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的饭店·1
最近我去过四川北路，没有发现任何一家理发店，北端没有、南端也没有（南端有过一家很有名的“香港”）。不禁想起现在还住在四川路的人们，“剃头”哪能办？
小辰光我对四川路上有几家饭店是不清楚的，那时上弄堂口旁边的“四多”点心店吃碗小馄饨是天大的奢侈，即使到士庆路（今海伦西路）口的面店来碗1角的阳春面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小赤佬一介头(10)上饭店，从来呒没听见过。
那时从横浜桥朝北走，理发店有许多家。永乐坊旁边的“陪都”、余庆坊南边的“东亚”（公私合营后并掉了）、余庆坊北边的“斯为美”、四川北路溧阳路口的“绿宝”、四川北路山阴路口的“四明”（后改为“四川”），此外在溧阳路、多伦路一些小马路都有理发店。
1960年代中期我挣工资了，开始关注起饭店来。那时肉要肉票鱼要鱼票蛋要蛋票豆腐要豆制品票，鸡鸭更是只有在春节才能见到的稀罕物——而且还要分大户（人多）小户（人少），总之是有鸡无鸭有鸭无鸡；在单位食堂用餐能吃到荤腥不用交肉票鱼票（买饭票必须交粮票），这就是有工作的好处。有一回食堂供应红烧大排，我去得晚了居然没有买到。所以要改善伙食进点油荤还是得上饭店。比如，饭店的一客炒肉片，相当于一个人的肉定量（月）的一半不止，而饭店除了收粮票之外其他票证一概全免，尽管吃。
随便啥个样式，哪怕理发师呒没看见过，照样弄得出。譬如某小姐不要做长波浪了，要做香港电影里某明星的发型，有本事的理发师就能做出来，让伊称心如意。有一年放过一部东德电影“柏林情话”，没多久许多女青年的头发变成了“柏林情话式”——像头上戴着“钢盔”（电影女主角发型）。难道上海的理发师们去德国考察过了？没有，理发师连电影也没看过。啥叫上海“剃头师傅”？伊拉就是有迪种本事！
从余庆坊往北，在溧阳路口对面有一家“虹北饭店”。那里的菜肴价格不贵，什么炒肉片炒鱼片炒猪肝炒腰花炒肚片都是3角一大盆，1元以上的菜是没有的；叫一客肉丝黄豆汤1角5分，再加3两米饭一塌刮子(11)2角4分便可一饱。不过余庆坊的老吃客对“虹北”不屑一顾，说它是一些合作饭摊（现在称为大排档）凑合而成的饭店，并非正宗本帮，味道勿灵咯。不过我却认为“虹北”价廉物美。大概阿拉迪牌(12)困难时期安徽登过几年的朋友跑到上海随便哪里一家饭店，赛过“叫花子吃死蟹——只只好”。
“闲话一句。”
在“虹北”北面不远有一家清真餐馆，当然和猪有关的食品严禁入内，那里的服务人员都是回族。这家店的葱爆羊肉很不错，冬天还有火锅、涮羊肉。我母亲常去光顾，她常常看见有顾客吃到一半就吃不下去了。当年火锅尚未在上海大行其道，不少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吃不惯涮羊肉。我最爱吃那里的牛肉锅贴，再加一碗牛肉清汤，交关(13)实惠。
“李师傅，搭我吹只‘青年式’，上趟吹得太老式了。”
坐落在麦丰里沿马路的“西湖饭店”当时是四川北路北端上档次的饭店，属于杭帮。“西湖”的杭帮莱有“西湖醋鱼”、“炸响铃”、“莼菜汤”、“东坡肉”等等，冷盆中酱鸭不错。我和母亲去“西湖”必叫“钱江肉丝”，因为这只菜不贵：3角5分一大盆。有一回我要过一客糖醋排骨：4角5分满满一盆，结棍！一个人的猪肉定量肯定不够。有时我会去那里吃碗雪菜肉丝面，味道邪气鲜。“西湖饭店”至今还在，但住在四川路的老朋友言道远不如过去，“今非昔比”矣。
不管哪朝哪代，老百姓饭总是要吃的、头总是要剃的，女士们的发型更是马虎不得的。上海人讲究“噱头”，就是讲究头发。不要说女士烫头发、做发型十分挑剔，就是时髦男人对发型也很“疙答”(9)：
自从“天虹”从余庆坊大门边搬迁到横浜桥南侧变成“天红饭店”后（店名“革命化”了），我家再也没有去过。据余庆坊的老邻居介绍“天红”的“蚝油牛肉”和烧味还是保留了广帮特色。“文革”结束后没几年，“天红”发生了凶杀案：一个青年厨师把菜刀劈向了一个同事——情敌。这一来天勿曾红地上却见红了。各种版本的故事在四川路传了一个遍，后果是无人光顾这家饭店了。我几个胆大包天的朋友倒是去过两次，他们对“天红”赞不绝口：清静、服务周到、饭菜又好又便宜。
忘了在1950年代哪一年，弄堂里的“剃头店”搬到了余庆坊的街面上，叫“东亚理发店”。此时的理发师已经不穿西装了，改穿“人民装”（中山装）了，卡其的料子是起码的，有的穿呢绒中山装，依然山青水绿，白大褂一脱，马路上一走，啥人晓得伊是理发师？至少一个科长，而且是苏北老解放区来的科长！
路上的饭店·2
小辰光我的住处附近有许多“剃头店”，余庆坊内就有一家，我总在弄堂里这家店“剃头”。店堂间不大却很干净，除了理发用椅之外（几十年都是这种模式、可升降），还有几只青花瓷圆凳，称作“石鼓凳”，可以坐着洗头亦可让客人休息。店虽然小，几位“剃头师傅”的“行头”一点勿“推板”(6)：必定西装领带；必定皮鞋锃亮；个个头发乌油油亮晃晃，电影明星似的；白大褂一脱，赛过(7)小开(8)。家乡必定是扬州，学生意必定在白玫瑰、紫罗兰、南京、沪江这类“大地方”咯。
向南越过东宝兴路，在“群众剧场”对面有一家“三八饭店”。大概在1957年饭店刚开张时我陪母亲去过，同行的还有住在余庆坊的母亲的四川老乡邹阿姨。起因是“三八饭店”的一位服务员王阿姨是她们的小姐妹，过去经常在一起打麻将白相的。王阿姨并非四川人但为人“海派”(14)，既然自己轧进“妇女解放”有了工作，非得请尚未轮到“解放”的姐妹去吃一顿，还关照把我带上（她和邹阿姨都没有孩子）。王阿姨本人不上桌（饭店有规定），她只是替我们点菜上菜。“三八饭店”算本帮，上的菜肴有“青鱼甩水”、“椒盐排骨”、“八宝辣酱”好几盆，总共1元出头，都算在她账上。为什么叫“三八饭店”？因为这家“集体所有制”饭店的服务人员清一色妇女。（大厨是否女性不清楚，没有进去张过）这在当年属于“新生事物”，凡“新生事物”必然是领导大力提倡的。
路上的“剃头店”
据家里长辈讲，过去上海乃至全国，饭店里的“堂倌”全是男的，包括西餐馆和正宗咖啡馆；舞厅夜总会才可能有女性服务员叫“女招待”，所以饭店有女服务员及“剃头店”有女理发师的确是“新生事物”。
从四川北路山阴路交界处有一条冷僻的小路通往虹口公园，小路东侧有高墙和笔直的杉树，西侧是学校和兵营的后院，这条路有个全上海最美的名称，叫“甜爱路”。吃不准路名是否由当年去公园谈情说爱的情侣们起的？不可思议的是：路名竟然在“文革”中也未被改掉！至今还在。
继续往南，四川北路两边都有不少点心店，最为有名的称得上大饭店的当属四川路东侧海宁路口的“凯福”。当年在气派和环境上可以和南京路各大饭店“别别苗头”(15)的店家，四川北路上可能只有“凯福”。（“新亚”大酒店是宾馆另当别论）“凯福饭店”是正宗京帮，那里的“爆三样”、“芙蓉鸡片”、“水晶肘子”等京帮菜相当不错。有一回我看菜单见到一只菜称作“木须肉”，不晓得迪只菜是啥末事，预备做趟“洋盘”(16)喊了这只菜，端上来才明白：“木须肉”就是肉丝炒蛋加黑木耳。“凯福”的价钿比四川路其他饭店要贵一点。也有便宜的：来一碗酸辣汤只需2角，大海碗，里边有肉丝蛋花香菇木耳，迪碗汤一个人绝对吃不忒。不想吃米饭的话可以来2只银丝卷，银丝卷是凯福的名点。
我和张岸年参观很快，就在大陆新村门口边等“大部队”边聊起天来。我和岸年一致认为鲁迅的生活条件蛮不错的：三口之家住大陆新村这样的新式里弄独门独户一幢房子，应该说在上海算是宽敞的。不料我们的谈话被一个同学听见了，他批评我们怎么不讨论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而是讲鲁迅先生的生活条件，说得我们很是惭愧。这位“觉悟”高的同学不久之后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而我和岸年直到中年都和团组织无缘。看来“觉悟”低的人和“觉悟”高的人是不能比啊。
四川北路曾经有过一家西餐馆“燕记”，曾经开在四川路桥北面天潼路附近的四川北路上，不久就搬到武进路不远的吴淞路，最后又搬回山阴路口的四川北路，直至关门变成一家日本“味千拉面”店。在天潼路附近“燕记”旧址出现过一家苏锡帮饭店“太湖饭店”，我尝过那里的无锡小笼（汤包），正儿八经吃饭呒末(17)吃过。“燕记”在吴凇路和山阴路时都去光顾过，尤其在山阴路口时，我和太太女儿去过多次。还在吴凇路时我祖父（阿爷）曾告诉我“燕记”的来历：“燕记”老板原来是西方某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厨师，1949年领事馆关掉后这个厨师拿到一些罐头黄油之类的库存食品，顺手开了一家小西餐店，公私合营后变成“燕记”。阿爷讲“燕记”的招牌菜是“白汁鲳鱼”。于是一天我特地去吴凇路“燕记”叫了这只菜，发现这就是一条浸泡在白脱油里的清蒸鲳鱼，吃过后一整天嘴里尽是奶油味和鱼腥气。山阴路口的“燕记”就没有这道菜了，无非是炸猪排、匈牙利红烩牛肉、乡下浓汤之类的“大路菜”。
当语文课上到《一件小事》时，老师组织班级去山阴路大陆新村参观鲁迅故居，也算是“革命传统教育”。那时的山阴路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十分幽静，只听见行道树上的蝉鸣声。我们依次进入故居，参观了鲁迅先生的客厅、书房、卧室，见到了先生的生前用品、大量的书包括鲁迅著作各种版本，还有一个去世时拓下的石膏面膜，令人印象深刻。
那时的饭店、点心店都是公家的。虽属公家也有等级之分：“凯福”、“西湖”等属国营“全民所有制”，级别高；“虹北”、“三八”属“集体所有制”；多伦路一些点心摊级别更低，属于小“集体所有制”。“集体”也有大小之分，这三类公家餐饮业，在工资福利劳保待遇上不一样。
四川北路一带的民宅多数为石库门和“新式里弄”，也有大楼公寓，花园洋房不多。住户中职员教师文化人居多，有钱人家少，所以在上海属于“中只角”(5)。在这片“中只角”里：北端的山阴路、溧阳路；南端四川北路、西侧的塘沽路、昆山花园路、昆山路一带欧式建筑较集中，也有树木扶疏的庭院，这两处算是阿拉“中只角”里的“上只角”。
在四川北路饭店里就餐的人多数为四川北路一带的居民和职工，当然也有过路人，特特地地从外区慕名过来寻觅美食的人大概很少。所以四川北路上的饭店完全是本乡本土为当地百姓效劳的。
回家的路上·6
路上的书店·1
说来也怪，1962年我们几个老同学在四川北路上走（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已经工作），迎面碰到沈传，大家都不约而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沈辅导员！”其实她大不了我们几岁。
从7岁开始，我常常去书店。
尽管沈辅导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她还是发现不了我书包中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家庭作业和一本武侠小说。
当年从余庆坊往北，书店有好几家，我去得最多的是四川路东侧的“兄弟书店”和“进步书局”。这两家书店挨得很近，都在四川大楼的底层，离我余庆坊的家很近。每天下午放学后我总要去书店待一阵子，看看连环画、“开明少年”杂志或者有插画的“大人书”。书都是开架的，随便拿，我有时站着看书的时间很长，店员不会赶我走，尽管我从来只看不买。
“做过了，做过了，我在图书馆做过了。沈辅导员再会。”
我小学时期没有零用钱，只有早点心钱，如果要买什么就得开口向母亲要钱，相当麻烦。如果到“小书摊”租借连环画册，花费有限，没有问题；买书，要把我在书店看的书都买回来，绝无可能。除非我们家也要开书店。
“介晏(4)还在外头白相？作业做过伐？”
书店里的连环画和“小书摊”的连环画有很大的不同，“小书摊”的连环画都是武侠故事和旧电影（我也爱看）；书店的连环画有历史故事、童话和人物传记，而且是新书。我还看过一本连环画册，是说米老鼠办了一份报纸叫《战鼓报》，唐老鸭是记者，他们专门和坏人斗争（坏人是一些凶恶的胖狗）；《大林和小林》也是一本看了记得住的连环画。此外印象深的就是丰子恺先生的著作，因为他的画很有趣，顺便也就看了他的文章，尽管文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杂志和“大人书”中许多字我不识，半看半猜，有些字的读音我自己发明，从来不去查字典，这就养成了一个很坏的习惯，受害无穷一辈子。
天不早了，我急匆匆地往回走，当走到东宝兴路不到时听到有人叫我名字，抬头一看，是位美女姐姐，那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沈传。我们读初中时班上除了班主任管我们，还有辅导员管我们，辅导员是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并非老师。派来的辅导员一般都长得很端正，沈辅导员绝对是美女，初三时的郑辅导员绝对是俊男。
1949年秋天我随父母去了杭州（1950年春才回沪），临走前我还到书店去玩。兄弟书店的店员们（也有可能是老板）知道我要离开了，送给我一本连环画《陶行知传》作纪念，虽然我只是一个从来不买书只看书的小家伙。
在四川路海宁路口北侧的“四行大楼”内，有一所虹口区图书馆，那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场所。这家图书馆因为在底层，光线比四川路北端那所图书馆暗多了。我在那里读了《茅盾选集》、《老舍选集》、《巴金选集》、《张天翼选集》、《鲁彦选集》、《许地山选集》、《赵树理选集》等一系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选集，还读过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的《中国历史故事》，写得真有趣。
路上的书店·2
从海宁路往西到四川北路这一段是上海市苏州河以北最繁华的区域。这里集中了两家电影院：国际电影院、胜利电影院；两所剧场：解放剧场、虹口大戏院。在四川路海宁路口的“凯福饭店”当年是四川路“档次”最高的饭店，二楼不仅有宽敞的“火车椅”，还有舞池。
1950年代以后书店减少了。从余庆坊往北，四川路众多书店只剩下两家：一家是在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不久变成了“新华书店”；另一家“读者书店”开在四川路西侧，离永安里不远。“读者书店”坚持了很久，大概到1950年代末才消失。整个上海乃至全国都成了新华书店的天下，一提到书店必是新华书店——官办的新华书店。
沿四川北路往南经过虬江路虬江支路，往左拐入武进路，再朝右弯进北海宁路，经过一座有大象和印度古神浮雕的神秘的印度建筑，就来到了“胜利电影院”。不过我并非来看电影，而是到电影院对面的旧书店去“租”武侠小说，这类书图书馆和“正宗”书店是没有的。马路边上还有旧书摊，也出租旧小说和旧连环画。这一带过去十分“闹猛”(3)：有唱绍兴戏推销洋线团的，有“卖拳头”推销狗皮膏药的，有一回我站着听一个广东音乐小乐队演奏美妙的“彩云追月”，他们推销的商品是花生牛轧糖。
我小学毕业前总是去“读者书店”看书，进初中后有了学生证能去图书馆借书了，就去得少一些；但书店里有些书特别是新书图书馆往往没有，还得到书店去看。书店仍然开架，随便拿。拿一本翻翻觉得没啥意思，再拿一本翻翻；不错，于是看下去；今天没看完明天再来看。我看书毫无功利性，与正儿八经的上课学习无关，全是“闲书”。所以我是看书不是读书。
回家的路上·5
那时“读者书店”有许多翻译文学作品。小学生的首选是童话和儿童文学：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斯蒂文逊的“宝岛”（金银岛）、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我看过好几册俄罗斯乌拉尔山铜矿的民间故事：绮丽的孔雀石山洞、奇异的森林、漂亮有魔法的铜山娘娘、铜山娘娘的巨大神猫……这几册有插图的书我一口气看完，直到书店打烊，回家因为太晚延误了晚饭时间而被母亲骂了两句。
近年来听说我们的吴老师成了一位伟大的殉道者。他在上过我们课不久离开了培青中学，不知为何去了天津，在天津被送到甘肃劳改服刑，他在劳改中仍然坚持信仰。20年后平反出狱，他既不去天津也不回上海，而是在劳改农场附近搭了一个简易小屋，边过日子边向周围的老乡传教读圣经，据说感化了许多人（包括罪犯）。前不久刚去世，就死在甘肃——他的受难之地。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读者书店”开始看“大人书”。《狄康卡近乡夜话》这一果戈里的名作我就是站在书店里看完的，从此记住了果戈理的名字。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著作是一册一册单行本，每一册有两部或一部戏，我看了许多册。在“读者书店”看书的“壮举”是读了但丁的《神曲》。老实说我是被书中精美绝伦的插画所吸引才开始阅读这部巨作的，我很喜欢“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则看不大懂，尤其是“天堂篇”涉及许多神学问题我一点也不懂。我抬起头时曾经见到书店营业员好奇的目光：迪只小居头(18)看介深的书，看得懂伐？
我没听完便悄悄地从角落里溜了出去（未被全神贯注的吴老师发现我来过），我有重要任务呢。父亲给我钱要我到“虹光大戏院”（后来叫“群众剧场”，是今天四川北路唯一的电影院）去买戏票，是明天晚上的京戏，父母和我全家都去看。我来到戏院看明天的剧目，果然精彩，是新民京剧团的戏码：刘宫阳的“金钱豹”，迟世恭、王文军、艾世菊、马世啸、李秋森等人的全本“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
不过他们从未加以干预，对我东翻西翻但永不买书的行为始终宽容。
那天下午吴老师问听众一个让我吃惊的问题：“你们看过《牛虻》这本书吗？”（《牛虻》不是反宗教的小说吗？我想）于是有人说看过有人说听见过，吴老师接下来讲了许多，他认为正是因为亚瑟（小说男主人翁）对主的信念不坚定，才造成他一生的悲剧。
路上的书店·3
至今我们初中同学回忆当年的老师时，一致公认吴老师是最出色的物理老师。我在虹口上高中，岸年、永天在复兴上高中，复兴、虹口都没有比吴老师出色的物理老师。吴老师上课那真叫课堂艺术：他讲布朗运动时边讲边做动作，把“一个个分子”撞到了教室门外……他的语言、表情如此生动，加上一些演示实验，他给大家表演了一年物理课。初三物理换了一位青年教师，课上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我再也不听课。
沿着四川北路往南也有好几家书店，不过我并没有进去，我的目标是在海宁路北海宁路交界处胜利电影院斜对面的两家旧书店。旧书店的门面很小，里头都是1949年以前出版的旧书。书可买可租，尤其是武侠小说，只租不卖。
有一次我走进守真堂，纯属好奇，因为这座红砖砌成的教堂有着非常美丽的镶嵌彩色玻璃窗，让我萌生了进去的念头。我悄悄地走进去，看见有八九个人（居然有不少青年人）安静地坐着，听一位牧师讲些什么。这位牧师也坐着，看样子不像正儿八经讲道的样子（这一天不是星期天做礼拜的日子），我发现牧师就是正给我们上物理课的吴老师，原来他是这里的兼职牧师。
我已经是初中生了，有零用钱了。我常常租书回去看，租的尽是武侠小说：白羽的《十二金钱镖》、郑证因的《鹰爪王》、王度庐的《剑气珠光》和《铁骑银瓶》、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等。这些书一般书店和图书馆是没有的，当年也是官方不提倡的，不像现在金庸古龙的作品可以大行其道——金庸的武侠小说成了博士论文的题目，“金大侠”本人当上了大学教授、院长。宫白羽、郑证因这些人若能活到今天不知作何感想？1950年代他们的书不能出版发行以至于吃饭都困难（又不会写新书）。王度庐的作品被拍成大片“卧虎藏龙”，他九泉之下会有点开心吧。
从学校所在的东宝兴路到四川北路往南，必定要经过“守真堂”这所沿街的基督教堂。那时四川北路一带的教堂真不少，有多伦路的鸿德堂、横浜桥南边的守真堂、四川路虬江支路口的灵粮堂、永安电影院北侧新光小学前一所我不知名的教堂，连我就读的培青中学过去也有教堂——怀恩堂。
这两家旧书店也出租外国畅销小说，如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亚森罗苹侠盗故事等，但是有一部小说永远借不到，那就是《基度山恩仇记》。后来我到黄陂北路南京路上海图书馆去，才读到了大仲马这部名作。
回家的路上·4
既然我是旧书店的租书客户，我站在书店里看一些不租只卖的旧书老板当然不会说什么。我看了不少前清、民国的小说：《野叟曝言》、《老残游记》、《文武香球》，还有张恨水先生的著作，大概张先生在1950年代初也被看成另类，所以他的书也放在这里。
若干年后，麦拿里改作麦丰里、赫林里改作柳林里，很风雅的吟桂路变成秦关路。其中麦拿里的命运最惨，先是1958年铁栏拆掉、庭院消亡，参天大树和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失踪；后又碰到电信局造高层搬迁了里弄的大部分，只余下不多的旧建筑在回忆昔日的风光。
大约到了1955年夏天，海宁路上的旧书店消失了。又过了一阵子吧，在四川北路海宁路附近出现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旧书店。一直到前几年这家旧书店才关闭。
麦拿里5号底楼成了我的“书场”，我在那里讲了“十二金钱镖”等许多武侠故事。口渴了“听众”自会倒水给我，有时永天妈妈拿柿饼给我当点心。多年后永天妈妈见到我就笑着说：“小胖子又来讲故事啦？”她是广西人，而永天爸爸却操浙江口音，他是法国留学生、同济大学数学教授。蒋任江爸爸也是教授，过去做过陆军大学教授，是因为在战上海时动员他的学生（国军师长）放下武器而对解放军立有大功的人。不知什么缘故，后来功劳被一笔勾销，关了进去。
目前四川北路只有两家新华书店。
永天请我到他家里去的目的是要听我讲故事，讲武侠故事。他们这幢房子的孩子看过一本武侠小说上集，而下集再也借不到了，所以要听我讲下集。问题是这本书的上下集我都没看过。好在我从永天嘴里已经套出了上集的主要人物名字及一些行侠仗义的事，下集就随我现编现讲。我把读过的其他武侠小说内容搬过来，只是把姓名改了改，结果大获成功。小听众中还有5号楼上的蒋任江，他也是培青同年级的同学，在乙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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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天住在麦拿里5号。麦拿里在四川北路这一带的里弄中是很有特色的，建筑风格既不是余庆坊的石库门、也不是永乐坊永安里那样的新式里弄，它大概属于英国风格：有壁炉有阳台也有雕花铁栏矮墙围着的庭园，尤其在里面一排弄堂，左边庭园内有浓荫遮地的大树、右边院墙边长满了深绿色的夹竹桃和其他灌木。永天家的小院里有两棵枇杷树和1棵无花果树，当年麦拿里和旁边的赫林里是北四川路少见的绿化很好的里弄。
(1) 结棍：沪语，厉害。
看来为了迪只咸橄榄，我也必须和他成为朋友。
(2) 亏得：沪语，所幸、幸好。
这一天放学后并不急于回家，而是和丙班的张永天一起去他家玩。张永天曾经在小学和我同班1年，后来就转学了，然而一进中学他就认出了我，在叫我名字时还提醒我：“老早读小学辰光、我拨侬吃过一只咸橄榄，记得伐？”
(3) 闹猛：沪语，热闹。
回家的路上·3
(4) 介晏：沪语，这么晚。
1955年肃反之后，小酒店里没有了“起义空军”的身影。据酒店里人说，这个四川人牢骚怪话太多，人民政府出于爱护，怕他酒喝得太多伤肝，所以把他“请”到大牢里去“戒酒”了。
(5) 中只角：沪语中，用“上只角”“下只角”来指称高档、低档社区，“中只角”系作者自撰，指中档社区。
“做完了。”
(6) 推板：沪语，差、简陋。
回家吃晚饭时母亲问我：“功课做完了？”
(7) 赛过：沪语，仿佛、好像。
从图书馆出来时四川路已经是华灯初上，我仍然不回家。我会到“自由出版社”（其实也是书店，后来变成新华书店直到现在）或者“读者书店”去逗留片刻。“自由出版社”和多伦路口的私立前进中学的老板是同一个人，就是“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先生，后来1957年被打成了大右派。
(8) 小开：沪语，富二代。
进了余庆坊我家里，喝点水吃几块苏打饼干，我对母亲说要去图书馆做功课。自然去图书馆是真的，做功课是个幌子——本中学生从来不做家庭作业。于是出余庆坊向北走，原本四川大楼的底层有两家书店，加上长春路对面的“读者书店”、山阴路口的“自由出版社”和几家文具店，四川路北端颇有点文化街的气息。现在关了两家书店和1家文具店，不知是否和那些知名文人的离开有关。亏得(2)在溧阳路对面丰乐里旁边新设了一所“北四川路区图书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走进去，亮出中学学生证借书坐在馆内看书。（还是小学生时因无学生证曾被赶出去过）我在这家图书馆借阅过《水浒全传》、《西游记》、《镜花缘》、《老残游记》和许多苏联小说，丘陵先生翻译的《中队齐步前进》也看了。我还读过一个英国左派作家的小说《外交家》（上下册），得出的结论是：外交家或者外交官统统是坏人。
(9) 疙答：沪语，讲究、难侍候。
小酒店旁边是条隔断的小路口（对面是吟桂路），有一家生煎馒头摊头。这里的生煎馒头美味无比，1角4只；多年后横浜桥畔开了“萝春阁”生煎馒头店，生煎馒头的味道比这家摊头差远了。再往北走经过“闸北水电公司”和第四人民医院，就是余庆坊沿街面的一排商店：南货店、西药房、照相馆、理发店，等等。在拐进余庆坊大门前我会向大门边的广帮“天虹饭店”张望，店门旁橱窗内吊着的叉烧肉和烤鸭的阵阵香味十分诱人。这家饭店后来搬到横浜桥附近去了，饭店原址开了一家卖汤圆出了名的点心店，今天还在。
(10) 小赤佬一介头：沪语，小鬼（小家伙）一个人。
走过剧专，在拐角处有一家小酒店。那里的常客中有一个四川人，他经常会把一张奖状给店里人甚至路人看，是一份表彰起义空军的人民政府奖状。原来这个醉醺醺的家伙过去是国民党空军，内战时“起义”投奔了共产党，据他言道乃是“有功之人”，不知为何没给他安排一官半职，他只得天天来此借酒浇愁。不过我有点纳闷：他喝酒的钱哪里来的？是人民政府给的吗？
(11) 一塌刮子：沪语，一共、总计。
回家的路上·2
(12) 迪牌：沪语，这种、这类。
过了永安电影院往北就是建国小学和上海市实验戏剧专科学校（简称剧专），常常可以见到一帮染黄头发的大哥哥大姐姐从学校里嘻嘻哈哈地出来，他们是剧专的学生，正在排练话剧“钦差大臣”。后来公演时我去看过，感觉比电影差多了。
(13) 交关：沪语，相当、非常。
有时我沿四川路西侧朝北走，必定经过一家广东糕饼店“皇上皇”，店里芝麻糊的香味对我极具诱惑力，还有小凤饼、蛋黄鞑——袋里没钱还是走吧；过桥走到麦拿里（也有两个同学住在里面），我肯定要过马路来到心中的福地——永安电影院：看看电影海报、张张电影剧照。有一天我碰到一个住在永乐坊的丙班同学在买电影票（同年级的同学都认识），他告诉我正在上映的苏联电影“彼得大帝”老灵咯。当年永安电影院算头轮影院，票价新币3角，结棍(1)。我对父亲开口要钱，他对我这个独生子还是有求必应的。初中时代我在永安看过的电影有“彼得大帝”上下集、“海军上将乌沙科夫”、“钦差大臣”、“大败拿破仑”、“梅丽小姐”、“脖子上的安娜”、“萨特阔”、捷克影片“骄傲的公主”，等等。除非学校组织，自己绝不会掏钱看国产片。
(14) 海派：沪语，气派大方。
当年四川路上车辆很少，只有一路有轨电车的当当声和沿街小贩的叫卖声提醒人们这是条热闹马路。东侧有许多皮鞋店绒线店之类的小店（也是我好些中学同学的家），过了横浜桥（那时桥下的河水尚未发臭），靠士庆路一家烟纸店，我瞧见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已经坐在店堂间里一边看书做功课、一边帮家人做生意。这位同学姓刘，他后来成了上海第一流名医，当过上海肿瘤医院院长。
(15) 别苗头：沪语，比较、争（地位、名气、荣誉、档次……）。
沿着东宝兴路往东在靠近四川路拐角上有一家“弹子房”，有时我会走上台阶向里张望，总能看到一两个“老的克”在昏暗的灯光下打落袋（桌球），那时我们中学生至多会到路边摊头上花费不多打打“康乐球”，绝对不会进“弹子房”的。
(16) 洋盘：沪语，傻、上当（者）。
放学回家对于我这样不用功的学生而言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进初中之前我的活动范围在余庆坊以北从长春路到山阴路这一段四川路，现在学校在东宝兴路，自然我的足迹就扩展到了余庆坊以南的四川路了。
(17) 呒末：沪语，没有。
回家的路上·1
(18) 迪只小居头：沪语，这个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