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冰春像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样不受信任，只有老老实实在车间里“做生活”(8)，渐渐地他熬出头了，当上了生产组长。他在“文革”后期结了婚，娶了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同厂女工（他一定要找家庭出身好的人当老婆）。婚后老婆和张阿姨老是吵架，冰春永远站在老婆一边（这是张阿姨告诉大家的、可能是一面之词）。
那时我已经回上海工作了，在弄堂里常见到冰春。他和他爸爸长得很像：矮矮的、个头很结实；他不像他姐姐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他的眼神阴沉，甚至带点狠毒……
1970年代末，被冰春称为徐某某的爸爸平反回家了，徐家两位老人总算幸福地度过了晚年。没想到冰春在1980年代竟然得了肝癌，40岁左右就死了，那么年轻！这是在他刚当上车间主任不久后发生的事。
据说冰春在学校里表现十分出色，下厂劳动、“学雷锋”活动什么的都评上先进，尤其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在会上提到党和领袖时经常热泪盈眶！在毕业时写了决心书：坚决要求到边疆去！他所在的中专是工厂办的，毕业后全部留在了上海机电一局下属各厂，所以冰春边疆没去成，但终于加入了共青团。
斯大林追悼会
慧春大专毕业后去了外地工作，张阿姨哭得好伤心。她对我母亲说：家里没有可以讲讲话的人了。前两年她和慧春都是背着冰春说心里话的。
阿桃终于戴上了红领巾，这让他欣喜若狂。由于他“恶迹昭著”又留过级，一直入不了少先队。不过阿桃说留级也有好处：他的表妹惠英本来和他同一班级，是中队长，而且住在11号前厢房；就是她在老师面前“大义灭亲”检举了阿桃在弄堂里的种种“恶行”，害得阿桃入不了队！阿桃留级以后她管不着了，这才让阿桃有了参加少先队的机会。
冰春的觉悟始于1960年代。张阿姨告诉我母亲：冰春在初中毕业前打了入团报告，报告中声称自己要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自此以后，他只要提到自己父亲必称徐某某，再也不说“爸爸”两个字。这让张阿姨很伤心。冰春进了中专后更加积极向上，不仅在家里经常批判自己母亲、姐姐的“错误言行”，而且会向学校组织汇报自己和家人作“斗争”的经过；每当他父亲来信他必定要看，看后就向学校汇报。张阿姨说那么多年他只给爸爸写过一封信，信里要徐某某好好改造，彻底向人民投降！
就在阿桃入队后没几天，斯大林大元帅去世了。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全国降半旗，一切娱乐活动停止；学校通知，在莫斯科举行葬礼时，全国鸣汽笛响喇叭、大家要肃穆站立。这一天晚上我在阿桃家遇见惠英，她气鼓鼓地告诉我们：今天街上鸣汽笛时，不少行人仍然往前赶路，竟然不停下来；还有一些骑自行车的还要“恶劣”，竟然飞快地骑过去。她当然是严肃立正，直到鸣笛结束。
他爸爸出事之后，大概是年龄小吧，他看起来不像慧春那样受打击，在弄堂里照旧嘻嘻哈哈，和过去的小字辈在一道玩——我们这帮玩伴都大了、已经退出弄堂江湖了。
“这些人太呒没掘污(9)！”惠英说。她说话爱咬舌头，那时又喜欢讲一个新名词：“觉悟”，我听起来却是“掘污”，在上海话里，“污”是粪便的意思。她还告诉我们一个她听来的新闻：当我们的毛主席听说斯大林大元帅去世时，竟难过得号啕大哭！面对我们的怀疑目光她说这肯定是真的，因为她在学校里对许多人讲过，老师和大队辅导员都没有反驳和制止。那个年代反苏即反华反共！谁敢怀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
冰春是慧春的弟弟，当年属于“小跟屁虫”范畴，我们外出“探险”从不带他。
惠英提议晚上我们自己开个斯大林追悼会，阿桃马上同意。（他除了怕娘就最怕这个表妹）地点定在11号前客堂间，（前客堂间是公共地方、不住人）墙上贴好一张报上剪下来有黑框的斯大林头像，点上两根半截蜡烛，我们像模像样地开了一个追悼会。按理说“阿桃帮”的小伙伴都要参加的，但他们以学校已开过此类会为借口不肯来，所以只有我（我乃帮中老二不得不来）和10号的小毛狗来到11号“会场”，不料惠英坚持小毛狗不是少先队员没有资格参加。小毛狗只得离开前客堂，但他一直站在关上的11号大门外听。
冰春
追悼会的唯一内容是惠英致悼词，列举斯大林的种种伟大功勋，我知道她是从报上抄下来的，不过她都背下了，没有对着报纸念。她背完后，我提出异议：惠英称斯大林伯伯不好，应该称斯大林老爷爷。惠英的圆脸涨得通红，不作声辩，阿桃打圆场说好啦好啦并宣布仪式结束。
慧春从那时起大变样了，不只是不和大家说话；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好看：瓜子脸变成了猴脸，脸色由白变黄，又戴上了眼镜，她漂亮的大眼睛永远地藏在了玻璃镜片后边……
过了好些日子，我又在阿桃家碰见惠英，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莫斯科北京”这支歌有一句歌词要改一改。原来是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现在要改为：“马林科夫和毛泽东在听我们——在听我们——”
1957年慧春在银行工作的爸爸成了右派，1958年初被送去白茅岭劳动教养。素来沉默寡言的慧春爸爸怎么会当右派呢？据张阿姨（慧春妈妈姓张）说她“先生”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所谓大字报就是用毛笔把批判内容写在纸上，然后贴到墙上或者什么公众场合公布于众，因为字较大故名大字报。）“鸣放”会上没有放过一个屁！只是悔不该给当时的市委书记柯庆施写了一封具上实名的信！信上讲了自己作为银行留用人员不受组织信任的痛苦和某些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完全是一封向党交心的信，结果变成了向党进攻的信。慧春爸爸不仅是右派而且是极右，被开除公职去了白茅岭。关于这封信的事张阿姨对我父母亲讲过无数遍，像祥林嫂似的“悔不该当初……”
惠英说因为斯大林已经不在了，现在苏联的领袖是马林科夫了。
陈伯伯出事后不久，我在弄堂里遇到慧春。她竟然和我议论了几句，还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记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历史反革命”这个名词，也忘不了慧春那双惊恐的大眼睛。她家5号，在6号陈家隔壁。
阿桃变了
渐渐地慧春淡出了弄堂小伙伴的圈子，即使遇到话也很少，有时干脆擦肩而过，只是矜持地点点头，一副“大姑娘”的派头。她母亲得意地告诉我妈妈：慧春是什么优秀少先队员大队长。此话不假，我见到慧春戴过三条杠的臂章。
我进初中的时候阿桃仍在小学6年级，他小学毕业时又没有考上中学，直到1955年才上了初中，原本同年级的他比我低了两级。然而我交朋友从来不把什么功课学业放在心上（自己也不是好学生），所以在我眼里，阿桃仍是我的大哥。
慧春小时候挺好看的：大大的眼睛、瓜子脸、也爱笑。在“人猿泰山”的游戏里，男孩子争着做泰山，其中一个缘故是珍妮永远是慧春做，珍妮不就是泰山的“那个”吗！
父亲有一位同事也住在余庆坊，他的儿子天栋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父母希望我和天栋能成为好朋友，经常对我讲天栋的各种优点，不过效果适得其反：我却认为天栋是个永远不说真心话的好学生，“迪种人呒没劲(10)”！我知道长辈的心思，他们怕我常常和阿桃混在一起，近墨者黑，变成阿桃这类升不了学的问题少年，所以阿桃终于考上初中时，我比谁都高兴。
慧春
初中一年级我在班级里结识了岸年，他和我都喜欢京戏。我到他在学校对面东宝兴路和平坊的家去玩，他家里有许多旧书旧杂志：“万象”、“春秋”、张恨水的小说，还有专门评价京剧演员的“菊部丛谈”、京剧的百科全书“大戏考”……我都一一借来，真开心。他到我家来玩时，我领他去11号见了阿桃，就这样岸年也成了阿桃的朋友。阿桃进初中之前最后一次去糖果店“爹末事”，是我和岸年替他打掩护望风。
过了一阵子，大家（包括阿桃）对“爹末事”的兴趣减退了。新的冒险是乘电车“勿买票”——逃票。
阿桃进初中之后有些变了，大概是在班里年龄较大，他被选为班长；他周围聚集了许多初一学生，和班主任老师关系也相当好。星期天我们去找他他总不在家：不是去参观什么展览会，就是组织同学开小组会集体学习，俨然一副学生干部的做派。
我向阿桃建议不要讲“偷”，用“爹”(7)。以后我们商议不讲今朝夜里去偷点“末事”，而是说今朝夜里去“爹眼末事”，这算是我发明的黑话暗语吧。
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一年有两艘苏联军舰访问上海，代表上海中小学生去欢迎苏联老大哥的少年儿童中竟然有阿桃！阿桃成了全上海中小学生的代表，这是多么出风头的事。
自那以后我跟着阿桃，还有其他几个孩子，在光顾小店和售货摊时，常常买200元（相当2分钱）“末事”(6)偷500元东西，如水果（桃子、李子）、香烟牌子之类，感到十分刺激，似乎在进行重大冒险！不过我一个人时却丧失了这种大无畏精神，我在书店里从来不偷书。
此时的阿桃彻底抛弃了“阿桃帮”，甚至和我也疏远了。如果啥人(11)再要对阿桃提当年“爹末事”或者逃票的事，阿桃是要板面孔的。
有一个时期市面上砂糖紧缺，要很早去“南货店”排队（那时糖在出售南北干果火腿食品的“南货店”供应），我和阿桃受双方家长委派去嘉兴路桥附近一家南货店排队。结果不仅买来了砂糖，阿桃还趁人不备顺手牵羊拿了一只金属“撬”（很大的勺子），后来换了钱，买了“敲扁橄榄”、水果糖和我分享。
劳燕分飞
阿桃偷偷地把家里的旧铜钱拿出去卖给收旧货的，在他的“鼓励”下我也在家里翻出几个解放前的“镍角子”（旧辅币）去和收旧货的换钞票。这类“非法所得”虽然很少，却让我们既害怕又开心。
前不久岸年从美国回来还问起当年的小伙伴阿桃，说很想见见他。
弄堂里经常可以见到收旧货的小贩，他们斜背着布挎包，手里拿着麻袋和一杆秤，在弄堂里穿进穿出，嘴里吆喝着一句很奇怪的词：“也——呼也！”其实收旧货就是收破烂，收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真有什么值钱的旧货卖给他们，也拿不到多少钱，肯定“三佃不值两佃”(5)咯！那时他们收购废铜烂铁很起劲，尤其是铜——不知是否和当年正进行的朝鲜战争有关。
1958年阿桃的母亲作为反革命家属被遣送到安徽某地农场去了，是劳教还是她自己报名去支援农业建设大家都不清楚。阿桃也跟着她去了安徽，走得很匆忙，以至于我都来不及和他告别。阿桃家是本地川沙人，要下乡也应该去川沙农村呀？和安徽农场有什么相干？
阿桃告诉大家他长大了要当一个收旧货的小贩。
对我们余庆坊第1小弄而言，1958年不是好年头：5号慧春爸爸去了白茅岭劳教；4号前楼搬来不久的丁家男主人（他的大儿子被称为丁包头，正好初中毕业），不知犯了何事也“进去了”，后来去了大丰农场劳改；再就是阿桃家。
跟着阿桃偷东西
国松去了江西上一个中专，经过不懈努力参了军，在广州军区当了好多年的坦克兵，复员后他为了能回到上海吃尽了千辛万苦（本来只能回江西），终于落脚到长江航运局当船员，可以经常来上海。他有时来我家聊天，告诉我，在讲究家庭出身的1960年代，当年“国松帮”的干将7号荣家兄弟，过去唯国松马首是瞻的，那时竟然见了国松爱理不理。因为荣家是第1小弄唯一的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又是里弄干部，“红五类”荣家兄弟当然要和“黑五类”国松划清界线啰。国松说他也想念阿桃，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一连几天，国松都不到弄堂来，这回他在小伙伴眼前丢尽了面子。阿桃有点幸灾乐祸地说：“看看伊弄堂里介狠，跑到外头去介‘缩’！”(4)
阿桃的表妹惠英1959年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工作（反正和鱼有关），也结婚生子了，应该算顺利吧？谁知道她在“文革”后期得了精神病！发疯的原因弄堂里谁也不清楚。惠英只身一人回到了11号娘家，一住就是30多年。1990年代我经过11号门口时，几次见到她孤独地坐在凳子上，两眼向前望着，眼里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只是向前望着——她已经不认识我了。
我们跟着“安徽老伯伯”（阿桃马上这样叫他）还是从原路返回，那帮从淮河边来的孩子远远瞧着我们离开，倒是没有过来找我们的麻烦。
当年一道玩的小伙伴中，只有惠英还住在余庆坊。
我们撤到游泳池边，继续玩的兴致没了，决定回家。因为走原来的路会遇上刚才那帮“强敌”，所以我们走另一个方向绕回去，我们绕来绕去，在一个大粪坑边遇见一个“山东”老头，他很热心地问我们是否迷路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一帮“山东”孩子要打我们的事。他笑了起来：“这里哪有山东人！前两年淮河发大水，我们都是从安徽过来的。这样吧，俺带你们出去。”
风水
“头子活络”(3)的阿桃喊了一声：“跑！”小伙伴们一溜烟地逃离了池塘边，逃得那个真叫狼狈呀：有的人扔掉了“鱼叉”，有的人丢掉了装满“拿摩温”的瓶子……对方并不追赶，只是朝我们的后背扔了石头，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
我们这一代接受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风水”。
突然国松哭了！被吓得大哭了！国松的哭极大地震撼了我，甚至比那帮孩子要揍死我们的叫声还要令我惊心——国松是我们第1小弄孩子们公认的“第一条好汉”！那么会打架的他竟然没交手就吓哭了……
第一次听到风水这个词是从慧春那儿。那时慧春已经在广东结婚生子，难得回沪，所以在弄堂里见到她，很感意外。她对我这个当年的小伙伴很热情，讲了许多心里话，除了骂她那个革命弟弟外，还告诉我之所以她爸爸和我会倒霉是第1小弄风水不好！她分配到广东之后的一大收获是知道了风水，即使碰到“文革”，她那个地方的人仍然相信风水。
这帮操“山东口音”的孩子年龄不比我们大，但十分强悍。从他们的叫骂声中我们知道我们犯了两个错误：一、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二、我们奔跑过的“原野”并不荒芜——上头有庄稼，而且是他们和他们的家人种的。他们气势汹汹地叫道要揍死我们。有一个人推了国松一下。
上海的石库门房子大门都是朝南的，余庆坊所有的房屋都是这样，唯独1号至11号的第1小弄是前门（大门）向北、后门朝南对着只有两步宽的第四医院围墙。大概当年余庆坊的建筑师在造第1小弄时觉得大门对着太近的围墙不好，就把第1小弄整幢建筑倒了一倒。
去大华农场·2
虽然那时我已被划出革命群众之外，但头脑里革命教育之影响依旧顽固，不相信风水之说的我提出异议：第1小弄也有发达之家！7号楼上荣家因为是产业工人家庭，荣师母当里弄干部、狠得不得了。荣家大弟上清华大学，小弟上交大。他们家多少风光。就连荣家小阿妹不知何故也没去插队落户，农场去了才一年就抽上来当中学老师了。但是慧春认为这是暂时的，荣师傅不是生病了吗？7号风水也不会好的。她问我还记不记得7号楼下那个怪异之家。
正当大家离开这处收获很小的池塘时，有一帮大孩子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他们一个个破衣破裤、黑不溜秋的，有的手里拿石头，有的拿割草刀，嘴里还骂骂咧咧，说的似乎是山东话，和余庆坊过去的两个大门警卫老山东的口音相似。
1950年代7号楼下住着两个女人组成的“家庭”。一个完全是男性装束：短发、吹“飞机头”、有时穿西装戴领带有时穿中山装，在什么厂里上班；另一个是正常的妇女打扮，不工作。夏天黄昏时她们在后门口摆张小桌子放几碗小菜，男装妇女坐着喝酒抽烟，家庭妇女则替“他”夹菜，有时在“他”的杯子里抿一口酒，完全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可就是这样一个与世无害的特殊家庭却遭到了粗暴的干涉：居委会、派出所、男装妇女的厂里老找她们的麻烦，但她们却哭着不肯分开，后来这个怪异之家从7号消失了，后来入住的是一个在铁路上工作的胖子。
我们要办正事了，要去捕鱼捉虾了！下了台阶，经过一个废弃的大游泳池时，大伙又停留了一些时间，干涸的游泳池底尽是石块。有人爬下池内玩石块。后来我们找了一处池塘，开始抓鱼，但发现鱼迹难觅，阿桃的情报有误，鱼叉什么的完全没有用。但阿桃坚持有鱼：如果我们“敲浜”——像他们川沙乡下那样把水池里水抽干，池塘里肯定有点鱼！而且是大鱼！
慧春说那个男装妇女也被送去劳动教养了，她犯的是“流氓罪”——那个年代同性恋者等同流氓。奇怪的是家庭妇女不算流氓，尽管她哭着吵着要和“丈夫”一同去劳教。“丈夫”走了后，“妻子”搬出了7号这个伤心地。
终于，我们见到了高高的“麒麟塔”，大华农场到了。大家穿过荒芜的“原野”奔上台阶，在塔周围的高台上欢呼雀跃、打闹玩耍。据说塔尖上原本是有一只麒麟的，但后来不知是坏了还是被人砸了——因为这座塔是日本人为了纪念他们一个被炸死的将军而造的。从塔上向四周望去，大华农场还是有绿油油的农田、菜地的，不过连不成片；也有灌木丛和一些草棚；小水塘不少，仿佛许多闪闪发光的碎镜子。
“讲来讲去阿拉这条弄堂的风水不好！”慧春最后说。
大家跟着唱起来，五音不全的阿桃嗓音混在里边听上去挺滑稽，其实离六月还早着呢！
想想慧春的话好像有点道理：最发达家庭的家长荣师傅不久死了，还不到60岁。
歌儿到处唱——
活着就好
六一儿童节，
慧春爸爸从白茅岭劳改农场回到了余庆坊，国松妈妈很受震动。
六月好阳光，
本来嘛，5号和6号一墙之隔，5号徐家的男主人在安徽劳动了21年终于回家了，而6号陈家的男主人却在青海死了，尸骨也不知埋在何处！
六月花儿香，
那天晚上为了一件什么事我去国松家，家里只有国松妈妈。她忍不住又提起了隔壁徐家的事，说慧春妈“运道”真好：终于等到徐先生回来了！团圆了！又感慨万分地讲：我们这样的老派妇女就像王宝钏等薛平贵18年那样：等呀等呀，不会想着去改嫁的！只有辛辛苦苦把孩子拖大，唯一的梦就是孩子爸爸回家。
我们从虹口公园附近越过天通庵车站往西北方向走，都市的喧闹渐渐淡去，出现了零星的菜地、杂草和矮树丛，空气里夹杂着野花的香味。不知是谁，唱起了小学生的歌：
昏暗的灯光下，国松妈妈形容枯槁的脸显得更加苍老，凌乱的花白头发显示了她这些年的艰难：陈家有4个男孩2个女孩，陈先生去青海之后，就靠当小学教师的陈家姆妈（国松妈妈）养活一家人，更不用说作为反革命家属所受到的种种歧视了。
第1小弄的小伙伴差不多全去了，除了女孩和小不点们。国松说“小跟屁虫”一律不带，包括他的弟弟。这是第1小弄两帮孩子们的联合行动，带队的自然是国松和阿桃。我们做了精心准备：有拿弹皮弓的、有带瓶瓶罐罐的（可以装小鱼和蝌蚪——“拿摩温”）、有手持自制鱼叉的（竹棒顶上装有长铁钉），据阿桃讲大华农场的水塘里游满了鱼，一叉即得。
她像是对我说、像是喃喃自语：“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好！活着总能团圆。不像我，等到的是一张死亡通知书……”
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星期天下午，我们去大华农场。
我告辞离开陈家，耳边仿佛还响着国松妈妈的喃喃自语：
去大华农场·1
“活着就好……”
5号的慧春大了，已经不和男孩们玩了。有一回碰到我，她还是对邻居家的事议论了几句，最后她又说：“还好阿拉爸爸不是历史反革命！”
几年之后，国松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不久去世了。
1955年肃反，陈伯伯被抓走了，而且被发配到青海，这一去就永远没回来。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再也没有看见陈家姆妈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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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的是阿桃因为筹不到路费，所以没能去武当山。国松一帮人和我们渐渐好了起来，尤其在和其他弄堂的“野蛮小鬼（读jū）”发生冲突，比如争夺踢小橡皮球的地盘时，第1小弄的孩子们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国松常常请我到他家去玩，我和他的家人也熟了起来，我叫他的爸妈“陈伯伯”“陈家姆妈”。陈家的子女多，陈伯伯下班会带零食回家，有一次他带了一大包“花红”——一种美丽的小果子回来，硬塞给我好多个。“花红”酸酸甜甜的，我以后在水果摊见到“花红”就会想到和善的陈伯伯。
(1) 亭子间：上海等地旧式楼房中的小房间。一般在楼上正房的后面楼梯中间，狭小，阴暗。
6号的国松人长得没有阿桃高，却很会打架，他是另一群孩子帮的老大，他的一帮人多势众，所以我们和他们“开战”总是落下风。恨得阿桃打算去武当山学武艺，像“点穴”这种绝技也要把它学会，回来以后把国松这班人统统点趴下。阿桃的决定使我好几天心神不定：因为阿桃是不看书的，甚至连环画也不看！武当山点穴这些故事全是我讲给他听的，万一阿桃去了武当山，阿桃娘岂不是要来找我算账！
(2) 阿拉：沪语，“我”。
余庆坊·2
(3) 头子活络：沪语，“头脑机灵、反应快”。
慧春说：“还好阿拉(2)爸爸不是反动派警察！”
(4) 伊，介，缩：沪语，伊：“他”；介：“这么”；缩：北方话“”的意思。
5号的小姑娘慧春也是我们的玩伴。我们玩“人猿泰山”游戏：阿桃是泰山，慧春是珍妮，我是小泰山；有时我是泰山，阿桃是大猩猩，慧春永远是珍妮。
(5) 三佃不值两佃：沪语，“三钱不值两钱”，形容不值得，划不来。
我老是泡在书店里，在弄堂里的孩子们眼中我是个另类，弄堂内的游戏如打弹子、“逃加山”之类的我全不在行。但阿桃对我并不嫌弃，总是来叫我玩，可能是他和我都是独子的缘故。他教会了我打扑克：沙蟹、罗宋、21点，等等，赌注是香烟牌子。很自然地我和阿桃成为一帮，阿桃是“老大”。
(6) “末事”：沪语，东西。
有一点是吃得准的，阿桃家解放前解放后都住亭子间，并不像当时有人讲的那样——国民党反动派个个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花园洋房。阿桃爸爸肯定是反动派，否则不会挨子弹。而且据阿桃说他家过去也没吃过山珍海味，只是肉吃得多了些。看来肉吃得多不是好事！
(7) “爹”：读diā。
阿桃娘的心情不好，脸上始终乌云密布。阿桃的父亲解放前当过警察，大概还是警官什么的，所以解放不久就被抓了进去，后来就死了。阿桃说他家曾收到公安局通知：要交4000元子弹费（相当于1954年发行的新币4角），原来解放初枪毙鬼（读jū）挨的子弹费用是要枪毙鬼家属负担的。我吃不准阿桃是否在吹牛皮，我们这条弄堂内（指第1小弄）再也没有人挨枪子，所以无从查考。
(8) 做生活：沪语，工作、干活。
阿桃比我大两岁，长得高高瘦瘦，是出了名的皮大王。他住在11号的亭子间(1)里，他的一次冒险经历是从11号的屋顶一直爬到1号，然后从屋顶跳到1号我们家的晒台上。其后果就是被他母亲痛打一顿，过了两天有邻居向阿桃娘投诉：他家屋顶上的一块瓦片被踩碎了。于是阿桃又挨打，眼睛都打肿了。
(9) 呒没掘污：沪语，没有觉悟。
余庆坊的1号至11号称为第1小弄，是大弄堂里的小弄堂，我小时候的玩伴都在这条小弄堂内。
(10) 迪种人呒没劲：沪语，这种人没意思。
余庆坊·1
(11) 啥人：沪语，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