将裸身的兰儿裹起，由宦官送入寝宫。如上文所述，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宫廷的惯例，一种解释认为，如果女子裸身，她便不能身藏武器。有人提出这种做法始自明世宗，因为其妃子曾试图勒死他。还有人则认为这与传说中雍正帝被女侠吕四娘刺杀有关。据说珍妃很厌恶这种习俗，致使皇帝令宦官归还珍妃的衣服，并钦准其可以不遵此例。司登得1877年的文章记载，皇帝会在一支签上写下后妃的姓名，一名宦官将名签传递给相应的女子，后者乘轿辇进入皇帝寝宫。33
2关于这一转折的精彩总结，见［美］沙培德（Peter Zarrow）：《帝国之后：中国国家概念的转变，1885—1924》（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
裸身送至君王前
3见［英］濮兰德（John Bland）与［英］贝克豪（Edmund Backhouse）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ime of Tz’u Hsi, Compiled from State Papers and the Private Diary of the Comptroller of Her Household）；［美］凯瑟琳·卡尔（Katherine Carl）：《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美］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北京信札：尤与太后及中国女性相关》（以下简作《北京信札》）；德龄：《清宫二年记》；何荣儿的回忆录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该部分还有简缩法文译本，见董强：Mémoires d’une Dame de Cour dans la Cité Interdite。其他文献包括俞炳坤等著：《西太后》；王佩环：《清宫后妃》，第292—329页；［美］斯特林·西格雷夫（Sterling Seagrave）：《龙夫人：中国末代太后的传奇人生》（Dragon Lady: The Life and Legend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以下简作《龙夫人》），本书虽然未运用中文或满文资料，但征引的文档资料亦颇丰富；［美］李雨航与［荷］宋汉理（Harriet Zurndorfer）合编：《通过艺术品生产重新思考慈禧太后》（“Rethinking Empress Dowager Cixi through the Production of Art”），载《男女》14.1（2012）：第1—20页，该文总结了过去以及近来关于慈禧太后的观点，且征引宏富（亦见此关于慈禧太后专刊中的其他文章）；张戎：《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
慈禧太后的诽谤者中有一位是新加坡的政治家林文庆（Lim Boon-keng，1869—1957），他与康有为等人一起攻击慈禧太后，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太后倒台。31濮兰德与贝克豪等外国作家则采取了另外一种视角。他们唤起的是公众对宫廷秘密生活的幻想，并假装自己或与他们类似的人有特殊渠道以获取这些秘闻。尽管他们知道清朝已步入末路，但他们仍沉迷于编造故事，并塑造出狡诈、腐败且老于世故的太后形象。她成了一名充满异域情调的东方女性，魅力十足，性感风骚，但也极为危险。法国人乔治·苏利·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1878—1955）是一位学者、小说家兼外交官，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先将针灸传至法国，并于1935年后亲自为别人施针。1911年他出版的慈禧太后传记《慈禧：义和团的皇后》（T’seu Hsi: Impératrice des Boxers）也将幻想与事实混为一谈。他说慈禧太后是“全世界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女王，也是全世界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最怪异女性”。32与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及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等法国作家一样，德莫朗也相信清朝灭亡后的中国只会是又一个萎靡不振、了无生气的王朝翻版。在德莫朗的作品中，慈禧太后是一位精明的领导者，一位美丽动人且散发着东方韵味的独裁君主，说一不二，诗画并佳，与李莲英送来的年轻男子在床上尽欢。他说慈禧太后“除了自己的欲望，无视一切法律”。谢阁兰的小说《勒内·莱斯》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贝克豪的作品，其中记录了隆裕太后诱奸一名年轻的比利时男子，在深宫中与其幽期秘约。下文选取了一组类似的故事，第一个故事便是关于咸丰帝如何邂逅慈禧的。
4见［法］巴斯蒂（Marianne Bastid）：《清末对皇族权威的官方理解》（“Official Conceptions of Imperial Authori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收入［美］S. R. 施拉姆（S. R. Schram）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限制》（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第147—185页。
德龄与卡尔之所以撰写有关慈禧太后的文章，部分原因在于想要修正报纸、杂志、书籍及大众对太后形象的扭曲与误解。关于太后的消极评价是当时反对清朝统治情绪及不满清朝危机局面的产物。1895年对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时局更是每况愈下，1900年至1901年的义和团运动更是雪上加霜，海外列强的侵略亦加剧了形势恶化。诽谤中伤女性统治者的传统再度抬头，有关慈禧太后的离奇故事在中文、外文的记述中比比皆是，且都把太后描绘成淫荡老妪的形象，又说她喜爱年轻男子，具体而言，她的猎物包括伶人、掳来的男子，以及实际上并非宦官的“宦官”。从晚清直至今日，人们都认为慈禧太后恶行累累，还说她吸食鸦片。
5这部选集名为《治平宝鉴》。见邝兆江（Luke S. K. Kwong）：《重构百日维新：1898年的人物、政治与思想》（A Mosaic of the Hundred Days: Personalities，Politics，and Ideas of 1898），第20—34页。
有关慈禧太后的小说与逸闻
6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274—276页。
据1950年一位老宦官的采访记录，光绪帝每天一大早便要向太后请安，不但下跪，还要口称“请皇爸爸安”。德龄记载的语句略有不同，但仍然有“皇爸爸”这一词语。德龄觉得光绪帝及其他人叫慈禧太后“爸爸”听上去有些奇怪，但她猜想“人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太后总是想要成为男性，所以要求每个人都要像男性一般称呼自己”。德龄可能并未意识到此类称呼的普遍性。如上文所说，慈禧太后也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佛爷”，其中“爷”便是对年长男性的尊称。她还喜欢别人称自己为“老祖宗”，这也是对男性的称呼，但习惯上也可以用来称呼女性族长（例如十八世纪的小说《红楼梦》中便是如此）。我们不应像德龄那样过度解读这些称谓。不过，尽管慈禧太后在大殿上从未坐过龙椅，但她毫无悬念是整个皇宫的主导者。她通过具体的治理手段和象征永恒的行为确保这一点，一个例子便是1895年开始重新设计的太后陵寝。与以往的传统不同，慈禧太后要求陵寝柱子及其他表面的凤凰纹饰要高于龙。有一处一只凤凰主导着两只龙，仿佛象征着她控制同治及光绪两位皇帝。30
7见《清宫遗闻》，第1卷，第81—82页。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1835—1911）也有关于皇帝性生活的描写，描述他男女通吃，还提及皇帝身染淋病；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第126页，第134页（引自赫德爵士）。
“请皇爸爸安”
81879年，同治帝与孝哲皇后一起下葬。同年，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的陵墓建成；见徐广源：《溯影追踪》，第258页，第309页。
两部外国女性所写的慈禧太后传记也强调她并非残酷不仁，卡尔说她是一位“魅力十足的小女士，拥有灿烂的笑容”。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的康格后来写道：“慈禧太后性格阳光，快乐，总是容光焕发……（她的声音）低沉，温柔，有吸引力。”卡尔待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时间很长，她认为太后身材、面庞比例完美，“两黛精致”，“双眸黧黑且有神”，“嘴形漂亮”，“焕发着自然健康的光彩”。卡尔还写道，慈禧太后虽然已六十九岁，但看上去只像四十岁，是“永恒女性特质的完美体现”。这两位女性都深深景仰慈禧太后。有外国人曾不无讽刺地称慈禧太后为“中国唯一的男人”，而卡尔却认为，“慈禧太后既有童心，又是一位坚强、干练的女性”。卡尔出生于路易斯安纳州，曾在巴黎学画，是当时山东省一座城市海关税务司的姐姐。由于慈禧太后坚持自己的肖像要“没有阴影且几乎不使用透视法”，对于这些肖像，卡尔并不像对自己其他作品一样感到骄傲，但她只是自己心里这样想，并未向他人述说。卡尔没有提及宫中政治，只见到了宫廷生活欢乐的一面。她喜欢聆听宦官们用优雅的普通话为慈禧太后朗诵长诗、讲述故事时“动听”的嗓音。她注意到慈禧太后钟爱看戏，每次看戏前都会研习玩味，以确保能够跟上每一句戏文。慈禧太后的皇帝夫君，尤其是皇子在幕后推动着宫廷戏曲表演的复兴。宫廷戏曲表演在康熙及乾隆帝时期非常常见，但从道光年间便萎靡不振。29
9见［美］郭安瑞（Andrea Goldman）：《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以下简作《文化中的政治》），第214—217页及书中其他各处。
与何荣儿所述理想国一般的皇宫形成对比，德龄则提及宫中女性的嫉妒与竞争，还有宦官的卑劣行径。宫女背着慈禧太后抱怨她老人家，还故意不将太后的命令转达给德龄，以此整治德龄，企图离间她与太后的关系。德龄认为宦官之间的竞争手段卑劣残忍，并且一意孤行。她只提到自己与慈禧太后的一次冲突，因为后者曾经两次试图为她安排婚姻，德龄却坚决拒绝。慈禧太后起初较为失望，但后来也就听之任之了。28
10《清宫遗闻》：第1卷，第83页；唐邦治：《清皇室四谱》，第2卷，第37a页；赵尔巽：《清史稿》，第214卷，第8931页。
德龄是慈禧太后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青睐的人，她有四分之三的汉人血统，是清朝一位大臣之女。这位大臣曾出使法国，其妻是美国商人与汉人女子所生。德龄的英文名是Elisabeth Antoinette，她最终嫁给了一名美国白人，用英文记录有关慈禧太后的故事及在太后身边的生活。虽然她的一些叙述并不可靠，但其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慈禧太后的负面形象。她们初次见面时，慈禧太后对德龄印象深刻，甚至邀请她与其妹一同入宫服侍，姐妹俩便于1903年至1905年在宫中担任御前女官。“老佛爷”（慈禧太后常被如此称呼）对这位年轻女子如母亲般慈祥，这与描述她脾气暴戾的报道迥异。德龄则称太后为“世界上最善良可爱的女性”。她还说慈禧太后喜欢自己照顾自己，不但喜欢打扮自己，还喜欢周围的女性也打扮起来。准备出席重大场合时，慈禧太后会从一批精致的朝服中进行挑选，其中包括一件饰有3500颗珍珠的披肩。德龄知道自己比其他服侍慈禧太后的人更为幸运。一次，宫女让德龄早晨叫慈禧太后起床，但不久以前，太后才刚斥责了一位叫醒她的宫女。德龄进房叫醒太后时，她起先亦不高兴，但看清是德龄把自己叫醒，便对德龄说，别人知道这不是件美差，所以故意让她干。德龄觉得她与太后合作融洽，尤其是在外国女性来访为太后做翻译时，更是如此。
11见柯启玄：《未言的密谋》，第457页，第461页，第475页，第480—481页。
“永恒女性特质的完美体现”
12见［英］司登得（Goerge Carter Stent）：《中国宦官》，第143—184页；于云瀚：《阉宦》，第7—14页，第27页；信修明等编：《太监谈往录》，第218—219页；一位阉割专家对于宦官私下净身的详细描述，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105—111页。书中提到被净身者被绑起来以防止疼痛引发剧烈活动，被净身者服用大麻制成的药剂来麻醉自己（但没有减缓疼痛的效果）。
在自己最著名的照片中，慈禧太后扮成了佛教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张照片有可能拍摄于1903年。她在至少五幅画像中身着同样的装束，扮作观音菩萨亦是中国统治者几个世纪以来用宗教符号装点皇室成员外貌的做法。慈禧太后喜欢扮成臣民们大慈大悲、和蔼慈祥的母后，随行的其他成员站在她身边，其中包括宦官李莲英、隆裕皇后、珍妃的姊妹和德龄。慈禧太后下定决心要消除义和团起义后自己的负面形象，当时一本法国杂志甚至将太后画得像老鼠一样。27
13宦官们希望与自己的阳物一同下葬，不过如果原来的宝贝不复存在，代替品也能说得过去。据说考古学家们在北京宦官墓穴中曾发现檀香木制作的假阴茎，但这些物件被丢弃了，因为在政治动荡时期它们属于敏感物品（2013年4月与北京大学李零教授通过第三方进行的私人交流）。见信修明等编：《太监谈往录》，第216页；司登得：《中国宦官》，第169—170页，第172—173页；［法］马蒂农（Jean-Jacques Matignon）：《封闭的中国：迷信、罪案与贫困》（La Chine hermétique: superstitions, crime, et misère，以下简作《封闭的中国》；原书1898年首次出版，书名为《迷信、罪案与贫困》［Superstitions，crime, et misère］），第229页，注1（这名宦官在马蒂农进行下一步之前便消失了）；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109—110页。
摄影术在晚清非常流行。慈禧太后看到德龄的兄弟拍摄的照片后便对摄影术兴味盎然，并由此发展出一个新爱好，即穿着各式服装照相。慈禧太后对于摄影术的利用标志着一大重要转折，因为之前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近距离见到一位皇室人物，不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画像。康熙帝与乾隆帝南巡时，允许当地百姓一睹天颜，但这种场合毕竟非常少有。皇帝通常将自己的画像赐予其他统治者。摄影术流行之后，皇室男子会与外国使臣及统治者交换照片，但慈禧太后之前的皇家女性则几乎不抛头露面。慈禧太后的赏赐是一种传播其形象的方式，而她的相片亦可于上海的一家报社及至少两家照相馆购得，但慈禧太后并未下旨准许他们进行传播。
14马蒂农介绍，如果在二十岁左右净身，宦官们“往往”会失去体毛，但关于这点并无强有力的证据；见马蒂农：《封闭的中国》，第243页；关于更多明清两朝宦官的信息，见马克梦：《雄壮的宦官》；柯启玄：《未言的密谋》，第459页，注29；第474页，注67；第475页；第482页；叶晓青：《四海升平：戏曲与清朝皇家宫廷》（Ascendant Peace in the Four Seas: Drama and the Qing Imperial Court），第129—130页，第133页。我感谢陆大卫（David Rolston）为我提供这本书及相关资料。
通常而言，除了地位相近的人，没有人能直接注视慈禧太后这样地位崇高者的面容。不过1903年，美国公使夫人介绍的肖像画家凯瑟琳·卡尔让慈禧太后破了例。皇室成员的肖像传统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自宋代便已有之，其角度必须是正面的，且绝不能有阴影。由于西方绘画的影响，清朝皇帝的肖像中允许少量阴影的存在。26德龄为慈禧太后解释，画西方肖像时应该坐姿如何，并在画师与太后之间担任翻译，不过，慈禧太后还是嫌时间太长，在画自己的脸以外的其他部分时，让德龄代劳静坐。卡尔在其书中并未提及此事。她一共为慈禧画了四幅肖像，其中最有名的当属1904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展出的那幅。1905年，这幅肖像被赠予罗斯福总统。为慈禧太后画像期间，卡尔住在宫中，并需听从太后的指令。按照她所受的训练，卡尔习惯从侧面打光，这意味着慈禧太后一边脸要比另一边更暗，而画师也是这样画的。后来慈禧太后下令将脸上的阴影全部移除。1905年，荷兰画家胡博·华士（Hubert Vos，1855—1935）亦有类似经历。除了被告知避免在慈禧太后眼睛与鼻子上画阴影，他还必须将太后画得更年轻，眼睛更宽，嘴唇更为饱满。然而，华士又按照自己的风格为慈禧太后画了一幅肖像，对这位七十岁的妇人进行了更为真实的写生，只是太后从未见过这幅肖像。
15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278页，第324页；亦见此书的法文译本，董强：Mémoires d’une Dame de Cour dans la Cité Interdite，第176—177页；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第175页；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13—115页，第198页，第268页，第291页，第373页。
与之前的统治者一样，慈禧太后也资助艺术活动，并亲身参与。男女宫廷画师受命，投其所好作画，一位男画师（即管念慈）深得慈禧太后欢心，甚至被允许进入太后寝宫。这位画师机智聪慧，以时新的趣闻及美妙的歌喉取悦慈禧太后。除了风景、器物和动物，画师们还描摹慈禧太后身着各种服装时的姿态。例如太后曾扮成观音菩萨，抑或摆出下棋的姿势，还在梦幻的山水中扮作舟中渔人。在同治年间的一幅肖像中，慈禧太后身边放着一本书与茶杯，这在传统上是男性文人的象征。慈安太后在自己的肖像中则摆出了传统的女性姿势。慈禧太后由女官指导，学习绘画与书法，最喜欢的女官是缪嘉蕙。这位孀妇长途跋涉从昆明来到北京接受测试，并被录用为宫廷画师。缪嘉蕙常常代慈禧太后作画（之前的统治者亦是如此）。有几百幅署名慈禧太后的画作，绝大部分却是由宫廷画师代笔，或由他们协助完成。与之前的统治者一样，慈禧太后亦将自己的书画赐予大臣及外戚。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她还仿照先例，尤其是乾隆帝，抄写诸如《心经》之类的佛经。这些行为都旨在创造一种修养良好、睿智精明、和蔼仁慈的帝王光环。
16见王佩环：《清宫后妃》，第320页；《清宫遗闻》，第1卷，第115—117页；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75—76页，第301—302页。
作为女神的慈禧太后
17见赵尔巽：《清史稿》，第214卷，第8932页。
许多人以慈禧太后为题材进行创作，有关她的小说及传记包括中文、日语、法语、荷兰语、英语及其他语言版本，戏剧、电影及电视剧亦比比皆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早期叙述之一便是上文提到的记者濮兰德与学者兼骗子贝克豪1910年合著的《太后治下的中国》。书中内容非常有趣，写作风格专业，还有地图、照片及中文索引，然而，却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作者编造的，其中包括贝克豪捏造的一本高官日记。书中，珍妃勇敢地反抗慈禧太后，并恳求皇帝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留在北京与外国人谈判。慈禧太后大发雷霆，朝她的宦官侍从们喝到：“将此大逆不道之徒丢入井中！”25正如英国学者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证实的，贝克豪几年之后所写的回忆录中称自己曾与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奥斯曼帝国的一位公主，甚至慈禧太后发生性关系，还透露他与太后性交近两百次。贝克豪是许多金融敲诈的幕后黑手，其中包括“一战”时的虚假军火贸易，但他从未受到惩罚。他在世时几乎没人揭穿他的骗术。尽管关于慈禧太后的叙述充满臆想且并不准确，但它们仍然值得重新审视，因为慈禧太后作为历史人物的意义及其与以往中国史书中类似人物叙述的连贯性都是重要课题，其中包括汉朝皇后赵飞燕、唐朝女皇武则天、金朝废帝海陵，以及明朝武宗等。与他们一样，慈禧太后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并引发了诸多臆想，尤其因为她是行将灭亡的清王朝的最后一位实权统治者，并且还是女性。
18见萨拉·康格：《北京信札》，第279页。
面上无影：慈禧太后的画像、照片与传记
19见王佩环：《清宫后妃》，第316—329页（引自《故宫周刊》1930年特刊）；《清宫遗闻》，第1卷，第106—107页；信修明等编：《太监谈往录》，第231—233页；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326—329页。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时，宫中为她举办了盛大的葬礼，陪葬品包括许多珍宝。1928年，国民党孙殿英部将其陵墓炸开，搜刮了她的尸身，并偷走了与其一同下葬的价值连城的宝物。据清朝末帝溥仪说，当时的场面异常狼藉。满洲贵族发现慈禧太后的尸身面部朝下，上半身一丝不挂。他们将其尸身摆正，清理干净，并用丝绸包裹，然后将棺盖重新合上。与慈禧太后一同下葬的珍珠、宝石、冠冕都不见了，其中包括太后口中的夜明珠。贝克豪说他曾目睹现场，并在其未出版的回忆录中对慈禧太后的尸体进行了令人惊诧、稍带情色意味的描写。他于1928年9月伦敦《泰晤士报》上刊登的文章中称，陵墓中有价值百万英镑的金银珠玉等珍宝，比溥仪说的要多得多。24
20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33—34页；法译本，第140—41页；德龄：《清宫二年记》，第63页。
宦官们对慈禧太后也有类似的回忆。一名宦官说，慈禧太后中年时常常患病，一次病重，太医以人奶为药，太后此后便一直服用。一名孙姓女子是太后最喜欢的奶源。一些服侍慈禧太后的宦官在有了妻儿之后才净身入宫，因而能够定期出宫探亲。1950年接受采访的一名老宦官回忆，慈禧太后非常赏识一位这样的宦官，并对其成家后还愿意净身大加赞赏。尽管清初严禁宦官与宫女成婚，但慈禧太后还是将十八岁的何荣儿许配给为太后梳头的宦官（李莲英的养子）。何荣儿深深厌恶与这名宦官同住，并乞求回宫。然而，她后来被迫回到这名宦官身边，直至他去世之前都住在同一屋檐下，这时清朝已灭亡一段时间了，这名宦官最终成了一贫如洗的鸦片吸食者。23
21见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23页；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20—21页。
慈禧太后有特定的方式来表达她想要诸如烟草或汗巾之类的东西。她并不“要”这些东西，而是“看”这些东西，然后再看一名侍从，这名侍从便负责将东西奉给太后。德龄只看慈禧太后的眼睛就知道她想要什么。慈禧太后的另一个标志性动作是用右手的两根指头敲击左手手掌，然后她的侍从便知道太后想要什么。21服侍慈禧太后也包括伺候她出恭。由于宫中并无厕所，人们都是用装着木灰的恭桶方便。据何荣儿介绍，慈禧太后想要出恭时便让侍从“传官房”。这是为她与其他满洲贵族特制的物件，通常为瓷器，慈禧太后的则以檀木为材料，雕刻成龙形，四爪为四个支腿，尾部为把手，嘴中含着厕纸，盖子上亦刻有龙纹。官房中装有熏香处理过的锯末。慈禧太后示意后，宫女便传令随时待命的宦官用头顶着檀木官房送到慈禧太后殿内，然后将官房递给宫女，后者将官房放稳，随后离开，从而太后可以独自出恭。结束后宫女再把官房递给宦官，后者隆重地将其顶在头上带走。22
22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52—57页。
慈禧太后的另一面则与其日常生活、兴趣及性格有关，有许多相关记述存世，首先便是何荣儿的回忆。在1950年去世之前，何荣儿接受过采访。她生于1880年，十二岁时入宫，被派给一位姑姑调教，学习宫中规矩。宫中女子一定要看起来尽可能美丽，仪态优雅惹人喜爱，脸上不流露出思想或情感。宫女不应大笑，走路时切不可转身回顾。服侍慈禧太后时要保持沉默，除非情况不允许。她们以姿势表明何时进出或取物。不过，何荣儿坚持说整体的氛围还是欢乐融洽的。室内熏香优雅，夏日异果陈列。无人皱眉，欢洽是真心的。服侍太后的宦官步伐缓慢安静，说话声音轻柔，态度庄严尊重。尽管何荣儿尊敬慈禧太后，但谈到必须陪太后看戏时，则充满了厌恶之情。慈禧太后看得不亦乐乎，侍女却不得不在整场演出保持静立。何荣儿说她侍立时几乎睡着。20
23见信修明：《太监谈往录》，第84—85页；耿进喜与朱季潢合著：《太监谈慈禧》，收入俞炳坤等编：《西太后》，第237—249页。据司登得叙述，大部分宦官都吸食鸦片；见《中国宦官》，第169页，第180页。
慈禧太后侍从的追忆
24见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第461—463页和第560—561页注；于善浦：《慈禧陵被盗记》，收入俞炳坤等编：《西太后》，第287—291页；徐广源：《溯影追踪》，第265—266页，第296页，第300页，第304页。
人们普遍认为是慈禧太后下令处死珍妃，但各个版本之间千差万别，甚至当时的宫人所说的版本亦差别很大。据一名宫女回忆，珍妃是光绪帝的宠妃，起初也颇得慈禧太后喜欢。珍妃爱穿男装，或者与皇帝互换衣服。但皇后嫉妒珍妃，并向慈禧太后抱怨。后来珍妃开始拍照，慈禧太后却不赞同，与珍妃为此事争吵，最终将其软禁在宫中偏远之处。珍妃的确受到软禁，但究竟为何仍是未解之谜。一些人相信珍妃卷入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有关1898年维新变法的冲突之中，并站在光绪帝一边。一则故事提到慈禧太后下令将珍妃痛打一顿，软禁起来，在与光绪帝逃离京城时授意将珍妃投入井中。另一则逸闻记载光绪帝更喜欢珍妃的姐姐瑾妃，珍妃不满宫中的腐败，并向慈禧太后报告。撤离京城时，慈禧太后告诉珍妃，入侵者可能会强暴她，自杀是更好的选择，但并未下令处死珍妃。后来慈禧太后得知一名宦官将珍妃用席子包裹并投入井中时，她坚持自己与此事无关，并将那名宦官流放。其他版本则说珍妃是投井而死。号称目击此事的宦官给出的叙述亦不一致，但他们一致认为珍妃是被扔下井的。何荣儿说光绪帝下令将珍妃的尸体捞起，并命和尚焚香念经，还令萨满女巫举行仪式，用舞蹈将珍妃亡魂引至西方极乐世界。光绪帝每夜守灵，并在余生拒绝与其他女子同寝。传说中珍妃溺亡的那口井现在已经是故宫里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19
25见濮兰德与贝克豪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第184页，第264页。
光绪帝的珍妃之死是其统治期间最为神秘的事件之一。珍妃与同父异母的姐姐在皇后与光绪帝大婚时也嫁给了皇帝。照片中，姐姐瑾妃体型丰满，珍妃则较为纤瘦，面容亦更为姣好，据说气质亦更佳。姐妹俩起初都是“嫔”，后来晋升为“妃”，但因为珍妃不知为何触怒了慈禧太后，姐妹俩又一同被贬为贵人，不过一年之后的1895年，姐妹二人又都重新晋升为“妃”。1900年，珍妃溺亡在宫里的一口井中，就在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因躲避八国联军入侵而逃离北京之前。《清史稿》对此事的记述语焉不详，因为有两种解读方式，其一为珍妃溺水而亡，其二则为慈禧太后命人将其淹死。文献并未详细说明。17后来光绪帝发布御诏，说明珍妃在绝境中投井身亡。关于此事的传言始终脱离朝廷的控制，而它的轰动效应加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对慈禧太后的诋毁更是推波助澜。事实上，一些宫女的确惊慌失措地投入井中，因为她们觉得如若不然，自己将会惨遭强暴。美国公使夫人曾经遇到一名曾试图投井却大难不死的公主，她说其他三位和她一起投井的女性没能幸存下来。18
26见［美］简·斯托（Jan Stuart）：《皇族的光辉形象》（“Imperial Images of Grandeur”），收入罗友枝与［英］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合编：《三位皇帝治下的中国，1662—1795》（China: 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以下简作《中国》），第66—75页。
珍妃死亡之谜
27更多关于绘画及照片的资料，见俞炳坤等编：《西太后》，第156—157页，第224—236页；德玲：《清宫二年记》，第225页；李雨航：《身为女神：慈禧太后的观音扮相》（“Oneself as a Female Deity: Representations of Empress Dowager Cixi as Guanyin”），载《男女》14.1（2012）：第75—168页；王正华：《面向公众：慈禧太后1904年左右的肖像》（“‘Going Public’: Portraits of the Empress Dowager Cixi, circa. 1904”），载《男女》14.1（2012）：第119—176页；吴盛青：《国体性别：晚清与民国时期珍妃（1876—1900）与赛金花（1872—1936）形象的激增》［“Gendering the Nation: The Proliferation of Images of Zhen Fei （1876-1900）and Sai Jinhua （1872-1936）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载《男女》11.1（2009）：第1—64页。
载湉的主妻是她的表姐叶赫那拉氏（1868—1913），也是慈禧太后的侄女，比皇帝大三岁。光绪帝驾崩后，她被称为隆裕太后，照片中的她身材瘦小，稍有龅牙。宫中一名老宦官回忆，光绪帝大婚之前，五位女子来到他面前，皇帝需要从中选出一位作为主妻，有两位女子还是姐妹。光绪帝本欲将玉如意递给自己心仪的女子，但就在他将要这么做时，慈禧太后示意皇帝选择站在最前面的女子，即太后的侄女。于是，光绪帝将玉如意给了自己的表姐，两姐妹则选为妃子，而第五位女子，即皇帝心仪的人选却并未得到头衔。据何荣儿回忆，宫中尽人皆知光绪帝不喜欢皇后，他还拒绝与她共寝。虽然他们会一同出席典礼仪式，但在其他场合，光绪帝则对自己的皇后避而不见。据说隆裕太后支持清朝向共和制转型，并希望光绪帝的陵墓能够得到精细修建及妥善管理，尤其是考虑到他大力支持变法维新。隆裕太后自我封闭，对宫外的世界知之甚少。正是隆裕太后签署了标志着清朝统治结束的溥仪退位文件，并交给新的共和政权。她与年轻的末代皇帝继续住在宫中，不久她便病逝。光绪帝的皇陵中只有她与皇帝两人，他们在清朝灭亡后的1913年才下葬。16
28德龄：《清宫二年记》，第43页，第68页，第99—100页，第109—111页，第115页，第150页，第159页。
有关光绪帝的记述根据文献不同而千差万别。在华外国人描述光绪帝与他们见面时局促不安，说话困难，还说皇帝体型纤巧，个子不高。许多人认为皇帝羸弱、驯顺，据慈禧太后的侍女何荣儿的说法，连宦官都觉得皇帝精神不稳定。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光绪帝害怕闪电，打雷时还用双手捂住耳朵，但雨停之后，他则喜欢倾听雨水流出御沟的声音。慈禧太后御前女官德龄与光绪帝待在一起很长时间，说他喜欢笑，还喜欢调戏别人，但在慈禧太后面前则庄重严肃。与宦官的看法不同，德龄认为光绪帝充满智慧。据德龄回忆，慈禧太后曾坚称光绪帝年纪尚小，并不成熟，需要监护。她不想让光绪帝与任何外国人见面，皇帝则将自己的束缚感向德龄倾诉，她在宫中时负责辅导皇帝英文。15
29见萨拉·康格：《北京信札》，第41页，第221页；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6页，第19—20页，第94页，第101页，第132页，第161页；［美］陈凯莘（Liana Chen）：《作为剧作家的慈禧太后：重新创造晚清宫廷戏剧》（“The Empress Dowager as Dramaturg：Reinventing Late-Qing Court Theatre”），载《男女》14.1（2012）：第21—46页；［美］何伟亚（James Hevia）：《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第262页；郭安瑞：《文化中的政治》。
载湉是清朝第九位皇帝，其统治自1875年开始，一直延续至1908年他驾崩为止。尽管他一直处于其伯母兼姨母的控制之下，但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并试图成为一位勤勉负责的皇帝。如上文所述，1898年他曾短暂地反抗慈禧太后，但她和同党压制了光绪帝的反抗，并下令将其软禁。不久，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西安。他们回京后，慈禧太后只给予光绪帝一些微小的权力。光绪帝驾崩时并无子嗣，慈禧皇后便指定他的侄子继位，这便是1906年出生的溥仪。溥仪年号“宣统”，1912年退位，清朝统治结束。
30见耿进喜与朱季潢合著：《太监谈慈禧》，收入俞炳坤等编：《西太后》，第247页；德龄：《清宫二年记》，第68页；王佩环：《清宫后妃》，第292—293页；徐广源：《溯影追踪》，第261—262页。
光绪帝及其皇后与宠妃
31林文庆本是一名医生，在苏格兰接受教育后回到新加坡，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后来曾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宦官们究竟长什么样？青春期之后净身的男人与并未净身的男人看上去区别不大，但只有那些在皇陵等偏远地区工作的宦官才被允许有胡子，宫中宦官则不行。一些宦官担任随身护卫，他们体格健壮，威慑力强；另一些则英俊潇洒，非常迷人，明朝正德皇帝与万历皇帝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乾隆帝并不想让宦官受到良好教育，但有的宦官的文化水平确实很高。他们有一项突出的技艺是唱戏，这也是他们引起注意、得以晋升的好途径。像明朝的魏忠贤一样，安德海与李莲英都是著名的伶人。14
32见［法］ 乔治·苏利·德莫朗（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慈禧：义和团的皇后》（T’seu Hsi: Impératrice des Boxers）（以下简作《慈禧》），第3—6页。其本姓“苏利”，1917年后加上了“德莫朗”。
许多关于宦官的照片及描述被存留了下来，有一些带有窥探癖倾向，还有一些则带有鄙视的基调。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描述记载北京城内有专门为别人阉割的专家，负责将睾丸与阴茎一同切除。有关阉割的自传体描述亦有流传。12然而，并非所有男性都请这些专家净身。清朝灭亡很久以后，一位宦官在访谈中回忆，有的男孩是由自己了解净身基本流程的父亲阉割的，还有一些人则自己动手净身。1877年，司登得（G. Carter Stent，1833—1884）记录，1853年时有一名乞丐自己净身后，将割下来的阴茎拿去典当。割下的阳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宫中宦官会将之加以保存，但有时净身后没有存留或不幸丢失，因此他们需要阳物以接受定期检查，在升职、下葬时也会用到。更有耸人听闻的轶事说慈禧太后与安德海坠入爱河，并育有一子。事实上，一名未经阉割的男子是无法混入宫中的。皇宫验身手续之严格从晚清时法国医生马蒂农（Jean-Jacques Matignon，1866—1928）的报告中便可见一斑。马蒂农写道，一名二十二岁的宦官曾经到他在北京的医院就诊，因为宫中的检察官员告诉他净身不净，剩余部分过多，需要进一步剔除。13
33德莫朗以及一部1916年的民国小说都提到裸身的慈禧太后与皇帝的初夜。见《清宫遗闻》，第1卷，第70页，第112页；德莫朗：《慈禧》，第29—31页；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4回；司登得：《中国宦官》，第159页，第170—172页，第174—175页；胡富（Fu Hu）著，孟乔治（George Meng）译：《清宫故事》（Tales of the Qing Court），第261—262页。见康无为：《帝王眼中的君主统治》，第52—55页。正如康无为写道的，传说这一惯例甚至包括皇帝会给出是否要将精液“留在”女性体内的指示。如果皇帝决定不将精液留在其体内，宦官便会挤压这名女子的身体，从而使精液流出。
明朝魏忠贤以降，中国历史上有关邪恶宦官的一页便几乎宣告终结，不过，在慈禧太后治下，宦官恶势力最后一次抬头。乾隆帝统治期间，对宦官的监控便已开始放松。当时为了增加宦官人数，对其雇佣的限制变得松弛。乾隆帝开始允许私自阉割的男子成为宦官，无论他们是自己动手还是请人代劳，这两种情况均未经过内务府批准。乾隆帝给予宦官更多的行动自由。11尽管慈禧太后统治时宫中宦官的人数较少，但她仍将他们作为耳目，依靠他们传递信息，监视官员。慈禧太后有两名最宠的宦官：安德海（1844—1869）和李莲英（1848—1911），他们比清朝其他任何宦官的影响力都要大。1861年，身处北京的恭亲王及其他大臣与身处热河的慈禧太后之间通过安德海传递信息。慈禧伴随咸丰帝此前已逃至热河，并在那里策划如何消除异己。不过，宦官的权力仍然有限。1869年，慈禧太后派安德海监管南京的皇家丝织品织造。在赶赴南京途中，安德海毫不掩饰自己的威势及权力。由于宦官离京违反清朝律例，一位地方官员向皇上参奏了安德海一本，并将他逮捕，后来这位官员受诏将安德海处死。有人说这条旨令来自恭亲王，还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下令将其处死。慈禧太后肯定对这件事感到震怒，但并没有报复这位地方官员。
34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40—42页；林文庆（笔名Wen Ching）：《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The Chinese Crisis from Within），第75—76页，第88—89页；濮兰德与贝克豪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第79页；斯特林·西格雷夫：《龙夫人》，第101页，第267—271页；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18—20页。张戎称慈禧太后与安德海坠入爱河，但其引用的证据并不明晰；见张戎：《慈禧太后》，第83—84页（引自翁同龢的日记）。
慈禧太后与她的宦官们
35见林文庆：《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第149页，第150页，第153页；濮兰德与贝克豪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第74页，第83—84页；舒拉：《慈禧私厨西膳房》，收入俞炳坤等编：《西太后》，第151—155页；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7回。
慈禧太后喜欢看戏。一则逸闻记载，如果表演变得粗俗猥亵，孝哲皇后便会离席，以示不悦。这与明朝天启年间张皇后的事迹高度相似，张皇后在表演变得猥亵时亦觉受到冒犯。这些情景中“猥亵”很可能意味着演出涉及通奸等情节，而未必是动作猥琐——实际上，清廷禁止宫廷演出剧目中涉及淫秽之事。9在旁观者看来，孝哲皇后与张皇后都符合王朝末期遭遇不公的贞节有德之妇的形象。同一则故事还记载，慈禧太后怀恨孝哲皇后，并指责她把皇帝带坏。皇后的侍从则劝说她与慈禧太后和解，但皇后拒绝了。同治帝病重弥留之际给了皇后一张纸条，就在那时，慈禧太后进入屋中，下令烧毁纸条，掌掴皇后，手上戴的戒指还划破了皇后的脸。慈禧太后将孝哲皇后送走，皇帝驾崩后，皇后便自杀身亡。这则轶事是人们诽谤慈禧太后的典型例子，最后关头事情本有另一种可能性，但并未发生，且永远只能是个谜。这种桥段较为老套。10
36见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隐秘生活：贝克豪爵士之迷》（A Hidden Life: The Enigma of Sir Edmund Backhouse）（以下简作《隐秘生活》），第34页，第249—256页；斯特林·西格拉夫：《龙夫人》，第14—15页。《清史稿》并无宦官的专章，只是简略提了一下李莲英。
孝哲皇后在皇帝夫君驾崩几个月后亦去世，死时怀有身孕，关于皇后之死的谣言随之而起。人们普遍认为慈禧太后倾向册封另一位女子为皇后，但同治帝并未遵从她的意志，反而选择慈安太后青睐的孝哲皇后。孝哲皇后赢得了极大的同情。一些人说她在同治帝驾崩后绝食而亡，与皇上共赴黄泉；还有人则说，她是在与慈禧太后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身死。在一则记述中，慈禧太后曾说：“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随大行皇帝去罢。”不过，另一则轶事则表明是慈禧太后强迫孝哲皇后吞金自杀。1876年的一份奏折为孝哲皇后拟定谥号，还提及她过于哀痛、绝食而亡的传言，并强调人们认为皇后的神灵应得到特殊的赞誉。慈禧太后坚持传言有误，并下令将上书的大臣降职。1945年，盗墓者将孝哲皇后的尸体剖开，以寻找传说中她吞下的金子，但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找到了什么。孝哲皇后是唯一与同治帝同葬的后妃。8
37见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157—160页，第198页。
孝哲皇后之死
38萨拉·康格、凯瑟琳·卡尔和德龄在彼此的书中出现，她们的描述亦多有重合。但德莫朗记载，德龄并未从卡尔画肖像的报酬中为李莲英抽头，李便在慈禧太后面前诋毁德龄。太后下令德龄姐妹自杀，不过她们逃往上海。见金易与沈义羚合编：《宫女谈往录》，第40—42页，第125页；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25页；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197—198页。
更为官方的记录则显示，同治帝开始受宦官及其他佞臣的影响后，明显需要其母后与继母的指导。慈禧太后担心同治帝的学习进度太慢。皇帝驾崩几个月前，恭亲王与其他大臣批评他行为不端。同治帝下令削去恭亲王的职位，但两位太后撤回了这一成命。同治帝驾崩时并未指定继承人，这时慈禧太后做了几世纪以来太后都会做的事，即选择一名幼童作为继承人，并临朝称制。与以往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她选择的继承人是与同治帝同辈的载湉（1871—1908），即光绪帝。光绪帝是慈禧太后妹妹与醇亲王（奕????）的儿子。清朝的惯例是从驾崩皇帝的下一辈人中选择一位继承者。大臣们反对慈禧太后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最大的问题是同治帝将没有继承人来祭奠亡灵。慈禧太后并未动摇，反而过继载湉为子，并保证将立载湉之子为储（最终载湉也无子嗣，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清朝末帝同时过继载淳与载湉）。
39见濮兰德与贝克豪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第440页；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156—157页，第197页。
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将同治帝描述成浪荡子。慈禧太后干预其大婚之后，同治帝便觉受挫，据说他开始微服出宫，在心腹宦官的陪同下遍访京中妓院。妓院老板发现同治帝的真实身份后假装并不知情。同治帝染上了性病，症状反映在脸上。一位御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后，询问慈禧太后，太后说皇帝患有天花，并下令据此治疗，当然药物没有什么疗效。同治帝也知道自己得的病并非天花，不久便驾崩了。广为认同的传言还说他常探访且传染给他性病的是演戏的男旦。7
40见《清宫遗闻》，第1卷，第112—113页；濮兰德与贝克豪合著：《太后治下的中国》，第409页，注414；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199页；斯特林·西格拉夫：《龙夫人》，第434—439页；休·特雷弗·罗珀：《隐秘生活》，第238页，第257—258页；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40回。德莫朗称，依据安德海的叙述，慈禧太后准备了鸩杀咸丰帝的毒药；见乔治·苏利·德莫朗：《慈禧》，第53—56页。
皇帝微服出宫
41见［美］陈美凤（Lisa Tran）：《宫中妃嫔：二十世纪中国的婚姻与一夫一妻制》（Concubines in Court: Marriage and Monogam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与慈禧太后一同称制的慈安太后在咸丰帝还是皇子时便嫁给他，1852年晋升为皇后，谥号“孝贞”。慈安太后人称“东太后”，慈禧太后人称“西太后”。慈禧太后之子同治帝五岁继位，1873年正式掌权，但不是一位强力且自信的统治者。1872年，他与主妻大婚，即孝哲皇后（嘉顺皇后，1854—1875），这也是清朝五次“大婚”的最后一次，为此全国举行了持续二十天左右的庆祝仪式，包括在新娘家中向新娘父亲正式宣布订婚，将聘礼送至新娘家，赐予金印、金笏以正式册封。完成上述礼仪之后，才用轿子将新娘抬入宫中与皇帝成婚。在她之前，另外四位妃子已经以近似规模的盛大仪式迎入宫中，其中一位还是皇后的姑姑。6如上文所述，皇帝大婚标志着太后称制的结束，但同治帝在婚后仅仅活了两年，1875年死于天花。他有五位后妃，却无子嗣。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再次临朝，1880年慈禧太后患病时，慈安太后曾短暂单独称制。后者于1881年四十五岁时突然离世，有传言说她是被慈禧太后毒害而死的。
42第一位是乾隆的妃子，即嘉庆帝的生母，她在去世后被追封为皇后。第二位是嘉庆帝的主妻，生下了道光帝。
慈禧太后曾三次称制：第一次在其子年幼之时。尽管清朝并无典章规定太后称制，但以往先例便足以效法。4一些人认为她并不具备治国的能力，慈禧太后实际上曾研习历史与治术，阅读书籍，聆听讲书，尤其是阅读高官特别为她和慈安太后编写的帝后历史传记选集。慈禧太后熟稔女性称制的先例，并曾与先生及其他支持者长谈。5同治帝大婚之后，慈禧太后便不再临朝。不过他驾崩时，她又重新称制，并选出了下任皇帝光绪帝，从而操控了继承大事。光绪帝大婚后，慈禧太后再次停止临朝。不过几年后的1898年，她再次称制，因为光绪帝试图从她手里夺回统治权，进行变法，这威胁了慈禧太后的利益。几年之后，她支持民间义和团运动，该运动的成员认为自己拥有超能力，能够将外国列强，尤其是基督教传教士逐出中国。尽管李鸿章及其他高官表示反对，慈禧太后仍然向试图侵略清朝的列强宣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至西安，他们在那里待到1902年初。光绪帝再也没有独立统治过，甚至慈禧太后也再未真正执掌大权，其权力转移到了地方大员手中，例如张之洞（1837—1909）等人。1908年光绪帝驾崩，比慈禧太后的辞世早一天，此时的清政府早已无力回天，革命已是势在必行。
43作为仆人，辛者库比包衣地位要低，一位辛者库在康熙朝成为妃子。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131页，第147页；陶博：《康雍乾内务府考》，第54页。
慈禧太后起初是咸丰帝一位卑微的妃子，1835年生于满洲镶蓝旗家庭。其父从吏员升至道员，但后来受人诽谤，说他在太平军攻击时擅离职守。慈禧太后1851年被选为秀女，与另一位入选女子作为贵人入宫，1854年晋升为嫔，1856年生下皇子，次年晋封贵妃。其子载淳（1856—1875）即为后来的同治帝，他也是最后一位活到成年的清朝皇子。最后的两任皇帝没有子嗣（咸丰帝的另一位皇子夭亡，公主则存活下来；这两个孩子都是其他妃嫔所生）。在咸丰帝1860年逃离北京时慈禧随侍在侧，咸丰帝驾崩时成为太后。其子于1861年继位，未成年时由八位男性辅政掌权，这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本是咸丰帝的主要顾问。不过，慈禧太后与咸丰帝主妻慈安太后联合咸丰帝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夺取摄政权，开始垂帘听政。他们将年号由原来的 “祺祥”改为“同治”，以反映他们实行的“共同统治”。慈禧太后、奕訢和另外一位盟友醇亲王奕????（咸丰帝另一位同父异母的兄弟）那时都只有二十几岁。慈禧太后执掌大权，其子与下一任皇帝都在其掌控之中，直至慈禧太后去世。
44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102—103页。
慈禧太后及其共治者
45将妃嫔升为皇后的皇帝包括（不包括皇帝死后妃嫔升为太后的）顺治帝、康熙帝（两次）、乾隆帝、嘉庆帝、道光帝。
关于慈禧太后的传闻轶事已自成产业，其中包括一些外国作家带有明显虚构色彩的作品，尤其是1910年出版的濮兰德（John Bland）与贝克豪（Edmund Backhouse）合著的《太后治下的中国》（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权威之作。该书1914年被译为中文，并影响了国内外读者几十年。此书真假参半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一部非国产的耸人听闻的“野史”，而这类作品由来已久。流言蜚语和骇人听闻的传说比比皆是，一些关于慈禧太后的信息可能永久失真，无法解密。例如，她是否鸩杀了光绪帝？通过对光绪帝尸体的化学分析，2008年的研究证实了他死于砷中毒，但谁是罪魁祸首仍是一个谜。很多人怀疑元凶是慈禧太后。女性回忆者对慈禧太后的叙述比从未与其会面的男性作者的记录展现出更多的理解支持，不过，这些支持慈禧太后的作者有时会在她们的记述中夹杂一些多愁善感及追忆往昔的成分。除了近来中国史学家的研究（仍未有专注慈禧太后的综合性英文专著），还有很多有分量的作品提到了慈禧太后，有些还运用了近几十年才对研究者开放的文档资料。与慈禧太后同时代的人写的传记作品包括：美国人凯瑟琳·卡尔1906年的《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萨拉·康格1909年的《北京信札》（Letters from China）、御前女官德龄（1886—1944）1911年的《清宫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满族宫女何荣儿的《宫女谈往录》，以及宫中宦官的一些记述。半学术作品主要有张戎（Jung Chang）2013年的《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Empress Dowager Cixi：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这部作品对慈禧太后的统治及改革加以认可，其程度超出了许多学者能够接受的范围，不过，也为慈禧太后提供了一部文笔流畅、引人入胜的传记。关于慈禧太后及晚清宫廷中其他人物的小说、电影，包括法国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1922年的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赛珍珠1956年的小说《帝国女性》（Imperial Woman）、闵安琪2004年与2007年的两部小说《兰贵人》与《末代皇后》、1948年上海摄制的流行电影《清宫秘史》，以及2003年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等。3
46见罗友枝：《清朝皇家婚姻》，第188—189页。
叙写太后
47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128页，第133页，第182—183页，第296—297页，第299页；罗友枝：《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中国》（“The Prosperous Age: China in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收入罗友枝与杰西卡·罗森合编：《中国》，第22—40页。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植根于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女性统治者的偏见。人们说她干预皇位继承，篡夺皇帝大权，还说她残忍狠毒，性格阴郁，将敌人置于死地，虐待光绪帝的一位妃子，甚至说这位妃子为其所杀。然而，她的侍从和接触密切者则说，慈禧太后并非特别残忍狠毒、睚眦必报，只是她有时的确脾气不好。然而，不论统治者是男是女，坏脾气在君主身上绝非罕有，置敌人于死地更是司空见惯。由于慈禧太后统治期间在北京活动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外语写成的相关描述十分丰富。对于她的外国访客而言，慈禧太后魅力十足，亲善友好。这些访客包括美国驻华公使之妻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为慈禧太后画过四幅肖像的凯瑟琳·卡尔（Katherine Carl）。她们记载慈禧太后仪容姣美，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还说她颇具魅力，聪颖异常，能力卓越。慈禧太后闲暇时间会学习绘画，练习书法，爱狗，且喜看戏，喜欢听她的心腹太监讲故事，有时候在他们表演时还会睡着。她身体健康，精神矍铄，六七十岁时仍是如此，人们随太后游玩多山的颐和园时意识到了这点。
48在其他场合下，慈禧太后曾带领妃嫔举行仪式来送走掌管天花的女神，并在其亡夫的生日与祭日进行祭祀。见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第205页，第214页，第218—219页，第226—227页，第266—267页，第288页。关于承天皇后的重生仪式，见马克梦：《牝鸡无晨》，第261页。
作为中国皇室最后一位重要的统治者，慈禧太后自1861年起便开始主宰清廷，长达四十七年。与布木布泰不同，慈禧太后不仅正式称制，并且掌权更久。自此，人们便对她横加诋毁，指责她是致使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批评她没有推行必要的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并在危急时刻仍过着奢靡的生活。新近研究则认为，这种看法夸大了慈禧太后应对王朝覆灭承担的责任。这两种观点都应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以期理解慈禧太后的历史地位。不过，我将聚焦慈禧太后一生及其身边的人物，以及她作为女性统治者的形象，并不涉及她作为清朝的领导者本可以做什么或并未做什么。自慈禧统治之初，清朝便遭受了英国及其他外国列强的不断打击，在商业、外交及宗教开放方面受到外界施压。外国势力对北京及其周边宫殿、财产与人民的掳掠破坏致使慈禧太后两次逃离京城。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负债累累。尽管许多人曾经且仍然认为慈禧太后面对时代的挑战毫无准备，但她应负的责任大小很早便被人们对女性统治者存有的偏见所影响。除此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她是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但慈禧太后的影响力比以往的女性统治者更为有限。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慈禧太后及其宫中顾问并没有处于权力巅峰，真正大权在握的是李鸿章等执掌官僚机构的大臣及地方督抚，后者直至清朝灭亡之后都掌握着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并常常略过皇室，亦不向朝廷寻求财政、物质支持。1换言之，慈禧太后不像之前的女性统治者那样享有高度的中央集权。在她的权力范围内，慈禧太后治理有方，并顺应改革需要，只是她夹在斗争的派系之间只能艰难抉择。回顾历史可知，她的选择是错误的。截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大趋势导致的必然且即将到来的变化已经超出了慈禧太后及其盟友所能接受的范围。皇室统治下的帝制中国行将消失。2
49对于这一修辞的杰出研究，见安如峦：《剑或针》。
帝制中国最后的女性统治者
50曹雪芹：《红楼梦》，第2回。这部小说1791年首次刊印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