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金锡华进了上海戏曲学校，成了专业京剧演员，工丑角。退休时已是国家一级演员，现在仍活跃在舞台上。朱非凡在上天津大学化工系时还当过天津大学曲艺队队长。你想想，在号称曲艺中心的天津市，朱非凡能当上天津大学的曲艺队长多不容易。（相声、评书、大鼓等和南方的评弹、滑稽等都属于曲艺）不过朱非凡大学毕业分配很倒霉：起初他分配到上海高桥化工厂，刚来厂里报到，厂里就通知他已把他列入支内名单，要他去甘肃兰州石油化工公司去上班，于是非凡只得去了兰州。擅长“调停”、能言善辩的周国华经过一番坎坷，终于在1980年代成了周大律师，我们老同学有什么法律问题都会找他咨询——他不收咨询费的。
我虽然不作回答，但心里却很开心。
出事了
演出后第二天，在去学校的路上，一个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开玩笑地叫我：“喂，相声大王。”
1955年的肃反和反胡风运动在我们班级未能引起多少关注，但对于整个学校而言就并非如此了。听说学校被抓走了一位老师（从未教过我们，至今也不知道姓甚名谁），接下来发生的事是教过我们班初一语文的张老师在全校大会上被校领导狠狠地批评了几句，原因是张老师和这个“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线，她正在和他谈恋爱。善良年轻的张老师当场就哭了——这件事是别的同学告诉我的，因为大会刚开不久我照例以上厕所为名开溜了。但是从那时起我们对这位领导就有了不满之感，原本对他还蛮崇拜，他讲话蛮风趣幽默的，校长总让他主持报告会（校长嘴拙），他就是教导主任陈思竹先生，似乎是地下党出身（大概还是党支部委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肃反时的正面人物陈先生在1957年成了反面人物，变成了右派。
班级策划出一个相声：“普通话与方言”（实际上是朱非凡策划，他大概是文娱委员），在学校演出。逗哏是金锡华，捧哏是我。这个段子是侯宝林的著名段子，金锡华和我作了改编：加入了上海滑稽的元素如讲无锡话洗脸（好去死了）(3)广东话先生（读音猩猩）等等。还特地请教了祖籍无锡的陆伟权同学，不料他对我从周柏春那里学来的无锡话连连摇头，并作了纠正。（这个段子中凡南方话由我完成）结果我们的演出大获成功，台下笑声不断。当最后金锡华学用话剧舞台腔叫三轮车一段，有许多即兴发挥，不仅台下同学笑，我也忍不住笑了（这是个失误：叫“笑场”），但金锡华始终很严肃，一副冷面滑稽的做派。
我们搞的文艺节目和政治运动沾不上边，高中的哥哥姐姐们就成熟多了。他们在学校公演了一出话剧，内容是某个单位如何抓获一个暗藏在职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类。他们演得很好，最出彩的当属演反革命分子的这位男生：他在领导前伪装进步、老实听话；他追求一位女机要秘书（为了窃密），表现温柔多情，还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为了拉人下水发展势力，在一个是非不分的人面前鼓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给人的印象就是美蒋特务的精神武器便是胡风的文艺理论。
朱非凡感叹：“演京戏比跳俄罗斯舞难多了。”
现在想来，当年我们班的这些老师对政治都不想沾边，他们除了传授知识之外还是照旧的教育传统教导我们怎样做人：为人要正派、要有同情心、不要有虚荣心贪心等等。我们这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校，所以许多老师都是基督教徒，我所知道的就有：教语文的张老师、教物理的吴老师、教地理的苏老师、教历史的张老师、班主任蒋老师等等。从初一到初三，没有一个老师告诫我们要在政治上争取进步或者听党的话。所以，我们这些人到老了良心尚未被狗吃掉，是应该感谢我们的老师的。大概也是由于这一点吧，1956年暑假之后我们这所学校就被合并掉了，不复存在了。
朱非凡不知何故对金锡华一反他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的样子，而是颇为谦恭，这点让锡华十分满意。他们俩商量排一折京剧“梁祝”的片断，金锡华演小生梁山伯，朱非凡演小丑四九（梁山伯的书童），排练场地在我家楼下的空房间。（楼下人家刚搬走、新住户尚未进来）梁山伯边唱边走，而四九要挑着担子做许多动作，尽管朱非凡十分卖力，金锡华还是很不满意，老是停下来纠正朱非凡。朱非凡累得满头大汗，在旁边的张岸年和我看得也出汗（我俩做打杂——倒水递毛巾之类），最后也没能排练成功。
到了初三快毕业时，班级中有3个人加入了共青团，由于全年级的团员都不多，因此他们成立了年级团分支，我班的方月英当上了团分支副书记。团员们在班级中悄无声息，似乎不起任何作用，主持集体活动的仍是班委和少先队中队委。我怎么会知道有关团分支的信息呢？是朱非凡告诉我的。他和周国华都打算提交入团申请，过去的少先队队歌不是有一句歌词吗：“准备着加入青年团……”
同学中有一位“明星”金锡华。他父亲是京剧演员，所以金锡华从小跟他父亲上过广播电台演过“空城计”的老军。他对朱非凡搞的各种文娱活动不屑一顾，大概在他眼中我们这类“演出”太不“专业”了。当年锡华要嘛不开国语，一开国语那就是道地的北京话——一口京片子。
刘燕娥是3个团员中的一个，她长相秀气，人也文静，功课也不错，还常代表班级参加田径比赛。她不像方月英那样有许多“绯闻”。方月英常被传有啥人啥人欢喜伊，最新的新闻是我们的中队辅导员高三学长郑为玉喜欢她。郑辅导员绝对是帅哥，（那时高中生中的共青团员会派往初中任辅导员，协助班主任做学生工作）据我们的中队长陆继中后来证实，郑辅导员确实追过方月英。
说相声
谁也没想到：刘燕娥出事了。
在朱非凡的鼓动下，我和张岸年演出过两次相声（上海话和普通话夹在一起讲，因此也类似独角戏）。多年之后一些初中老同学见到我们会说：“那两介头(2)唱相声格，阿拉记得格。”
起初是刘燕娥不能上体育课了，又恶心又呕吐，后来连上课也不来了，这可是我们初中毕业考试的关键时期。听说她住院了，许多女生到医院去看她，看过她的女生回来说刘燕娥哭着告诉她们自己看来是得了不治之症：癌！于是女生们陪她一道哭。
周耀南不响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最后的准确信息传来：刘燕娥是怀孕了！这不但让班主任感到痛心和惋惜，也让那些去看她的女生有受骗上当之感。没过多久刘燕娥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关于刘燕娥的消息版本很多，比较可信的版本是孩子生父是个复员军人，原本是刘燕娥姐姐的男朋友（一说是姐夫），姐姐死了，于是刘母要刘燕娥嫁给这个复员军人以改善刘家的经济，刘家比较穷。
初中时期远比小学注意男女之大防，男生和女生很少搭界，但又喜欢讲啥人欢喜啥人罗、啥人和啥人要好罗，男女生之间话多一点就会被人作为“证据”，因此我吃不准周耀南是否真的为了方月英而生朱非凡的气。有一天下午，我们这几个文艺爱好者记不清是为了什么聚在一起（都是男生），周国华扮起了调停人的角色。周国华喜爱马派老生，会拉京胡，不过他唱的“借东风”有浓重宁波腔。周国华说周耀南气量太小了，人家朱非凡又不是存心和侬抢角色，是大家决定的：“侬勿要勿临盆(1)，侬跳得的确不如朱非凡。”
所以大家后来都讲刘母和复员军人不是个东西，刘燕娥还年轻呢，可能还不到18岁呢！
那个年代很受苏联影响，班级要在学校演出一个俄罗斯土风舞，这个舞蹈中男领舞者要蹲下来跳，还要左右飞快地换脚，很有难度。原来的领舞周耀南完成不了这个动作，结果换了朱非凡，别看朱非凡戴眼镜，做动作却十分灵活。（演出时他把眼镜拿下，我在台下几乎认不出了）周耀南为此对朱非凡很不满，大家都说原因出在方月英身上。方月英是俄罗斯舞的女领舞者，舞中有一个戏剧性细节：女领舞者不知受到什么委曲，一个人站到台角去偷哭，男领舞者发现了，于是他跳到女领舞旁给她一块手帕安慰她，女领舞高兴了，又回到女伴中和大家完成了这支群舞。大家说周耀南暗中喜欢方月英，本来很好的一个“献殷勤”的机会被朱非凡抢去了。
1956年夏天我们都升入了高中和中专，只有刘燕娥除外。
另一个圈子由文艺爱好者组成，核心人物是朱非凡同学。他擅长各种戏曲和滑稽曲艺，会唱京剧麒派老生的戏，我到他吟桂路（靠横浜路）的家里去玩过，他放京戏和滑稽戏唱片给我听，我才知道滑稽也能灌唱片的。不久朱非凡在班会上清唱麒派名剧“追韩信”，他主唱萧何，我唱配角刘邦，唱韩信的是不是岸年记不清了（他唱戏一定荒腔走板总是被朱“导演”批评，所以“朱导”可能换人），结果很成功。朱非凡还排了一个双簧，他说岸年做，内容是讽刺懒学生的，这个节目在全校文艺演出还得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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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同学除了一些只管读书的“好学生”之外，有两个圈子。一个圈子是一批爱好踢球的同学，他们常常在放学之后到横浜河边的校外操场（后来建造了区工人俱乐部）踢球，还和其他班级进行比赛，有时别的学校初中球队也会来比赛。当然我们没有赛球资格的人会自发地去观战助威，一时之间班级之中涌现出来几个“球星”：门将范义敏、中锋吕康德，等等，有一回我们这个年级联队踢败了高中一支强队，在学校引起了轰动，班级黑板报专门作了详细报道，让那些不服气的高中生觉得很没有面子。这些活动都是自发的，纯属同学们的兴趣爱好，也没有人打算当足球专业运动员，无任何功利目的，所以和学校、体育老师都毫无关系。除非是开校运动会，班主任会关心哪些人会代表班级参加，平时的各种课外活动一概放任自流。哪里像现在中学生这样苦，从早晨被管到晚上。
(1) 勿临盆：沪语，不服气。
自1953至1956年在培青中学读初中的3年，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日子。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尚未进入我们的学校生活，至少未进入班级。标志之一是凡学生干部如班长、少先队大中小队长都是大家选举产生；标志之二是直到初三之前没有政治课；标志之三是不问学生的家庭出身，如我的好朋友张岸年，父亲因为当过旧政府的县长而被关进了大牢，但他本人未受到任何歧视，还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被免去学费拿到助学金。到高中就不对了，他老是要从家庭出身中挖阶级烙印。
(2) 那两介头：沪语，你们两个人。
唱京戏
(3) 取自上海独角戏的著名桥段，以无锡方言“洗脸”和上海方言“死了”谐音，由此引起误会、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