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集会我记不清了，可能是为了欢呼“5．16通知”公开见报也可能是庆祝“十六条”发表（当年“欢呼”、“庆祝”在人民广场，批斗大会在文化广场），总之是市委组织的。学校教工和部分学生也是由校党委安排参加的，大会参加者主要是各高校师生。
“文革”十年中，上海“革命群众”时常在市中心人民广场集会，会后顺便游行，第一次参加的广场聚会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广场上真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歇斯底里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红歌。奇怪的是没有人唱国歌，即便在大会正式开始时也不奏国歌。在今后“文革”期间，每逢大会开始必奏“东方红”，大会结束必唱“国际歌”，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似乎已被逐出红歌行列。
毛泽东思想是宇宙最高结晶
主席台上的领导有中共华东局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等，还有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等，他们没说什么话，魏文伯宣布“请郭沫若副委员长讲话”。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这位大名人讲话，真乃“三生有幸”。大家都很兴奋，还议论郭老怎么不在北京？
一时之间，针对黄林的大字报蜂拥而至：有的揭发他“一贯右倾”；有的说他热中于“推广教学法”、实际上是热中搞资产阶级教育那一套；还有大字报揭露黄林在一次会后发牢骚，说1959年反右倾过后，“党内还有谁敢讲话！”大字报给黄林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于是黄林成为教研室第3个牛鬼蛇神！
郭老热情洋溢地歌颂毛主席、歌颂文化革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毛泽东思想不仅是全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而且是宇宙物质和精神的最高结晶！人民用毛泽东思想不仅能改造世界，而且能改造宇宙！”于是大家声嘶力竭地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黄林是1940年代就加入地下党的老党员，那时还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也许是书生气太足，解放之后黄林官越当越小：1949年当过某区副区长，不久调往杨浦区任区委办公室主任，后来被派到控江中学当校长，1960年创建业余工大时来任杨浦区分校负责人，几年后总算当上了学校教务处副处长，可是没当多久，就贬到教研室当主任（名义上还是副主任，正主任是一位老教师，党外人士，实际上不管事）。显然黄主任属于那种非主流、吃不开的党员干部。
今日脑残们也有不少吹捧毛的文字，水准实在太低，真得好好向郭沫若学学。
上头明白，光是批判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这些教授学者或者巴金、赵丹那些文艺界名人是不行的——中央不是揪出了彭罗陆杨一大批党内大佬了吗。所以此时消息传来了：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王涛落马了，高教局局长、原复旦大学的第二号人物陈传纲被揪出来了。总之大火开始烧到了党内。我们学校当然紧跟市委，党委也必须抛出一些党员干部。落实到我们基础教研室，便是教研室主任、党支部委员黄林。
疯狂的八月：上门打劫
运动初期的大字报斗争会，有的是党委党支部组织的，这是主流；也有是群众之间的“混战”。例如同住一间集体宿舍的两个同事，平时有点小疙瘩，此刻就在大字报中“刀光剑影”了。先是老何贴出大字报说老谢不讲个人卫生：不理发不洗澡、袜子不换，换了也不洗，屋里一股臭袜子味，老何“上线上纲”成老谢有“颓废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于是老谢不顾不得打击报复的禁令，马上写大字报讲老何常常勾搭青年女性、居心不良，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何谢二人当时均为光棍）。之后这两位变成“冤家”，互不理睬。
8月初的一次教研室全体教师会议上，党支部书记老刘提到有学生自发组织去抄“牛鬼蛇神”和工商业者（前资本家）的家时，特地关照：不提倡。说运动必须在中央、市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没过多久，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在大会上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革命小将”抄家的行为，还用“吸血鬼”来形容工商业者，说把他们的“变天账”抄出来“好得很”。老刘立即传达市委紧急通知：改变过去指示精神，支持抄家之类的“革命行动”。
有次周围无人，老袁批评我不应该写反击阿鲍的大字报：“你们这样自己咬来咬去，正好上了‘上头’的当”。此时老袁本人也正被大字报“围剿”。大字报说他“喜好游山玩水的‘隐士’背后居心险恶”，又说他“自恃出身好一贯目无党组织”，等等，大字报全是党员积极分子写的，一看就知道是党支部的授意。老袁每逢暑寒假必定到外地游山玩水，他还爱好摄影，在那个年头，几乎没人会去旅游，所以老袁的兴趣爱好显得有点怪；最主要的是老袁对领导一直犟头倔脑，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所以领导想借此“运动”整治一下老袁。不过老袁的反应很让领导失望：他对这些大字报似乎视而不见，既不辩解也不写任何大字报，仿佛什么事没有。这点让我很钦佩，所以我对他的批评口服心服。
学校各部门都组织党团骨干“革命左派”去抄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和一些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同事的家。据说还算“讲政策”，没有乱打人，对于抄去的财物也开了清单。当时在学校还腾出一间屋子安放抄来物资，我们去“参观”过。记得有个财务科职员老秦是某工商业巨头的女婿，所以他的东西最多。什么皮货呢绒、外国工艺品、古玩字画，甚至一只美国冰箱，只是没见到金银珠宝——据说金银珠宝都上交到市里专设部门（大概是银行）去了。初人兄也被抄了，不过他家没啥值钱东西，他告诉我最心痛的是一本外国画册作为“四旧”被拿走。
阿鲍也贴出了大字报，“揭发”了“反革命分子”汪初人一些“资产阶级”言行，我顿时怒不可遏。因为阿鲍和孟德不同，不论过去在安大作为同学，还是现在在工大作为同事，我们3人都是很亲密的朋友，他的举动让我有一种背后被人捅一刀的感觉。于是我立刻写了一份揭露阿鲍“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大字报，大字报还引来了其他同事对阿鲍的攻击大字报，阿鲍一下子蔫了。
上海和全国一样，凡是之前的资本家私方人员无一幸免被洗劫一空。抄家之风越演越烈，无数教授学者名演员名医生甚至中小学教师职员小业主都被抄了家。据说如果是单位组织抄家，会开一份财物清单；如果碰到红卫兵中学生抄家，不仅是见什么拿什么，还要砸东西打人，走时一张字据清单都不会留下。那时上海大大小小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都留下了抄家的痕迹：庭园被掘地三尺，屋顶被掀开了，墙上“勒令某某人”之类的大字报随风飘荡。
大火烧到了党内
北京开过抄家物资展览会，上海也开过。我“有幸”去参观了这个史无前例的打劫成果展览。什么金条银元高级相机珠宝都见到了，印象最深的是一枚白金大钻戒，钻石至少在七八克拉以上。实际上是上门打劫的抄家运动当时完全是作为“文革”胜利成果大加赞扬的。康生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顾问代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高度赞扬红卫兵抄家成果巨大：抄出了120万两黄金、80多万两白银，还说有红卫兵不识美钞拿来烧了，可惜，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大意）其实抄去的财物远不止这些，他没有提到那些钻石珠宝和民间收藏的古董文物古字画，有的可是价值连城的。
我在物理组的会上说了事实经过（见前文“从同学到朋友4”），但丝毫不起作用，还被认定是“保皇派”企图包庇汪初人，为此也被贴了大字报。倒霉的初人兄成了教研室第2个“牛鬼蛇神”！
不少财物并没有落到“国家”手里而是被“革命小将”顺手牵羊了。有消息传出来：在接见红卫兵大会结束后，清洁工人扫地时扫出了不少金条，估计是红卫兵口袋里掉出来的。近年来电视上有什么鉴定文物节目，有人拿出据说是“祖传”古董来要求专家估价。我以“小人之心”很怀疑这些古董文物的来历——如果此人是三代贫农家庭出身的话。
其实稍加分析就明白汪初人不可能公开讲这种话，要讲了他还能从安徽大学毕业吗？安徽大学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大学吗？
有位先父的老同事家被抄了，因为解放前他当过银行高级职员，他感伤地对我讲了一些话。
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起了巨大冲击波，大字报铺天盖地向汪初人扑过来（不少是其他部门的），许多大字报直呼汪初人是反革命分子，有的大字报宣称对汪要严惩。那时候不成文的规定是不能为自己申辩也不能说明事实的，若声辩和说明便是对抗群众运动。
疯狂的八月：毁灭一切的“破四旧”
孟德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内容很短，只是写道，汪初人在安大读书时曾公开说：“要杀共产党！”
现在的年轻人永远无法理解：当年我们会“自觉”地毁坏、扔掉家里的书籍、唱片、文物和一切和文化历史有关的东西。是不是当时的人都疯了？
我和初人兄、阿鲍、孟德几个人既是同事又是安徽大学的老同学，正因为是老同学，平时往来较多，这点实际上是隐患。
正如越人博友所说：那个年代，人人自危！
在教研室“革命群众”的大字报中，请客吃饭成了“腐蚀拉拢群众”；瞎吹牛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借书给同事成了“引诱群众向往腐朽没落的西方世界”；最严重是申请出国探亲，变成了“企图叛国投敌”。徐新就这样变成了教研室第1个“牛鬼蛇神”。
红卫兵在大街上和一切公众场合“破四旧”：砸老店的招牌、给电影院和剧场改名、烧书，还拿着剪刀，剪人们的裤子（“小裤脚管”）和妇女的长发（长波浪之类）。曾有两个中学生追着一个女同事冲进我们学校，为的是她穿的是一双“尖头皮鞋”，非得当“四旧”破掉。所有的教堂、寺院、清真寺都被洗劫一空，牧师、神甫、和尚、阿訇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一切宗教活动被勒令停止。有次我经过市工商联和民主党派的办公楼，见到红卫兵“查封”的大字报，大字报称此处是“牛鬼蛇神”反动大本营，地上到处是被损坏的物品。有人看见红卫兵用石子砸一位老尼姑，旁观者都不敢吱声。
基础教研室的“斗争重点”是一位数学教师徐新。徐新年纪不老，30岁出头吧，父母都在海外，自己一个人住衡山路一套高级公寓，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工资之外每月有外汇进来），常常会请同事吃饭，也喜欢向漂亮女同事献殷勤，但没有谈婚论嫁的女朋友——因为要出国，打过多次出国申请报告均未批准。徐老师的性格外向，喜欢和同事“瞎吹”。有一回我在杨浦分校办公室听到他对同事们吹《基度山恩仇记》，还热心地把这部小说借给他们。徐新把学校的女同事搞了一份美女排名：第1号美女是王人丽，只排到第6名。美女排名表广为流传，我猜基础教研室女同事肯定对徐老师恨之入骨，因为我们教研室那么多女数学老师女物理老师女化学老师，竟然没有一个排入美女6甲。
许多人家在烧老照片、信件和珍藏的家庭纪念物，一位邻居把他收藏多年的老邮票付之一炬，只保留“解放”之后的新中国邮票。我家也清理了一些与民国有关的东西，如先父任职过的农民银行同人录和抗战画册（有“委员长”照片）等。弄堂里有人家把一些饭碗也砸了扔掉，因为碗上有龙凤图案，属于“四旧”。除了民国算“四旧”，一切“封、资、修”都是“破四旧”的对象。
“文革”开始的几个月，运动完全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上自上海市委，下至教研室党支部。我所在基础课教研室位于九江路41号总校，所以我们的“运动场”必须在总校。同在总校一道“革命”的还有学校行政一摊和人数众多的机械教研室一摊。此时的总校布满了吊大字报的铅丝，铅丝上墙上全是大字报。大字报的毛笔字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工整大方、有颜体、有柳体——想不到学校内有这么多书法行家啊。（后来了解，毛笔字好的人专门为别人代书）大字报批判对象几乎都是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或职员：或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或是“摘帽右派”，或在过去运动中受过处分。同是物理教师的老袁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一看就晓得这是“上头在抛档案，存心整这些人”。老袁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也是从工农速中保送进华东师大物理系的，是个背驼身矮的残疾人，为人极其刚正不阿（在领导眼里是桀骜不驯）。后来老袁成了我此生最尊重的好友。
“封”是封建：凡是古代中国（从商周至明清）一切历史文化；
学校不久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每周来校两天读读报写写大字报，但我们学校学生都是企业职工，许多人对写教师大字报兴趣不大，有的人宁可在厂里上班不来学校，所以在“文革”初期我们学校和普通学校很不同：他们那里主要是学生斗老师，我们这里是教工之间“窝里斗”。
“资”是西方：凡是外国的一切历史文化包括生活用品（奇怪的是抽水马桶不算）；
回顾往事，我认为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了极坏的影响。社论号召要“横扫一切”，而且指明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三家村”，这就明白无误地表明：文化革命不光是揪彭真邓拓吴晗这些头面人物，还要抓无数老百姓“陪绑”。社论还第一次提出要“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破四旧”，这就为今后摧毁中国一切民族文化传统的行为开了绿灯。
“修”是苏联东欧：包括其音乐文学戏剧电影报纸杂志，等等，所以邻居烧掉的邮票中也有他1950年代收集的苏联邮票和东德邮票。
无中生有的“杀共产党”
我们学校就是根据这个标准来清理书籍的，清理之后的文史类书籍只剩下毛选、马列主义著作和鲁迅的作品，专业书籍保存得多一些。有大量的书后来当作废纸处理掉了。图书馆的人说专业书没法清理：数学物理机械化工这些书大都是外国人写的中国人译的，怎么办？只得暂不出借——反正那时无人会借书，大家都在忙革命呢。比起一些文艺院校和中学我们学校还算太平，音乐学院砸贝多芬的雕像烧乐谱，戏剧学院烧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著作，有美术课的学校把用作素描的石膏像统统砸烂、中学里把一些祖国古代科学家如张衡、祖冲之、李时珍等人的画像当作“牛鬼蛇神”全部撕毁……
表面上看起来广播的重要新闻和上海和我们学校并无多大关系，（倒是《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预示了未来的走向）然而接下来的事实切切实实地表明：暴风雨终于来了！
在“破四旧”的高潮中，烫发也成了“四旧”。我知道的一个女工，尽管本人是工人阶级，走在路上也提心吊胆，怕红卫兵来找她麻烦，她并没有烫发，只是生来头发鬈曲。
晚上的声讨大会开到8点钟，主持大会的领导宣布会议暂停，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新闻。于是喇叭里传来了中央批发的北大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内容，还有一则新闻是改组北京市委的中央决定。听完广播后会也开不下去了，大会在口号声中结束。
工人阶级家庭也人人自危，虽然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抄家。我岳父是老工人，上代也是无产阶级，他在那时也处理过“四旧”：将一把年代久远的铜锁（锁身上大概有他认为是“四旧”的花纹）用报纸包好，在晚上悄悄扔了。
我没看过《燕山夜话》，但我相信邓拓、吴晗不可能在报上号召“回到旧社会”，“革命左派”是根据一种莫名其妙的逻辑推断出来的。在以后的10年里这种逻辑大行其道，无论批判谁，批到最后必然是“企图回到旧社会沦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殖民地让劳动人民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至多再加上一句：“其心何其毒也！”奇怪的是：这种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革”中广为流行的流氓逻辑在今天仍被某些人奉为圭臬，只要你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就说你是“汉奸”、“卖国贼”，等等。
消息传来：农村破“四旧”不光是毁寺庙砸神像，他们掘墓挖坟抢棺材板了。几乎一夜之间上海近郊各公墓都被毁，先父所在的宝山杨行宝安公墓也遭此噩运。据说社员“红卫兵”专拿厚木棺材及陪葬物品，在伤心之余我和母亲自我安慰：先父是1960年代下葬的，那时只有薄皮棺材，也无东西陪葬，多半还是太太平平长眠地下，只是今后找不到祭扫的地方了。
全校教工大会是在晚上6点开始的（事前通知不得请假）。发言者一个个慷慨激昂，有些出身好的人大讲自己或家人如何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接着话锋一转声称“三家村”及其黑后台的罪恶用心就是企图使中国回到“万恶的旧社会”，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他及他的家人“重吃二遍苦”。几乎每个发言者都这么说。
上海人眼中的北京红卫兵
也有开心事，我的高中老同学英彪结婚了。他是我朋友圈子中第一个结婚的，婚房是在虬江路一间租来的私房（单位没有分配房子给他）。那天，我、妙涛和重庆探亲回沪的若炎一道去英彪新居祝贺。新娘子上班不在家，新郎亲手炒菜做饭给我们吃，手艺真不错，尤其是清炒鳝丝堪比饭店水平。我们从上午吃到下午（当然喝了点酒），感慨命运真奇怪：我们4个老同学当年3个在外地读大学——妙涛在西安交大、英彪在杭州浙大、我在合肥安大，只有若炎在上海交大，而到了毕业分配工作，我们3人都从外地回到了上海，原本在上海的若炎倒去了重庆。在聊到当前的政治气候时，英彪兄提醒大家：在单位里讲话要当心点。
仲夏刚过，北京红卫兵便来到了上海。
暴风雨来临之前天气往往异常沉闷，空气仿佛凝固了，令人窒息——那些日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首批北京红卫兵是101中学的中学生，他们一到上海就去了市委，上百人聚在大门口要见市委领导。接待人员尽管对革命小将十分客气——没用！红卫兵干脆坐在门外小广场上又唱歌又读毛主席语录，人越聚越多。要在过去早就派警察或者军队驱散甚至抓人了——不敢！北京红卫兵当时可是毛主席的人呢，何况这帮小家伙绝大多数都是高干子弟。最后终于满足了红卫兵的要求：市委几个书记曹荻秋马天水等都出来会见了红卫兵，表明了一定会把上海的“文革”进行到底的态度。
暴风雨终于来了
我们总校地处九江路外滩，有几个女红卫兵逛外滩就逛到了总校，她们被教研室请到了我们物理组天天开会搞运动的实验室内，大家围着她们坐着听她们说，仿佛她们是什么首都来的大人物——其实就是几个小姑娘，有一个尤其小大概十四五岁吧。教研室党支部副书记老蔡是从北京调过来的女干部，对北京很熟，甚至还知道北京101中学的校长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遗孀。于是老蔡和她们拉家常听她们介绍了在北京如何斗校长斗黑帮、在前天如何冲上海市委的“光荣战绩”。当我听到小姑娘满不在乎地承认她们打过“黑帮老师”时不由得凝神向她们张望：这几个小姑娘长得白白净净的，最小的女孩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很难想象她们打人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老蔡向她们宣传了上海市委不同于北京旧市委：上海市委是好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是上海市委支持发表的诸如此类，她们似懂非懂地听着。
彭真会出事？我印象之中彭真是很“左”的。以前传达过彭真在1964年北京高校毕业生会议上的讲话，他说现在的大学生“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到大学毕业连我们这些人也不放在眼里了”；还指示从现在开始分配到各单位的大学毕业生第一年统统下去劳动，不许坐办公室。这位彭真同志跟毛泽东不是跟得很紧的吗？他会倒霉？
自那之后来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多起来了，到处流传他们蛮横无理，喜欢解下系裤子的军用皮带打人的事。有次我经过南京路，见到了人民公园附近北京红卫兵摆下的辩论擂台，辩论内容是北京红卫兵贴出的一副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称之为鬼见愁。我站在人群边看了一会热闹，听了一个红卫兵的长篇大论，他批评上海的资产阶级习惯势力还很严重。依据是到上海任何一家饭店用餐，饭菜还是服务员端上来；而在北京上饭店早已是顾客自己去排队拿，因此他们非常看不惯。我很纳闷红卫兵哪来的钱上饭店？他们不正是学生吗？不过我不敢把我的疑问提出来，这些红卫兵个个都像打手，周围没有人上去辩论对联。据说有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和他们辩论，话没说几句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忽然各报都加大了火力，批判起“三家村”来了。开门见山就点了邓拓、廖沫沙的名包括早已见报的吴晗，有的文章还含沙射影地指出“三家村”还有更高的后台。大概上面有布置，政治学习增加了批判“三家村”的内容，无非读读报骂骂邓拓而已，学校并未停课所以我们照常教书上课。顺便说一下：我班上的工人学员，虽说在企业都属党团骨干，然而他们对报刊上批吴晗批“三家村”此类“大事”却漠不关心。倒是我们这些同事会议论几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大概北京市委“出事体了”，记得有个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同事声称他相信彭真“不会出事体的”，因为彭真“反修”很坚决。这些议论领导肯定有所风闻，但他们不制止也不说明。只是通知要开一次批判声讨“三家村”的全校大会，有人（党员教师）要准备发言。
终于有个戴眼镜的上海青年上去了，他不赞同这副对联。
《人民日报》刊登了郭沫若在某次会上的发言。郭老说对当前的“文化革命”自己并非隔岸观火，又说要放一把火把过去写的东西统统烧掉，还说他要到越南前线去扔几个手榴弹、消灭几个美国鬼子——时间大约1966年初。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化革命”这句话，对“隔岸观火”也有深切的感受。郭老身在高层，当然无法隔岸观火；而对于吾辈小民，乐得隔岸观火！（当时谁也没想到火越烧越大，最后烧到广大百姓身上）而且这篇讲话使我对郭老此人感到既可悲又可鄙。
“你什么出身？”
事态的发展比我预想的长。以往报上热闹一阵子，当事人写个检查痛骂自己一通，然后降职罢官，事情就告一段落。而这回拖得很久，对吴晗始终拖住不放，似乎吴晗发表了自我批评文章亦不管用。期间还登过几篇为吴晗辩护的短文，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有“引蛇出洞”之嫌，这几位和姚文元唱反调的人恐怕要倒霉。有一次在科学会堂听形势报告，休息期间有个党员同事突然和我聊起了“海瑞罢官”，我出自本能的警觉讲了几句“海瑞罢官”反动透顶、姚文元批判的还太客气之类的“极左”言论，弄得这位同事大为扫兴。想来“钓”我这条鱼吗？做梦！我自知自从“退出”基干民兵之后在领导眼里已成另类，所以在政治学习及其他公共场合要么不开口，开口必定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当时我们的政治学习组长叶庆，发言“左”得一塌糊涂，不料我发言比他还“左”。（唱高调又不难）所以党团积极分子对我很无奈，听说他们背后议论我乃一典型的“口头革命派”。只有在汪初人、老高或者屠利水、田振义这些朋友跟前我才会讲真心话。我说吴晗自己讲写剧本是“破门而出”（跨行越界的意思，他不是剧作家），没想到一出门就挨了一棍子。朋友们都认为姚文元是个专门打棍子的“坏料”。
“我是工人，出身也是劳动人民家庭。”
当《文汇报》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长文时，没人当作一回事，单位每周两次政治学习也未把这篇文章作为学习内容。因为这几年报上隔三差五总是有批判文章，不是批某部电影某出戏，便是批某位名人，大家早已麻木。反正批来批去都是“上面”的事，与我等草民无关。
辩论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红卫兵慷慨激昂地口沫横飞了一通之后，上海青年陈述自己观点时却老是被红卫兵打断，后来干脆大声唱歌弄得大家听不清上海青年在说什么。当我离开时听见上海人大声喊道：“你们让我讲嘛！你们让我讲嘛！”而红卫兵则在齐声高歌：你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你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滚你妈的蛋！滚！滚！滚……
“海瑞罢官”挨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