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翻来覆去，失眠了。半夜3点，我干脆起来到洗手间洗了把脸。我从门口走到阳台，又从阳台走回门口。最后，我回到桌前。我翻开了《纽约兄弟》，一本小说。我曾被这个故事打动，现在，我决定再读一遍。
泄露了大量的岩浆
在这个世界上，做人就是要面对恶劣环境里的艰难真实的生活，要知道只有生、死以及各种人类的痛苦才能模糊掉上帝这样的形象。
像火山喷发一样
一位朋友推荐了这本书，他觉得申牧就像是书中的主角。后来，我发现这本小说改自一个真实故事，写的是20世纪初的一对纽约兄弟。他们原来身处一个体面的中产家庭，哥哥意外失去视力后，为了照顾哥哥，弟弟也辞去了工作。两人渐渐退出社会，在家里囤积大量物品。
发霉的土豆
被问及为什么选择与世隔绝，弟弟回答说：“我们不想被打扰。”
他在日记里写道——
1947年3月，警方接到匿名电话，发现两兄弟死在家里。由于家里有太多物品，警察无法打开门，只能打破窗户后进入。他们取出约一百二十吨“垃圾”，包括十四架钢琴，两万五千本书，保龄球，腌制的人体器官，旧款T型底盘，马车折叠顶部，数百码未使用的丝绸和面料，一匹马的下颚骨，生锈的自行车，照相机，婴儿车，无数的报纸和杂志，等等。每天都有两千多人站在屋外观看清理工作。
我坐在桌前，重新翻出申牧发给我的照片。有些是他囤积的东西。比如一盒外卖，已分辨不清原来的食物样子，绿色黄色的霉菌入侵了塑料盒，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随着时间逝去，霉菌张开了身体，菌丝复杂，如同迷宫，也像火山的熔岩。还有碎的卤鸡蛋壳，装苹果的塑料盒，剪下的指甲。他将这些东西铺在一块黑色的布上。在黑布的衬托下，碎指甲就像遥远的星星。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曾将这对兄弟评价为现代的第欧根尼。据说古希腊人第欧根尼住在一个木桶中，他拥有的所有财产只包括这个木桶、一件斗篷、一根棍子、一个面包袋。亚历山大大帝去拜访并询问有什么能帮到他。他说：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鹤岗的房东提醒我，近期情况不明，建议我备好食物，减少出门频次。不过我已习惯了，无论在鹤岗还是北京，都一样。因为新冠，那年生活总是时时变化。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谈论未来了。我打开外卖软件，下单几瓶矿泉水，西红柿，鸡蛋，鸡胸肉，面条。一小时后，敲门声传来。我和戴着口罩、全副武装的外卖员打了声招呼，再将那一大袋东西拿进屋，逐一分类，摆在冰箱。
“请你不要遮住我的阳光。”就像那天，当我最初去到申牧的那间房子，我首先感受到的就是同样的情形。
他决定去燕郊。此后五年，他离那个过往熟悉的世界越来越远。
那是个阴天。在网上聊了半年后，申牧最终同意和我见面了。我从北京国贸出发，坐上815路快车来到燕郊。街边有一些叫作夏威夷、纳威堡的小区，楼房密集得令人心生恐惧。正午时分，我在小区门口等待，有些焦虑。一个男人朝我招手。他有些微胖，戴着一顶褐色GT Hawkins的棒球帽，穿一件很薄的蓝色棉布大衣，牛仔裤，马丁靴，是容易隐藏在人群之中的人。他很沉默，我看不到他口罩背后的表情，也不知道他正想些什么。
申牧回到工厂。又过了两年，他再次提出离职，此时离合同期结束还剩一年，须赔偿大约六万块。离职后他先在北京通州租了一间隔断房。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分成五个房间。他和一对夫妻、一个写代码的大学生、一个女生、一个高中生住在一起。半年后，他决定在同等预算下租一个完整的空间。位于河北的燕郊是不错的选择，来往北京市区有通勤大巴车，半个小时就能抵达国贸，而且房租很便宜。
我们吃了一顿仓促的饭。在必胜客。他说长久不见人，实在紧张，一直胃疼。
春节，申牧回家，父亲认为他受骗了，也不同意他转行的想法。父亲说，你既然喜欢电影，最开始怎么不去学电影？既然现在已经学了飞机，就好好干飞机。申牧还是带了一台相机回家。冬天，父母需要给苹果树修剪树枝，他拿着相机在一旁拍摄。但父亲看他不干活，嫌烦，把他的相机摔到地上。相机摔坏了。
吃完饭，我提出去他家看看。他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有一个自称是纪录片导演的人联系上他。他们签署了一份协议。两人商定，由申牧出钱购买一台 RED ONE 摄影机，另一人进行拍摄，拍摄完纪录片后，器材归那人，但电影版权归申牧。他们起初决定拍一部返乡题材的纪录片：以申牧辞职离开飞机维修工厂，返乡和父亲一起种植苹果作为故事线。剧本里，他们设定电影叫《爸爸的苹果树》。但合作很快失败了。那人迟迟不随他返乡，另有自己的拍摄计划。相处十来天后，两人散伙。申牧花钱买的机器仍然留在男人手上。
我们踩着雪小心翼翼往回走，路面湿滑，空气寒冷。他走向一栋公寓楼，周边没有配套设施，只是一栋公寓楼，一个让人睡觉而非生活的地方。
许多人劝他不要冲动，但也有人鼓励他。他说，想到一辈子都要在流水线度过就后背发凉。
公寓不大。大约三十多平方米，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衣柜。他曾经说的那些外卖盒塑料瓶都整齐地放在门口。窗台摆着胡萝卜皮、洋葱皮、橘皮。窗户贴着磨砂，模糊地感知着光的存在。
他在一个论坛上发帖：“二十八岁工科男，目前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除了电影没别的爱好，想明年转行，成为一位真正的电影从业者。”
回到家里，申牧像回到领地一样，放松许多。我提出想仔细看看这些物品。他从桌上拿起一副灰色的工业手套，将纸箱搬到地上，用刀划开封闭的胶条。那些平日被人们看作垃圾的物品存放其中，尚未分解，没有腐烂。电影票上的字容易褪色。他提前扫描了它们。
他看到一部叫《小森林》的日本电影。电影中，桥本爱饰演的女主角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回到一个叫小森的村子，森林围绕，她一个人住，秋天收获水稻，夏天喝自酿的冰镇甜酒，早晨吃自制面包和磨碎的果酱，一日三餐，周而复始——我能否离开北京，回自己的家乡过这样的生活？
电影。是啊，这五年来，脱离现实后，他几乎是彻底沉浸在电影的梦境中。
Tomber amoureux de quelqu’ un 爱上某人
他有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显示器。他在 Excel表格中将看过的电影分门别类，硬盘越攒越多。他从来不删任何一部看过的电影，哪怕那是部倒人胃口的烂片。半夜醒来，或是下午2点醒来，他打开屏幕，随后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还有电影院。就像猎人狩猎会遵循季节的变化，每当各个地方举行电影节时，申牧就会离开家，直到电影节结束，他才回到家里，然后像冬眠一样很久不再出门。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他写道：
Louvre 卢浮宫
《记忆》：记忆、幻觉、梦境这些都不重要，亦无须去解读它们。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影体验，我该如何去描述呢？引用片中的一句诗：我灵魂的每一处细微空间，如微生物的分子一般，产生了无器官的联结。这不是一句褒奖，也不是一种比喻。看阿彼察邦的电影，会忘记现实的时间，会忘了此刻真实的自己。那些废弃建筑下的鸟儿，那些雷鸣和雨声，那些被挖掘被清点的骨骼，那些山坡上的树木，那些台阶上小憩的人，那些河流两旁肆意丛生的植物，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个萦绕心头的砰的声音，也许是来自宇宙深处的靡靡之音，来自记忆洞穴里的信号。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沉浸感，也是只能从这类非叙事非线性的电影里才能获得的体验。
Monalisa 蒙娜丽莎
再比如：
申牧很难说清楚自己发生了什么改变。但他认为，眼前的生活绝不是自己想要的。他花了两千元在网上报了一个学习班，开始在上班间隙学法语。在一张“发动机零部件附件交接单”上，他抄下许多单词：
《安娜的旅程》：凌晨3点25分，我醒来了。我烤了两片吐司、倒了一杯牛奶、切了一个西红柿、撒了点白糖、打开电脑开始看这部电影。导演的另一部影片《让娜·迪尔曼》是我最爱的电影。看完这部电影时，天刚蒙蒙亮，城市的天际泛起一层渐变的橙色，与青蓝的天空接壤，想起那一年在阿塞拜疆的早晨。她穿梭于欧洲各个城市，去往布鲁塞尔的旅途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困顿和哀愁。喜欢安娜的外套，喜欢她的裙子，喜欢她的后背，喜欢她的高跟鞋，喜欢她的裸体，喜欢她在床上反复听电话留言的姿态，我学着她把窗户开了一道小缝，冬日寒袭，世间最美妙的时刻莫过于此。
工作两年后，他开始去电影院看电影。起初是看一些商业片，回到宿舍也看，《7号房的礼物》《教父》《肖申克的救赎》。后来开始看杨德昌的《一一》，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在电影中，他几乎可以在视觉上抵达任何一个国家，看到人们的生活，那里的街道，风景，树木和海洋。然后是法国新浪潮，再然后，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基耶斯洛夫斯基。有一天下班，他一口气看完了《灿烂人生》，一部时长六小时的意大利电影。看电影时，他似乎把自己都忘了。
他情不自禁地想模仿电影中的生活。刚从飞机工厂辞职时，他还有一笔积蓄，决定先抛开眼前的一切去远方。他的第一站是法国。落地巴黎，走在塞纳河畔新桥，买来正宗法棍。他遇到一个打算去瑞士的女生，决定一同前行，两人坐上火车的情侣车厢。那天是狂欢节，车厢里所有人开始接吻。他们对视了一下，也开始接吻。他们一起转去布拉格，吃奶酪火锅，看午夜档《海边的曼彻斯特》。女生来自西安。她方向感真好，他说，欧洲的火车真麻烦，他经常坐错，可她总是能够分清楚。到布拉格，他和女生分别，此后再没有联系。
他不常加班，除了春运或国庆前后工作会变多。下班后他回到公司安排的宿舍，各种各样的酒店标间。他生活的范围不超过那个园区。他和同事们说不上话，也不爱参加要喝酒的聚会。他逐渐感觉自己逃不出这个硕大的车间。
他继续自己的旅途。在瑞士，他在日内瓦湖边发呆。
维修基地在首都机场附近。经过两年培训，申牧正式上岗，签订一份须工作满六年的合同。每天，他换上深蓝色工服，手持虎钳或是测量标尺，来到车间，维修各式各样的被拆解过后的飞机发动机，检查发动机叶片是否存在划痕或变形：几厘米，多深，方向，位置，是否烧蚀，是否腐蚀，然后在叶片打上“超标”或者“未超”的标识。他有时会用专门的孔探仪，更多时候靠眼睛。他的眼睛总是很酸涩。
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他漫步一整天，不知疲倦。下一站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导演锡兰的故乡。他去了费特希耶海港，那里青山环绕，停泊着带长桅杆的白色游艇，街边是红顶的房屋。每天他都在海边醒来，看着高大的椰子树和椰枣树，露天餐厅，在沙滩上洗衣服的女人，听着钟楼的钟声。在大阪，他从惠美须町一路逛到日本桥，搜寻演员绫濑遥的写真集。他住在青旅，收集从自动贩售机里买来的饮料罐。半夜睡不着，他就去街上的便利店觅食。
他出生在中国甘肃的一个村庄，那是一片干旱荒凉的土地，当地农民主要靠种植花牛苹果为生。申牧家里也有一个苹果园。他的家境在当地人看来不算好，但也不算坏。少年时期去另一个镇子读书，每周走二十公里泥路，有时太累，中午睡在树林里，走得太久，布鞋磨破了，就用绑带绑住鞋子。他考上一所大专，遵循父亲建议选择飞机维修专业。毕业那年，他的同学们大多数去了航空公司。他选择更稳定的维修基地，来到北京。
现在，我想起见面那天，他坐在那堆纸箱里——从纸箱倒出来一大堆小票。他戴着手套，一张一张小票往回捡，一边讲起这些旅途。那似乎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像是在讲述终于实现长久以来的梦。
最初半年，申牧和我在网上断断续续聊到他的生活，还有他的过去。
有个网友找到他，说希望拷贝他的电影硬盘资源。他没有回复。后来他在一部纪录片的影评中记录了他拒绝的理由。电影叫《冰山的阴影》，拍的是一个船舶机械师用一台8mm的胶片摄影机拍下世界各地的风景。在他死后，这些影像资料被人放到芬兰的跳蚤市场拍卖，买主借此还原了这个人的一生。
如果单从数量来说，申牧拥有最多的物品也许还是电影。他收集了一整箱电影票，有些票据已经褪色、字迹模糊。他有十一个硬盘，分别装着美国、欧洲、拉美、韩国和中国的电影，已有几千部。锡兰、费里尼、侯麦，这些导演和影片中的人都住在了他的硬盘里。有一个硬盘像铁盒一样，12T 容量。他专门用来存放日本电影。
他在世界各地流浪，到过埃及、长城、曼哈顿，冰川、丛林、雪山、高原，甚至是已经消失的印加古城，都被他记录了下来。但没有人认识他，葬礼上也没有亲人，他连个朋友都没有。
随咖啡赠送的黄糖，随薯条赠送的番茄酱，薯片桶，洗洁精桶，护手霜，柠檬水中的柠檬，滤过的茶叶，剥去米粒的玉米芯，橘皮，鸡蛋壳，鸡的骨头（他将肉剔干净，骨头留下来），还有他的头发，剃须刀刮下的胡须，从耳朵里掏出来的碎屑。这些物品像待在一个现代生活博物馆，各有各的位置。他不会轻易移动它们。
前天有人找我拷贝资源，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部电影。
有时他出门买菜。一次，他在超市里买来一袋馒头，有个像被老鼠啃了一口。他还是将馒头一直放在冰箱。他不扔东西。按照他的解释，他尽可能保存生活中的所有痕迹，就好像那些物品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申牧家里放着各种各样的物品。首先是曾经真实属于他的：穿过的衣服，鞋子，恋人送的 MP3，明信片。更多是独居后的生活痕迹。冰箱旁放着十六个大纸箱，纸箱半人高，装过牛肉面、宫保鸡丁的铝制薄膜和纸质的方形外卖盒，清洗干净，叠在一起。一个纸箱里装着各个餐厅赠送的纸巾。另一个箱子装着纸质咖啡杯，星巴克的，肯德基的。杯子上有不同活动的印花，春天是樱花，圣诞节是帽子。还有个箱子放着必胜客的比萨小三脚架。
我大概有十一个硬盘，欧洲电影两块，美国的两块，日本一个最大12TB，还有拉美等其他地区的。这里面的每一部电影都记载了我过去这些年迷影的点滴，虽然这段时间在我的人生长河中不值一提，但也是我从青年步入中年重要的阶段，以及我人生的一个缩影。当那些积攒多年的资源突然有了市场价，那种感觉就好像进坟墓。这些资源不单纯是电影。我靠着它们度过了一段体验世界的旅行以及一段坎坷不平的时期。我在想，等我死了，我不会把它放到跳蚤市场上卖掉，我会销毁，也不会留给后代。
每隔几个月，他的睡眠开启一次循环。第一天晚上11点睡，次日早上6点醒。第二天凌晨1点睡，次日早上8点醒。第三天凌晨3点睡，次日早上10点起。有时是下午2点睡，晚上10点起。黑夜和白天没有分明界限。
重新想起这些事情时已是另一个夜晚。我站在阳台，玻璃窗遍布水珠，映照着模糊的光影。屋里屋外，两个世界，而现实的冷正从窗外那侧逐渐逼近。遥远的汽笛声传来，似有似无，如同夜晚的低语。我回到床边。墙上有一台投影仪。我打开投影仪，一面白色的幕布缓缓降下。我将屏幕调至最亮，从冰箱里掏出一瓶苏打水，再找到一部老电影，杨德昌《海滩的一天》，胶片影影绰绰的斑点浮在墙上。伴随着昏沉的声音，我进入了另一个梦境。
长期一人生活，他开始收集房子里为数不多的声音。电饭煲里沸腾的米饭，冬奥会花滑运动员的冰刀划过冰面，纪录频道中藤蔓生长，用筷子将食物送入口中后的咀嚼。他将它们录下来，在电脑里存放。他细心分辨门外快递员和外卖员走路的脚步声。每次点外卖，他都会在订单里备注：“不要敲门！不要打电话！放在门口！”像个警告。外卖员仍然咚咚地敲门。后来他就不点外卖了。
大约一周后，天晴，我决定不能再这样待在鹤岗的房子里了。趁着雪停，我下了楼。天空很蓝，阳光切开楼房的身体，上面是白色，下面是橙色，掉漆之处如补丁。花坛的雪变薄了，堆着一叠冻烂的白菜。路上，行人搓着手，有些忙着将雪铲到花坛里。
公寓在十九层，他在窗户上贴了一层磨砂，这层磨砂令他无法透过窗户看见外面的风景，天空、鸟、对面正在修建的楼房。
我拦下一辆出租车，决定去北山公园走走。那是鹤岗一座出名的公园，在城市北部，由鹤岗矿务局修建。曾经它周边有许多冒烟、扬尘的白灰窑、采石场、白灰厂。但现在那些厂已经不见了。公园没有边界，一条长长的阶梯通向山顶。雪像被子一样盖在荒草身上，两侧是树林，大多是极高的白桦。
申牧，三十四岁，失业接近五年，负债，远离亲人、朋友，待在河北燕郊一间租来的公寓，不与任何人见面或交谈。
最初，在听说申牧的故事，还有见到他那天，以及后来我反复想到他时，我实则想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为什么选择过这样的生活？换言之，这个问题——后来我向来鹤岗生活的人们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实则是，这种逃离，如果我们能称其为逃离的话，究竟能不能通向自由？所谓自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吗？就像人站在一个广场，或是一条漆黑的甬道，此刻，面前出现一些不同的分岔，像手指离开手掌那样延伸开去。分岔尽头会是什么？亮光？一片朦胧不清的雾？又或是黑暗？
这时，也就是在重新回到正常秩序的两年后，我认识了另一个人。最初，我觉得他的生活相当怪异。当我此刻坐在鹤岗的这间房子，无人与我说话。黑夜早早降临，窗外风声呼号，还有干燥的雪。我再次想起他的故事，他的房子，还有我们最终见面的情形。
我戴着帽子和毛毡手套，迈着重重的步伐往山上爬，扬起的雪粒灌到靴子里面。我想到申牧曾经对我说，刚搬到燕郊时，他住在城中村，走在灰尘扬起的公路——也是那样迈着重重的步伐。他去面包坊买法棍，听见巷子里摩托车刺耳的鸣笛。他无所事事，下午到必胜客或是肯德基点一杯苦涩的美式黑咖啡，戴上耳机，听音乐广播节目。有天他回家，发现赶上由北京延展开的群租房清退。他搬到一个楼房小区，过了一阵，房东通知说要卖房。他再搬到汉庭酒店，住了一整月，每天待在房间看球赛，行李寄存在酒店仓库。接着，他搬到现在这套公寓，然后在窗户贴上那层磨砂。
生与死，反与正，热闹与孤寂。每当见到新的人，我总会忍不住提问：你想过上什么生活？常见的答案是钱（或地位）。但更多时候，人们说：我也不清楚。我的困惑并未得到解答，反而有加深的趋势。
他想过重新找工作。比如，当身上积蓄不到五万时，他开始在民航业一个专门的招聘网站上投简历，各种各样的岗位，投了很多份。有一次他正在泰国旅行，对方打电话给他说要视频面试。
另一些时候，我在事故或灾难的现场。比如，在益阳，一家养老院暴雷，有老人跳江自杀，另一个精神失常的老人在江边敲鼓，被人们解读为给逝者的挽歌。我见到敲鼓的老人，他睡在一间KTV 里的隔间，两平方米不到，堆满了鼓。KTV 主人是他的妹妹，五十六岁。那间KTV 也很老了，生意冷清。怎么能放哥哥去养老院等死，女人说，她坐在店门口，嗑着瓜子，一直笑。她的丈夫死了，她也独自一人。接着，白银的一场越野赛，二十一人遇难。深夜，我和同行到了当地，决定直接去殡仪馆碰运气。高速上没有其他车，我们往前开，没有月亮。我们在殡仪馆对面的马路停车等待。一个女孩匆匆跑来，披着一件军大衣。她说起白天去酒店收拾遗物，从父亲的背包中翻出一袋新鲜的李子。我长久记住了那袋李子。
视频接通。对方问他，为什么这么久没找工作？
有天，我来到湖南长沙，走过一家购物商场的地铁站。一个年轻女孩站在街旁，面前是一个三脚架，一部手机，旁边放了两盏柔光灯。她在直播唱歌，很多人围着，道路堵塞。这座城市的人们似乎不知疲惫，也从不因黑夜的到来停下脚步。隔天，我去一家短视频公司采访。办公室坐了一百来个年轻人，电脑前是一些修图的脸。墙上有两块电子屏幕，实时滚动着公司短视频账号的粉丝数量。后来，我又来到北京一家卖饮料的新消费公司。我看见一个专门用来给员工加班睡觉的房间，推开门，里面是十张上下铺，就像一个高中宿舍，但没有人在里面睡觉。
此时距离他辞职已经一两年。他没回答上来。
回到生活的常态令我心安。我继续上路，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对方说，你没工作还在泰国玩？
但将自己真正封在家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我的作息开始紊乱。到第四个月，我开始易怒、烦躁，在网络上四处搜索：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那年年底，我已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当屏蔽一切外在的事物，我像是失去航标的船，不知道去哪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重新开始找工作，重新适应按部就班的生活。别去想其他的，最好什么都别想。（当然，我重新找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存款花光了。）
那家公司在广州，也是一家民航业的维修企业。面试没过。他又投了一些写影评的自媒体公号，岗位薪资和原来在航空基地时相近，每月工资六千，地点在上海。但公司认为他年龄还是偏大。他刚过三十岁。可能人一旦过了三十岁，就像成为要过期的商品吧，他说。几次应聘失败，他放弃了，开始对家人隐瞒真实处境。
在鹤岗的房子，重新想起这些话，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些帖子和我自身的感受。我们这些人，明明处在——用更年长的一些人的说法——人生中最好的阶段。但为什么我们感受到的是如此强烈的疲惫，以至于我们试图逃避，逃离，或者干脆躲起来？
去欧洲时，他发了一条带定位的朋友圈。同村的亲戚看到了。家人由此发现他在国外。父亲害怕他去国外。他接着说，以前在工厂，有去德国大众公司交换的机会，学费二十万。如果此后留在大众，学费可以退还。他问家里能不能先借他一些钱，但父亲不同意。申牧说，在人生的几次重大选择上，他永远无法和父亲保持一致。现在，父亲一个月要打两次微信视频给他，担心他会再次私自跑到国外。
“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申牧的父母认为一定要有个儿子。因此，他有三个姐姐。父母还认为，这个儿子必须回家，结婚，再有个孩子。他的微信上有许多来自父亲的未接来电记录。如果接通，父亲会说些什么呢？催婚，催他赶紧回家。父亲总说，待在北京没有出路。至于姐姐们，其实他和姐姐原来关系不错。不过现在，姐姐都已有事业，成家，过着稳定的生活。
“没有社交，没有朋友，没有网络，困守单间的出租屋，不上班，不出门，靠外卖。我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
后来，有部名叫《四个春天》的电影上映。申牧买票去看。在电影院，他看到一半，离场了。那部电影同样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返乡拍摄自己家庭的故事。他有些失落，想起曾经写过的剧本，被父亲摔在地上的相机。他第一次看电影中途离开。
“没法在家里蹲，又没法出去，为了逃避天天往公园里钻。只有公园是免费的。”
我继续在公园里想着申牧的故事。走神后，我才意识到已离最初的入口很远。我不知道该继续往哪个方向走，就决定沿着道路爬到山顶。山上树林更矮，空气冰冷彻骨。我大口喘气，冰冷的气息就像在肺里凝结。太阳快落了，远处出现一片淡淡的橙色。我打开手机搜索导航，手机立刻被冻得关机，我只好站在观景台注视着山下的一切。远处，高层住宅、低矮的平房、田野、城市、道路，整座城市覆盖在白雪之下。有一对老年游客经过，他们在山顶停留，接着继续向前走。我想到人的来处、故乡、家庭，也想到人的去处，想到申牧说起家乡的村子，他摘完苹果，翻过整个山头，找狼毒草，满天星，摘来一束，放进茶杯，送给姐姐。还有在冬天出现的鸟，背部是黑色，腹部是白色，如同宝石蓝的羽毛。鸟在雪上跳跃。他那天说，如果能够回到故乡，一个人过，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好了。但现实是，当他待在公寓，从第三年开始，他逐渐远离人群。飞机工厂的师傅发微信，问他在做什么。他没回复。姐姐问他，为什么不回家过年，感觉你与我们隔绝了。他也没回答。积蓄花光，他开始借网络贷款，日息万分之三。有三四个月的时间，申牧陷入黑暗。他一个人去便利店吃便当，也会提前在手机下单，避免和店员说话。更多时间，他待在公寓。唯一的动静来自窗外——偶尔飞来鸽子落在窗沿，为了宣誓主权，他赶走它们。此外，一个网上相识的女孩每周给他打一次电话，只为确定他没死在公寓。
“二十八岁在深圳出租屋蹲了一年半，感觉对生活越来越没有掌控感，之前还会偶尔出去走走，现在只会宅着，连出门倒垃圾都不想了。”
他打开手机拍下视频：一个人吃饭，桌上电脑正在播放日剧，时间一分一秒流逝。视频中他渐渐发胖。一天他剃光头发，搬来台子，站在家里演讲，讲过往经历和失业天数。他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逼着自己说一些话。下一个视频——房东来检查租房状况，他终于起身，打扫三四个月未清理过的屋子，扔掉所有发霉的外卖。再这样下去也许会自杀，他想。他鼓起勇气去看医生。
她们在帖子中写道：
医生开了药，一片片混着水喝下去。说不清是药的作用，还是新冠来了，总之，当新冠流行，限行开始，他变得平静许多。他很惊讶。闭门不出不再是件怪事了。
我持续关注着豆瓣上诸如“家里蹲自救同盟”“裸辞群众小型交流组织”这类小组。那些小组中女生居多，她们年龄与我相仿，二十来岁，同样在北京、上海或是广州这类大城市生活，也许正面临失业，也许只是待在家里，或者是租住在一个公寓里。总之她们闭门不出，同样试图封闭自我。
我们见面那会儿，说不清是由于惯性，还是他未能找到返回现实世界的路径，总之，他还是按着原有的节奏继续生活。他坐在地上拆开纸箱，随后将它们放回原来的位置。对物体的迷恋和封闭自我几乎是同一时刻发生的。在工厂工作和拍纪录片失败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人的行动随机且深不可测：下一秒去哪，午饭吃什么，晚上听哪首歌，明天见到谁，信任，依赖，或是欺骗，背叛，隐瞒，它们随时会打乱生活的步调。而太阳照射世间的角度，天空蓝色的密度，宇宙射线抵达地表的时间，动物迁徙的规律，这些节律永恒不变。因此他宁愿和物品生活在一起。
随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隔离，我整天待在家里，打一档叫作《动物森友会》的游戏。在游戏中我有一座岛，我在虚拟的海里抓金枪鱼，收集奇形怪状的恐龙化石。但在游戏之外的现实，我不想与人交往，不回复他人的消息，看着天一点点变暗又亮起来。新冠有所缓解后，我终于走出家门，化好妆，去咖啡馆里假装工作，实际上我无所事事。精神不错时，我和朋友说到曾经看过的一条新闻，讲一个男人厌倦上班，就躲在家里。没有想到妻子中途回家，他更决绝地将门反锁，躲进了衣柜里。
随后几天，我们一起翻看他电脑里的相册。有故乡的苹果，看似无法走出的大山和荒凉的村庄，苍老的父母（皱纹深深刻在脸上），谈过的恋爱，女孩脸上的笑容，庞大明亮的工厂，还有在欧洲的旅途。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的生活从某个时刻开始错位和偏移，而这五年就像一个真空地带。他不知该如何离开，也不知道该去向哪里。
这还让我想起曾经的一段日子。那是在2020年初，因为一些变动，我辞掉杂志社的工作，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我对与人打交道感到疲惫，想尽力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辞职后，我没想好做些什么。然后，新冠出现了，城市开始封闭管理。有天晚上我去买储备物资，大米，蔬菜，香肠。当时北京也下着大雪，街道很空旷，零星几个行人，手里同样提着三四个购物袋。回家时我坐上出租车，广播传来高昂的女声：“樱花时期我们再相见，武汉，加油！”
“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
房子安静，我听见水管流动的声音，还有热水器的吱吱声。墙壁很薄，楼道里外卖员步履匆匆，还有软件上催促送单的播报。隔壁住着一对夫妻。早上6点，男人总要咳嗽几声，走下床，传来一阵拖鞋趿拉的声音。后来我习惯从手机里找出一档讲电影的播客节目。我打开外放，听着声音做饭，洗碗，扫地。我没有注意节目具体在说些什么，有人说话会让一切显得好受些。
“我也不知道。”他说。
尤其是下雪那些日子，人们独自待在房子里，就像林雯，A，宁夏人。我也一样。窗外别无景致，只有层层叠叠写着“保温”的白色塑胶阳台。我的房间，长条形，大约三十平方米，屏风隔开了卧室（一张床）和客厅（一张沙发）。四层，采光不佳，光线只在阳台短暂停留。黑夜漫长，我买来冻梨打发时间。梨子冻得黢黑，结实，表皮有一层白霜。我把冻梨放在暖气片上，等着白霜逐渐消失。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梨的身体变软。我从群里学来方法，咬开一个口子，使劲捏出梨的汁水。那是口味极佳的天然饮品。中午，我用房主留下的电磁炉、煮锅做饭。小煮锅咕噜咕噜响。晚上又来了一场大雪。雪像沙一样飘在风里，暴脾气的风哐哐砸向窗户，这时少有人愿意出门。不过线上群聊从没停过，人们抱怨寒冷的天气，停水，重复发一些网络流行话。
现在，停留在脑海中，我们分别时的情形——我们不知道该再说些什么，陷入长久的沉默。过了很久，太阳渐渐落下，申牧没有开灯，房间变得昏暗。屋里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寂静无声。我想起申牧曾在几篇日记中记下同一部电影。电影中，一名老人每天坚持写日记，直到六十岁，有天，他把所有的日记都拿出来在庭院里烧掉，然后，第二天，他又拿出一本新的日记本，一切重新开始。申牧为什么钟爱这个故事？我们就这样坐着，似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决定离开。他送我到楼下，在我坐上返程的车后，我回头看，他已经消失在黑暗中。
12月，鹤岗进入严冬，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冷带来一种萧瑟的触觉。河流凝滞不动，大多数树木都是枯黑色的，楼下，马路两侧摆着冻鱼。这和我此前在许多地方见到的景象都不一样。比如我熟悉的南方城市，那里街头植物茂密，汗水流下又蒸发，车水马龙，事物每天都在变化，人能轻易察觉出时间的流动。但在这里，一切似乎都在停滞，城市，风景，建筑，还有人们选择的生活。寒冷更是增强了这一感受。
我想着他的身影，那个消失在黑暗中的影子，继续走向松树林。我无法再忍受这样的寒冷，决定下山，松绵的雪一步步塌陷。我走上一条小道，循着路灯走。天越来越暗了，现出一片密度均匀的深蓝，远处那道橙红色晚霞愈加绵延，如同河流向远方。万物轮廓清晰，山峦、树林、昏黄的路灯。我走向城市，回到温暖的屋子。明天，我继续在鹤岗的生活。也许，我还是应该离开这间屋子，走出门，去见人，交谈。我见到另一些人，比如王荔。我后来经常到她的家里。
一间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