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见到了我，愣了一下，我立即机敏地上去和她打招呼，说自己今天要去中山公园看一个亲戚，“顺路”来看看她。（这是一眼就看穿的谎言，中山公园一部21路就到了）于是她恢复了常态，我们聊了几句天气好坏之类后，我请她替我挑两块绢头（手帕），说这也是我此行的目的。（买手帕四川路那么多店不去，跨越虹口、黄浦、静安、长宁4个区跑到天山）南山就拣了两条手帕给我，我付了钱后，再说了一会话，见她开始忙了就告辞。此时，她对我的态度已经蛮不错了。
第二天一早我换乘2部公交车来到了长宁区的天山路，也找到了这家天山路上最大的商店。不过天山百货店尚未开门，我只得在天山路一带瞎逛，马路两边都是新造楼房，当年被称作“天山一条街”，新栽的梧桐树已长成一片绿荫，总算有点春意。终于，开门营业了。我走进商店，找到了南山所在的柜台。
危机消除了，我们开始了交往。
我在横浜桥边站了一会，吹过来一阵夹有臭味的夜风（当年横浜河正在变向臭水沟），却让我明白了今晚的症结所在。“相亲”的全过程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觉得谈话还是成功的，她不是还笑了吗？毛病出在她起身告辞时，我没有站起来，像个老爷似的坐着不动；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赶紧下楼送她，所以留下一个印象不佳的评语完全是咎由自取。10年之前我就犯过类似错误。把“邂逅”化为回忆。但那时我是个毛头小伙，可以原谅，如今到了而立之年，还如此愚不可及，真正朽木不可雕也。不过事情还能补救。明天我上中班（下午3点到厂），上午有空；而南山说过明天她在店里，她是天山百货商店营业员。
雨中行经常说的“缘分”是存在的。如果那天我不是上中班，我上午就不能去天山，我如果下午去的话，就见不到南山。她下午不在商店而是到公司去了，当年她经常去上级公司开会。
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十分沮丧。春天早已来临，黑夜中的四川路却闻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路旁所有店铺都黑灯瞎火、打烊了，本来就很少的行道树在昏暗的路灯下见不到一点绿色，暗处的树叶变成了褐色的噩梦。
隐忧
去“天山”
和那时所有“谈恋爱”的青年一样，我们的约会内容是荡马路、逛公园和看电影；不见面时就是通信，那个年代不可能“电话诉衷情”，那时只有公用电话或者工作单位电话。
“我问过南山了，她对国庆侬的印象不大好。”
当年的电影实在糟糕。样板戏都是号召斗争的、里面的人物永远不恋爱的。这种电影当然不看。至于阿尔巴尼亚电影和朝鲜电影这类“进口大片”，比国产片稍好一点，因数量不多，只看过一两部。所以大都是看记录片、科教片，有一部介绍火山爆发的外国科教片给我的印象很深。
雨中行回来了，一脸心事重重，她对我和胡伯母说：
我给南山寄了许多信。据她说见到我信上的字吓了一跳：“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1)以前她也收到过不少男性“粉丝”的信，个个字都比我好。不过她承认这些粉丝的信内容没有一个比我精彩。可见关键时刻内容比形式重要。
由于她走得突然，我没有思想准备，又是一个行动远远落后于思维的人，所以她走时我没有站起来，我站起来时她已经在过道边走边和胡伯母道别（她坐在桌子外侧，一步就到后间），雨中行送她下楼梯出去了，没人提醒我应该送送她。
有时从公园里出来，或者马路荡得久了，我总要请她上饭店或者点心店去坐坐，她总是谢绝；甚至建议到她提及比较爱去的南京路“喜临门”去品尝蛋糕咖啡，也不行。这一来钱是省了，但也有点担心——还和我保持距离嘛。尽管胡伯母叫我放心，说：南山就是这种脾气、勿欢喜让人用铜钿咯(2)、伊是热水瓶外头冷里厢是热额。那些日子我常到1304号去向老太太汇报，老太太已正式替代雨中行成为我俩的月老，毕竟她有无比丰富的人生阅历。
“辰光不早了。我路远呀。姆妈再会噢。”
有一件真正的烦心事。南山是“组织”的“培养对象”！虽说她是营业员，却不大站柜台，经常被调到公司去搞“运动”。什么“清队”、“一打三反”她都参加专案组；近来老是在公司政宣组帮忙，什么时候她入了党，就要“以工代干”脱产当干部了。而我是一个“准贱民”，她能接受我吗？
第二根羽毛“风趣”展示完毕，我打算进入文学话题，这是本人自认为的强项。所以将要亮出的羽毛就叫“博学多才”。此时谈话已被我完全主导，不愧为当年查理所封的“沙龙骑士”。我刚刚把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话匣子打开，才起了个头，忽然南山起立告辞，边对大姐告别边走出去，于是雨中行也跟了出去。我听到后边老太太的声音：“走啦？再白相一歇好来？”
隐瞒真相是不可能长久的，也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是告诉她一切的时候了。
在谈天说地中，我“不经意地”透露鄙人是学物理的大学毕业生，大凡女生见到物理课都有点望而生畏，这就是我亮出的第一根羽毛：“聪敏”，太笨的人物理专业毕不了业。当然不能吹麦克斯韦方程、测不准原理之类的专业内容，否则，不仅听众会昏昏欲睡，弄不好还被人认为是一个“书蠧头”。所以接下来我聊的全是工厂里的好笑见闻，不仅雨中行被逗笑了，南山也笑了，正好我转过身去，见到了她的笑容：好一口雪白崭齐的贝齿。我还注意到她穿的是深藏青色两用衫、里头是一件红白格子衬衫（后来知道这叫作朝阳格，当时是很时尚的），又雅致又得体。
峰回路转
雄鸟为了吸引雌鸟会展示自己的歌喉和羽毛，尤其雄孔雀见了自己中意的异性会开出绚丽夺目的彩屏，所以聊天就应该是我“开屏”的过程。此时的我已非当年吴下阿蒙（见前文“邂逅”、“恋爱岁月”），在漂亮姑娘跟前再不会怯场，照样谈笑风生。
这天晚上我从南山家里出来，没有忘记和她的老爸道别，他对我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已经视我为“毛脚女婿”了。南山送我去乘21路公交车，当我们走到愚园路车站时，我请她再陪我走一段，说有重要事要告诉她。
雨中行坐在我们对面，背对西窗，聊天在我们3个人之间进行，老太太退出了谈话圈子，不知隐身在哪个角落里。
暮夏的愚园路人迹稀少，显得十分幽静；高大的法国梧桐沉默无语，和南山一道倾听我的心声。我从安大的饥饿经历一直讲到“文革”中我为何被批斗，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审查结论和当前处境都告诉了她。她一言不发，只是听着、听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北京西路泰兴路了，我终于讲完了。灯光下我看到她的脸发白，但眼里却充满了怜惜和同情。
危机
车子来了，她轻轻地提醒我：
姑娘在桌子外侧坐定，脸也对着西窗，她已经猜到今夜的主题了，所以显得拘谨，略带一点矜持。我转过脸看了她一会儿，见到了一个秀美的侧面：长长的眼线、端正的鼻梁、微微上翘的嘴唇和天然微卷的秀发；当胡伯母端上一杯茶时，（难得的待遇）她有礼貌地站起来，身材又高又苗条。鄙人才1米70，对我来说，她是高了点。
“侬好上车了。”
“迪位是阿拉一个亲眷，南山。”
一连3天我都在紧张、不安和期待中度过，在家里还哼起了一段京戏：“一天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
“南山，迪位是阿拉的老朋友国庆。”（升级变老朋友哉）
突然，我接到了传呼电话，叫我到1304号去。刚好这天是厂休有空，我立即赶到1304号，见到了满脸春风的胡伯母。老太太一见我就开了一句英文，是好消息的意思。她告诉我，南山来过了。南山那天夜里哭了一场，但她还是决定和侬国庆好下去。
等的时间不长，人就到了。姑娘对老太太、雨中行亲热地嘘寒问暖，又提到贵阳姐姐什么事，一阵欢声笑语过后，雨中行替我们介绍：
“伊还讲伊会得管牢侬，不让侬再闯祸！”
当我从四川路拐入“一线天”时，不经意地望了望狭窄的夜空，竟然见到了一颗闪烁发光的星星。大概是幻觉吧。我进了1304号，和雨中行、胡伯母交谈了几句，就在桌子里侧的椅子坐下，脸对西窗，等待姑娘的到来。
我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从那时起南山的命运就和我紧紧连在一起了。
然而雨中行并没有告诉姑娘今夜的主题。她不知是写信还是打公用电话要姑娘来1304号白相，“姆妈想侬来”。雨中行一直认为男女初次会晤必须很自然，她不喜欢一本正经替人做媒。
能不能结婚
相亲是对我而言。我完全清楚今天晚上要和一位可能成为我终身伴侣的姑娘会面。她的来历我也完全清楚，她是胡伯母贵阳儿媳的妹妹，在百货公司工作，这些都是胡伯母原原本本告诉我的。雨中行特别强调，她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大姐永远是把人的文化素养摆在第一位。
1972年秋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花前月下”的秋天。和所有热恋中的青年一样，相见时感觉时间怎么那样快！不在一起时日子怎么如此漫长？
相亲
我记得南山第一次来我家的情景。那天是我生日，我母亲做了好多菜等她来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在这之前母亲逢人就讲今晚儿子女朋友要上门，所以南山来时，我家的左邻右舍都出来“恭候”，甚至我们用餐时也会有人借故进来张望。母亲很喜欢我女朋友，她希望我快点结婚，越快越好。
1972年春天一个晚上，我去1304号。雨中行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她们要安排一次会面，让我和一位姑娘相识。“她们”包括胡伯母，大概人是雨中行先想到的，胡伯母十分赞成。（陪老太太聊天是有回报的——未婚男性注意了）雨中行讲了点姑娘的情况，胡伯母作了长时间的补充，听得出她是很喜欢这位姑娘的。
秋天很快地过去了，冬天是谈婚论嫁的季节，我们俩开始筹划结婚的事。登记结婚必须先要到工作单位去开证明材料，对南山这当然不是问题，而对我恐怕就是麻烦事。我虽然在玻璃厂已经待了一年半，但人事关系还在学校里，本来听说早就要转到工厂了，不知什么缘故拖到现在迟迟不动，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到学校去开证明。他们会开给我吗？
雨中行大姐虽然一直未婚（不知是否恋爱过——不便打听），对朋友们的终身大事却很关心。当时我就知道：囡囡和青云、查理和芬芬还有谁都是雨中行很自然地促成的。尤其是查理如何结识他的太太我更是记忆犹新。当芬芬姐妹俩第一次来1304号时，大家在雨中行的带领下向芬芬“隆重推出”一位杰出男士查理（该杰出男士因远在宝山某校任教未能出席），我煞有介事地告诉芬芬：由于查理音乐上造诣太高，人称“宝山音乐之父”。
一个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登场了。
1971年夏天，我从干校农场回到市区“战高温”之后，我常去1304号，也无需别人陪同。如果雨中行去上班，家里只有胡伯母（小辈统统在外地），就听听老太太开讲旧上海二三十年代的奇闻轶事。这才了解老太太是位风趣、健谈的人，知道的事真多，对京剧也相当懂，绝对内行。
这天厂休，我请来的一位朋友正在替我油漆旧家具，准备结婚派用场。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不认识的留平顶头的中年男子，自我介绍是学校工宣队的，找我谈点事。
外人到1304号很有点到家的感觉，那里的气氛轻松、自在，完全是主随客便。不是像到有些人家去拜访：主人十分客气，上茶冲麦乳精（上咖啡是1980年代以后才流行开的），于是客人规规矩矩坐好、小心翼翼聊天；有时主人留你用餐，特地多加两只菜，弄得你边吃边懊恼——忘了买点水果之类的礼物来，失礼了。在1304号绝无这般虚套，你去了不一定给你倒茶（尤其人多之时），但口渴了你可以自己去找个杯子倒水，在1304号吃饭一点不拘束，主人吃啥你吃啥。
没等我开口请坐，他径直找了一张旧沙发坐下。对我奉上待客的茶水视而不见，自己摸出一支烟点上，然后讲了来意。他讲，根据中央精神，大学还是要办的；不仅在干校的教工要回来，你们这批在工厂战高温的人也要回来，包括你这样（他停顿了一刻，显然在斟酌字句）——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人，也要回校，以发挥你们的专长。
“宾至如归”
这是好消息。在谈话中我知道了他姓李，是不久前来学校的工宣队员，目前是学校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于是我不失时机地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能未卜先知，我应该大拍雨中行的马屁。她就是未来改变我命运的人。因为她的牵线搭桥，我结识了我的太太。
“李师傅，像我这样的人能不能结婚？”
母亲大人的话一点不错，我第一次到四川北路1304号是跟海豹、查理去的。从北往南过了武进路，经过几家店铺，突然拐进了一道裂缝——这里头有住家？老实说，从武进路到海宁路这段四川路我走过无数次，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条夹弄。天空一下子变得无比狭窄，又一下子无比黑暗，我糊里糊涂跟着他们进了类似门的什么空间（是门应该有锁、应该敲门，却一概全免），上了吱嘎作响的楼梯，楼梯尽头豁然开朗、大放光明。我见到了多多猫（从崇明农场回来度假。那时她和海豹去崇明不久）、洞察人间一切世事的胡伯母、笑容可掬的雨中行（她那天休息没有上班）。
他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还想了一会，然后开口：
“晓得的，没有妈我国庆人都没得！好了吧？”
“既然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嘛，可以结婚。”
“没有我你朗格认得我同乡的儿子海豹？朗格认得盖（介）绍人？朗格认得你老婆？”
我高高兴兴地送李师傅下楼，到门口时他叫我不要送了，临走时还说了一句：
说是“新朋友”，其实有的朋友很早就认识。海豹的妈妈和我母亲同属四川路上的“四川帮”，都是四川老乡。所以，1950年代当海豹兄妹还是小不点时我就熟知他们；查理则是1967年在海豹家中结识的。所以，尽管母亲大人托人替我介绍女朋友均未成功，在我结婚前夕她仍很得意地提醒我：
“你要结婚开介绍信，来组织组找我好了。”
我和老同学老朋友都不来往了，一来是免得连累他们，二来是担心这些老的人际关系已在“组织”的掌控之中。然而鄙人决非“安分守己”之人。我的生活里出现了许多新朋友，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但仍然和我走得很近，他们就是查理、海豹和他的女朋友多多猫、海豹的新疆老同学（学长）4d、阿栾。正是他们，使我在严酷的岁月里心智得以健全，没有丧失思维的活跃和沟通能力。
（“文革”期间学校人事处和组织部合并，称“组织组”）
“敌性内处”的经典解释是：帽子拎在“群众手里”，随时可以给你戴上。我头上悬着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处处小心，“夹紧尾巴做人”，以防从准贱民到贱民这种灾难发生。
登记
四川北路1304号
我和南山商量好，在同一天去单位开结婚证明，然后马上去登记。
邹阿姨和我母亲都是四川人。
南山是到天山百货商店的上级单位区百货公司去开证明的，她和公司所有干部都很熟，一个人事干部什么也不问就把证明开给了她，还笑着说：你到公司来发喜糖别忘了要多发一包给我啊。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培养对象”会选一个有问题的人。
倒也碰到过一位不计较我政治问题的姑娘。她是一个会计，不过我实在对她没有感觉，接触两次就算了。介绍人是母亲的老朋友邹阿姨，她为此很生气，对母亲发了牢骚：“国庆这个样子了，还要挑三拣四，要不得！”
我碰到一点麻烦。当我步入学校组织组办公室时，李师傅正在和人谈话，那人也是去“战高温”的教师，自然不便打扰，我去了里边一间，但我知道李师傅已经看见了我。里间办公桌旁坐着老赵，“文革”前他就是人事干部；这种1950年代靠历次运动入党的人多数心眼很坏。没法子啊，他是做具体工作的，开介绍信、开证明是他的专职，只能找他。
我到了玻璃厂我母亲很高兴。她认为我人在上海市区了，能找到女朋友了，于是到处托人替我介绍对象。我远不如母亲乐观。这年头姑娘找对象要考虑对方的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人寻女朋友都会遇到阻力，何况我本人还倒过霉呢。
当我说明了找他的原因时，他惊讶地抬起了头：
定案之后，我就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市郊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半年后又随学校大部队去了奉贤和南汇海边的农场“五七干校”务农。这样矛盾就来了：学校广大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但他们毕竟算革命群众啊。我等没有群众身份的人也混在群众里一道干活，岂非不太公平？于是学校工宣队找到了一个以示区别的机会，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送去“战高温”，算是清除出学校——上层建筑——了。
“你要开结婚证明？”
“小集团”成员大都是安大的老同学，牵连面很广，最后倒霉的人却不多。在安徽工作的田振义兄作为“小集团”的头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和初人兄被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定为“反革命性质、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俗称“敌性内处”；工大的一位同事老高，是交大毕业的“摘帽右派”，不幸却因和我们走得很近而重新被戴上了帽子。
没等他把刁难我的理由说出口，我立刻说已向李师傅汇报过了。老赵一溜小跑到外间，我也跟到门口，看见老赵弯着腰向李师傅请示（李师傅坐着）。李师傅说了一句什么，老赵依旧点头哈腰说了一些，李师傅不耐烦地大声命令：
我原本是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的物理教师，在“文革”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被“清理”出来，“隔离审查”了10个月——也就是关了10个月。“罪状”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污蔑三面红旗（造谣说安徽农村饿死过人）；另有一条罪状是认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不能反修防修，“反而会加速修正主义的到来”。这条罪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反革命纲领”。
“开给他！”
坎坷的根源
老赵一声不吭地回到办公桌边，铁青着脸但很爽快地把证明开给了我。只是在给我开证明时厉声说道：“你的情况告诉了对方没有？不讲你自己要负责啊！”
这是1995年12月为吾妻四九华诞（虚岁50）而作。
我回答我已经告诉对方了，立刻走出里间；当我经过外间出门时，李师傅仍在专心致志和人严肃地谈话，我为了不打扰他，就走了。
走完这人生的旅程。
1973年我回到学校时，李师傅已经调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工厂派来的。李师傅，我欠你一句：“谢谢！”对于你，也许只是举手之劳，正是你的举手之劳改善了我的命运。你是我命里的“贵人”！
你会继续伴着我，
当天下午我们就去街道办理结婚登记。说来奇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横扫了一切法律（包括宪法），婚姻法却岿然不动。所以从1972年12月22日我们拿到结婚证之后，我们就是合法的夫妻了。
现在是下山的光景；
一式两份的结婚证上，右页盖有“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革命委员会”的公章，左页的语录赫然在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就预示了：南山的大麻烦要来了。
我们更要互相搀扶，
黑云压城城不摧
如此靠近。
那年头结婚证还兼买家具证明的功能。新婚夫妇凭新开出的结婚证可以到家具店购得木床、大橱或五斗橱（二者只能选一）及木椅之类（一年之前的结婚证明还不管用，必须近期的）。要想多置家具，只有自己想办法弄木材请人打造，所以当年业余木工、油漆工大行其道。我们购置了一张床和五斗橱、两把椅子，商量好在1973年2月5日春节年初二举行婚礼。
你的心还是和我
1973年元旦刚过，公司领导找南山谈话，开给南山证明的人事干部也哭丧着脸坐在旁边，显然挨过批评了。领导一上来就告诉她：你上当了！你知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背景？他是一个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组织上已经去他单位查过档案。你办了登记手续没有？当南山回答已经登记过了时，领导几乎跳脚。（反革命分子狡猾狡猾的！）他又批评南山：这几年组织培养你不容易；你也参加过专案组、审查过坏人，怎么阶级斗争观念这样差。我们正考虑把你正式调到公司来，你这个样子我们多被动。
走过了大半的路程；
第二天公司开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上仍有南山。她坐在台下不上去，大会主持人在麦克风前喊：南山同志呢？南山同志请上主席台就座。南山却溜出了会场。
你陪着我
公司领导继续找南山谈话，“苦口婆心”地对她进行“教育”。要她“回头是岸”，撤消婚约！至于如何取消，组织上会有办法的，只要她同意。又表示，组织还是信任她的，对外会保密的。南山的回答是不撤消婚姻，还说了一句让领导大失所望的话：“我觉得伊是好人！”
交相辉映。
南山单位怎么会“事后诸葛亮”地去我学校调查？后来听说是在开证明好几天后，学校有人给长宁区百货公司打电话通报情况。老赵在给我出具证明时问过我对方单位，这是必需的例行公事，要写在证明上。打电话的人十有八九是老赵。
瑰丽的晚霞和你的白发
过了几天南山接到通知，要她到区委区革委会去，区有关领导要找她。
我们却不再年青；
接见南山的是一位戴眼镜操北方口音大约40多岁的女领导，和颜悦色中透着点威严，一看就知道是老干部。她说了许多道理：她说我们党是主张自由恋爱的，但一定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一定要讲阶级、讲阶级斗争！你的成分是好的（南山父亲是工人），过去的表现也是好的，为什么要和一个政治上没有前途的人结婚？当然你们单位也有责任，对青年阶级斗争教育没有抓紧，你的问题讲到底就是两个阶级争夺青年的斗争！我们如果不管，就是路线问题！
路渐渐地变得平坦，
南山一直沉默不语。女领导忽然想起什么，把声音放轻：“你是不是和那个男的有事了吧？这里没人你说好了。”
都是一洼艰辛。
南山红着脸回答没有。女领导很满意，她说看来你这个小同志还是比较严肃的。
每一个脚印啊
你考虑过没有？要是你和他有了孩子那也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领导上为你考虑希望你做到两点：一、解除婚姻。男方不同意没用！我们会出面解决。二、断绝和男方来往。你看行不行？
跳过了危险的陷阱，
沉默的南山终于开口：“不行！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绕开了苦难的沼泽，
谈话不欢而散。
轻轻地走进了我的生命。
结婚
你带着鲜花和绿叶
不听“组织”的话，其后果可想而知。南山从此天天在天山百货商店站柜台，“以工代干”的门永远对她关上，她再也去不了公司，永远是一个普通营业员。但是我们的婚姻保住了，尽管发给我们结婚证的江苏路街道属于长宁区管辖，长宁区委和区革委会不能追回结婚证或者判定我们的婚姻无效，毕竟还有婚姻法。
伴随着青翠山谷的清新；
5年以后，学校给我平了反。此时南山已经调到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家百货店。应她的要求，学校不仅把平反通知书寄到她现在的单位，还发给了她老单位长宁区百货公司。她说，就是要让老单位那些人知道：她嫁的人是好人！而他们的判断是错的！虹口百货公司的领导找南山谈话，大大地赞扬她一番，夸她有眼力，找了个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知识分子。（平反书上认定我“‘文革’中因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不过南山满足于相夫教女，对自己的“仕途”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了。
一阵温暖的南风
1973年2月5日晚，在我家摆了两桌酒席，算是婚宴，参加的是亲戚长辈还有“月老”胡伯母；同时在南山家有五六桌婚宴（连吃3天），岳父大人嫁宝贝女儿大力地操办了一通。2月6日晚，我们请朋友来家随意地吃了一顿晚餐，来的人有“红娘”雨中行，还有查理和芬芬姐妹、多多猫和海豹、小丁和一对画家夫妇。
两旁是沼泽和陷阱。
虽然南山在长宁区百货公司熟人如云，她却不发喜糖。有许多同事知道她结婚却不敢向她讨糖（怕领导不高兴），只有那些特别要好的大胆同事向她祝贺时，她才悄悄发糖给她们。我所在的玻璃厂就不同了，熟的不熟的人都来向我道喜讨糖，不仅是老王、傅师傅、徐生浩、小张、小顾、邱师傅、老杨、各位高温美女、高师傅，甚至大组长夏师傅和其他师傅我都发了糖。那几天车间里真是喜气洋洋。
眼前的天空阴暗、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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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孤身一人，
(1) 哪能迪个大学生字介蹩脚：沪语，这个大学生写的字怎么这么差。
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
(2) 用铜钿：沪语，花钱。
序