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工人坐在走廊，刷手机，闲聊，躺着睡觉，都是一脸疲劳。每个人都要消磨到最后一刻，才愿意进厂房继续上班，几乎每日如此。
苹果发布新品时是王浩和同事最忙的时候。政策要求工人每周休息一天，但工厂有钻空子的办法。不打卡，线长手动记录工时，系统里显示是休息时间，生产线仍在运转。到了下班，停工音乐响起，工人停下来，生产线却在停歇后再次启动。所有人默认回到线上。在流水线，一个环节没完成，产品就无法抵达下一个环节。这是属于富士康的“休息方式”。上厕所通常给五分钟，王浩会躲在厕所里放空一会儿。
2010年，深圳富士康“十三连跳”。此后，郑州富士康厂区的窗外也装上了绳网。所有窗户封死，不锈钢通风管道呼呼作响。厂房二十四小时不熄灯，通宵照明。那段时间，王浩的时间感模糊了。他常常恍惚，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也看不出晴天、阴天和雨天。
一般来说，王浩上白班，上午8点到下午5点。但他必须主动把自己的时间投进这无止无休的机器。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加班。“如果不加班，谁来富士康啊？”说到这时是带点玩笑的语气。
有时他觉得自己进入了一种恍惚状态，对外界的感知似乎在走向失控。他怕这样待下去精神就会出问题。
厂房是栋白色的四层建筑，天花板上有一道道条形的白炽灯，入口是一面庞大的灰色格子储物箱。他换上衣服，进入流水线，岗位职责是给数控机床放料。他把这道工序讲得很详细：流程不难，那个机器是盒装样子的，里面有转盘和十来把圆锥形的铣刀，机器是数码操控的，他一般会搬来两斤重的金属块，让机器铣料。一块料用完再续一块。管子不断流出乳白色的切削液。味道很冲，戴着口罩也能闻到。最后用气枪冲洗雾化后的切削液。
如果身体全然透支，人还能维持健康的精神吗？
通常是在早上6点，王浩就从宿舍出发，站在富士康门口排队了。港区外，道路两侧的人步履匆匆，大部分都穿着白T 恤，看着似乎都一样。他就走在这样的人流里。
似乎毫无可能。但时间久了，他似乎又放任自己接受这种下坠感。
这座超级工厂承担了苹果手机七成的生产任务，而它的四十四座中国园区，又以郑州园区为主力。2020年，郑州富士康全年出口总额三百一十六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王浩的工作地是郑州富士康航空港厂区，简称港区。港区占地五百六十万平方米，相当于七百个足球场大。来到此地的人第一眼看到的是堪称浩瀚的人潮——最多同时有二十万人在这里上下班。庞大和渺小，这是富士康给王浩最直接的感受。
这时，王浩在富士康已经待到第三年。他出生在河南中牟，老家的人种玉米小麦，那里是丘陵地形，没有河流，很少降雨。父亲下煤矿多年，有尘肺。母亲种地。王浩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度过了平淡的青年时期，读农业大专，选了园林技术专业。他说其实什么都没学会。当富士康在新郑和中牟交界处落成新厂时，二十三岁的他很自然地坐上公交，去参加面试：
王浩就在鹤壁买房群里，他也是隐居吧的一员。王浩三十四岁，一米七的个子，戴黑框眼镜，小眼睛，驼背，说话小声，给人一种退缩感，但谈到富士康，他有很多话要说。
站成一排。
人们谈论着进入工厂和离开工厂，谈论着烟花厂、食品厂、服装厂、塑料厂、电子厂、娃娃厂，谈论着比亚迪、宁德时代、富士康。打螺丝，包装纸盒，钉牛仔裤的扣子，看管车床，做“小黄人”玩具，合上iPhone 13的手机后盖。
做几个深蹲。
“换个话题吧。”有人说。
伸直胳膊。
有人劝他去工地。也有人对他的讲述不感兴趣。他的事情可能在大家眼里不算什么特别。
握几下拳头。
“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你稍停下就赶不上速度，主任班长立马过来监督呵斥，你只能不断地加快速度。下班后，吃了饭，走在灯红酒绿、车来车往的马路上，你也只是匆匆而过，你不会去商场闲转，不会去衣服店问价，不会进网吧打游戏，唯一的目标是那张床。唯一的消遣就是打开手机，刷一小时，然后入睡，再起床，洗洗，吃饭，进车间。”
再抓几下拳头。
他在群里打出很长一段话：
短袖遮不住的地方不能有文身、烟疤。
有人分享了自己在郑州一家食品厂逃跑的经历。“我是第一次进厂。”他说得很详细，中介说每天只干九小时，活儿不重，他盘算起码能干三个月。他被分到前端面房，用机器把面切成六七斤的面坯，再推到醒发库。早上7点30分进车间，10点停机吃饭，10点40分再开机，做到下午4点，最后花半个小时清洁机器。第二天，下午下班，他决定不干了。
通过检查，王浩进入富士康，三年过去，他手上的物件变成 iPhone 4，iPhone 4s，iPhone 5。不过工资倒没变，还是得看加班时间。他背出一个公式：“一个月扣除星期六、星期日，正常的工作日按照21.75天来算，底薪是1850元，除以21.75，再除以8小时。我的一个小时就是10 块钱（10.6321839元）。”
有人会劝新来者去江苏而非河南的工厂，最好去“大厂”。否则，“小厂”的长白班都是一天十四小时起步。
头两年，王浩觉得，只要勤奋啦，努力啦，按部就班啦，像其他人说的那样，自己就能一步一步往上走。第三年，王浩当了线长。再往上——假如顺利的话，他可以当上个组长、科长什么的，更体面轻松，挣钱更多。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线长是“夹心”，下面要管人，上面要拉关系，请组长喝酒、给组长送礼、帮组长代打卡，还有“义务加班”。你见过那种场景吗？科长和组长站在前面，线长站在后面，忍耐，听着。这种场景上演过许多次。
除此之外，另外一个热门话题仍是赚钱。
“他们骂什么？”
有人建了一个去鹤壁买房的微信群，一百多人，都是隐居吧的常客。有人昵称就是“攒钱去鹤壁买房”。已经入住鹤壁的人在这里分享生活：怎么骑哈啰单车，怎么坐免费的公交，有饭店老板娘自己做的送饭小程序，鹤壁冬天经常断网，最好办个随身 Wi-Fi；暖气也必须提前办好，如果中途外出打工，最好提前停暖。经常有人将街上张贴的卖房广告拍下来发在群里。
“我没法说，真的，我说不出来。”那是一些他没法转述的肮脏话。
关于鹤岗买房的报道已经是网上的热搜话题。我想不如避开热点，先去个冷门的地方看看。我最初的兴趣地是河南鹤壁。在隐居吧，人们这样讨论鹤壁——有人说，鹤壁山城区的房子也只要三万多，还不像鹤岗那么寒冷。也有人说，鹤壁在京广线上，高铁去北京两个半小时，去郑州四十多分钟，去珠三角长三角都有车，在所有隐居地中，交通方便，进可攻，退可守。“如果在鹤壁隐居，你上午口袋没钱，下午就可以去首都送外卖了。”
两种选择：继续忍耐，或是等待希望渺茫的升职。
二十八岁，在宁波慈溪这边当保安，每个月四千元工资，每天上班玩手机，下班就睡觉，已经持续一年。我才二十八岁，为什么就想要隐居呢？也许是我没文化，又内卷不过别人。又不愿意去工地出卖体力。还不愿意进厂。流水线跟坐牢一样。****。无所谓了。不考虑结婚生孩子了，这种事情要让有能力的人去生，像我这种人，说难听点是废物，不能给国家创造价值的社会渣滓，就不要浪费社会资源了。
做线长一年后，王浩辞职了。离开富士康后，他和恋爱五年的女友分手。理由既现实也简单：他出不起郑州房子的首付。后来他再没谈过恋爱。他花了很长时间消化在富士康这三年，开始打零工度日，四处游荡，去了宁夏、河南的工地放电线，也在新疆照看过红枣地。这七八年，每攒一笔钱他就休息，一年选两个地方旅游。有时他也回富士康做临时工，组装苹果手机的屏幕和后盖。
《我也是半隐居状态》
“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头，但是现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的发展，你难免就不再想奋斗了。”他说。他觉得他的生活就这样了。
工作这几年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了一身病。晚上无法睡觉，早上不想上班。身体红灯到极限。一直想逃离这样的生活，一直逃不出来。三十五岁，单身，城市老光棍，不结婚不交女朋友。等父母不在就回农村生活养老。真心不想在城市打工生活了。
直到看到日本NHK 电视台拍摄的“三和大神”纪录片，王浩似乎看见了一个新世界。“我的天哪，居然还有人过这种生活吗？我感觉我够颓废了，可他们竟然会去露宿街头。我再没有钱都会找个宾馆，不可能去外边待一晚上。”
《在广州租了个一千的房子，熬到过年再说。》
然后，他在手机上看到“花五万元去鹤岗买房”的新闻，随后入群。他看到了隐居吧，最终看到了鹤壁。他向富士康请假五天，从郑州坐高铁到了鹤壁，最快的一班，三十一分钟。
本人今年二十一岁，在激光切割厂里开机，工资在五千五百元左右，打算一个月存五千，存够三十个（万）就回家躺。
他跟着中介看了一天房。快到傍晚，他想到只是请假，还着急回去上班，就匆匆订下一套房子。五万块，六十平方米。两个月后他辞掉工作，来鹤壁装修了房子：灰色纹路的木地板，灰色瓷砖，深蓝色窗帘，海尔冰箱，五十五英寸液晶电视机，一张两米宽双人床，乳胶枕，还找人做了一床羽绒的被子，花了一千多。他第一次花这么多钱买被子。
《隐居计划》
装修完了，他什么也不干，凌晨睡觉，下午起床，一天吃一顿饭，去楼下菜市场买一瓶啤酒和几个小菜。醒来就打开电视，有时看电视剧，有时画画。他报了一个线上美术班，学素描、水彩、油画。还有拼图。他向我展示了那些拼图。宇宙、池塘、猫，把上千个碎片拼好。拼图时他什么也不想。
隐居吧里的人发掘出更多相似的城市，内蒙古的伊图里河，辽宁的抚顺、阜新，山西长治，河南鹤壁，安徽淮南，云南个旧。这些城市多为重工业起家，曾重度依赖矿产，资源枯竭后，某些地段房价持续下跌，以至于三四万元买一套两室一厅成了事实。在贴吧里，最早一批去这些城市买房的人互称“老哥”。现实生活中，他们是海员、保安、流水线上的工人、建筑工、厨师、发电站的看门人、给仓库搬货的人，大多是体力劳动者。鹤岗、鹤壁、淮南、个旧成了他们口中的“流浪老哥基地”。
在一张拼图上，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背对着世界，身后是辽阔的宇宙。
“我定下了一套七十七平的房，在六层顶楼，我立刻就签了合同，加上中介费、过户费，总共五万八搞定。我是做海员的，海上半年，休息半年，到哪儿都一样，最重要是有个安定地方。……这几个月我就在鹤岗躺尸。等到12月份，我就出去找船，再工作半年，以后就打算夏天回鹤岗住，年底冬天出去干活。”（《流浪到鹤岗，我五万块买了套房》，正午故事，2019年11月4日）
直到这时，我仍然是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观察这种生活。也因此，我和这些隐居者交流时经常遇到一些相似的回复：就聊到这里吧；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想说；我的生活你也看到了，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来隐居的人不正是因为有个不想谈论的过去吗？
很快就有人行动了起来。海员李海在“隐居吧”和“流浪吧”中发帖记载了他前往鹤岗买房的故事，随后引起大量媒体关注：
诸如此类。我很快意识到，约隐居者见上两三面也许不难，但想有更多接触就容易碰壁。这也不难理解。如果乐于社交，他和她为什么还要躲起来？我渐渐明白，想探寻这个话题就得克服这些难题——如果想要弄清楚这些人性格和生活的细微之处，想找到他们离群索居的理由，就必须试着让他们更多袒露自己。这是个矛盾。
而在黑龙江鹤岗，房价低至三百五十元每平方米，一套四十六平方米的住房总价只需一万六千元。
2021年7月，酷暑，我从北京坐高铁出发，两个半小时就到了鹤壁东站，比想象中近得多。到站是晚上9点，出租车穿过高铁站所在的淇滨新区，窗外是万达商业广场，也有标识着“阿里云”“京东鹤壁”的科技园区。夜晚，霓虹灯牌上标语亮眼，“生态、活力、幸福之城”，是熟悉的城市景观。出租车司机三十岁上下，问我去老区干什么，还打趣说，那里的房子比墓地还便宜。
2022年，中国城市的房子往往每平方米一万元上下——在北京，这个数字是四万（海淀、朝阳等地甚至每平方米九万），上海、深圳也差不多——在城市买房，往往意味着贷款，动辄几百万。年轻人买房等于交出人生的主动权：未来几十年运转于一场数字游戏般的任务，上班，赚钱，还房贷。但向往城市，就不得不挤上这条令人望而生畏的漫长轨道。
四十分钟后，我到了鹤壁老区，隐居吧里说的便宜房子就在这里。老区的中心是一尊毛泽东雕像，十条街道切分出四方的井格形布局。只要经过五条街，就能从南端走向北端。夜晚，街道冷清，我拉着行李箱走进酒店大门，第二天天亮，从酒店窗户望出去，黄蒙蒙的晨光笼罩着低矮的楼房。
鹤岗，这座城市首先引起了隐居吧里人们的关注。
中午，我在一家火锅店等待杨亮。他二十七岁，隐居吧的一员，从上海过来，在鹤壁买房后就没离开过，也不再工作。这是一家自助火锅店，三十元一位，来鹤壁隐居的人常来改善饮食，他也是常客。
“我就打算去鹤岗花三四万买套房，然后靠剩下的钱过了。”
火锅店不大，客人不多。一旁的不锈钢盆装着火腿、蔫了的蔬菜、银耳，没有肉。一个男人走进来。他身材微胖，小眼睛，寸头，肚腩显眼，穿黑色的紧身衣、牛仔裤和运动鞋。他坐在我对面，有些拘谨，不时用手抚摸下巴。脸有些憔悴，尤其是那双疲惫的眼睛——充满血丝，眼眶周边泛出淡淡的青色。来鹤壁生活后他昼夜颠倒，上网，通宵打游戏，看时事新闻。他一般睡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
但是，当我在隐居吧中逛得越多，我觉察到，“隐居”二字的含义越来越复杂。2019年或更早，“隐居吧”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选择隐居，并非为某种宗教信仰或修行，动机只与现实密切相关：背井离乡，前往遥远的城市，买一套便宜的房子，不工作，蛰居在家，以极低的成本生活，又能享受到城镇生活的便利，比如水、电、网、暖气、物流。就像这样一种典型的声音——
“如果我没告诉你，”杨亮换上一副认真的语气，“你能看出我之前是保安吗？”
就像前往河背山的左杰所说，“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他讲起来鹤壁之前的故事。他出生在江西上饶市的一个村子。父母离婚后，他和外公外婆一起住，读到初中时辍学。十八岁外出打工，第一站是江苏南通。但是，第一份工作——“我不想说，真的，说那干吗呢”——他起初不想多谈。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原本打算靠亲戚，亲戚在菜市场里摆摊卖萝卜饼，他待了几天，觉得还不如自己找份工作。联系上中介后，对方推荐他进电子厂或者去建筑工地拧钢筋。他选了后者，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戴着手套，把钢筋拧成承重墙的框架，再灌混凝土。那个夏天很热，很晒。他对当时的疲倦记忆犹新。“你下了班以后就什么事都不想了，只想睡觉。”
很长一段时间，隐居吧似乎将“在终南山上”这样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奉为理想。在隐居吧的一些用户看来，隐居就是前往深山，有一个院子，几亩田地，远离城市的喧嚣，追寻精神的独立和自由。
后来他决定去上海看看，也许大城市资源多。他在58 同城、赶集网上找到很多机会：会展咨询员、敲excel的文员、平安保险销售。这些工作“做六休一”，休息的那天他做兼职，游戏代练，打《英雄联盟》，有时去办婚宴的五星级酒店做临时服务生，提前换上制服，给客人们上菜，端盘子。他记得制服虽然看着干净，袖口和胳肢窝却沾满污渍。酒店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他住闵行，离得远，下班总是赶不上地铁，骑车回家要两个小时。
美国作家比尔·波特于20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的终南山，想厘清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动荡后，中国还有没有隐士。波特的确遇见了一些信仰佛教和道教的出家人，他们在深山里度过了一生，衣食节俭，住茅屋，自行垦荒。后来波特写了《空谷幽兰》一书，引发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去终南山隐居的热潮。这些人不认同城市里的高压竞争，希望通过隐居来寻求内心的自由。
算上兼职，他一个月可以挣七千元。这是干满一周不休息的收入上限。最后，他去一家淘宝店做客服，有一阵负责客服部，手下管四个人。他一直拿四五千的工资，直到店铺生意不行，他就辞职了。
抗议者弃世，主要因为他们憎恶现实世界。朝圣者，即宗教隐居者，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总是试图走向精神觉醒，比如坐在菩提树下冥想的乔达摩·悉达多。研究者则是最现代的隐士，他们寻求独处，是为了找寻艺术的自由、科学的洞见或更深入地了解自我。许多作家、画家、哲学家都被归为这类隐士。比如作家塞林格，成名之后，为了躲避关注和喧嚣，他离开纽约市中心，搬到四百公里外一个宁静小镇上，从此深居简出。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正是隐士的完美形象。
他很快意识到一切都在重复。不同的工作只是看上去不同，说到底没区别。最初的热情渐渐消退，他开始在上海尝试短暂“隐居”：不工作，不出门社交，住在月租五百的四人宿舍，下楼吃便餐，回来打《刺客信条》和《文明》。他也喜欢上了日本动漫，比如《火影忍者》《进击的巨人》。现实生活充满谎言，真假难以辨认，他觉得动漫反倒更真实。《火影忍者》里，他最喜欢的角色是李。那部动漫里的其他人不是天赋异禀，就是出身不凡，李是剧里唯一的普通人。
隐士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书里，迈克·芬克尔将历史上的隐士分为三类：抗议者、朝圣者和研究者。
他觉得自己可能欠点运气，上升机会不多，不如干脆找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就去了一家航空公司做保安，每月工资五千。新工作符合预期，不难，没压力，不痛不痒，波澜不惊，房屋漏水都算一件大事儿。2019年底，他看到了有人在鹤岗五万买房的新闻。他动心了，在网上看到了隐居吧，看到河南鹤壁。他开始计划隐居，决定攒到三十万就辞职。
对于奈特来说，最美好的寂静来自夏末热浪来袭的星期三，那时几乎所有的度假屋都空无一人……夜深人静，他离开营地，一直步行，直到林子突然在眼前消失，湖水在他面前荡漾。他脱掉衣服，滑入水中。离水面最近的几英寸水，被太阳炙烤了一天，几乎跟洗澡水一样暖和。“我在水里舒展身体，”他说，“仰天平躺，望着那些星星。”
保安工作第三年，他和领导吵了一架。那是件小事，保安队长占了他的网线。但他不想再这样低声下气地和人打交道，又觉得已经攒到十万块，至少够待一阵子了。
奈特的新闻在美国引起震动，人们很难相信有一个人致力于完全隔离自己。他被称作“北塘隐士”。记者迈克·芬克尔给奈特写信，去监狱中探访，后来写成《林中的陌生人》一书——
吃完饭，我请杨亮带我去家里看看。他说还有个室友，因此不便让我进入。那个室友每月付三百房租，住客卧，待在房间打游戏的时间比他还长。但他说可以去楼下看看。我们沿着鹤壁老区的街道往前走。走到长风路，经过一片灰色的楼房，墙面爬满枯萎的爬山虎，有的玻璃窗碎了，看进去黑漆漆的。地图上这块区域没有名字，当地人叫这里“小角楼”。楼群中有块空地，蔓延着杂乱的野草、玉米秧和南瓜藤。有老人推着摇篮车，或者坐在竹椅上乘凉。不远处火车呼啸而过。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读到了美国人奈特的故事。奈特常年游荡在美国缅因州中部的树丛里，独自生活，没有地址，不和任何人接触。秋天他在营地囤积食物，冬天躲进帐篷，忍受缅因刺骨的寒风，直到冬雪融化。他这样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直到一次因偷盗被捕。
他站在一栋楼房前。就是这里了，他说，他的“隐居地”就在顶层。抬头，往上看，麻雀飞过，天色灰黄。
我想知道，出走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得到了期许中的自由。
大多数时间他就待在那间房子。之后他发视频介绍了他的日常，偶尔出门去菜市场买菜，做一次饭吃两天。后来办法更简单：网购成品料理包，雪菜毛豆肉丝、巴西烤肉或者香辣鸡杂，一袋能吃一天，这样每天生活成本约五块。厨房有一桶大米、一箱大碗面、二十四罐梅林午餐肉罐头、八十包压缩饼干，还有一些固体酒精。这是储备物资，轻易不动。看到东北拉闸限民用电的新闻，他买了发电机，两块太阳能发电板，装在楼顶。河南发生暴雨，他又连夜买了皮划艇和一套救生衣。做好哪里也不去的准备。台风也好，暴雨也好，做足预案，只为坚守在这所房子。
我决定去见这些人，近距离观察他们。
“你现在觉得鹤壁的生活怎么样？”
我聊起了隐居吧。“这些人说走就走了。”就像离群的羊，离开大路，走向了自己的小路。
“没那么好，但也不坏。”他说。
谈论工作的意义似乎早就过时了，太热情了甚至显得傻。“工作就是工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起工作，说的是绩效和KPI，不是它的乐趣、意义和自我实现。当时仍在新冠流行期间，它更加剧了某种困顿感和停滞感。但我们其实也害怕真的停下——离开既定轨道，比如辞职了，之后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吗？就这样迟疑着，踌躇着，不满意想走，想走又不敢走。明明还“年轻”，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不应该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吗？
“一个人的生活真爽啊，根本不用考虑别人。”不过他还是喜欢在网上这样分享生活。最近他买来一只橘猫。他吃速成料理包，还是惦记着给猫买猫粮，喂驱虫药，去菜市场买鸡胸肉水煮给猫吃，又买来一台二手自动猫砂盆。来鹤壁一年，猫胖了，他也一样。猫在水泥地上打滚、伸懒腰、睡觉。冬天，鹤壁老区时常停电。这时能陪他打发时间的只剩猫了。
那天我们吃饭排队接近一小时。坐在街边等位时，天光变暗，梧桐快落叶了。身后的餐馆人声鼎沸。看着大众点评上的套餐、优惠券、秒杀，我们接着聊起乏善可陈的工作，兴致寥寥。
老城区的地王广场里，服装店正在促销。甩卖，甩卖，最后一天！有人牵着一头梅花鹿，鹿脖子上挂着金黄色的铃铛。胆大的女孩上前摸鹿。鹿耳朵颤了颤。再往前走，我们又到了那尊毛泽东雕像。两个老人穿过马路，双手合十，在雕像下鞠躬。离开城中心，街上人少了许多。路边有座荒废的房子，大门敞开，油漆剥落。
“有时候真想离开北京啊。”朋友说。
继续往前走。杨亮聊到以前的恋爱经历。说到和女孩的相处，他总是回避我的目光。他说起在上海时尝试追过两个女孩，都失败了。来鹤壁前半年，带着最后试一把的想法，他在网上发帖，说要在上海有偿找个女朋友——他声称有十来个女孩应征。
朋友在南三环跟人合租，室友之间的了解就是租房软件上的介绍：性别/职业/星座。房子是两居，各自有密码锁。公共空间各享一半：冰箱三层，从第二层的中间隔开，上下一人一半。厕所里，牙刷、牙膏、手纸也保持距离。输密码，回房间，两个合租的人像两个影子进入各自的洞穴里。他们离得如此之近而又毫无联系。隔着墙，互相听见对方拿快递、上厕所，偶尔在厨房看见对方来不及收拾的碗筷。两年里，他们几乎没说过话。
“我当时选了三个，一个学民族舞的女孩，一个正在上大三，还有一个年纪比我大。我当时在航空公司做保安，然后在工作单位附近，上海青浦区比较偏的地方租了一间房，租金一千六一个月。她们先后搬过来。”
在北京，我和朋友吃着饭，聊到房子。
“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
那段时间，我的通勤乐趣就是看隐居吧。起初我爱看那些隐居日记，地铁信号不好，加载慢，我想象着隐居者在淮南的储物架，乳山空无一人的海滩，山路上颠簸的小车，音响里的都柏林乐队。到远方去。上路吧。无论如何，这些人在建设自己的生活。我明白这个贴吧为什么有人爱看了，它提供的是故事，也是寄托。在眼前这个如地铁般快速、如晚高峰车厢般拥挤、人人都要费力找到一块立足之地的时代，谁不会被那种将自己抛向无人之地的幻想吸引呢——原野，山峰，河流，还有一间自己一个人独占的房子。
“我不知道，我只喊她们‘喂’。”
每次下班，我经过这所有的场景，随后来到金台夕照地铁站坐十号线——这是北京最拥挤的一条地铁线路，每天都有一百多万人被塞进狭窄的列车里。如果碰到晚高峰——通常是下午6点左右，天还没黑，我从门口开始排队，长长的队伍要折上好几回。进了地铁站，继续排队过安检，进入闸口再排队。运气好的话，等两趟就能挤上车了。站在屏蔽门前，我有时会想起一则旧闻：正是在晚高峰，一个女人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却意外卡在屏蔽门和车门之间，列车启动后，她被夹着带走，随后掉下站台。我因想象中的恐惧放慢脚步，却被一股无形的力——后面的人流推上来。最终，我平安地挤进了车厢，寻找到一个角落。乘客们低着头，看着手机。因为站得太近，有时不得不窥看到他人的手机屏幕，短视频、玄幻小说、小红书……
在他的描述中，女孩对他很亲近。
贴吧里，很多内容连载几年了，配了图片。我坐在工位读这些故事，常常忍俊不禁。当时我在北京的金台夕照地铁站附近上班，CBD高楼林立，外立面闪着光。每到饭点，打扮精致、身着西服的人们鱼贯而出，挤满餐厅，吃一份绿叶子沙拉。街上是成排的共享单车，黄色的蓝色的，总是早晨整齐，到下午就倒成一片。不远处的新城国际小区象征着一种更为遥远的生活：双语国际幼儿园门口的长队，在草地上奔跑的外国小孩和边牧，卖碱水面包圈和肉桂苹果卷的面包店飘来香气。夜晚，无数个小小的格子间亮起灯，人行走在高楼的缝隙中，犹如置身海底，有时大雾弥漫，身旁则是飘浮着的光晕。
“你当时和她们一起干了什么？”
还有人觉得世界马上要开战，而像安徽淮南这样矿产枯竭、已经被大众遗忘的城市，将是未来最安全的地方。他以房子为中心探索附近废弃的矿区，寻找水源，取样带回，检测重金属含量。不仅如此，他在家中打造了一个储存仓库，放了六百个罐头、三十箱铁皮装压缩饼干、二十箱矿泉水、一桶油、二十五包盐、三瓶酱油、两瓶醋、八包大米。储物架上还放着各类抗生素和维生素。在卧室门后，他放了两把野猪矛、一把铁锹，床下还有一袋化肥，如果到了紧急的时刻，这些是他的武器：矛和铁锹用来防身和突围，化肥用来提纯硝做炸药。
“去城隍庙坐了邮轮，吃五百元的海鲜自助餐，还一起去上海迪士尼乐园。”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去迪士尼乐园，好在不是节假日，人不算太多。
这个人自己搭建了放杂物的仓房，仓房外装上太阳能电池板，做光伏发电系统，还打造了一座温室。
她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只说自己在一家航空公司上班。“我从来没说我是一名保安，怎么能告诉她们实话？”
我隐居的地方是一个叫作乳山的小城市，大家口中的那个鬼城。2018年买了一个一百平左右的宅子，二手的，一楼，有花园的那种。有朋友要问了，“你一个**，洋流跟你有啥关系？你也不捕鱼？”海大概可以分为黄水与蓝水，黄水的地方水丑且浑，滩涂淤泥多。蓝水的地方礁石多，沙滩沙质粗。比如青岛的海滩，多是粗沙，大连的海滩多是颗粒状，海岸线都多礁石分布。大城市，大连、青岛、威海，好的海滩地块开发度都高，像我这种城市废柴是没有机会的，就算有也是倾尽所有……最后我就选择了乳山。
关系很快结束了，花去不少积蓄。他提供的聊天记录证实了其中一段经历。他认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结婚生子，他自己也是。他信奉金钱在婚恋里的主导作用。来到鹤壁后，他将更多时间花在网络上，为热点事件发表看法，与人争执，似乎成了一个躲在网络后面的人。
有人为了寻找合适的海边隐居地，研究了中国的洋流规律，最后选择在山东省的乳山银滩买房隐居：
我几次和杨亮交流，聊到有关游戏里的逃跑，现实中的逃跑。眼下积蓄还够他在鹤壁待半年，之后呢，他知道可能还是得回上海打工。攒到三十万，他就打算隐居一辈子。再往后，他不愿再出门跟我交流了，理由是外面太热，他又是个宅男。
当时我在一家杂志社工作，做过几年报道，关注社会新闻，观察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有一阵子，我相当痴迷隐居吧里的帖子。有人在此推荐隐居的去处，也有人详细记录了自己的隐居生活。当然，也不乏房产中介和骗子混迹其中。
告别杨亮后，我一个人在鹤壁走。离开老区中心，往边缘去，看见一些老旧的厂房，金属管道，封闭的园区，废弃的澡堂，篮球场。早年鹤壁共有十一个矿区，现在已废弃一半。有个矿区被砖墙包围着，一对夫妻看守。我去那里看了看。黑狗叫个不停，鸡关在笼子里，地面泥泞。一座高四层的红色砖楼从中间裂开，藤蔓伸出来，楼房周围是树木、灌木、苔藓、爬山虎。矿井口被封住了，但还是有枝红色的蔷薇从泥土里钻出来。继续往深处走，一座黄黑色的小山，罩着绿色纺织布，底下堆着细碎的煤铅石。我爬上去。空中弥漫着金属的味道。
左杰是我在“隐居吧”里遇见的其中一个人。最早是在2021年，我偶然关注到了“隐居吧”，百度的一个论坛。在隐居吧，最早的帖子发表在2005年，成员昵称为“隐士”，男性偏多，年龄主要在二十岁到五十岁。这是个相当活跃的网络社区，共有六十六万人关注，七百万条帖子，分享着各种形态的隐居生活：在山野上，在桥洞下，以及在路上。初看上去，隐士们的行动多少带点浪漫色彩，符合我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古典想象，也贴合了流浪、避世这些更现代的精神图景。
我想着此前在隐居吧里看到的这些人的生活，这些短暂的一瞥，短暂的交谈，模糊的身影。如果试图回答最初的疑问，那么，我应该走到这种生活当中去。
我关注这个群体已经有三年了：隐居者、避世者、躺平的人、逃走的人、躲起来的人，我试着找一个称谓概括他们，但每个词都不算准确。
后来，我去到了鹤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