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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墙中的故乡

妈妈说,你自己想清楚就好,你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后来,晚上,妈妈又到房间里来,和她聊天。

林雯说,我想清楚了,我就打算继续在鹤岗过下去。

她说,那我为什么要用我的一生去赌呢?

妈妈说,你不要后悔。

妈妈说,那是运气问题,你又不一定碰上你爸这样的。

林雯说,我不会后悔。

她说,妈,你嫁了个什么样的男人。

她没有告诉妈妈,她已经买了三个五百升那么大的白色编织袋,要把房间里剩下的被子、枕头、床单、娃娃全部打包带到鹤岗。

回家,妈妈问她男生怎么样,她说不合适。没过几天,妈妈又给她介绍相亲对象。对于结婚这事,妈妈不会退让。妈妈对她的期望就是找个人嫁掉。这点她们永远无法达成一致。

编织袋已经到了。妈妈将快递盒拿上来,问她买的是什么。

她当时说,要是不让我回家,我就跳车了。

她对我眨眨眼睛,答道:“就是买的东西,几个袋子。”

她说,二十多次相亲里,更多是一上来就要谈生孩子的。最后那次相亲,男生送她回家。快到家了,男生一直不停车,绕着主街开了四五圈,说再去别的地方逛逛吧。

林雯开始打包。白天,爸爸还在客厅听小说。她原本打算等爸爸走掉再打包——上次去鹤岗,她就是趁父母都不在时把行李打包好。但爸爸今天打着赤膊,她估计他不会出门了,进而决定忽视他。天气还是闷热。她走出房间,来到储物室。那里有两个衣架,挂着冬天的大衣、羽绒服。书柜放着教材,《冷菜、冷拼与食品雕刻技艺》《中式面点制作》。她翻了翻衣架,摇头,毛领大衣太轻薄了。她把视线转向一个麻袋,翻出来两床旧床垫、旧被子,还有一床电热毯。曾经她在酒店做前台服务员,一个月里上十五天夜班,从晚上10点坐到第二天早上8点,冬天冷,她就买来这床电热毯盖在腿上。

她说:“那你对小地方的男的要求太高了。”

上学时买的星星玻璃灯;以前做西点给蛋糕增色用的红曲粉;房间的吸尘器,拆下头,各自裹两圈保鲜膜;塑料布;一大包纽扣。她走到客厅,打开鞋柜,掉出一叠一次性拖鞋。她捡起来。响声哗啦啦。父亲没抬头,也没说话。她清空衣柜,夏天的裙子,秋冬的毛衣、围巾。滚腿器。拉伸器。她还翻到以前买的猫手术服。编织袋很快装满了。过两天她就叫快递上门,把三个袋子运到鹤岗。

“能听人说话的。”

打包完,林雯又躺到床上。我们并肩躺着。我问她是否还是打算在鹤岗继续待下去。她点头。她想就这样待在鹤岗,继续开炸串店,同时呢,她打算问妈妈能不能赞助一台电脑,如果可以,她一边开店,一边在网上做兼职客服,如果不行,她就再攒攒钱,明年买电脑。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的才是好的?”林雯问我。

她在常州见了三个朋友。一个是她曾经上班的酒店的经理,已结婚成家。另外两个都是手机回收公司的前同事,男生,还很年轻,互相不认识。其中一个叫小乐。小乐和她同批进公司,是个不善言辞的小伙,比她小两岁,家里给他在常州买了套房,他平常和爸妈一起住。好死赖活过呗,林雯说,小乐对工作没她那么上心,从没拿过绩效第一,拿保底工资就已满足,现在工资还是三千多一个月。

后来林雯和我说,从鹤岗回家前,妈妈又“不小心”给她发了一张男生的照片,说非常难得,三十二岁,可靠,做销售。她说妈,你跟人家讲,我有病,生不了孩子。虽然住在镇上,邻居仍然是原来同村的人,还有远亲。只要听说你没结婚,你就是别人手里的一种资源,她说。每次出门她都要戴口罩,省得被亲戚认出来,“会被呱唧呱唧讲”,过一会儿又要给她介绍相亲了。

稳如老狗,她说,小乐就是条咸鱼,你拨一下他才动一下。

我提到那些让林雯困惑的相亲。“那现在也不给她介绍了,随便她。”她说。

最初小乐只知道林雯要辞职。后来林雯才告诉他去了鹤岗。

“我什么话都跟她说了,没用的,劝不动她,”林雯母亲继续转着呼啦圈,“随便她好了,我现在就这么想。”

小乐说,大佬,说跑就跑,真牛。

我和她聊到对林雯去鹤岗生活的看法。

林雯躺在床上给小乐打电话——出来吃饭,有人请客。电话对面是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谁啊,男生说。林雯说,就是个朋友。我们约好第二天和小乐一起去吃石锅鱼。但第二天,到约好的时间,小乐说要给家里人做饭,又不来了。林雯说,即使在常州,她也没有朋友圈子,都是一个人和一个人联系。

后来我下楼,遇见正在转呼啦圈的林雯母亲。她在肚子上绑束身带,然后套上狭窄的呼啦圈,将秤砣甩起来。底下有些年纪更大的老人。她边转呼啦圈,边和老人用常州话聊天。

我原想着让小乐带我们去趟手机回收公司,三年了,他还在那工作。他说,周末公司不打卡也能进。我和林雯坐上车,二十分钟后到被樟树包围的工业园区。我们在层层叠叠的高楼中行走,经过电动玻璃门,电梯门,灰色的闸门,相同的挡板、办公桌、惠普电脑和键盘。我们在玻璃门外张望。她指着那个她曾坐了一年的位置——一张桌子,一张椅子,一台电脑,一个键盘。我之前就在那儿,她说。

妈妈回来后,客厅里的声音多了起来。除掉和丈夫的沟通以外——她和他说话,总得不到回应——她是那种风风火火的女人。阳台上养了多肉、灯笼草、长寿花、绿萝。她先是拿水壶开始浇花,接着又说在附近学校要来一片荒地,种西瓜、南瓜、生菜、番茄、茄子。最近她在减肥,已经减了一个月,上午出门跑步,坚持不吃晚饭。她要下楼去转呼啦圈了。

之后我们决定离开,又穿过闸门、电梯门、电动玻璃门,离开园区。在楼下,我看到设备检测中心里密密麻麻的手机。保安狐疑地看了我们一眼。

后来回到房间,林雯说,你感觉到了吗,他一点用都没有。小时候,她问妈妈为什么不离婚。有次妈妈带着她到四川去待了三天两晚,被娘家劝回来。女人嫁出去就没有家了吧,她说,娘家也顾不上她。林雯那时意识到,妈妈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女人,那种万事都会忍的人。

离开工业园区,林雯决定带我去一家洗浴中心。以前她时常去那里待着。那是一家老牌洗浴中心,供应自助餐,既能洗澡,还能吃三餐。洗浴中心独享一栋办公楼,人不多。我和林雯一起洗完澡,来到空无一人的娱乐室,先打桌球,接着打乒乓。由于球技拙劣,我们很快放弃了。这时整座洗浴中心变得灰暗。窗外,一场暴雨即将来临,传来男人的鼾声。

你爸爸不知道怎么搞这些,妈妈在旁边说。他们三人第一次同时露出笑容。

躺在懒人沙发上,林雯捧着手机,说起和朋友见面,她们与她分享婚姻生活常见的争吵、欺骗与妥协,还有孩子。更年轻的小乐说在找女朋友,相亲,生活似已不再有可能的变化。他们留在这里,而她选择离开。

等饭吃完,父亲走过来。两天里我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他是眯眯眼,脸上有许多横肉。他拿着屏幕碎裂的手机。妈妈让林雯帮忙,说微信支付坏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林雯拿过他的手机操作了一阵。她说,你银行卡已经注销了,要换一张卡。父亲拿来另一张卡。她输入号码。人脸认证。“张嘴。”她对父亲说。父亲张嘴。现在可以了。她把手机递过去:“你再试试转一次账。”

我问林雯,她觉得和这几位朋友的区别在哪。她想了想说,可能他们家庭幸福,工作过得去,并不想走,可能也想走吧,只是结婚早,也有孩子。“也可能是我足够自私,”她笑了笑,“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人本来就自私。”

她对那里的印象只是很远,黑龙江,那么远,过去都要三四天。但她不愿多聊,很快转移了话题。她在一家小厂子上班,待了五六年,说是工厂,其实是手工作坊,厂里一共不到十人。工厂生产发动机部件,比如绝缘橡胶圈。她中午给厂里做饭,既看机器,也要做手工,用锉子摘掉橡胶环上的毛刺,每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一周休息半天。常州工厂工资就那么多,她一个月赚三千块。休息的时候她就和姐妹去逛公园。

从常州到鹤岗,林雯的出走,除了从历史或社会的视角去理解,更重要的还有她的自我寻求——这是后来来到常州的小镇,来到她的家里,走到那栋办公楼下我在思考的——她走出这一步,走向远方,要摆脱的是惯性多么强韧的旧秩序:那座工业园区,办公楼,那些敲打键盘的声音,坐在酒店前台的无数个夜晚,让人冻得哆嗦的冷库,口水鸡,蚕豆,那个没有声音的家庭,那张沙发和沉默寡言的父亲,交易一般的相亲和婚姻……她要走出的是整个旧秩序对她的判定和期望。

“去鹤岗躺平,对吧。”林雯妈妈说。

我想到弗洛姆的那句话:如果我只是我以为别人期望的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那“我”是谁?

我提到那里现在有许多年轻人。

林雯的行动与脚步正是对此的追问——“我”究竟是谁?“我”究竟希望过上何种生活?

对林雯的生活,妈妈如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对我是什么来头,也不多问。饭桌上,我们聊到鹤岗。此前她没听说过这个城市。

即便如我在鹤岗的所见所闻所识,出走并非终点,远方也并非最终答案。但人们总有越过眼前藩篱的冲动,对自我位置的追问不会停歇。

你吃,妈妈对林雯说,我减肥,不吃荤的。妈妈坐在素菜那边。她夹了一个四季豆说,好咸啊。林雯不好意思地笑笑,炒菜放多了酱油、蚝油。其实妈妈自己也经常分不清这些,做菜不好吃,让她拿瓶生抽,她买回来老抽,让她买老抽,她就买生抽。

林雯规划未来,她也许会一直在鹤岗待下去,待到四十岁、五十岁,始终一个人过,如果猫死了,就再养一只。

爸爸最终也没来吃饭。后来他到厨房里去端来一盆面条,坐在沙发上吃了。妈妈和林雯都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没再去问爸爸,也许习惯了。

“什么情况下必须回来?”

林雯和妈妈坐下,留下一张空椅子。

“也许只有爸妈走的时候了。”她说。

爸爸还是没动,继续躺在沙发上。

从洗浴中心出来,雨停了。我们从常州新北区回小镇。江浙沪,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高速路上,她指着路边两栋高楼,这里,那里,都是新建起来的。有一栋楼在黑暗中发出蓝色的光,那些楼像在水里面一样,还有面前这条路,原来是村子,后来拆了,变成医疗器械厂。她小时候和玩伴在马路上玩,到处下雨,路上是泥巴堆成的小山丘,还有水洼,在那些泥泞里,孩子们捡走针头做玩具。

来吃啊,林雯又说。

回到小镇,路上是别墅群,三四层楼高,意大利式风情。售楼中心在黑夜中亮着灯,“××镇最后的独栋别墅,尊享美景”。别墅群黑漆漆的,有些亮着灯,我们站在马路上看房子里的人影。

来吃饭,妈妈喊爸爸。

“世界变得真快。”

左边,父亲躺在客厅。右边,林雯在厨房里焯毛豆。林雯做了炒花甲、盐水煮毛豆、炒四季豆,从冰箱里端出昨天买的蒜蓉蒸虾。妈妈买来夫妻肺片。桌上摆着丰盛的菜。

“但好像这些和我没什么关系。”她又说。

接着是一串拧钥匙的声音。妈妈回来了。妈妈显年轻,中等身材,扎着头发,穿一身黑色,眉清目秀,像许多中年女人那样戴齐全套金首饰,金手镯、项链、耳环。她嗓门很大。看到林雯在厨房里,她也过来帮忙。厨房里传来砰砰的忙活声。

随后一周过得很快。我和林雯一起在镇上四处走。镇子以老街、新街、更新的街来划分。我们先走到老街。她的初中曾经在这里,后来拆掉,搬到新街,老校区荒废了几年,现在是家职业技术学校。老街是曾经小镇的位置。后来拆迁,大家都搬到新街,现在再往北去,又有更新的街,一切都要更快,要更新。

下午5点,先回来的是爸爸。爸爸回家后就粘到沙发上。那个“他”又开口说话了。

我们一眼就能认出哪里属于老街——那些低矮的楼房,灰色雨水的痕迹,金叶烟酒店,渔具店门口的鱼竿和鱼饵,街道两侧杂乱的电线。唯一一家影剧院堆放着倾斜的木梯、扫帚、红木桌。老街的边缘地带,景象愈加荒凉。水泥路面裂开了。我们绕了一圈,围着老去的楼,老去的路,老去的人们养的蓝星草。

妈妈是个四川女人。林雯说这么多年家里只有妈妈挣钱,一直没休息过。妈妈的妈妈——林雯的外婆——很早被拐卖到新疆,再没有下落。妈妈十几岁离家,出门打工,从成都到常州,相亲就嫁了。媒婆说这个男人有三个兄弟,一家人好帮衬。十九岁,她生下林雯。今天是妈妈的四十八岁生日。现在妈妈在厂里上班,林雯只知道工厂位置,不知道妈妈具体做些什么。小时候,妈妈在印纸厂,印刷纸壳那种,十几年前算大厂,妈妈看机器,她去找妈妈拿家里钥匙,厂子里热烘烘的,生产跟人一样高的大卷筒,手展开都抱不过来。

然后我们来到新街。新街尽头是一个公园。园里的河很深,曾有人淹死在里面。林雯上次到公园是三年前,那时新冠还没有发生,公园只是女人来跳舞的地方。但现在,公园正在举办集会,大大小小的摊贩,卖的还是那些人们能在任何一条步行街上吃到的东西:旋转薯塔、冰淇淋、臭豆腐、肉夹馍、烤冷面。人挤着人。还有碰碰车、气枪、小孩的蹦极、钓鱼、划船、从1连续写到500 的游戏。舞台上有人正在表演川剧变脸。“四川的川剧魅力,也是我们中国的川剧魅力。你看看,变脸速度非常快,千万不要眨眼,眼睛眨一眨,老母鸡都能变成唐老鸭。”

妈妈生日,一家人总还是要一起吃顿饭吧。

人群中有人牵着鹅。绳子绑在鹅的脖子上,男人拽着绳子,将鹅拖走。鹅展开翅膀,脚掌划过粗糙的地面。紧接着又有男人抱着鹅走来。我和林雯走到一个热闹的摊位前。那真热闹,是个支起的大棚,铁丝网将一大群鹅围起来。套圈游戏,奖品不是娃娃、玩偶、恐龙玩具,而是活着的鹅。外侧有许多人。他们手中拿着一摞圈,圈很小,只比手腕粗。每当有人扔出一个圈——铁丝网里白色的鹅们蹲低脑袋,动作齐整,就像一片起伏的海浪。

第二天是林雯妈妈的生日。开始我一直没能见到林雯的妈妈,她睡得早,起得早。早晨她给我们煮了两个玉米,两个鸡蛋,放在餐厅桌上。林雯说这是来客才有的待遇。下午,林雯买好菜,随后到厨房清理冰箱,把过期的豆瓣酱、牛奶全部拿出来,扔进了垃圾箱。

“你快看。”林雯咯咯笑。她第一次见到套鹅。她打开手机将这一幕拍下来,发抖音。

接着我们说到这间房子。房子三室两厅,十多年前的装修风格,方方正正的玻璃灯,木质门框,屏风,因为时间久远,玻璃柜蒙上黄黄黏黏的一层雾。厕所是那种传统的木浴桶,淋浴头坏了,开启时管子四处溅水。林雯很不好意思,说她一般去楼下浴室洗澡。但总体说来,房子宽敞,明亮,位置也在镇中心。这是父母的房子,她开玩笑说,他们不死也不是我的啊。

“你们快看!”她边录边说。

回到房间,林雯就压低声音。这些天她没事儿干。在家里,她一般以一个大字形躺在床上,有时是正面,有时是反面。这阵子她打游戏的兴致不强,每天做两把任务就算了,有时候刷短视频,有时候看网文,还有囤东西。她每天都在看微信上的秒杀群。第一天她对我说,你上京东看一下。她把我的手机拿过去抢了张券。第二天她对我说,你上淘宝看一下。我跟着她买到如下物品:猫维生素B片,婴儿专用湿巾,红霉素眼膏,酒精消毒湿巾,头绳发圈,清凉油,小台芒果。她说,从小总是听到妈妈说家里穷,要省钱,要少花一点。她不再敢买贵的东西。

不过人太多了。人群中混杂着汗味。我们看了一会儿套鹅,随后失去了兴趣。我问林雯,能否带我去她的故乡看看——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不是这个崭新的小镇,而是她出生、度过童年、对世界还抱有好奇时的地方。如果那个村子还存在的话。

林雯带着我穿过街道,上楼,来到她家。她爸还在沙发上。我和她父亲打招呼。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

但那里都被围起来了,林雯说,都是厂子,我们进不去。

我们会合那天下着雨,此后常州阴雨连绵,几乎每天都有阵雨。我撑着伞在路边等待林雯。夜晚,临街店铺亮着灯,银色的雨水从楼房边缘落下来。一条笔直的高速从南到北穿过小镇。晚上9点,街上一直有人在走,车流从未停息。主街有古茗奶茶、蜜雪冰城、瑞幸咖啡、正新鸡排、肯德基——看到这些名称时你会意识到这里和中国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那些立在街边一模一样的回迁房,以及家家户户在门口都养着的月季、蓝仙草,又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街道很新,楼房很新,看不出时间的痕迹。

存在于林雯记忆中的故乡是什么样子?十二岁以前,2005年以前。那时候她家是个大家族,全家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河边的一间平房。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是妈妈做的拌面。一碗水煮挂面,加一勺豆瓣酱,酱油,放一点糖和辣椒。家里穷,还是吃不饱,她和同村伙伴一起,拿瓷碗的碎片在田埂上生火,烤从田里摘来的东西。秋天,水稻收割后,在田里捡没脱壳的稻谷。把火熄了,稻谷扔在灰烬里,过一会儿就炸开,变成不甜的米花。河边有棵桑葚树,她去摘桑葚,有时在草丛中摘到野草莓。村子边缘还有一排树,树干上黏黏的胶,以为是野果,采完才知道是别人种的桃子。隔壁村的河,水下有菱角。女孩一起去水里捞菱角。有人掉到水里,其余人慌乱找来一根竹竿,将落水的人拉过来。父母争吵时,她来到村子旁边的松树林,躺在松软的泥地上。

离我们上次在鹤岗见面过去了半年。半年里,我们在网上聊天,她说前阵子鹤岗政府发优惠券,兴致勃勃讲怎么去超市买打折的东西。前两个月炸串店生意不好,关张了一阵,这段时间没收入,就靠积蓄待着。这趟回来,她一是想把剩下的东西打包继续寄到鹤岗,二是妈妈过生日,三是一年多没回,也想见见曾经的一些朋友。

另一个下午,太阳暴晒,林雯同意带我去曾经的故乡看看。她多年未曾回去,我们也做好什么都看不到的打算。离开镇子入口,通过一条土路,车程五分钟,定位的地方就在这里。

“还是想回去。”她接着说。“回去”指的是回鹤岗。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装着林雯童年记忆的村子。路的尽头是一道灰色的墙。这道墙沿着河流修建,里面是蓝色铁皮瓦和玻璃建成的厂房。河流里,墙角源源不断地排出污水,黄色的、白色的、绿色的泡沫,反射着彩色的油渍在水面上荡漾开来,还有死掉的水草。通向河道的石板路上只有垃圾。一种不知名的树垂下来像葡萄一样的花叶,招来苍蝇。

林雯回家的第五天,我来到常州与她会合。最开始我和林雯睡在她家里的卧室。接下来两天,由于她父亲一直在客厅躺着,我们很少离开房间。她看向窗外。天气闷热。鸟儿无聊地叫着,有时长,有时短。楼下是玉兰树林,挨着一座叫迎宾桥的石桥,河流一侧很脏,水面浑浊黏稠,漂浮着落叶。另一侧很干净,那边是别墅区,商品房,至于多少钱,她没打听过。她在的这一侧是拆迁安置房,粉红色的楼房,四层楼高,楼长得都一样。

“我们的家之前就在那。”她用手指向前方,河流在的地方。河流另一侧,高大的榆树枝叶垂落下来。

每次提到爸爸,她的脸上时常浮现绝望的神情,抿着嘴巴,嘴角往下长长垂着,有时还要忍住眼泪。回家后,她待在房间,一直躺在床上。房间不大,一张床几乎填满了。床边有一张小桌,一张懒人躺椅。门曾经被发火的爸爸撞开过——她回忆说,那次她躲在房间里,不敢开门,爸爸砸了门,拖着她的头发,把她拉到门口——后来换了锁,现在才能锁上。她继续说,小时候父亲从没牵过她,没抱过她,这么多年吃饭时爸爸都只拿自己的筷子,从来不拿她和妈妈的。

村子变成包材厂、干燥厂、科技厂。祖坟迁走了,从村旁迁到更远的山。整座村子被连根拔起,一路都是厂房,灰色的水泥,蓝色的玻璃,红色的砖墙,机器的嗡鸣声,空气中的塑料味。

这时,林雯走出房间,来到客厅。爸爸在时她尽量不去客厅。现在,爸爸的地盘上只剩下一个手机支架、烟灰缸里三只烟头,一碗没吃完的面条。爸爸一直没工作,偶尔接点零工,做装修那种,“一年里工作个三十天”。他快五十了,额头上深深的皱纹,曾经切过胃。除了听小说,爸爸就是去楼下车库的麻将馆打牌,也有时连续一个月都躺在沙发上。

隔壁村没有被征收,还维持着原来的样子,零星几个老人在喂鸡,犁地。林雯带着我往那里走。那就像是她记忆中的村子:两层高的白色平房,路边有枸杞叶,一些农户种的桃子树、苹果树,结了果,罩住网。在电站,我们走到一个小的开闸处,河水会被抽到坑里,再放掉,留下草鱼、鲫鱼,她和玩伴一起捉。往下走是另一条河,河旁有一片玉米。一个女人在石砖上淘洗衣服,旁边的孩子挥舞着扫帚。我们站在河边。一丛柳条垂下来。风吹动柳尖,河面生出波纹。

下午,门口传来“砰”的一声。爸爸应该离开家了。

这边一片全都是草,潮湿,虫子就多。小时候这里还有一种紫色花。你看,那些桃子熟了。林雯一样样介绍给我。忽然飞来一只白鸟,翅膀雪白,身体棕色。鸟儿停在水面,嘴巴钻到水下,又抬起头来,不急不缓展开翅膀,离开河流,往远处的树林飞去。那只鸟真是漂亮。

这个家庭界限分明,彼此都当对方不存在。客厅是爸爸的。林雯在一个房间。妈妈在另一个房间。房间隔音差,她在房间里听见爸爸咳嗽,撒尿,听有声小说。早上,隔着门,播报小说的“他”又响起来。到中午,传来吸溜面条的声音。爸爸不会管她吃什么做什么,不问,不在意,不关心,偶尔听见动静,也只是躺在沙发上抬头看一眼。

“你看那只鸟。”林雯说,像是想起了些什么,“以前我们这还有白鹭呢。”但此后再没有见过了。

从这些句子里她觉得爸爸在听一部武侠小说。爸爸只看两种小说,武侠,还有写抗日战争的。“他”声音很大,充满客厅和厕所。如果不关门,“他”就一直飘在她耳朵里。之前她房门坏了,锁不上,夜里两三点还能听见。尤其是快要睡着时,真令人恼火,你知道那个成语吗,“水滴石穿”,她压低声音——“他”就像水滴一样,每当要睡着时就会突然滴到我脑袋上,我真要神经衰弱了。

分别时,林雯先下车,在车窗外,她对我笑了笑。下次见面应该是很久以后了,她说。我隔天离开常州。两天后,林雯对我说,她已经打包完所有的行李。她再次坐上了去往鹤岗的火车。

搬到鹤岗生活一年半后,林雯第一次回江苏常州,进家门后她首先看到的还是那个躺在沙发上的中年男人。沙发三人座,铺着一条毛织毯子。初夏,男人光着膀子,穿了条短裤,用左手托着脑袋,另一只手垂下来,放在并拢的双腿上。沙发对面的茶几放着塑料支架,一个没有感情、语速很快的新闻联播式男声从支架上的手机里流淌出来。“他”又在说话了。这十来年,爸爸就这样躺在沙发上听着“他”说话——“两人的身体当场被全部撕裂”“显然没想到对方的实力能达到这种程度”“他开始大杀特杀,如入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