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思
会后小顾推心置腹地对我说：如果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还合乎逻辑！
厂里原来青年人不多，“文革”期间来了一批青年，有六六届、六七届的初中生、高中生、技校生，还有两个化工专科学校毕业的大专生，这样一来青年的队伍壮大不少，故事也多了不少。
厂里开了批判大会，安排了几个人发言，小顾也在其中。小顾大概好久没有抛头露面了，所以作了精心准备，果然他的批判非同凡响。他是批判“变相失业变相劳改”论的，除了讲一通流行语之外，他还指出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乎逻辑的！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
小顾也算大龄青年吧，又未婚，他对这批青年人中的姑娘们倍加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小顾在厂里很“另类”：他说普通话，而且不像厂里职工那样对异性言行都很随便（工厂里男女之间打打闹闹吃吃豆腐司空见惯），他只和老阿姨一档女职工讲讲话（那年头女性到了40岁就算老阿姨了），见了女孩子却闷声不响。倒也不是因为他做过造反队长坐过厂部办公室，据高师傅说自他调来本厂一直如此：“一副干部腔调！”
接下来几周都是大会小会批判“571”，批判林彪集团。在一次小组会上，老职工老广东和主持讨论会的厂部头头老郑发生了争执：老广东认为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洞察一切，料事如神（老广东颇为得意会得用用成语），老早就发现林彪是反革命了。是故意让他当副主席的，存心让他管军队的，这样林彪就跳出来了、暴露了。老郑熬不住反驳他：党章写上当接班人也是存心的？（老广东说：对！）不会吧？应该是林彪当时还未被识破！老广东站起来大声道：“不可能！什么事什么人骗得过毛主席？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他在井冈山就知道林彪不是好人，用了几十年辰光来让林彪跳出来，目的就是要不放过一个坏人！”
有一回10分钟休息期间，坐在我旁边的小顾叫我看他的下巴是否异样？我端详一会发现他左下巴显得肿大。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他20多岁时学过小提琴，每天下班后练几个小时琴，夹琴夹得下巴都肿了。后来厂里一个六六届男生小陆子声称要跟他学琴，小顾颇为高兴表示先教他识五线谱。想不到小陆子是和他说着玩的。小陆子对别人说：“我嫖嫖伊(18)额呀，伊当真额呐。”原来在小青年眼中，小顾是个笑柄。
小顾的关注不无道理，台上坐着的几个领导个个脸色严峻，支部书记老蒋刚刚讲完话（讲什么我一个字没听见），并宣布由张阿毛读关于“571工程纪要”的文件。张阿毛说“571”语言无比恶毒：看了眼睛会受到污染、听了耳朵会弄脏。接下来阿毛中气十足地读起来，台下少有的安静。什么“B52是当代秦始皇”啦，什么中国目前是“国富民穷”啦，什么“冷酷无情、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连亲儿子也被逼疯”啦，什么“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啦。我惊得目瞪口呆，真有醍醐灌顶之感！睡意全无。
差不多全厂的人都知道了小顾喜欢上了小严（我们厂很小）。小严是六七届高中生，戴眼镜、人白白净净的，大概是为了表示和那几个“痴头怪脑”的初中生小姑娘有别，表现得有点矜持。（其实高中生初中生待遇一样、满师后都是每月36元）平时小顾的目光总是往小严那里溜，可小严头转过来他却把目光挪开，从来不敢和她对视，更不用说找机会和她搭话了。
自批判林彪的运动开展以来，夜班结束以后必须加班学习，这对于我是件苦事。一夜未睡的我到了早上八九点钟，眼皮会不可抗拒地闭上，忽然想到目前正在开班组会，心里一惊眼睛奋力睁开，会已经快结束了。有一次开大会，开着开着坐在下面的我做起了梦。突然有人推我：“你打鼾了！”我一惊，瞧见了小顾不满的眼神，小顾作为下台造反队长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并认为大家包括我这样的人也应同他一样。
到后来小顾逢人便说小严不错：身材特别好。不知怎么话传来传去变成了小顾夸小严下身特别好。有的老阿姨背后骂小顾是“下作坯”。
老广东的信念和小顾的逻辑
老傅急煞了，多次对小顾说：“侬好撞腔(19)！”我也建议小顾去对小严表白表白，或者写封情书。小顾只是笑着摇头，真不知道他打什么主意。直到我离开玻璃厂，事情仍无进展。不久小严就结婚了，当然新郎并非小顾。
班组内一个六六届初中生小姑娘说：阿拉派(15)在上海厂里算运道好的噢，汰浴有得汰。阿拉妹妹东北插队冷天呒没办法汰浴，前两日回到屋里厢(16)，喏，全身才是老白虱(17)。作孽呵，阿拉姆妈抱牢伊穷哭了。
小张的好意
到了春节，厂领导为了表示关心群众，让浴室对外开放，允许本厂职工带家属来洗澡。于是那几天厂门口客流量猛增，老老小小、川流不息，甚至有附近居民混入洗澡。所以到了下一年春节厂部改变办法，给每个职工发两张家属浴票，凭票入浴。这又引起了家里子女多的职工的不满。
“文革”期间上海流行语中出现过两个专用名词：“拉三”、“木壳子”。“拉三”亦称“山头”，专指问题少女；“木壳子”即小流氓，专指捣蛋男生。我所在班组的小张就是虹镇老街颇有名气的“木壳子”，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很会打架，大组长夏师傅讲的小流氓就是指他。似乎“木壳子”一语流行时间短，而“拉三”流行了许多年。
那个年月洗澡是件难事，尤其在冬天。我家附近只有一所公共浴室，那就是在四川北路丰乐里的“温泉浴室”。在春节之前的半个月人气达到顶峰：大池里挤满了人且不说，“莲篷头”下至少四五个人轮流冲洗，就连洗手水盆前也是人满为患，此时去洗澡等于找罪受。所以有的人家为了能在家里“淴浴”，会在放洗澡盆的房间内放一煤球炉取暖，至于浴罩、红外取暖器之类是1970年代末之后才出现的新鲜事物。
小张进厂时不知天高地厚，上班吊儿郎当且不说还动不动就和人吵嘴打架，一道进厂的男青年都被他打过。于是一个老职工潘师傅在休息时笑着叫他一道来“练练白相”。小张当然不甘示弱，没想到只两下就被潘师傅摔倒在地；爬起来再打，又让潘师傅给踢翻；这才服帖。后来小张告诉我：本厂“狠人”有许多：潘师傅精通武术、当过保镖；50多岁的陆师傅当年在大世界表演过斗牛，是大力士；宝雄师傅过去是拳师、差点打死过人。总之小张在厂里老实了。我来厂时，他已经太太平平“做生活”了，不过据说在厂外并不太平。
在玻璃厂的两年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洗澡。大炉是24小时运转的，它的供热是24小时不中断的，浴室是24小时开着的。上班前冲冲凉换上工作服，下班后在浴室的大池泡上一阵子，把一天的劳累和肮脏让热水化去，然后再到“莲篷头”下冲一冲，干干净净地穿好衣裳回家。“巴结”(14)点的人则在洗完澡的同时把衣裳也洗好，晾在大炉旁边，不一会就烘干了。
时间一长小张和我也混熟了，下班后常一道走。他长有一副“三角身坯”——据他介绍是适合打架的身坯；美中不足的是眼睛里有一双白点——天生的。小张很同意老傅的观点：我关心国家大事是自讨苦吃，活该倒霉。他也和老傅一样很同情我直到今天仍无女朋友，不像他：年纪比我小许多但“身边妹妹多得一塌糊涂”。
洗澡
小张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所以他说他要给我介绍女朋友。有一个小姑娘人长得十分漂亮：“番司又嗲峰又挺”(20)，不过是有名的“拉三”，曾经被“老派”(21)弄进去差点“敲三记”（关三年）。见我面有难色，他开导我：侬有介严重的政治问题，一般女的吓额，只有“拉三”喏不在乎的，侬不要怕呀，嫁拔侬嘛就不会“拉”勒呀。
又过了一阵子，厂领导召集我们这批没有学习资格的人开会。工厂第一把手党支部书记老蒋讲话，说是根据中央精神和市委指示，允许我们这些人参加批判林彪集团的学习了。接着就要大家谈谈。别人都没说什么，有两位“资产阶级分子”（公私合营前的老板）先后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感谢领导让自己参加批判云云。就这样我也加班批判林彪了。
我还是谢绝了小张的好意。
老傅把我们领到空地上，先是分配任务，分给我的总是最轻的差使，如拣拣石子之类；然后就找一个地方蹲着抽烟，算是管理。有时他叫我过去陪他抽烟聊天，也算劳动。他说：“吾外厂调来的，跟伊拉都不认得。吾跟侬是兄弟，两样咯。”于是别人干活，我继续听老傅吹他当年的风流史。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拉练结束回厂后不久，厂里开始学习批判林彪的文件了：早班、晚班下班后1个小时，中班上班前1个小时。起初我和厂里的“牛鬼蛇神”们因没有学习文件的资格就不加班，可惜好景不长，领导认为太便宜我们所以就命令不参加学习的人去清理一块空地，准备建造新车间。自然，这批人需要一个革命群众监督管理，这个任务派给了老傅。
我安分守己地在厂里干活，从不迟到早退，也不偷懒。见了厂领导则避避开，希望他们把我遗忘。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天真，他们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呢。
因为是高温作业，我上班是“全副武装”：工作服工作裤全是厚的劳动布衣料制作的，头顶长鸭舌帽，脚穿厚底帆布鞋，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手上必须套两副纱手套，以至于一个夏天下来手背上长满了痱子。当20分钟操作时间过去10分钟的休息来临，可以脱掉手套了，我会感到无比惬意，甚至有幸福感。
一天上班我觉得气氛有点异样：小顾和小张在休息时轮流被叫到厂部办公室去，小顾还被叫去两次。班组内的小青年窃窃私语，见到我却不说了；小顾从厂部回来后一整天拉长了脸不理我，我感到有什么与我有关的事发生了。果不其然，那天下班在回去的路上，小张追上了我，他告诉我厂领导张阿毛、老郑找他了解情况：“不晓得哪一只瘪三去瞎讲，讲阿拉听侬吹封资修的话题，我对伊拉讲：不可能的，阿拉从来勿讲的。头头们还叫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回答伊拉我斗争观念强来西额，我学堂里是红卫兵头头，拿（你们）又不是不晓得。”
学习班
过了一天小顾对我开口说话了，他说老郑一帮老当权派实际上是想整他！是以我为借口对他进行“阶级报复”，所以他得小心点，这几天我们少接近。
杨排长和颜悦色地通知我：晚上的讨论会不必参加了，这是指导员关照的。侬去外头兜兜白相相好了。我一听就明白我等“非革命群众”不得参加讨论学习。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老杨那与人为善的态度和友好的眼神。那个年代，不容易的。
我很纳闷他们怎么不找老傅呢？老傅平时和我话最多了。谜底还是老傅揭开的：老傅说厂部领导见到他都避避开的。他每个月至少两次去找厂领导，不是要求补助就是向厂里借钱。因为老傅子女多、老婆又没有工作，是厂里头号困难户。老傅笑着告诉我和小张：“伊拉会得寻吾啊？伊拉看到吾逃也来不及。”
这当然是个爆炸性新闻！文件读完后台下一片寂静，台上一个领导突然带头鼓掌，台下群众也跟着鼓起掌来。有人喊口号：毛主席万岁！大家跟着高呼毛主席万岁。（千错万错喊毛主席万岁不会错）此时尚未有人喊打倒林彪的口号，几天前若喊这样的口号就会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进去。自“文革”以来林彪就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神，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这个神话没有一点预兆突然破灭，（对老百姓而言没有预兆）的确让人莫名其妙。
小张和小顾都没有对我落井下石，所以我仍然太太平平上下班。
拉练结束前一天黄昏，我们来到了近郊一个工厂，其他连队也集中到厂区来了，上头通知要开全团大会。（此时才知道有一个拉练团部的存在）于是晚饭后各连整队进入会场，台上坐着几个团部领导，一个个表情严肃、如丧考妣。开会前没有放“东方红”，（散会时也没放“国际歌”）一个穿黄军装的团部领导站起来宣读中央文件：林彪及叶群、林立果在9月13日从山海关机场仓皇出逃，强行登机，结果三叉戟飞机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文件很短，像一个新闻公报。至于林彪为何要出逃、如何摔死、什么时候林彪不称林副主席林彪同志了？文件都没提。
都是尼克松惹的祸
在拉练途中，老杨对我和徐生浩发表了对老贫农忆苦思甜的看法：老贫农说地主给他们吃馊粥是编出来的——“地主不会介笨的呀。长工吃了馊粥要拉肚子，还做得动生活啦？长工不做生活地主不是反倒损失吗？”杨排长的话也让我们明白了他为什么入不了党的道理。
美国总统首次访华，对高层当然是大事，和老百姓有何相干？对我等玻璃厂职工而言，绝对没有早餐时肉包子肉的多少或者高师傅掉了一只牙齿这类事重要，但领导们为了尼克松来华却忙得不亦乐乎。尽管他们和大家一样，都不具有见尼克松的资格——官太小。
拉练·5
先是开大会，由老蒋宣布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还特地强调必定访问上海。所以要作准备（上级指示）：一是我们对尼克松的态度必须“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二是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止敌人破坏。按老蒋的说法（上级指示），尼克松是打着投降的白旗来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于是讨论会就在“宁绍之争”中草草收场。
看来我厂没有去机场迎送任务，不必练习如何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了；因此只有防止破坏的准备了。接下来厂里连着开两次批斗会，批斗对象是“大头”和“摆勿平”。
“嗯诺给人呒知呒识啦(13)，蒋介石不是宁波人，其是奉化人。”
“大头”是绰号，全厂都这样喊他。他自幼爱赌，进厂后仍旧爱赌。什么事他都可以拿来赌，譬如“文革”这样的运动他都敢和人赌：“我跟侬横(22)伐？陈丕显（时任市委第一书记）板定揪出来，横一元洋钿”。最近大头和一帮赌友通宵赌扑克牌被“老派”抓了进去。目前正是抓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于是厂里为他开批斗会，会上“大头”作检查，有人发言批判，最后领导规定：“大头”在尼克松来上海期间必须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除了上班），尤其不许赌博。
“宁波人就是坏，蒋光头就是宁波人！”
“摆勿平”之所以有此雅号是他永远“坐没有坐相、立没有立相”，走路也摇摇摆摆，一副“贼头狗脑”腔调。他进厂以前是以“爆炒米花”为生的，走街串巷时也顺手牵羊拿点东西。进厂以后积习难改，老是偷厂里的废铜烂铁，有时也在更衣室里拿别人遗忘的衣物之类，已被“教育”过多次。这次又在风头上拿了许多玻璃瓶出厂（据说打算送人），于是开批斗会斗了他足足两个小时（发言骂他的人很多——均为受害者）。鉴于“摆勿平”基本上是文盲，检查自己反而会引来全场笑声，因此领导打断了他的检查，也对他宣布纪律：尼克松访沪期间，下班后不许回家，更不许上街，必须睡在厂里。
于是老绍兴跳起来和邱师傅大吵：
好在“摆勿平”没有老婆孩子，不许回家他倒无所谓；但不许上街使他十分痛苦，他是一个最爱热闹的人。这都是尼克松弄出来的事，从此他和尼克松总统结下了仇。
邱师傅说老绍兴的话不对：什么“宁波老板特别坏”，这句话没有阶级性！天下乌鸦“何种”（一样）黑！凡老板“何种”黑良心！其绍兴老板就不坏啦？绍兴人啦娃（坏）种交关多，绍兴人专门出绍兴师爷晓得伐？
加工资
由于“忆苦思甜”的活动搞过许多次，班会上没什么人发言。班长老绍兴只好一个人讲。（老绍兴和邱师傅同在机修车间、两人素来不和，邱师傅怀疑自己关于美人江青的话是老绍兴去汇报的）他介绍：自己家里穷、年龄很小就从绍兴乡下出来到宁波学生意（当艺徒），师傅也是老板，宁波老板特别坏。每次吃饭总讲：下饭呒高（菜不多），饭吃饱。实际上饭从来就没让我们吃饱。邱师傅突然开腔打断了老绍兴的话——
1972年在十年“文革”中是相对宽松的一年。厂里广播喇叭传出的样板戏音乐少了一些，“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革命劲歌消失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旋律冒出来了，如“阿瓦人民唱新歌”、“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等，虽然也是颂歌，味道却有点不一样。
不对了，老贫农在控诉新社会、控诉工农差别了！等他话音刚落，“头子活络”的指导员立即带领大家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宣布报告会结束，会后分班讨论。
厂里传遍了要加工资的特大喜讯，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大喜讯。那年头毛主席发布最新指示或者毛主席送芒果给首都工宣队这种事都称为特大喜讯，还必须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加工资的事却是悄悄进行的，报纸上一字不提。
老贫农讲的是自己在地主家当长工的受苦经历：起早摸黑干活、吃得很差，早上吃的粥盛在铅皮碗里，有辰光是馊粥。他还唱了一支自编的山歌“长工苦”，唱得我们的连长（开林造漆厂的头头）直掉眼泪。据说连长解放前也当过长工。但是到了“思甜”阶段（这是必定程序：先控诉旧社会后歌颂新社会），老贫农的讲话却走了火，他大讲工厂里是多么好而社员（农民）是多么苦：厂里厢工人天稍微一热就有冷饮水吃、还有酸梅汤喝，“拿(11)吃格弗是酸梅汤，是幸福汤，尼(12)社员三夏生活，多少热的太阳下头，嘴巴干只能喝滚烫的白开水；拿（你们）生病了有劳保可以到大医院，尼（我们）只能看赤脚医生……”
等到厂里开大会大家才明白：加工资此等好事并非人人有份，只有那些在1958年以后进厂、工资拿40多元的职工才是幸运儿，工资在60元以上的人就算高工资了，不属于加钱对象；而“文革”期间进厂的“老三届”及其他人目前每月只拿36元，应该是低工资了，但因工龄短也不具备加工资的资格。老蒋在大会上还“教育”他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比比你们那些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同学，你们钞票“好好交”多来。
拉练到一个什么公社时，连队休整，请一位老贫农社员来作“忆苦思甜”报告。那个年头“忆苦思甜”是阶级教育的主要“法宝”，三日两头听，拉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忆苦思甜”当然必不可少。
加工资的幅度并不一样，有3元、5元、6元三等，对属于范围的人既要看工龄又要看工作表现、政治表现。所以接下来一个月厂部忙得焦头烂额，找老蒋谈问题的人川流不息，老蒋上食堂吃饭有人陪着、老蒋上厕所也有人跟着，群众明白只有找第一把手才管用，而老蒋是厂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本厂第一把手。
拉练·4
结果终于公布了：属于调资范围的职工绝大多数加5元，没有加6元的（谁都知道多加1元的人会成为全民公敌），“大头”和“摆勿平”加3元。紧张的小顾松了一口气，前几天他扬言：要是少加他工资他就要写信给王洪文，向洪文同志反映本厂当权派打击报复老造反派的事实，现在就算了。“大头”到老蒋那里据理力争：说某某人轧姘头、某某人出工作事故，为啥他们可以加5元？“摆勿平”站在厂门口大叫：“少加吾钞票，吾厂休时只好再去爆炒米花，是领导存心要我再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咯！”
顺便说一句：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英雄姓杨，也是排长。
后来才知道：尽管上海只是在工厂企业加了一部分人的工资，却在全国尤其是邻近的苏浙两省引来了强烈不满。因为据说全国只有上海一地在“文革”期间加过工资。那时传说过上海某企业有一人去苏州出差和人打架的故事，两个苏州人边打边骂：上海人阿是钞票加好哉、骨头轻哉？其实迪个上海人又没有加着工资。
我也跟上：“杨排，英雄呵！”
给资本家落实政策
徐生浩伸出拇指：“老杨，英雄呵！”
说1972年比较宽松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这一年“归还”了抄家物资，还给“文革”中只发生活费的资本家恢复了原来的工资。
老杨对我和徐生浩蛮不错的，除了女青年就数和我们话最多了。他走在我们边上讲了许多自己的事：他在20多岁时当过工厂的团支部书记，有什么大事或者重要文件党支部晓得了，接下来他这个团支部书记也晓得了，而一般的党员还不晓得呢。（老杨到现在仍不是党员）他还告诉我们他的一件很“海威”(9)的事：1950年代大世界大新游乐场里有些青年女招待卖茶的、穿白裙子大口袋里放一包一包茶叶的、被叫作“玻璃杯”。侬出1角她就把一包茶叶放在杯子里。他一高兴（看这个“玻璃杯”邪其嗲）把她的茶叶包全部买下来，旁边的人“才呆忒了”(10)！
工厂为此开了大会，老蒋作了长篇讲话：从尼克松访华讲到我国恢复联合国五大国的地位、又有多少多少国家和我国建交，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话题忽然转到“上级领导”的指示，对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仍要坚决斗争（仍你死我活）之外，对他们个人要给出路：一、“文革”前的工资照旧；二、抄家财物归还。接下来张阿毛谈学习体会，他“气贯长虹”地表示：我们工人阶级心胸最大，不在乎资产阶级这几张臭钞票。
杨排长对那些体弱走不动路的女青年十分关心，除了给她们加油打气之外，还会替她们扛背包，所以很受她们爱戴。但是过了两天情况有变，老杨渐渐只对针织厂的一个漂亮姑娘特别照应了：只要那个小姑娘嗲声嗲气喊一声：杨排！老杨就主动地把她的背包拿过来，一路上还和她有说有笑。这样就引起了全体女青年特别是本厂姑娘们的严重不满。
我厂有三四个“资产阶级”。为什么是三四个？因为有一个是“资方代理人”即老板亲戚，他始终不以为自己是资产阶级。其中有一位诸老板——老蒋在大会上特地提到过，他是上海玻璃行业享有盛名的人物：十几岁时赤着脚拿一把破伞从江北乡下来上海，到外国人开的玻璃店学吹玻璃，后来成为上海最好的吹玻璃技工，于是自己开作坊开厂，公私合营前诸老板的玻璃厂已经颇具规模。我们车间工资最高的赵师傅是1960年市里发证书的技师又是8级技工，他就是1940年代初诸老板的徒弟。当然1960年代初赵师傅和其他徒弟早就与他们的老板师傅划清了界线。诸老板60多岁了，恢复了工资他终于可以退休了。
家住“苏州北门外六百里”的老杨绝对是个美男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身材又高又魁梧，邱师傅说老杨的眼睛“交关花啦！是桃花眼！”邱师傅还告诉我和生浩：上头要老杨参加拉练，老杨提条件：他必须当拉练干部，否则不去。（老杨在厂里是管大炉的、至多算个小组长）结果张阿毛保证让他当排长他才来的。“给个(8)赤佬真真想做官啦，哪怕做10天阿好啦。”
和我熟的是王老板，因为他与我同一个班组，我们都叫他老王。老王50多岁，很有“派头”，毕业于震旦大学，精通英文法文。1949年之前在一所洋行任职，1950年失业之后为了混饭吃和朋友一道开了一家小玻璃厂。他告诉我其实他对玻璃制造一窍不通，只是听说当时做玻璃能赚钱就去开厂了。他后来十分懊悔：“我是解放后硬经(23)自家弄顶资产阶级帽子给自家戴上去！”讲讲是资产阶级，但待遇比小业主好不了多少，因为他开的厂很小：只有十几个工人，没开几年就被公私合营了。所以老王按企业资产拿到的定息很少，工资也定得比诸老板低多了。老王还说：“资产阶级的福没有啥享着过，资产阶级的苦全部吃到。”“文革”开始不久，厂党支部派人来老王家抄家，带队的就是张阿毛，所有值钱之物全部抄走。“顶气人的还写好一张清单叫我签字，又不让我核对。走的辰光在屋外还留下了大字报。”就是这些公布于众的大字报让邻近的中学红卫兵知道这里住着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来抄家，把剩下的不值钱物品甚至生活用品也拿走（当然不可能有清单）。老王还被红卫兵小将打过。
一、二、一，一二三四……”
我问老王：这次都还你了吗？老王叹了一口气（叹气前看了看周围）告诉我：金银珠宝是不可能还的，折算钞票还了些（例如黄金算90元一两，珠宝是象征性给点钱）。老王家有一件古董——明清时期犀牛角雕，厂部说找不到了（厂里集中到局仓库），就折算10元打发老王了事。
争取更大胜利！
抄家的话题
团结起来！
聊抄家的旧事似乎有些不太“和谐”，可能有点败各位的兴。鉴于目前仍有不少强拆强迁这类“不和谐”的事，讲讲当年抄家的“旧闻”并非没有意义。
“一、二、一，一、二、一，……
在各次运动中被打入“贱民”行列中的人大都难逃被抄家的噩运，不过来抄的人不是“组织”，便是公安局，好像还有点“依据”；但“文革”一来，抄家遍地开花、无序爆发。只要有一帮戴上红袖章的革命左派，就有了抄家的权力。被抄家的除了资本家，还有旧职员、教授、老教师、老医生及各类审查对象，也有老干部。有的人家被抄多次，有的全家被赶出原来住的房屋，这叫作“扫地出门”。
排长老杨来劲了，他要我们排好队齐步前进，还叫起了口令：
我们厂的诸老板是被“扫地出门”的。他原来住一幢独门独户的房子，在闸北区的一条什么路上。据去抄过他家的夏师傅讲：那幢房子外观并不起眼，砖墙外涂了灰泥，也没装落地钢窗；但房内却“乖乖龙地冬”(24)，都是红木家具。夏师傅这批人是厂党支部派去的，戴的是红卫兵的袖章（长胡子的红卫兵），他们抄家的水平相当高，把诸老板的所有存单现钞金条首饰全部抄到，还给红木家具贴上封条——表示再也和诸家无关。既然代表组织，自然有抄家清单，不过清单由抄家队伍带回厂里。诸老板全家被勒令住到一间不放红木家具的杂物房里，老老小小一律睡地铺。
虽然走长路累，但走在乡间小路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绿色，钻进鼻子里的是泥土和青草的气味，疲劳被赶走了不少。尤其当初秋的凉风吹过来时，甚至于会滋生心旷神怡的感觉。想想前两天我们在玻璃厂里又闷又热、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鸟不落草不长的环境。
厂里老职工讲诸老板一辈子是“做人家（节省）做得一塌糊涂”，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他家里的饭即使馊了也不倒掉（当年诸老板舍不得买冰箱此类美国奢侈品——费电！），而是放油炒一炒加点葱花自己吃掉（他的家人都不肯吃），早上吃大饼油条是难得的奢侈，从来不去饭店。过去由于通货膨胀他只相信黄金和红木，因此抄家队伍收获很大。没过多久诸老板的家被闸北区什么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看中（大约是区红三司），那间杂物房也不能住了——资产阶级能住在司令部里吗？于是“扫地出门”。厂里头头想想让诸老板全家睡马路不太好，就安排他们住到厂里一间仓库房内，冬凉夏暖——据说对“改造”剥削阶级颇有益处。
拉练·3
老王的运气比诸老板好一些，未被“扫地出门”。虽说也被抄过家，也被红卫兵小将打过，他只是居住面积缩小了一些，让出了一处大房间给厂里一位职工，又因为本来就是租赁房，现在面积小了，但房租也付得少了。老王经常有此类聊以自慰的阿Q心态。
指导员看这架势自己快要和蒋介石差不多了，就溜走了。
小顾颇为得意地告诉我：“‘文革’开始时老郑派人抄别人的家——他是党支部书记嘛，第一把手嘛。到了冲资反路线了，我带人抄他的家！走资派嘛！所以啊，老郑对我有刻骨仇恨。老实说他要阶级报复我也不怕。”
“给柴啦！我诺讲江青同志漂亮讲错了舍！阿毛伍诺听好：我诺工人阶级就是认为江青同志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顶顶漂亮的女同志！啥人认为其不漂亮，伍诺晓得伐？蒋介石！伊认为宋美龄顶漂亮。”
关于住房
指导员找到邱师傅批评他讲话意识形态有问题，什么女人漂亮、美人，而且提到敬爱的江青同志。邱师傅一听跳了起来：
1972年这次给资本家落实政策并不包括住房，大概也不包括大资本家的巨额存款，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要到1980年代，所以诸老板还是住在厂里仓库里。但是仓库内这间房厂里要派用场了，厂革委会就和闸北区房管局协调，要他们同意让诸老板一家住回他原来的老房子。
一天晚上临睡前，邱师傅和往常一样高谈阔论：自古英雄爱美人，明朝大英雄常遇春“日战十番将夜战十美人”，女人漂亮男人必喜欢。江青当年交关漂亮，所以毛主席喜欢“讨其做老闰”（娶她当老婆）。不料他的话有人汇报给连部了。
老房子原本是诸老板的产权房，为何住回去要得到房管部门批准？须知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产权”早就被革命革掉了。自红三司司令部消失后，几家革命群众抢占了这幢房屋，过了一年不交房租的“幸福日子”。可惜好景不长，房管局革委会代表国家接收了诸老板的房屋，经过审查确认这几家乃原来住棚户区的劳动人民，就承认了他们的抢房行为让他们合法地住下去，但必须付房租给房管部门。这一来皆大欢喜。
原来老杨和张阿毛一样，也是苏北人。
房管部门十分宽大为怀，把老房子一间公共杂物间“分配”给了诸老板一家，这是除卫生间厨房之外唯一空置的房间，当然诸老板和其他住户一样必须交房租，因为这幢房屋属于国家财产了。
“苏州北门外六百里。”
住房面积缩小的老王更不会做恢复原状的白日梦。他本来住的就是要向国家付房租的租赁房，何况现在住进来的是本厂职工——工人阶级。因此他无论在厂里在家里都小心翼翼，“夹紧尾巴做人”。
“哦，是苏州人。”
不过老王和诸老板不同。在厂里开的资本家座谈会上，诸老板和其他被落实政策的“资产阶级分子”都发言表示对毛主席对工人阶级对领导无限感激，诸老板还落了泪——感激涕零了一番，老王一言不发。后来老王对我说：（周围无人）“碰着强盗抢掉侬100元，突然他还侬30元！还要侬对他千恩万谢——世界上有这种道理伐？”他还激动地讲了一串英语，不过我没听懂。
别看指导员平时神气活现，碰着邱师傅是一点神气不起来。邱师傅是机修车间的技术高手，工龄几十年的老工人，上上下下都称他“邱师傅”。他蛮喜欢和我们两个“大学生”轧道，跟我们闲话交关多。生浩对邱师傅言道：我们的排长老杨人长相不错，听口音听不出他是哪里人（他说的上海话）？邱师傅告诉他：“其诺（他）是苏州人。”
老王最得意的是“文革”前，大约1963年吧，他被化工局借调到局里外语培训部去教英语的事。学员都是全市化工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前是学俄语的，所以从ABC教起。老王的教学深受培训部教学负责人，一位从复旦大学英语系请来的副教授的赏识。这位副教授是中年女性，在圈内很有名，是英国文学名作《名利场》的译者。她很为老王惋惜：王老师，你不去开厂而是到学校去教书该有多好。
“淹死嘛推过（拉倒）。动员大会不是话过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老王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悔的事。
“侬不会游泳还搞啥搞，不会游的人淹死哪能办？”
神仙会
“我诺从来不会游泳。”
厂部通知：来工厂“战高温”的干部每月一次脱产学习半天，而且要人人订阅内部报刊《参考消息》。据老蒋在第一次学习会上说这是“上级指示”，表示这些人并非普通工人，仍是将来可能会起用的干部。1970年第一批“战高温”的人的确是上海市各局的机关干部，而1971年到工厂的人来自文化教育系统，有教师、演员、科研人员，真正的干部倒不多，现在统统叫干部，一律属于学习对象。
“邱师傅，你又来瞎搞！我问侬：侬会游泳伐？”
第一次学习会我没有参加，大概领导吃不准我有否参加的“资格”就不通知我。但没过几天老蒋找我谈话，说我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必须多学习，所以应该参加干部学习会。厂里人都知道老蒋喜欢“做好人”，凡是加工资、落实政策之类的会议他总是很起劲地当主持人，而批斗会、训斥“落后职工”一类恶人总是让其他领导冲在前面。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三中全会之后，上海大大小小的头头大多下台了降职了受牵连了，老蒋依旧当厂党支部书记，甚至于还升官到了公司里。估计他对上头那些“文革”中倒霉的老干部也是客客气气，永远“老好人”一个。
无论在路上还是吃饭时候，邱师傅总是笑话不断。他人也长得滑稽：头很大，头发乱糟糟、络腮胡子；胳膊很粗腿却很细，一口“什骨铁硬”的宁波话。在乘渡轮过黄浦江时，他特地找到张阿毛大声建议：给柴啦（怎么回事）？我诺不是游过去啊？指导员五诺（你）应该带领大家游过江去，拉练嘛不好坐车当然也不好乘船。
学习会厂部领导再也不来了，由一位来自机电二局当过科长的老刘主持，他是学习组长。开会的程序是：老刘用一口天津话读一遍《人民日报》社论或者什么中央文件，然后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天，聊天内容和社论文件基本无关，譬如徐生浩讲讲远洋航行的见闻（他是海运局的），一位来自上海京剧院的武生谈谈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诞生经过（他目前在二车间烧大炉）。我们坐在厂部会议室里喝茶抽烟、不用干活、远离高温，享受每月半天的“干部待遇”，所以来自城建局的小陈笑称：我们这是开“神仙会”。组长老刘立即关照他不要胡说，要注意“影响”。
我、邱师傅、徐生浩常常在一起走。生浩是1970年来厂里战高温的海运局机关干部，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据他说在船上一直不适应所以只得待在局机关里，不料去年就被派来战高温；原来以为过了高温季节会回去的，现在看来要永远留在玻璃厂了。他对我有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这几天大组长夏师傅看我的眼神有点迷茫。他弄不懂了：我这样的政治上倒过霉、到工厂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人倒有资格订阅《参考消息》，而他这样的共产党员、正宗工人阶级倒不可以订阅《参考消息》。这是什么鬼规定？
拉练是以连为基本队伍进行的，我们连由3个厂的职工组成，连长是开林造漆厂的头头，指导员是我们厂的党支部委员张阿毛。
手艺的消亡
拉练·2
永不休息的大炉终于休息了，车间变得十分安静。我们的工作是把这座二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拆掉，然后打造新的大炉，所以接下来的“生活”（工作）都是体力活：用大铁锤砸、用小车子运——和目前大行其道的拆房很相似，不一样的是我们摆弄的是冒着热气的耐火砖，千万要小心。
我身边的邱师傅说：给个（这个）武装部同志是个小角色，如果是武装部长、政委刚才就会介绍给个是某部长某政委。邱师傅是宁波人，和我编在同一个班。
厂里这回花大力气搞技术改造，一是新大炉不烧煤而是烧油，理由是大庆油田的石油多得用不完；二是把原先的制瓶机械工艺改为液压自动化，据说是当年国家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近来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好战愤青或个别梦想打仗的军界人物的言论，不禁会想到那位预言马上要打仗的某同志，想起他青筋突出、口沫横飞的样子。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车间又恢复了雷鸣般的噪声天地，自动化制瓶开始了。尽管有上级技术研究单位派大批人来厂把关，流水线出来的产品质量还是过不了关，液压装置三日两头出毛病，上上下下忙得一塌糊涂。
备战备荒为人民！
由于自动化，机器旁的人手精简许多，我就被调到包装间去了，包装间的工作就是把经过退火从流水线末端出来的玻璃瓶排好，再用草绳扎成一捆一捆堆好，最后有人搬到车上运走。因为自动化毛病不断，我们包装间的人经常闲着。
要准备打仗！
赵师傅陆师傅从车间里来到包装间抽烟，他们看着大筐里无数质量没过关的瓶子直摇头，还讲起他们当年的手艺来。原来过去的玻璃产品都是嘴吹出来的。赵师傅一天吹上千只玻璃瓶，只只大小一样、厚薄一样、容积一样；至于各类器皿更是不在话下，所以赵师傅被定为技师。陆师傅也是技术高手，他讲了一通吹玻璃就是用气功的道理。不过近年玻璃工艺机械化了，他们这些老师傅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几天自动化了，老师傅更是倍感失落。包装间的人劝老师傅好好带徒弟，让他们的绝活传下去。赵师傅脸上的长寿眉跳了两下（他的眉毛特别长），叹了一口气：“徒弟学会了有啥用？算了，没两年退休了。死了，这点手艺陪我进棺材。”
消灭帝修反！
高温下的美女们
练好铁脚板！
眼下只要还算平头正脸的青年女性，一律被冠以“美女”称号，所以当年我们高温车间的姑娘们个个都是美女。
出发前在一个大厂的空地上开动员大会。从各企业来的职工近千人排成队伍听一个穿军服的人讲话，据介绍他是区人民武装部的某同志。某同志慷慨激昂地讲了坚决执行最高指示“要准备打仗”的重要性：苏修自珍宝岛战斗失败后，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从北边进攻我国；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随时都有可能从东面海上打过来；台湾蒋匪帮将会从东南方向反攻大陆；而印度反动派也要在西南边境入侵西藏——所以我们要“全民皆兵”，把敌人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根据我军的光荣传统，打运动战必须要练就一双铁脚板，因此大家要认真拉练。动员讲话结束后，某同志带领大家喊口号：
姑娘和小伙是1968年分配来厂的“老三届”，进厂时都不到20岁，是厂里最年轻的一批职工。我到玻璃厂“战高温”时，他们刚刚结束了学徒生涯，“满师”后的工资都是36元，男女都一样。既然拿的钞票一样，工作当然也一样，姑娘们和男职工都一样在高温车间内做瓶子。做20分钟、休息10分钟；烘烤的时间不比男人少，休息的时间不比男人多。
拉练就是把队伍拉到野外去训练，对我们而言就是背着用被子打成的军用背包到郊外去走10来天，相当于今天的徒步旅行。
天晓得小顾怎么会发现小严有副好身材的。小严和其他姑娘一样，都穿着厚厚的工作服和肥大的裤子、头戴鸭舌帽、脚蹬厚底鞋——我们高温车间的统一打扮，只能见到小严架着眼镜的脸蛋，只能发现她清秀的脸上有点黑灰（那时大炉烧煤）。阿四、四妹和小施年龄比小严还小，她们是六六、六七届的初中生，不知为何她们的称呼都和4有关，很容易记。阿四是全厂最漂亮的姑娘：大眼睛、挺拔的鼻子、樱桃嘴，就是人特别瘦，工作服套在身上显得尤其肥大，令人担心会被大炉边鼓风机吹出的强风吹倒。阿四是厂里小伙子心里的梦中情人。有一个青工小刘扬言：只要阿四肯做他老婆，他愿意“一生一世”做牛做马服侍伊。不过阿四不为所动，所以小刘痛苦万分，以至于成天晚上失眠，患上了神经衰弱症。
拉练·1
四妹的下巴尖尖的，长一张狐狸脸，人很老实。她进厂时分在食堂，卖早餐肉包子有男职工吃她的豆腐：“四妹，两只肉馒头。”
高温季节过去了，我依旧在厂里“战高温”。一天夏师傅关照我：下班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去“拉练”。
“给侬。”
据高师傅说：曾被小顾“造反”反下去的厂党支部书记老郑是个“坏料”。原来是工人，靠“五反”反老板爬上去的，整老百姓整得可凶来。厂里搞“四清”，他和四清工作组整厂长老宋。老宋是厂领导班子中唯一的有干部身份的18级干部，其他领导都是工人提上来的。（听得出高师傅是拥宋派）“文革”开始后老郑和一帮人（老郑的虾兵蟹将不少）先是整厂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后来就搞老宋了，把老宋搞成“走资派”。不晓得没过多少辰光，小顾带人造反把老郑搞成刘少奇司令部的人，也变“走资派”了。不过小顾迪个人没有脑子的：造反队顾问“老北京”过去是军队干部，不晓得犯啥错误拔拉(5)上头开除党籍的。这记“叉头”(6)拨拉后来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张阿毛几个人“板牢”(7)，写大字报把小顾轰下来。张阿毛是老郑的人呀，小顾啊，弄伊拉不过咯。
“迪格勿要，我要‘侬的’两只肉馒头。”
被胖子抱起来的女门卫姓高，住在四川北路。因此下班总是和我同路回家，高师傅嘴闲不住，厂里许多事都是她告诉我的。
四妹哭了一场后，就要求到高温车间去了。
战高温·5
小施的父亲是船长，她在女孩中家庭经济条件最好，有着一双丹凤眼，长得很甜，做人也乖巧，她身体不好时要请病假总是被夏师傅拒绝，她也不吵。
有人告诉我小顾的事：他调进玻璃厂不久文化革命开始了，由于小顾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出身问题，又在斗当权派时一马当先，所以当上了造反队长。还“夺权”把厂党支部书记赶到车间里劳动，自己坐到办公室里天天练毛笔字。不料在成立革委会时有几个也参加造反队的党员发动“政变”，贴大字报说小顾“专门包庇重用坏人”，一下子小顾被赶下台仍回车间做生活，支部书记重新回办公室当厂革委会委员（第一把手不能做了）。因此小顾心里一直不舒服，总觉得工厂是资本主义复辟了。
当姑娘们从高温车间出来休息时，脸蛋都是红红的，衣裳浸透了汗水，一个个耷拉着脑袋。见到她们这样，就会想到在烈日暴晒下日见枯萎的花朵。
小顾虽说比我大不了两岁，1950年代就进工厂了，算是“老工人阶级”了。他对我们这些“战高温”的干部教师颇有点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应该文化比一般人要高一点吧，怎么个个字都写得这么糟啊？”原来他平时是练练毛笔字的，他的话令我惭愧。小顾还告诉我：他过去在长宁区一家大的药厂工作，因为离家太远就在“文革”前调到了这家玻璃厂。原来的厂档次高多了：大合唱啦、美术展啦、到工人文化宫去表演啦。真后悔到玻璃厂来，尽是些“低档人”、“下只角(4)人”（这句话用上海话讲）。我暗想你老兄不是也住在“下只角”吗？怕他生气没敢开口。
老王是个有女儿的人，他见到她们这种光景总会感叹：
小顾30岁出头、1米70几、长一副马脸，走路大步流星，和我一样也是个大龄未婚青年。他平时总说普通话，偶尔讲两句上海话。他不是外地人，上海话讲得很好的，这使他在厂里显得有点另类；工厂里上百号人，讲苏北话宁波话本地话常熟话山东话什么地方话都有，唯独像小顾那样说一口普通话的人没有。有一个“老北京”说的是北京话，和小顾这种南方官腔的普通话不同。
“真作孽，让小姑娘做迪牌（这种）生活（工作），老肉麻（心疼）伊拉额（她们的）！”
战高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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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傅有点同情我——30岁的人了还没有讨老婆，连女朋友也没有。
(1) 打朋：沪语，开玩笑。
“迪个辰光侬不撞腔伊要恨侬咯！懂吧？”
(2) 什涅：苏北方言，什么。
我们高温作业做20分钟要休息10分钟，在这10分钟里，傅师傅推心置腹地告诉我许多风流艳事。他青年时候人“清清爽爽”的，蛮讨女人欢喜。进口手表也白相过，结婚以后穷了：老婆乡下上来没得工作，又生了好几个小把戏(3)，所以手表卖掉、毛货衣裳也卖掉。一些同乡同事的老婆被他搭上，都是“小大娘”，很年青的，有的要和男人离婚跟他，被他劝住了。老傅（他要我不必称他傅师傅，就叫他老傅）最得意的是回乡探亲回沪途中认得了一个江南造船厂技校的女学生，他对这个小姑娘“花七花八”，小姑娘对他动心了。（吾又不会告诉她吾结过婚）两个人在长途汽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一道乘，把门帘放下。老傅讲，看她的神态他就抱住她“撞腔”了。说到这里老傅一本正经“教育”我：
(3) 小把戏：苏北方言，小孩。
傅师傅是个矮个子，人很精神，讲一口苏北上海话，和人吵架就全用苏北话。有一回他和一个一道从老厂过来的同事吵，那人揭他的老底：说他是个专搞腐化的色鬼。傅师傅义正辞严地用苏北话反驳：吾搞腐化吾又没得搞你老婆，你跳什涅(2)跳。
(4) 下只角：沪语，低档生活社区。
他后来知道我在“文革”中倒过霉，只是觉得我傻：“国家大事关侬啥事体？饿死人关侬啥事体？侬爷娘又没得饿死。人嘛，过得实惠点。”
(5) 拔拉：沪语，被。
傅师傅是从别的玻璃厂调过来的，和夏师傅是苏北一个县的同乡，所以和夏师傅话比较多，有时在夏师傅跟前讲讲我的好话。为什么呢？据他说他看我顺眼，不为别的。
(6) 叉头：沪语，破绽、弱点、问题。
在班组中，傅师傅和我一直关系不错。
(7) 板牢：沪语，牢牢抓住。
战高温·3
(8) 给个：宁波方言，这个。
刚到班组时，夏师傅对我很热情，除了教我如何干活之外还专门找我谈话，向我介绍班组“阶级斗争形势”：某人历史反革命分子、某人漏网地主、某人小流氓……我一听就明白夏师傅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把我当作革命知识分子。果然过了一天夏师傅见到我时脸色不对了，有种受骗上当的样子，命令我干活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样的局面过了几个月才渐渐缓和，夏师傅终于适应了大组长的岗位，工宣队长的光环终于暗淡了，成了历史。
(9) 海威：沪语，有面子、有派头。
我所在班头的大组长夏师傅40岁出头、板刷头、人很结实，脸上常显深沉表情，刚从当工宣队长的小学回来不久，因此不怎么痛快。夏师傅领导过上百名小学教师、数千名小学生及其家长，只怪工宣队有个轮换制度，让夏师傅回厂屈就大组长一职。这还亏得他是个党员，有的在“上层建筑”发号施令的工宣队员回厂之后“一点呒啥啥”，仍旧当工人。
(10) 才呆忒了：沪语，都愣住了、全被惊呆了。
车间的大炉是24小时运作的，做瓶子必须分3个班昼夜开工，每个班有1个大组长负责当班8小时的一切工作。3个大组长相当于3个车间主任，直属厂部领导，所以大组长的权很大。
(11) 拿：沪语，你们。
战高温·2
(12) 尼：沪语，我们。
十分钟过去了，我又要进车间战高温了。
(13) 嗯诺给人呒知呒识啦：宁波方言，你这个人没知识。
女师傅仿佛对大家又仿佛是对自己说：“打朋(1)归打朋，勿作兴动手动脚。”
(14) 巴结：沪语，节俭、做人家。
胖子终于把人放下来，头也不回走了。
(15) 派：沪语，分配。
女的一边挣扎一边骂，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笑容；厂门口的人都笑着看这出戏，没人开口。
(16) 回到屋里厢：沪语，回到家里。
胖子不肯罢休，他走过来一下把女的抱起来：“侬再骂伐？”
(17) 才是老白虱：都是虱子。
“我骂人啊？我又呒没骂侬。”
(18) 嫖嫖伊：沪语，捉弄他，开他的玩笑。
胖子耳朵蛮尖咯，立刻叫了起来：“侬破坏规定是伐！侬又骂人呐。”
(19) 撞腔：沪语，动真格的。
到厂里“做生活”的第二天，我和厂门口传达室的一位女师傅坐在一条长凳上。一个胖子老师傅从里面出来，女师傅嘀咕了一句：“迪只猪猡。”
(20) 番司又嗲峰又挺：沪语，面相漂亮、胸脯高耸。
我就这样来到了位于恒业路上的上海玻璃四厂，当了两年的玻璃工人，做的是为药厂装药的玻璃瓶。那是名副其实的高温作业：火红的玻璃熔流从上面落入滚烫的模具中，我戴着双层手套用钳子把已经压好的瓶子从模具中取出放在传送带上。所有这一切必须瞬时完成：打开模具、取瓶、放传送带、关上模具让它转动过去，打开模具，人成了机器的一部分。车间室内温度至少在40度50度左右吧。所以我们当班20分钟就出来休息10分钟，尽管露天温度也有30来度，但走出车间到厂门口一路上感到无比凉爽，喝上一口厂里特供的盐汽水，真是享受。
(21) 老派：沪语，公安派出所、警察。
1971年夏天，我正在南汇海边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教育文化科技新闻出版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去干校干农活“改造世界观”。干校实际上就是农场，除了农业劳动之外还要学毛选、搞运动。中小学教师似乎没轮到，因为中小学还在办。此时“上头”又要从干校中抽一批人到工厂去，美其名曰“战高温”，其实是把一些不适合“上层建筑领域”的人踢到工厂去，所以我所在学校中凡是运动中挨过整或者有历史问题的教师统统列入“战高温”队伍，只留下几个供阶级斗争用，“坏人”都走了没有斗争活靶子也不行。
(22) 横：沪语，赌。
这几天酷暑难熬，想起了当年去工厂“战高温”的日子。
(23) 硬经：沪语，硬是。
战高温·1
(24) 乖乖龙地冬：苏北方言，用来表示令人惊讶、震撼，相当于“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