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到朱倩倩这么会讲话，会一二三归纳我的毛病。我刚想解释几句，她却拿起书包走了。
第三，她用家乡话说了我什么——她大概是广东人，这句话用今天的流行语就是花心大萝卜的意思。她说有一回上体育课时，肖学荇笑着喊我“少爷兵”，我一点也不生气，还和她有说有笑——侬不是顶讨厌人家叫侬少爷兵吗？看到肖学荇骨头就轻啦？（肖学荇是班上的小美女，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皮肤雪白）她说她最恨我这一点。
升学考试
第二，我不关心人！一次放学后，她肚子疼趴在课桌上哭，邹德川等几个女生都围过来问，我却背起书包走了，对她什么话也没有。（这件事我压根没有印象）
我报考什么学校是由父亲决定的。学校当然越近越好——可以回家用午餐。最近的公办中学是复兴中学和培青中学，复兴中学名气比培青响多了，父亲担心我考不上，他就带我去东宝兴路培青中学去报了名，我们是一早去的，人不太多，父亲认为他的选择十分英明，高兴地上班去了。不料父亲下班回家脸色不大对劲，原来下午他抽空去了学校（他在武进路银行上班，离学校很近），发现报名的人增加了许许多多，总共有近千人的样子，估计不少家长和父亲抱同样心理，结果是都撞在一起了。
第一，我是个小气鬼！她带来的零食总是和我分享，而我呢，从来没有请过她。有一次她看见我课桌里有包花生米，她以为我会分给她，结果没有！其实这是我下午要在兄弟结拜仪式上用的，我自己也不吃——但没让我辩白，她只顾自己说下去。
当年考初中只能选择一个学校，公立学校全市同一天报名，志愿无法更改，只能去碰运气了。考试那天父亲神色凝重地送我去考场，还在横浜桥附近弄堂口一家西餐摊头上陪我吃了一顿白脱（黄油）面包加一杯牛奶的“豪华”早餐，就让我去精武体育馆参加考试了。那年有那么多人报考是学校始料不及的，学校又不大，所有教室作考场也挤不下，只得借体育馆作考场。
有一天放学之后朱倩倩突然叫我不要急着走，她有话对我说。于是我们装着理书包，等教室里没人了，她才开口，把我数落了一番！内容如下：
录取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我去了培青中学，在校门旁的红榜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很开心地回去报告了家人，阿爷还担心我是不是看错了？父亲下班后特地去看了榜，确认我是考上了，一家人欢天喜地。
快毕业时，朱倩倩不理我了，也不大笑了。我浑浑噩噩地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一如既往地和潘大德、范延生、赵凌云泡在一起：男生总是和男生在一道——天经地义。
接下来要庆功了，首功之人是阿宁哥哥。父亲打算带阿宁和我上饭店去吃一顿，接着再看一场京戏（阿宁喜欢看武打京戏）。不料阿宁表示不去，原来他认为报名考培青归根到底还是对他的辅导成果缺乏信心，他早就讲过国庆(9)考复兴、虹口没有问题的。我父亲只得竭力对他打招呼，阿宁父母也对阿宁的倔脾气说了一通，他才答应去了。这天我们3人在“老半斋”用晚餐，然后就去“中国大戏院”看京剧：是李元春、李韵秋演的“白猿斗八仙”。
我和朱倩倩很少讲话，只是在课间休息时讲上一两句，放学之后各自沿不同的方向回家。
阿宁哥哥后来是江南造船厂的高级工程师，我总以为有点可惜：他应该去当教师的，他有教师的天赋。
男孩和女孩·3
毕业之前的远足
“小跳蚤”真可恶！
毕业之前老师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吴淞，那时不叫春游叫“远足”。坐小火车去的，大家在车厢里乐翻了天，又唱又叫。一个叫王五力（绰号“污里头”(10)）的同学像模像样地指挥大家唱歌，唱的就是苏联儿童歌曲：快乐的小队。
朱倩倩仿佛梦醒了，她缩回了手，红着脸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
当年的吴淞镇没什么楼房，即使有，也只是两层楼，是一些饭店茶馆。路也是石子路，上海人叫“弹格路”的，没啥好白相。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到吴淞口眺望注入长江的黄浦江、江上的军舰和大轮船、无数的木船和机帆船；蓝天白云下许多海鸥飞来飞去，不时传来它们欢快的叫声——这是今天你到吴淞绝对听不到的声音。
邹德川发现了这一切。她大声地叫朱倩倩：“侬哪能啦？侬只手！”(8)
午饭是野炊。级任先生带几个年龄较大的女生到镇上买来了卤菜和洋山芋（土豆），借来了铁锅、菜刀和碗，她们把菜洗好切好，就在杂草丛生的荒地上支起了锅；我们男生到处去收集枯树枝和干草，居然烧成了一锅卤菜洋山芋汤，每人一碗。主食是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每人两只；色拉、面包都是在市里买好带下去的。我觉得汤和面包都很好吃，统统吃光。有的女生只吃得下一只面包，但汤都是喜欢的，只有一个男生毛庭瑶汤也不喝面包也不吃，比女生还挑食。班主任俞先生横劝竖劝，他就是不肯吃，硬是饿了一顿。朱倩倩吃了一个面包就饱了，余下的一只她给了我，所以我吃了三只夹色拉的小罗宋面包，肚子都胀了。
我的邻座朱倩倩一如既往地做“白日梦”。有一次课间休息时，她的右手支着脸出神，左手却伸过来搭在了我的手臂上。我感觉到了一只柔软、温暖的小手在我放在课桌的右臂上，尽管我是一个不懂人事的小傻瓜，却也明白这是一种善意，我并不抽回手臂，也不开口。
饭后我们在军营附近的空地上分成两组玩军事游戏。所谓军事游戏，即弄堂里常玩的“官兵捉强盗”也叫“逃加山”是也，大家奔啊、跳啊，不知不觉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
打那之后，潘大德和邹德川开始了漫长的“休战”，他们不吵也不好，彼此严守“三八线”，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势。
后来也出游过，但是小学毕业前这回“远足”是最开心的一回。
为了兄弟情谊我只得陪大德去“虎穴追踪”了（范延生和赵凌云不愿意去趟这场浑水），讲心里话我有点怕“小跳蚤”——她有一张刀子嘴！放学后我们远远地跟在邹德川和另一个女生后头（该女生家可能在邹家邻近、她们总是一起回家），沿着四川路向北，经过溧阳路到了山阴路口，忽然她们没了踪影。我猜一定是机灵的“小跳蚤”发现了我们，躲起来了，我们在山阴路走了一圈，一无所获。在回来的路上，大德说等他长大了当上将军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兵把“小跳蚤”抓来，然后“碎尸万段”！
毕业时的不愉快
潘大德并没有向班主任老师投诉，他知道老师们都不喜欢他，而邹德川却是班主任宠爱的好学生。他和我商量要到邹德川父母那里去告状，要她家长赔偿损失。问题是如何找到她家长呢？大德打算放学后去盯邹德川的梢，要我陪他一道去跟踪——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邹家和邹德川的父母。
毕业是件高兴的事，这意味着我们要成为中学生了。但就是有人不让我们开开心心地毕业。
一天下午潘大德和邹德川之间又爆发“战争”。大概潘大德先去惹邹德川的，火冒三丈的“小跳蚤”把大德的文具盒（上海人叫铅笔盒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潘大德的文具盒是他的宝贝，里边没有任何文具，而是放着“蚕宝宝”和桑叶，盒子上还有气孔——不至于让蚕闷死。摔的后果很严重：几条蚕死了。潘大德当场就哭了，差一点要动手打邹德川，不过他忍住了。班上有条不成文的原则：男生之间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但男生不能打女生，打女生是很坍台(7)的行为。所以潘大德要邹德川赔，而邹德川认为是大德先惹她，拒绝赔偿；几个女生都帮邹德川说话，这场纠纷不了了之。
我们的大队辅导员是算术老师，姓顾，是个尚未结婚的男青年，大家称他小顾先生。他对女生和颜悦色，对男生却很凶；由他来给我们毕业班学生打品德分数，相当于后来的毕业鉴定。
男孩和女孩·2
那一年教育界全面学苏联，分数从过去的百分制改为5级记分制，品德分也是5分制，据说品德得2分的毕不了业，不过这不大可能——毕业那年大家都很争气，既没人闯祸，也没人不用功导致补考，级任先生多次表扬过大家，还说过我们全班都是好学生，不好的早已留级了。
朱倩倩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从来不会叫我“少爷兵”。
那一天开班会，级任先生俞老师先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苏联7年级男生，有一天回家显得心事重重，饭也不吃，也不回答母亲的发问，甚至还流眼泪——“大家猜猜为什么？”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猜：有猜他不及格的，有猜他被人打了，潘大德说：“阿是因为斯大林死脱了？”他立刻被参加班会的小顾先生狠狠地瞪了一眼！最后俞老师揭开谜底：这个苏联学生的品德被扣了分，只得4分，所以他很难过。俞老师又讲顾老师和她研究决定：我班同学大部分都是品德5分，但也有少数同学品德要扣分，只能打4分！接下去就让小顾先生宣布扣分学生名单，大家开始紧张起来……
朱倩倩的脸尖尖黄黄的，眼睛也不大，在班上绝非小美女；她有一对酒窝，笑起来很可爱，所以她爱笑。有时上课时她会两手撑着脸莫名其妙地笑，而老师并没有讲什么好笑的话，我估计她在做白日梦了，谁知道女生的白日梦是什么。我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开小差常做白日梦的家伙：我的梦和武侠有关。
小顾先生故意读得很慢。赵凌云听到自己名字时，当场哭了；只有潘大德被叫到名字时笑嘻嘻地朝我吐了吐舌头。共有八九名同学被扣分，全是男生。我是最后被叫到名字的，后来朱倩倩说我的脸变得发白了。好家伙，我们“四兄弟”有3人被扣分，而班上几个大龄男生——班上真正的“大王”刘银康、李承他们却平安无事。因为小顾先生有点怕他们。
潘大德那里是硝烟弥漫，我这里却风平浪静。朱倩倩和我之间并无“三八线”也不拌嘴。她爱吃零食，而且十分大方地请我共同分享：糖炒栗子啦、奶油话梅啦……有一次她请我吃香港带来的美国苹果干，太好吃了。我工作后在水果店买过苹果干，完全没有当年的味道。
在小学最后两天，朱倩倩对我很好，因为她知道我不大开心。她请我吃一种蜜饯新品种——“加应子”，她说这是上海新出来的蜜饯。从此一生我都喜欢“加应子”。
和邹德川“开战”的后果是一些女生以后叫我“少爷兵”。本来我的绰号是“肉馒头”，因为我每天的早餐是一只肉包子，又是一张胖圆脸，所以同学这样喊我，结果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令我深恶痛绝的外号。
小学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倩倩。一次在马路上碰到俞老师，我转弯抹角问到朱倩倩的近况，俞老师说朱倩倩随她父母一道去香港了，那是1955年左右的事。
潘大德显然认为这是老师对我们的变相惩罚，他把对老师的不满都发泄到邹德川的身上：第一，课桌中央画一条“三八线”，过线“格杀勿论”——过线的笔和小橡皮之类必被大德扔到地上；第二，坚决不和她“啰嗦”，迫不得已要开口也不是好声好气的。邹德川这个大眼睛大头娃娃是个伶牙俐齿反应迅速的小姑娘，她对大德采取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方针，对大德过线的东西也是立即扔掉，如果大德的手臂过了线会被她用尺猛敲一下。（这把尺是她带来专门对付潘大德的）下课时大德和她吵架老是“吃瘪”，他就叫她“小跳蚤”作为她骂他“小活狲”、“臭活狲”的回敬。我当然要帮潘大德啦，我就说邹德川这只跳蚤非同一般，乃是美帝国主义扔在东北搞细菌战的跳蚤（当年报上登过、老师也宣传过），邹德川马上叫我“少爷兵”，美国少爷兵在朝鲜战场上强奸妇女。（这也是报上刊登的，当时报上天天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
今天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十多年中，朱倩倩是唯一的待我好的女生。真的。
老师把我和潘大德调开了，我的邻座换了女生朱倩倩，潘大德则和另一个女生邹德川同桌，两个老师眼中的差生就这样分开了。
了不起的中学生
男孩和女孩·1
就读的培青中学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1950年代初和所有教会学校一样都被政府接管变成了公办学校。学校不大，东侧的三层楼房是唯一的教学大楼，初中高中的教室全在这所楼内；顶楼是会场，能看到很粗的木梁，这幢教会建筑又高又有气派，不知为什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拆除，新盖了一幢丑陋无比的火柴盒楼房，叫作横浜桥小学；西侧是小食堂、室内体操房和一些办公室。校内操场不大、只能打排球，我们有时到精武体育馆去上体育课；不久学校在横浜河边弄到了一块荒地，就作为体育场，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那里。这块地后来造了房子变成了虹口区工人俱乐部。
潘大德1959年复兴高中毕业后进了不知是北大还是复旦的数学系，范延生是北郊高中毕业考上了华东化工学院（即今华东理工大学）。潘大德上初中时家从四川北路搬到水电路去后，我就很少见到他，那时的水电路在我们心目中是一条遥远而冷僻的马路。
上课点名老师总是根据点名册的顺序喊名字：1号周耀南、2号方月英、3号张岸年，接下来4号就是我，我又和张岸年同桌，所以岸年兄和我超过半个世纪的交情就是那时开始的。这些年岸年从美国回来必定来电话约我见面请吃饭，永远是穿得山青水绿、一身名牌，连皮带也必是意大利品牌。人也是白白净净、一头黑发，看起来只有50多岁样子。我不禁想起50多年之前他的光景：身上穿的他父亲西装改的上衣，质地不错是呢绒，因为永远是这件上衣所以全是油渍污斑，靸拉着一双不合脚的旧皮鞋，一副邋遢相。这也难怪：他父亲曾是国民政府县长，早已被关入了大牢，一大家子兄弟姐妹全靠他母亲一个人。他母亲还没有工作，真不知道他们这一大家子是怎样活过来的，后来岸年说就靠卖家里东西。
潘大德的绰号叫“小活狲”（小猴子）。他人长得瘦小，也异常地活泼好动，虽然在老师眼里他和“闷皮”的我都属于“差生”，我却知道“三哥”是我们4人中最聪敏的。他的语文很糟，做“造句”做得同学要笑的。但他算术特别好，由于他上课不专心（老和我讲话），算术老师老叫他到黑板上解难题，但永远难不住他，把老师郁闷得摇头无语。后来潘大德考上市立复兴中学，我考上市立培青中学，我们两个差生的表现都让级任先生(6)吃了一惊！
当中学生最大的好处是发了学生证，有了进图书馆的资格。我告诉父亲一件我十分得意的事，我在图书馆看了一本俄国书《雾海孤帆》。“书里的一个警察称一个中学生为中学生先生！”我父亲见到我的神情竟然笑了——1949年之后父亲的眼神老是很忧郁、很少笑的。
赵凌云住在永乐坊他姑妈家里，他和表妹吴蓉都是我们班里的同学。我从未见到过赵凌云的父母也没听他提过，大家猜他父母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们4人中他最“苦命”。小学毕业后他们表兄妹都没考上初中，一年后赵凌云仍未考上，直到1955年他才考上和田中学。（1955年私立中学全部变公办，又大大发展了一下，新设了许多中学，所有的小学毕业生全部升学，连弄堂里阿桃也考上了初中）所以赵凌云就不大乐意和兄弟们往来——心情不好吧？1958年他初中毕业后就去了铜官山冶金安装公司工作了。1960年他们公司在合肥有业务，我在街上遇见他，他拿出二哥的架势把我拉到他单位食堂请我美美地吃了一顿，这可是吃他省下的口粮！这可是大饥饿时期！
我和岸年去苏州河畔的河滨公园玩，那里有一些儿童游戏器材，我俩童心未泯玩起跷跷板来。来了一帮和我们个头差不多的孩子要我们让给他们，我们不免和他们争了几句，但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只得下来，我对岸年说：“阿拉中学生，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范延生在我们4人中年龄最大所以是大哥，他在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有一个大姐），所以颇有兄长风范。他讲话不快不慢、四平八稳，从不过激，小时候就是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他住在吟桂路，家里藏书颇丰，他曾借给我《乌拉波拉故事集》、法国小说《苦儿流浪记》、意大利名著《爱的教育》等许多好书，他家成了我的私人图书馆。
“对！阿拉不和小学生一般见识，让拨伊拉(11)！”
班级里同学都是三三两两形成了各个小集体。我和范延生、赵凌云、潘大德是“四兄弟”，曾经在余庆坊1号的晒台上举行过“结拜”仪式：买了点花生米、牛肉干之类的零食；一人一杯白开水以水代酒，碰杯并宣布我们义结金兰，从此就是兄弟了。既未弄香烛之类的“封建迷信”物品，也没有搞叩头这种“封建礼节”，因为我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少先队员！
那帮孩子的确是小学生，他们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神气活现地离开。
“四兄弟”
“全盘苏化”的教育
阿宁哥哥大概继承了他妈妈的聪敏，他不仅自己学习好，而且很会当小老师。他立刻就发现只需辅导我算术，别的学科他不必操心。当年考初中要考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和地理，阿宁只抓我算术，而且重点放在我的薄弱环节——四则运算应用题上。每当我有点进步，他会给我一点奖励：几张香烟牌子啦，几粒“三北盐炒豆”啦，他有一回拿一份1952年虹口中学入学算术试卷给我做（当年没有统一升学考试，各个学校试卷都不一样），我居然做得很令他满意，他奖励我一本连环画，是武侠故事：“大破笔架山”。
初中的第一天就领到了教科书，全是大开本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书，有数学、语文、俄文、植物、历史、地理等。印象中植物和世界古代史（历史）大概是苏联中学教材的中文版：植物书内都是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和冬小麦、春小麦、燕麦、苹果、马铃薯之类的俄罗斯农作物，找不到中国的稻米茶叶的介绍；连乔木、灌木的实例也是苏联的植物；世界古代史从古代四大文明到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也全是苏联史学界的理论体系。
结果可想而知，黄伯伯平安无事地回家了。经过核实，贪污巨款之事纯属子虚乌有，不过黄伯伯也被批评了几句，关照他今后要实事求是，要经得起考验，黄伯伯听了只有苦笑。
只有语文课除了有高尔基的作品之外大多数是中国人的文章，但语文课类似政治课：毛泽东的《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陆定一写长征的《老山界》等都是重点课文。今天想想也真难为我们的语文老师：为了上好《纪念白求恩》，老师大讲白求恩的生平历史，足足讲了一节课；为了上好《老山界》，老师大讲红军长征史，足足讲了两节课还未讲完；然后是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等。其实小学语文也是政治课，我小学学过一篇课文至今还背得出几句，是一个部队宣传队创作的快板书：
“打虎队”到127号来追查这笔巨款的下落，黄太太跳起来了。黄太太毕业于武汉一所女子高中，在太太们中是出了名的精明强干和有文化，她义正词严地告诉“打虎队”：这是乱讲！我不和你们这些人废话，我找你们领导去。于是黄太太立刻叫了一辆三轮车到了外滩银行总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居然找到了分行领导。她口齿清楚、条理分明、一五一十地讲了黄家的经济状况和不可能贪污的事实，最后她还告诉领导：她决定写信给在北京的二哥讲这件事，她二哥是我党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其地位之高连银行领导也是要肃然起敬的。
乌龟碰石头硬碰硬，
黄伯伯在“三反”运动中曾经是嫌疑对象，他被关在单位里不让他睡觉，几个人“车轮大战”审问他。一个老实胆小的银行职员哪里见过这等阵势！他糊里糊涂承认自己拿过公家几百万元。“打虎队员”乘胜追击继续“挤牙膏”，黄伯伯把金额上升到几千万，为了让“打虎队”满意，他又加到了几亿、十几亿、几十亿，最后达到一个天文数字：他所在营业部的全部资金都到他口袋里去了，银行一点钱也没有了，可以关门歇业了。对如此荒谬的“赫赫战果”，“打虎队”竟然会心满意足地向上级汇报，黄先生就留在了单位里等待处理了。
七十四师碰上解放军，
我父亲请他同事的儿子来辅导我功课。这位我称为黄伯伯的同事住在余庆坊127号，湖北人，他的独生子阿宁据说是虹口中学的优等生，我叫他阿宁哥哥。
三万人马消灭得干干净！
阿宁哥哥
分数全部改为苏联学校的5级记分制，3分相当于过去的60分为及格。（此乃本中学生的最爱：我只需3分）每周开一次全校大会（名曰周会），校长不大讲话，总是教导主任“训话”，讲什么早已忘记，只有一句还记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学校还请过一位少年儿童文学家丘陵来校作报告，他讲苏联少先队员和苏联学校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报告结束时丘陵先生告诉大家这些内容来自他翻译的苏联小说，名字叫《中队齐步前进》，即将出版发行。
没过多久，1953年夏天我考上了市立上海培青中学，是6取1的比例。这让级任老师大跌眼镜。帮助我的“小老师”沈芝霞却是公立私立都没考上，在弄堂里她一见到我就避开，我知道这回是我让她很丢面子。
近来网络上见到一些爱国人士反对“全盘西化”，却不知我们这一代人早已受过“全盘苏化”的教育，苏俄应该也属西方，那时怎么不见你们出头反对呢？屁也不敢放一声呢？谅你们不敢！
我们当年小学毕业升初中是要考试的，而且还挺难考的。先是考市立（公立）中学，公立学校学费便宜多了（学费至少比私立初中少一半），考不上市立中学的参加第二批考私立初中，私立初中考不上（有些私立名校也很难考）就只能进补习学校或者明年再考了。
那时反苏即反共即反革命，不必等到1957年反右，1955年肃反就要被无产阶级专政了。
这场风波的好处是：沈芝霞不到我家来了。由于有女生来当我的小老师，我在弄堂里阿桃这帮小伙伴眼中很丢面子，也被班级里几个捣蛋鬼作为笑料。因此我并不对沈芝霞作任何澄清，她不来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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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点刚过，父亲就回家了，只比平时迟了1小时。在共进晚餐时，父亲告诉我们事情经过：今天提早下班叫大家坦白交代贪污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能就在此时由积极分子组成的“打虎队”分别去各个同事家。我父亲报告领导，经过认真回忆，不论解放后还是解放前从未贪污！领导只是让他再坐一会儿，不久就批准他回家了，什么事也没有。有两位同事回忆自己解放前揩过公家油，结果被留下继续交代，因为上头认为：既然解放前揩过油解放后完全可能继续揩油甚至贪污了。
(1) 哪能：沪语，怎么会。
那3个人大概醒悟“好男不和女斗”颇有道理，悻悻地走了。来得突然，走得也突然。（后来我父亲说他们还要去几个同事家，没有时间在我们家耗了）祖父（阿爷）胆战心惊地讲：给记凡关来(5)，国庆阿爸回勿来呐！但母亲和阿娘认为他一定会回来。
(2) 一眼：沪语，一点。
母亲和“打虎队”越吵越凶，隔壁房间的祖父祖母都过来了，祖父胆子小什么也不敢说，祖母（我们宁波人叫阿娘）倒是为自己儿子辩白了两句，却被来人推了出去。“打虎队员”学着南下干部的腔调开起了国骂（其实他们并非山东人），我妈妈也以“砍脑壳的”川骂回敬。
(3) 阿是：沪语，是不是。
什么事也没有
(4) 邪其呒没劲：沪语，非常没劲。
沈芝霞吓得脸色发白，赶紧收拾书包离开我家。我母亲还不忘叮嘱她：明天再来哦，再来做功课哦。
(5) 给记凡关来：宁波方言，这下糟了。
我母亲告诉他们：这是没有的事！家里没有多余的钞票，我先生也绝不会贪污！这些话把“打虎队员”给气坏了。有一个人一拍桌子，气势汹汹地喊：“你家男人都坦白交代了，你还在帮他抵赖！”我母亲的四川嗓门比他还大，竟然和他们吵了起来。
(6) 级任先生：相当于今日之“班主任”。
这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沈芝霞到我家来一道做作业复习功课，因为明天要测验了，时间比平常长了许多，天渐渐黑了，我母亲进屋来开了灯，她已经准备好晚饭等我父亲下班回家。就在此时我家来了3个不速之客，一进来就自我介绍是人民银行“打虎队”的，声称我父亲已经承认了自己是贪污银行资产的“大老虎”，贪污所得就放在家里，要我母亲交出来！
(7) 坍台：沪语，没面子。
放学之后沈芝霞就到我家来和我一道做作业（我拒绝到她家），我做不出就问她，她会大惊小怪地说：“侬哪能(1)算术课一眼(2)阿不听！阿是(3)思想又开小差啦？”问得我邪其呒没劲(4)，还担心她会向算术老师去告我的状。谢天谢地，第二天她倒没有。
(8) 侬哪能啦？侬只手：沪语，你怎么啦？你的那只手！
小学高年级的男女生界线划得很清楚，彼此不大搭界的。如果有男生在女生中“扎堆”，会被大家视作“娘娘腔”；反过来，喜欢和男生一道玩的女生，一定会被女生们看成“十三点”或者“痴头怪脑”。所以我对女生来帮助自己这件事是相当不高兴，而沈芝霞却十分起劲，因为这是老师给她的光荣任务。
(9) 国庆：作者小名。
我在班里属于不用功读书的“差生”。按照级任先生（班主任老师）的说法：我既非“捣蛋鬼”、更非“皮大王”，是一个长不大的“闷皮”孩子，上课思想永远不集中。于是派沈芝霞来当我的课外“小老师”，一来是她家和我家最近，二来她是少先队小队长。
(10) “污里头”：沪语，大便。
早已消失的多伦路小学是我的小学母校。弄堂里有我的同班同学，是住在我家对门52号的女生沈芝霞，她比我大两岁。
(11) 让拨伊拉：沪语，让给他们。
“三反”运动到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