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比羊聪敏
“他啊，来干校倒好啦——关在‘提篮桥’呢！(2)”
我们干校养猪，也养羊。
见老伊情绪不错，我问了一个“敏感问题”：“你们的院长周信芳不在干校吧？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
“羊倌”是姚阿姨，原来是教材科的职员，苏州人。她每天把几只羊放到河边草坡上让它们吃草，手里拿着一根树枝赶羊。一天我看见姚阿姨用树枝敲一只羊的头，嘴里还骂：“打煞奈迪只下作坯(3)！打煞奈……”
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成一片金色，防护林的树叶呀、河面呀，连老伊的开水房顶上稻草呀……都跳动着金点。老伊今天兴致很高，有一个收工的人来打水烫脚，老伊和他开玩笑：“我的开水只能烫猪去毛，不能烫脚丫子。”
姚阿姨受过“审查”，当过“牛鬼蛇神”，所以我和她讲话比较随便：“做啥打伊啦？姚阿姨。”
每天都听纪玉良清唱，唱的总是“红灯记”的那一段。纪玉良是京剧院著名老生演员，有1950年代很红。可能每天总唱“红灯记”，他自己也唱厌了。老伊边听边摇头：“越唱越糟！”是啊，那个年头，只能唱样板戏，只能听样板戏（电台天天播），只能看样板戏（电影），谁不厌烦。
“奈看奈看，迪只公羊老是骑到小雌羊身上厢，小雌羊吃不消格。”
最近京剧院活跃起来。每到下午4点，传来了锣鼓和琴声，还有人唱、“吊嗓子”。据老伊透露：“首长”有指示，干校要安排一个小时“练功”。有的武生演员还要“压腿”、练练开打。万一“样板团”有人生病或者伤了腰什么的，就能从干校中抽人上去顶替，老伊估计可能还要排新的样板戏。事实证明老伊有远见：1972年推出了新样板戏“龙江颂”，那是我离开干校一年后的事了。
原来姚阿姨在维持羊群的婚姻伦理底线。我差点笑出了声。
黄正勤把小鱼和鱼肚肠放进他带来的大碗里，笑着说：“我叫他们都过来表演——有鱼。”
干校突然决定羊不养了，在河边大开杀戒，把羊统统宰光。我和初人见到一场“奇景”（我们大概是奉命帮忙的），当一头羊被牵来挨刀时，其他几头羊仍然安详地嚼草，哪怕被宰的羊发出悲鸣、空气里散发出血腥味，它们仍无动于衷、依旧慢条斯理地嚼草，更不会逃。直到一头一头地牵过来，全部宰完。
这天我们班到食堂帮厨，食堂弄到了大量的鱼，大家忙着刮鳞挖肚肠。来了一个京剧院“五七战士”，是个白净的中年男子，他开口要求食堂给他两三条小鱼，是类似猫鱼最小的那种，京剧院食堂有野猫，他是可怜那只猫来讨点猫食。食堂负责人说鱼是人吃的，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赶紧向食堂负责人介绍：这个人叫黄正勤，过去是京剧院的头牌小生，“老有名的”！食堂负责人周玲弟其实是个直爽的热心人（否则我不会多嘴），她回答：“只要伊开口拨阿拉唱一段，鱼就拨伊！”黄正勤听了很高兴，说我的行当现在不兴了（样板戏没有小生），“这样吧，我来个跟斗！”说罢便在泥地上翻了一个“空心跟斗”，大家齐声喝彩。
初人兄得出结论：羊是世上最笨的动物。
说我们还过得去是相对旁边的京剧院干校说的，他们多数人年龄偏大，体力弱，又不会种地，用老伊的话说：都是打小学戏，干别的都不行。因此我们的稻田和京剧院稻田相邻，我们的稻田还像稻田，他们的田完全看不出种什么。话虽如此，如果要靠我们种的粮食养活自己，统统得饿死。这一点我们干校和京剧院干校都一样。
我们养的猪就完全不同了。那天邻近农场连队杀猪（杀猪要请当地专业杀猪人，不是随便什么有气力的人能杀的），传来了一阵阵猪的惨叫声，我们猪栏里几头猪变得异常紧张：两眼通红、焦躁不安地跑来跑去，还想拱开猪圈门，甚至猪食也不吃了。原来猪有“物伤其类”的情怀，会担心自己落得个和同类一样的下场。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干农活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高中就下过乡，大学时期也去过农村，1969年夏天随学校去奉贤庄行农村参加“三夏”，这一年秋天又到上海县虹桥公社种了半年蔬菜（据说和“林副主席一号通令”有关，下乡是为了“准备打仗”），许多同事还下乡搞过“四清”，所以我们干校的农作物种得还算马马虎虎。
猪比羊聪敏多了。
“五七干校”一定办在农村和农场，毛泽东认定干农活是“改造”的最佳途径。
当时我忽发奇想：吾辈国人像猪多一点还是像羊多一点？恐怕像羊多一点！
周信芳在“提篮桥”呢！
宰羊后那天晚餐大伙痛快地大嚼红烧羊肉，唯有姚阿姨不吃。
老伊告诉我：“大学生”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进京剧院的，据说也是从小喜欢京剧。领导起初打算培养他让他演些配角，可他实在不行，就放在一边了。“文革”开始时，“大学生”第一个起来革命，斗人斗得真是凶，还动手打人，也当上了小头头。他做梦都想进样板戏剧组，可惜他再革命再拥护“首长”，“首长”就是看不上他。工宣队进来后，“大学生”头头也当不成了，和大家一道下了干校。老伊还说：“上头”搞样板戏还是要会演戏的人，当然要童芷苓要沈金波要李丽芳要艾世菊，不会要你“大学生”。样板戏要是都让“大学生”这样的“革命派”来演，肯定早就演砸了。
“瘟猪肉”很香
我对老伊提到了这个体育学院到京剧院的人，老伊不屑地答了一句：“哦，那个大学生啊。”
一头猪病了。
京剧院干校有一个“五七战士”很喜欢和我们学校的人套近乎，常常在大田出工时靠过来和我们排的人聊几句，年纪不老，是个30岁左右的汉子。我们排都知道了他是体育学院毕业的（京剧院里很少见），居然也是京剧演员。有人问他演过什么戏时，他突然大光其火，把京剧院上上下下骂了一个遍。意思是他是有文化的人在京剧院受排挤，还是对我们学校一类文化人有好感。
猪一旦没了胃口，就是病了。我们千方百计让这头猪吃东西：给它单独“开小灶”，弄来豆腐渣让它“独享”，在泔脚里挑它爱吃的下脚料等等，所有的努力都不奏效，我们只得请邻近农场连队的小黎来帮忙。
说到这里，老伊大概觉得话有点“豁边”了，赶紧补充一句：我并不是说批斗周信芳他们斗得不对啊，批是应该批的，只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小黎不是兽医，是饲养员，只是养猪比我们有经验。他“出诊”的结论是：这头猪得了猪瘟，必须打针，另外两头也要打针“防患于未然”。虽然小黎不过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的知青，在我们眼里他却是一位猪的救星，一位养猪权威。
据老伊讲并非所有的青年人都是革命派，小毛剑秋也是青年演员，却“享受”了和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这班老演员一样的“革命待遇”！（挨斗剃“阴阳头”之类）“不听首长的话”是面上的理由，实质上还是她过去太出名。一样20来岁的人，“为啥咱们只拿五六十元工资，你小毛剑秋拿一百元出头，凭什么！”这才是他们的心里话，不过大字报不敢写上去。而大叔他们就不会这么想，尽管大叔的工资低，也只有五六十元，还是老演员。因为大叔和老伊、李刚毅都是旧戏班出来的，心里很明白：观众掏钱买票来看谁？看的是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看的是小毛剑秋，旧戏班是靠观众养活的，他们（指斗小毛剑秋的那帮人）来演，有谁肯掏钱买票？
给猪注射的针筒大，针头也粗得吓人。小黎要我们打，我们试着给猪打针，却抖抖索索下不了手，他看不过便夺过去，一下两下便打完了，还说：“赫啥啦(4)？又不是拨（给）人打针。”
日子处久了，老伊的话就多了，他讲了不少京剧院“文革”的事。京剧院运动开始时起来“革命造反”的是哪些人呢？学馆（京剧院自办的京剧学校）的青年学员、一直演配角台上不开口跑龙套的青年演员、再加上什么管衣箱道具烧开水的工人，因为他们受“文艺黑线”的“压制”最厉害，“他们挣的钱少”。
病猪还是不好，小黎也没有办法了。他下了结论：是猪瘟，不会好了。
老伊个头不高，胖胖的，长相却是“豹头环眼”，大眼睛炯炯有神，年龄也有50多岁了，然而行动十分轻捷。他起初不说自己是丑角演员，只承认“反面人物演得多些”：如现代戏“审椅子”中的地主、戏曲电影“红楼二尤”里的薛蟠。还是大叔告诉我老伊叫伊鸣铎，在京剧院丑行中，排名在艾世菊、刘斌昆、孙正阳后边，其实他“身上玩意儿好着呢，文丑武丑都行”。
干校连排领导都来看过，他们决定等瘟猪死了，就地掩埋。小黎听了很吃惊：“埋死猪！”猪肉是多么稀罕的美味，他说等我们埋了他们立刻挖出来弄到他们食堂吃掉。我们排长得知小黎的打算后毅然决定：既然农场的知青能吃，我们为啥不能吃。于是他说服干校领导，推翻了原本科学卫生的决定，把这头奄奄一息的“瘟猪”宰了，由食堂精心烹烧让大家分享。
我觉得老伊的理由很奇特，便提出异议。老伊说小毛剑秋自幼跟家里人学戏、跑码头，别人上学时她已经登台唱戏了，所以她除了演戏什么也不懂；不像刘长瑜、杨春霞她们是戏校毕业的，戏校有党团组织有政治课，她们懂政治。戏校出来的人不是党员就是团员，见到“首长”，个个“笑得像花似的”；小毛剑秋只会唱戏，“她这样的傻姑娘不倒霉才怪呢”！
据说宰这头“瘟猪”十分省力，血也放不大出。我们两个猪倌不愿去看，只是埋头照料另两头猪。
老伊对小毛剑秋的遭遇有自己见解：他认为原因是小毛剑秋书读得太少，“没上过什么学校”。
但是“瘟猪”肉我们也吃了，出乎意料的是红烧猪肉竟然很香很好吃，而且大家吃了后都没事，没有任何人食物中毒。
老伊
直到最近，初人兄依旧记得多年以前美味的“瘟猪肉”，说现在的猪肉远不如我们吃过的“瘟猪肉”。
多年之后很多“文革”时期遭殃的京剧演员都复出了，小毛剑秋仍然默默无闻，有消息说她最近病故，也有消息说她和她丈夫武生演员筱高雪樵晚景并不好。
“祸从耳入”——“一打三反”中的清查“偷听敌台”
第二天我去京剧院干校和大叔谈到小毛剑秋，他叹了一口气，轻声说小毛剑秋可惜了。原来“江青同志”到上海来搞革命样板戏时，原本是挺欣赏小毛剑秋的，把她调到“海港”剧组，要让她演主角。哪知道小毛剑秋“年青不懂事”，一来二去得罪了“江青同志”，就被踢出了剧组。这一下糟了，“文革”刚开始，小毛剑秋被京剧院革命派安上了“反对江青同志”的罪名斗得死去活来，结果精神失常了，最近精神病才好了些。
干校继续“一打三反”：我们连揪出了一位在1962年大学读书时散布过“反动言论”的人，因为是过去的老问题，从轻发落为“严重政治错误”；老同学阿鲍的一点风流韵事也被批斗了，尽管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但毕竟属于“生活问题”，也不了了之。似乎“一打三反”差不多了，可以收兵了。
凭良心讲，我并不喜欢样板戏（那年头只能唱样板戏），然而小毛剑秋唱的“海港”唱得真好，居然有程派韵味。一曲唱罢，全场掌声雷动（包括京剧院同行），在全场的热烈要求下，小毛剑秋又唱了一段“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又是梅派的风范！尽管依旧有如雷鸣般掌声，她再也不肯加唱了。
工宣队并不打算罢手，在会上宣称：敌情还很严重，有不少人“偷听敌台”至今没有坦白交代。
大概是国庆节吧，京剧院干校搞了个样板戏清唱会演。我们干校和邻近农场去了不少人，大家站在会场内看京剧院演出。最后演唱的是久不登台的小毛剑秋。1950年代我在先施游乐场看过她的戏，那时的小毛剑秋是颗冉冉上升的新星：年纪十六七岁、嗓子好、扮相俊美，被称为“色艺双绝”。从那时到1960年代初，真称得上是大红大紫。但从样板戏时代开始，小毛剑秋就消失了，想不到在干校的“舞台”上见到了她。小毛剑秋比我少年时代见到的身影憔悴多了、老多了（已经30岁了吧），但还是很秀气。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1967年学校两派斗得昏天黑地之时，许多同事不愿卷入革命，而是过上了“逍遥派”生活。有些人为了打发时光迷上了自己动手装半导体收音机，他们经常跑虬江路五金交电旧货市场，买来半导体零件，用一把电烙铁装了四管、六管甚至八管机，当然有人也装上了两波段的，能听短波。在集体宿舍里调试自己安装的机子，据说很有成就感。
老伊是京剧院唯一的胖子，他告诉我由于他比别人胖，“文革”开始时有人贴他大字报：“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艰苦奋斗都瘦，为什么唯独你伊某人胖？”老伊说我胖也成了罪行！类似逗人笑的事老伊讲了不少，我很喜欢听他聊；大叔会讲一些京剧院往事包括新民京剧团这些早已消亡的老剧团往事。
麻烦来了。短波中除了我国对外广播之外，境外的华语广播统统是“敌台”。按工宣队领导的讲法：听敌台就是犯罪，必须坦白交代向大家作检查，如不坦白则要“抗拒从严”。
天天去京剧院干校收集泔脚的结果是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烧开水的老伊，小丑演员；另一位是演武行的，就是一辈子在台上翻跟斗打出手永远无名无姓的老武行（如军士甲番兵乙之类），鉴于他不肯告诉我姓名，年纪又有50开外，我称他大叔（必须用京白，大叔不讲上海话）。大叔在食堂帮厨，总是主动帮我倒泔水。
所有自己装半导体的人都作了交代，有人作了深刻检查。学校里爱动手的人真不少，到底是工科大学的教师。
小毛剑秋的悲剧人生
我们排为两位装收音机的同事开过几次批判会。一个是张庆方，原化工教研室分析化学教师，他是个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装收音机的目的是为了收听外国电台的贝多芬作品，外国电台说的是英语还是法语他弄不清楚，反正他听的不是被称作黄色音乐的外国轻音乐，而是“重音乐”，也就是交响曲，所以决非犯罪，华语广播他不听的。工宣队师傅认为他态度不好：爱好音乐为什么不听“东方红”和“国际歌”呢？张庆方说贝多芬的音乐马克思和列宁也是肯定的，大家认为他狡辩。工宣队师傅“语重心长”地说：文化革命已经好几年了，看来像张庆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心里还是没有毛主席。经过大家的“帮助”（批判），张庆方终于承认了错误，作了检查，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听外国音乐。
干校的岁月是灰色的，还带着苦涩。然而“外国铁梅”、河面上的月光、路边草丛里的野花、风中沙沙作响的防护林树叶、海滩边的芦苇……都是抹之不去和干校有关的美好记忆，永远留在心里。
另一位“批判对象”是张伯文，物理教师，和我很熟。伯文是装收音机高手，不仅自己装也替别人装。他住在集体宿舍里，调试短波时声音很响，全宿舍的人都听见。“清查”开始时，他仗着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以为不会把他怎么样。不料工宣队找他谈话了，他起初不承认，后来听说很多人都证明他听过“敌台”，他就说自己“听白相听听”！（上海话听白相就是听着玩的意思）
所以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外国铁梅”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姓孙。
“听白相”听出事来了。班里开会排里开会批判张伯文的“听白相”。人们说批张伯文批着批着要忍住笑，问他东他答西，他会自己承认听过美国之音、苏修对华广播和台湾电台，又会漏出来：听过BBC。人们厉声问他：
“喝！好眼力！”他显得很高兴。我说我看过“四进士”他演的顾大人，就在我们聊了几句之后，初人兄不失时机地向汪志奎打听：那位来我们干校指导演铁梅的青年演员尊姓大名？汪志奎的眼里掠过一丝笑意，他只回答了一句：“她姓孙。”
“张伯文！你相信这种反动宣传吗？”
谁都不知道“外国铁梅”叫什么名字。有回初人兄和我去京剧院干校办什么事，碰到一个魁梧的光头大汉，我认出他是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我问他：“您是汪志奎吧？”
“相信、相信。”
打那以后，“外国铁梅”成了一个衡量美女的标准。比如说有人见到谁的女朋友，会形容“差不多有‘外国铁梅’介漂亮”；也有见到的人会有异议：“好看是蛮好看格，不过嘛，还呒没‘外国铁梅’好看。”多年之后，路上碰到小许，她问我：“人家讲侬新结婚的老婆蛮漂亮格，是伐？有得‘外国铁梅’介漂亮伐？”
“什么！你相信！”
老丁和小蒋都是自视甚高的人，演出结束后她们非但没成为朋友，见了面甚至互不理睬。
“昏了昏了，我讲错了！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老丁和小蒋在排练中产生了矛盾：老丁毕竟在文工团演过“兄妹开荒”之类的小歌剧，对身段、舞台站位什么的一教就会；小蒋只会独唱领唱，“身上一点没有”（老丁语）。“外国铁梅”只得一遍又一遍教，显得小蒋很笨。小蒋为此当众哭了，还对陪在旁边的未婚夫阿宽大发脾气（阿宽也是同事、数学教师）。此时“外国铁梅”乖巧地一声不响，而老丁却要求“继续排练”。在上琴师伴唱时，小蒋要琴师拉最高的音调（低了小蒋不习惯），老丁也只得定那么高。后来老丁诉苦：“她要唱这样高的音，我老婆子只得拼老命奉陪啊，我这是拼老命呀。”（老丁那时40多岁，已经自认为“老婆子”了）
斗张伯文斗了几次。领导考虑伯文出身好，又无前科，就作为宽大典型让伯文作了检查算了。他的检查也很滑稽：第一句开场白是：同志们！我原形毕露了。
这就忙坏了来辅导“说家史”的“外国铁梅”了：她一句一句地教、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一个身段一个表情地示范，累得满头大汗。大家都目不转睛瞧着美人的示范，有人嘀咕：“外国铁梅”比样板戏中的“铁梅”刘长瑜演得好。（其实是比刘长瑜漂亮）印象之中京剧院还有人来辅导李奶奶的，不过大家都不注意，只专注“外国铁梅”。
在一次假期回上海的途中，正巧我等车时遇见也在车站等车的张伯文，周围无熟人。伯文兄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你们是“祸从口出”，我呢是“祸从耳入”。
问题在于：唱民歌的老丁和唱美声的小蒋嗓子虽好，都只会唱歌不会唱戏，而唱歌和唱戏是两码事。
“牛郎织女”何其多
小蒋演铁梅。她1965年毕业于同济，在同济大学时就享有盛名，是同济第2号女高音。第1号女高音便是大名鼎鼎的朱逢博，当时在样板戏“白毛女”芭蕾舞中担任独唱。军宣队看来经过调查研究，挑选的人十分合适。
“瘟猪”事件发生后，连排领导可能觉得把养猪大业交给两个“牛鬼蛇神”太缺乏阶级斗争观念，于是派老龚来猪棚担任负责人。老龚也是教师，在“文革”中没受过冲击，属革命群众。
演李奶奶的是老丁，她嗓子好又有舞台经验，1940年代就是三野文工团歌舞队员，山东人，平时喜欢哼哼沂蒙山小调什么的，退伍之后在我们学校当干部。老丁对军宣队领导是一百个看不起。据她讲她在部队时什么首长没见过？什么兵团司令军长师长都知道她小丁。现在的军宣队，哼，是否参加过“解放战争”都打问号！但军宣队领导对老丁却很尊重，一定要请老丁“出山”演“红灯记”，因为这次演出是代表学校到教卫系统去汇报的，意义非同小可，由老丁这样一位老革命来演李奶奶是最合适不过了。
老龚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堆放饲料的小间内贴上一张语录：最高指示——要大养其猪！语录是老龚自己写的，字很大，在墙上很醒目；又找来一张破桌两条长凳，弄得小间像个“办公室”。老龚向前来“视察”的工宣队师傅说明搞来桌椅是为了学习，工宣队师傅对贴养猪语录很满意，认为是突出了政治。
“外国铁梅”姓孙
老龚的“新政”到此为止，其他一切照旧。我们“学习”还是和班排一道，并未增多，小房间成了休息室，打理完猪圈之后可以坐坐聊天喝水，感觉颇好。老龚对我们挺和善，也和我们一起干活。自从下乡来干校之后，“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过去他们批斗过我们，平时也划清界线对我们不加理睬，现在大家都在一道劳动，过干校生活，我们要改造世界观他们也要改造世界观，都是臭知识分子都得接受再教育。即使并非教师而是干部职工也一样，同属修正主义教育阵营中人物，同样得接受再教育。只有工宣队是来教育大家的。所以被教育的芸芸众生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我们这些另类处境有了改善。
小许告许我：干校要演“红灯记”中“说家史”一段戏，京剧院派来指导演铁梅的一个青年演员“漂亮是漂亮得来——呒没介漂亮格！眼睛凹下去，皮肤雪白，头发有点黄，像外国人！伊拉喊伊‘外国铁梅’！”
在聊天中得知老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青岛由外婆照看，老龚的青岛妻子却在长春工作，老龚说他三口之家分布三地，一年只有一次探亲假两个星期，去探了老婆就见不到女儿，所以十分郁闷。老龚还告诫我：千万不要找外地女朋友，将来夫妻分居两地成“牛郎织女”有得苦。
“啥个‘外国铁梅’？哪能庄事体(1)？”
当时夫妻分居两地相当普遍，我们学校很多，光在我们基础教研室就有好些。数学教师老谢，老婆在新疆，有人和他开玩笑：古有孟姜女万里寻夫，今有谢老师万里访妻；外语教师杨明馨，老公在湖北二汽工地；物理教师老楼，妻子在宁波算近了；小胡也是物理教师，老婆在安徽农村老家，小胡说要让老婆到上海团圆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他最后调回了老家安徽一个小县城。那个年头调进上海比登天还难。几个老家在福建的教师“文革”后期为了和老婆团聚都回了福建。还有一位女英语教师程燕，丈夫在北京，正巧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北外同学老公在我们学校，于是她们两人对调，程燕去了北京，北外同学调到了我们学校，由于她们都是学英语的、专业相同，北京上海又都是大城市，对调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也折腾了好几年才成功。
我们排的女青年小许兴冲冲地叫住我：“快点，去看外国铁梅。”
大官（过去叫高级干部）决无此类烦恼，他们到哪儿都能带家属。“文革”期间南京军区一位军级干部转业到上海，后来当交大党委书记，他的一家老小都从南京到了上海。
一天黄昏，我挑着猪食担子从小河那边回来，见到许多人朝干校食堂涌过去，心里纳闷：晚饭早已用过了，这些人到食堂去做啥？
夫妻分居两地带来的种种问题之一便是“生活上犯错误”。干校批斗过两个人，均是老婆不在上海却和别的女性“有事情”的男士。据说因同样原因“红杏出墙”的女士也有，为顾及她们颜面没有公开批判。他们在“检查”中都有一句话：“由于夫妻分居两地……”
不久听说京剧院要帮助我们干校排“红灯记”，不是清唱合唱的那种，是要登台演出的，有伴奏有服装有表演的正式演出。
从奉贤到南汇
后来李刚毅老师来“共同学唱”的几次我都未去，只知道自从他来我们干校后，哼样板戏的人多了。
干校要搬家了。大会上领导宣布：我们将动迁到南汇华东局干校去，这里让给文化系统干校。
李刚毅请大家上来唱唱：“唱不好没关系，我也唱不好！”财务科的老戴自告奋勇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李绍宏被一连的人硬推出来也唱了一段“沙家浜”。李刚毅都表扬了一番，并一一点评，边唱边解说，俨然是一位称职的京剧老师。我想起来：该给猪喂食了，我悄悄地离开了。对我而言，猪比样板戏重要。
我们养的猪也大了，有一百四五十斤，所以就用板车拉到了供销社。收购猪的供销社职工喜形于色，连声称赞我们的猪好，比公社农场送来的猪肥。送走这两头猪心里有些舍不得，但想到如果被我们干校宰了，可能心中更难过。明明知道两头可爱的约克夏必定走向屠宰场，只要我们猪倌亲眼见不到也就罢了，不去多想。
一连的李绍宏是京剧戏迷，看过上海京剧院不少戏，他轻声对我言道：来人是京剧院二路老生演员李刚毅，虽然没啥名气，但会的戏很多。
华东局干校全名叫中共中央华东局五七干校，位于南汇五四农场，规模很大，有许多空草房宿舍，因此搬过去的除我们学校外，还有教育学院和外语职校，都属高教局系统干校。就此在同一场所出现两个系统，然而在日常事务上要听从老土地华东局干校的安排。
在会议室（也是泥地草房）大家见到了第一位来教唱样板戏的京剧演员，他首先对领导的介绍作了更正：决不能说教唱样板戏——只有样板团演样板戏的同志才能“教唱”样板戏，比如童祥苓同志才可以说“教唱”杨子荣的唱段、沈金波同志才可以说“教唱”少剑波的唱段，而他呢只是和大家“共同学唱样板戏”。
这里不养猪，我不再当猪倌而是和大家一道参加大田劳动，每天下午学习（运动）。奇怪的是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之类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了——以前只读毛选。据说学习经典是为了识别打着马列旗号的骗子，后来知道了骗子是陈伯达，“上头”在搞“批陈整风”呢。至于咱们老百姓对陈伯达为何成了骗子毫不关心，连一点好奇心也没有。自“文革”开始，隔三差五就有大人物被揪出来，大家早已习以为常。
干校领导决定请京剧院来教唱样板戏，京剧院干校是我们的近邻嘛。
到底是中央机关的干校。这里的食堂大会场也大，难能可贵的是还有图书馆阅览室，晚上开放。我每天晚上去阅览室看书，看鲁迅的译作《苦闷的象征》。凡鲁迅的作品包括译作都能借阅（阅览室除马恩列斯毛鲁之外只有《汉书》之类的历史书籍），《苦闷的象征》是厨川白村的美术评论，另外又重读了果戈里的《死魂灵》，也是鲁迅译的。那年头能在公开场合看到这样的书，够幸福了。
之前干校“五七战士”以班为单位搞过样板戏合唱，我们班指挥是杨琛，他对合唱效果不满意（像唱歌）。众目睽睽之下他忽然来问我有何高招（我正巧在旁边站着）？弄得我好不尴尬，要知道我是没有唱样板戏资格的人。不过杨琛知道我懂京剧，他此举实属无奈。
干校里有不少大官，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就在干校。我和管理阅览室的老头聊过天，他也是一个高级干部，原本要从华东局调往一个大学当校长的，“文革”开始了就没去，老头爱读史书，总戴着老花眼镜看《后汉书》，从未见过他读马列著作或毛选。
样板戏不能瞎唱，不能不唱，因为样板戏是文化革命的成果。
有次开大会，内容是一个华东局干部作“斗私批修”提高认识的报告。此人说自己在延安抗大亲耳听过主席报告受过主席教诲，进城之后渐渐放松学习，思想渐渐变修了，工作中犯了错误，是文化革命挽救了他云云。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到他被“解放”当了普通人之后闹的种种笑话：一是上公交车不买票，（他不知道要买票）被卖票员当场拿下；二是到商店买东西不带钱，他从未有过带钱习惯，所以以后出门必须有子女陪着。此人名叫罗毅，以前当过团中央常务书记，“文革”前是华东局候补书记，7级干部。
去看“外国铁梅”
当时我就在想：像罗书记这样的大官，出门便是轿车，自然不知道乘公交车要买票；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送来，当然不会上商店。“文革”让他们下来了，又换了一批人上去，但可以不花钱的特权依旧存在。
以后谁也不敢瞎唱样板戏了，怕唱不准确，“歪曲”了。
丁胖
谁也想不到，公布的判决结果是：这位爱唱沪剧的“小分队”头头被判死刑，而且是立即执行！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让大家都惊呆了，也让工宣队领导大吃一惊。
我们是1971年初春搬到南汇的，当年夏天我就被派往市区的玻璃厂“战高温”了，在南汇华东局干校没待多少日子。
因为文件中没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字样，所以大家讨论是判10年！连领导案例讨论的工宣队师傅也认为关10年差不多了。
不知何故，一到南汇我和汪初人两个前猪倌被编入了其他班排，从原来由物理教研室组成的一排调到了由化工教研室组成的三排，因此和不少化工教师成了相识。（说朋友有高攀之嫌所以讲成了相识）
案件之一是有关“小分队”的。一个沪剧爱好者（姓名忘了）领导的一个文艺“小分队”专门演样板戏，“红灯记”啦、“沙家浜”啦，这个“小分队”不知属于什么单位，成员（包括乐队）都是沪剧票友，所以是用沪剧唱样板戏，看来也蛮受沪上观众欢迎（当时叫作蒙蔽了部分人），结果是“沪剧小分队”被解散审查，“小分队”头头被逮捕，作为典型案件让革命群众讨论。他的罪名是“破坏革命样板戏！”，通过这个案例的讨论大家终于明白两点：第一，样板戏必须用京戏唱；第二，样板戏唱词一个字也不能改。（倒霉的沪剧爱好者用了沪剧“芦荡火种”的唱词唱腔，没有用“沙家浜”的！）
第一位是丁胖。因为胖大家都叫他丁胖，之前就和他熟。在奉贤养猪那段岁月里他曾经建议我们对饲料作“精加工”，即在米糠里混入尿液再发酵，可以把粗糠变成精饲料。天知道丁胖的点子从哪里来的。他带头把尿撒入饲料桶里，我们纷纷效仿，然后他和我一起搅拌，再把桶抬到阳光下晒热以便发酵。不过猪对这种“精饲料”并不爱吃，后来就不再“加工”，但可以看出丁胖是个热心人。
当年“小分队”流行全国，工厂企业公社农场机关学校都有“小分队”。“小分队”的全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文艺小分队”，顾名思义就是以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一些会唱唱跳跳会乐器的“文艺青年”就汇集到了“小分队”。“小分队”的演出节目通常有小合唱、独唱、朗诵快板“三句半”、“忠字舞”或者“洗衣歌”之类的少数民族舞蹈，内容百分之百是歌颂毛泽东歌颂文化革命的，偶尔也有唱样板戏的节目，不过并不多，会唱歌的人远远多于会唱戏的人。
丁胖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他却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平时常常背一两段宋词，（当时亦属犯忌）还讲讲成语典故，他说自己差一点去读中文系或历史系。丁胖这点文史造诣在追求他老婆时派上了大用场，他给上海第二医学院一位比他小10岁的女生写了几十封情书，信里的风花雪月打动了她，成了他太太。丁胖在干校时，他太太在虹口区中心医院当医生，育有一子一女，大家都说丁胖有福。
有一个案件和大家讨论的结果大相径庭，我终生难忘。
坐落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在丁胖嘴里仿佛是一处小巧精致的苏州园林，令人憧憬。丁胖讲过去大学师生之间也蛮有劲的。教他们有机化学课的是程小青先生，每次上课上到一半时，同学便起哄要先生结束正课讲霍桑大侦探。（程小青是小说《霍桑探案》的作者）所以一学期有机化学上下来，霍桑办案的故事全部听完——“侬讲有劲伐？”然而丁胖正言相告：自院系调整东吴大学变成江苏师院之后，“现在勿灵哉”！
“一打三反”抓了许多人，都是平民百姓，没有“走资派”。发下来让群众讨论的只是案件中的一小部分，属“典型案例”。讨论结果上报不久，判决结果公布了（贴在干校的公告栏上），杀的杀、关的关，和群众讨论的结论相差不大。
丁胖的去世很富于戏剧性，但是场悲剧。1980年代丁胖的儿子女儿先后都去了美国深造，后来事业都有成。可就在此时丁胖中风了，瘫痪在床不能动弹，丁太太已是虹口中心医院的内科主任，忙得一塌糊涂，于是照顾丁胖全靠保姆。保姆钟点工换了不知多少，一个比一个糟，丁太太只得退休自己来照应丈夫，身心疲惫的她竟然患上了忧郁症。子女又不在身边，终于在1990年代快结束的某天晚上，丁太太扭开了煤气开关，把她和丁胖都送入了天堂。据说丁胖的神志一直很清醒，可能表示过反对，可他不能动，只得由他爱妻做主一道离开了。
讨论案例也是“学习”的内容之一。此时正是“一打三反”的高峰期，上海公检法军管会隔三差五把要判决的案子用文件的形式发到各单位，单位发动群众讨论，然后把讨论结果反馈回军管会，美其名曰：走群众路线。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占大多数，也有刑事案件。实际上文件中框框已经定下了，有案子结束语是“实属罪大恶极”的，肯定要枪毙了；还有的干脆用上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按语，大家讨论必定是死刑，只有一些看来不至于杀头的案例，大家才会有不同结论，有的人说关10年，有的人说关15年。
两位张兄
爱唱戏竟然会判死刑
两位比我年长，理应称之为兄。
后来知道这时的童芷苓尚未“解放”，仍在“审查”中，所以她不和同行说话。
一位是张庆方。因为“偷听电台”受过批判，他在检查中声称他听外国电台是要听“重音乐”，即外国古典交响乐，工宣队师傅曾“教育”他应该热爱革命音乐。看来工宣队师傅白费了一番苦心，虽然张庆方不听收音机了，至少在干校，可他在劳动或洗澡时还是会情不自禁哼上一段古典乐曲，爱好依旧。工间休息时庆方兄会和我聊聊贝多芬和莫扎特，前提是旁边没有“革命左派”或爱打小报告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并非乐盲，我问他听过瓦格纳的作品没有？（我对瓦格纳只是从书上得知，其实并不了解）不料庆方兄表示也听过，只是听得不多。
我告诉她是给猪吃，童芷苓饶有兴味地问我养几头猪，我们聊了几句后她便走开了。
有一回很意外地听见他哼了一段京戏“失街亭”，“你也喜欢京戏？”
抬头一看，是个穿着破花布衫的北方大娘——这不是鼎鼎大名的上海京剧院花旦童芷苓吗！我看过电影“红楼二尤”和“四进士”，虽然她变得又老又土，还是认得出她：她的眼神依然是如此亮，带着一丝妩媚。
张庆方笑了：“我们天津人个个都会来两段京戏。”
“倒这个干吗？”
他说真弄不懂你们上海人为什么那样喜欢杨宝森，杨宝森在天津唱不过厉慧良，杨宝森演戏从不客满，而厉慧良演出必定满座。（杨是天津京剧团的老生名伶，厉是天津京剧团的名武生）我讲我就是喜欢杨宝森。
为了给“约克夏”们改善伙食，我每天挑着两个铅桶到食堂收集泔脚，人们倒掉的剩菜鱼肉骨头和厨房的下脚料是猪的美食。不只是我们干校食堂，京剧院干校食堂我也每天去（他们不养猪）。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倒京剧院食堂的泔水，忽然听见一个京味十足的女高音：
“文革”结束后张庆方调到了华东化工学院，失去了联系。
我意外地发现：猪很聪敏，那种“笨猪”的称号完全是对猪的污蔑。有一回一头小猪趁我们不备飞快地逃出了猪舍，我们追它追不上。许多人来帮忙抓，它左躲右闪出奇的灵活，最后跳入河中竟然游出很远，让大家都傻了眼。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跑累了的小猪捉回了猪圈。猪不仅聪敏而且爱干净，它们不会在拉屎的角落躺着，一定找个干净的地方睡觉。
另一位是张用，说起他可以讲在全干校是无人不知。虽然他和我们住一个宿舍，他却在工具修理间干活，不和我们一道去大田劳动。张用除了修理工具之外，兼做木工电工，是公认的能工巧匠。张用兄是复旦化学系毕业的，当年和老蒋同为复旦的名人，同为学生大右派。老蒋是复旦话剧团团长，张用是复旦合唱团指挥。他告诉我他进复旦第一天，校学生会就来找他要他去合唱团当指挥，因为张用在高中时就是上海中学生合唱团指挥，早已名声在外了。
我们养的猪是白毛洋种猪，据我们请来的技术指导小黎说是“约克夏”品种。小黎是附近农场连队的饲养员，1966届初中毕业生，那时星火农场各连队职工绝大多数是知青。小黎很热心，后来就成了我们的朋友。
老蒋有时会到我们宿舍串门，他和张用见了面总要舌枪唇剑互相调侃挖苦一番。然后，老蒋拿出一张纸，上头写着几个难认的字来考张用，但张用每次都读得出来让老蒋败兴而归，我们见了都佩服这两位复旦才子的杂学博硕。多年后张用曾告诉我，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恪字不读“克”应该念“确”，这是客家读法。
猪舍是我们全排“五七战士”合力打造的，（全校教职员工编成几个连，连下头有排、班）地面用上了水泥，有人说猪圈比我们宿舍讲究，我们住的大草房是泥地。猪舍建成后，就到供销社去买小猪，养大后还必须卖给供销社，不能自己随便杀了吃，因为猪乃国家统购物资。既然为国家养猪，供销社就批给我们猪饲料：米糠豆饼甚至偶尔有豆腐渣，不过饲料钱得干校出。
张用不像张庆方，从来不提音乐。他听见庆方兄和我讲京剧，没人时他忽然唱了一段“让徐州”，端的是字正腔圆。唱罢后关照我莫对别人提及他懂京戏，张用兄好谨慎。
我和初人兄被派去养猪，就此和猪打了半年多交道。
也有不谨慎的时候。不知怎么提到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张用回忆起在“上海之春”舞台上俞丽拿首演的情景：俞丽拿那身衣裙、那种清纯美丽，“让全上海的男大学生为之而倾倒”！说此话时张用兄的眼睛发光。
见到了童芷苓
“文革”结束后，张用改行去了电子工程系，退休前后又改行培训营销人员，前不久在电视上见到“张用教授”，主持人介绍他是营销专家。
听京剧院的人讲，同是京剧院的演职人员，处境“政治待遇”有天壤之别：被首长看中的进“样板团”，演“样板戏”，如“智取威虎山”剧组、“海港”剧组；而首长看不中的京剧院多数人统统下干校，劳动学习“改造世界观”。首长是谁？大家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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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挨在我们干校旁是文化系统干校，以一条小河为界。起初不知道是哪路神仙，不久就清楚了：邻居是上海京剧院“五七干校”。天天见到的那帮灰头土脸穿得破破烂烂的男男女女原本都是京剧院艺人，好家伙，过去可是得花钱买票才见得到的角儿。
(1) 哪能庄事体：沪语，怎么回事。
所谓五七干校也是干农活，开荒种地，种点稻子、种点自己吃的蔬菜。和在农村不一样，没有了农民的指导，海边的土地又是盐碱地，种出来的东西肯定一塌糊涂，好在学校的工宣队并不在乎，因为知识分子下干校是为了“改造世界观”，经常是半天劳动半天学毛选搞运动，总之是革命第一。
(2) 上海人都知道“提篮桥”是监狱所在地，泛指进监狱了。
其实去干校之前大家已经在上海近郊虹桥人民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天天忙于种菜送菜。虽说这个公社主要任务是供应市区蔬菜，但也种点油菜水稻麦子，所以农活很多。我们待了半年多，忽然上头命令所有机关高校科研单位必须去“五七干校”战天斗地干革命，所以我们学校也被统一安排到奉贤县星火农场一块地方，建立了自己的“五七干校”。
(3) 打煞奈迪只下作坯：苏州方言：打死你这个流氓。
1970年春天我们被赶到奉贤海边，过起了“五七干校”的日子。
(4) 赫啥啦：沪语，怕什么呢。
邻居是京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