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亮什么也没说。
“他是悲伤大于欢乐，我是欢乐大于悲伤。”男人评价杨亮。
新年即将到来。男人上一次返乡是十年前。他觉得没成家，混得不好，回去丢面子，决心春节就待在鹤壁。去年春节他和杨亮一起吃了顿年夜饭。他觉得在鹤壁买房是这几年最开心的事。杨亮点头。
我问杨亮最近在关注些什么。他喝下一大口可口可乐。“什么都看，贴吧、微博、B站。”他谈论了一会儿最近的新闻，脸上浮现不平的神情。说实在的，这次和他见面前，我一度有些心里打鼓。我有时想他也许会参与网上那些言语激烈的争执。但现实中，他就在我的对面，沉默寡言地吃着饭。
有第三人在，杨亮说话更谨慎。找不到话说，他低着头，看手机，刷贴吧。男人离开间隙，我和杨亮继续返乡的话题。杨亮上一次回老家也是五六年前。至于父母，他完全没听说什么消息，也不想去打听。随后他说到父母离婚的事。“对我来说，这是件很突然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却未必。他们也许早就做出打算了，只是我不知道。”
我上次见到杨亮时，他说他还剩下三万块，还能再隐居半年。但以后呢？杨亮说，可能还是要去上海攒些钱。现在，钱快没了，他又必须去打工。有次他在群里分享做网络兼职的经验，说有个下午赚了四十块。他很高兴，但第二天就发现是个骗局，唉。
馆子里闹哄哄，很快，杨亮的眼睛垂下来。
“可以说是毫无波澜。”那人在旁边补充——他的生活随时变化，那年冬天，他在北京马驹桥的厨师工作很快结束，无所事事了一阵子，又回到鹤壁。
“算了，我不想再提这些。”
“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杨亮说。有料理包后，他省去了出门买菜的步骤。他还是在打游戏。
男人回到饭桌。我们聊到杨亮的猫。橘猫如今成了肥猫。前阵子，男人建议杨亮给猫减肥，他把猫粮减半。每天夜里，猫闹得人睡不着，扒拉猫粮袋，还把架子上的卤蛋扒破了。“卤蛋本来是给我吃的。”杨亮笑起来。他有点担心猫。如果年后去上海打工，他也没法带走猫，正打算把房子租出去，请租客替他照顾。
杨亮胖了不少，长长的刘海垂到眼睛，贴着额头。他穿着黑色棉袄，牛仔裤，没刮胡子，神情有些疲倦。这里太吵了，他说。他很快失去耐心。但另一人说，他更喜欢热闹的环境，坚持要饭店见面。这人郑重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酒红色西服。前不久，他喝醉了，摔了一跤，额头缝针留了疤。
“你别想了。”男人说，“指不定那人把你猫照顾死了。”
在鹤壁，我约上杨亮以及群里的另一个男人一起吃饭。两人说去吃“十九元经典菜馆”。他们爱两家馆子，这是之一，另一家叫“二十九元自助餐”。菜馆在奔流街，下午6点30分，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天冷，鹤壁街头的梧桐树叶落光了，枝丫像纤维一样向空中伸展开去。阴天，雾霾厚重。馆子里开暖气，闷热，吵吵嚷嚷，地上摆着空啤酒瓶。男人说这家馆子实惠。他点了一份炒肚片，杨亮要了一份爆炒鸡胗。
他沉默了一会儿。“如果是那样，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尽力了。”
过了一会儿，护士打断我们的谈话。两包黑色的中草药膏递到王浩手中。又到父亲吃饭的时间了。晚上，父亲开始发烧。忙碌的看护工作让王浩无法思考更多。现在，他需要暂时搁置在鹤壁隐居的愿望了。
杨亮重新加回保安群，打算去上海找个普通的岗位，冬天再回鹤壁。后年也打算这样。来年春天，杨亮找到新的租户，两人达成协议，用租金提升双方共同的生活环境。杨亮买了台全新双开门大冰箱，在客卧安装空调。租户说帮他照顾猫。很快，杨亮回到上海做保安。上一天班就挣一天的钱，他说，下班，他还是照常打游戏，睡觉。再后来，他将猫送给鹤壁当地一个女孩——室友始终喜欢不来猫，他希望猫能有个更好的归处。又过去半年，他回到鹤壁，继续一个人的生活，电脑机箱嗡嗡作响，屏幕里游戏战争不眠不休。他研究挖掘机、发电机，想象世界末日的来临。有天他想在楼下的空地种土豆。他挖啊挖，挖得双手都是黑泥，手指疼痛，很快放弃了。
我有种归属感，王浩说。离开鹤壁前，他还在房子里养了红掌、绿萝、长春花、仙人掌——虽然后来都枯萎了。
杨亮去鹤壁隐居的帖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每天都会收到新的提问：兄弟，该怎么去鹤壁隐居？
“那不一样。”他说。有天他正在家里，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咣当的声音。那是一个刚搬来的年轻男生，两人交流了几句，发现都在鹤壁群聊。后来他们还一起见过一次杨亮。他记得那顿饭吃了一个凉菜，两个热菜。男生和杨亮不喝酒，他就没有点酒。他知道两人都喜欢打游戏，男生打《梦幻西游》，倒卖武器。杨亮也爱打游戏，但不想靠代练赚钱。杨亮总说，不想把自己最后的爱好拿去卖了。
另一个夏天热得出奇，人们躁动不安，前往燕郊的路上全是掉落的槐花。申牧站在相同位置向我招手。公寓楼下，临街店铺倒闭又新开。但他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头发的长度，肤色，眼神。他穿着阿迪达斯的绿色T恤，牛仔裤，戴着鸭舌帽和口罩。他的家同样没有太多变化。纸箱还放在门的右侧，床上的衣物整齐折叠，只是囤积的物品变得更多了。更多的外卖盒，被清洗干净的垃圾，更多的鸡蛋壳，茶叶，就像是时间刻度往前推进了一格。
“那到鹤壁之后呢？”
他有些厌烦燕郊，说打算新冠结束后离开这里，去一个村庄隐居。他说，到时候他就将手机锁起来，买一个一百元的诺基亚。他希望去江西或是贵州，那里有山，有树，气候湿润。但房子到期时，由于新冠还没结束，他仍然无法离开燕郊。他续租了一个月，又续租了一个月。
他又说了一遍：“富士康变化太大了，宿舍里住着谁都不认得。”
微信界面有许多表示未读消息的红点，来自交换电影票的群聊，麦当劳优惠券的群聊。他很久没有打开它们。唯一联系的人只剩父母。一个月与父母固定通话两次，固定的通话内容。
十年过去，他曾经做过的岗位——给数控机床放料的位置，现在已是控制装料的机械臂。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工厂里的岗位都会被机械取代。
“那你之后的打算是什么？”我问。
手里那个小小的金属物品，从 iPhone 4变成 iPhone11。变化还有更多。时薪上涨到二十三元，富士康还会给补贴，只要干够三个月，就多给一万元。生产线上大多是像他这样的临时工。王浩在宿舍里住了两月，人们进进出出，来了又走。他没能认识任何人。“之前我起码知道宿舍里的人叫什么名字，现在，旁边住着的到底是个人还是个鬼，我都不知道。”
“我还是不知道。”他说。一切仍然处在不确定中。
他摇头，现在不可能离开医院了。我们并排坐在不锈钢座椅上。他并拢双腿，驼背，显得身体那么小。他讲起富士康的生活。这两年，每当他需要赚钱，他还是会回富士康做临时工，回到庞大的永远不会关灯的工厂。有次他碰到一个待了八年的线长，仍在等待那渺茫的升成组长的机会。他看着线长被组长训话。“当时我想，还好我没留下来，留下来也不会比他更好。”他说。
电脑屏幕亮着，他在看电影《远方》的解说。电影里，一个男人离开小镇，想要去到远方。最终他还是回到了小镇。
“这些天有去巩义别的地方走走吗？”我问他。
“我们所有人都想去远方，但远方真的会是我们想象中的远方吗？”申牧说。
医院里暖气充足。王浩穿着灰色毛衣，黑色家居裤，恐龙棉拖鞋，随后将我拉到病房外。我们聊到富士康和在鹤壁隐居的生活，他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无法想象未来的日子，眼下只能熬。
随后，北京电影节开始。我们相约一起去看安哲罗普洛斯的三部曲。电影很热门，我们没抢到票。申牧买到一部法国的新电影。再次见到申牧时，他身后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男生。申牧说他想开始一些拍摄计划。这些天，他在写剧本，租机器，找摄影师。他想对这几年的蛰居生活做个了结：去天津找原来合作的导演，将素材要回来，看能否剪个片子，再去石家庄拿回寄放在亲人家的行李，看是否能找亲戚借些钱抵债。由于没有工作和社保，他已经无法从网贷借钱了。回家，是否和父母坦白一切，仍然待定。
两周前，王浩接到家里电话，父亲病倒了，状况不乐观。家人不知道他在鹤壁生活的事，一直以为他在打工。那通电话把他拉回现实。家里没钱请专业护工。大哥先请了几天假，后来二哥接力，然后是他。父亲脾气暴躁，像个孩子。王浩每天给父亲擦身体，洗尿盆，喂药，用破壁机将饭菜打碎，加水搅成糊状，再灌进父亲的鼻饲管。地上铺了一床薄薄的卡通床单。他和二哥睡在父亲床旁的地上。过了一会儿，护士来查房，王浩将床单收起来。
随后，我们来到北京的后海，游客熙熙攘攘。申牧倚靠在湖边的栏杆：
比如那次，我和曾在富士康工作，后来去鹤壁买房生活的王浩坐在郑州巩义一家中医院。楼里住着脑梗的老人，少有人走动，安静，走廊里是常见熟悉的消毒水气味。王浩的父亲躺在一间病房里。他七十四岁，头发花白，插着鼻饲管，双眼茫然，缓慢而沉重地呼吸着。王浩轻轻喊醒父亲。老人睁眼，看着面前的电视机。一则电视广告播放后，他又合上了眼。
“我快离开北京了，走之前，我去了中国电影资料馆，想看《永恒和一日》，可惜没有买到票。我很喜欢那部电影，里面那位老人说：‘最近我与世界的唯一联系，是楼对面的陌生人。’”
从大同回北京，车窗外高山连绵，山坡铺着灰黑色的太阳能板，像移植在身上的一块皮肤。接着是一座空房，角楼形状，露出砖、钢筋、窗户。一块不大的湖泊，有人躺在遮阳伞下。明亮的太阳令这一切都像是假的，还有那些云的阴影。我看着窗外，想到死亡总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它发生，成为主角，身影逐渐淡去。我又想着那些活着的人们，想到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情形。三年里，我见到这些人，短暂参与他们的生活。如果叙述要有一个终点——可也许生活没有真正的终点，除了死亡——停留在我脑海中的是这样一些片段。
胡同里，夏日槐花传来淡淡的香气。他说，以前他去了那么多地方，旅行的每一天都像一个月那样长。当他待在那个公寓，三年却像三个月般短暂。剧本上写，明年4月，这项计划将进入剪辑阶段。他还在写另外一个剧本，如果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他就重新去找工作。车开往电影院，窗外，人们飞速向后倒去，海棠，槐树，拥挤的单车。他看向窗外，摘下口罩。这些天他开始失眠，想到所有事情都要重新开始了。我们抵达小西天，灯光退去，电影即将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